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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發起的武裝反袁討逆鬥爭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二次革命，即「討袁之役」，又稱「癸丑之役」、「贛寧之役」[1]:20，是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繼辛亥革命後發動的反對袁世凱的武裝鬥爭[1]:20[2]。發生於中華民國2年（1913年），江西省、江蘇省、安徽省、上海市、廣東省、福建省、湖南省、四川省等一度脫離北洋政府獨立。該次活動歷時三個月，最後以北洋軍擊潰革命勢力告終。
中華民國成立之後，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與孫文領導的國民黨之間權力鬥爭並未立刻結束，國民黨時有所謂「二次革命」之說。「二次革命」一語最早出現在北洋政府文獻中是1912年11月26日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發佈的《嚴懲倡言二次革命黨徒通令》。
爆發二次革命的原因是袁世凱的善後大借款以及袁世凱的手下趙秉鈞買兇刺殺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劍橋中華民國史》稱，宋教仁曾在國會大選獲勝後的演說中主張實行內閣制，削減總統的權力，並認真考慮過趕袁世凱下台，但孫中山當時卻支持袁世凱[3]。《劍橋中華民國史》也認為，袁世凱在面對國民黨大選勝利威脅他的地位後，準備發動與國民黨的戰鬥[4]。
1912年2月，隆裕太后詔袁世凱組建臨時共和政府。同盟會在南北議和之際，早於隆裕太后的詔書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南方獨立各省最終選舉袁世凱為臨時總統。8月，宋教仁改組同盟會為國民黨，任代理理事長[1]:2632。
1913年2月，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中國首次舉行國會選舉，由同盟會為骨幹組成的國民黨獲得議席最多。由於《臨時約法》採內閣制以制衡總統權力，依其精神當由時任國民黨理事長的宋教仁出任內閣總理。3月，國會召開前夕[1]:20，宋教仁被「趙秉鈞派人刺死於上海」[1]:2632。宋教仁的遇刺地點是上海滬寧車站，兩天後去世[5]。由於趙秉鈞是在袁世凱的支持下擔任國務總理，並且長期的袁世凱手下任職，外界諸多猜疑，認為趙秉均的行為乃是袁世凱授意。雖然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趙的行動出於袁世凱授意，但絕大多數人相信這個事實。史學界一般認為袁世凱是暗殺主謀的可能性較大[2][6]。
中國藝術研究院話劇研究所研究員張耀傑認為宋教仁案的真正兇手是陳其美[7][8][9]。張耀傑在其著作中稱，兇手在上海公共租界被捕獲，宋案的直接兇手武士英，在租界西捕房安然無恙，剛轉進陳其美老部隊改編的軍營中，就死亡了[10]。
江蘇都督程德全、民政長應德閎在收到租界會審公堂移交的證據後，把犯罪嫌疑人應桂馨和國務總理兼內務總長趙秉鈞、內務部秘書洪述祖之間來往的秘密電報和函件的要點以「通電」的形式向海內外公佈，迫使趙秉鈞不得不發出公開電報為自己辯解。上海地方檢察廳也公開傳訊在位的國務總理趙秉鈞。趙氏拒絕到上海應訊，但迫於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袁世凱批准他辭去總理，由段祺瑞代理。
時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裁的孫中山於事發後立即中斷在日本的訪問，返回中國，於上海開會，主張以武力討伐袁世凱。但國民黨內意見不一，部分領導人（如黃興）傾向使用和平手法，在不破壞臨時約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爭。3月，孫與黃興等在上海橫濱正金銀行商討集資討袁[11]:96。孫力主興師討袁，但黃興認為兵力不足，主張循法律途徑解決[12]:6。袁竟不經國會通過，擅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2,500萬鎊的「善後大借款」，名義用於平亂[13]:4。
4月26日，袁世凱北洋政府向英、法、德、日、俄五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約，本次借款總額為2500萬英鎊，借款年息5厘，借款總期限47年；而此次債券會以9折向外出售，並扣除6%作為佣金，預計淨收入2100萬英鎊。此次借款指定用途為扣除償還到期的庚子賠款和各種外債，另外也用於政府遣散各省多餘軍隊，以及抵充政府行政運轉費用外，剩下的760萬英鎊。到期後歸還本息應為6789萬英鎊。此次借款用中國鹽稅、海關稅及直隸、山東、河南、江蘇四省所指定的中央政府稅項為擔保，鹽區的鹽納稅到帳後，要由中國人經理和外國人經理一起協商後會同簽字後才可放行[14]。國民黨稱借款未經現任國會批准，屬於非法，但袁世凱稱借款事宜曾於1912年底由臨時參議院通過，因此拒絕交由國會表決。[15]5月2日，財政總長周學熙發文稱借款合法[16]。5月3日，眾議院會議上指出，根據1912年12月20日臨時參議院議事錄，大借款案並非大總統所提議的法案，僅為財政總長周學熙的報告，在法律上是無效的。[17]4月，為反對善後大借款，孫策劃討袁[18]:374。
5月上旬，袁下令「除暴安良」，公開威脅以武力討伐國民黨；旋又「傳語國民黨人」，辱駡孫、黃興等「除搗亂外無本領」，稱：不能「聽人搗亂」——「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舉兵討伐之。」[18]:1035月初，國民黨員江西省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通電反對貸款。
黎元洪居中斡旋，希望化解北京及國民黨之爭[19][20]，岑春煊、章太炎、章士釗等人亦往武昌見黎元洪，冀望調解[21]，但無功而還[22]。5月20日，在上海國民黨機關刊物《國民》月刊撰〈出世辭〉，稱民國以來，「吾人所抱負之希望，未達其一」[18]:374。孫主張法律程序無法解決，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23]。
5月6日和15日，袁世凱先後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用兵計劃，其中規定：「有攻擊南方敵軍任務之北軍，第1期對於湘、贛、皖、蘇作戰，利用京漢、津浦兩路線集中，以鄂省為主要策源地，並以海軍策應沿岸，兼妨害敵軍之集中。」[24]又以段芝貴為第1軍軍長，率2、6兩師及毅軍駐豫、鄂邊境，以馮國璋為第2軍軍長，率第3師及張勳、雷震春、倪嗣沖各部，分別由津浦路與河南兩路向寧、皖推進。[25]:575
5月12日，李純下令，派遣所部第6師全數開至鄂省蘄春、武穴、田家鎮、興國一帶分段駐紮，以控制九江、安徽方面。又命令22團團長張敬堯開往興國，並親率師部進駐蘄春。繼6師之後，北洋第2師也於5月底自保定南下，進駐湖北孝感，為6師後援，並彈壓湖北地面。同時又命令段芝貴、馮國璋率部南攻。[25]:575
除了準備北洋軍，袁世凱還收買地方軍。早在4月初，黎元洪已向袁世凱示忠，發出「鄂省不靖，請飭李純派步兵一團到漢，以茲鎮懾」的請兵電。[26]袁世凱以武漢為戰略要地，乃於5月份撥給湖北軍餉100萬元，黎元洪立即將所部開至興國、田家鎮一帶，一旦有事即可直搗九江、南昌。駐上海一帶的海軍艦隊也被袁世凱收買，率艦隊北上，表示擁袁。[25]:575
6月9日，袁世凱免去李烈鈞（國民黨籍）江西都督官職，令即日交卸，到北京聽候酌用，由駐節武昌之副總統黎元洪兼署領江西都督[27]（同日，黎元洪亦電勸李烈鈞服從北京政府[28]，翌日（10日），黎電辭兼領江西都督[29]），15日，李烈鈞遵照命令，離開江西，但是往上海[30][31]。
6月14日，廣東總督胡漢民（國民黨籍）改命為西藏宣撫使，由陳炯明接任廣東都督[32]。
6月30日，袁世凱命柏文蔚為陝甘籌邊使，任孫多森為安徽民政長兼署都督[33]。
自6月24日起，黎元洪在武漢緝捕地下黨[34][35]，北軍即於湖北佈防，後因九江要塞司令陳廷訓請求[36]，7月7日，北洋軍第六師李純部進駐江西九江沙河鎮[37][38]。
7月8日，被免職的李烈鈞在孫中山指示下，從上海潛抵江西湖口，召集舊部成立討袁軍總司令部，12日，正式宣佈江西獨立[39]，並發表電告討袁。
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脅迫江蘇都督程德全宣佈江蘇獨立[40]，17日，程德全以求醫為由，即逃往上海[41] 。
7月17日，安徽宣佈獨立[42]。
7月18日，上海遵從南京訓令，宣告獨立，陳其美即建立司令部[43]，擔任駐滬討袁軍總司令[44]。
7月21日，安徽軍中內鬨，孫多森和都督胡萬泰於深夜逃離安慶[49]，祁耿寰、劉國棟相繼接任都督[50]。
7月25日，江西湖口失守[52]。
自7月22日至28日，上海討袁軍五次進攻江南製造局，因有海軍協助袁軍，製造局未克[53]。討袁軍司令部從南市遷至閘北後，27日，上海領事團派兵驅逐[54]。
鎮江[55]、蘇州[56]相繼取消獨立，南京後防盡失，北軍自徐州南下，江西、安徽又戰事失利，黃興見大勢已去，28日便悄然離開南京，岑春煊也從上海乘船往香港[57]。
8月4日，陳炯明被部下第二師師長蘇慎初驅逐，廣東取消獨立[58]。
8月5日，熊克武在重慶宣佈四川獨立[59]。袁世凱命令雲南都督蔡鍔率軍入川鎮壓。
8月8日，何海鳴在南京再次宣佈獨立，當晚陳拘何於南京第八師司令部，再次取消獨立。
8月11日，何海鳴率南京第八師部分下級軍官及士兵重新舉旗討袁，宣佈恢復獨立，2000多名士兵們與北洋軍展開血戰。
8月13日， 孫道仁通電宣佈取消福建獨立[61]。
8月13日，擁袁的濟軍龍濟光部攻佔廣州。
8月13日，袁海軍攻佔吳淞，上海討袁軍退往嘉定，隨即解體。
8月18日，北洋軍李純部攻克南昌。8月28日，倪嗣沖率兵進駐安慶。9月1日，張勳武衛前軍攻克南京。各地宣佈取消獨立。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被通輯，相繼逃亡日本。
9月11日，熊克武放棄重慶，解散部隊，化名逃亡。
9月12日，滇軍入重慶。二次革命宣告失敗。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再次亡命海外，在日本建立中華革命黨。
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不僅派倪嗣沖、龍濟光、李純取得原屬國民黨的安徽、廣東與江西3省，甚至將非袁派的南方都督程德全、朱瑞、蔡鍔、譚延閭、孫道仁、黎元洪都加以撤換。[62]:691914年2月28日，袁世凱以「省議會不宜於統一國家，統一國家不應有此等龐大地方會議」為理由，一律解散各省省議會。[62]:691914年5月23日，袁世凱公佈省官制，把民政長改為巡按使，使省政府變成中央政府的派駐機構；5月31日又發佈命令，連劃分中央與地方稅的國家稅、地方稅之名目也行取消；到6月30日後，更進一步將各省都督一律裁撤，而於北京設立將軍府，將原先各省都督，改名為定武、鎮安、泰武等將軍名號，使其不再具有地方色彩。[62]:69從此，中國國內再無反對中央集權的呼聲。[62]:691914年5月1日，袁世凱公佈其一手制定的《中華民國約法》，取代《中華民國臨時約法》。[62]:70根據此項約法規定，大總統對外有代表國家宣戰、媾和以及締結條約之權力，對內有制定官制、官規，任免文武官吏，統帥海、陸軍、授予榮典及發佈緊急命令之權力。[62]:70其中，締約權與官制、官規以及民政長等官員之任免權，均系以往各省省議會及都督與中央竭力爭抗之問題，至此完全由大總統獨斷獨行。[62]:70所以，不僅國民黨人借地方主義保障自治的計劃落空，而原本擁護袁世凱立憲的梁啓超進步黨人等，在「狡兔盡，走狗烹」的情況下，也開始走向反袁。[62]:70
北洋政府鎮壓二次革命後，黎元洪追隨袁世凱，於1913年8月關閉湖北革命實錄館，將所搜集的革命文獻全部封存。[63]:100[註 1]研究者馮天瑜撰寫武昌首義史文稿時，無法讀到包括熊秉坤所撰《前清工兵八營革命實錄》在內的文獻。[63]:100直至1981年以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實錄館文獻，研究者才得以閱覽這批最具初原性的文字。[63]:1001913年10月，內務部把原先由孫中山、黃興發起的革命紀念會，改名為共和紀念會，體現出「去革命化」的傾向。[65]:73據記者黃遠庸的記述，1913年的共和紀念會在先農壇舉辦，其中所掛的烈士肖像，加入了二次革命中政府軍戰死者，而孫中山與黃興等人的肖像，全被移除。[65]:731913年底，段祺瑞督鄂，對武昌起義門、聚義門之名頗為反感，「以中和門、通湘門改為起義門、聚義門，竊以為不妥」，「致軍民腦筋易起浮動觀念」。[65]:73段祺瑞下令恢復中和門、通湘門原名，此時「革命」已成為不合時宜之事了。[65]:73此外，南京臨時政府曾改前清昭忠祠、專祠為大漢忠烈祠之制度，北洋政府漸漸改變了其創設初衷，如前清官員松俊、載穆等也能得以撫恤、建祠紀念，昭忠祠和前清顯宦專祠名目竟然死灰復燃。[65]:73不僅革命的意義蕩然無存，連共和也面目全非了。[65]:73
普通大眾對民國成立以來未能實現民主共和而感到失望，故有評論指出：「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在各省之武力，盡爲袁軍所消滅。袁氏以馮國璋駐南京，段祺瑞駐湖北，龍濟光駐廣東，監視各省。國民黨旣失其武力，其在議會及輿論之勢力，亦受壓迫。辛亥革命所成之事業，至此僅存中華民國之四字矣。」[66]
原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稱孫文不顧廣泛民意和國民黨內黃興等人遵循法律解決的意見，發動所謂「二次革命」，使剛剛具有公開、合法性的政黨政治隨着暴力革命的發生而毀於一旦。所以，袁偉時將國民黨冠以惡諡「暴民專制」。[67][68]但實際上，黃興本人最終也已轉向武力討袁：[69]
| “ | 當時世凱罪狀既彰，豈難申討？徒以在［天］下甫定，外患方殷，鬩牆之戒，乃所宜守。爰戢可用之兵，徐俟元兇之悟。興雖得世凱砌詞辱罵之電，置而不答。四督何譴，罷斥隨至，亦各決心謝職，翩然歸田，宜可以告無罪於世凱矣。乃彼豺狼之性，終不可移，忽於各省安謐之時，妄列大兵於江海，當蒙邊不靖之頃，轉重腹地以兵戎。倒行逆施，至於此極！推其用心，非至剿絕南軍、殺盡異己不止。似此絕滅人道，破壞共和，誰無子孫，忍再坐視？興今承江蘇都督委為該省討袁軍總司令，視事之日，軍心悉同，深悔待時留決[殃]之非，幸有急起直追之會，當即誓師北伐，殄此神奸。 | ” |
原紐約市立大學亞洲研究系教授唐德剛認為，孫中山是現代政治家，卻如此輕視法治；袁世凱是個老官僚，不動聲色的調兵遣將也就沒什麼奇怪了[70]。但在革命黨人看來，武力解決之所以成為最後選擇，正因為袁世凱長期蔑視法制。1913年7月22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討袁通電，便稱此舉「以武力濟法律之窮」。[71]時任參議院院長的張繼亦曾痛言：[72]
| “ | ［袁世凱］迫至國會成立，凡關於兩院議員對於政府之違法種種質問，皆悍然不顧，以蠻語相答覆。其挾持武力，蔑視人民代表機關，已成習慣。甚至應交兩院議決之案，如借款等，亦復擅自定奪，略無顧忌，此豈尚有約法、國會等在其目中？兩院議員據法律與之詰難，而袁氏專挾武力以為對付。法律之力已窮，各省軍民不忍於約法之破壞，民國之漂搖，欲以武力驅除謀叛民國之元兇，以濟法律之窮，實為正當行為。 | ” |
曾經歷北洋政府時期的記者和歷史學者陶菊隱認為，袁世凱和國民黨早就不能共存，而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凱派遣第一軍和第二軍南下以剷除對手，國民黨人在諸省首長被免職以及北洋軍南下後發起暴動對抗袁世凱行動[73]。
《宋案重審》作者、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尚小明指出，有一種看法認為，國民黨應該通過法律程序解決宋案，不該訴諸武力。[74]:463這種看法無視了國民黨曾追求法律程序解決的事實。[74]:464反而是袁世凱為阻止宋案真相大白，放縱洪述祖到青島德國租界，又支持趙秉鈞拒絕出庭，使兩名被告遲遲不到案。[74]:464國民黨並非不願或沒有遵循法律程序，但是袁世凱堵死了法律程序，又在軍事上逼迫國民黨人，把國民黨逼到了死角。[74]:466國民黨沒有其它的反抗途徑，「二次革命」實際上是被迫發起的。[74]:466-467國民黨不但沒有破壞民主共和，其發起革命正是要維護民主共和。[74]:467袁世凱逐步走向帝制，以及後來的軍閥混戰，證明當初國民黨發起「二次革命」，阻止北洋軍閥亂政，是有遠見的。[74]:467
據1914年7月統計，二次革命中死難的革命黨人將近1萬人。被通緝或捕殺的武職人員（旅長以上）和文職人員（廳長以上）不計其數。
僅南京一地，由7月中旬開戰，民軍三失三得，至9月1日民軍撤退，北洋軍入城後大肆屠戮。中國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從隨陣掩埋到清理郊野，歷時三月，計掩埋屍棺7350具，為3327冢（墓）；立碑18座，碑文刻「南京癸丑掩埋陣亡軍士紀念碑」、「南京癸丑掩埋軍民紀念碑」等字樣[75]:15，分別記載自衛崗口、孝陵衛、靈谷寺、螞蟻腰、萬壽寺、大山頂、一人泉等處遇難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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