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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概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台湾文学长期因为政治、地缘因素，早期经常被视为边陲文学或中国文学的支流，在发展上即受到相当大的压抑。尤其在外来统治者的广义殖民下，纷杂书写系统使台湾文学呈现无法连贯的窘境。不过相对的，从南岛语系的台湾原住民的口传文学、古典汉文（台湾传统汉文学）、华语白话文、日文、台语白话文和客语白话文的复杂情况及断层也丰富了台湾文学的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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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就广义而言应为“出生或客居台湾所发表的所有文字作品”，而狭义上则应指“描写台湾乡土人物、再现台湾典型环境、运用台湾语言的作品、表现台湾人的生活与思想”的文学作品。[1]
台湾文学历经日治时期新文学、反共文学与西化现代主义文学的发轫萃炼过程后，1970年代之后的怀乡、乡土、政治、女性文学于2000年代仍以崭新型态呈现，且占台湾文学一定重要性。除此之外，畅销的励志文学、新兴的网络文学和同志文学也在这波多元化的并存发展中，竞相在新媒介界面或写作技巧上，重整台湾的新世纪文学图像。而也就是如此，台湾文学虽在影像媒体夹击中面临着严峻挑战，依旧试图以更创新的面貌继续蓬勃再生。
一般而言，口传文学包括神话、传说及民间故事[2]。学者曾经区分三者的不同：“神话”是说者和听者都将其叙述内容视为真实的，具“神圣性”，且涉及的空间与时间超出人们的理解，有别于人们生存的现实世界；“传说”对于说者及听者而言亦是真实的，但不像神话被视为神圣，在时间和空间上亦较为人们所能理解的范畴内，在口传社会中，传说即历史；“民间故事”，则多为满足娱乐或教化所需要的虚构与想像。
台湾原住民族文学研究学者孙大川认为，对于过去完全以口传方式来叙述的原住民社会而言，神话、传说和故事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线。19世纪以前，除了在部落内，原住民族的神话传说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文字版本流通，其叙述的方式、内容，常因人因地而有着不同的变形，甚至因族群的接壤的相互传播而造成穿插错接。
口传阶段的原住民神话传说中，涉及到部族信仰、起源和迁徒的叙述，通常有着较严谨、稳定的口传版本，这些叙述大都以吟诵的方式被保存在原住民各族重要的祭典和巫术性咒语及仪式中。如赛夏族“巴斯达矮”（矮人祭）、邹族“玛亚士比”（Maiyasvi，敌首祭）、卑南族“猴祭”（Mangayangayau）等，它们分别传述了这些族群的信仰、命运与价值系统，扮演着凝聚族群同、社会阶层分工，以及成员规训的功能。[3]
有关台湾原住民族的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文字化采集，是近代以后的事。
明清时期大量汉人移入期间，对于台湾原住民族的书写，主要侧重在简略的风俗侧写、争战事件与教化情况为主要关心的内容，很少触及原住民本身的主体叙述。相关著作：如陈第《东番记》、黄琡璥《台海使槎录》、郁永河《禆海纪游》、满洲六十七《番社采风图考》、《诸录县志》、《台湾府志》、陈淑均编纂《噶玛兰厅志》、胡传《台东州采访册》等。
其中马偕（Macky）的《台湾遥寄》（From Far Formosa, 1895），亦涉及原住民族的叙述，其以西方传教士的观察，对台湾原住民传教接触时，记载其生活与文化特征。[4]
台湾原住民神话、传说与民间故事的文字采集，以1887年英人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的台湾原住民故事为最早。乔治．泰勒曾在澎湖群岛及鹅銮鼻灯塔担任管理员，在南台湾服务期间，与排湾族频繁接触，留下相关纪录。[5]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台湾作为日本的殖民地，殖民帝国为达其有效统治目的，从1896年起结合行政与学术力量，对台湾原住民族进行包括资源状况、社会结构、语言文化等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其中有关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材料丰富者，为小川尚义、浅井惠伦于1935年主编出版的《原语による台湾高砂族传说》（原语实录台湾高砂族传说集）[3]，该书记录12种原住民族，269篇传说故事。
1950年代起，台湾人类学者也有若干零星的采集；但直到1980年代中期之后，伴随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运动与原住民族文化复振运动，比较具规模的翻译与出版成果陆续发表，包括汉人的文献书写与研究，如金荣华《台湾卑南族民间故事》，陈千武《台湾原住民的母语传说》、尹建中《台湾山胞各族传统神话故事与传说文献编纂研究》等；原住民族的相关书写，则有达悟族（旧称雅美族）的夏曼．蓝波安《八代湾的神话》、夏本．奇伯爱雅《钓到雨鞋的雅美人》；邹族的巴苏亚．博伊哲努《台湾邹族的风土神话》；排湾族的汤贤慧《排湾语传统神话故事集》等等。[3]
最初在台湾留下古典汉文作品的是比郑成功军队还早来台的沈光文(1652年)，他有海东文献初祖的美称，他同时创立了台湾第一个汉诗诗社东吟诗社。郑成功、郑经父子也擅诗，郑经有《东壁楼集》传世。
清代本土文人诸罗的王克捷[注 2]、澎湖的蔡廷兰《南海杂录》[6]、彰化的陈肇兴[7]、淡水的黄敬[8]、曹敬[9]、新竹的郑用锡、林占梅甚有盛名。宦游人士刘家谋的《海音诗》、《观海集》[10]颇能反应社会实况。唐景崧任职于台南及台北时，带动地方文风，有功于诗歌传播。作者姓名已亡佚的《渡台悲歌》是一首描述客家移民渡过台湾海峡到台湾辛勤开垦的客家语诗歌。金门林豪所写《东瀛纪事》记录了三大民变之一的戴潮春事件。彰化吴德功所写《让台记》记录了台湾民主国与乙未战争始末。台南施琼芳、施士洁父子，为台湾唯一父子档进士，诗作反映台湾本土文人在乙未之际的进与退。彰化洪弃生的诗作具反殖民精神，有台湾诗史之誉。
日治时期连雅堂的《台湾诗荟》月刊[12]保存古典文献有其劳绩。台湾中部的栎社、南部的南社、北部的瀛社是日治时期台湾370多个诗社中最有代表性的诗社。文社则有栎社林子瑾、吴子瑜等人创立的台湾文社。而赖和、周定山[13]、陈虚谷[14]、王敏川、林荆南[15]等是新旧文学兼擅的文人。《诗报》则是日治时期发行最悠久的文学刊物[16]。其他如《风月报》[17]（《南方》）、《台湾文艺丛志》[18]、《崇圣道德报》[19]、《南瀛佛教会报》[20]亦收集相当分量的传统文学作品。林献堂著作以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时至欧美游历时所留下的《环球游记》[21]最为脍炙人口。林献堂留有自1927年至1954年的《灌园日记》，为台湾历史上最重要的私人文献之一。张丽俊[22]的《水竹居主人日记》可充实栎社研究的文献，亦可见日治时期地方基层文人的文学、经济、社会等不同文化面向。北部的文人如魏清德，久任报社主笔，与当时台、日的新旧文人都有交集。南部的文人，如洪铁涛兼擅诗书，为击钵场上的常胜军，书法宗颜真卿，具何绍基之风姿。王开运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有诗文集传世。同一时期，除了台湾诗人的作品之外，也有在台湾的日籍汉诗人所写的汉诗，留下数量不少的在台日人汉诗文作品。《台湾日日新报》、《台南新报》、《台湾新闻》、《台湾民报》、《昭和新报》、《三六九小报》、《南瀛新报》等报刊均刊载一定数量的传统文学。台湾传统文学的诗社源远流长，活动甚为热络，日治时期即有三百七十多个诗社，其中台北的瀛社、台中的栎社、台南的南社最富盛名。即使国府迁台以后，在广设大学中文系之余，仍然每年筹办全台中文系诗词联吟，包括台语唐诗吟唱，诗社如鲲瀛诗社甚至有百年历史，至今诗刊仍然如期刊行不辍。
从郑氏到清领，再到日治、战后，台湾汉诗留下数量众多且题材多元、内容丰富的作品，经由国立台湾文学馆多年搜集整理，编辑为《全台诗》，是台湾文学史上精彩的一页，也是台湾人用来认识台湾的第一手史料。
文学是时代的反映，在历史的变化过程中，文学的变化亦有其复杂的过程，自此定论下，台湾文学自是无可避免的与其本身历史息息相关[23]。然而被认定相当年轻的台湾文学，脱离中国大陆、真正成为独立个体发展，一般来说是从日治时期的台湾新文学肇始。同时也无法否认的，此种脱离中国古文的新文学运动，却与中国近代史息息相关。
1919年，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改组原先的“启发会”成立“新民会”，并创办《台湾青年》杂志，因而展开了这一阶段各项政治运动、社会运动的序幕。而伴随此过程而来的也有《南音》、《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文学刊物的相继发行。这些摆脱古诗的近代文学，为台湾白话文运动的肇始者，也被学者认为与中国的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或日本的言文一致运动息息相关。新旧不同的文学观念及台湾特殊的文学、语言环境，促成为期甚久的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不过，台湾白话文运动最后因为中日战争爆发，台湾总督府宣布进入战时体制而中止（但1937年6月1日之后，日报的汉文废止后，仍出现5份汉文刊物，可见台湾总督府仅废止日报的汉文栏，杂志的汉文并未全面废止）。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1941年至1943年还曾发生新一波的新旧文学论战，最后因论战双方毫无交集而告终。
1930年代，与台湾新旧文学论战息息相关，强调台湾话与文字合一的文学论争登场。1930年代初期，影响台湾文学、语言、族群意识的台湾乡土话文论战正式展开。
1930年，台籍的日本居民黄石辉于东京挑起了“乡土文学论争”。他在异乡力倡台湾文学应该是描写台湾事物的文学、可以感动激发广大群众的文学、以及用台湾话描写事物的文学。1931年，位居台北的郭秋生站出来呼应黄石辉，并更进一步挑起台湾话文论战倡言作家应当使用台湾话文来从事文学创作，此呼应并获得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的全力支持。之后，台湾文学应该使用台湾话或中国话，描写的内容是否以台湾为主要素材，成为台湾新文学运动相关人士激烈争论的焦点。然而由于随后战争体制的出现，以及日式教育文化的渗透，这些论争无法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终于在总督府全面皇民化政策下，纷纷败退。[24]
1934年－1936年，张深切与赖明弘等人集结了台湾许多作家组成“台湾文艺联盟”，且在同年11月创办《台湾文艺》杂志。后来，杨逵和叶陶另起炉灶，成立“台湾新文学社”，创办《台湾新文学》杂志。虽然表面标榜为文艺运动，实则是具有政治性的文学结社。1942年则有一群青年诗人组成诗社“银铃会”，由台中一中学生张彦勋、朱实、许世清三人发起，出版油印刊物《边缘草》，共出十几期，战后因为林亨泰的加入，于1948年发表诗刊《潮流》[25]，《潮流》既登载中文诗，也登载日文诗，其活动并持续至战后。[25]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台湾总督府随即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本部，并实施皇民化运动，开始禁用汉文，《台湾新文学》因而废刊。台湾作家只能依附在日本作家为主的团体，如1939年成立的“台湾诗人协会”，或1940年扩大改组的“台湾文艺家协会”。
在文化而言，台湾文学主要探讨台湾人的内心心灵以及台湾文化的本质，表面看似平淡，其实这是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冲击和反省，台湾文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开始思考台湾文化的问题，以及尝试创立属于台湾的文化。
日本时代后期，大约是1930年代到终战为止是台湾的日语文学鼎盛的时代，作品数量多，类型也相当多样化，包含小说、散文、和歌、俳句等。这个时代除了日本内地人作家以外，也有以日语创作的台湾本土作家。内地人作家以西川满为代表，其他有滨田隼雄、坂口䙥子、新垣宏一、庄司总一、中山侑、川合三良等人。台湾本土作家则有杨逵、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翁闹、王白渊、巫永福、吴新荣、郭水潭、杨炽昌、李张瑞、吴浊流、王昶雄、周金波、陈火泉、邱永汉、杨千鹤、黄凤姿、林亨泰、锦连等，这些受日语教育的日语世代，主要以日文创作的作家，被称为日语世代作家或日文世代作家。作品有〈送报伕〉、〈牛车〉、〈阉鸡〉、〈植有木瓜树的小镇〉、〈天亮前的爱情故事〉、〈志愿兵〉、〈道〉等。
日语世代的作家在战后面临语言的断层，战后的活动可分为停止创作、学习中文和极少数继续以日文创作的三大类，继续以日文创作的有孤蓬万里、黄灵芝等；另外有有多位作家，跨越语言的隔阂，转以中文继续创作，例如陈千武、锺肇政、詹冰、叶石涛、林亨泰等。
二战后，台湾从日治时期迈入中华民国时期。在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台湾文学与政治环境相同，陷入低迷的气压。这些低迷气压除了来自国民政府语言政策束缚：如国语之推行及政治事件：如二二八事件等等。加上吕赫若、张文环、杨逵及王白渊等知名作家遭到程度不一的政治迫害后，半数作家因此不再写作；台湾文学作品锐减。而就在此情况下，战后戒严初期；1960年代之前狭义台湾文学呈现停滞状态，而盛行的是反共文学与外省籍作家的怀乡文学。
反共文学为台湾1950年代特有的文学型态，主要区别是把反共产党或者反中国共产党当成唯一主轴的作品，除了受到战后驻台之国民政府的支持外，也普遍受到1950年代以中文为母语的外省族群青睐。而这些以小说为主的反共文学的作家约有两类，首先第一类的是军人作家，如朱西甯、司马中原、段彩华、尼洛、杨念慈等。第二，是未于军中服务的外省作家。此类作家本身就有文学底子，例如邓克保 （柏杨）《异域》、陈纪滢《荻村传》、王蓝的《蓝与黑》、姜贵的《旋风》和潘人木的《莲漪表妹》。
虽说1950年代台湾是反共文学的全盛时期，但在现况上，时序进入1960年代之后，仍有不少类似文章。而后期反共文学与蒋中正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有关。普遍认为，此种文学的除了对抗中国的文革力道外，也自诩为中华文化的真正象征。
类似于反共文学，由中国大陆故乡记忆总成的“怀乡文学”，其主力也是由国民政府所支持的外省族群作家。夹其母语优势，此类文学相较反共文学更容易被台湾人所接受。而这些由“台湾人的眼睛”去看待外省第一代集体记忆的作品；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中对封建的批判与人性的描绘，也多少影响台湾社会价值观。而台湾之怀乡文学，在广义上通常更涵盖如李敖、尼洛、杨念慈等外省族群所表现的各种不同文学作品、在台东南亚华侨所呈现的马华文学及1970年代之后所谓的三三文学。
1960年代－1980年代，在政府仍主导的反共文学与怀旧小说夹击下，现代主义文学随着朝鲜战争结束，美援带来的经济和美式生活方式的移入下，脱颖而出。首先是1952年由纪弦创办的“现代诗季刊社”，出版《现代诗》季刊，主张新诗“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必须不用韵和无格律，提倡现代主义和新诗现代化。稍后的1954年则有“蓝星诗社”与“创世纪诗社”分别成立。蓝星诗社集结覃子豪、余光中、罗门、蓉子、敻虹、向明等，“为一无组织、倾向抒情”的团体，反对现代诗社“横的移植”主张；创世纪诗社则由张默、洛夫于军中发起，印行《创世纪诗刊》，痖弦于第2期加入，军方色彩浓厚，创立初期主张民族诗风，1960年代高举“超现实主义”。1964年，笠诗社成立，成员包括白萩、林亨泰、陈千武、杜国清、赵天仪、锦连，以及稍后加入的陈秀喜等，网罗台湾中坚及年轻一代诗人，关注台湾现实，逐渐摆脱诗“横的移植”的西化现象。1970年代初爆发“现代诗论战”，即是对1950年代以迄1960年代现代诗西化的反省批判。1972年，罗青出版《吃西瓜的方法》，被余光中盛赞为“新现代诗的起点”；此外，早逝的诗人杨唤，具有军人背景的管管，以及关注乡土的诗人吴晟，集诗人、学者、散文家身份的杨牧，各自在现代诗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1990年代前后，现代诗有另一波实验，首先有夏宇《备忘录》、《腹语术》等进行后现代语言革命；苏绍连《惊心散文诗》结合散文诗与震惊效果；洛夫《隐题诗》则藏“题”于内容；1990年代后，现代诗面临传播媒介的转变，诗不再只是纸本上的铅字，网络、数位媒体的发展，亦引起部分诗人的注意，李顺兴与须文蔚开始引介、翻译及建构台湾的超文本文学理论，召唤新世代作家投身数位网络超文本的创作[26]；而“明日报”等网络平台亦催生如杨佳娴、鲸向海等诗人崛起；唐捐、陈柏伶则有意识地以谐谑、讽喻的形式经营诗的结构。2000年以后，诗的发表管道多元，老字号《创世纪》、《笠》诗社持续经营出刊，苏绍连主编“吹鼓吹诗论坛”则活跃于网络平台，此外，Facebook“每天为你读一首诗”、“晚安诗”等粉丝团亦以短小的现代诗吸引年轻族群；凌性杰、隐匿等诗人则多从个人生活与生命经历出发。
1960年代台湾随着朝鲜战争结束与美援带来的影响，社会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猛烈冲击。不仅在相对稳定政经方面有着小部分开放，文学也盛行着存在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而最后表征于现代主义的这些文学作品，也在同时间产生，种类包含意识流小说、现代诗、与荒谬式的戏剧。台湾现代主义文学除了表现在现代诗外，1959年5月4日由尉天骢主编的《笔汇．革新号》[27]，以及1960年3月5日由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陈若曦、李欧梵、刘绍铭等人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对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在台湾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代表人物有如：讲究文字技巧的白先勇（小说：《台北人》、《孽子》）、超越外在社会现实、崇尚西方价值，摒弃东方伦理的王文兴（小说：《家变》）、欧阳子《那长头发的女孩》，努力探索台湾人内在世界的七等生（小说：《我爱黑眼珠》），西化且简洁文字的子敏（散文：《小太阳》）及呈现超现实主义俐落文字的商禽（新诗：《梦，或者黎明》）等。
这些包含意识流小说、现代诗、荒谬文学，除了对八股化的反共文学表示不满外，也对残存于传统文化中的怀旧抱着反抗改革的意识与反省。这一类的文学一反五四时期强调明朗、积极的文学倾向，抛却写实主义的美学(对于外部世界如风景、事物的描述，或单纯事件的记述等)，专注于内心世界探索，以表现人的颓败、内心困境、阴性、碎裂、荒谬等情绪为主，这些过去甚少成为题材的文学主题，反而都成了现代主义文学极欲探索的部分。
现代主义文学让台湾作家在文学技巧与思维活动上开出了新页，丰富了台湾文学的内容，甚至至今仍旧成为一种典律(canon)影响着后继的作家，对台湾文学影响甚钜。
不过，这样的文学类型在1970年代之后开始遭到了质疑，1970年的钓鱼台事件，以及之后的中美断交、台湾不得已退出联合国等外交困境，让国内的民族主义高涨，姑且不论这样的民族主义到底是中国的还是台湾的，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在长久以来的美援文化以及反共神话之下，自己竟然甚少关心脚下的这块土地、这块岛屿，这样的思潮也让文坛出现了所谓回归乡土的呼声，认为文学应该反应现实社会，作家应该去具体书写这块土地上的人事物，关心这块土地上的民众。“乡土文学”在这样的外部困境与内部觉醒之下，成了70年代的一个显著类型。
而国内的统独之争也在此时略略浮上台面，“台湾意识”的叶石涛与“中国意识”的陈映真开始对于所谓的“乡土”是台湾还是中国展开论战。这一个论争成了所谓1970年代乡土文学论战的主线。而另外，代表官方立场的余光中、彭歌与上述两位现实主义作家的论争是另一条主线，余光中与彭歌以官方立场(国民党)发言，认为过于强调乡土，强调劳苦大众的文学隐隐然有1930年代共产党工农兵文学的影子，并且，这样强调文学必须书写台湾土地，具有大中国意识的作家，例如上述的余、彭，以及朱西甯等，认为这是一种文学上的“分离主义”、偏狭的“地域主义”。有要把台湾分离祖国的企图，因而纷纷撰文抨击，官方阵营遂运用掌控大量报刊杂志等媒体的优势，对乡土阵营进行围剿，甚至发出恐吓之词。1979年美丽岛事件后，肃杀气氛使乡土文学论战渐次沉寂，不了了之。
1970年代台湾因国际地位危机与保钓运动，经济上从美援以降经历1960年代的资本化，中产阶级逐渐兴起；政治上以国际地位危机为转机，诉求民主化与反对运动；文化上从反思美援文化、帝国主义与追寻台湾日治时期的历史发展；文学上伴随现代诗论战、乡土文学论战，1980年代更有台湾结与中国结论战。1980年代前后，台湾政治环境与社会呈现巨大变化，种种讨论进入解严前后，社会关怀、美援影响余绪与后殖民议题文学作品开始发酵，如王祯和《玫瑰玫瑰我爱你》延续乡土书写与帝国主义批判，偷渡后殖民议题。原住民族文化复权与身份的自我追寻，亦在民主化运动过程中萌芽。此外，各种边缘身份、族群记忆、家族叙事、政治文学、大河小说、同志文学、旅行文学，或者反思全球资本化的环保与自然书写、母语文学，纷纷在解严前后众声喧哗。
如陈烨《泥河》借由家族叙述表现女性政治批判；黄凡〈赖索〉讽刺政治反对运动，并在1980年代下旬发表后设小说〈如何测量水沟的宽度〉，被视为后现代主义文学创作的先声；此外，眷村改建、民主运动崛起，反对党国独裁政治，建构台湾认同，引发眷村子弟身份认同的焦虑，朱天心《想我眷村的兄弟们》、《古都》是眷村文学代表；同样地，与身份认同相关，自1970年代台湾国际地位危机而开始挖掘日治时期台湾历史、文化与身份的研究与书写兴起，“大河小说”在此脉络中逐步发展，锺肇政“浊流三部曲”、李乔“寒夜三部曲”、东方白《浪淘沙》等探索不同族群的庶民史，1990年代后更有施叔青“香港三部曲”，2000年后有锺文音“岛屿三部曲”，为大河小说增添不同书写向度；除了族群、国族外，性／别议题密切相关的女性文学、同志文学亦在1980年代发迹，至1990年代后大放异采。1980年代女性文学如萧飒《霞飞之家》、廖辉英《油麻菜籽》、萧丽红《桂花巷》、李昂《杀夫》等突显女性意识；1977年白先勇长篇小说《孽子》突破社会禁忌描新台北新公园同志故事，1990年代后，朱天文《荒人手记》获时报百万小说奖，邱妙津《鳄鱼手记》、《蒙马特遗书》等成为同志文学重要代表作。当台湾在1950年代接受美援，开始资本主义化后，经济起飞伴随的旅游与移动，解严前的开放大陆探亲、解严后出国旅游机会的增加，以及航空公司举办的旅行文学奖，皆有推波助澜之功；而资本化过程所引起的环保问题，在台湾社会也引起关注，廖鸿基《讨海人》、《鲸生鲸世》，刘克襄《风鸟皮诺查》、《小鼯鼠的看法》，以文学写生态，呼吁重视台湾土地生态与永续；2000年后，吴明益《迷蝶志》更结合文字、摄影与手绘的方式，构筑出涵盖生态、记忆、历史与人文的自然书写。
1970年代之后，战后出现首波描绘台湾真实生活面貌的文字作品。这些作品对于台湾城市、农村经济、社会危机、价值观念等都有进一步的反映和研究。这些同时讲究西方文字技巧及汉文文字的铺陈格式，却全然书写台湾本土的文学作品，通常统称为乡土写实文学。而如：王祯和《嫁妆一牛车》、锺理和《原乡人》、锺肇政《鲁冰花》、吴浊流《无花果》、李乔《寒夜》、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与《莎哟娜啦，再见》、郑清文《三脚马》及宋泽莱《打牛湳村》等人的作品，跨越了汉文与母语间的障碍，并在1970年代－1980年代被台湾政府刻意忽略下，终还是因为贴近台湾本土而崭露头角。
组成成员平均年龄相当低的三三集刊团体，其名称可做以下解释：前面的三指的是三民主义，后面的三则代表基督教神学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因此三三文学即是所谓的眷村教会文学。三三集刊成员如：朱天文、朱天心、马叔礼、谢材俊、丁亚民、仙枝深受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影响，除了文学性极强也有着正统中国与热爱红学的信仰。除此之外，该集团据信也与保钓运动、李敖的全盘西化论及之后温瑞安成立的神州诗社，有着某种抗衡与合作。虽运作的时间不久，“三三”式文学行动主义希望将国家文化以及政治意识型态等争议，包纳在一个“情”、“爱”的理想，至今仍为不少人所称道，也为1980年代初期外省人的主流想法。
虽然拥护中国文学与正统思想的三三文学在随后的政治风潮中，因对立严重而日渐消逝，但是其总根源之怀乡文学却在中文仍于台湾占有优势下，仍于台湾相当具有一定市场。这期间，诸如席慕蓉的新诗、朱天文的散文或小说等等，都在1980年代之后，甚至新世纪后，依旧领有风骚。
台湾大河文学的主流以李乔为代表包括锺肇政、东方白，皆以台湾为中心，横跨清末、日治、民国戒严三个时期，并以福佬人、客家人为论述中心。但近来开始有以原住民为中心的论述出现，包括高山族与平埔族：以叶石涛、吴景裕、陈耀昌为代表。另一系统为国际观点下的小说台湾史论述：以吴浊流、陈舜臣、秦就、朱和之为代表。
男作家以《自由谈》杂志创办人赵君豪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访问两个月，归来所写的所写的《东说西》，陈之藩留美英念书与教书时所著的《旅美小简》、《在春风里》、《剑河倒影》为代表。《旅美小简》中〈失根的兰花〉、〈哲学家皇帝〉、〈钓胜于鱼〉三篇，与《在春风里》中〈谢天〉、〈寂寞的画廊〉两篇散文多次入选两岸三地的中学国文课本[32]。1991年初，台湾国文天地杂志社为国文课本作过抽样性的调查，由学生自己谈喜爱的课文，其中陈之藩的〈谢天〉、〈失根的兰花〉、〈哲学家皇帝〉等三篇文章，被学生一致选为最令人印象深刻、最具启迪性的课文[33]。
女作家以徐钟佩的《多少英伦旧事》、《追忆西班牙》、钟海音的《海天游踪》、林文月的《京都一年》、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 、《稻草人手记》、《哭泣的骆驼》等为代表[34][35]。其中以三毛的作品最受广大的读者群欢迎。白先勇认为“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瑰丽的浪漫世界；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引人入胜不可思议的异国情调，非洲沙漠的驰骋，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这些常人所不能及的人生经验三毛是写给年轻人看的，难怪三毛变成了海峡两岸的青春偶像[36]。” 颜丽珠则认为“在文化方面，从早期反共抗俄、忆旧怀乡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移植，文化思潮上出现了明显的断层。再看70年代以后的台湾社会，无论是大环境的外交困境、国内的政治威权、言论的禁锢；或是小环境的升学压力、亲子代沟等问题的出现。对当时的青少年而言都是心中一股找不到出口的压力，所以在看到三毛能不顾一切、率性而为流浪到沙漠，成功打造新生活的行为，仿佛替自己实现了不敢付诸行动的梦想，因而打从心底狂热的崇拜三毛[35]。”
谢旺霖
与其他地方相同的，台湾政治文学也起因于重大政治事件，与政治风气的弛与禁。其中，重大政治事件为1970年代末期，持续发展的美丽岛事件以及紧接发生的林义雄灭门血案。而台湾白色恐怖情形稍微缓和直至1986年解严，则是风气影响政治文学发展的另一个关键。
以黄凡（《赖索》）、林双不、张大春（《将军碑》）等人为代表的80年代政治文学，实际描绘了台湾政治从冷漠到热腾发烧的过程。并使用文字描绘两层次间的，诸如族群，年代，国家认同或身份认知矛盾。另一方面，也间接说明台湾在迈向真正民主化，机械化后的失落与边缘人心态。
林燿德、黄凡、黄信恩、王定国
严格意义下的“台湾原住民汉语文学”的形成，乃是1980年代以后的事。其实更早期就有两个原住民文学前辈个别的汉语写作，1960年代起排湾族的陈英雄(台湾)（谷湾‧打鹿勒）便在《警光》、《青年战士报》等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同样是排湾族的林德义(笔名：林歌)也在当时的新文艺、幼狮文艺、现代诗、基督教论坛报…等各报章杂志发表文章。
2014年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陈雪惠的博士论文〈台湾原住民族现代诗研究〉就有如下的研究报告:
‘六O年代的原住民族的作家文学...作为“旧﹒新文学”较突出的文学创作者，有排湾族的陈英雄和排湾族现代诗的创作者林德义(林歌)，算是六O年代，原住民族文学的先驱英雄。(第37页)
相较于陈英雄的小说，初生之犊~~林歌，他的现代诗作品不多，散见在报章杂志上，未结集出版，却代表原住民族文学书写~~现代诗的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将现代诗书写的时间点，提早至六O年代，颠覆了原住民族文学专家、学者和族人们的认知。
笔者认为林德义(林歌)往后的创作，需要多加关注和讨论。综观原住民族文学“出土”前的这道曙光,点亮了七O年代的原住民族现代诗创作之路。(第43页)’
虽然林德义当时的部分作品已有民族自觉的意识，但却一直被台湾文学甚至台湾原住民文学的研究者所忽略，而且在那个年代里，台湾原住民的议题还没有走到主体性的位置，而陈英雄和林德义的作品无论从意图或质量上，也尚未构成独特且足供考察的文学面貌。所以，一般论者大都将原住民汉语文学的兴起定位在1980年代，与“原住民运动”（原运）同步发展。
女性文学兴起于1980年代，是主题明显偏向女性的文学倾向。在现实上，战后的女性读者一直是台湾相当重要的文学支持者，不论是纯文学或通俗文学如出租之翻译言情小说、琼瑶小说、本土言情小说，女性都有一定比例支持者，以广义来说，亦为女性文学的延伸。不过严格讲起来，真正出现了表达台湾女性意识的文学潮流，出现于解严前后的台湾文学文坛。
以萧飒《霞飞之家》、萧丽红《桂花巷》、廖辉英《油麻菜籽》、李昂《杀夫》等人为代表的台湾女性文学虽然叙述层面广泛，但归纳下，在本质上有两大主题。第一，就是强烈表达女性意识。在此主题下，虽然明白阐述出文学特质，但是另一方面未涉及此意识的男女配角成为扁平角色，文学意向模糊。另外第二主题，则是男女两性关系的本质。在此主题下，台湾女性文学除了对于传袭自中国或日本之台湾旧有伦理及家庭制度对女性的不公平表达批判与不满，却矛盾的出现一份理解与同情。因此，在某程度上，女性文学也间接传达台湾在传统与现代中间，无法解脱的束缚。
事实上，女性文学跨越新世纪前后仍有不同样式的发展，原本受文坛重视的女性文学作家继续创作，而如苏伟贞、朱天文、平路、朱少麟、张曼娟等新旧作家，也重新用女性观点式的文学来省思台湾。
廖眯
田威宁
台湾女性文学重要代表作家如下，可大致分三期：
刘克襄、廖鸿基、徐振辅、刘宸君、郭彦仁
《剧场》杂志
姚一苇、李曼瑰
纪蔚然、许正平
沈琬婷、吴明伦
解严之后，台湾文学百无禁忌，除了建构国族等大叙事外，同时也解构国族、男性叙事，从微观与琐碎政治出发，如苏伟贞探索情欲政治的《沉默之岛》，平路《行道天涯》以女性视角解构大叙事；亦有舞鹤《余生》探索时代创伤，甘耀明《杀鬼》对身份与历史的再诘问。当历史不再只是记述有权力的少数人的专利，“庶民”记忆成为认识“他者”的重要方式与时代资产，陈柔缙《人人身上都是一个时代》、胡淑雯《太阳的血是黑的》、叶石涛《台湾男子简阿淘》、王定国《谁在黑暗中贬眼睛》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铭刻个人，记述时代。此外，也有齐邦媛《巨流河》、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从战后移民角度出发，细数战乱移民的流亡身世与创伤；亦有如王鼎钧《文学江湖》回顾台湾文坛与自己的文学之路；而赖香吟《天亮之前的恋爱》与《白色画像》，则勾勒日治以迄战后的本土记忆；吴明益《单车失窃记》则借由一辆失窃的脚踏车与失踪的父亲，交错出复杂而又丰富的台湾史。
1990年代前后，原住民族为探索历史变迁下的原民生存困境与时代课题，1989年鲁凯族台邦‧撒沙勒创办《原报》，1990年泰雅族瓦历斯‧诺干与排湾族利格拉乐阿女乌共同创办《猎人文化》及“台湾原住民人文研究中心”，推动原住民文化复权。原住民族文学在解严前后接力兴起，除排湾族诗人莫那能外，有瓦历斯‧诺干《戴墨镜的飞鼠》、利格拉乐阿女乌《谁来织我美丽的衣裳》、达悟族夏曼．蓝波安《天空的眼睛》、排湾族亚荣隆．撒可努《山猪．飞鼠．撒可努》、卑南族巴代《笛鹳：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间》、布农族霍斯陆曼．伐伐《玉山魂》与卜衮《太阳回旋的地方》等，透过追溯原住民族语言、历史，族群记忆，文化传承，并探索原住民族的当代处境。
台语文学书写亦是解严前后兴起的写作类型之一。1970年代林宗源提倡以母语写诗，后有向阳踵继其后，1980年代林央敏、宋泽莱、黄劲连等亦加入行列，此后，台语文学书写在各种文学奖的鼓励及社会呼吁重视母语的倡导下，各种母语书写在后殖民台湾社会渐获重视。
除了上述文学类型之外，跨国移动在台湾文学中亦成为重要写作类型。1960年代离台赴美欧日等地求学的留学生，写下自己的跨国移动经验，异文化冲击成为早期留学生文学书写的主要核心；而当跨国移动不再只为求学，全球消费资本时代结合跨国旅行、观光产业、航空业等，透过异国文化当代体验与自我追寻，旅行文学应运而生。1980年代众所周知三毛的撒哈拉故事，席慕容、舒国治、锺文音等为此类文学代表作家。
“台湾文学”经历长久的发展，从日治时期作为日本统治下的殖民地文学，到1945年日本战败，因“回归祖国”而被纳编为中国文学的一环，并被质疑“台湾有文学吗？”大陆史观主宰战后台湾的文学观点与发展。直到1980年代，台湾文学才在国际地位危机的转机中，伴随民主化运动而正名。1987年，枼石涛《台湾文学史纲》的出版，确立台湾文学史作为一个文学范畴而建构了它自身的历史。叶石涛从台湾作为一个地理空间，建构了以汉人为中心的台湾文学史观。1990年代，台湾社会发生后殖民与后现代论战，学界以两种理论观点阐释台湾文学的发展。约莫同一时期，杜正胜提出“同心圆史观”，以台湾为中心，“一圈圈向外认识世界、认识历史”，该主张提出后引起相当的讨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下，台湾文学从大陆中心论的“中国文学史观”逐渐过渡到海洋文学论的“台湾文学史观”。2000年以后，尽管台湾境内仍有统独争议，以及中国武统的压力，但一个多元族群的、后殖民的、尊重不同文化差异、不同语言的台湾文学观普遍被社会大众所接受。
1990年代之后，台湾文学呈现多元化并存状态。除了稍早期政治文学、女性文学，甚至乡土文学、怀旧文学以新型态继续活跃外，也出现了网络文学与励志文学为主的通俗文学走向。随着台湾本土化的省思与脚步正常化，以母语做为文学要素的原住民文学、口传文学、台语文学等也相继受到重视。另外，随着台湾社会对同性恋态度的开放，以LGBT为书写主体的同志文学亦占有一席之地。
2000年代之后的台湾文学呈现的不仅是文化论述，而是在于使用不同文学型及透过特殊技巧形式来展现作者想要呈现的文化议题。在这精雕细琢，层层展开，让内容与技巧形式互相呼应的创作空间。这种企图甚至也出现于网络文学或绘图或网络新诗的年轻书写状态。这种包容性与内涵，是其他时代、其他地区（包含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或书写领域里无法想像也常常无法体会的写作方式。而这种在不断反省、不断注意多元及弱势文化声音的台湾文学，为现今台湾文学的特点。
1990年代，俗称“超文本文学”（hypertext literature）或“非平面印刷”的网络文学于台湾开始兴盛普及。不久之后，以网络为媒介，或以网络人口为收受者的文学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
一般来说，网络虽然对现有文学具有颠覆性作用，从根本上动摇了现有文学的写作和传播方式的基础，但是在文学观念没改变情况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学领域，拓展了个体性，自主性的台湾新文学。更甚至以相当快速的方式，将台湾文学以另外一种型态传送到华人地区。
而台湾网络文学代表性人物如蔡智恒以痞子蔡的笔名写下（《第一次的亲密接触》）、藤井树（《我们不结婚，好吗》）、九把刀（《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鲸向海（新诗）不但将网络文学铅字化，并且在某程度上改变了台湾的文学生态。
在另一方面，以阅读轻薄短小、重视传播、创新文体为特征的励志文学或新型态通俗文学，迅速于台湾流传。诸如几米（绘本）、吴淡如、侯文咏、刘墉、吴若权为代表性作家。虽然这些文学作品常因为过于普罗化，遭到部分文学评论者的严词批评，不过不可否认，多少反映台湾现况的这类型文学作品，仍可视为台湾文学之主要支流。另外，纯文学范畴的都市文学作家，如骆以军、郝誉翔、陈雪、阿盛、袁哲生、林燿德、舞鹤等，在写作上也多少受此通俗文学的轻薄或创新理念之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二二八事件的爆发，紧接着又是“白色恐怖”时期，再加上国民党反共政策的高压统治，关怀台湾本土的文学顿时倍受压抑，没有生存的空间。1970年代以降，由于一连串的国际事件的冲击，台湾本土意识逐渐抬头，乡土文学跃登历史舞台，影响深远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也随之爆发，台语文学遂在这种环境里萌芽而逐渐成长。
战后最早主张用母语写诗的是林宗源，接着向阳也于1976年开始以台语写诗。进入1980年代初期则有宋泽莱、林央敏、黄劲连等人的加入。1987年解严，随着政治符咒解除，社会内部隐藏的文化动能开始爆发，台语文学作品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文类也由初期的诗开始往小说、散文、戏剧开拓，文学技巧也更见提升，主题也更趋多元。1980年代后期之后陆续有更多作家投入台语文创作的行列，比如说陈明仁(文学家)、胡民祥、陈雷、李勤岸、庄柏林、路寒袖、方耀干等；2000年后，更为年轻的世代，如王昭华、吕美亲、陈明克、张捷明等人，亦投入母语书写的行列。
1990年以前台语用字仍属尝试期，用字极不统一，有人创造新字，也有语文专家考证本字，再加上原有的传统用字、华文用字，可谓百花齐放。
进入1990年代以后，由于台语文作家互相观摩学习的结果，用字渐趋统一，新创字、古字逐渐销声匿迹。新的台语文字，一方面有所传承，也有所创新，但总不离“通俗性”、“语源可靠性”、“音义系统性”三大原则。其次是汉字和拼音不再自成系统，而有合流现象，即所谓“有音无字”的词素用拼音字表示，尝试以拼音字做为文字的一部分（如汉罗混写），台语文学的用字，逐渐朝向统一的道路迈进[37]。这种文学发展，也在20世纪后，随着本土化进度而有所延伸或蔓延。
在1980年代以前，已有白先勇、林怀民、李昂、朱天心、马森等人在进行同志文学方面的创作。从1983至1993年，同志文学呈现百家争鸣的状态，比较重要的作家有顾肇森、林裕翼、黄启泰、李岳华等人。解严之后因为社会运动的帮助，使得台湾同志的环境改善，因此同志文学开始受各大文学奖青睐，包括凌烟的《失声画眉》、曹丽娟的《童女之舞》、林裕翼的《白雪公主》等。
不过对台湾同志文学最具有重大意义的，还是要属1994年朱天文的《荒人手记》以及邱妙津的《鳄鱼手记》。之后出现了强调性别身份认同解放的“酷儿文学”，相关作家以纪大伟、洪凌和陈雪等人较为知名。另外吴继文、蒋勋、陈克华等作家亦有同志文学方面的创作。至二十一世纪以后，同志文学热潮已逐渐降温，较知名者为舞鹤的《鬼儿与阿妖》、骆以军的《遣悲怀》等等。
小说选有：杨宗润编的《当代华文同志小说选》(1996)，纪大伟的《酷儿狂欢节：台湾当代Queer读本》(1997)，朱伟诚的《台湾同志小说选》(2005)，或是张曼娟的《同辈：青春男・同志小说选》(2006)、《同类：青春女・同志小说选》(2006)。近期更有纪大伟的《同志文学史：台湾的发明》。
诗歌选有：吹鼓吹诗的二号杂志《浮出领土：同志・诗》(2006)，利文祺、黄冈、神神合编的《同在一个屋檐下：同志诗选》。[38]
童伟格
颜忠贤
洪明道
甘耀明《杀鬼》、《邦查女孩》、《成为真正的人》
吴明益《单车失窃记》
吕则之《海烟》
东年《失踪的太平洋三号》
汪启疆、朱学恕
廖鸿基
夏曼．蓝波安
逯耀东
韩良露、韩良忆
舒国治
焦桐《完全壮阳食谱》
李昂《爱吃鬼的华丽旅程》、《爱吃鬼李昂》
洪爱珠
柏杨
胡淑雯
朱嘉汉
齐邦媛
龙应台
阿泼
移工文学奖
以郭良蕙，华严，琼瑶等的爱情小说等为代表。征信新闻报的〈人间〉副刊连载郭良蕙的《心锁》。《联合副刊》、《皇冠》杂志主编平鑫涛网罗琼瑶等作家长期提供大众此类作品。
张娟芬、苏致亨、陈柔缙、房慧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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