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瀘定橋戰鬥，又稱飛奪瀘定橋[1][2][3]，是中國工農紅軍紅一方面軍在長征途中與西康省的川軍駐軍發生的一次戰鬥。[4][5][6][7]
1935年5月24日，先頭紅1師第1團由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政委聶榮臻直接指揮，冒着大雨直撲安順場。紅1師第2、第3團由師長劉亞樓、政委黃甦率領，隨後跟進。國民革命軍川軍劉文輝部第5旅餘味儒團已在大渡河兩岸安順場至大沖一線布防，安順場渡口北岸部署有韓槐階一個營，南岸部署賴執中一個營。余團執行蔣介石命令，收繳大渡河南岸所有渡河船隻及可用於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北岸銷毀。一天前（5月23日）左權和劉亞樓率紅五團攻占距安順場三十餘里的大樹堡，並造船扎筏，安順場守軍以為紅軍要從大樹堡強渡，加上天降大雨，對安順場守備鬆懈。紅一方面軍紅一團（團長楊得志、政委黎林）晚20時逼近安順場，作戰部署為孫繼先第1營奪取安順場，第2營向下游佯動，第3營為預備隊。22時一營突襲安順場，30分鐘解決戰鬥，繳獲守軍營長賴執中準備北撤的一條小船。25日上午9時，紅一團第2連連長熊尚林帶隊共計17人，乘坐船工帥仕高（帥老幺）、張子云、王有剛、鄭本利8人駕駛繳獲的唯一小船，強渡大渡河，劉伯承親自在大渡河南岸指揮六挺重機槍、數十挺輕機槍和三門迫擊炮組成的火力掩護隊，第二波次8人攜帶2挺輕機槍登上北岸後，守軍潰逃。但由於國軍銷毀了附近的船隻，在北岸搜尋到的3隻船需要修補，紅一軍團工兵連架設浮橋由於渡口水深流急，幾次架橋都失敗了。直到26日上午，使用僅有的四條船才把紅一團全部渡過了大渡河。顯然無法短期完成運輸紅一方面軍渡河任務[8][9]。
1935年5月26日中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人到達安順場，聽取紅軍先遣隊司令員劉伯承（時任總參謀長）、先遣隊政委聶榮臻（時任紅一軍團政委）詳細匯報過河和架橋的情況後，當場拍板：紅軍沿大渡河兩岸分路趕向安順場以北一百七十公里的瀘定橋，於是紅軍在安順場執行了一個冒險的新計劃：由劉伯承和聶榮臻率領第一方面軍第一師和幹部團（紅軍最精銳隊伍，完全由幹部組成）坐船渡江，為右路軍，順大渡河向北走，限兩天半奪取瀘定縣城；紅1軍團軍團部、紅2師和紅5軍團為左縱隊，由林彪指揮，沿大渡河左岸前進，其中左路軍由王開湘、楊成武率領的紅二師四團為前鋒攻擊前進。限三天奪取瀘定橋。兩路縱隊同時溯河而上，會師並奪取瀘定橋。軍委縱隊和紅3、紅9軍團及紅5團隨左縱隊後跟進。
但這個計劃極為冒險，如果瀘定橋被炸毀則完全落空；另外，瀘定橋距離安順場有160公里的陡峭的山路，這麼長的山路上，並不知道會有多少川軍阻擊，也並不知道會有多少川軍駐守在瀘定縣城，一旦無法順利渡過大渡河，那麼紅軍將被大渡河分割成兩部分，當時毛澤東臨時作出決定，如果兩岸的紅軍無法再次集合，那麼聶榮臻和劉伯承就在河東岸的川西打游擊「再另搞一個局面」；中央和軍委在川康邊繼續活動，尋機北上。
1935年5月26日，蔣介石由重慶行營飛赴成都坐鎮指揮，電勉沿岸各部指揮官：
| “ |
大渡河是太平天國石達開大軍覆滅之地，今共軍入此彝漢雜處、一線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險峻、給養困難的絕地，必步石軍的覆轍，希各軍、師長鼓勵所部建立殊勛。 |
” |
四川省主席劉湘發布緊急通報，稱紅軍面臨「石達開第二」的危境，朱毛「直步石達開之後塵」，紅軍「前有大渡河，後有金沙江，『西竄』又不可能，勢必被消滅於大渡河附近」，全殲紅軍在此一舉。24軍軍長劉文輝趕到漢源督戰，急令其第4旅旅長袁國瑞率部增援瀘定橋。
5月27日晨， 團長黃開湘、政委楊成武等率領着左路軍先頭部隊紅一軍團第二師紅四團，2天行軍了160公里。本來上級要求3天內到達瀘定橋，紅四團第一天行軍遭到大渡河東岸敵軍火力封鎖，被迫爬山繞道前進，多走了很多路。在葉坪與當地搶糧的一個連敵軍發生遭遇戰。此後，道路橋梁卻被敵破壞，全團伐木架橋，到下午才到達菩薩崗下，又被川軍一個營擋住了去路，強攻得手。第一天行軍40公里，在菩薩崗以北5公里處的什月坪宿營。第二天晨5時出發不久，接到騎兵通信員送來的林彪命令：
王（即黃開湘）、楊：軍委來電限左路軍於明天奪取瀘定橋。你們要用最高速度的行軍力和堅決機動的手段，來完成這一光榮偉大的任務。你們要在此次戰鬥中，突破過去奪取道州和5團奪鴨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記錄。你們是火線上的英雄，紅軍中的模範，相信你們一定能夠完成此一任務的。我們準備祝賀你們的勝利!
林、聶
紅四團官兵在天下大雨的情況下，在崎嶇陡峭的山路上跑步前進。位於石棉縣與瀘定縣交界處的猛虎崗，上下各四十里，山頂隘口守軍1個營，28日下午紅四團趁濃霧奇襲，並直接沖潰據守磨西鎮的守軍團部，敵軍潰散時破壞了磨西村東的大橋，紅四團花費了兩個小時架橋，傍晚時分到達了大渡河畔的一個小村子，距離瀘定橋還有55公里。此時，右路軍前衛紅二團在政委鄧華的指揮下第二天急行軍五十餘公里，到達德妥。
5月28日傍晚，川軍24軍第4旅旅長袁國瑞率部到達大渡河右岸的龍八鋪(今瀘定縣興隆鎮)，部署第38團舉火把連夜趕往瀘定鎮布防；第11團在大渡河左岸龍八鋪海子村一帶阻擊右路紅一師，第10團為旅預備隊。
5月28日當夜，紅四團在大渡河西，川軍第38團在大渡河東，都舉火把連夜強行軍。紅四團徹底輕裝，所有的牲口、行李、重武器隨後跟進，並以軍號、喊話偽裝成川軍。終於在5月29日凌晨6時許按時到達瀘定橋西岸，以沙壩村天主教堂為指揮部，一晝夜奔襲120公里。
此時橋東面據守的是5月28日急行軍趕到的川軍24軍第2旅38團第3營，以及瀘定縣當地民團。橋板也已被守軍收去。周營派遣連長饒傑（該連是軍閥混戰中收編的原滇軍）進占橋頭。為了以防萬一，饒連長還是做了炸橋準備的，周營沒有炸藥，饒便集中全連上百手榴彈綁紮在橋頭鐵索上饒連長幹完這些，就在橋頭留下一個排。守橋排長在橋頭陣地只留下兩個班。
戰前雙方有喊話，紅軍方面向川軍說：我們是北上抗日的，請你們讓開路，不想和你們打。川軍方面回應說：你們有本事就長翅膀飛過來。在這種形勢下，4團的組成了由一營二連廖大珠為首的22人的突擊隊（另有說23人或21人[10]），突擊隊員腰插手榴彈，駁殼槍（另一說身掛衝鋒鎗[10]），背插馬刀，冒着槍林彈雨，攀踏着鐵索強攻前進。他們後面是連長王友才率領的三連，每人抱一塊木板，在後面鋪木板。三連的後面是全副武裝的一連，任務是過橋後奪取對岸的敵軍橋頭工事，占領瀘定城。以兩個營組成火力支援隊，以稠密的火力封鎖河對岸通往橋頭的道路，制止敵軍從瀘定西城門增援橋頭。
5月29日下午4時，對瀘定橋的總攻開始。紅四團全部五十多名司號員一齊吹響衝鋒號，火力隊所有武器一齊向對岸開火。當突擊隊員到達河對岸時，守軍點燃了堆放在橋頭的澆上煤油的木板，意圖把橋頭鐵索上綁定的上百顆手榴彈燒炸。突擊隊員不懼燃燒的火焰，衝到岸上，後續部隊也隨後跟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消滅了守軍，奪占瀘定橋[10]。
據楊成武回憶，22名突擊隊員都活了下來[11]，但瀘定橋紀念匾則記載有4名隊員陣亡。另還有目擊者稱，只有5名戰士突擊成功，其他人都落入河裡犧牲了[12]。
川軍24軍第2旅38團團長李全山，親自帶了一個營在增援途中，本應在5月29日早晨趕到。但途中獲悉周營已經進占瀘定縣城後李團決定避免夜雨行軍、宿營休息。5月29日中午得知紅軍逼近就原路撤回。一說團長李全山當時在瀘定城中，見守軍崩潰逃往天全。
紅四團猛攻瀘定橋之前，右路軍紅二團在距瀘定橋25公里的鐵絲溝猛攻守軍川軍第4旅第11團。劉伯承親自指揮，鄧華率紅二團第二營翻山繞到敵軍側後，肖華率一、三營正面強攻；大渡河左岸跟進的紅一軍團主力隔河展開強大火力支援紅二團壓制守敵；右路跟進的紅三團一部協同攻擊，最終突破守軍陣地，猛追打垮了川軍第24軍第4旅旅部與預備隊所在地龍八鋪，川軍向化林村潰退。此戰牽制並打垮了川軍第4旅主力兩個團，確保了奪取瀘定橋的紅四團不受敵壓迫。
5月29日晚22時許，劉伯承、聶榮臻率右路軍紅一師紅四團先頭部隊進入瀘定城，兩軍會合在瀘定橋東岸。劉伯承走在瀘定橋上，感慨萬千，說：「這裡應該立一個碑」。飛奪瀘定橋的22名士兵得到了當時紅軍士兵所能夠得到的最高獎賞：一身列寧服，一支鋼筆，一個筆記本，一個搪瓷缸子和一雙筷子[10]。
陳雲說：「如紅軍不能過橋，則安順場渡河至北岸之一師，勢將孤軍作戰，而南岸之紅軍主力則必走西康。西康則系游牧區域，糧食宿營，兩感困難。而國民黨軍進剿則以雅安為後方，追剿部隊雖感困難，但有後路接濟，紅軍則極難克服困難也。」[13]
5月30日，毛澤東、周恩來等到達瀘定橋。毛澤東說：「過大渡河[a]是紅軍長征途中最關鍵的事件。如果在那裡失敗了，它就很可能被消滅。這種命運，在歷史上早有先例（指太平天國石達開）。」[15][16]毛澤東曾作詩《七律·長征》，其中有「金沙水拍雲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一段。
飛奪瀘定橋之後，紅軍左、右路軍會合於大渡橋的東岸，中央紅軍盼望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願望越加強烈，他們將要北上穿越大雪山，選擇最近的路線與紅四方面軍會合。
所有紅軍通過瀘定橋後，毛澤東令紅九軍團政委何長工帶隊守到天全那邊打完才帶部隊北上歸隊，國民革命軍中央軍薛岳部沒能強渡過河。6月2日撤走前，何長工下令將9條底索每隔一條剪斷一條，共剪斷四條。導致行人只能扶着鐵索慢慢通過瀘定橋。劉湘花了好幾萬大洋，由朱鐵匠的父親花了幾個月修復後，橋才能使用。[17]
根據2003年當地86歲的老人李國秀的目擊陳述，他看到有22個紅軍過橋，老百姓在前面帶路，紅軍跟在後面，幾個老百姓被國民黨擊中掉進了河裡，橋上沒有木板，只掛着鐵鏈。[18][12]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2005年在斯坦福大學的演講，說到他1982年（時間存疑[b]）與鄧小平會面時，談及飛奪瀘定橋，鄧說，「嗯，在我們的宣傳中那就是這樣了。我們需要它表達我們的部隊的戰鬥精神。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沒什麼大不了的。另一邊只是使用老式步槍的軍閥部隊，而且人數也真的不那麼多，但我們覺得有必要戲劇化一些」[c][19]
旅英作家孫書雲在2006年出版《長征》一書，曾來到了瀘定橋現場考察。她對當地的一位老鐵匠做了採訪，老鐵匠的證言如下：「橋的另一端只有一個中隊。那天在下雨，當他們看到紅軍士兵的到來，他們驚慌失措地逃走了——他們的官員早已拋棄了他們。並沒有太大的戰鬥。不過，我仍然對爬上鐵鏈的二十二名士兵致敬。在過去的日子裡，我的父親和我一起檢查過了橋，但我們坐在一個籃子裡。那些人很勇敢，他們過得很快。」[20][21]
瀘定橋戰鬥的22位紅軍士兵，截止2011年，其中已有8位的姓名得到了確認。[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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