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位於北京市，新中國成立前夕的舊稱為北平，是中共中央及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央四個直轄市之一，全國政治、文化、國際交往和科技創新中心，中國古都、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和國家中心城市之一。[1]
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變遷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前身是1920年8月草創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秘密召開，後來法租界巡捕房前來搜查，所以最後在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進行閉會。中共一大宣示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由於當時中共黨員僅有50多人，因此沒有建立中央執行委員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和李達三人組成領導機構——中央局，駐地在上海市。[2]
中共中央局因為幾個不同的原因，選擇將中央領導機構駐紮在上海。民國時期，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工人階級密集的聚居地。五四運動前夕，全中國工人總數達到200餘萬，上海工人數量約有56萬，占超過全國工人數量的四分之一、上海總人口的五分之一。1919年，北京學生和知識分子成為五四運動先驅，事後陳獨秀有感「北京市民之不能醒覺」、「僅有學界運動，其力實嫌薄弱」，其時上海工人舉行大規模的六三罷工事件，首日罷工工人達到2萬人。陳獨秀從罷工中覺察到勞動人民的力量，促使他將目光從學界轉向工人階級，早期共產主義組織據在上海為中心，更便於在工人階級中開展工作。[3][4]
1920年代上海是中國現代新文化的中心、中西文化交匯的窗口，受過新教育的知識分子，是上海的重要群體。1912—26年期間，上海出版圖書數量占全國70%。1911—20年期間，全國最大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總計出書2,657種，最多出版類別是社會科學類書籍。上海師範大學教授蘇智良形容，文化的「工業化」初步奠定上海在中國的文化與輿論中心地位，可以迅速製造出人數可觀的閱讀公眾群體。當時中國各種流派思潮湧起，學術領域呈現百家爭鳴之勢；五四運動爆發期間，《新青年》、《星期評論》、《覺悟》等以上海為中心的新刊物，為馬克思主義的早期傳播提供便利條件。[3]
上海作為當時中國的國際大都市，擁有發達的海外通訊設備和運輸網絡，有利於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保持密切聯繫，中國共產黨就是在共產國際的資助下建立，後正式加入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3] 同時，舊上海的華洋勢力錯綜複雜，上海租界享有治外法權，北洋政府無法管理租界內的外國人，也無法對租界內的中國人進行直接管轄，陳獨秀兩次因為宣傳「過激主義」，而被法租界巡捕房拘捕，卻不過是罰款了事，出獄後仍然照常活動，寬鬆的管理政策，讓上海成為異見分子的避風港。[3]
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機關，絕大多數時候都設立在上海，但期間隨着形勢的發展，以及工作重心的轉移，曾經相應地發生過幾次變動。[5] 中共二大之後，黨中央傾向於執行維經斯基的「聯吳戰略」，即聯合直系軍閥吳佩孚，在華北以京漢鐵路為中心開展工作，以便領導北方的工人運動。1923年發生二七大罷工前夕，中共在上海的活動引起當局的關注，主要工作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被查封，中共中央遷到京兆地方（北京）。然而，吳佩孚卻丟棄「保護勞工」的假面具，調動兩萬多員軍警動用武力，血腥鎮壓京漢鐵路大罷工，釀成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1923年4月，中共中央被迫從北京遷回上海。[6]
隨着二七慘案發生，「聯吳戰略」宣告失敗，陳獨秀等共產黨領導人被通緝，北方工人運動陷入低潮。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和西湖會議的精神，黨中央開始傾向於執行馬林的「聯孫戰略」，即聯合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國民黨，在華南開展工人運動；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按照指令遷至廣州，並在廣州召開中共三大。[7]
早在1922年7月召開中共二大之時，共產國際已經指示中共中央遷到廣州，當時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樹立「護法」的旗幟，並準備北伐統一中國，共產國際認為這樣有助於共產黨的公開工作。然而，陳炯明主張聯省自治，倒戈發動六一六事變，打亂共產國際關於中共中央的遷址命令。[7] 次年，中共中央從北京遷回上海，此時廣州局勢已經好轉，孫中山重新控制權力，並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此時，中國共產黨準備召開中共三大，討論與國民黨開展合作的問題；1923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按照先前的指示，將駐地遷往廣州。1923年6月，中共三大會議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建立各民主階級的統一戰線，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6] 中共三大閉會不久，許多不利因素令黨中央對留在廣州感到心灰意冷，不少共產黨員認為廣州的工人運動基礎不佳，地理位置又偏安一隅，與其他地區的交往十分不便利，當時的政治地位也比不上北京與上海。同時，國共兩黨存在的政治分歧，陳獨秀等共產黨人重視政治鬥爭，強調輿論宣傳和發動民眾，希望推動國民黨實現改組；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人重視軍事鬥爭，希望通過建立強大的軍隊，早日發動北伐。1923年7月，陳獨秀等人認為中共中央局「在廣州做不了很多事情」，於是從廣州遷回上海，暫時穩定及復興工人運動，以及召開1925年初中共四大，並領導五卅運動。[8]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啟國共合作，兩黨共同領導下的國民大革命，以廣州為中心席捲中國大陸。由於中共中央委員會遠在上海，兩黨的合作事務實際上是中共廣東區委負責，造成中共中央對革命形勢的發展和變化，無法及時作出相應地觀察和判斷，對兩黨合作帶來許多不利影響；例如：1926年發生的中山艦事件，蔣介石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人，廣東區委負責人建議對蔣介石作出回擊，以阻止蔣介石的政治野心，但是中共中央遲到幾天以後，才從共產國際了解事件的部分信息，沒有接受廣東區委的建議，反而錯誤決定對蔣介石妥協退讓，令蔣介石的反共氣焰高漲。[9] 蔡和森就提及「上海是一個巨大的無產階級中心，不是政治中心，北京和廣州才是政治中心。因此，中央不能很好地領導同中國政治局勢有關的工作。這就使一些同志紛紛提出建議，要求把中央遷移到廣州。最後作出決定，中央仍應留在上海。但這很不方便，因為中央不可能及時迅速地收到詳細的政治情報。」[8]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半年內攻占株洲、長沙、漢口、漢陽、武昌、九江、南昌等地，革命重心隨着局勢發展移到華中地區；同年11月，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10] 1927年3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正式從廣州遷到武漢；4月上旬，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武漢，並於5月在武漢召開中共五大。[11] 就在中共中央遷移駐地之時，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大規模逮捕及處決共產黨員；幾天後，蔣介石在南京另行設立國民黨中央機構和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兩相對立，史稱「寧漢分裂」。[11] 7月15日，汪精衛召集武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作出關於「分共」和「清黨」的決定，與共產黨宣告決裂。[11]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八七會議，討論中央駐地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會議上批評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確立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並把發動湘、鄂、贛、粵的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主要任務；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領導機關陸續秘密遷回上海。[11]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蔣介石、汪精衛在上海和武漢實行「清黨」，國共合作宣告全面破裂；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機關秘密從武漢遷回上海，此時上海籠罩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之下。8月1日，周恩來擔任書記領導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與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發動南昌起義，締造中共武裝反抗的力量，標誌着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組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權的起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漢口舉行緊急會議，選舉九人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七人為候補委員；8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為常委。[11]
1927年11月，中央特別行動科在上海成立，由周恩來負責指揮，並制定嚴格的隱蔽工作制度，將黨中央的活動範圍集中在上海租界，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分散各處，定期變動辦公與居住地點和化名身份。11月9日，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增選周恩來、羅亦農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採納羅米那茲的「左」傾思想指導，認為此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在於「不斷革命」，要求黨員和群眾執行毫無勝利希望的進攻。「左」傾思想的影響之下，各地盲目進行毫無意義的罷工和暴動，實際上為共產黨造成慘重損失，於1928年初被批評為「左」傾盲動主義，以至於中共六大必須在莫斯科秘密召開，是中共黨史唯一一次在外國召開的全國代表大會。[11] 接下來幾年，中共黨內的「左」傾狀況一度得以遏制，但在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的指導下，中國共產黨再次面臨「左」傾思想的困擾。
1931年，共產黨在國統區的工作陷入一片混亂，黨內一些重要領導先後叛變。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6月22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主席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黨中央遭到嚴重破壞。在此情況下，王明離開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負責人；周恩來被迫前往中央革命根據地——江西瑞金，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翌年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此時，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員和政治局委員不到半數，不便再以黨中央的名義開展工作，於是在共產國際的指示下，以博古為首成立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繼續在上海貫徹「左」傾路線，實行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政策，導致黨組織和工作遭到破壞，最終於1933年徹底告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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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8月，中共舉行八七會議以後，全國各地開始湧起工農運動，各級地方相繼建立蘇維埃政權。1929年，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紅四軍從井岡山出發，向贛南閩西進軍，開創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使得建立全國統一蘇維埃政權具備充分的條件。[12]
1931年開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遭遇接連不斷的打擊，使得黨中央難以繼續展開工作，中共中央領導陸續撤離上海，轉移到蘇聯或中央革命根據地。1931年9月，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等人在上海組成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暫代黨中央的職權。[13] 11月7日，中華工農兵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葉坪村謝氏宗祠隆重召開，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選出63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成為「中共領導下的第一個紅色政權首都」；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13] 此時，臨時中央政治局仍在國統區推行「左」傾路線，加上國民黨反動派的打壓，讓黨組織和工作遭到嚴重破壞，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已經無法在上海立足。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的領導人被迫從上海遷到瑞金，於是瑞金成為臨時黨中央的所在地。[14] 臨時中央在瑞金繼續推動「左」傾思想，否定以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為代表的鬥爭路線，毛澤東被調離紅軍領導崗位。[14] 1933年9月，蔣介石調軍發動第五次圍剿戰爭；1934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將「左」傾路線推向頂點，導致中央紅軍反「圍剿」的失敗，被迫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實施戰略轉移開始長征。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中共中央在軍事領導的過失，結束「左」傾錯誤思想在中共中央的統治，確立以毛澤東為核心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15]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紅一方面軍）放棄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踏上二萬五千里長征路，中共中央被迫隨軍遷移，完成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彝海結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戰役，先後途徑廣東、湖南、廣西、貴州、雲南、四川、西康、甘肅等省份。[16]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改組中央領導機構，確立黨中央的領導路線；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表王明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發布《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內戰，建立對抗日本侵略的統一陣線；10月19日，紅軍抵達陝北吳起鎮（今陝西省延安市吳起縣），紅一方面軍長征勝利；11月7日，中共中央進駐陝甘革命根據地中心——瓦窯堡（屬於安定縣，今子長市）；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開瓦窯堡會議，確定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5]
1936年6月，中共中央從瓦窯堡遷移到保安（今陝西省延安市志丹縣）。[17] 1937年1月，中共中央從保安遷移到延安（今陝西省延安市寶塔區），留駐時間長達10年，作為中共革命根據地的中心，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領導軍民開展抗日戰爭；[18]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召開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發動整風運動，奠定毛澤東在黨和人民的崇高威望。[19]
抗戰期間，中共在陪都重慶設置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吳玉章、王若飛等領導人常駐在此工作。1944年，共產黨代表林伯渠與國民黨代表張治中、王世傑進行談判；9月，林伯渠在國民參政會發表《關於國共談判的報告》，提出召開國事會議並組織聯合政府的要求，即是後來政治協商會議的開端。1945年8月，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訪問重慶，國共雙方恢復談判，毛澤東下榻八路軍辦事處；10月10日，國共雙方代表簽訂《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雙方同意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19]
1946年1月10日，國共雙方簽訂「停戰協定」；1月10日至31日，召開共產黨、國民黨、民主同盟、青年黨等代表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一致通過「政府改組」、「和平建國綱領」、「軍事問題」、「國民大會」、「憲法草案」的五項協議；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提出「從此中國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設的新階段」的觀點。[20] 為此，毛澤東、周恩來和劉少奇共同商議：「如果建立聯合政府，蔣介石回到國都南京，中共中央也要考慮南遷，這樣有利於共議國事」，毛澤東表示出希望住在江蘇淮安（或清江浦）的意願。[21]
1946年5月，周恩來率領中共中央重慶局（改稱中共中央南京局）成員遷到南京，其間向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陶行知透露，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即將遷到蘇皖邊區。這個消息傳到兩淮地區以後，中共中央華中分局、華中軍區和蘇皖邊區人民政府對民眾暫時保密，並選定清江與淮安交界的洪福鄉，秘密地籌備迎候中共中央南遷淮陰的工作。然而，國民黨反動派撕毀停戰協定，不斷向解放區發起進攻，爆發新一輪的全國內戰；同時，上海報紙不時散布「武力收復甦北」、「討伐蘇北」的言論，所以中共中央取消從延安遷往淮陰的計劃。[21] 1947年初，國民黨打破「雙十協定」，發動第二次國共內戰，胡宗南調軍進攻延安；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動撤離延安。[22]
1947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清澗縣舉行棗林溝會議，決定將中央領導機構分為三個部分：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等組成中央前委，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和人民解放軍總部繼續留在陝北，主持指揮全國各戰場的作戰工作，拖住胡宗南軍隊的重點進攻，使其不能增援其他戰場；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組成中央工委，立即東渡黃河前往華北，開展中央委託的工作；葉劍英、楊尚昆、李維漢等組成中央後委，轉移到晉西北，統籌中央機關的後方保障工作。[22]
1947年5月，中央工委轉移到河北平山西柏坡；7月17日，中央工委在西柏坡召開全國土地會議，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領導解放區的土地改革運動。[22] 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等人從吳堡縣東渡黃河，經晉綏解放區前往晉察冀解放區，會和在山西臨縣成立的中央後委；5月26日，毛澤東從阜平縣城南莊遷移到西柏坡；至此，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重新整合為一，西柏坡成為中共革命的中心。[23] 轉戰陝北期間，毛澤東率解放軍走過安塞、靖邊、榆林、佳縣、米脂、吳堡、綏德、清澗、延川、子長等十二縣；毛澤東進駐西柏坡之後，先後指揮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幾乎消滅國民黨軍隊的主要戰力，取得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決定性勝利。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宣布黨的工作重心要由鄉村轉向城市，規劃革命勝利後在政治、經濟、外交方面應當採取的基本政策，確立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藍圖。3月23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屬機構從西柏坡遷往北平，暫時駐紮在北平西北郊的香山，繼續領導全國解放戰爭，並籌備新中國成立的問題。[24]
紅色首都的變遷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即關係到中共革命前途和命運關鍵的「八七會議」，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的總方針；9月，毛澤東回到湖南長沙領導發動秋收起義。[25] 同年10月，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抵達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發展武裝力量、開展游擊戰鬥並建立紅色政權，成立中共領導的第一個農村革命根據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26][27] 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湘南起義部隊抵達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會師，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紅四軍）。[28] 1929年，毛澤東、朱德、陳毅率紅四軍從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開創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在此期間，各級地方相繼建立蘇維埃政權，農村湧起的工農運動呈現蓬勃發展之勢，充分具備建立全國統一蘇維埃政權的條件。[12][29]
1931年，紅軍第三次反「圍剿」戰爭獲得勝利，中共蘇區中央局最終確定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一蘇大）的召開時間，但仍未確定具體的地點，從當時的部署判斷可能設在福建長汀。9月28日，毛澤東率領紅一方面軍準備移師長汀，是日抵達江西瑞金縣城東北的葉坪村進行整頓；幾天之後，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改變原定的計劃，選擇瑞金葉坪村謝氏宗祠作為召開「一蘇大」的地點。[30] 11月7日，召開「一蘇大」並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文件，發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對外宣言》，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確定在瑞金，並且改名為「瑞京」，瑞金縣被劃為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直轄縣。[31]
瑞金作為中共的第一個革命聖地，以「國都」的名義存在將近三年。直至1934年10月10日，黨中央下令撤離中央蘇區；從此開始的一年時間，革命政權被迫隨軍踏上長征。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紅軍抵達陝北，進駐瓦窯堡；半年之後，移師保安。1937年1月，毛澤東從保安遷到延安，延安隨之成為中共的第二個革命聖地、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所在地，作為「紅都」的時間長達11年。[32]
1935年3月，紅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張國燾擅自撤離川陝革命根據地往川西北；5月15日，未經黨中央指令在四川茂縣成立「中共西北特區委員會」；5月30日，張國燾發表《西北聯邦政府成立宣言》，宣布成立西北革命鬥爭的中心。[33] 10月5日，張國燾在理番卓木碉（今馬爾康腳木足）召開卓木碉會議，另立「中國共產黨臨時中央委員會」，自任為臨時中央主席，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的黨籍，下令通緝並對葉劍英、楊尚昆發出免職查辦的處分，史稱「第二中央」。[34]
1935年10月，紅軍在西康綏靖（今四川金川縣）建設大金川根據地，協助藏族成立格勒得沙共和國；1936年5月，在西康甘孜（今四川甘孜縣）成立博巴人民共和國，兩個政權均屬於西北聯邦政府。1936年6月6日，張國燾在爐霍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上旬，紅軍北上會師，西北聯邦政府隨之解散。
定都北京
1948年初，國民黨統戰失利而陷入頹勢，共產黨在戰場上陸續轉入戰略反攻，國共雙方的武力優勢逐漸反轉。3月下旬，毛澤東率領解放軍東渡黃河，已經開始考慮建國和定都的問題；5月1日，中共中央發布《五一宣言》，中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民主人士、少數民族、海外僑胞紛紛響應。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九月會議，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就戰略大決戰進行規劃與布局，提出五年時間內（從1946年7月算起）從根本上打倒國民黨的統治，取得全國革命勝利；二、討論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新中國，將成立集中權力的中央政府提上議程，召集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響應和支持，邀請這些黨派團體的代表人物前來解放區，共商成立臨時中央政府的建國大計，準備於1949年內召開政治協商會議，取代國民政府。毛澤東在會議中明確闡述：[35]
我們要建立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政權不僅僅是工農，還包括小資產階級，包括民主黨派，包括從蔣介石那裡分裂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政權制度採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會議制，而不採用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軍叫人民解放軍，以示與蔣介石政權的根本對立。
所以，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不同於蔣介石獨裁專制的國家政權，不能將中華民國首都——南京，作為新的人民共和國的首都。[35] 九月會議期間，毛澤東與在山西作戰的徐向前進行過談話，聽過徐向前匯報以後，毛澤東表示「看來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毛澤東在這次談話中，透露出「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來新中國的國都」的心願。[36] 聶榮臻在其回憶錄《聶榮臻回憶錄》中記述：
從長遠的觀點來看，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毛澤東同志認為，太原是一定要打的，但北平儘量不打，原因有二：一、我們要保護歷史與文化古都，連日本人當初都沒有做的事，我們更不能背離祖宗去做；二、新中國建立之後極有可能建都北平，而槍炮一響，北平極有可能淪為廢墟一片。
1948年底，解放軍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對北平、天津、張家口實行「圍而不打」或「隔而不圍」的原則，使北平得以和平解放，其中就有保存千年古都，定都北平的初步考量。[37]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中共中央對解放軍發出指示「爭取傅作義將軍起義，兵不血刃，和平解放北平，不破壞北平的一磚一瓦。」毛澤東派彭真和葉劍英負責北平市委工作時，對兩人囑咐說道：
這次接管北平，國際上都在看着我們，影響很大。你們務必要像接管瀋陽、濟南一樣，取得更加好的成績才行，不要落後。同時也要防範出現一些「左」的錯誤。
葉劍英從毛澤東的談話，已經預料到北平將有可能成為新中國的國都，在北平郊外對接管幹部進行集訓時，明確提醒大家「北平是中外聞名的歷史文化古都，將來有可能成為新中國的首都，接管工作進行得如何，直接關係到我們共產黨和解放軍的聲望，關係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38] 葉劍英擔任北平市市長期間，多次在公開演講對黨政機關和人民群眾講話，表達「我們一定要把北平的建設工作搞好，因為它以後很可能就是我們的紅色首都」的願景。北平的接管工作受到輿論的讚揚，卜少夫創辦的刊物《新聞天地》稱道：「葉劍英領導的中共幹部打穩了中共未來首都的基礎。接管是審慎、周到、仔細、嚴密的。幾乎達到了盡善盡美的程度。」[39] 1949年8月，葉劍英調往華南，聶榮臻繼任北平市市長。[40]
中國在抗日戰爭獲得勝利時，中共中央的候選首都城市是「東方莫斯科」——哈爾濱。[36] 毛澤東認為中國版圖猶如一隻雄雞，黑龍江猶如展翅翱翔的天鵝，哈爾濱市就是「天鵝項下的珍珠」。然而定都哈爾濱的設想，因為中國局勢變動而夭折。
1945年8月8日，蘇聯政府對日本宣戰，隨即出兵中國東北，對關東軍發起全面進攻；8月19日，蘇聯紅軍和東北抗日聯軍進駐哈爾濱，迫使關東軍無條件投降。1946年4月28日，東北民主聯軍入城，建立人民政權，哈爾濱獲得解放；5月3日，哈爾濱市政府成立，劉成棟任市長。[41] 1948年初期，中共中央就考慮將哈爾濱建設為政治與經濟中心，特批為「特別市」，並選擇河北承德作為中央轉戰的中轉地。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哈爾濱作為中共第一個解放的大城市，屬於黨和解放軍的大後方，中共中央東北局和東北行政委員會在此積極開展政權建設，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二、哈爾濱北接蘇聯，一旦國際與戰爭局勢有大變化，蘇聯紅軍可以及時施援，無須擔心安全問題。
然而，共產黨雖然在進軍東北方面搶占先機，蘇聯紅軍從東北撤離返俄後，國民黨軍隊卻開始增援東北，搶占重要城市及交通要道，推倒共產黨在哈爾濱建立的優勢，使得遷移到哈爾濱的決定變得不成熟。[41] 1947年，中共中央主動撤離延安轉戰陝北，解放軍準備發動遼瀋戰役前夕，東北野戰軍司令員林彪和政治委員羅榮桓發電給毛澤東，提問是否將中共中央機關遷移至哈爾濱，得到毛澤東回電的嚴詞拒絕，表達「中共中央必須留在關內，而我（毛澤東）亦暫不離開」的意願。[41]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接管北平市政府和河北省政府，控制華北大部分地區，此時仍未確立新中國的國都。七屆二中全會前夕，毛澤東多次向在北平周圍參與戰鬥和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徵詢討論意見。2月下旬，中共中央東北局工作部部長王稼祥抵達西柏坡，準備參加七屆二中全會，偕夫人朱仲麗探望毛澤東。王稼祥與毛澤東就新中國定都的問題，進行一番詳細的討論，王稼祥列出的候選城市是：哈爾濱、西安、延安、上海、成都、開封、北平、洛陽、重慶、廣州和南京，經過一輪篩選僅留哈爾濱、西安、開封、洛陽、南京和北平，最終選定北平為新中國的國都。[36]
毛澤東提及共產黨將要取得全國革命勝利，然而中央定都仍還沒有最後的答案，向王稼祥徵詢意見。王稼祥對國都的問題已有一番考量，具體向毛澤東做出回應：[36]
依我看，現在國民黨政府的首都南京，雖然自稱虎踞龍盤，地理險要，但只要翻開歷史就會知道，凡建都金陵王朝，包括國民黨政府都是短命的。這樣講，帶有歷史宿命論的色彩，我們當然不相信這一套。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南京離東南沿海太近，從當前的國際形勢來看，這是一個很大缺陷，我們定都最好不選在南京。
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現在中國的疆域不是秦漢隋唐時代了，那時長城就是邊境線，現在長城橫臥於中國的腹地。因此西安在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心的特點。這樣一來，選西安為都也不合適。
黃河沿岸的開封、洛陽等古都經濟落後，而且這種局面不是短期內所能改觀的，加之交通以及黃河的水患等問題，也失去了作為京都的地位。
北平扼守連結東北與關內的咽喉地帶，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謂今日中國的命脈之所在。同時，它又鄰近蘇聯和蒙古，無戰爭之憂。此外，北平是明清兩代的帝都，從人民群眾的心理上也樂於接受。
毛澤東對王稼祥稱道「蔣介石的國都在南京，他的基礎是江浙資本家。我們要把國都建在北平，我們也要在北平找到我們的基礎，這就是工人階級和廣大的勞動群眾。」[35] 七屆二中全會結束後，毛澤東從西柏坡遷往北平；自此開始，北平成為中國的政治中心。[36]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七屆二中全會，宣布黨的工作重心要由鄉村轉向城市，在此前提之下，毛澤東提出定都北平；[42] 3月23日，毛澤東離開西柏坡進駐北平香山，在香山公園南麓半山腰的雙清別墅辦公居住；直至9月下旬，入住中南海的菊香書屋。[43]
6月1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會議決定在常委會領導下設立六個小組，其中第六小組負責草擬國旗、國徽、國歌、紀年、國都等方案；第六小組組長是馬敘倫，副組長是葉劍英，不久又增加沈雁冰任副組長，組員有張奚若、田漢、馬寅初、鄭振鐸、郭沫若、翦伯贊、錢三強、蔡暢、李立三、張瀾（劉王立明代）、陳嘉庚、歐陽予倩、廖承志等16人，經過四次討論之後，於9月14日提出建都北平，改名為北京。9月中旬，中央領導陸續由香山移居中南海；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第一屆全體會議；27日，會議討論《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草案，全體一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都定於北平，並於即日起改名為北京。[1]
會議表決之前，沈雁冰匯報第六小組的研究討論意見，提出定都北平的公開理由：[1]
國民黨反動派過去定都南京，主要原因是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便於依賴帝國主義，因為南京靠近上海，而上海是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剝削中國人民的中心城市。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人民自己的國家，它依靠的是中國人民，自不一定要建都南京了。北平為中國的首都已有七百多年的歷史。在政治上，北平位於華北老解放區內，人民力量雄厚，規模弘偉，文物集中，是世界上有名的歷史的大都市之一，且自五四以來，這裡就是新文化思想的搖籃。
此外，在地理上，北平位於一個大平原之中，將來有足夠的擴充的餘地，在交通上是四通八達，有平瀋、平綏、平漢、平滬等鐵路幹線，連絡全國各地。總之從各種條件看，北平實具備現代大國首都的各種資格。因此，我們提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應以北平為首都，並改名為北京。
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一致通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10月1日，中國人民代表在北京天安門舉行開國大典，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
2015年2月10日，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提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概念，指出北京「作為一個有13億人口大國的首都，不應承擔也沒有足夠的能力承擔過多的功能」；實際上即是實現減量發展，強化2014年習近平在北京考察提出「四個中心」的功能，將首都北京塑造成為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和科技創新中心，與北京「四個中心」不一致、不相關的功能將會進行疏解，轉變北京經濟社會的發展模式，推動北京經濟的高質量發展，落實北京作為首都城市的戰略定位。[44][45]
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通知決定建設河北雄安新區，定位為「千年大計，國家大事」、「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戰略選擇」、「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後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是構成北京新的「兩翼」之一，作為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載地，以及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中央政府通過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解決國家首都因功能過多和人口聚集帶來的交通擁堵、資源過載、環境污染等大城市問題，並且通過調整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探索在人口經濟密集地區優化開發的新模式。[46]
2021年7月29日，河北省第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河北雄安新區條例》，訂於2021年9月1日實施，確定雄安新區重點承接的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8個類型：一、在京高等學校及其分校、分院、研究生院，事業單位；二、國家級科研院所，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工程研究中心等創新平台、創新中心；三、高端醫療機構及其分院、研究中心；四、軟件和信息服務、設計、創意、諮詢等領域的優勢企業，以及現代物流、電子商務等企業總部；五、銀行、保險、證券等金融機構總部及其分支機構；六、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和生命健康、節能環保、高端新材料等領域的中央管理企業，以及創新型民營企業、高成長性科技企業；七、符合雄安新區產業發展方向的其他大型國有企業總部及其分支機構；八、國家確定的其他疏解事項。[47]
憲法規定
北京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載有相關的憲法條文，但每部憲法的成文各有不同：[32]
-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都、紀年、國歌、國旗的決議》，將首邑稱為「國都」；直至1954年制定《憲法》以後，才改稱之為「首都」。
-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五四憲法》，第四章第106條關於首都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
-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七五憲法》，第四章第30條將國旗、國歌、首都合併規定：「首都是北京。」
- 1978年3月5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七八憲法》，第四章第60條依然將國旗、國歌、首都合併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
-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八二憲法》，第四章第130條將首都單獨列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是北京。」
時間線
| 「 | 上海建黨，開天闢地；南昌建軍，驚天動地；瑞金建政，翻天覆地；北京建國，改天換地。 | 」 |
| ——中共黨史專家常話[29] | ||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7月23日在上海誕生，距今已有103年歷史，其間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所在地幾經變更；直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式遷入北京皇家園林中南海，成為中國最高權力中心。
| 日期 | 地點 | 簡述 |
|---|---|---|
| 1921年7月23日 | 上海法租界（上海） | 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
| 1922年10月 | 京兆地方（北京） | 上海法租界當局查封共產黨活動機關——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到北京。[7] |
| 1923年4月 | 上海 | 吳佩孚鎮壓京漢鐵路大罷工，釀成「二七慘案」，事後中共中央從北京遷回上海。[6] |
| 1923年5月 | 廣州市 | 共產黨按照1922年8月舉行西湖會議的決定，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進行合作，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到廣州。[6] |
| 1923年7月 | 上海 | 陳獨秀等人批評國民黨熱衷於軍閥鬥爭，忽視政治宣傳工作，認為中共中央局「在廣州做不了很多事情」，中共中央從廣州遷回上海。[8] |
| 1927年4月初 | 武漢市 | 國民革命軍北伐占據華中地區，1927年1月國民政府從廣州遷都武漢，中共中央隨後從上海遷到武漢。[11] |
| 1927年9月底—10月初 | 上海市 | 蔣介石、汪精衛實行「清黨」，國共合作宣告全面破裂，中共中央秘密遷回上海。[11] |
| 1931年11月7日 | 瑞金（瑞京） |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個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 |
| 1933年初 | 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到瑞金，從此徹底告別上海。 | |
| 1934年10月10日 | — | 中共中央撤離瑞金，隨軍踏上二萬五千里長征路。 |
| 1935年11月7日 | 瓦窯堡 | 中共中央進駐瓦窯堡。 |
| 1936年6月 | 保安 | 中共中央從瓦窯堡遷到保安。 |
| 1937年1月 | 延安 | 中共中央從保安遷到延安。 |
| 1947年3月18日 | — | 中共中央撤離延安，領導機構分為前委、工委和後委三個部分，轉移到陝北、華北和晉西北，各自進行工作。[22] |
| 1948年 | 西柏坡 | 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重新整合為一，西柏坡成為中共革命的中心。[23] |
| 1949年3月23日—25日 | 北平市（北京） | 中共中央從西柏坡遷到北平西北郊的香山，領導全國解放戰爭，並籌備新中國成立的問題。[24] |
| 1949年9月 | 北京市 | 中共中央領導陸續從香山移居到新中國的最高權力中心——中南海。 |
| 1949年10月1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
另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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