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華、排華、恐華或仇華，在不同情境及時空脈絡下指反對、排斥、仇視或歧視海外華人、中國公民、中華民族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簡要代稱。由於這兩字的實質內容取決於是「誰」（非華主流社會、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政體或政策人士）、反對「什麼」（中國、中國人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因此在不同的時空情境下有不同的反應和詮釋。[8]
本條目為反對、排擠華人、涉及種族主義的廣義「反華」，若指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大陸）政府或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指的「反華」常為此意），請參見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反中共。需要注意的是，由於國際上反華與反中都稱為anti-Chinese，因此「反中」與「反華」兩詞常常混為一談。| 國別 | 正面 | 負面 | 中立 | 正負面差值 |
|---|---|---|---|---|
 巴基斯坦
|
82% |
13% |
5% |
+69 |
 俄羅斯
|
74% |
9% |
17% |
+65 |
 尼日利亞
|
74% |
16% |
10% |
+58 |
 孟加拉
|
62% |
14% |
24% |
+48 |
 秘魯
|
58% |
23% |
19% |
+35 |
 哥倫比亞
|
57% |
23% |
20% |
+34 |
 泰國
|
54% |
20% |
26% |
+34 |
 沙地阿拉伯
|
57% |
26% |
17% |
+31 |
 墨西哥
|
49% |
20% |
31% |
+29 |
 印度尼西亞
|
46% |
18% |
36% |
+28 |
 南非
|
54% |
28% |
18% |
+26 |
 阿聯酋
|
55% |
31% |
14% |
+24 |
 智利
|
48% |
34% |
18% |
+14 |
 巴西
|
43% |
31% |
26% |
+12 |
 阿根廷
|
44% |
33% |
23% |
+11 |
 馬來西亞
|
45% |
40% |
15% |
+5 |
 新加坡
|
41% |
41% |
18% |
±0 |
 羅馬尼亞
|
38% |
39% |
23% |
-1 |
 土耳其
|
38% |
45% |
17% |
-7 |
 菲律賓
|
37% |
45% |
18% |
-8 |
 西班牙
|
31% |
47% |
22% |
-16 |
 以色列
|
32% |
52% |
16% |
-20 |
 意大利
|
27% |
53% |
20% |
-26 |
 越南
|
28% |
58% |
14% |
-30 |
 捷克
|
23% |
56% |
21% |
-33 |
 波蘭
|
22% |
55% |
23% |
-33 |
 印度
|
24% |
59% |
17% |
-35 |
 比利時
|
18% |
56% |
26% |
-38 |
 法國
|
15% |
57% |
28% |
-42 |
 愛爾蘭
|
18% |
62% |
20% |
-44 |
 美國
|
16% |
62% |
22% |
-46 |
 荷蘭
|
15% |
62% |
23% |
-47 |
 加拿大
|
14% |
62% |
24% |
-48 |
 英國
|
14% |
62% |
24% |
-48 |
 瑞士
|
19% |
69% |
12% |
-50 |
 挪威
|
16% |
70% |
14% |
-54 |
 奧地利
|
14% |
70% |
16% |
-56 |
 澳洲
|
13% |
69% |
18% |
-56 |
 德國
|
13% |
69% |
18% |
-56 |
 瑞典
|
12% |
73% |
15% |
-61 |
 日本
|
7% |
78% |
15% |
-71 |
 南韓
|
5% |
88% |
7% |
-83 |
| 國別 | 正面 | 負面 | 中立 | 正負面差值 |
|---|---|---|---|---|
| 日本 |
10% |
88% |
2 | –78 |
| 瑞典 |
18% |
80% |
2 | –62 |
| 澳洲 |
21% |
78% |
1 | –57 |
| 美國 |
20% |
76% |
4 | –56 |
| 南韓 |
22% |
77% |
1 | –55 |
| 加拿大 |
23% |
73% |
4 | –50 |
| 德國 |
21% |
71% |
8 | –50 |
| 荷蘭 |
24% |
72% |
4 | –48 |
 中華民國 |
27% |
69% |
4 | –42 |
| 比利時 |
28% |
67% |
5 | –39 |
| 法國 |
29% |
66% |
5 | –37 |
 新西蘭 |
30% |
67% |
3 | –37 |
| 英國 |
27% |
63% |
10 | –36 |
| 意大利 |
38% |
60% |
2 | –22 |
| 西班牙 |
39% |
57% |
4 | –18 |
 希臘 |
52% |
42% |
6 | 10 |
| 新加坡 |
64% |
34% |
2 | 30 |
| 國別/地名 | 正面 | 負面 | 中立 | 正負面差 |
|---|---|---|---|---|
| 日本 |
14% |
85% |
2 | -71 |
| 瑞典 |
25% |
70% |
6 | -45 |
| 加拿大 |
27% |
67% |
5 | -40 |
| 美國 |
26% |
60% |
13 | -34 |
| 捷克 |
27% |
57% |
16 | -30 |
| 法國 |
33% |
62% |
5 | -29 |
| 南韓 |
34% |
63% |
2 | -29 |
| 中華民國 |
35% |
61% |
3 | -26 |
| 德國 |
34% |
56% |
11 | -22 |
| 荷蘭 |
36% |
58% |
6 | -22 |
| 澳洲 |
36% |
57% |
7 | -21 |
| 意大利 |
37% |
57% |
7 | -20 |
| 英國 |
38% |
55% |
7 | -17 |
| 西班牙 |
39% |
53% |
8 | -14 |
| 菲律賓 |
42% |
54% |
4 | -12 |
 斯洛伐克 |
40% |
48% |
12 | -8 |
| 印度尼西亞 |
36% |
36% |
27 | 0 |
 匈牙利 |
40% |
37% |
24 | 3 |
| 南非 |
46% |
35% |
19 | 11 |
 立陶宛 |
45% |
33% |
21 | 12 |
| 波蘭 |
47% |
34% |
19 | 13 |
| 希臘 |
51% |
32% |
17 | 19 |
| 阿根廷 |
47% |
24% |
29 | 23 |
| 巴西 |
51% |
27% |
22 | 24 |
| 墨西哥 |
50% |
22% |
28 | 28 |
 肯雅 |
58% |
25% |
16 | 33 |
 保加利亞 |
55% |
20% |
25 | 35 |
| 以色列 |
66% |
25% |
9 | 41 |
 烏克蘭 |
57% |
14% |
28 | 43 |
 黎巴嫩 |
68% |
22% |
10 | 46 |
 突尼西亞 |
63% |
16% |
21 | 47 |
| 尼日利亞 |
70% |
17% |
13 | 53 |
| 俄羅斯 |
71% |
18% |
11 | 53 |
| 國別 | 正面 | 負面 | 正負面差 |
|---|---|---|---|
| 西班牙 |
15% |
68% |
–53 |
| 美國 |
22% |
70% |
–48 |
| 印度 |
19% |
60% |
–41 |
| 土耳其 |
29% |
54% |
–25 |
| 法國 |
35% |
60% |
–25 |
| 印度尼西亞 |
28% |
50% |
–22 |
| 英國 |
37% |
58% |
–21 |
| 德國 |
20% |
35% |
–15 |
| 加拿大 |
37% |
51% |
–14 |
| 澳洲 |
46% |
47% |
–1 |
| 巴西 |
45% |
38% |
7 |
| 希臘 |
37% |
25% |
12 |
| 秘魯 |
49% |
34% |
15 |
| 俄羅斯 |
44% |
23% |
21 |
| 墨西哥 |
55% |
26% |
29 |
| 肯雅 |
63% |
27% |
36 |
| 巴基斯坦 |
63% |
12% |
51 |
| 尼日利亞 |
83% |
9% |
74 |
 中華人民共和國 |
88% |
10% |
78 |
| 國別 | 正面 | 負面 | 正負面差 |
|---|---|---|---|
| 捷克 |
25% |
69% |
–44 |
| 法國 |
21% |
63% |
–42 |
 盧森堡 |
24% |
61% |
–37 |
| 德國 |
26% |
61% |
–35 |
| 瑞典 |
31% |
64% |
–33 |
| 意大利 |
29% |
60% |
–31 |
| 西班牙 |
29% |
59% |
–30 |
| 荷蘭 |
32% |
60% |
–28 |
 丹麥 |
32% |
59% |
–27 |
| 比利時 |
34% |
61% |
–27 |
| 奧地利 |
34% |
57% |
–23 |
 芬蘭 |
36% |
55% |
–19 |
 馬耳他 |
30% |
47% |
–17 |
 斯洛文尼亞 |
41% |
53% |
–12 |
| 波蘭 |
37% |
48% |
–11 |
| 匈牙利 |
40% |
50% |
–10 |
 葡萄牙 |
36% |
45% |
–9 |
| 斯洛伐克 |
36% |
44% |
–8 |
| 愛爾蘭 |
39% |
47% |
–8 |
| 希臘 |
45% |
49% |
–4 |
| 英國 |
39% |
41% |
–2 |
 愛沙尼亞 |
43% |
35% |
8 |
| 立陶宛 |
49% |
36% |
13 |
 克羅地亞 |
54% |
39% |
15 |
| 保加利亞 |
47% |
31% |
16 |
| 羅馬尼亞 |
56% |
34% |
22 |
 拉脫維亞 |
51% |
29% |
22 |
 塞浦路斯 |
58% |
27% |
31 |
在非華人主導的社會情境下，反華一詞指的是海外華人為少數民族的情境下受到主流社會的反對、排斥、歧視、仇視或恐懼的情緒及政策，為種族主義、仇視外來移民或政治緊張關係的表現。
數據及背景
2013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發起了一項關於反華情緒的調查，有一半的受訪國家（38個國家中的19個）對中國持好感，不包括中國本身。 支持率最高的亞洲國家是馬來西亞（81%）和巴基斯坦（81%）； 非洲國家肯雅（78%）、塞內加爾（77%）和尼日利亞（76%）； 在拉丁美洲，特別是與中國市場密切相關的國家對中國持有好感，例如委內瑞拉（71%）、巴西（65%）和智利（62%）。但在西方和其他亞洲國家，反華情緒依然存在。只有28%的德國人和意大利人以及37%的美國人對中國有好感；而在日本，只有5%的受訪者對中國有好感。38個國家中有11個國家對中國的負面看法超過50%。 日本被調查為反華情緒最高的國家，93%的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持負面看法。 德國（64%）、意大利（62%）和以色列（60%）也有多數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 德國的反華情緒大幅上升，從2006年的33%上升到2013年調查的64%，儘管德國在對華出口方面取得了成功，但這種反華情緒仍然存在。[9]
根據2020年全球民意調查顯示，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對中國的好感度有所下降，11月的Ipsos民意調查顯示，俄羅斯 (81%)、墨西哥 (72%)、馬來西亞 (68%)、秘魯(67%) 的好感度有所下降。沙地阿拉伯（65%)最有可能相信中國未來的影響力將是積極的，而英國（19%）、加拿大（21%）、德國（24%）、澳洲（24%）、日本（24%）、美國（24%）和法國（24%）則與之相反。[10]
8月份的YouGov民意調查發現，尼日利亞（70%）、泰國（64%）、墨西哥（61%）和埃及（55%）的受訪者對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看法更為積極，而日本（7%）的受訪者則更積極。丹麥(13%)、英國(13%)、瑞典(14%)和其他西方國家的看法最不積極。[11]
根據2020年的民意調查，巴爾幹地區的受訪者普遍對中國持積極看法。 國際共和研究所2月至3月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科索沃（75%）的受訪者對該國表示負面看法，而塞爾維亞（85%）、黑山（68%）、北馬其頓（56%）的受訪者佔多數 、波斯尼亞(52%)表示贊成。[12]
GLOBSEC10月份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將中國視為威脅的受訪者比例最高的是捷克共和國（51%）、波蘭（34%）和匈牙利（24%），而巴爾幹地區則被視為威脅最小。保加利亞（3%）、塞爾維亞（13%）和北馬其頓（14%）等國家。 威脅感知的原因通常與國家的經濟影響力有關。[13]
據阿拉伯晴雨表民意調查顯示，阿拉伯世界對中國的看法相對積極，2021年3月至4月的數據顯示，阿爾及利亞（65%）、摩洛哥（62%）、利比亞（60%）、突尼西亞（59%）、伊拉克伊拉克（56%）對該國持好感，而黎巴嫩（38%）和約旦（34%）則不太好感。[14]
歷史
巴麥尊勳爵引發了與清朝的第一次鴉片戰爭。 他認為中國文化「不文明」，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在他宣戰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種蔑視在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1860）期間變得越來越普遍，中國人對外國商人的多次攻擊激起了國外的反華情緒。中國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戰敗後，額爾金勳爵於1860年抵達北京，為了報復，他下令洗劫並焚燒中國皇家圓明園。[15]
1882年美國通過了《排華法案》，以應對國內日益增長的排華情緒。 它禁止所有的華工移民，並將已經在該國的華工變成二等公民。在19世紀中葉的秘魯，華人被當作奴隸勞工，並且不被允許在秘魯社會擔任任何職務。[16][17]
反華情緒在東亞也很普遍，尤其是在崛起後的日本帝國。1886年清朝海軍水兵在日本長崎港引發了長崎事件，以及清朝拒絕就暴力事件道歉，進一步加劇了日本的反華情緒。
自十八世紀中葉起，中國工人就一直是倫敦碼頭的常客，當時他們是受東印度公司僱傭的水手，從遠東進口茶葉和香料。到了1880年代，萊姆豪斯地區發展出了一個規模雖小但廣為人知的華人社區，這增加了其他倫敦人的排華情緒，他們擔心中國工人可能會取代他們的傳統工作，因為他們願意以比其他人低得多的工資和更長的工作時間工作。 同一行業的工人。 倫敦的華人總人口只有區區幾百人——這座城市的總人口粗略估計有七百萬——但本土主義情緒卻高漲，1905年的《外國人法》就證明了這一點，該法案旨在保護倫敦的華人權益。 限制貧困和低技能外國工人的入境。倫敦華人也因為參與非法犯罪組織，進一步助長了仇華情緒。[18][19]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反華情緒成為西方世界和反共國家媒體的永久焦點。從20世紀50年代到1980年代，反華情緒高漲。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兵干預韓戰（1950-1953）。直到今天，許多韓國人仍然相信是中國將韓國分裂成兩個國家。[20]
自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之間的政治關係處於敵對狀態，反華情緒高漲。在亞歷山大·索贊尼辛的一封信中，闡述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引發了保守派的地下出版物運動的反華情緒。 [21]
定義
![[icon]](#/media/File:Wiki_letter_w_cropped.svg){kind=small} | 此章節需要擴充。 |
在國際關係及中國外交政策方面，反華一詞常與反中一詞混為一談，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常以「境外反華勢力」一詞，將反對中國政府政體或政策的論述劃為對中國或中華文化的反華行為。[22]
中國近代政治史上，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共產黨都有類似的政治論述手法，將其政治對手描繪成和「外國勢力」合作來推翻其掌握的中國或中央政權。例如，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大會505號決議上向蘇聯提出控訴，指控蘇聯共產黨給予中國共產黨指導命令與金錢和武器援助損害中華民國領土主權完整。[23]
中國國民黨在1920年代到1940年代對中國共產黨的白色恐怖的打壓政策包含對中國共產黨的共產國際的理論及實質支援，以及中國共產黨在禁法輪功後，中國共產黨及法輪功都宣稱對方為中華文化的傷害者。[24][25][26][27]
各地區情況
日本明治維新時開始展開對外擴張政策，並在甲午戰爭戰勝清廷後，雙方簽署《馬關條約》，清廷割讓台灣、遼東半島、並佔領朝鮮半島，因此日本與中國的關係變得極差。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中日關係開始逐步改善。然而自2000年以來，日本的反華情緒開始逐漸抬頭。許多日本人認為，中國正在利用該國曲折的歷史問題，例如日本歷史教科書的爭議、日軍過去犯下的戰爭罪行以及正式參拜靖國神社（供奉着多名甲級戰犯），既是一張外交牌，又是讓日本成為中國國內政治替罪羊的工具。2005年春季的反日騷亂是日本公眾對中國更加憤怒的另一個根源。[28]
皮尤全球態度計劃調查也指出日本人對中國的正面評價從2002年的55%跌至2008年的14%。[29]
在公元7世紀，高句麗、百濟和新羅與唐朝發生戰爭，新羅在唐朝協助下統一朝鮮半島大同江以南，同時在羅唐戰爭後唐朝成為新羅的宗主國。[30]
在9世紀，海盜和奴隸販子將捕捉的外國人在中國銷售作為奴隸。[31][32]由於這一結果，朝鮮海軍將軍張保皐在清海鎮駐軍，將中國海盜趕離朝鮮西部海岸。[32]
在明朝時期，中國採取朝貢制度及厚往薄來的外交方法，要求珍稀動物、食品、嬪妃[33]和太監[34]作為貢品從朝鮮王朝進貢。
在1592年，日本侵略朝鮮，幾個月內佔領了半島的許多地方。朝鮮朝廷請求，並收到來自明朝的援助，此即萬歷朝鮮之役。[35][36]
在1931年，在萬寶山發生了中國和朝鮮農民之間的糾紛。日本和朝鮮的記者對事件的報導令反中情緒進一步上升，引發了一系列反中暴動，在7月3日從仁川迅速向其他城市蔓延，遍及全個朝鮮半島。中國方面的報告是146名中國人死亡，546人受傷，並有相當數量的財產被摧毀。7月5日，平壤發生大規模的騷亂。[37]
韓戰結束後，受中國出兵援助而保住政權的北韓金日成政府並未成為中國可靠的盟友。自中蘇交惡開始，北韓倒向蘇聯一邊與中國全面對抗，金氏家族公開聲稱中國要對其復辟歷史上的「事大主義」，是「危險的敵人」、「北方邊界是最危險的方向」、「可能與中國發生戰爭」。與中國衝突後，北韓政府開始結交一系列與中國關係緊張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台灣。20世紀80年代，金日成派遣副總理金達鉉作為特使前往台北就雙邊建交事宜展開談判。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中俄關係全面改善並日趨緊密，北韓失去了其對抗中國的最大支持者，因而開始在與中國接壤的地區進行核試驗，並威脅中國方面稱將隨時準備與台灣當局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由於中國堅持半島無核化的立場並因此在聯合國投票贊成對朝制裁決議，兩國關係始終高度緊張，但由於忌憚三八線以南的美韓聯軍會藉機向北進攻，因此未如1979年中國與越南一般爆發戰爭。在21世紀初，中朝兩國對高句麗歸屬的爭執引起了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38]
在20世紀60年代，韓國法律對外國財產的所有權作出限制，而當時多數外國財產的所有權均為中國人所持有，導致許多中國人從韓國移民到台灣。[39]
據皮尤全球態度項目，南韓人對中國的正面態度從2002年66％下降到2008年48％，而持負面觀點的從2002年31％上升2008年49％。[40]
據東亞研究所調查，對中國影響力的正面看法從2005年48.6％降至2009年38％，而負面看法則從2005年46.7％上升2008年50％。[41]
2004年，中國政府稱曾統治東北的高句麗、古朝鮮等，都曾經是中國歷史上的地方政權。在消息傳出後，韓國國內爆發大規模的騷亂，中國外交部在四月刪除激怒了韓國人的內容，但拒絕在其外交部網站變更為韓國史觀。許多韓國歷史學家和官員認為該事件是影響兩國關係的重要轉捩點。[42]在韓國政府和公眾對中國的批評下，中國派出了新的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到首爾承諾，妥善處置有關高句麗的歷史書。
在2008年奧運火炬傳遞的首站首爾，6000多名中國示威者與韓國示威者衝突[42][43][44][45]，而韓國司法部表示會嚴懲所有中國示威者，[46]之後韓國政府提高對中國學生簽證的要求。[47]
2018年，哈薩克發生大規模土地改革抗議活動。示威者反對向中國公司租賃土地以及中國公司和貿易商的經濟主導地位。導致哈薩克仇華情緒上升的另一個問題是新疆衝突，哈薩克正在通過收容大量維吾爾分裂分子來應對這一問題。[48][49]
自1949年第二次國共內戰事實上結束以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多次聲稱不放棄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導致這兩個華人國家和華人地區之間的關係一直十分緊張。如果台灣要尋求官方承認，就必須擺脫中華民國的現狀，並台灣身份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身份。這就造成了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強烈分歧，並進一步加劇了兩者關係的緊張。[50]
台灣的反華情緒源於許多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人都選擇只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身分，[51]並反對與中國大陸建立更密切的聯繫。[52]台灣政界人士彭明敏表示，台灣人也認為中國大陸很落後和不文明。[53]台灣陸委會2020年調查顯示，76%的台灣人認為中國對台灣很「不友善」。[54]
在討論中國在該國的投資時，一位吉爾吉斯農民說：「我們總是冒着被中國人殖民的風險」。[55]
根據凱南研究所引用的2017年至2019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平均35%的吉爾吉斯受訪者對中國表示負面看法，不支持率高於其他3個中亞國家的受訪者。[56]
內蒙古曾經是蒙古的一部分，直到17世紀清朝征服蒙古並被中國吞併。三個世紀以來，即使在俄羅斯帝國擴張期間，蒙古也沒有引起多少興趣。隨着清朝的垮台，中華民國試圖收復蒙古，但隨着1921年蒙古革命而失敗，革命推翻了中華民國的統治；但1922年親蘇聯的蒙古共產黨奪取了外蒙的控制權後，有人提議張作霖的疆域（中國東北）將外蒙古納入博格達汗和博多的管轄之下。[57]然而，中國未能佔領外蒙古（即後來的蒙古國），但成功建立了在內蒙古的統治。這因此導致內蒙古的本土蒙古族民眾拒絕同化的強烈反華情緒，促使蒙古民族主義者和新納粹團體對中國產生敵視。
最著名的騷亂之一是2011年的內蒙古騷亂，該事件中，兩名蒙古人被謀殺。蒙古人傳統上對中國抱有非常負面的看法。普遍的刻板印象是，中國試圖破壞蒙古主權，以最終使其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中華民國聲稱蒙古是其領土的一部分，但並未實際控制）。 對爾里孜（蒙古語）意為的恐懼和仇恨，是對漢矇混血兒的貶義詞，是蒙古政治中的普遍現象。[58][59]
埃爾利茲被視為中國旨在削弱蒙古主權的「基因污染」陰謀，對中國血統的指控被用作競選活動中的政治武器。蒙古境內存在幾個反對中國影響力的新納粹小團體。[58]
近年來，由於指責中國從塔吉克掠奪土地，塔吉克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不滿情緒也有所增加。[60]2013年，塔吉克人民社會民主黨領導人拉赫馬蒂洛·佐伊羅夫聲稱，中國軍隊深入塔吉克，違反了相關條款。
為了應對國家的低出生率，新加坡政府一直在提供財政激勵措施和寬鬆的簽證政策，以吸引大量移民湧入。新加坡的華人移民從1990年的150,447人增加到2015年的448,566人，占外國人口的18%，僅次於馬來西亞移民的 44%。[61][62]據報道，與其他外國居民相比，新加坡對中國大陸人的仇外心理尤其嚴重，他們通常被視為鄉巴佬，並被指責搶走了理想的工作並推高了房價。還有針對中國大陸租戶的住房歧視的報道，2019 年YouGov民意調查顯示，在眾多接受調查的國家中，新加坡對中國遊客持有偏見的比例最高。[63][64]
2016年的一項研究發現，在20名新加坡華人中，45%的人認為中國移民粗魯，但只有15% 的人總體上對中國大陸人表示負面態度。2016年針對新加坡當地人和中國大陸留學生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兩組中的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他們彼此之間有積極的看法，只有11%的新加坡人表示沒有。[65][66]
中印邊界問題及西藏問題一直影響中印關係。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印度共和國分別成立後，中印邊界問題一直未有解決。
1962年中印戰爭後，印度政府對中國僑民進行調查，許多中國公民和具有中國血統的人被羈押在印度北部。[67]
印度政府通過了印度國防部在1962年12月制定的法令，該法令規定允許「逮捕和拘留有敵對傾向的異見人士。」這一法令直接威脅到了許多居留於印度的中國公民和海外華僑的生命財產安全。在德奧利、拉賈斯坦邦，華人在未經審判的情況下就被羈押至集中營內。印度政府並未公佈羈押在集中營內華人的具體數字，直到1967年。大量中國公民和華僑在被非法羈押後即被印度當局驅逐出境。他們的財產被非法剝奪和強佔。此後，中國公民和華僑在印度的人身自由一直得不到保障。他們沒有自由遷徙的權利，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結束。[68][69]
雖然印度也參與了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等經濟組織，但自邊界衝突再次爆發以來，印度人對中國的負面情緒急劇增加。印度政府也大幅度壓制中國企業投資，封禁了包括抖音國際版（Tik Tok）等中國互聯網企業的應用程式。[70]
自1953年斯大林逝世後，以赫魯曉夫等親美派人物為首的新領導集團因出於向西方示好的目的而徹底否定斯大林時代的一切政策，開始逐漸放棄斯大林時期形成的蘇中兩國間緊密的盟友關係，並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其向美國等西方國家實行妥協並走向緩和的最大障礙，命令當時的全體社會主義國家和世界各國共產黨共同對中國實行排斥和打壓的政策，尤其利用與中國接壤的蒙古人民共和國、北韓和越南作為其在軍事上圍堵中國的前進基地，導致長達二十餘年的中蘇交惡。蘇聯反華派的代表人物為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蘇斯洛夫和契爾年科等。赫魯曉夫本人曾於1955年與西德總理阿登納的會談上聲稱「中國人是黃禍」。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後，接任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安德羅波夫開始積極推動與中國和解，但遭到契爾年科等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舊班底打壓，且其自身健康狀況惡化，最終未能如願，因此蘇中關係直至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後才稍有緩解。
1991年蘇聯解體後，新成立的俄羅斯聯邦政府和獨聯體各國徹底放棄反華政策，宣佈與中國「相互視為友好國家」，開始重新恢復自斯大林時代形成的與中國的傳統友好關係。1996年，俄羅斯與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的特殊關係，兩國政府多次在聯合聲明中規定「絕不允許任何勢力利用本國領土從事反對對方的活動」，即俄羅斯有義務在其領土上維護中國方面的權威，因此俄羅斯政府一律打擊反華行動和批評中國的言論，並在各種國際場合上下表達對中國外交政策的支持。與此同時，其餘獨聯體國家亦陸續與中國建立高水平關係。2019年及2023年，哈薩克與白俄羅斯分別同中國建立永久全面戰略夥伴和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為第二個和第三個與中國建立特殊友好關係的前蘇聯國家。
 | 此章節翻譯品質不佳，原文在vi:Chủ nghĩa bài Trung Quốc。 |
在越南歷史里，由於在10世紀前長期被中國佔領，越戰後，新的越南政府佔領南沙群島中不少島嶼，因介入柬埔寨的戰爭，中越關係急促惡化，從1978年到1979年，約45萬越南華人乘船離開越南（主要是前南越民眾逃離越共統治）。1979年中越戰爭爆發後又有大量越南華人逃往中國。[71]中越戰爭的陰影一直影響中越關係。越南反華派的代表人物為黎筍、阮志清、文進勇和阮晉勇等。
與20世紀60年代後北韓金日成政權的反華行動相同，越南的反華行動同樣受到赫魯曉夫當政後的蘇聯的大力鼓動和支持。1964至1965年期間，持親近中國立場的越南最高領導人胡志明的大部分權利在蘇聯的支持下被黎筍、長征和范文同組成的「三駕馬車」所架空。而在整個越南戰爭期間及1975年初停戰後的最初幾年，越南的戰後重建工作主要依靠中國、蘇聯、北韓和其他東歐國家的援助。中國雖然經濟實力遠不如蘇聯，且自身亦在戰爭中遭受嚴重損失，但援助越南的力度一直大大超過蘇聯，始終維持越南最大援助國的地位。與胡志明主政時期親近中國的立場不同，黎筍為首的反華派起先便很少談及中國的援助，此後則公開徹底否定接受中國支援的事實。
1976年9月16日，蘇聯《消息報》發表評論文章《新華社的考古學家》，稱南海諸島的某些島嶼「分別歸屬日本、越南、菲律賓以及其他亞洲國家」，稱中國西沙考古「無視許多國家，包括越南、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都申明自己對這些島嶼的權利」。1982年出版的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的集體著作《近現代中國及其鄰居》中指出：「中國繼續在口頭上稱支持越南的領土完整和主權，卻在西沙群島挑起衝突，利用優勢兵力迫使南越守衛部隊撤離這些島嶼」。
蘇聯解體後，中俄關係恢復正常並日趨緊密，俄羅斯政府放棄偏袒越南的立場，反對南海問題國際化，要求域外國家全部撤離南海爭議海域，不得干涉中國在這一區域的活動，並稱中國為亞太地區的「穩定器」，令越南反華派不快。與此同時，越南親華派也於20世紀90年代重新掌握大部分黨政軍最高權力，開始逐步恢復胡志明時代形成的與中國之間緊密而友好的關係，並對此後越南國內出現的一系列反華行動進行打壓。
由於中越在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有領土爭端，導致越南人有較強的反中情緒。[72][73]雖然現在的越南政府已恢復並保持與中國政府的友好關係，過去的政權從西山（18世紀）[74]到越南共和國（20世紀）都有曾針對華人的懲罰措施。這些範圍包括直接屠殺[75]、限制性排除法律和強迫同化。[76]但是，已經重新轉向親華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一律嚴厲打擊針對中國的反中示威和批評中國的一切言論。這卻導致越南反中情緒的飆升, 2007年後中國開始加強介入南海、加強對爭議島嶼的管理。[73]
在2009年的時候，越南政府給予中國鋁生產商中國鋁業在中部高地礦山鋁土礦的權利[77][78][79]，但與此同時，越南漁民卻在西沙群島附近海域被中國有關部門拘留。[80]
2011年，中國海監船和越南地質調查船發生衝突，一些越南旅行社抵制前往中國旅遊或拒絕為中國公民客戶服務。[81]數百人在河內的中國大使館抗議。[82]
2014年，中國在南海（越南稱之為東海）設置了「海洋石油981」深水油氣田鑽井平台以探勘石油，越南軍方派出軍艦阻止，引發兩國船隻在海上的對峙。越南民眾發動了連串對於中國的示威與抗議，其後失控演變為對包含日韓台在內的外資企業的打、砸、搶、燒的暴力攻擊，台灣廠商首當其衝。這次排華事件的中心區是越南南方的平陽省。據記者丹尼爾谷魯斯報道，現代越南的恐華情緒是無所不在的，其中「從學校的孩子們到政府官員，批評中國的說法很受歡迎。」谷魯斯說: 大多數越南人不喜歡中國產品的進口和使用，認為它們品質低劣。[83]
2018年，越南國會擬審議的關於《雲屯、北雲峰和富國特別經濟行政單位法草案》部分內容披露，該草案計劃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劃設雲屯、北雲風和富國三個特別經濟區，以吸引外資，並提出「允許經濟特區生產和經營用地的租地期限長達99年」。儘管該草案並未提及中國，但大量越南民眾通過社交媒體發動遊行，反對越南政府將土地「租借給中國」。同年6月10日至11日，越南胡志明市、芽莊、河內、峴港等多地爆發大規模反華示威，並引發騷亂。越南國會6月11日表示，經討論，決定取消草案中關於租用土地「特別情況下能使用99年的規定」。
由於種族政治和土著政策，在1969年的騷亂之前，馬來人和華人之間曾發生過多起種族衝突事件。[84]例如，1957年喬治城百年慶典期間，種族間的敵意演變為暴力，造成數天的戰鬥和多人死亡，並在1959年和1964年發生了進一步的騷亂。1967年的一場騷亂，最初是為了抗議貨幣貶值，後來演變成種族屠殺。[85][86]在新加坡，種族之間的對抗導致了1964年的種族騷亂，導致新加坡於1965年8月9日被驅逐出馬來西亞。5月13日事件可能是馬來西亞發生的最致命的種族騷亂，官方統計死亡人數196人[87]（143名華人、25名馬來人、13名印度人和15名其他未確定種族的人），但其他觀察者的估計更高，死亡總數約為600-800人左右。[88]
馬來西亞的種族配額制度被認為是對華人（和印度）社區的歧視，有利於馬來穆斯林，據報道，這造成了該國的人才外流。[89][90]2015年，納吉·阿都拉薩政黨的支持者數千人在唐人街遊行支持他，並威脅燒毀商店來維護馬來政治權力，這引起了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的批評。[91]
2019年有報道稱，馬來西亞華裔和馬來人之間的關係「處於最低潮」，網上發佈有關中國大陸不加區分地獲得馬來西亞公民身份的新聞[92]。該新聞長久以來一直反覆出現指責和否認的情況，並引起對立雙方的爭論[93]。曾擔任副首長的阿末扎希被指控的外國申請簽證賄賂案也是該爭論之一[94]。2022年擔任國盟內政部長韓沙再努丁公佈數據表示，2018年至2022年有120萬中國人在抵達大馬後沒有回國[95]。2024年擔任安華政府內政部長賽夫丁蘭秀迪安則否認該數據[96]。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有社交媒體帖子聲稱最初的疫情爆發是對中國對待其穆斯林維吾爾族人口的「神聖報應」。[97]
2024年10月7日，中國海軍工程大學學員跟隨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訪問檳城鍾靈獨中時，因檳州政府及該校安排非同尋常的接待儀式，引起社會廣泛的輿論質疑。該訪問正直中國與馬來西亞在南海主權仍存有衝突[98]，在野黨國民聯盟議員及巫裔社群質疑，由華裔民主行動黨議員掌握的檳州政府對於威脅國家主權的問題不夠敏感，以及批評鍾靈獨中讓中國軍人進學園。之後該校中國留學生被揭露手持中國國旗揮舞的照片流傳，再次引起輿論指責違反馬來西亞《1949年國徽（展示控制）》法令[99]。檳州政府及中央政府辯稱進入校園是大學生並非軍人，批評反對派抄作中國軍艦停靠檳城港口，對於違反法令的指責隻字不提[100]。之後10月24日，霹靂州安順舉辦的一場國際關公文化節活動上流傳有中國代表在活動中揮舞中國國旗並高呼「五星紅旗加油」口號，引起更廣泛的質疑聲浪。民主行動黨議員在短時間內兩次涉及中國國旗的活動，受到包括執政黨成員在內的各方社群的追責[101][102][103]。參與文化活動的中國團體及主辦方也被指出違反馬來西亞皇家警察發出的活動條件，同時揮舞中國國旗也再次引起輿論追咎違反《1949年國徽（展示控制）》法令[104]。
中國居民湧入西哈努克市的速度導致當地居民對新湧入的中國居民的恐懼和敵意增加。截至2018年，該市華人社區幾乎占該鎮人口的20%。[105]
西班牙殖民者在菲律賓群島引入了第一部反華法律。西班牙人多次屠殺或將華人驅逐出馬尼拉，而華人則是逃到邦板牙省或殖民控制之外的領土，特別是蘇祿蘇丹國，他們反過來支持蘇祿蘇丹國對抗西班牙當局。中國難民不僅確保了蘇祿蘇丹國獲得了必要的武器，而且還與他們的新同胞一起在幾個世紀的摩洛衝突中對抗西班牙。[106]
此外，西班牙和美國的種族分類將華人標記為外國人。這種「中國人」與「外國人」的關係助長了菲律賓對華裔人口的歧視；許多華人被剝奪公民身份或被視為與菲律賓民族國家相對立。 除此之外，在當地經濟差距懸殊的背景下，中國人一直與財富聯繫在一起。 這種看法也加劇菲律賓的種族緊張局勢，華裔人口被描繪成控制經濟的主要政黨。[107]
中菲在南沙群島和黃岩島的對峙加劇了菲律賓民眾的反華情緒。抵制中國產品的運動始於2012年。人們在中國大使館前抗議，導致中國大使館向其公民發出為期一年的菲律賓旅行警告。[108]
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學者喬納森·科普茲·翁哀嘆菲律賓社交媒體上存在大量仇恨和種族主義言論，「該國許多學者甚至記者實際上將其視為一種反華的政治抵抗形式」。[109]
印尼排華事件與九三〇事件，在1960年代的排華事件導致大量華人非正常死亡。 印尼有華人650多萬，絕大多數是晚清以後，從中國的福建、廣東幾次大的移民遷徙到達印尼。華人到印尼後其生活條件極其艱苦。他們先是從事捕魚業，後逐步進入商業、服務業、製造業、金融業等產業，經過幾代人含辛茹苦的奮鬥，在印尼的這些產業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
1965年9月30日，印尼爆發「九三零事件」。印尼共產黨黨員、蘇加諾的親信、總統衛隊三營營長翁東中校發動政變，綁架並殺害了包括陸軍司令雅尼在內的六名右翼軍方領袖。時任軍隊將領的蘇哈托指責印尼共產黨暗殺政敵試圖奪權，隨即組織右翼軍人，在全國策動反共大清洗。
1967年，蘇加諾被迫辭職，蘇哈托接任總統。蘇哈托在反共清洗中，除了消滅印尼共產黨份子以外，大量華人被當作共產黨份子處決。學界普遍認為，有50萬印尼華人在此事件中喪生。
此後，蘇哈托在其統治印尼期間，堅決的反共防共。30多年來，華人被令不準講華語、不準開辦華人學校、不準使用華文姓名、華人不能進入政府體制。
此後印尼屠殺華人的排華事件又多次重演。
「黑色五月暴動」中暴徒對印尼華人的殘酷暴行震驚世界。聯合國人權委員發表聲明加以譴責，很多國家政界領導人和社會團體紛紛對印尼政府進行了強烈指責。新聞媒體進行了大量的揭露和報導。
1988年印尼排華，全家在臺逾期居留超過三十年的劉曉芬及立委陳學聖等人所描述的排華事件。[110]
1998年5月在印尼，[111]其中2000多人死亡的雅加達暴亂。數以萬計的華人被殺害。[112][113][114][115][116]
緬甸持續不斷的內戰和1967年針對華人社區的騷亂激怒了中國，導致中國向緬甸的民族和政治叛亂分子提供武裝。對中國投資的不滿及其對自然資源的開採也阻礙了中緬關係。在緬甸的華人也受到緬甸媒體和流行文化中的歧視性法律和言論的影響。[117]
泰國（1939年以前稱暹羅）在歷史上一直被視為對華友好的國家，因為中暹關係密切，泰國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華裔，泰國華人已融入泰國主流社會。[118]然而，到了20世紀，披文·頌堪發起了一場大規模的泰國化，包括壓迫泰國華人，限制中華文化，禁止教授漢語，強迫泰國華人接受泰語。普拉克痴迷於制定泛泰民族主義議程，引起了將領們的不滿（當時大多數泰國將領都有潮州背景），直到他於1944年被免職。[119]
隨着2013年中國遊客的增加，對中國大陸人的敵意也隨之增加。[120]泰國新聞和社交媒體上有關部分中國遊客不當行為的帖子也使情況變得更糟。[121]儘管如此，兩份報告表明，仍有一些泰國人對中國遊客抱有積極的印象。[122][123]
據《外交家》2014年報道，新疆衝突加劇了阿富汗的反華情緒。[124]蓋洛普國際2020年對44個國家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46%的阿富汗人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會破壞世界穩定.而有 48%的人認為中國的外交政策會穩定世界。[125]
中國媒體CGTN發佈了一條有關珠穆朗瑪峰的推文，用藏語稱其為珠穆朗瑪峰，並稱它位於中國西藏自治區，這引起了尼泊爾和印度推特用戶的不滿，他們在推特上表示，中國正試圖從中國手中奪取這座珠穆朗瑪峰。[126]CGTN隨後更正了該推文，稱其位於中尼邊境。[127]
不丹和中國之間的關係歷來緊張，過去的事件導致了該國國內的反華情緒。1959年中國政府摧毀西藏的藏傳佛教機構，引發了該國的反華情緒。[128]19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國簡史》中出版了一張地圖，將不丹的大部分描繪為「中國的史前王國」，並發表聲明，聲稱不丹人「在西藏形成一個統一的家庭」，「他們必須再次團結起來並教導共產主義學說」。不丹則是關閉了與中國的邊境、貿易和所有外交聯繫。不丹與中國尚未建立外交關係。[129]印度對不丹的強大影響力阻礙了兩國改善關係的努力。[130][131]
有人抗議斯里蘭卡允許中國建設港口和工業區，這將需要驅逐漢班托塔周圍的數千名村民。[132]漢班托塔港的項目導致當地抗議者擔心該地區將成為「中國殖民地」。支持者與佛教僧侶領導的反對派抗議者發生衝突。[133]
2009年5月，巴布亞新畿內亞騷亂期間，首都莫士比港的中資企業遭到犯罪團伙的搶劫，據報道該國反華情緒高漲。[134]人們擔心這些騷亂將迫使許多中國企業家離開這個南太平洋國家，這勢必會對失業率高達80%的貧困經濟造成進一步損害。據報道，數千人參與了騷亂。[135]
2000年，湯加努庫努庫貴族圖伊瓦卡諾禁止中國商店進入他所在的湯加努庫努庫區。此前，其他店主抱怨當地華人的競爭。2001年，湯加華人社區（人口約三四千人）遭遇種族主義襲擊浪潮。湯加政府沒有為600多名華人店主續簽工作許可證，並承認決定是為了回應「對店主數量不斷增加的普遍憤怒」。[136]
2006年，荷尼阿拉的唐人街在一場有爭議的選舉後遭到騷亂者搶劫和焚燒。華裔商人被錯誤地指責為賄賂所羅門群島議會成員。台灣政府支持當時所羅門群島的現任政府。華商主要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小商人，對地方政治不感興趣。[138]
以色列和中國有着穩定的關係，201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一部分以色列人對中國文化和人民持積極看法。[139]歷史上，中國曾對二戰期間逃離歐洲的猶太難民提供過支持。[140]在中國，猶太人因其成功的融入而受到讚譽，許多猶太難民為毛澤東政府提供建議，並領導中國的衛生服務和基礎設施的發展。[141][142]
近年來，在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領導下，以及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早期中國共產黨與猶太人社區之間的密切關係受到了阻礙。自2016年以來，猶太人受到監控，以色列媒體廣泛報道了這一事件。這在以色列引發了一些仇華情緒，鑑於中國對猶太人的持續鎮壓，以色列民族主義者將中國視為專制獨裁政權。[143]
2015年7月4日，約2000名與土耳其民族主義運動黨有聯繫的灰狼組織的土耳其極端民族主義者抗議中國所謂的新疆禁食禁令，在伊斯坦堡錯誤地襲擊了韓國遊客，這導致中國向前往土耳其的公民發出旅行警告。[144][145]民族主義運動黨領導人德夫萊特·巴切利表示，土耳其青年對韓國遊客的襲擊是「可以理解的」，他對土耳其報紙《Hurriyet》表示：「韓國人和中國人有什麼區別？他們該如何區分？」。[146][147]
2015年，一家中餐館的一名維吾爾族員工遭到與土耳其灰狼組織有關的抗議者襲擊。據報道，其他中國公民也遭到過襲擊。[148][149]
根據2018年11月的印度盧比民意調查，46% 的土耳其人對中國持積極態度，而2015年這一比例還不到 20%。另有62%的人認為與中國建立牢固的貿易關係很重要。[150]
儘管反華情緒在敘利亞並不普遍，但敘利亞反對派指責中國支持巴沙爾·阿薩德政府，因為中國否決了譴責阿薩德涉嫌戰爭罪的聯合國決議；敘利亞反對派和黎巴嫩民族主義者焚燒了中國國旗作為回應。[151]
在西方人的想像中，中國以多種不同的方式被描繪成一個存在了多個世紀、人口眾多的文明國家。然而，由於西方的反共主義意識形態以及中國侵犯人權的報道，內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崛起極大地改變了人們對中國的看法，從相對積極的態度轉為消極的態度。[152]
20世紀西方世界存在多項反華政策，包括《排華法案》、《1923年華人移民法案》、反華分區法和限制性契約、理查德·塞登政策和白澳洲政策。[來源請求]
華人積極參與澳洲的政治和社會生活。華人社區領袖抗議歧視性的立法和態度，儘管1901年通過了《移民限制法》，澳洲各地的華人社區仍然參加了澳大利亞聯邦的遊行示威活動。
澳洲的華人社區總體上是和平、勤勞的，但由於文化和傳統的差異，怨恨情緒也隨之爆發。在19世紀中葉，澳洲和新西蘭使用「骯髒、疾病纏身、昆蟲般」等術語來形容中國人。[153]
1855年，維多利亞州通過了人頭稅，以限制華人移民。新南威爾士州、昆士蘭州和西澳州也緊隨其後。此類立法沒有區分入籍的英國公民、澳洲出生的和中國出生的個人。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的稅收於1860年代被廢除。
1870年代和1880年代，日益壯大的工會運動開始了一系列針對外國勞工的抗議活動。他們認為，亞洲人和中國人奪走了白人的工作，以「低於標準」的工資工作，降低工作條件，並拒絕加入工會。對這些論點的反對主要來自農村地區富裕的土地所有者。有人認為，如果沒有亞洲人在北領地和昆士蘭州的熱帶地區工作，該地區將不能得到發展。1875年至1888年間，所有的澳洲殖民地都頒佈了立法，應對進一步的中國移民。[154]
1888年，在抗議和罷工行動之後，殖民地間會議同意恢復並加強對華人移民的限制。這為 1901年移民限制法案奠定了基礎，也為白澳政策奠定了基礎，白澳政策雖然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放鬆，但直到1970年代初才被完全放棄。
奇夫利政府的《1945年達爾文土地徵用法案》強制徵用了北領地首府達爾文市華人擁有的53英畝（21公頃）土地，導致當地唐人街的終結。兩年前，該領地行政長官奧布里·阿博特寫信給內政部部長約瑟夫·卡羅德斯，建議採取強制徵用和將土地轉為租賃權相結合的方式，以「消除達爾文所遭受的不良影響」。 過去的事情太多了」，並表示他希望「完全防止華人區再次形成」。 他進一步指出，「如果從前中國居民手中收購土地，他們實際上沒有必要返回，因為他們沒有其他資產」。 該地區的平民大部分在戰爭期間被疏散，前唐人街居民返回後發現他們的家園和企業變成了廢墟。
澳洲已經報告了許多與仇華情緒有關的案件。2013年2月，一支中國足球隊報道了他們在澳洲國慶日遭受的種族主義。[155]
墨爾本和悉尼招收中國學生的大學裏出現了大量種族主義反華塗鴉和海報。[156]2017年7月和8月，莫納什大學和墨爾本大學周圍貼滿了充滿仇恨的海報，用普通話寫着中國學生不准進入校園，否則將面臨驅逐出境，同時還寫着「殺死中國人」的塗鴉。悉尼大學發現了飾有納粹黨徽。親納粹的白人至上主義組織AntipodeanFreedom聲稱對推特上的海報負責。該組織的網站包含反華誹謗和納粹圖像。
1850年代，大批華人移民在淘金熱期間來到卑詩省。他們將該地區稱為金山。 從1858年開始，中國「苦力」被帶到加拿大，在礦山和加拿大太平洋鐵路上工作。然而，法律剝奪了他們的公民權，包括投票權，並且在1880年代，實行「人頭稅」以限制來自中國的移民。1907年，溫哥華發生了一場針對華人和日本企業的騷亂。1923年，聯邦政府通過了《華人移民法》，俗稱《排華法案》，除「特殊情況」外，禁止進一步的華人移民。1947年，《排華法案》被廢除，同年加拿大華人獲得了投票權。但對於來自亞洲的移民的限制將繼續存在，直到1967年廢除對加拿大移民的所有種族限制，加拿大採用了現行的基於積分的移民制度。2006年6月22日，斯蒂芬·哈珀總理就華人移民曾經繳納的人頭稅提出道歉和賠償。倖存者或其配偶獲得了約20,000加元的賠償。[157]
隨着蘇聯解體，俄羅斯繼承了蘇聯與中國在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長期存在的領土爭端，這些爭端於2004年得到解決。[159][160]俄羅斯和中國不再有領土爭端，然而，人們也擔心中國移民會佔領人口稀少的俄羅斯地區的人口結構。但在1999年美國轟炸塞爾維亞（中國大使館被炸彈擊中）之後，兩國變得越來越友好，並且在針對西方的外交政策上變得越來越團結。[161][162]
2019年對俄羅斯網民的一項調查顯示，與研究中的許多其他民族和族裔群體相比，在真誠、信任和熱情方面，中國人並沒有被特別負面或正面地看待。[163]中歐亞洲研究所2020年10月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164]儘管59.5%的俄羅斯受訪者對中國持積極態度（高於其他11個受訪地區），但57%的受訪者認為中國企業在俄羅斯遠東地區不同程度地對當地環境構成威脅。
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中國社交媒體上出現了一波針對烏克蘭女性的沙文主義言論，引發了針對中國及其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的強烈抵制。[165][166][167]
中國社交媒體的打壓、網民的沙文主義和親俄社交媒體評論，以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期間中國政府媒體明顯的親俄立場，導致烏克蘭反華情緒加劇，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面臨困境。 作為回應，中國駐基輔大使館最初鼓勵公民在離開烏克蘭時在汽車上懸掛中國國旗以求保護，但很快敦促他們不要表明自己的身份或展示任何民族身份的標誌。在2023年拉祖姆科夫中心民意調查中，60%的烏克蘭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高於2019年的14%。[166][168][169][170]
由於捷克與台灣關係密切，反華情緒出現新增長，並導致捷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惡化。捷克政界人士要求中國撤換駐捷克大使，並批評中國政府所謂對捷克的中國威脅論，進一步惡化了中國在捷克的形象。[171][172][173]
在法國，針對華人的系統性種族主義由來已久，許多人將他們視為容易犯罪的目標。因此，法國華裔人口成為種族主義和罪犯的常見受害者，其中包括襲擊、搶劫和謀殺；中國企業被搶劫和破壞很常見。法國反華種族主義事件不斷增多；許多中國人希望得到法國政府的更多支持。2016年9月，至少15,000名中國人參加了巴黎的反亞裔種族主義抗議活動。[174][174]
法國農民對中國投資者購買法國大量優質農業用地感到不滿。蒙田研究所2018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人們對中國在法國投資的看法比中國赴法旅遊更負面，50%的受訪者對前者持負面看法。43%的法國人將中國視為經濟威脅，這一觀點在老年人和右翼人士中很常見，40%的法國人將中國視為技術威脅。[175][176]
2016年，前歐盟數字經濟與社會委員岡瑟·厄廷格在漢堡向高管發表講話時，用貶義詞稱呼中國人，包括「狡猾的狗」，並連續多日拒絕道歉。兩項調查表明，有一定比例的德國人對中國遊客持負面看法，但也並不像看待其他少數群體那麼糟糕。[178][179][180][181]
儘管兩國歷史上關係友好，甚至馬可·波羅也曾訪問過中國，但義和團運動期間，意大利是八國聯軍的成員，因此意大利出現了反華情緒。意大利軍隊搶劫、焚燒、偷竊了大量中國商品，其中許多至今仍陳列在意大利博物館中。[182]
2010年，據報道，在意大利普拉托鎮，許多中國人在血汗工廠般的條件下工作，這違反了歐洲法律，而且許多中國企業不納稅。在意大利的中資企業生產的紡織產品被貼上「意大利製造」的標籤，但其中一些企業的降本增產做法讓當地企業無法與之競爭。由於這些做法，2009年的市政選舉導致當地居民投票支持北方聯盟，這是一個以反移民立場聞名的政黨。[183]
1800年代，新西蘭鼓勵中國公民移民，因為在白人勞動力短缺的時期，他們需要從事農業工作。外國勞工的到來遭到敵視，並形成反華移民團體，如反華聯盟、反亞細亞聯盟、反華協會、白新西蘭聯盟等。官方的歧視始於1881年的《華人移民法案》，該法案限制華人移民新西蘭，並將中國公民排除在主要工作崗位之外。到20世紀中葉，反華情緒有所下降，但最近，人們認為中國移民推高了房價，反華情緒進一步加劇。如今，新西蘭的反華情緒主要集中在房價問題上。有報道稱，「一半的新西蘭人認為，亞洲移民正在以不良的方式改變這個國家。」 在新西蘭有相當多的亞洲人表達了反華情緒，將其歸因於內在的自我仇恨。[184]
新西蘭對華人的態度被認為相當消極，一些華人仍然被認為在該國不太受尊重。[185]
16世紀，歐洲與中國之間海上貿易的增加導致葡萄牙商人來到中國，然而葡萄牙的軍事野心以及對中國干預和殘暴的恐懼導致了葡萄牙的仇華情緒增長。被中國當局關押的葡萄牙耶穌會傳教士加利奧特·佩雷拉聲稱，中國的「棍棒」司法待遇慘不忍睹，如同人肉一樣，成為後來葡萄牙反華情緒的根源；隨着明朝征服馬六甲後對葡萄牙商人的殘酷待遇，仇華情緒在葡萄牙蔓延，並廣泛流行，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清朝被迫將澳門割讓給葡萄牙。[186][187]
西班牙第五電視台曾多次播放有關辱華節目。2013年4月，該電視台女主播艾達·尼扎製作的節目稱，中餐館的咕咾肉原料是用中國人的屍體肉製成、中餐館極其不衛生、廚房裏連垃圾桶都沒有等。該節目引發在西華人憤怒，華人團體多次與西班牙第五電視台交涉，僑民組織發起抗議活動，很多華人到「電視五台」門前靜坐示威[188]。
2013年12月31日晚，西班牙第五電視台在一檔小品中，一個西班牙人扮裝的華人跑堂遭到醜化，華人跑堂表情古怪、痴傻、誇張，動作卑賤、輕浮、無厘頭，如聳肩，貓腰地接待客人，拍打女顧客的屁股，在客人面前豎着蘭花指，上串下跳般蹦到椅子上，學鴨子叫和學貓叫等等。在表演過程中，其他角色兩次公開對着華人跑堂叫罵「Este Chino es Gilipolla（這個中國人是個蠢貨）」[188]。
2014年年初，在馬德里市中心五月二日廣場周圍的街頭上出現大量有關華人的塗鴉，當中的華人頭戴尖頂斗笠，呲着兩顆門牙，細眼上挑。塗鴉的作者還在網上發文說「旅西華人是一個蒙昧的群體」[189]。
2014年5月，西班牙第五電視台一檔節目中出現西班牙人酒吧禁止華人入內的場景，該酒吧在店內有塊牌子，上面寫着「中國人和狗不得入內」[190]。
2015年年底上映的西班牙電影《安娜·弗里茨的屍體》中，兩名演員對着兩名華人女孩說了一些不堪入目的言論，如認為中國女人是平胸，中國女人長得醜等。該鏡頭引發爭議[191][192]。
中歐亞洲研究所2020年的一項民意調查發現，儘管西班牙人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對中國的看法不斷惡化，但這並不適用於中國公民，大多數受訪者對中國遊客、學生和中國公民的看法持積極態度。[193]
2018年，一個中國家庭被從斯德哥爾摩的一家旅館帶走，引發中國和瑞典瑞典之間發生外交爭端。中國指責瑞典警方的虐待行為，而斯德哥爾摩首席檢察官選擇不調查這一事件。[194]後來《瑞典新聞報》播出了一個喜劇短劇，嘲笑中國遊客並包含了對華人的種族刻板印象。[195][196]製片人將該短劇上傳到優酷後，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了憤怒的種族主義指控，一位瑞典裔中國學者給《新聞日報》的編輯信中表示反對，號召中國公民抵制瑞典。第二年，該短劇的主持人被瑞典報紙評為「年度斯堪尼亞」。[197][198][199][200][201]
據報道，出生於中國的瑞典公民、書商桂民海被中國當局逮捕，導致瑞典三個反對黨呼籲驅逐被指控的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兩國關係進一步惡化。[202][203]由於關係惡化，瑞典多個城市於2020年2月切斷了與中國城市的聯繫。2020年5月，瑞典以中國政府干預教育事務為由，決定關閉該國所有孔子學院。[204]一些在瑞典的華人也報告稱，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對華人的污名化現象有所增加。2021年的YouGov民意調查顯示，77% 的瑞典受訪者表示對中國有負面看法，除了伊朗和沙地阿拉伯之外，沒有其他國家在瑞典有更負面的看法。[205][206]
2016年，有15%的華裔報告遭受種族騷擾，這一比例在英國所有少數民族中是最高的。華人社區一直是種族歧視，襲擊和謀殺行為的受害者。英國也缺乏有關反華歧視的報道，特別是針對英國華人的暴力行為。[207][208]
"chink"這個種族歧視詞經常被用來針對華人社區，前英國獨立黨領袖奈傑爾·法拉奇表示，這個詞被很多人使用；維岡競技隊前老闆戴夫·惠蘭因在接受採訪時使用該術語而被英足總罰款5萬英鎊並禁賽六周；克里·史密斯在被報道使用類似語言後辭去了選舉候選人的職務。[209]
杜倫大學的加里·克雷格教授對英國華人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論是，針對華人社區的仇恨犯罪正在變得越來越嚴重，並補充說，英國華人所經歷的種族暴力或騷擾「或許比英國任何其他少數群體還要嚴重，但他們受害的真實程度常常被忽視，因為受害者不願意舉報。官方的受害者統計數據將華人歸入一個囊括所有種族的群體，這使人們很難得知針對華人社區的罪行。[209]
在美國，辱罵華裔美國人是「Chinaman」、「豬」、「狗」、「Chink」等字眼，對華人說幼稚或無知，屬於美國的反華情緒。
1871年，移民洛杉磯的19名華人遭白人殺害。
1880年，《排華法案》正式簽訂，是美國最嚴厲甚至苛刻的法律規定[來源請求]。法律規定禁止華人移民美國。該法案已於1943年被《馬格努森法案》廢止。
在新冠疫情發生後，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和官員發表了針對華裔的仇恨言論，[210][211]導致針對華裔和亞裔的歧視和暴力行為加劇。[212][213]
1982年，美籍華人陳果仁（英語：Vincent Jen Chin）遭克萊斯勒公司車間主管羅納德·艾班斯及其繼子邁克爾·尼茲用棒球棍打死，兩名行兇者在庭上認罪，卻被法官輕判。這起案件引起全美華裔族群的不滿和抗議，案件焦點從一起謀殺案轉變成對公民權利的侵犯，在華裔美國人爭取身份認同和公正待遇的社會運動中，具有特殊的意義。[214]
從19世紀加州的淘金熱開始，美國尤其是西海岸各州輸入了大量的中國勞工。[215]僱主們相信華人是「可靠」的工人，因為即使在惡劣的條件下，他們也會毫無怨言地工作。中國勞工在美國遭遇了相當大的偏見，特別是在白人社會中，中國的「苦力」被政客和勞工領袖當作工資待遇差的替罪羊。[216]針對華人的人身攻擊案件包括1871年洛杉磯華人大屠殺。1909年紐約的埃爾西·西格爾謀殺案被懷疑是一名華人兇手，事件被歸咎於全體華人，並導致了針對華人的暴力行為。「埃爾西·西格爾的謀殺案立即佔據了報紙的頭版，這些報紙將華人男性描繪成對「無辜」和「善良」的年輕白人女性構成危險。這起謀殺案導致全美對華人的騷擾事件激增。[217]
在塞繆爾·岡珀斯等人的領導下，新興的美國工會也採取了直言不諱的反華立場，將華工視為白人勞工的競爭對手。直到國際工會IWW的出現，工會才開始接受中國工人作為美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218]在1870年代和1880年代，針對華人採取了各種法律歧視措施。特別是1882年的《排華法案》，旨在限制更多來自中國的移民。儘管這些法律後來被1943年的《排華廢除法案》廢除。
2008年4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的傑克·卡弗蒂評論道：「我們繼續進口帶有含鉛油漆的垃圾和有毒的寵物食品……所以我認為我們與中國的關係肯定已經發生了變化。我認為他們過去50年來一直都是一群暴徒。」 至少1,500名華裔美國人在CNN荷里活辦事處外抗議，而亞特蘭大的CNN總部也發生了類似的抗議活動。[219][220]
在2010年美國大選中，兩大政黨的負面廣告都集中在候選人所謂支持的對華自由貿易上，楊傑夫批評這些候選人宣揚反華仇外心理。一些有關反華的庫存圖像實際上是三藩市唐人街的。這些廣告包括反政府浪費組織製作的一則名為「中國教授」的廣告，該廣告描繪了中國在2030年征服西方的情景，以及國會議員扎克·斯派斯攻擊其對手支持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廣告，該廣告聲稱這是造成這些協定的原因是將工作外包給中國。
2013年10月，在《Jimmy Kimmel Live!》的短劇中開玩笑地建議美國可以通過「殺死所有中國人」來解決債務問題。[221][222]
美國第45任總統當勞·特朗普被指控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宣揚仇華情緒。隨後他對中國商品徵收貿易關稅，這被視為貿易戰和反華行為。中美關係惡化導致美國反華情緒高漲。[223][224]
皮尤研究中心2022年4月發佈的民意調查顯示，82%的美國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其中40%的人對中國持非常負面的看法。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敵人。62%的人將中國視為競爭對手，25%的人將中國視為敵人，10%的人將中國視為合作夥伴。在2022年1月，只有54%的人認為中國是競爭對手，35%的人認為中國是敵人，與去年的調查比例幾乎相同。[225]
人們注意到，美國對中國的報道存在負面偏見。許多美國人，包括在美國出生的華人，也一直對中國大陸抱有偏見，包括認為華人粗魯和插隊，但有消息來源與這些刻板印象相反。不過，201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一些美國人仍然對中國赴美遊客持積極看法。
皮尤研究中心2021年3月的一項民意調查表示，55% 的美國受訪者支持限制在該國學習的中國留學生數量。[226]
近年來，美國歧視華人的法律有所增加。例如2023年，佛羅里達州出台了一項法律，禁止中國公民在該州擁有財產，該法律與1882年的《排華法案》類似。[227]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阿根廷出現了大批來自中國的移民潮，移民主要來自福建省。中國人在阿根廷從事的主要業務是雜貨店，他們曾多次被指控在夜間給冰箱裏的生鮮產品斷電以支付更便宜的電費。2001年阿根廷經濟危機引發的騷亂期間，多家華人超市遭到襲擊。[228]
中國在巴西的投資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反華負面印象的影響。[229]
墨西哥的反華情緒最早出現在1880年代。與當時大多數西方國家類似，中國移民以及大量的商品傾銷令許多墨西哥人感到恐懼。針對華人的暴力事件發生在索諾拉州、下加利福尼亞州和科阿韋拉州，最著名的是托雷翁大屠殺，但也有人認為墨西哥與其他西方國家的反華情況不同。[230]
由於秘魯需要軍隊和勞動力，而秘魯又是19世紀中國奴隸的熱門目的地。然而，由於華工在秘魯受到虐待以及反華歧視，華工與秘魯業主之間的關係一直緊張。
由於中國在19世紀的硝石戰爭期間支持智利，秘魯與中國的關係在戰後變得日益緊張。戰後，武裝的土著農民洗劫並佔領了中部山脈的克里奧爾土地精英「通敵者」的莊園，大多數是華人，而土著和混血秘魯人則謀殺了利馬的華人店主；秘魯人為了應對中國苦力的起義，甚至加入了智利軍隊。[231][232]
即使在20世紀，中國對智利的支持的記憶仍然深刻，以至於秘魯獨裁者曼努埃爾·奧德里亞頒佈了禁止中國移民的禁令，作為對他們背叛的懲罰。[233]
反華民粹主義在一些非洲國家興起。據報道，在非洲大陸的一些地區，中國工人和企業主遭到當地人的襲擊。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期間，廣州非洲人遭到驅逐、歧視和其他虐待，來自不同非洲國家的外交官寫了一封信，表達了他們對其公民所受待遇的不滿。[234][235][236][237]
在中國承包商建設基礎設施的肯雅地區，當地年輕人的反華情緒有所增加，他們攻擊中國合同工，指責中國人剝奪當地工人的就業機會。[238]
然而，香港科技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學的研究人員調查發現，在40多個非洲國家的400個中國企業和項目中，超過五分之四的員工是當地人。[237]
2012年，加納一名16歲的中國非法礦工在試圖逃脫逮捕時被槍殺，這一事件導致中國礦工隨後開始武裝自己。
2006年，贊比亞反華愛國陣線在選舉中失敗後，中國企業成為憤怒人群的騷亂目標。德里安貝德卡大學的羅希特·內吉表示，「贊比亞民眾對中國的反對與經濟民族主義的高漲以及對新自由主義正統觀念的新挑戰有關。」贊比亞執政政府指責反對派助長了針對中國公民的仇外攻擊。香港科技大學2016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儘管當地人對中國人的看法微妙，對中國人的評價不如白人，但也比黎巴嫩人和印度人的負面評價要低。[239][240]
2016年，南非計劃將漢語與德語、塞爾維亞語、意大利語、拉丁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淡米爾語、泰盧固語和烏爾都語一起提供為額外的可選語言。然而，南非教師工會指責政府向中國帝國主義投降。截至2017年，南非全國共有53所學校可選漢語課程。[241][242]
中國人一直是搶劫的受害者，隨着南非經濟惡化，當地人對中國人和其他外國人的敵意也隨之增加。[243]
在中國的持不同政見者中，有一部分人表現出了基於反華情緒的同族歧視傾向，這些人表現出了對中文、中國人或中華文化強烈的仇恨情緒。[244][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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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但只有一小部分居民認為自己是純粹的中國人。根據香港大學2014年的一項調查，42.3%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香港公民」，而只有17.8%的人認為自己是「中國公民」，還有39.3%的人選擇給自己一個混合身份（ 香港華人或居住在中國的香港人）。到2019年，幾乎沒有香港青年被認定為中國人。[246][247]
自回歸以來，前往香港的中國大陸遊客數量激增（2011年達到2800萬人次），許多當地人認為這是他們住房和工作困難的原因。 除了?政治壓迫帶來的怨恨之外，網上流傳的大陸人不當行為的帖子以及香港主要報紙上的歧視性言論也增加了負面看法。[248][249][250]2013年，香港大學的民意調查顯示，32%至35.6%的當地人對中國大陸人抱有「負面」情緒。[251]但2019年對香港居民的一項調查顯示，也有一些人對內地遊客抱有積極的刻板印象。[252]
在2015年的一項研究中，最初對這座城市比對自己的內地家鄉抱有更積極看法的香港內地學生表示，由於經歷過敵意，他們與當地人建立聯繫的嘗試很困難。[253]
2012年，一群香港居民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將內地遊客和移民描繪成蝗蟲。[254]2014年2月，大約100名香港人在九龍舉行了所謂的「反蝗蟲」抗議活動，騷擾內地遊客和購物者。作為回應，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提議將香港的種族仇恨法延伸至包括大陸人。[255]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也記錄了強烈的反大陸仇外情緒。據報道，抗議者襲擊說普通話的人和與大陸有關的企業。[256]
1949年新疆併入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後，漢族和突厥穆斯林維吾爾族之間出現了民族緊張關係。[257][258][259]這在1997年伊寧事件、2009年7月烏魯木齊血腥騷亂和2014年昆明恐怖襲擊事件中得到了體現。[260]據英國廣播公司新聞報道，這促使中國鎮壓當地居民並建立新疆再教育營。因為所謂的反恐努力，而加劇了該地區的不滿情緒。[261]
西藏與中國的關係複雜。藏語和漢語同屬漢藏語系，有着悠久的歷史。軍事衝突最早起源於唐朝和吐蕃時期。在13世紀，西藏受元朝統治，但隨着元朝的滅亡而結束，直到清朝入侵西藏。1904年英國入侵西藏後，許多認為這是西藏的自衛行為，也是在清王朝分崩離析之際擺脫清朝獨立的行為。中華民國未能收復西藏，但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將西藏吞併為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與毛澤東簽署《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議》，但中國隨後被指責不遵守該條約，並導致1959年西藏叛亂，但被中國成功鎮壓，達賴喇嘛流亡至印度。[262][263][264]
藏人再次爆發兩次反抗中國統治的騷亂，分別是1987-1989年的藏人騷亂和2008年的騷亂，他們將憤怒指向漢族和回族，兩者都被中國的鎮壓，儘管西藏時有自焚事件，但中國還是增加了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265][266]
媒體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描述
西方媒體對中國和華人的描述大多數是負面報道。[267]2016年，香港記者謝力強對《南華早報》表示，西方記者以懷疑和憤世嫉俗的態度看待中國的動機，他們是基於偏見挑選事實，由此產生的錯誤信息無助於激起民憤。[268]
根據《中國日報》的報道，荷里活被指責在電影中對中國人進行負面描繪，如土匪、暴徒、罪犯、流氓、危險、冷血、軟弱和殘忍；而美國，以及歐洲或亞洲的一般人物，都被描繪成救世主。甚至電影中的反華粉飾也很常見。出演《長城》的美國演員馬特·達蒙也面對批評，稱他通過參與這部歷史史詩是荷里活與中國合拍的電影「洗白」，但他對此予以否認。[269]
反華政治言論通常強調中國政府的腐敗、人權問題、不公平貿易、審查制度、暴力、軍事擴張主義、政治干預和歷史帝國主義。它常常與中國大陸以及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反對中國政府的自媒體一致。為了捍衛這種言論，一些批評中國政府的消息人士聲稱，是中國官媒和政府試圖將「中立」的批評概括為對全體中國民眾的不分青紅皂白的指控，並針對那些批評者，從而抹黑這種「中立」的批評。然而，也有一些人認為，西方媒體與俄羅斯的描述類似，沒有充分區分中共政權與中國人，從而有效地醜化了整個國家。[270][271][272][273][274][275]
商業
由於對中國製造業的成功以及對中國企業所謂不公平貿易的不滿，一些國家已採取措施禁止或限制中國企業在其市場投資。尤其是華為和中興的情況，由於涉嫌中國政府的參與和它的安全問題，它們被禁止在美國與美國公司開展業務。[276][277][278]印度也出於類似原因禁止或限制中國企業在該國境內的運營。[279][280]《紐約時報》的亞歷山德拉·史蒂文森也指出，「中國希望本國的國有企業成為電動汽車、機械人和無人機等領域的世界領先者，但當局被指控限制外國公司接觸中國消費者。」[281]
貶義詞
對於華人有着各種各樣的貶義詞，其中許多術語被視為種族主義。然而，這些術語並不一定是指整個華人；它們還可以表示特定的政策或歷史上的特定時期。
- Eh Tiong(阿中) – 專指中國公民。主要在新加坡用於區分新加坡華裔和中國公民。源自閩南語，是中國的縮寫。被認為具有攻擊性。
- Cheena – 與新加坡的「Eh Tiong」用法相同。類似於Shina（支納）。
- Chinaman —字面意思「中國人」，一般翻譯為「中國佬」以示其歧視性。現代詞典、誹謗和委婉語詞典以及種族騷擾指南都認為「Chinaman」一詞具有冒犯性。
- Ching chong–用於嘲笑華裔和說漢語的人，或其他看起來像東亞和東南亞人的人。
- Ching chang chong – 用法與「ching chong」相同。
- Chink —— 一種種族歧視用語，指的是華人，但也可以針對任何東亞和東南亞血統的人。
- Chinky——「Chinky」這個名字是Chink的形容詞形式，和Chink一樣，是對中國人的種族侮辱，偶爾針對其他東亞和東南亞人。
- Chonky – 指具有白人屬性的中國人，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血統。
- Coolie—— 源於「苦力」，指19世紀和20世紀初來自中國的體力勞動者，從事與鐵路及淘金相關的工作。
- Chicom——過去指的是共產主義中國人。
- Panface——用來嘲笑中國人和其他東亞和東南亞血統的人扁平的面部特徵。
- Lingling——過去在西方對華裔的稱呼。
- Chinazi——最近出現的一種反華情緒，將中國與納粹德國進行比較，結合了「中國」和「納粹」這兩個詞。該詞最初由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於傑發表，在香港抗議中國政府期間被頻繁使用。
- Made in China (中國製造) ——用來嘲笑低質量的產品，也可以延伸到該國其他被貶義的方面。
- Intsik（有時拼寫為inchek，宿霧語：Insik）用來指代華裔，包括菲律賓華人。 （標準術語是「Tsino」，源自西班牙語「chino」，口語中的「Tsinoy」專指菲律賓華人。）這個原本中性的術語近年獲得了負面含義。這個詞最初來自閩南語「in chiek」，指的是一個人的叔叔。該術語有多種變體，其語氣可能更具攻擊性，例如 Intsik baho，並且可能用於貶義短語 Intsik baho tulo-laway（「流着口水的臭老中國人」）。
- Tsekwa（有時拼寫為 chekwa）——是菲律賓人代指中國人的俚語。
- Chinetoque (男/女) – 貶義詞，指亞洲人，尤其是來自中國和越南的人。
- Chitato——（China Tanpa Toko）——字面意思是「中國人沒有商店」，指的是對沒有商店的印尼華裔的嘲笑。
- Aseng – 「asing」一詞的變形，意思是「外國人」，印度尼西亞當地人用它來稱呼中國血統。
- Cina PKI Kafir Komunis Laknatullah –（被上帝詛咒的中國共產黨卡菲爾）指的是非穆斯林中國人，他們通常被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主義支持者。自從華裔雅加達省長褻瀆伊斯蘭教事件後，這個詞就被當作笑話。
- Cina Loleng –（勢利的中國人）指傲慢的華人血統。
- Panlok (Panda lokal/當地熊貓) – 貶義詞，指中國女性或看起來像中國人的女性，特別是妓女。
- Dojin (土人, dojin) – 字面意思是「地球人」，中性地指當地人或貶義地指原住民和野蠻人，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被日本殖民者使用，暗示中國人落後。
- 特亜人（Tokuajin）——字面意思是「特定的亞洲人」，用於指來自東亞國家有反日情緒的人。取自「特定アジア」，這是一個術語，用於被認為是反日並與日本存在政治緊張和爭端的國家，即北韓、韓國和中國。
- 支那（支那或 シナ，shina）——漢字複合詞「支那」的日語讀法，最初是中國的印度名稱的中文轉錄，隨着佛教的傳播進入東亞。 隨着日本帝國主義的崛起，這個地名很快成為種族標記，並且它仍然被認為是貶義的，就像「shina-jin」一樣。這種誹謗也被右翼人士延伸到左翼活動分子。
- Chankoro——貶義詞，源於台灣閩南語清國奴的訛誤，用來指任何「中國人」，意思是「清朝的奴隸」。
- Jjangkkae ——掌柜（zhǎngguì）的韓語發音，字面意思是「店主」，最初指中國餐館和商店的老闆；指中國人的貶義詞。現代漢語中常被翻譯為「醬狗」以示其歧視性，雖然在韓語中該詞與狗無關。
- Jjangkkolla（韓語：짱꼴라）——這個術語源自日語術語 chankoro（淸國奴，字面意思是「清朝滿洲的奴隸」）。 後來，它成為一個貶義詞，指中國人。
- Jung-gong（韓語：중공；漢字：中共）——字面意思是「中國共產主義者」，自韓戰（1950-1953）以來，通常用來指中國共產黨人。
- Orangkae（韓語：오랑캐）——字面意思是「野蠻人」，是對中國人、蒙古人和滿人的貶義詞。
- Doenom（韓語：되놈）——最初是女真人的貶義詞，意思類似於「野蠻人」。 1636年女真人入侵北韓，造成長期仇恨。 一個女真集團後來建立了清朝，導致一些北韓人將這個詞推廣到整個中國。
- Ttaenom（韓語：때놈）——字面意思是「污垢混蛋」，指的是中國人認為的「骯髒」，有些人認為他們不洗澡。 它最初是 Dwoenom，但隨着時間的推移變成了 Ddaenom。
- Hujaa（蒙古語：хужаа）——對中國人的貶義詞。
- Jungaa——對中國人的貶義詞，指的是漢語。
- Xing líng (星零) - 葡萄牙語「zero estrela」（「0星」）的直譯，用於命名與中國產品相關的山寨產品。
- Pastel de flango（雞肉糕點） - 這是一個貶義詞，嘲笑葡萄牙語的中文發音（將R改為L）。 這個貶義詞在巴西有時用來指中國人。
- Kitayoza（俄語：китаёза kitayóza）（男/女）——對中國人的貶義詞。
- Uzkoglazy（俄語：узкоглазый *uzkoglázy）（m）——泛指中國人的貶義詞（字面意思是「狹隘的眼睛」）。
- Chino cochino – （coe-chee-noe，N.A.「cochini」，SPAN「cochino」，字面意思是「豬」）是一個過時的貶義詞，意思是骯髒的中國人。 Cochina 是這個詞的陰性形式。
- Muso giallo – 「黃色槍口/黃色臉」，這個詞出現在 20 世紀初一部關於意大利礦工的戲劇中。 雖然它不是針對一個中國人，而是從一個意大利人到另一個人，但它的存在仍然證明了意大利境內中國勞工的「異類」。在英語電影的意大利語配音中，該誹謗語相當於「gook」或「zipperhead」。
- Tàu——字面意思是「船」。 它用來泛指中國人，可以被理解為貶義，但很少有。 這種用法源於清朝時期許多中國難民乘船來到越南的事實。
- Khựa –（意思是骯髒的）對中國人的貶義詞，上面兩個詞的組合稱為Tàu Khựa，這是一個常用詞。
- Tung Của 或 Trung Của 或 Trung Cẩu（字面意思是狗中文）——這個詞以嘲諷的方式模仿普通話「中國」的發音，但很少使用。
- Trung Cộng 或 Tàu Cộng（中國共產黨人或共產主義中國）——被大多數流亡中的越南反共分子用來嘲笑中國的政治制度及其帝國主義欲望。
- Chệc –（種族誹謗、貶義）Chink
- Chệch–（種族誹謗、貶義）Chink，很少在實際的越南語口語中使用，但在某些翻譯中作為英語 Chink 的等價物出現。
- Wong choong（中文：蝗蟲；粵拼：wong4cung4）——字面意思是「蝗蟲」； 貶義的新詞，用來指被指控行為不良的大陸遊客。
- gat zat 中文: 曱甴; Jyutping: gaat6zaat6) — 字面意思是「蟑螂」； 貶義的新詞用來指被指控行為惡劣的香港抗議者。
- Si-a-liok（繁體中文書寫：死阿陸；台灣拼音：Sí-a-lio̍k 或 Sí-a-la̍k）——字面意思是「該死的中國人」，有時使用「四二六」（426，「sì- èr-liù」）在普通話中作為文字遊戲。
回應
1999年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期間，美國轟炸了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之後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顯着高漲，並且隨着中國愛國運動的發展而加劇。俄羅斯的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和美國正在進行一場文明衝突，或者是一場「以美國為首的唯物主義、個人主義、消費主義、世界主義、腐敗和頹廢的西方與中國領導的精神優越的亞洲理想主義、集體主義和道德主義之間的全球鬥爭」，西方被視為試圖撕裂中國，以便利用其自然資源來滿足自己的利益和需求。[282][283]
2020年對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一項研究發現，在面臨反華種族主義後，他們對中國政府的支持有所增加。據報道，許多在英國的中國留學生也有類似的現象。[284][285]
2024年3月，馬來西亞首相安華·依布拉欣批評西方國家日益增長的「反華」情緒，堅稱馬來西亞可以與中國和西方成為朋友。[286]此言論被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讚賞，並補充說馬來西亞是中國的友好鄰國，也是中國周邊外交的優先方向。[287]
COVID-19大流行期間的恐華症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COVID-19) 首次在武漢發現，引發了針對華裔的種族主義偏見；有人表示，中國人應該染上這種病。[288][289]全球各地的一些公民也要求禁止中國人進入他們的國家。[290][291]英國和美國亞裔群體遭受的種族主義虐待和襲擊事件也有所增加。[292]美國前總統當勞·特朗普也多次將冠狀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和"功夫流感"，但他否認這些術語具有種族主義含義。[293][294][295]
華人為主的政黨態度
中國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在不同的時空下將外國政府、國際組織或異議人士視為反華或反中。其對象曾包括中國共產黨、日本帝國主義、共產國際、蘇聯、汪精衛政權、民主進步黨等等。
2014年越南平陽省發生反華暴動後，當地多家台資廠商首當其衝，遭暴徒衝擊、縱火，並有台商受傷。民進黨立委將越南反華歸咎於中國大陸，稱中國大陸廠商「連累」台商。[296]
相關事件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及政策相關的「反華」（反中）事件。
- 1997年比利時及丹麥等在聯合國提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權保障政策的抨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及部份媒體定位為反華提案[298]
- 2000年梵蒂岡封聖（如聖劉方濟）爭議，遭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學者定位為反華事件[299]
- 2004年阿富汗昆都士省恐怖襲擊[300]
- 2007年蒙古排華事件[301]
- 2008年德國之聲華人員工公開信事件[302]
- 2008年奧運會火炬接力巴黎站示威活動及攻擊火炬手事件
- 2008年發生於韓國的事件[303]
- 2009年荷蘭民眾示威[304]
- 2010年哈薩克民眾示威[305]
- 2010年法國華人反暴力遊行[306]
- 2010年中國漁船與日本巡邏船釣魚台相撞事件引起的示威[307]
- 2010年尼泊爾政客言論[308]
- 2011年菲律賓示威遊行[309]
- 2011年英國BBC所拍的中國在非洲的紀錄片，被部份媒體認定為是煽動反華情緒[310]
- 2011年韓國海岸警衛隊隊員遇害後相關事件[311]
- 2012年黃岩島爭議引起的示威事件
- 2012年吉爾吉斯鐵路建設相關事件[312][313]
- 2013年菲律賓示威遊行[314]
-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相關排外及種族主義
與中華民國政權及政策相關的「反華」事件並不常見，中華民國常用的名詞是「排華」，其中多為描述東南亞各國對待華僑的暴行表示譴責。
另外，從2010年在中華民國（台灣）開始有「去中國化」的名詞產生，由中華民國（台灣）主張臺獨的民進黨等綠營政黨發起，主要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之間長年無法解決的糾紛與困境做一個切割，在中華民國國內引起爭議與討論。
參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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