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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〇事件[註 1]（印尼語：Gerakan 30 September，縮寫為G-30-S或Gestok），或稱為「印尼反共運動」[2]。被指控是以總統衛隊翁東為首的軍官發動軍事政變[註 2]，而後被親西方的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平定，並隨後在全國策動反共大屠殺，是印度尼西亞新秩序時期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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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45年，印度尼西亞國父蘇卡諾成功領導獨立運動脫離荷蘭殖民以來，在外交政策上便越來越向蘇聯靠攏及傾向共產主義陣營。在印度尼西亞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支持和幫助下，蘇卡諾的印度尼西亞民族黨執政政府發展得越來越蓬勃。同時在1965年，印尼共產黨的勢力已幾乎無處不在，得到眾多民眾支持。印尼總統兼總理蘇卡諾主張「大印度尼西亞」，1962年起宣稱「馬來西亞是新殖民地產物」，並反對馬來西亞建國[3]，並支持砂拉越以當地華人為主的共產黨游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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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30日，翁東中校宣佈發動「九三〇運動」。10月1日凌晨，翁東中校指揮的部隊分頭襲擊了陸軍司令雅尼中將和納蘇蒂安等七位將領的住所，綁架了以雅尼中將為首的六名將領並將他們殺害。翁東中校透過電台向全國宣佈，他已粉碎印尼「將領委員會」的政變陰謀，並成立「革命委員會」。然而將領委員會中的軍事強人，陸軍戰略後備部隊司令蘇哈托少將，並不在逮捕之列。他在得知政變發生的消息後，召開了陸軍戰略司令部工作人員會議，隨後接管了陸軍的領導權，從蘇門答臘調動大量軍隊進入雅加達。當天傍晚時分，蘇哈托的部隊奪回印尼共和國電台和中央電報大樓，午夜時分又奪取了哈林空軍基地。
10月2日，印尼共產黨在雅加達的日報發表社論支持「九三〇運動」，梭羅市印尼共產黨的市長同日也宣佈支持「九三〇運動」，印尼共產黨也參加日惹支持「九三〇運動」的遊行。加上印尼共產黨參與殺死六名將領，導致反共的軍官決心摧毀印尼共產黨[4]。翁東中校等人被抓獲並判處死刑，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於11月22日被捕並秘密處決[5]。雖然總統蘇卡諾並未公開表示支持九三〇運動，但他的權力也被政變的軍方架空。
陸軍在蘇哈托的領導下，隨即發動了對共產黨的大清洗。由於印尼共產黨的華人居多，許多非共產黨黨員的華人也受牽連被處決。軍方還對共產黨的村落發動突襲，殺死大部分或全部的村民。死亡人數估計在10萬至300萬人之間，但學界的共識約在50萬人左右[6]。
在蘇哈托掌權後，印尼共產黨的倖存者被稱為「tapol」（tahanan politik 或「政治拘留者」）。Tapol常未經審判便被監禁，財產遭沒收或摧毀，配偶、子女與親戚因「連帶關係」獲罪。近年來，許多tapol提出了上訴，要求公民權以及賠償，其中最著名者是曾獲國際筆會自由寫作獎的作家普拉姆迪亞·阿南達·杜爾；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當時的強迫勞動、飢餓、拷打及其他虐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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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導致大量共產黨員被殺害之外，大量華人因為當時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親中國共產黨的關係也遭處決。此事件使眾多的印尼華人被迫離開印尼，僑居海外生活。印尼政治從1966年起轉向蘇哈托威權的新秩序三十餘年，這期間強調以建國五項原則來對抗共產主義[8]。
這次政變對印尼政局的影響包括：
- 印尼在外交上由傾向蘇聯變成傾向美國，在冷戰時，印尼軍方因此得到美國的支持。
- 大批華人被殺，以及逃往國外。由於兩國間的雙重國籍協定被印尼單方面撕毀，令不少印尼華人的國籍身份，至今仍有含混不清之處。而在當地倖存的華人，在1970年代被迫歸化印尼國籍，放棄原有中文姓氏，在多方面受到種族歧視至今[來源請求]。而華人每年最盛大的節日農曆新年要偷偷摸摸的慶祝。但在華裔穆斯林學者瓦希德當選總統，以及梅加瓦蒂總統、蘇西洛總統努力下，情況漸有改善。
- 印尼反共大清洗發生後，1966年底起至196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從印尼共撤出中國國籍的華僑4000多人[9]。
- 「九三〇事件」對中共而言，雖然是外交上很大的挫敗，但卻被中共拿來政治動員文化大革命[10]。
- 中華民國在1960年代亦有派遣船隻撤回親中華民國的華僑[11]。
- 印尼在政變後，被蘇哈托獨裁統治多年，因缺乏民主和言論自由，當地吏治亦因此長期敗壞，得不到合理解決，至今仍有後遺症。
- 蘇哈托掌權後，改善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外交關係，印尼對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增加。1966年6月1日，印尼與馬來西亞簽訂曼谷協定，中止兩國衝突；1966年8月11日，印尼與馬來西亞簽訂雅加達協定，兩國重新建交。1967年8月6日，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泰國五國外長在曼谷舉行會議，於8月8日發表了《曼谷宣言》，東南亞國家聯盟正式成立。[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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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0日，位於荷蘭海牙的非政府機構國際人民法庭（英語：International People’s Tribunal）作出判決，印尼政府在1965年鎮壓共產黨支持者時犯下大屠殺等反人類罪行，並建議印尼政府向受害者道歉，懲罰作惡者，賠償倖存者。但是，此判決沒有法律約束力，發佈次日印尼政府即表示拒絕接受和執行。該法庭同時認為，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是當時印尼政府反人類罪行的共犯：如美國在清楚知道印尼軍方正在策動大規模屠殺計劃時仍向印尼軍方提供武器等支持並提供了大量共產主義分子名單、英國和澳大利亞則利用本國媒體幫助印尼軍方進行虛假的國際政治宣傳，並且在知道反人類罪行發生的情況下依然沒有停止。[14][15][16]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同年7月21日報道稱，國際人民法庭在調查該案期間曾邀請印尼和美英澳派員參加，遭到拒絕。澳大利亞外交部發言人表示，該法庭「不是正式的國際法庭或仲裁庭，而是個人權機構」，澳方拒絕任何共謀指控。[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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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記者Paul Lashmar與Oliver James自1997年起在《獨立報》上發表一系列文章，探討英國與九三零事件的幕後聯繫。根據這些報導所述，英國外交部的信息研究部（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簡稱IRD）曾針對印尼共產黨、印尼華人與蘇卡諾展開一系列的反宣傳，此計旨在複製英國對付馬來亞共產黨的成功經驗。據當時BBC駐新加坡特派員Roland Challis之說，由於蘇卡諾拒絕記者入境，英國駐雅加達的大使館就成為資訊的唯一來源，IRD 因此有機會操作新聞。例如，BBC報導共黨將血洗雅加達，就是由IRD的心戰專家Norman Reddaway所編造的謠言。[17][18]
在2000年8月16日的《獨立報》上，戰時國防部秘書Denis Healey爵士承認IRD曾介入此事，他否認英國秘密情報局佔有任何角色，並稱英國對印尼軍方右翼的軍事支持，其「個人一無所知」。但他也指出，如果確有此計劃，他「無疑會支持」。[17]
英國政府一概否認秘密情報局在事件中的角色，相關文獻早年仍未解密。[19]不過，據英國《衛報》2021年10月17日報道，英國國家檔案館新近解密的一份外交部解密文件顯示，蘇卡諾當時反對前英國殖民地馬來西亞建國而作出敵意行為，包括自1963 年起派軍隊到馬來西亞邊境引發小型衝突及武裝入侵。英國外交部的IRD遂派出多名專業宣傳員到新加坡，對蘇卡諾政權及支持蘇卡諾的印尼共產黨進行「黑色宣傳」。IRD的小組製作的宣傳材料使用印尼語言，佯裝出自新加坡的印尼僑民之手，針對印尼當地的知名及具影響力人士，包括陸軍將領在內的反共分子展開宣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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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90年起，一些美國外交官開始向《華盛頓郵報》等媒體透漏他們曾編寫印尼「共產特工」名單，交予親蘇哈托的軍人與情報人員。美國記者 Kathy Kadane 訪問了許多前美軍軍官與中情局人員，他們提到一份印尼共產黨特工名單，一旦其中有人被捕或身亡，美方即在名字上打勾。他們與英國密切合作，因為英國也須保護它在馬來西亞的利益。[21]
2001年，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國家安全檔案庫獲得了幾份美國國務院的內部文件，表明美國與蘇哈托的緊密聯繫。[22]不過國家安全檔案庫方面則指出這些通信文件曾被嚴重修改。
洛杉磯加州大學 Geoffrey Robinson 教授認為，雖然很難証實美國政府參與的程度，但有証據証明美國政策使得政變更容易成功。[23]伯恩大學的克里斯汀·格拉赫教授認為缺乏英美導演政變的証據，但是在政變後英美用宣傳支持政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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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的資料也表明，澳大利亞對印尼的大屠殺知情。[25]如據澳大利亞《雪梨晨鋒報》稱，澳知道實情，但仍「一如既往地支持軍隊的血腥政變」。[26]1990年代初，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保羅·基廷說，蘇哈托的政變，是澳大利亞戰後戰略史上最重要和最有益的事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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