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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著名外交官 曾代理行使國家元首職權 (1888–1985)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字少川，江苏省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中华民国外交家。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1912年任袁世凯总统英文秘书，历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与国务总理、署理大总统、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大使、驻联合国首席代表、驻美大使、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1985年于美国纽约逝世，享寿97岁。
| 顾维钧 Vi Kyuin Wellington Koo[注 1] | |
|---|---|
1945年的顾维钧 | |
 中华民国驻美大使 | |
| 任期 1946年6月27日－1956年4月4日 | |
| 总统 | 蒋介石 → 李宗仁（代总统，1949年1月－1950年3月） → 蒋介石 |
| 前任 | 魏道明 |
| 继任 | 董显光 |
| 任期 1915年10月25日－1920年10月21日 | |
| 大总统 | 袁世凯 → 黎元洪 → 冯国璋（代理） → 徐世昌 |
| 前任 | 夏偕复 |
| 继任 | 施肇基 |
 中华民国国务总理 | |
| 任期 1924年7月2日－1924年9月14日（代理）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 |
| 前任 | 孙宝琦（第一次） 杜锡珪（第二次，代理） |
| 继任 | 颜惠庆（第一次） 胡惟德（代理） |
| 中华民国大总统（国务院摄行） | |
| 任期 1926年10月1日—1927年6月16日 | |
| 前任 | 杜锡珪 |
| 继任 | 胡惟德 |
| 个人资料 | |
| 出生 |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七 1888年1月29日  大清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 |
| 逝世 | 1985年11月14日（97岁） 美国纽约州纽约市 |
| 国籍 |  大清（1888年－1911年） 中华民国（1912年－1928年） 中华民国（1928年－1985年）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1942年－1985年） |
| 配偶 | 张润娥 （1908年结婚—1914年离婚） 唐宝玥 （1914年结婚—1918年丧偶） 黄蕙兰 （1920年结婚—1959年离婚） 严幼韵 （1959年结婚—1985年结束） |
| 亲属 | 顾德昌、顾裕昌、顾福昌（子） 顾菊珍（女） |
1888年1月29日，顾维钧生于江苏省太仓州嘉定县，父亲顾溶曾任交通银行总裁，顾出生时在招商局工作。三岁被送去读私塾。1899年，十岁时姐姐结婚，和姐夫蒋昌桂一起到卫理公会的上海英华书院上学，顾维钧也跟随姐夫到英华预科学习。1900年暑假，顾维钧得了疟疾因此休学，到10月病情好转，但已经错过了第二学期，于是在姐夫的劝说下一起报考了圣约翰书院。1904年初，圣约翰调整中国教师，学校里也处处谈论改革。施肇基的侄子施炳元和施赞元和顾同学，他们准备赴美留学，劝顾维钧一同前往。决定之后他剪了辫子，1904年8月，由施肇基领队和施氏三兄弟、朱榜生、孙嘉禄、杨诵清赴美。和孙嘉禄同入纽约库克学院。1905年9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政治学和外交。1906年冬，五大臣出洋到美国，顾维钧作为纽约中国学生联谊会主席陪同他们参观了哥大。在哥大时，顾维钧参与法学社主办的演讲和辩论，还在《旁观者》、《哥伦比亚月刊》担任编辑。1908年夏，顾维钧取道欧洲回国，奉父亲之命成亲，秋，返回哥大。年底，学校通知他毕业，但顾维钧不愿离开哥大，1909年初，重新注册为法学院学生，夏，同时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11年秋，开始认真写作以准备博士的口试，辛亥革命时，虽然学业紧张，但仍然尽可能的了解国内的事态。1912年2月，受到唐绍仪邀请，要顾维钧回国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外交秘书。3月，完成口试，4月底，经欧洲返回北京。6月初，获法学博士学位。[1]
回国后就到内阁秘书处任职。6月，唐绍仪辞职，顾维钧也辞去了职务，卸任后唐绍仪和顾维钧都搬到天津居住，顾常常到唐家做客，唐也非常欣赏顾的能力。不久顾维钧南下上海探亲和唐绍仪女儿唐宝玥同行，从上海回来后二人订婚。由唐绍仪的介绍到陆徵祥刚刚建立的外交部任职。1915年2月获悉中日“二十一条密约”，无奈之下将其泄露，以期获得舆论的支持而为中国争夺权益。同年10月赴美国任驻美公使。191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名誉法学博士[2]。
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华民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巴黎和会。会上日本政府要求以战胜国的身份接管战败国德国在中华民国山东的一切权益。顾维钧为此准备了《山东问题说帖》，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来源请求]，震撼欧美代表，扭转了舆论形势并博取列强同情。后由于意大利王国因达尔马提亚问题而退出和会，英法美害怕日本的退出威胁生效而导致和会流产，于是将德国于山东的本有权益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中华民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离开巴黎。因此顾维钧实际上暂摄团长职权，在他的主持下，中华民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由于顾维钧在会中毫不退缩，与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双方唇枪舌战数十回合，完全未居于下风，让牧野伸显左右支绌、不能招架。使与会者震惊，获得了三巨头之一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赞赏，连法国总理克里门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佩服。克里门梭在其回忆录上写道：“顾维钧对于日本，有如灵猫戏鼠，尽显擒纵之巧技。”[3]因此顾维钧获得“中华民国第一外交官”的美名，国际舆论盛赞。
1920年顾维钧改任驻英国公使。1921年作为中华民国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参加华盛顿会议。
1922年起，顾维钧历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于1924年和1926年两度代理内阁总理。1924年5月31日，代表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代表加拉罕在北京签订《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6年10月顾维钧代理内阁总理并署任大总统，1927年1月正式组阁任国务总理并继续署任大总统，至6月张作霖改组军政府，顾维钧辞职，寓居天津英租界。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顾维钧受中国国民政府委派，参加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顾维钧不畏日本阻挠甚至生命恐吓，坚持进入中国东北实地考察并且独立进行了许多工作，向调查团提出了揭露日本侵略行径的长篇备忘录，对调查团施加影响，为中国争取利益。
1936年3月，顾维钧与厉麟似、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举为国际联盟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4]
1937年1月21日，国际联盟行政院第九十六届会议开幕，中国代表顾维钧任主席[5]:5345。4月9日，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为出席国际联盟特别大会代表[5]:5400。7月23日，国民政府特派顾维钧、郭泰祺、钱泰为出席国际联合会第十八届大会代表[5]:5513。
1941年4月，顾维钧被任命为中国驻英国大使。在按照惯例征询英方意见时，英方长时间未予答复，原因是英国驻重庆大使寇尔向英国政府建议：最好由一位国民党高级人士作驻伦敦的代表，而顾维钧不是国民党党员。因此在蒋介石的劝说和其他人的安排下，顾维钧于194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在时任国民政府驻英国大使的顾维钧的斡旋下，1942年1月13日，在欧洲9国发表《惩治德国暴行宣言》的当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赞同其原则并以此审判日本战争暴行[6]。
1945年6月26日，中华民国代表团赴旧金山会议，获得签署《联合国宪章》的第一顺位，顾维钧代理宋子文担任首席代表，成为第一个签署《联合国宪章》的人，其后签署的顺序分别是国民参政会主席王宠惠、中华民国驻美公使魏道明、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中国青年党代表李璜、中国民主社会党代表张君劢、中国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大公报总编辑胡霖，而原定一同出席的宋子文和胡适则因事缺席。同年9月，随王世杰等人出席在英国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7]。
根据典藏于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顾维钧档案显示，顾维钧在抗战与内战时期曾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等人会晤，接触内容及结果不详。1946年6月顾维钧担任中国驻美大使，对游说美国支持中华民国政府贡献甚多。赴美上任前，蒋中正与顾维钧谈话，讨论国共问题时顾表示，为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使用武力不失为一项办法。
1947年1月9日，驻美大使顾维钧在世界问题协会讲演，指责雅尔塔协议使苏联重新进入中国东北及东北亚[5]:82611月16日，顾维钧与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会晤，就日本对华赔偿等事磋商[5]:8267。2月17日，顾“访晤马歇尔商谈中美经济互助”[8]，讨论中国财政危机，希望日本赔偿早日实行，并提出美国援助中国之五项要求[5]:8290。2月18日，驻美大使顾维钧在纽约中美工商会议上发表演说，促请美国增加对华援助[5]:8291。6月17日，顾维钧访美国副国务卿克莱顿，商讨亚洲经济复兴问题；顾提议将“马歇尔经济援助欧洲计划”扩展至亚洲，并提出中国分享日本国内工业资产赔偿计划[5]:8372。6月23日及25日，顾维钧在华盛顿先后会晤美国助理国务卿索普和马歇尔，要求延长5亿美元货款之拨款期，此外至少再提供2亿美元贷款，无果[5]:8374。7月3日，顾维钧致电外交部，已向美国国务院提出货款具体计划[5]:8378。8月7日，顾维钧与美国助理国务卿亚莫尔会晤，顾表示中国同意尽早召开对日和会，惟正式和会须在中国举行[5]:8394-8395。
1948年8月17日，驻美大使顾维钧晤访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催促美国加速接济军需物资[5]:8660。在国共决战到了分出胜负的最后关头，顾氏选择国民党。在回忆录中写道：“许多中国的自由主义分子确实认为可以同共产党共事，甚至到了1948年他们也还是这样想，以求实现变革，因为他们对当时的政府十分厌恶和不满。”、“想不到共产党人所作所为竟完全背离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我只是认为他们打仗是为了夺取政权……不会象诸如俄国革命时俄国共产党人那样行事……我没有想到他们竟会走极端,他们的行事竟完全违反我国的传统和我国的政治哲学。”1948年9月24日济南被华东野战军攻克。9月29日，驻美大使顾维钧收到蒋介石致杜鲁门的密电，呼吁美国提供特别援助。顾氏感到：“密电措辞极为迫切，语气近乎告急。”争取到更多的美援，已成为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唯一指望，顾维钧倾全力游说美国朝野。1948年9、10月间，顾氏在与访美的中国财政部长王云五的两次谈话中，主张不惜以国家主权为代价，以求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9月，顾对王说：“今后争取美援不必拘泥于货币的形式，而是要求美方“派遣军事技术人员进行支援。重要的是使美国参与我们的军事行动并得到他们全面合作”；“当我们寻求美国全面援助时，应避免提出我国的主权问题”，因为“美国在本质上并不是帝国主义”。10月，顾再次对王说：“我重申在中国面临共产党进攻的严重关头，不必担心美国干涉或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我们应该担心的倒是美国不愿与我们通力合作，唯恐卷入我们的反共斗争。不必担心美国的帝国主义，因为共产党的叛乱被镇压下去以后美国将非常急于撤退它的人员。”顾氏特地以美国主动撤离菲律宾，恢复菲律宾独立地位的事实，来证明不必担心美国侵犯中国主权，以及美国不是帝国主义的论点。顾在美国频频发表演讲和谈话:“中国与中共作战，这实际上已经是在反抗苏联的扩张。”“我们和共产党战斗一天，就意味着为美国和东南亚各国争取到一天的时间。”此类谈话多不胜举。
当时美政界对蒋介石不满，一再试图扶持副总统李宗仁逼宫，顾氏一再出面为蒋辩护说：“在中国没有人比蒋委员长更爱国，更想为建设中国出力。他为人正直，工作勤奋，不过他的工作方法可能过时了。”1948年11月11日，顾氏拜访代理国务卿洛维特，探询美国对南京政府的援华要求，包括:“派遣美国军官到战场上指挥中国军队”、“需要几乎所有级别的美国军官，直至少尉”。对此洛维特的答复是：“问题本身实际已含有答复，就是‘不行’。中国在遭受巨大挫折之后，要求美国政府指挥中国军队，这是没有道理的。”、“美国接到这种请求是在战局恶化之后，而不是以前。美国派军官指挥中国军队无异于为打内战负责，这自然是办不到的。”顾氏探询驻青岛美国海军的去留问题，洛维特答：“如果中国共产党进攻青岛，美国海军将不负防卫责任。那要由中国当局进行抵抗以保卫该市。这个原则也适用于上海或南京。”“美国当前在青岛和上海的地位和1943年以前不同，因为已于1943年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因此，美国无权也没有责任保卫青岛、上海或中国其他任何地方。那是中国政府的责任。”顾氏对这些答复颇觉“令人沮丧”。顾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我逐渐弄清楚这些情况之后，尽管有内部消息，我自己仍不能解答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我们完成抗战大业后，为什么下坡路走得如此快，以致危及政府的继续存在，和为什么共产党会得胜？直到目前我还不大能理解这一点。”
顾维钧1956年从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职务退休，被蒋中正聘为总统府资政，后来又担任海牙国际法院法官、副院长。1967年于海牙退休，赴美定居。
晚年口述了计13卷，600余万字的《顾维钧回忆录》，该著作后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外交的重要资料。顾维钧与家属另委托哥伦比亚大学保管其私人信函与文件，并未出版，研究者需专项申请方能阅览。
1972年，出席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章含之受毛泽东之托拜见顾维钧。并邀请顾访问中国大陆，但被顾维钧以“身列共产党战犯名单”为由拒绝。
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美国病逝。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前往麦克逊大道坎培尔殡仪馆吊唁[10]。考量到与当时中华民国政府高层家族的密切关系，遗孀将顾的遗体葬于有孔祥熙、宋霭龄、宋子文的纽约芬克里夫墓园。2006年9月2日，顾维钧纪念铜像在上海福寿园落成。[11]
顾维钧有过多段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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