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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戶時代（1603年－1868年），又稱德川時代，是指日本歷史中在江戶幕府（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時期，從慶長八年二月十二（1603年3月24日）德川家康被委任為征夷大將軍在江戶（現在的東京）開設幕府時開始，到慶應四年四月十一（1868年5月3日）江戶開城後結束，為期265年。江戶時代是日本封建統治的最後一個時代。在江戶幕府時期，征夷大將軍是實際上政權的控制者、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號稱日本國大君，日本天皇不過是被幕府將軍架空甚至被監控的象徵性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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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閤豐臣秀吉薨後，五大老之首的德川家康在關原之戰中獲得勝利，獲任為征夷大將軍，後於1615年大阪之戰徹底消滅了豐臣氏。幕府藉由禁中並公家諸法度與武家諸法度駕馭朝廷和大名(諸侯)，各大名因參勤交代制度，被要求定期往返江戶與其領國。日本歷經島原之亂並完成鎖國政策，只進行少部份在長崎與荷蘭、中國（清朝）交易，謂之一口通商。
政治安定，經濟也跟着發展。在德川綱吉時代，幕府經濟景氣。江戶時代中葉，幕府財政陷入困境，德川吉宗實行享保改革，財政暫時恢復，卻又再度惡化。此後天保改革等企圖改善，但卻未解決根本。幕府末年被歐美各國逼迫開國，經由美國海軍將領培里來航，引發黑船來航事件，日本簽下《日美神奈川條約》等不平等條約，使得日本結束鎖國政策。同時尊王攘夷的思想日漸強盛（包括坂本龍馬與反幕府組織積極提倡），1868年5月3日，江戶無血開城，德川幕府至此正式瓦解。德川慶喜先後把政權與領地，交還給當時的日本天皇，即明治天皇，江戶時代隨之結束。
德川幕府理論上是天皇授權征夷大將軍開設軍政府(幕府)來統治全國，然後幕府分封大名來統治地方領地。實際上，德川幕府的政治體制為封建制，被稱為幕藩體制，以幕府為領導者。各地領主的領地稱為「藩」，領主稱為「大名」[1]。幕府將軍及日本各地領主皆為「大名」，在領地內設有相對獨立的政府體系。自德川家康於 1603 年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以來，特別是德川家在 1615 年的大阪之戰獲勝後，德川幕府頒佈了多項政策，確保對大名的控制[2]。其他大名向幕府將軍效忠，但在領地內有一定自治權[3]。外交、國防、鑄錢、度衡量和交通等領域則由幕府負責[4][5]。江戶時代的日本大名數量有所增減，但後趨於270左右[6]。
德川家除了將軍的職位外，還領有世襲領地，被稱為「天領」[7]。天領除農地外，還包括許多金銀礦產[8]。至幕府後期，日本國內領地總共約3000萬石，其中天領約700萬石，其他2300萬石由大名管轄[9]。大名領地最小為 1 萬石，除德川家外，最大的領地超過100萬石[10]。
德川幕府通過頒佈法令限制，除了控制了諸侯大名武士，也控制了天皇家、公家等貴族，以及寺社等宗教勢力，實現了一定程度的集權。至於各諸侯領地或是寺社地產的庶務，還是歸由各地大名與寺社住持或神官來管理，幕府只管大事不管小事。
德川幕府在元和元年（1615年）閏六月十三發出一國一城令，限令各藩除藩都以外，所有城堡一律夷平，防止大名軍事實力過高起兵造反。家臣武士被集中在幕都或藩都城堡周圍的城下町聚居，加強幕府及大名對家臣的控制。注意此處的一國中的國為令制國或大名的領國（之後的藩國）。
1633年幕府強制實行參勤交代制度，命令諸侯經常定期來回江戶覲見，在江戶城留府供職，大名一年留國一年留府，關東地區之大名更須每半年覲見一次，而大名留國其間，須將妻子定居江戶府上。此制度基本上確保幕府握有每個大名的正室做為人質，以防大名在領地叛變。雖然參覲花很多錢和時間，但是對有資格叛變的大名來講，問題不大。
德川家康也頒佈武家諸法度、禁中並公家諸法度、寺院諸法度及諸社彌宜神主法度，分別控制旗下的諸侯大名、住在京都的天皇公家貴族、佛寺及神社。此外，幕府也規定大名有義務向將軍作定期捐獻、為將軍作戰及資助幕府大型工程(天下普請)，以增加大名的支出，削弱大名實力。
幕府為維持穩定，不希望人民有階級流動的自由，遂規定人民須遵循世代的家業，不可轉移職業，安守本份。當時人民的社會地位由高至低如下：
農業之所以對幕府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幕府的最主要收入是田賦。針對商人，幕府則可任意強令商人向它捐獻。幕府發放俸祿主要使用大米，但也會製作金幣銀幣銅錢，譬如慶長小判(金)、丁銀(銀)、慶長通寶(銅錢)。需注意的是，所謂重農其實只是相對抑商而言，幕府重視農業在於維持社會穩定及自身財政，而非厚愛農民，德川家康自己也曾表示：「統治農民最好是令他們餓不死又飽不了。」 幕府主要以繼承權來限制階級的流動性，武士或農家的家產主要只會選一個兒子當繼承人(跡繼)，如果沒有生下男孩，則可能收養子或招贅壻養子來繼承。其他子女則在他底下工作，也可能離家進入其他工商業維生。幕府雖然也有限制著人民的地區流動性，但是只要有申請通行證(通行手形)，百姓還是可以旅行的。像很多百姓會用參拜的名義申請通行證，到遠處的寺廟神社參拜。另外也有像芭蕉這樣的文人雅士，一邊旅行一面創作和歌。幕府管制最緊的是帶鐵炮進江戶(怕武器進江戶用來造反)，以及帶女性出江戶(怕大名為了造反叫正室逃出江戶回領國)，稱為「入鐵砲出女」。 在幕府重農抑商政策下，農學等科學得到了一定的發展，農學者宮崎安貞即參考明朝學者徐光啟《農政全書》並結合自身考察經驗，於1695年（元祿7年）寫成了《農業全書》，對於農業技術在日本的推廣起到了一定的貢獻。[11][12][13]此外，大藏永常、佐藤信淵等學者也對農業的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日本德川中期，隨着地方性經濟農業的蓬勃發展逐漸蔓延為全國性的元祿盛世，當時的江戶人口已經高達一百萬從而躋身全球人口最多的城市之列，全國城市化比例也不斷增長。經濟的繁榮提高了商人的地位。在文化方面興起了町人文化，在寺子屋制度下民眾識字率不斷飆升，江戶時代的民眾教育水平在封建國家中出奇地高的。科學方面積極吸收西洋蘭學，在火器，文學，醫學方面都有極大發展，為明治維新打下了雄厚的基礎。
在德川日本，全體居民都被嚴格的等級制度分為四個階層：武士、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在德川時期之前，這些階層之間曾經有過一些流動，但是，德川將軍為了維護他們的勢力和特權，限制了這些流動。特別是，他們試圖保護武士階層，使得農民階層不可能成為武士。1586年，豐臣秀吉頒佈法令，農民必須在他們的土地上耕作。1587年，他頒佈只有武士才可以佩帶長劍，之後，這一條成了武士階層的定義。
武士就是戰士階層。最頂端的就是將軍本身。在他的下面，是大名，控制着大量土地的地主。大名手下是他們自己聚集的武士，可以在很多方面為他們服務。其中一些是指導教師，一些守衛他的城堡，還有一些組成了他的私人軍隊。另外，在江戶那種大城市裏，武士有各種各樣的功能——幕府中的官員，或者警官。最後，還有浪人，就是沒有主人的武士。他們不用報答主人，同樣也沒有穩定的生活來源。浪人可能會定居在特殊的地方，教授技能或進行其他的工作。不過許多浪人會在鄉下流浪並尋找有酬勞的工作。一些人也會像僱傭兵一樣受僱於出價最高的大名。德川時期日本一共有3000萬人，其中大約200萬是武士，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另外，公家貴族、神職和僧侶的地位亦等同於武士，人口大致上有六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二。
大米是粘合社會各階層的膠水，理所當然由農民生產。大米的量度標準是石，相當於52.5公斤（明治改制後才有一石200公斤稻穀，江戶時代仍維持唐制，故此時一石並不能維持一人一年食米量）。一石不能供一個人吃一年。在這個時期，日本大米年產量估計是2500萬石。
將軍負責分配整個國家的收成。他佔有約400萬石糧產量的領地，另外把絕大多數的領地分給了大名、旗本、僧侶及公家。據Charles J. Dunn所說，最強大的大名（日本北部的加賀）能收到130萬石。在德川日本，超過270個大名能收到至少一萬石。而農民保留的糧食取決於天氣。通常，名目稅率是40%(四公六民)。但依不同時代與地點，農民可能要上繳一半以上的大米收成。年成不好的時候，將軍和大名並沒有減少他們的需求，因此農民被迫要用更少的糧食生活。這樣，雖然農民在社會中是握有特權的——地位僅在武士之下。
種大米需要大量艱苦的體力勞動，即使是今天，許多工作都要手工操作。在艱難的時候，農民會無視將軍禁令，搬遷到城市裏從事貿易。當農民的土地被長子繼承時，很多年幼的兒子也會去經商。他們人數共有二千五百多萬人，佔全國人口八成半。
很難把手工業者和商人明確的分開，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活動經常重疊。比如一個製衣匠可能會賣掉他的產品，他的事業也可以在其他的方向上發展，比如借貸。在德川社會，武士對某些技術有很高的要求，比如造劍，受到了很高的重視，所以，造劍者有很高的地位。在德川日本，常見的技術包括木工、石工、釀造和塗漆。
商人，特別是在城市中的那些，變得很富裕，但是處於社會階層的底部。這是由於儒家的觀點：商人不像農民和手工業者那樣生產任何東西。相反，他們賺那些生產勞動力的錢。但是相反，正是因為有錢賺、大多數情況還賺了很多，所以其他階層的，甚至是低級的武士，有時候也願意接受這個較低的地位。此外，如同德川時期發展的那樣，經濟逐漸的從封建向商業轉化，從整體上看，商人可以改善他們的社會地位。
在德川日本，貿易通常是一個緩慢而繁重的事業。雖然道路系統規模巨大，而且受到了很好的維護，但將軍為了軍事防禦，禁止用車輛進行貿易。這樣，大部分通過陸路的商品是放在馬或人的背上。工匠及商人人數共有一百八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六。
其他幾個群體存在於這個階級體系之外，包括演員和屠夫（部落民）。在某些方面，既然它處於組成日本社會的嚴格的階級體系之外，它的成員就有一定的自由度。不過，這個體系沒有充分的生活保障和生計，所以生活在體系之外也有不利之處。部落民是被驅逐者——強迫生活在他們自己的團體中，並要避開日本社會的其他成員。他們的地位如此之低是因為他們的工作與死有關：他們處理動物的屍體，鞣獸皮並製革。部落民面對着大量的宗教中不吉利的東西。日本人受到佛教的影響，一般不太殺生，不太喫肉（海鮮除外）。在神道教中，與死相接觸的人需要齋戒。在現代日本，仍然堅持區別部落民。部落民家庭的名單在社會中秘密的散播。保守的日本家庭為了防止兒子或女兒與一個部落民世家結婚，都會參考這樣的名單。部落民般被排除在士農工商四民之外，地位等同奴隸的階級，為數三十萬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一。
日本女性的生活因家庭的社會地位而異。武士家庭中的婦女被期望服從男性戶主，但隨着年齡的增長，如果丈夫去世，她們可以成為高級家庭成員。孩子們被要求尊重他們的父母雙方，即使是成年人。來自下層階級的婦女受到社會期望的限制要少得多，她們可以在家庭事務中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
根據現代人對於江戶時代各大社會階層之薪資所得的估算，以「米1石≒金1両，1両≒10萬日幣（亦有8萬日幣，隨年代黃金匯率不同）」的公式來換算可得出當時薪俸最高的十大職業：
其中武門首領征夷大將軍的年收不明，因將軍為非薪給制所以無法明定數字。根據估算，初代將軍德川家康得以自由控制的收入約有100萬石，即現今的1000億日幣。德川宗家擁有約800萬石，包含日本三分之一土地為將軍家天領。但將軍的工時長，直到工作結束都被拘束着。其次是大名，特別是加賀藩的前田氏實際收入超過120萬石，換算成目前的年收是1200億日幣。但因為藩主也是非薪給制，所以詳細數字仍待考證。其三為豪商，幕府御用商三井家一日營業額約莫150両黃金，一年約54750両黃金，換算現今約為年收54億7500萬日幣，此為扣除進貨成本與人事費後的數字。第四為身居諸藩要務的上流武士，雄藩之下的上士收入從數百石到數萬石都有，年收估計於數千萬到數十億日幣之間。第五為關白，年收約數千石至一萬石程度。關白身為朝廷公家的最高職務，除了本身的薪俸外，御血筋所產生的獻金也佔一部分收入。譬如關白的女兒嫁予大名，該大名每年便需獻金約1000石依此類推。是故關白的年收換算今日達數億日幣至10億日幣間，相當於內閣總理大臣。第六為經紀公司或是風俗業老闆，在於幕末江戶吉原的「大黒屋」帳冊被奇蹟式的保留下來，具上所載年收3500両黃金，換算現今值3億5000萬日幣。第七為奧女中，諸奧女中之中作為大奧中等級最高的女中「上臈御年寄」，在各方面都有管道常常收受賄絡，因此收入超過1200両是存在可能的，相當於現今年收1億2000萬日幣。第八，具人氣的歌舞伎演員年收約值5000至1億日幣。第九，名藝妓，據考證年收約500両黃金，相當於現今年收5000萬日幣甚至更高，可媲美小藩的家老年收等級。惟治裝費所費不貲，幾乎成為赤字。江戶時代三大產業魚河岸（市集）、芝居町（劇場）以及吉原（妓院）一天營業額單獨皆可到達1000両（1億日幣），以花魁為例，一個晚上至少要花3両（30萬日幣）才接受消費，普通的藝妓約值1至2萬日幣可接受消費。第十為名醫，諸如杉田玄白等名醫，年收入達400至600両黃金，約現今4000至6000萬日幣。當時的醫師不僅需要開立處方籤也需自己配藥，比起診療費，醫藥費用更高，而名醫所開立的處方藥價錢更是昂貴。江戶時代一般來說醫藥費很高，也沒保險可用。
德川家康時，積極與安南、呂宋等地進行貿易（參見南蠻貿易），與中國和葡萄牙商人競爭，他確立持有朱印狀者才能准予貿易的朱印船制度，據說豐臣秀吉時代就有朱印狀，德川時代加以延續，狀上會附上詳細的航行目的地，以及幕府批准的準確日期，右上角則蓋有將軍的紅色官印。日本西南的外樣大名與有勢力的商人便在德川家光下令鎖國之前，航行着朱印船往來東南亞、臺灣、馬尼拉之間。
自豐臣秀吉年代開始，日本政府已經發覺西班牙及教會往往會帶來的威脅，為免日本被殖民、防止西方思想傳入以保障國內政治穩定及意圖壟斷對外貿易，於1624年與西班牙絕交，亦禁止船隻往來日本及菲律賓，1633年正式頒佈鎖國令，不准已出國之日本人回國，並於1638年島原之亂後，在1639年頒行最後一次鎖國令，禁止與葡萄牙貿易，今後只容許荷蘭人及中國人在長崎出島進行貿易。（對朝鮮貿易則集中在對馬島的對馬府中藩、對蝦夷人及西伯利亞民族的毛皮貿易則集中在北海道的松前藩、另薩摩藩在江戶時代後期也和琉球進行走私活動）至於其他國家，則一律拒絕和它們來往。
德川幕府提倡朱熹的儒家學說，希望藉儒家強調的三綱五常，來培養人民忠於幕府的思想，以維持社會穩定。早在德川初年，幕府已經任一些著名儒學者（如林羅山）為食客，以宣揚這種理念。江戶時代的學校大致分作下列五種：
江戶時代的人們教育水平是在中古型態的國家中出奇地高的（就連當時接觸日本的歐洲探險者也對其高的識字率感到驚訝），當時的男性少有文盲，女子識字率也較高，一是因為私塾和寺子屋沒有特定收費，富人可繳交銀錢作學費，即使出身寒微，如一般農家也可交以少量農作物或土產作學費，學費的相較便宜令多數人皆有機會受教，其二隨着商業化，人流物流增加，生活技藝的提高也迫使人們必須識字以維持生計，故當日之日本社會的教育水準是頗高的。
德川幕府提倡朱熹的儒家學說，在江戶時代初期至中期開始流行。
自豐臣秀吉時期開始，日本政府就將基督教強制定型為所謂的邪教。江戶幕府初期對基督教採取放任的政策，但在1612年時在幕府直轄領頒佈了禁止基督教的命令，次年推及到全國，並於1640年設置宗門改役，掌管禁教事務。
江戶時代早期經濟是以農業為主。但因農業收益低，一到艱難時候，農民會無視將軍的禁令，搬遷到城市裏從事貿易。貿易人口大增逐漸發展出一個龐大的工商業人口，足以抗衡舊有政治貴族之勢力。
在江戶末葉，地方上一些藩士逐漸產生出尊王攘夷的思想，並結成軍事聯盟實行倒幕。
十九世紀中葉，美國海軍將領馬休·培里和俄國海軍軍官普提雅廷前後來到日本來要脅幕府開國。對於幕府在這方面應對的拙劣，使得各藩的志士（以薩摩藩、水戶藩、長州藩為首）十分氣憤，再加上水戶學、國學的思想昂揚，尊王攘夷，支持朝廷、推翻幕府的倒幕理論於焉而生。藉由復興朝廷來推動日本國內的改革，是當時各藩志士的想法。
由於第十三代將軍德川家定（1824-1858）體弱多病及無子嗣，因而於1858年前後出現水戶藩德川齊昭之子德川慶喜（1837年出生，時年21歲，他於1847年過繼一橋家）及紀伊藩德川齊順之子德川慶福（13歲）對繼承權之爭奪，由於慶福在血緣上較親及得到最大勢力的譜代大名近江彥根藩井伊直弼的支持（而井伊直弼與德川齊昭又在開國問題上意見相左），最後慶福亦成功繼位為第十四代將軍，改稱德川家茂（1858-1866年）。但由於慶喜有水戶藩及其他反對幕府的公卿及大名支持，因而加深了幕府權力核心的分化，更將其中一些公卿大名推向倒幕陣營；而家茂淪為井伊的傀儡，亦使各方對幕府領導失信心。
在地方上，一些人根據儒學水戶學等理論，認為幕府把持朝政沒有根據，形成倒幕思想。美國叩關以後，幕府威信下降，人們對幕府的不滿也在加深，尊王攘夷思想在一些地方上成為潮流。最初，倒幕派思想保守，但在與西方列強有過交涉甚至短暫交戰經驗（例如1863年的薩英戰爭，薩摩藩與英國之間發生戰爭、1864年的下關戰爭，長州藩與英美法荷四國聯軍之間發生戰爭）後攘夷想法逐漸改變。具有倒幕思想的藩士們（長州、土佐、薩摩等藩），1866年開始結成軍事聯盟，並嘗試與天皇接觸，主張倒幕。1867年新繼位的明治天皇向倒幕派送去了許可倒幕的密詔。後來，幕府將軍德川慶喜為了轉移矛盾，在坂本龍馬居間斡旋下，提出「大政奉還」上奏文，表明將政權歸還給天皇，但仍拒絕交出兵權與領地，並計劃利用天皇剛重新掌政，與倒幕派皆對政務運作不熟悉之時，派遣家臣進入政府，藉協助之名掌控政治。倒幕派對於這樣的結果很不甘心，但由於武力倒幕的正當性銳減，因此只好暫時按兵不動。
後來，政府內倒幕派與德川派的鬥爭漸趨白熱化。1868年1月3日，明治天皇頒佈「王政復古大號令」，宣佈廢除幕府，並命令德川慶喜「辭官納地」，將一切權力重新歸於天皇。當倒幕派得知德川慶喜決定從大坂（今大阪）出兵進攻時，旋即派出以薩摩藩、長州藩成員為主力的軍隊，在京都附近的鳥羽、伏見兩地展開激烈戰鬥。經過三天的交戰，以寡擊眾的新政府，在新式軍隊與精良武器的助威下取得重大勝利，並決定乘勝追擊，派遣東征軍攻打德川幕府的中心據點—江戶。
倒幕派組成了新的政府，揭示基本施政方針的「五條御誓文」則於同年4月6日公佈。新政府軍、舊幕軍雙方決戰江戶之前，幕府代表勝海舟與新政府代表西鄉隆盛達成協議：以國家為重，一致對外。1868年5月3日，江戶無血開城，幕府至此正式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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