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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签订孙越联合宣言后，并在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的要求下[1]，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但在1927年发生分裂。对于此次分裂的原因，国民党认为，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按照孙越宣言中的安排，应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实现国民革命，但中共力图破坏国民革命，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并在北伐光复南京后发动暴动，因而引发国民党清党；共产党则认为，三大政策（或称新三民主义）的亲苏联政策的施行是国共合作的重要基础，国民党右派抛弃联俄容共的三大政策，导致革命的失败，中共方面为了坚决拥护三大政策，不得不向国民政府进行反击[2]。
1927年分裂之后，两党进行了武装对抗，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被迫与共产党联合抗日，为日后内战埋下隐忧。至1946年内战爆发，直至1949年共产党在北京建立其主导的中国大陆政权。1950年后，国民党完全失去对中国大陆的控制，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长期奉行反共的政治意识形态，此后双方进行了多年的武装对峙，并在国际层面上争夺对中国的代表权。在台湾实现民主转型、2000年首次国民党失去执政权后，转为改善与共产党的关系，2005年两党领导人首次会面后，两党关系成为海峡两岸关系中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联络渠道之一[3][4]。
国共创党初期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大幅提高。1878年，日本设立直属于天皇的参谋本部，执掌用兵、作战等军令事务，内阁无权过问，由此确立“统帅权独立原则”[5]，标志着日本正式迈向军国主义[6]:102。1889年，《明治宪法》规定天皇总揽统帅权。1900年，规定内阁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由现役武官专任，直接向天皇负责，不向内阁总理大臣（首相）负责。日本将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称为“满蒙”，加上日本1910年通过《日韩合并条约》吞并了朝鲜半岛，日本在东北亚获得了进一步侵略中国的跳板和前沿基地[7]:42。
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
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3-1927)
第一次国共合作发生于1920年代。开始时，中国国民党与新兴之中国共产党合作，后因与中国共产党政见分歧，中国国民党旨在建立由中国人独立主政之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而中国共产党旨在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可调和，加上不愿其他党派扰乱当时混乱局面，所以采取排共政策。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反帝反封建”，要与中国国民党合作，组成“革命统一战线”。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二大提出实行“党外合作”（即所有合作均不涉及党内事务），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马林却倡议实行“党内合作”（即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把中国国民党改造为各革命阶级联盟。当时得到中国共产党接受。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时期。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得到孙中山同意，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往孙之桂林大本营停留9天，与孙三次长谈，广泛接触中国国民党其他领导人。之后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中国国民党合作。
1922年9月，经张继介绍，孙亲自主盟，陈独秀、李大钊等先后正式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或称孙越宣言，文中言明“共产制度不适用中国、苏抛弃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与特权、东北铁路问题由中苏双方协商解决、苏无意使外蒙脱离中国因此驻蒙苏军不必立即撤出”，开始联俄容共。2月，派廖仲恺与苏联谈判，8月又派蒋中正到苏联考察军事。10月，共产国际派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为顾问，负责改组国民党。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并与中国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20日至1月30日，孙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联俄容共方针，选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1/4。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
会后，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之中国共产党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等。随后，中共假名合作而于国民党内部进行分化与发展，之后国民党内所谓的左派右派称号也是中共分化之下而来。
军事部分在苏联援助下，1924年5月在广州黄埔建立黄埔军校。蒋中正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黄埔军校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并重，参照苏联军事制度，注重培养爱国思想和革命精神。成立黄埔军校，为国民革命军奠定基础。
国共分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加速了中共的发展。但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派阀蜂起，国共合作逐渐出现动摇[8]，苏联加速透过中国共产党分化国民党[9]。6月23日沙基惨案（沙面事件），省港罢工会本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领导，但实为共党所主导，8月20日廖仲恺被暗杀，苏联顾问鲍罗廷指称反共的右派领袖胡汉民涉嫌主谋而迫其下台。1925年11月23日，谢持、邹鲁等中国国民党元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分共。
1926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蒋二次东征结束回粤提出北伐，汪精卫表示赞成，鲍罗廷则无异议，否认西山会议，谢、邹等人被开除党籍，但不久后北伐计划突然遭苏顾问季山嘉拒绝，二月、三月也都被拒（这导致了后来的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也配合苏联抵制北伐（蒋汪之间的私下谈话很快就被季山嘉得知可见）。3月，发生“中山舰事件”代理海军局长的共党党员李之龙矫令将中山舰自广州开回黄埔装满燃煤，并于隔日开回广州图谋不轨，20日清晨蒋介石清除国民党内共党分子，并让国民党拿回军政大权。5月，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限制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任职比例，鲍罗廷亦表示同意配合，这时才让北伐成为可能。7月北伐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地位快速上升。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内及军队政治部发展，中国国民党内矛盾逐渐增加。
1926年10月，湖南、湖北发生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一切权力归农会”。当时，毛泽东代表到湖南了解情况，并写下《湖南农民运动研究报告》。报告赞扬农民的群众运动，指出“矫枉必须过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做文章……”、“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中共湖南区委在1927年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的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3月10日至17日)后，其执监委暨候补委员八十名中，共产党员约居三分之一，亲共之左派亦居三分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各部部长暨其秘书，中国共产党员亦占一半以上，至此国民政府已由苏联顾问与共产党势力全权把持。[10][11]鲍罗廷并在武汉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暨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凭借掌握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左派进而取得政治主导权，以所谓“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打倒新军阀”为理由，于1927年3月10日，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通过了“统一革命势力”、“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等反蒋方案，随即在蒋中正北伐途中剥夺了蒋的主席职务，将其降为普通委员。[12]。蒋在南昌发表《告黄埔同学书》，表明不接受该决议。面对亲苏势力倒蒋，蒋中正决计和共产党断绝关系，于是同刚刚回国的汪精卫商讨发动清党工作，驱逐苏联顾问，同共产党决裂。汪精卫提出避免过激的解决办法，建议蒋亲自去武汉规劝说服共产党，把国民政府和党部迁到南京。
1927年4月初，中国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开会，会上提出“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汪精卫回国后，以中间派出面领导武汉政府。4月6日，张作霖在得到公使团同意后，派遣中国军警突袭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了在内躲藏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向外界公开查获的共产国际发来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的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证实苏联全面指挥颠覆中国政府运动。[13][14]。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则强烈谴责中国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称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的工具”。4月12日，中国国民党右派及蒋中正正式与中国共产党决裂，先后在上海、广西、广州等地搜捕中国共产党员与苏联要员，中国国民党称为“清党”。4月18日，南京成立国民政府，汪兆铭则不同意清党，南京与武汉一度分裂（宁汉分裂）。南京国民政府发令通缉中国共产党要员约二百人。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斯大林在事后坦承以中国共产党来分化国民党为错误之举[15]。
第一次国共内战 (1927-1936)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中国国民党的第一枪[16]:4922。全面摊牌，进行武装暴动。国共第一次合作至此破灭。中国共产党几天后败逃，随后数月先后在湖南、广东、江苏及浙江等地推行暴动，均告失败。9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秋收暴动失败，率残部进入江西及湖南交界之井冈山建立根据地。
1928年济南惨案，中国军民6123人罹难，1701人伤残，蒋介石却下令北伐军“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伐[17][18][19]。最后，在蒋惩办参战主要中国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20]:740-742。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朱毛会师后不断发展壮大，在湘赣粤闽等地建立起多个“苏区”[21]:50。
当时国民革命军北伐，随后在1929年爆发蒋桂战争及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无暇顾及中国共产党之发展。1929年，中华民国与苏联在东北之中东路事件，东北军损失巨大，张学良签订《中苏伯力会议议定书》。此举暴露中国东北军外强中干，日本关东军有信心在东北采取行动。
1931年起，留俄国际派掌控中国共产党大权，观念和目标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状况，仍然高倡无产阶级革命，企图占领都市，继而使各省独立[22]。1931年11月7日，中国共产党于苏联国庆日在中央苏区创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23]。
中国共产党得以喘息及扩张，1930年在赣南，闽西及湘，鄂，豫，皖等边区建立苏维埃区，并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一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两党进入围剿与反围剿阶段。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12月，共产国际指示，谓推翻中国国民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之民族革命战争之先决条件，必须发展罢工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号召士兵与民众，联合反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24]:620。1932年1月，蒋介石称“抗日必先剿匪，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以攘外，剿匪以抗日”[25]:121。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26]。
1933年10月，国民政府动员近100万国民革命军围剿中国共产党控制之农村根据地，迫使中国红军向陕甘宁边区长征。11月22日，由陈铭枢等中国国民党党内反蒋左派发动闽变。12月3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军事领导人会议，讨论是否要派兵支援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会后因十九路军曾参与第二、第三、第四次围剿，中共中央12月5日决定不支持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27]:65-68。
1934年1月13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被国民政府平定[28]，存在仅53天[29]。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围，展开二万五千里长征，一年后抵达陕北，剩下一万多兵力。中国国民党派张学良东北军到陕西，继续围攻。
1935年中共北平临时市委的彭涛等人通过“北平学联”发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30]。目标之一就是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31]。
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7-1945)
第一次国共内战期间，苏联对中共指示应联蒋抗日。国民政府采安内攘外方针，也遭到中国地方军阀的反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挟持蒋中正，国民政府被迫放弃对内统一的政策，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中国国民党在面对日本军事步步逼进，在抗日情绪高涨的压力下，蒋中正也对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作出调整，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商讨共同抗日。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蒋中正对进行中之中日外交谈判采取了强硬态度；调整了对苏联之政策。与此相联系，蒋在1935年11月提出“打通与共产党的关系”。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32]比“八一宣言”又前进一大步。[33]指示信认为中国社各阶级政治态度和1927年时“大不相同了”：广大小资产阶级、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及一些中国国民党军官政客也反蒋反日；一些中国国民党将领不愿当亡国奴和日本走狗，又为士兵群众威胁，要另图生路[33]。总之“目前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大大的扩展了”[33]。指示信提出：党之策略方针是广泛之统一战线[33]。全党要充分认识：“不管什么阶级（从工农起资本家止），若果他们不愿做亡国奴，愿尽一点救中国的义务，中国共产党愿与之联合以同策谋抗日反蒋行动”；“不管什么党（从生产党至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止），若果他们愿意做任何反日反蒋的活动，有一点救国救亡的情绪时，中国共产党都愿意很诚意诚恳的与之统一战线以共同担负起救中国的责任”[34]。
在此情况下，从1936年初开始，国共两党间打破长期对立僵局，通过多种渠道，双方派出代表，进行秘密接触。中国国民党要求“合作抗日”与中国共产党沟通，互相了解，为两党正式谈判开辟道路。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等七人被国民政府逮捕。最后，中共派周恩来到西安与中国国民党商解决问题，在宋子文、宋美龄斡旋下，蒋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而获释，国共两党表面上联合抗日，成为日后影响中国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关键因素之一[35]。中国一切阶级都日益认识到，进一步对日本屈膝妥协，对中国一切阶层都将意味着毁灭[36]:11。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亲自到西安指挥剿共之机，发动西安事变，对蒋“兵谏”，震惊中外[37]。蒋最终在宋美龄、周恩来斡旋下获得释放。中共在西安事变后乐观认为：“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之局面。”[38]:37最终在苏联介入下中共暂缓抗击国民政府，使国共两党间长达10年之内战基本停止，使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政府加强控制西北。
由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造成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得以复苏，早于1937年2月，接受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收编[39]。2月9日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代表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等地举行6次谈判。经过7个多月反复商谈，中国共产党同意结束分离主义、暂缓阶级斗争运动[40]:217-221。
8月6日，日军占领下的北平政府成立后，8月20日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解散[41]。8月20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召开洛川会议，确立中共抗战方针[42]:32：“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43]同日，毛泽东则命令八路军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义部队作战，却事后透过无线电告知前线指挥官，早先命令纯粹为宣传，事实上八路军应尽量放慢移动速度，“每天移动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军三天，休息一天。”[44]8月22日，发布收编投诚之中国共产党命令如下：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辖3个师，其兵额为20,000人[39]。军事委员会并指定第八路军列入第二战斗序列，归阎钖山指挥，开赴晋北作战[39]。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45]陕甘宁边区政府则由林祖涵与张国焘充任正副主席[39]。
9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将中国共产党军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46]。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计4.5万人，上设总指挥部。国民政府通过“根绝赤祸案”，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停止军事剿共，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拨发军饷。
9月22日，国民政府发表中国共产党共赴国难宣言[46]。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提出“为进两步而退一步”之四项诺言如下：（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一切以暴动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39]。中国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新四军成立，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任参谋长，司令员为陈毅、张鼎丞、张云逸（兼）、高敬亭。9月23日，蒋委员长发表谈话，盼中国共产党真诚一致，为御侮救亡而努力。[46]蒋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宣布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至此，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上完成。9月山西爆发太原会战，至12月中华民国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撤退到重庆。随后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下令“南京大屠杀”，杀戮最严重的是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37]。南京大屠杀持续数月，杀害中国平民和战俘30万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万人以上），借此打击中国民众士气。早在1937年12月，李服膺因为从阵地上撤退在山西被枪决[36]:122。
1938年1月，中国召回驻日大使[36]:119。1月16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宣读决定：“日本政府不承认国民政府作为调整中日关系的谈判的另一方，而要通过军事行动推翻那个政权，以期出现一个新的中国政权，作为这种谈判的一方。”；国民政府重申长期抗战之决心[36]:119。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中国政府作战中心迁往重庆市继续抵抗[37]。5月10日，日本海军占领华南福建沿海厦门市[36]:174。日本军事预算已达40亿日圆，5月21日，德国军事顾问从中国撤走[36]:176-177。6月至10月的武汉会战，是1944年以前，中国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军达30多万人，国民革命军达110万人。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双方进入相峙阶段。会战中，侵华日军损失近20万人，由此丧失战略进攻能力。中国军队大部分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桂系主力）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10月25日，湖北重镇武汉三镇相继陷落。日军在占领武汉和广州后，转入休整，因战线拉长，无力作进一步大规模战略进攻。由于绵延上千公里的战线以及后方游击队等因素，日本对中国采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扶持汉奸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权[47]。
日本将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部分义务由中国分担，透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调停（详见陶德曼调停），藉以从侧面诱导国民政府和谈，并承诺和谈成功后废除在华不平等条约，归还租界[37]。然而在内面临战局不利外受到列强压力的困局下，蒋中正对抗战始终未有动摇，坚持抗战到底，其夫人宋美龄亦以三国时期之赤壁之战曹操劝降孙权为例子，劝告蒋切勿听信日本人，而务必坚持民族大义[37]。日本占领中国大片国土，并继续施行“以华制华”的策略，建立汪精卫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则以中国西南地区为大后方抵抗。期间日本对中华民国战时首都重庆大轰炸。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各国放弃将法西斯国家力量引向苏联的企图，支持中国国民政府抗战，反对中日和谈。1939年年底，日军开展“桐工作”，试图与国民政府接触求和，国民政府派军统局特工予以应付。然而，1940年6月22日，法国宣布投降，德国组织空袭英国，世界各地战况均有利于法西斯，中国这时也出现广泛悲观倾向。到1940年年底，和谈仍无实质性结果，日方最终中止了和谈工作[48][49]。
1940年起，有说法表明中共根据地开始从事特货鸦片种植销售，1942年鸦片收入成为中共边区经济最重要收入来源，1944年更达到总财政收入30％的规模，透过此类贸易赚得许多金子、法币等[50]:461-483[51]。美国驻华代办艾哲逊于9月4日在重庆以呈国务卿1541号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苏得邦谈话：“在山西共产党地区种植鸦片所得之金钱，用以垫支共产党的岁收，维持共产党发行的货币，和购日本占领区的商品……大部分鸦片似乎是在敌人控制的区域内出售或易货”[52]。中共以晋北及陕北鸦片栽种区域最广，并以武装部队护送[53][54]:41-117[55]:263-298，将鸦片统一收购运至耀县及柳林销售[56]:79-80，国民政府曾于1943年4月欲派内政部陕豫甘宁绥区烟毒检查团赴陕北调查，遭萧劲光拒绝[57]:1452-1455
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署《日苏中立条约》、《共同宣言》，其宣言内有：“……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58]:4681-4682。中国共产党表态全力支持日本与苏联对中国主权的条约[59]:8-9。4月15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声援两国条约，并重申日苏两国条约并未变更中国领土权，反而确保了两地的安全[60]。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部长发表声明，强调东北四省及外蒙均为中华民国之领土，《苏日共同宣言》对中国绝对无效[61]:757-758。
汪精卫政权则于1943年1月对英、美宣战[62]。1943年5月12日，日军为打通长江上游航线并摧破重庆门户而向湖北西部国民革命军守军发动进攻，最终没能打通从长江进攻重庆必经的石牌要塞。因此，石牌战役被誉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63]。
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在中国内陆取得豫湘桂会战的胜利。之后，华中日军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省南部重镇衡阳。1945年1月，从衡阳南下的日军与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64]。豫湘桂会战，日军以50万兵力投入到广阔的地区，竟使号称600万之众的国军损兵70万。战后，国军失守大小城市146座，沦陷国土20万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个，机场36个，而遭日军奴役的国民不下6000万人[65]:3-6。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日军虽然最终控制了华南交通动脉粤汉铁路并打通“大陆交通线”，但却无法保证其使用顺畅，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点更为突出。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动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3月10日，盟军发动密支那战役，至1944年8月2日，攻占密支那[66]。其中在松山战役中，日本一个联队称被全歼，被称为日本二战亚洲战场上的一次“玉碎战”[67]。
1945年7月16日，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美国总统杜鲁门乃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取得蒋中正同意，劝告日本投降。8月，国军收复广西全境，原本预定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无须实行。战后，中华民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参与创建了联合国并成为5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68]。然而战争结束后不久第二次国共内战即爆发，使中华民国在战后对日谈判中陷入不利境地[68]。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奉苏联明确指示与中国国民党共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合作。与此同时，中共陕甘宁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以解决自己的补给问题。
1935年，华北事变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引起国内和国际关系重大变化和各种政治力量重新组合。中国两个政权－－中华民国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策相应地发生变化。6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上海临时中央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必须与中国国民党进行协作，共同抗日。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奉苏联指示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国苏维埃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有力打击阎锡山军队。接着，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2月下旬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批判了中国共产党党内错误，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毛泽东又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之报告，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策略方针。
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69]。呼吁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70]。
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形势之进一步变化，又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书》，明确提出挟民意以胁迫第二次国共合作，组成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并把“抗日反蒋”口号改为“逼蒋抗日”。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国共产党放弃“抗日反蒋”，提出“逼蒋抗日”。[71]
中国共产党设立之边区政府、蒙古抗日游击队等不受国民政府指挥之组织，也逐步壮大。敌后战场大多为汪精卫政权的地方部队。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会议，随着日军攻占南京，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路线获得党内肯定，会议里纠正以王明为首，所谓统一战线团结抗日的右倾投降主义[72]。
1938年1月15日，根据中央政府特别授权，晋察冀边区政府在五台山正式成立，在山西、察哈尔及河北省共拥有10万游击队员[36]:66；同日，蒋视察华北前线，在洛阳会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36]:125。10月，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代表朱德提交国共两党举办抗日游击干部培训班的提议，并获得蒋中正同意。其后叶剑英、李涛等30多人代表中共军队前往执教。游击干部训练班共办7期，每期3个月，毕业学员共计5,659名。
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于日占区（沦陷区）攻城掠地，扩充中国工农红军，在长江流域建立闽西、赣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闽浙赣等主要根据地，游击区扩大到124县个以上。[73]
日本仅用少量资源即能引诱中国农工阶层加入皇协军队伍，创造出大量不同名义的与日协作军，在经济上也诱惑资本受损的中国资产阶级，向他们开放日军占领区的实业投资。面对这些因素，国民政府中开始不断出现“中日和解”的声音。日本态度转变引起欧美国家与中国注意，其中欧美研判第三次近卫声明的目标由中国转向苏联，行动将有助于各国的利益，与慕尼黑协定类似，希望将日本战火燃烧到苏联土地上，因而欧美各国开始向国民政府派遣游说团劝说，希望蒋中正在各方利益没有太大损失的情况下，与日本达成停战协议。受此影响主张与日本媾和中国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到达越南。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在战争最紧张时，被视作公开叛国投降，打击抗战士气。之后1939年发生“河内刺汪案”，蒋中正派出特务军统策划，企图暗杀汪精卫而不果。汪精卫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本开展秘密谈判。蒋严正驳斥，明令通缉。
1940年12月26日，日本东条英机陆军大臣和杉山元参谋总长提出“不要单纯考虑南方，要确立以中国和北方问题为主的方针”，于1941年5月发动中条山会战，以伤亡不到1万人的代价，造成国军5万多人伤亡，是抗战历史上中日双方伤亡最悬殊的战役之一。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发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复1941年前的根据地范围[74]:296-310。北京认为疆独三区革命是近代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专制独裁的阴谋[75]。伊宁市公园内有纪念疆独三区革命烈士墓与纪念碑，由毛泽东题词，并设立新疆三区革命历史纪念馆，占地6公顷。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恶化，兵力不足与运输船队遭美国猎杀使得战争物资紧缺；华北地区的资源生产遭到当地民兵与八路军连续不断的袭扰，绝大多数地区丧失了生产能力。此后，八路军、新四军发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复1941年前的根据地范围[74]:296-310。此外，中共还派出王树声进军河南，派出王震进军湖南，开辟新的根据地。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军粟裕开始苏中1944年攻势作战，发起车桥战役，之后又陆续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先后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0余处[76]。
自1937至1945年，国民革命军与日军共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1,117次大型战斗、38,931次小型战斗，消灭日军450,000余人；中国约有35,000,000人死伤，经济损失达6,000亿美元[77]。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仍然发生多次摩擦[来源请求]，但总体上说维持了一致抗日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亦发动多次敌后作战，对日本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牵制作用。
1945年8月，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协定》，随即在8月8日对日宣战，发动八月风暴行动，于8月9日出兵中国东北。此时日本关东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苏联红军则多达150万人投入到远东战场，双方装备悬殊。苏联对日作战1个多星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南千岛群岛和朝鲜半岛北部。苏军撤出后，将大批军火弹药交给中共军队[78]。8月15日，朱德并致牒英、美、苏驻华大使，声言国民政府无法代表中国接受日、伪军投降，唯有延安总部才有权代表参加受降工作，并称蒋介石为“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挑拨内战”[79]。
第二次国共内战 (1946-1949)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曾在美国斡旋下展开和谈。
1945年8月，新上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在美国大使陪同下到重庆与中国国民党展开会谈。10月，双方代表签定双十协定。1946年初，双方举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等协议。但和平被划破，双方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争夺统治权，展开内战。1946年6月国军围攻中共李先念部，被认为是内战全面爆发的标志。然不甚为人所知的是，虽然双方已全面开战，此时中共代表仍在国府统治区继续合法活动，如周恩来本人直到1946年11月都在南京且时常拜会国民党领袖和高层。直至1947年3月，国民政府命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担任谈判、联络工作的全部代表和工作人员立即撤回延安，中共官方认为，此次驱逐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府从此决意以武力而非和平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国共内战国府仅用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这一形式与中共开战，但自始至终从未明令讨伐中国共产党[80][81]，这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时，国民政府明令“消灭共产党”完全不同。
1949年1月，三大战役以国军失败结束。同月21日，总统蒋中正“下野”，国民政府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并派出以张治中为首之代表团于4月到北平和谈。会谈开始前，国民政府设想由国共组成联合政府，军事上划江而治，解放军不渡过长江。中国共产党会谈时，公布一个“四十三人战犯”名单，要求“国民党政府予以逮捕”[82]。不仅蒋中正、李宗仁，连第三方的张君劢、曾琦，和无党派的王云五也上了榜成为“中国国民党战犯”，共产党方面正式提法是“举国闻名的头等战争罪犯”，并未言其属何党派，后1959年及历次特赦中称之为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并无“中国国民党战犯”之语[83]。协议最后被国民政府拒绝。
4月21日，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于4月23日攻下南京。10月1日，中国共产党正式在北京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同时改变法统，未得将军令许可不准擅自还击。中国国民党则将中华民国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12月8日从重庆迁往台北，离开中国大陆，台湾海峡两岸开始分治对抗。双方军事对立：中国共产党意欲“解放台湾”，中国国民党主张“光复大陆”。1949年12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将日本发布投降诏书的8月15日定为“八一五抗战胜利纪念”。
现状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委员长叶剑英名义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取代过去“武力解放”，1982年中共单方面提出解决两岸分裂状态主张的《台湾问题白皮书》。
1987年，中华民国政府解严，允许台湾人民到中国大陆探亲。许多老兵回到中国大陆家乡探亲。两岸重新开放交流，避免再引起冲突。
1991年5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公告《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明确界定了中华民国人民区分为自由地区人民与大陆地区人民，而国民权利义务限缩成仅自由地区人民具有，形同冻结大陆地区人民的权利义务。
2005年3月28日下午，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率团抵达广州，正式揭开离开大陆60年的中国国民党访中国大陆行程的序幕。也正式宣告国共两党一泯恩仇、为推进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步向和平而展开平等性对话的开始。同年4月26日至5月3日，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在主席连战的带领下访问大陆，参访了南京、北京、西安和上海，并在北京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会谈。
200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开幕式发表首次政治报告，呼吁台湾当局执政党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和平发展框架和开放，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2020年10月6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于立法院会提出“政府应请求美国协助抵抗中共”和“台美复交”两项提案，立法院会无异议通过。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国民党有关人要明辨是非，不要做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事[84]。
- 1988年7月，中国国民党召开十三大，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致电李登辉，祝贺他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由衷期望贵我两党与全国同胞一道，为早日完成中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85]。这是中共首次致电祝贺国民党主席当选。
- 1993年8月，中国国民党召开十四大，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致电李登辉祝贺他连任国民党主席。
- 1997年8月，中国国民党召开十五大，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祝贺国民党十五大召开。
- 2001年7月，中国国民党召开十六大，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党主席连战祝贺国民党十六大召开。
- 2005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致电马英九祝贺他当选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复电感谢。同年8月，中国国民党召开十七大，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党主席马英九祝贺国民党十七大召开。国民党中央复电感谢。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致电连战，祝贺担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复电感谢[86]。
- 2007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致电吴伯雄祝贺他当选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复电感谢。
- 2009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致电马英九祝贺他当选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复电感谢。同年10月17日，中国国民党召开十八大，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以及党主席马英九祝贺国民党十八大召开。国民党中央复电感谢[87]。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分别致电连战、吴伯雄，分别祝贺续任担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分别复电感谢[88][89]。
-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祝贺中共十八大召开。中共中央复电感谢[90]。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分别致电胡锦涛、习近平，表示胡锦涛为改善发展两岸关系作出重大贡献，祝贺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习近平分别复电感谢。
- 2013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马英九祝贺他连任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复电感谢。同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召开十九大，中共中央致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祝贺国民党十九大召开[91]。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分别致电连战、吴伯雄，祝贺续任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吴伯雄分别复电感谢。
- 2015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朱立伦祝贺他当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感谢[92]。
- 2016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洪秀柱祝贺她当选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复电感谢[93]。
- 2017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吴敦义祝贺他当选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复电感谢[94]。
-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致电中共中央祝贺中共十九大召开[95]。中共中央复电感谢。国民党主席吴敦义电贺习近平连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复电感谢[96]。
- 2021年9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朱立伦祝贺他当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复电感谢[97]。
国共高层会面
2005年4月29日，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是60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首次会谈，称为第一次连胡会，又称和平之旅、破冰之旅。
2006年4月16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连战等台湾各界人士出席第一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胡锦涛对两岸关系发展提出四点建议，称为第二次连胡会。
2007年4月28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并共同会见参加第三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全体代表，称为第三次连胡会。
2008年4月12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萧万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亚洲博鳌论坛会面，称为萧胡会，又称融冰之旅。
2008年4月29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称为第四次连胡会。
2008年5月28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称为第一次吴胡会。同年6月便有首度的“江（炳坤）陈（云林）会”登场，同年12月，两岸基本实现直接“三通”。
2008年8月8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胡锦涛对连战前来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示欢迎，并再次对台湾各界支援大陆同胞抗击四川汶川大地震表示衷心感谢，称为第五次连胡会。
2008年11月21日，台湾方面代表连战与中国大陆代表胡锦涛在秘鲁利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胡锦涛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正从局部向全球蔓延，两岸更应加强沟通，积极推动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努力化挑战为机遇，称为第六次连胡会。
2009年5月26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称为第二次吴胡会。隔年6月29日，海基、海协两会完成ECFA的签署，开启两岸经济合作的新阶段。
2009年11月14日，台湾方面代表连战与中国大陆代表胡锦涛在新加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胡锦涛表示希望争取年内启动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协商进程，也要为今后共同破解政治难题积极创造条件，称为第七次连胡会。
2010年4月29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面，连战等台湾各界人士出席上海世博会开幕式，称为第八次连胡会。
2010年11月13日，台湾方面代表连战与中国大陆代表胡锦涛在日本横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称为第九次连胡会。
2011年11月11日，台湾方面代表连战与中国大陆代表胡锦涛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称为第十次连胡会。
2012年9月7日，台湾方面代表连战与中国大陆代表胡锦涛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称为第十一次连胡会。
2013年2月25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称为第一次连习会。
2013年2月26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面，称为第十二次连胡会。
2013年4月8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亚洲博鳌论坛会面，称为第一次萧习会。
2013年6月13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称为吴习会。
2013年10月6日，台湾方面代表萧万长与中国大陆代表习近平在印尼峇厘岛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称为第二次萧习会。
2014年2月18日，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会面，称为第二次连习会。
2014年4月11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与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亚洲博鳌论坛会面，称为第一次萧李会。
2014年11月9日，台湾方面代表萧万长与中国大陆代表习近平在北京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面，称为第三次萧习会。
2015年3月28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亚洲博鳌论坛会面，但是仅有5分钟，目标为让台湾参与经济整合及加入亚投行，称为第四次萧习会。
2015年5月4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称为朱习会。
2015年9月1日，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连战等台湾政界人士出席北京“九三”大阅兵，称为第三次连习会。
2015年11月7日，台湾领导人马英九与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加坡会面，是两岸分治66年来两岸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谈，称为两岸领导人会面。
2015年11月18日，台湾方面代表萧万长与中国大陆代表习近平在菲律宾马尼拉APEC领袖国宴上会面，交谈长达5分钟以上，随后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加入对话，是美陆台三方领袖代表的首度对话，称为萧习欧会或第五次萧习会。
2016年3月24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与中国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亚洲博鳌论坛会面，称为第二次萧李会。
2016年11月2日，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并出席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前身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称为第一次洪习会。
2017年3月25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与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亚洲博鳌论坛会面，称为萧张会。
2018年4月10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亚洲博鳌论坛会面，称为第六次萧习会。
2018年7月13日，国民党前主席连战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称为第四次连习会。
2019年5月13日，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称为第二次洪习会[98]。
2022年2月4日，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参与冬奥开幕式。
2023年3月27日，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率团访问中国大陆进行祭祖、交流行程。
2024年4月1日，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再次率团访问中国大陆进行访问、交流行程，期间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面[99]。
国共和解论
参考文献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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