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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音乐（排湾语：senay；台湾闽南语：im-gak；台湾客家语：imˊ ngok；布农语：huzas；太鲁阁语：uyas；邹语：pasunaeno；卡那卡那富：paracani；达悟语：kapianoanood；赛夏语：kapa:tol）是指由台湾所孕育或产制的音乐。台湾的音乐范畴之广，风格具有多元、丰富的特色；随着不同的族裔语系与时空背景，产生出独具台湾乡土情感、民族性格与时代精神的音乐系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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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音乐依历史脉络可概分为传统音乐与流行音乐，传统音乐包括民歌、歌舞、器乐、曲艺、说唱、念歌仔、圣乐、十三腔乐、南管（郎君乐）、北管（乱弹）、国乐与民谣等[2]。流行音乐是指受近现代的世界音乐风格影响的现代流行音乐。台湾的流行音乐有国语流行乐、台语流行乐、客语流行乐与现代原住民音乐。其中，台湾国语流行歌又是华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3]。
是每年秋祭时，祭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公的仪式中，所演奏的音乐。古代又被称为“雅乐”，是一种宫廷音乐[4][5]。现行的祭孔雅乐存在清制（清光绪十七年）[6][7]与明制（民国六十七年复制）[8]两种乐制并存并行，形成台湾特有的文庙释奠雅乐系统。
《大成乐章》又名《大晟乐》，其演奏速度较缓，风格庄严肃穆。目前除台南文庙外，全国均采用民国67年复制的明制《大成乐章》，其中以台北文庙最具代表性[9]。大成乐章前身为十一世纪宋王朝的《大晟乐》，明代时整编成《大成释奠乐谱》。
全国仅台南文庙仍尊行《雅乐十三音》，又名《圣乐》。其发源自古府城礼乐局（今以成书院）[10]。《雅乐十三音》演奏速度较轻快、舒畅，是目前台湾保存、演奏历史最悠久的雅正之乐[7]。台南的《大成至圣先师释奠典礼》已列入国家文化资产民俗及有关文物[11][12]。
台湾原住民族对于音乐的普遍概念为“歌唱”，乐器是整体音乐中的次角色。
在荷兰和西班牙治理下的17世纪台湾，便有部分的传教士开始了最早的音乐教育。当时荷兰与西班牙分治台湾南北，欧洲传教士也随行来台，荷兰是基督教新教，西班牙为天主教道明会，设立教堂传教，并将西方教会音乐引入台湾，但是这时期仍以传教的教会音乐为主。不过，西方的艺术音乐真正开始在台湾落地生根，则是在19世纪中期“开港通商”之后。[15]:81895年，台湾被日本占领，之后引入西化的音乐教育。日本统治台湾时期，音乐是学校教育的核心科目之一，受到师范体系的重视。[15]:8江文也和郭芝苑等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音乐家。
18世纪进入清治时期，台湾的音乐仍以大陆移民的北管与南管音乐为主，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清朝连年败战，被欧洲列强强迫开港，欧洲商人大举来台经商贸易，欧洲商会与公司在台湾设立分公司，同时也带来西方文化，传教士的数量增加，1872年加拿大籍的马偕牧师在淡水（旧称沪尾）一带建立基督长老教会教堂传教以及建立医疗与教育体系，同时也带来西方教会音乐与艺术音乐教育。[16] 前身为理学院大书院的台湾神学院与真理大学就是由马偕创立，台湾早期作曲家陈泗治（1911-1992）则毕业于马偕长子偕叡廉设立的淡水中学校（淡江高级中学前身）。就读期间，随吴威廉牧师夫人学习钢琴与西方教会音乐，淡水中学校毕业后，进入台北神学院（台湾神学院前身）正式学习西方艺术音乐，毕业后赴日深造。[17]
在南部，1865年英国长老教会（加尔文教派）的马雅各医生（Dr.James Maxwell）来台传教。1869年李庥牧师与马雅各医生在旗后、府城（今台南）成立“传道者养成班”。1876年时汤玛斯·巴克礼牧师将原来旗后与府城的“传道者养成班”合并为“府城学院”（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神神学院前身），成为台湾第一所西式大学，这所神学校不仅身负传教与培养神学生的使命，同时也将神学生必修的西方教会音乐与艺术音乐带进台湾南部，培育南台湾的音乐人才，至今“音乐”人才的培育仍是该校的重点培育项目。[18]
在清治时期，西方艺术音乐的传递主要是依靠教会系统传递，借由日益增多的信徒以及来台经商的外国人与有使命感的传教士，将西方音乐带入台湾。[19]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签订马关条约，1895年由日本开始统治台湾，进入日治时期，西方的音乐教育体系也随着日本的统治引进台湾。在日本的统治下，“音乐”成为教育体系的核心科目之一，此时西方艺术音乐正式扎根于台湾，尤其在师范体系的学校，更是必修项目，如陈泗治是进入师范体系正式学习音乐之后赴日深造的台湾早期作曲家。
1938年出生于高雄凤山的作曲家萧泰然，其母亲则是早期留日钢琴家，由母亲启蒙钢琴教育，之后亦在留日名钢琴家李富美的栽培下，在教会学校长荣中学毕业后，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前身）音乐专修科学习，毕业后赴日深造。
由上述台湾作曲家的养成背景，可以清楚看到台湾西方艺术音乐人才的培育脉络，一是来自教会系统；另一是日治之后西化的音乐教育体系，与之后赴日留学深造后回台。其音乐创作以教会音乐为主，如陈泗治；或借由歌谣创作推广音乐，如吕泉生、郭芝苑。他们也创作大型作品，如郭芝苑的歌剧《许仙与白娘娘》；吕泉生的歌剧《阉鸡》是以西方作曲手法创作的台语歌剧，在日治的皇民化时期更引来统治阶层的关切。[20]
1949年之后，国府迁台，出于政治因素，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及其代表的共产党标志）的文化元素在台湾难以施展，西方文化抢占了主要的话语权。来自中国大陆的音乐家与学生也来台定居，并投入台湾音乐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的政经情势变化诡谲，也反映在当代的音乐活动上。学者Edwin A. Winckler在其著作《战后台湾文化政策》（Cultural Policy on Postwar Taiwan，1994年）当中，将战后台湾音乐发展概分为三期：[15]:9
1946年日治时期的台北高等学校，更名为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成为师资培育的重镇。1955年，更名为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前身），来自福建音乐专科学校的萧而化，与来自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前身）的康讴、戴粹伦等人，先后在此执教，并重整台湾音乐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台湾本土留日的音乐家如高慈美、张彩湘，返台后也在此任教，使该校音乐教育呈现两种系统，此时台湾的艺术音乐主要受西方后浪漫派音乐影响，如早期毕业的音乐家萧泰然、许常惠等。[21]
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台湾艺术大学前身），简称艺专，1955年于台湾台北县（新北市前身）板桥镇设立。在该校音乐科主任如声乐家申学庸、史惟亮（1926-1977）等人的努力下，培养了许多专业演奏人才与作曲家，将中国音乐素材运用在西方作曲理论创作新作，或运用西方当代音乐的作曲手法结合中国文学作品。如史惟亮写给女声独唱与管弦乐的《琵琶行》，此曲是以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同名长诗，使用西方的复调与非调，结合中国的五声音阶所完成的现代音乐作品，于1968年首演，由女高音刘塞云独唱，由戴粹伦指挥台湾省交响乐团（国立台湾交响乐团前身），于台北国军艺文中心首演，也是作曲家最得意的作品。此外，音乐家李泰祥、游昌发等人也都毕业自艺专。
此时的作曲家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文学素养深厚，也有本土意识，善于将西方音乐与文学结合，例如马水龙的钢琴组曲《雨港素描》描写故乡基隆，《梆笛协奏曲》则奠定他的作曲家地位。《梆笛协奏曲》结合了中国五声音阶与西方管弦乐技法，不仅展现梆笛的演奏技巧，也将台湾音乐带入新的境界，被选为中国广播公司的台歌[22]，“是非比寻常的历史性标记”[23] 。交响组曲《霸王虞姬》则是马水龙运用中国楚汉相争的历史完成的作品，此作原本是一出有说书人的说唱剧，后来以传统乐器取代原本说唱剧的人声，包括原本男低音的项羽改由唢呐、女高音的虞姬改用南胡、男高音的刘邦改用琵琶，以这三个传统乐器互相应答，让中国传统乐器与西方管弦乐团完成这个交响曲版本，获第二十六届传艺金曲奖最佳艺术音乐专辑奖。
音乐学院是培养音乐人才的基地，而民间音乐协会的成立，也是让民间音乐活动活络的推手。1946年，由士绅林献堂、学者林茂生、游弥坚等人成立的“台湾文化协进会”，积极推动各项音乐活动，留日返台的音乐家如郭芝苑、吕泉生、林二等人，都积极为音乐活动创作新曲，但在百废待举的当时，并没有获得热烈的回响[24]。1955年郭芝苑为音乐会所作的《台湾土风交响变奏曲》，是台湾人完成的第一首管弦乐曲，此曲是以台湾风土民情为主题，由台湾省交响乐团首演[25]。1972年郭芝苑的《小协奏曲》，为钢琴与弦乐队创作，是台湾第一首钢琴协奏曲。
省立台湾师范大学与国立艺专的作曲学生，在来自中国大陆的音乐家主导的音乐教育之下，接触不少中国传统音乐与戏曲，以及二战之前中国近代作曲家的作品，如黄自、赵元任、李抱忱、刘雪庵等人的艺术歌曲。当他们毕业之后到学校任教，如卢炎，或是到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研究组任职或是担任乐团演奏员，如温隆信、张炫文、赖德和等，不是从事台湾民间音乐的收集与研究，或企图将台湾音乐结合西方作曲理论，发展出属于台湾的当代艺术音乐。[26]。
台湾省立交响乐团的研究组于1972年史惟亮担任团长时成立，当时不少国立艺专的作曲毕业生或是归国的作曲家，都被聘请到这个单位任职，包括赖德和、温隆信、游昌发等人[27]，这几位年轻作曲家在1967年组成“向日葵音乐会”，成员还包括陈懋良、沈锦堂、马水龙等，也都是国立艺专音乐科毕业的作曲家。[28]
台湾最早的作曲组织，是1961年甫自法国留学归国、任教于台湾省立师范大学的许常惠所发起的“制乐小集”，这个团体没有固定成员，每一次音乐会都是由许常惠邀请作曲家发表作品。演奏现代音乐的组织，则有“新乐初奏”，1961年由小提琴家邓昌国、日籍钢琴家藤田梓、顾献梁、许常惠、韩国璜等人发起，以演奏国内外现代音乐为目的。其他重要的团体还有“江浪乐集”、“五人乐集”，除了发表团体的作品，也会做国际性的交流。
1973年“亚洲作曲家联盟中华民国总会”（简称曲盟）成立，最初由许常惠、锅岛吉郎（日本）、入野义朗（日本）、林声翕（香港）、罗运荣（韩国）等五人发起，以交流东方作曲家的音乐思想为目的。这样国际性的当代艺术音乐的交流更有组织性，也使台湾当代艺术音乐的发展跨进一大步，在经年频繁的交流下，台湾艺术音乐的作曲水准也提高许多，亦培养不少优秀的作曲家。[29]
当时台湾的艺术音乐，除了中西方结合的新创音乐之外，还有抽象、受现代主义影响的音乐风格。1960年代许常惠自法国学成归国时，他带回了当时欧洲最新的当代音乐，如序列主义音乐，虽然一时无法被接受，但是他在省立台湾师范大学与国立艺专的学生都受到影响。[30]作曲家潘皇龙的音乐运用现代音乐语法，着重音响与意境的追求，与其他作曲家相比较为抽象，他写给单簧管、击乐、钢琴与大提琴的四重奏《迷宫・逍遥游》，就是一首着重意境与声响的作品。与潘皇龙密切合作的采风乐坊，是台湾主要演奏当代艺术音乐的室内乐团，不仅演奏中国传统音乐，也运用中国丝竹乐演奏当代艺术音乐，在多个国际当代艺术节演出许多台湾当代作曲家的作品。
西方艺术音乐在台湾的发展，大多存在于公、私立的教育机构，除了最早的省立台湾师范大学与国立艺专，之后陆续开办的还有中国文化大学（1962）、实践家专（实践大学前身，1969）、东吴大学（1972）、辅仁大学（1983），与国立艺术学院（国立台北艺术大学前身，1982）等。[31] 1980年代之后，师范专科学校改制为师范学院，增加多个音乐系所，不仅为各级学校培养不少音乐师资，也使民间学习音乐风气鼎盛，加上1987年中正文化中心（国家两厅院前身）、1986年联合实验管弦乐团（国家交响乐团前身）成立，举办一系列的音乐会，并邀请国内外音乐家来台演出，也委托国内作曲家创作，音乐活动蓬勃发展，此时是音乐人才辈出，台湾的作曲与演奏水准大为提升的年代[32]。作曲家潘皇龙、曾兴魁、柯芳隆、钱南章、钱善华和陈树熙是代表性人物。
在1960年代，台湾在萧滋（Robert Scholz）博士的建议下，开始选拔资赋优异的音乐学生送至国外深造，最早有钢琴家陈必先、叶绿娜、陈泰成等人在欧洲留学，学成之后有的留在海外，也有回国投身教育工作[33]。。而在大型著名国际音乐比赛获奖的，如钢琴家杨小佩，1967年于日内瓦钢琴比赛获得第三名[34] ；钢琴家陈必先，1974年于慕尼黑国际钢琴比赛获得首奖；1985年胡乃元于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得第一名；2015年曾宇谦于柴可夫斯基国际音乐比赛获得第二名（首奖从缺）等多位台湾出身的演奏家在国际获奖。在指挥方面，从早期的郭美贞到简文彬、吕绍嘉、陈美安、庄东杰，都是闻名国际乐坛的指挥。
1990年“春秋乐集”由作曲家马水龙发起，由邱再兴文教基金会赞助与主办，是一个奖励后进作曲家的平台。马水龙跟企业家邱再兴表示，台湾缺乏作曲家，因为作曲家是一切艺术作品的源头，尤其是舞蹈表演，甚至一般戏剧表演，都需要背景音乐陪衬，这些音乐格外重要。于是春秋乐集从1991年开始举办音乐会，首场的春季音乐会参与的作曲家有陈树熙、钱善华、应广仪、张蕙莉、许明钟、潘世姬与黄燕忠等台湾中生代的作曲家，音乐的风格较为多元。同年秋季音乐会，参与的音乐家较春季年长，有许常惠、潘皇龙、卢炎、吴丁连、钱南章、曾兴魁、张昊等，发表代表其世代以中国文化为底蕴融入西方作曲技巧的新作。[35]
春秋乐集的春秋二季音乐会，春季为新生代或中生代作曲家的作品发表，秋季音乐会的作曲家在年纪与辈份上都较春季为高，以区分二场音乐会的特色。春秋乐集至2016年虽非每年都举行音乐会，但参与的作曲家都足以代表台湾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如曾获得国际作曲奖项的彭靖、颜名秀、刘韦志、林京美、周久渝、陈士惠、李元贞、洪崇崑、李子声等，都是台湾中生代与新生代的佼佼者。[35]
西方歌剧在台湾的发展，台北市立交响乐团（简称北市交）在前团长陈秋盛任期（1986-2003），计划性地每年推出一部歌剧，除了少数国际名声乐家之外，基本上皆邀请国内的声乐家参与演出，从舞台制作到演出时的所有规划与准备，都是由台湾的工作人员与艺术行政工作者以及音乐家们负责，对于歌剧的推广功不可没，不仅给予国内声乐家演出歌剧的机会，也让本地艺术工作者从中学习制作歌剧的细腻繁复工作与筹划。[36]
台北歌剧剧场由声乐家曾道雄教授于1973年创立，虽然规模无法跟公立的北市交相比，但五十年来已经演出多部西方歌剧经典，数量与制作水准上不输给公立乐团，更是台湾培养歌剧声乐家与歌剧指挥的重要基地，台湾声乐家从早期的朱苔丽，近期的黄莉锦、耿立、石易巧、吴佳芬、左涵瀛等多位中生代与新生代声乐家，皆活跃于国际歌剧院的舞台上。[37]
云门舞集也是台湾作曲界的重要推手，如《白蛇传》与《红楼梦》的作曲家赖德和、《廖添丁》的作曲家马水龙等，都是由创办人林怀民委托创作。[38]在剧场方面，投入剧场音乐制作的作曲家林桂如，从大学时代即参与剧场音乐创作，从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到台湾任教，并与动见体剧团合作，策划主持的作品《凯吉一岁》[39]获第12届台新艺术奖五大年度入选，是同时活跃于剧场与艺术音乐创作的中生代作曲家。
台湾流行音乐发源自日治时代的1930年代，当时是台语歌谣创作的黄金时代，1929年成立的古伦美亚唱片是台湾第一家唱片公司，也是同时期的台湾流行音乐的发轫者。
中华民国播迁时期最初的留声机时代“七大歌星”奠定了华语流行音乐在亚洲社会中的地位。这些歌星在演唱中结合了中国传统的小曲、日语流行音乐等的演唱技巧，其演唱风格与之前传统国乐均不尽相同。并开始融入台湾日治时期崛起的台语流行音乐，来广为人知的是1932年由纯纯所演唱的〈桃花泣血记〉。台语音乐的全盛时期，除了讽刺殖民体制的歌谣，亦有许多现今依旧令人耳熟能详的，譬如〈望春风〉，而流行类歌曲始祖是〈乌猫行进曲〉。
1956年，在青年乐手金祖龄（Johnny King）的号召下，台湾第一支演唱英文歌曲的摇滚乐团“洛克乐队”（Rock Band）正式成军。由于“洛克”歌声动人，甚获蒋宋美龄喜爱，特别邀请该团到各地举行劳军演出，深得美国大兵们的欢迎。六〇年代中期（1965年），美国开始全面介入越战，台湾成为驻越美军的渡假中心，酒吧与色情行业大量兴起，源自“美军电台”（American Forces Network Taiwan，简称AFNT）的乡村音乐和民谣歌曲也跟着慢慢流行起来，并以美军俱乐部（如台北美军招待所）及饭店西餐厅、舞厅和夜总会为据点，包括台北中山北路、台中大雅路、台南健康路、高雄盐埕区等，带动了西洋热门乐团的发展，也培养了台湾本地大量的流行音乐人才。
1965年，陶晓清开始在中广主持《中广热门音乐》节目介绍当时西洋流行音乐。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1979年，中美断交，台湾国际地位慢慢降低，而青少年们仍沉浸在西式音乐文化之中，“旧上海”式的歌曲，与日本及西洋的翻译歌。在这种氛围之下，创作属于“中国人”的歌曲，这种想法慢慢开始萌芽。75年，陶晓清在中广开辟了《热门音乐》节目，其中另辟一个“中西民歌”时段，介绍由青年学子自行创作的歌谣。这些实验性的歌曲，得到了听众的回响喜爱。75年，杨弦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拉开了民歌运动的序幕。76年在李双泽的高呼之下，“唱自己的歌”成为风潮，歌谣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时，陶晓清以电台广播人的身份，联合了广播界与艺文界人士，召开“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包含了胡德夫、杨弦、杨祖珺、吴楚楚等民歌运动健将。陶晓清并策划了“第一届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与《我们的歌》专辑出版。陶晓清参与其中的民歌运动，逐渐成为1970年代中期后，台湾流行音乐界的发展方向之一。
整个七八十年代，台北保持并发展了其华语流行音乐的工业中心地位。70年代初，随着青春校园电影及琼瑶“三厅电影”热潮，以电影主题曲姿态出现的国语时代曲亦获得空前成功。当中刘家昌的创作班底独领风骚，刘更凭借培育或引荐多位日后叱咤七八十年代台湾华语乐坛流行巨星，尤雅、邓丽君、费玉清、甄妮、刘文正、凤飞飞、黄莺莺等，成为不争的七十年代华语乐坛教父。其时，华语流行音乐的影响力远遍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尼， 而邓丽君的歌声亦传至中国大陆。在当时高度政治敏感下，邓丽君的歌曲一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视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40]引起了当时“白天聼老邓，晚上聼小邓”的说法。[41][42]
七十年代中至八十年代，台湾一方面从校园发展出以“唱自己的歌”为号召的校园民歌创作热潮，如蔡琴、齐豫、潘越云、李建复、施孝荣、黄大城 、陈明韶、王梦麟、赵树海、叶佳修、李寿全、李泰祥、苏来、靳铁章 、梁弘志等人开始投入乐坛，另一方面以玩西洋音乐乐团（BAND）起家的音乐人，也开始回归国语唱片参与制作及演唱如黄莺莺、苏芮、罗大佑、谭健常、陈志远、翁孝良等人，彼此激发火花乐坛风格更趋多元成熟。
八十年代起，与台湾社会经济发展同步，民歌亦进入成熟与商业化时期，西洋音乐乐团起家的人成为主流，市场欣欣向荣唱片公司百家争鸣，词曲创作与唱片制作成为专业并开始细致化分工，其中最主流的两家为吴楚楚与彭国华创办的飞碟唱片（四大天后蔡琴、黄莺莺、苏芮、王芷蕾，知名创作人李寿全、陈志远、陈乐融、张雨生等人）与段锺沂、段锺潭兄弟创办的滚石唱片（知名歌手陈淑桦、齐豫、潘越云，知名创作人罗大佑、李宗盛、陈昇、陈焕昌（小虫）、黄韵玲等人），两家的良性商业竞争扩展了唱片市场，创作力道丰沛多元，也让单张唱片销量最终突破百万门槛成为产值高昂的唱片工业。
1983年8月至1984年10月台湾华视开播张小燕主持的综益节目综艺100，其中与民生报联办的流行歌曲排行榜脍炙人口，以唱片销售量定榜单，每周公布当周排行榜，每季结算当季累计最畅销专辑前十名，成为流行音乐指标。1989至1998年台湾华视播出胡瓜主持的金曲龙虎榜，则继续与民生报及台湾区唱片工业同业公会、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合作，民众明信片票选与销售量各占一半比例统计出每周最佳专辑与最佳歌曲，民生报每日刊登票选表格。每周由报榜主持人公布每周歌曲前20名排行榜，每年举行十大票选偶像艺人与销售量的颁奖典礼。公正的排行榜节目普及人心，成为老将展实力，新人曝光发热的极佳管道，亦促成台湾唱片市场蓬勃发展。
八十年代末起世界各大唱片公司纷纷成立台湾分公司抢攻华语音乐市场，台湾乐坛影响力扩展到全球华语音乐圈。
八十年代台湾的流行音乐天后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是融合其中杰出者，邓丽君她的音乐风格上接上海时代曲下启台湾流行乐，不仅是华语流行音乐巨星，也在日语流行音乐、台语流行音乐、粤语流行音乐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凤飞飞以独到表演方式横贯华语与台语流行音乐，拉近流行音乐与土地及生活的距离，从乐团与美军俱乐部起家的黄莺莺与苏芮中英双声带红遍海内外，则是将西洋音乐乐风带入华语流行音乐的指标性人物，黄莺莺专注在唱片制作演绎，以其独到的品味与唱腔，不断与新秀合作翻新音乐风格，唱片卖座创作者也受到乐坛注目，为华语流行音乐注入新血，苏芮打破乐坛温柔女声惯例，将西洋音乐中的灵魂撼动揉入国语音乐中，影响力跨出台湾深入中国大陆，以上四位皆获得台湾金曲奖终身特别贡献奖。
是当时台北中文流行音乐工业中心地位的标志。同时洪荣宏的〈一支小雨伞〉、江蕙的〈风醉雨也醉〉、李茂山的〈今夜又搁块落雨〉等台语歌手也开始崛起，日后江蕙是首位登上台北小巨蛋的台语歌手亦获得台湾金曲奖终身特别贡献奖。
1990年代后期迈入多元化阶段，台语具代表性的像林强、陈明章、朱约信、萧福德、陈昇、新宝岛康乐队及谢金燕的电子舞曲和伍佰的摇滚曲风等。随着冷战结束华语歌手也出现重归大融合时代。八、九零年代红遍大街小巷的以一场游戏一场梦爆红的歌手王杰、和齐秦等，红遍包括两岸三地的大中华地区的经济与文化联繋都日益紧密，原住民歌手张惠妹迅速崛起，王菲、林忆莲、张学友等歌手的曲风传入。
蔡依林、周杰伦、王力宏、罗志祥、萧亚轩，陶喆、潘玮柏、吴克群、徐怀钰、陶晶莹、周惠、王心凌、张韶涵、田馥甄、杨乃文，魏如萱，杨丞琳，徐佳莹等天王天后新兴台湾歌手崛起，在全球华语音乐圈成为顶流歌手。马来西亚及新加玻歌手亦选择来台湾出道及发展，如孙燕姿、林俊杰、梁静茹亦成为华语乐坛有影响力的歌手，无论在奖项和销量皆取得巨大的成功。女子音乐组合团体S.H.E音乐市场上成功行销，另方面一些地下摇滚乐团如五月天出现，乐团开始走向流行市场，融合取向的例如采风乐坊的摇滚国乐等实验性音乐也广为大众接受。
台湾音乐人在1990年代开始前进中国大陆，协助发展整个中国大陆的华语流行音乐工业，至今已成功打造出庞大的音乐市场及培养了许多中国大陆的音乐人。北京也逐渐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心，华语流行音乐也在中国大陆成为主流的音乐。在现今的全球华语流行音乐世界里，台湾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导著全球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台湾秉著厚实的文化底蕴、精炼成熟的音乐工业技术和特殊的文化品味，仍是带动全球华语流行音乐新风潮的主要动力，台湾因此常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的摇篮”，多数华语流行歌手也因此常会选择台湾作为主要的发展基地之一。
金曲奖是台湾乐界的最高荣誉奖项，表扬当年度的杰出音乐人与制作团队。自1990年开始举办。第1届至第22届由中华民国行政院新闻局主办，第23届之后由中华民国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主办；颁奖典礼约于每年5、6月间举行。1986年时，行政院新闻局广播电视事业处推广的“好歌大家唱”活动，目的为征选优良词曲创作来激励台湾音乐市场与音乐人，1990年1月6日，第1届金曲奖成形。1997年新闻局再将“唱片金鼎奖”与金曲奖合并办理，奖项数扩增至逾20项，分为“流行音乐类”及“非流行音乐类”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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