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立煌（1897年2月16日—1960年1月17日），字俊如，又字輝珊，男，安徽合肥（今肥東）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將領。
生平
衛立煌出生於安徽合肥衛楊村[1]:554。衛立煌的家庭出生是負責田賦登記管理的地方官吏，父亡於1905年，家計靠着其兄長衛立炯在縣城的職務餬口，幼年接受私塾教育，有基礎識字知識。武昌起義時，衛立煌應募到安徽廬州軍政分府當兵[1]:554。辛亥革命後的1912年，衛立煌與其兄長一同至和州（今安徽和縣）加入軍隊，衛立炯任安徽和縣軍事訓練班主任，和縣在二次革命時參與革命軍，後兵敗，逃離部隊返鄉。討袁時衛立煌隨侍吳忠信入粵軍[1]:554。1914年衛立煌在考入湖北陸軍學兵營，再度入伍，在1年的訓練後逃離部隊至上海，後參加肇和號巡洋艦起事失敗，南下廣州加入由廣東省省長朱慶瀾成立的廣東省軍，為粵軍第二軍班長（軍長許崇智）。
由於朱慶瀾立場偏向孫中山，因此他成立的部隊也與孫中山關係密切。1917年孫中山南下護法，衛被薦當大元帥府衛士[1]:554。不久衛立煌因負傷調許崇智部當排長[1]:554。1918年調回粵軍第二軍第二支隊。後屢建戰功逐級陞到團長[1]:554，1920年升任粵軍第二軍參謀長。衛立煌的軍事資歷初期均在粵軍第二軍締造，包括東征、廣州商團事件與對抗陳炯明等初期作戰。1924年6月第一軍第四師第七旅補充旅旅長。1925年孫中山病逝後，因為許崇智被蔣中正排擠離開廣州，粵軍第二軍也被收編整併。1925年粵軍被編入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蔣中正任軍長，衛立煌任補助旅旅長[1]:554。衛立煌任職的補充旅被縮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三師第九團，衛任少將團長。國民革命軍北伐時，衛與劉峙、顧祝同、蔣鼎文、陳誠都是第一軍的團長，後來都陞師、軍長、總司令，號稱五虎將[1]:554。1926年，第一軍由何應欽率領對抗周蔭人在福建的部隊，由於第一軍屢戰皆勝，鬆口戰鬥後衛升任第十四師師長。1927年8月，孫傳芳第七次渡江反撲，第一軍在何應欽軍長統率下以寡敵眾苦戰一週，龍潭之役擊潰孫軍精銳肅清江南[1]:555。第一軍、第七軍、第十九軍共同阻止安國軍對南京的攻勢。因此戰功，14師師長衛立煌在1927年10月升任國民革命軍第九軍副軍長兼南京衛戍副司令。1928年，衛立煌保送陸軍大學將官特別班第一期深造，補足因由行伍出生而缺少的學歷。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任南京衛戍副司令。1929年，升任國民革命軍第45師少將師長，45師當時是新成立部隊，在1930年中原大戰時擔任京滬鐵路至南京的防禦任務。1932年5月，衛立煌兼任中路軍第6縱隊指揮官，開始受命進攻鄂豫皖蘇區。1932年9月豫鄂皖邊區第三次圍剿，11月衛率第十四軍克復鄂豫皖蘇區軍政中心安徽金家寨，蔣中正親赴前線慰勞，明令在金家寨設立縣治，命名為立煌縣，頓時衛氏聲名大噪[1]:554。1932年6月，升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四軍中將軍長，下轄第十師（師長李默庵）、第八十三師（師長劉戡），在豫鄂皖邊區第四次圍剿擔任中路第六縱隊指揮官，該役紅四軍團戰敗退出鄂豫皖蘇區。
1933年第五次圍剿戰爭時期，衛立煌擔任北路軍第2路軍第1縱隊指揮官，閩變時作為鎮壓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的主力。1935年11月召開的中國國民黨第5次全國代表大會時，衛立煌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36年9月升任陸軍上將。西安事變期間，衛立煌兼任位於潼關的第五路軍總指揮，因此與蔣中正一同被囚，後一同釋放。
抗日戰爭爆發後，衛立煌歷任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河南省政府主席、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司令長官、陸軍副總司令、東北行轅代主任、中國國民黨中執委等要職[1]:554-555。1937年中國抗日戰爭爆發初期，衛立煌升任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在華北與日軍作戰。抗戰爆發後，衛幾次會晤周恩來、朱德，還私自赴延安見毛澤東；衛背着中央批條發給八路軍100萬發子彈、25萬顆手榴彈、180箱牛肉罐頭外加3個師之夏服、醫療器材以及50部電話機、2部電話總機，還通知八路軍把國軍在晉南運城、臨汾之軍火物資全部運走[1]:556。1937年10月升任第二戰區敵前總指揮，1938年1月升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兼敵前總指揮。第二戰區第九軍軍部秘書，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員劉毓珩推薦左翼作家趙榮聲任職為戰區長官部少校秘書，衛繞開國軍政工系統，在第二戰區組建「戰地工作團」，命劉毓珩任主任，趙榮聲等3人為委員，安排「抗大」畢業生、八路軍西北戰地服務團成員為骨幹[1]:556。
1939年1月升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1939年9月兼河南省政府主席與全省保安司令。由於在第一戰區各種勢力犬牙交錯，衛立煌與中國共產黨軍事將領如朱德等人在當地有着私交，使重慶國民政府猜疑衛立煌的政治忠誠。1942年衛調任西安行營主任前，保送趙榮聲、靳明夫婦回成都燕大唸書[1]:557。1942年1月衛立煌被調為軍事委員會西安辦公廳主任，河南省政務與軍務轉由湯恩伯主控。
1942年3月，衛立煌轉任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司令官，由於衛立煌在當時上將當中屬於軍歷資深、戰功不少，且整體派系色彩較不明顯的將領，在各方立場互有僵持時，他會成為一個較沒有爭議的人選。但軍委會仍認為由於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過密，衛立煌實際並未赴職，該職務後由羅卓英擔任。1943年10月，衛立煌接替罹病的陳誠擔任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駐紮在雲南省保山縣，協調雲南省主席龍雲與中緬印戰區總參謀長史迪威等人的相關問題；1944年5月，中國遠征軍發動松山戰役打通中國對外生命線。
1945年3月2日，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奉令裁撤遠征軍司令長官部、第四戰區司令長官部、黔桂湘邊區總司令部、滇越邊區總司令部，與第一、第九、第十一、第十六、第二十、第二十四、第三十五等集團軍番號及第一集團軍副總司令部，任命衛立煌為中國陸軍副總司令，盧漢、張發奎、湯恩伯、王耀武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軍司令官；蔣介石令調俞濟時為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2]:7673。3月芒友會師打通中印公路，名揚中外。
衛立煌對國共問題的立場較偏向以政治談判解決問題，與蔣中正等人的主戰色彩極為格格不入，於是蔣中正出資讓其留洋考察。1946年11月，衛立煌卸任遠征軍司令，一行4人，由上海啟程，經日本到美國。1947年春，衛立煌離美赴歐。始到英國，夫人韓權華便致信在法國巴黎的外甥女李惠年與外甥女婿汪德昭（留法左派學生領袖），請其儘快與中國共產黨聯繫。汪德昭把衛立煌電報通過其好友法共黨員與蘇聯駐法使館接上關係，此事於1947年7至8月間蘇方經東北局以絕密通報中共中央。1947年10月，蔣介石催衛立煌回國。
1948年1月，蔣介石任命衛立煌接替陳誠擔任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3]:53。1月17日，衛立煌執掌東北軍政大權[1]:555。汪德昭和李惠年夫婦辭掉了在法國待遇優厚的工作，變賣了家私，1948年4月舉家回國，汪徳昭被衛立煌任命為少將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衛立煌認為其部無力在東北野戰軍圍堵下突圍，拒絕執行中華民國軍事決策部門作出的撤出瀋陽，集中兵力於錦州，以待國際形勢變化的策略，導致錦州被林彪統領的東北野戰軍急進搶佔，從此扼住東北咽喉，中國共產黨從此掌握戰事主動權。因此，蔣中正又派遣徐州剿總副總司令兼第二兵團司令官杜聿明為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兼冀熱遼邊區司令官，事實上剝奪了衛的戰場指揮權，而令其僅能統領在瀋陽的國軍。
9月24日，衛立煌決定空運第四十九軍到錦州增援[2]:8681。但是杜聿明的謀劃以及蔣中正親率海陸空軍在葫蘆島的救援也未能扭轉東北戰場的頹勢，最終廖耀湘部在徘徊於瀋陽與營口之間後被全殲，隨後瀋陽也告陷落，自此國軍在東北戰場幾乎全軍覆沒，衛立煌僅以個人攜家小近從於瀋陽城陷之際乘飛機逃離，途經北平會見傅作義後至廣州。
東北失陷，國大代表紛紛要求殺衛立煌以挽士氣[1]:559。11月16日[1]:559，蔣以東北剿匪總司令部總司令衛立煌貽誤戎機，下令撤職查辦，以為奉行軍令不力者戒[3]:56-57。衛立煌在北平聽候裁處時，包機直飛廣州，事為保密局偵悉將其截回南京寓所[1]:559。衛立煌因沒有積極執行蔣介石的作戰命令，被軟禁於南京[4]:49。
衛列入內戰戰爭罪犯名單，遂於1949年農曆除夕化裝逃出南京，繞道上海乘英國輪船到香港[1]:559。1949年1月，蔣引退後衛立煌去香港[4]:49。後拒絕去台灣。香港的民革人員認為衛去北京比較安全，衛表示，像他失守東北的人去北平，必然會給反共宣傳提供資料，因而還須等些時候[1]:559-560。衛將所有積蓄投資於一名潮州商人之錢莊，結果又是全軍覆沒，1954年由香港金龍台遷居新界，連續發表擁共文章，最後由鄧穎超秘書、衛妻韓權華、姪女韓德莊代表周恩來邀衛回歸[1]:560。
衛於1955年3月15日抵廣州，即向毛周發電並向台灣故舊發電[1]:560。發表《告台灣袍澤朋友書》，全文載1955年3月17日《人民日報》和香港《文滙報》[4]:49。曾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第二、三屆常務委員，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委等職。周恩來稱之為「起義將領」。
1959年冬季重病住院，周恩來、朱德多次到醫院探望。1960年1月17日0時40分，因罹患冠心病和肺炎在北京逝世。1月20日上午在中山公園舉行了首都各界公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民革中央委員衛立煌先生。由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周恩來主祭。陪祭的有：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郭沫若、黃炎培、李維漢、陳叔通，國務院副總理陳毅、習仲勛，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傅作義，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包爾漢，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劉文輝、蔣光鼐。衛立煌先生的靈堂前，擺着毛澤東主席、劉少奇主席，以及黨和國家的其他領導人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陳雲、林彪、鄧小平等送的花圈。參加公祭大會的，有人大常委會部分委員和部分在京人大代表，政協全國委員會部分常務委員和部分在京委員，政府各部門的部分負責人，國防委員會部分委員，民革中央常務委員和中央委員，以及衛立煌先生的親屬和生前友好。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致悼詞。悼詞中說[5]：
衛立煌同志青年時期，投身行伍，在孫中山先生廣州大本營擔任警衛，由一個普通士兵而逐漸被提升為中級軍官，在他參加北伐戰爭時期，歷任國民革命軍團長、旅長、副師長等職務。蔣介石背叛革命後，他跟着走上了嚴重與人民為敵的道路，特別是進攻紅軍大別山根據地金家寨一役，對皖北人民造成了十分慘重的災難。這是衛立煌同志不能不感到內疚而引以為憾的。
在抗日戰爭初期，衛立煌同志歷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和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兼冀察戰區總司令，親眼看到共產黨和毛主席團結抗日政策的英明和偉大，親眼看到八路軍對敵的英勇鬥爭，得到了許多的啟示和教育，同八路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係，從而有利於八路軍開展對日的鬥爭。衛立煌同志對抗日戰爭是有功的，他當時的愛國行動是值得稱道的。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蔣介石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內戰，人民解放軍及時地給以了強有力的反擊。蔣介石為了援救東北失敗的局面，曾派衛立煌同志擔任東北「剿總司令」。當時衛立煌同志鑑於大勢已去，沒有積極執行蔣介石作垂死掙扎的「反攻」命令。蔣介石把東北的失敗歸罪於衛立煌同志，將他軟禁於南京；直到蔣介石下野時，才獲釋放而出走香港。從此，衛立煌同志同蔣介石反動集團割斷了聯繫。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衛立煌同志從香港致電毛主席表示祝賀。1954年，中國人民在完成三大運動和三反五反運動的基礎上，各方面的事業突飛猛進，人民政權日益鞏固，國際地位空前提高，黨和政府發出了解放台灣和愛國一家的號召；衛立煌同志於1955年3月回到了祖國的懷抱，並且發表「告台灣袍澤朋友書」，稱讚祖國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突飛猛進，史無前例，指出國民黨起義將領受到一視同仁的待遇，希望在台灣的朋友及早醒悟，不要沉淪毀滅。黨和人民歡迎衛立煌同志這一愛國的正義行動。張治中說，衛立煌同志回到祖國懷抱以後，即被推選為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1959年，又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副主席，黨和人民記住衛立煌同志為人民作的好事，給了他以極大的信任和榮譽。
五年來，衛立煌同志積極參加反對美帝國主義侵略和解放台灣的鬥爭，對於祖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高感到鼓舞和興奮，敬佩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並且於1957年爭取到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以便更好地為祖國貢獻力量。不幸從1958年5月起，衛立煌同志就一直臥病，近一年來，病勢轉劇，可是在病中，衛立煌同志每天仍然要聽報上的重大消息，對於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總路線的光輝照耀下，不斷的躍進再躍進，感到十分的高興。
衛立煌同志青年時期參加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隊伍，可謂善始；中間走了一段漫長黑暗的反動道路；在抗日戰爭時期，積極抵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並從此開始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最後終於回到祖國懷抱，在毛主席和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了反對國內外敵人的鬥爭和祖國的建設事業，從而得到了善終。總的說來，衛立煌同志仍不愧為一個愛國軍人，為至今還徘徊歧途的台灣國民黨軍政人員樹立了一個良好的榜樣。
公祭大會結束以後，在哀樂聲中起靈，到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了安靈儀式。
家人
- 第一任妻子朱韻珩：1939年秋天病逝
- 第二任妻子韓權華（1903年-1985年），畢業於北平女師大附中、1922年考入了北京大學文科預科。轉學到北平女師大，師從劉天華改學音樂。畢業後，河北教育廳她官費留學美國，在皮爾德音樂學院專攻音樂史，畢業後留在美國教書。1945年6月15日與衛立煌在昆明舉行婚禮。衛立煌去世後，擔任國務院參事室參事，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大會主席團成員。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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