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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派目前是中國共產黨針對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中華民國境內除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以外活躍之各中間派政黨的總稱。
抗日戰爭結束後，摩擦不斷的國共雙方開始在重慶展開談判並召開由國內各主要政黨所組成的政治協商會議，並通過政協憲草。然而，隨着國共矛盾日益激化，特別是制憲國民大會的召開，更是使得各民主黨派分道揚鑣。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兩黨投向中華民國政府一方，而以民盟為首的大部分黨派則響應《五一口號》，在中共已取得全國戰局決定性勝利後，於1949年在北平另行召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組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與中華民國政府分庭抗禮。
此後，留在中國大陸的民主黨派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體系下的花瓶黨。而前往台灣的民主黨派則成為兩蔣時期的少數合法黨派，其後逐漸失去影響力。在臺灣民主化的進程中，台灣民主黨派的原成員出走另組黨而泡沫化，其中中國民主社會黨在2020年因無活動黨員而被註銷[1]。
它們大部分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以及日本投降以後、國共內戰爆發以前成立的。那段時間中華民國的政治氣氛比較寬鬆，成立了政治協商會議（舊政協）。當時主要的中間黨派有：
- 內戰後留在中國大陸的（八大民主黨派）
- 中國致公黨（簡稱「致公黨」）：1925年10月10日在舊金山成立[2]
- 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由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中華革命黨多次更名而來，亦稱「第三黨」[3]
-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10日更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成立
- 中國民主促進會（簡稱「民進」）：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
- 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創立於1945年12月16日，原名民主建國會，1952年7月改稱中國民主建國會
- 九三學社（1946年5月4日在重慶成立）[4]
- 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簡稱「台盟」）：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
- 內戰後轉移到台灣的
- 中國青年黨（簡稱「青年黨」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成立，原系中國民主同盟的組成部分，1946年11月因參加制憲國民大會被民盟開除出盟。
- 中國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前稱「國社黨」）：1932年4月16日在上海成立「中國國家社會黨」，原系中國民主同盟的組成部分；1946年8月15日改組為中國民主社會黨；1946年11月因參加制憲國大被民盟開除出盟；2020年4月29日廢止立案。
- 合併或終止運作的
- 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簡稱「民聯」）：1945年10月28日在重慶成立，後併入民革
- 中國民主促進會（後更名為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簡稱「民促」）：1946年4月14日在廣州成立，後併入民革
- 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簡稱「全救會」或「救國會」，1945年更名為中國人民救國會，簡稱「救國會」）：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1949年終止運作
中國民主建國會因成立較晚沒有代表參加舊政協[5]。後來在是否參加制憲國民大會的問題上，中間黨派發生了分裂。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當時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參加了國民政府所號召組織的制憲國民大會。中國民主同盟遂開除了中國民主社會黨，此後不久即被國民政府查封。其他各民主黨派明顯傾向中國共產黨在內戰全面爆發時遭到國民政府查封，禁止活動。1948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五一口號》，得到八大民主黨派及一些無黨派人士的支持。民主黨派及一些無黨派人士進入解放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於1949年11月16日併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人民救國會於1949年12月18日解散[6]。有鑑於此，毛澤東為營造民主氛圍希望其他黨派不要解散，可以和中國共產黨互相監督。保留下來的八個黨派作為參政黨，但在自己的黨章中明確規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政議政。民主黨派的主席一般兼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或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歷史上，宋慶齡和榮毅仁兩位民主黨派人士曾經出任國家副主席的職務。
中國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合作的基本方針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合作方式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也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或「一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7]。
中國的政治制度允許各民主黨派和其他非中共成員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他們要經過中共的審查。 [8] 根據范亞倫的說法，這些政黨的「目的是創造包容性和代表性的假象。」[9] 中共控制民主黨派的方式之一是通過其統一戰線工作部 ，該部門審查入黨申請並控制民主黨派領導人人選。 [10] 統戰部還通過阻止他們在縣和農村廣泛擴張來控制各方。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為了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各民主黨派都作出清理整頓組織的決定。各黨派分別成立整頓委員會，重新登記黨員，清洗了那些進入民主黨派組織的非親共人士，終止了「政治面目不清」（即未明確表態支持中共領導）的人的黨派關係，達到其「健全領導機構」的目的。建國初期，各黨派共有成員11540人。1600人以上的，只有民建、民革、民盟、農工四個黨派，其餘幾個黨派只有一二百人。1949年底至1950年11月，會前，各黨派內部都曾發生過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組織的存廢問題和要不要以《共同綱領》為政治綱領。中共中央對企圖脫離共產黨領導的言行作了鬥爭，對一些右翼分子採取了「政治嚴肅、組織寬大」的原則。據稱為了避免引起與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外交糾紛，經中共與各民主黨派協商，確定各民主黨派在國外和港澳地區已建立的分支組織，一律停止活動。第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書記處五大書記之一的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民主黨派提出了發展成員的建議。會議頒布了《1951年協助各民主黨派發展黨員的建議》，要求各級共產黨黨委積極協助各民主黨派在今年內完成發展黨員一至二倍的任務[11]。在民主黨派組織發展方針上，建議：「主要應該在大、中城市和省會就現有基礎加以發展，使之具備相當規模，而不要採取分散力量，到處搭架子的辦法。」「吸收黨員的政治條件，必須是擁護《共同綱領》並願為其實現而奮鬥者。」
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在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開展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三反」運動。隨着「三反」的深入，發現許多貪污分子和資本家的違法活動密切關聯、相互勾結。於是，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城市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五反」鬥爭的指示》，要求首先在大中城市中，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本家及其他市民，向着違法的資本家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鬥爭。當時，大部分私營工商業戶都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為。中國共產黨通過三反五反運動清洗了民主黨派中的反革命。1952年1月5日，人民政協作出《關於開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號召各民主黨派、各級政府機關、各人民團體以及宗教界積極參加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形成了一個全國規模的包括各界知識分子參加的思想改造學習運動。中共中央於11月30日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開展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運動。
1952年6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批示關於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是國內的主要矛盾[12]。1952年6月6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三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民族資產階級和民主黨派的工作問題。會議認為，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成為國內主要矛盾。在國內主要矛盾轉變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再是中間階級以後，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是又團結又鬥爭、鬥爭為了團結的統一戰線政策。對資產階級的改造，在當時主要是把違法改造成守法，而不是把資產階級改造成工人階級。對民主黨派，是要他們確立「接受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的思想，而不是要求他們具有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對於他們成員中一部分從事文教、科技等方面工作的知識分子，要求他們學習馬列主義理論，逐步具備工人階級的立場和思想。要求民主黨派發展成員，以其所聯繫階級、階層的中上層代表人物為主要對象，否定了過去提出的民建會以中小工商業者為基礎的組織發展方針[13]。會議通過了《關於民主建國會工作的要點》指示整頓民主建國會，重建以共同綱領和「五反」原則教育資產階級的政治團體[14]。會後，黨的統戰工作的重心逐步轉移到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方面來了。1952年6月20日至30日，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籌備代表會議在北京召開，全國工商業聯於1953年10月正式成立，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15]
中共中央統戰部於1953年6月25日至7月22日召開了第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會議的主題是：學習和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研究和部署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次會議討論了：《關於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後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組織問題的意見》、《關於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時安排民主人士的意見》、《關於利用、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明確了以下幾點：第一，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行，決不意味着要削弱統一戰線，而是應使其更為鞏固和加強。在對民主人士的安排上，凡是已經同我們合作的，仍應根據具體情況，用各種方式從各個方面分別予以適當安排。凡有民主人士的地方，自縣、市以上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要做好民主人士的安排工作。第二，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不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它作為統一戰線組織將繼續存在。會後，這兩個文件經中共中央批准轉發各地執行。會議經過討論，最後形成了《關於各省、市人民代表大會和省市人民政府委員會中民主人士安排方案的意見》，並於1954年4月27日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1957年，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隨後掀起反右傾運動整肅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後，民主黨恢復發展。20世紀80年代中期，民主黨派黨員為17萬人，截至2013年，民主黨派黨員人數發展至70多萬人[16]。
當前，官方提出，各民主黨派之所以擁護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因為以下兩點:
中共要求民主黨派按照1996年《關於民主黨派組織發展若干問題座談會紀要》和1999年《各民主黨派中央關於加強自身建設若干問題座談會紀要》的精神發展黨員[17]，「以協商確定的範圍和對象為主，以大中城市為主，以有代表性的人士為主」[18][19]。2004年10月25日中共頒發的《關於進一步做好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工作座談會紀要》提出發展新的社會階層代表性人士，要求新的社會階層人士加入民主黨派除應符合《章程》規定的條件外，還應已作一定政治安排或擔任一定的社會職務。發展無黨派代表人士必須事先與同級中共黨委及中央統戰部溝通情況，事先徵求所在單位中共黨組織的意見，防止民主黨派追求發展成員年輕化的傾向[20][21][22]。
共產黨員一般不能加入民主黨派。根據中共中央有關文件規定，中共黨員在民主黨派要求和同意的前提下，經上級中共黨委批准，可以加入民主黨派組織，調到民主黨派工作[23]。民主黨派、工商聯各級組織中的主席（主委）、副主席（副主委）、秘書長、組織部長、省級以上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民政府、人民政協的負責人中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入黨問題，按中央有關規定執行。民主黨派的成員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不必要求他們退出民主黨派的組織。其入黨後，也可以繼續參加民主黨派的活動[24]。
| 排名 | 政黨 | 簡稱 | 主席 | 全國人大席位數 | 全國人大常委會席位數 | 黨員數 | 省級黨組織數 | 建立時間 |
|---|---|---|---|---|---|---|---|---|
| 1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 民革 | 鄭建邦 | 44 | 5 | 163,886 ▲ (2023年6月) |
30 | 1948年1月 |
| 2 | 中國民主同盟 | 民盟 | 丁仲禮 | 58 | 8 | 330,600 ▲ (2020年) |
30 | 1941年10月 |
| 3 | 中國民主建國會 | 民建 | 郝明金 | 56 | 2 | 204,035 ▲ (2020) |
30 | 1945年12月 |
| 4 | 中國民主促進會 | 民進 | 蔡達峰 | 54 | 5 | 182,618 ▲ (2020年) |
29 | 1945年12月 |
| 5 | 中國農工民主黨 | 農工黨 | 何維 | 54 | 6 | 180,000 ▲ (2020年) |
30 | 1930年8月 |
| 6 | 中國致公黨 | 致公黨 | 蔣作君 | 38 | 3 | 63,000 ▲ (2020年) |
20[註 1] | 1925年10月 |
| 7 | 九三學社 | 無[25] | 武維華 | 64 | 7 | 190,131 ▲ (2020年) |
30 | 1946年5月 |
| 8 | 臺灣民主自治同盟 | 臺盟 | 蘇輝 | 11 | 3 | 3,000 ▲ (2020年) |
19[註 2] | 1947年11月 |
199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原則同意了中共中央統戰部擬定的《關於民主黨派組織發展問題的意見》後，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進行座談，形成了《關於民主黨派組織發展若干問題座談會紀要》。根據199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關於轉發〈關於民主黨派組織發展若干問題座談會紀要〉的通知》：
1949年，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中央黨部隨國民政府遷往台灣。遷至台灣後，這兩個政黨為國民黨外僅存能公開活動的政黨。
中國民主社會黨方面，部份民社黨員則以無黨籍身分參政。首任民選臺北市市長、曾任兩屆臺南縣選區省議員的吳三連，早在民社黨還是國社黨時期，即已加入。曾任兩屆臺北市市長的高玉樹，首任省轄嘉義市市長、曾任多屆嘉義縣選區省議員的許世賢，及曾任多屆臺北縣選區的省議員李秋遠均曾加入民社黨。
1950年代末期，李萬居、郭國基等人對國民黨專政下的選風、政治局勢不滿，便舉行選舉座談會，希望透過民社黨、青年黨與國民黨交涉。1960年，黨外候選人在民社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郭國基等人主張要成立強而有力的新政黨，終究以雷震案收場，胎死腹中，[27]。當時國民黨長期以「反共抗俄宣傳費」補助兩個在野黨，至1960年5月14日民社黨發表書面聲明，拒絕由國庫撥給反共抗俄宣傳費，自由中國雜誌社論亦對國民黨作法嚴厲批判。大體而言，中國民主社會黨與中國青年黨並沒有發揮進一步制衡的作用，民社黨僅能在歷次中華民國選舉中，倚靠國民黨「禮讓」若干席次，而被黨外人士黃信介嘲笑為「花瓶政黨」、「廁所裡的花瓶」。
1979年，民社黨召開第三屆全國黨代表大會後，便長期未再召開代表大會。1988年，沈朝江、江連興、謝正一要求召開第四屆代表大會，發起組織「中國民主社會黨黨務革新委員會」，當年8月14日革新派300多人自行集會。選舉沈朝江任黨主席，改遷黨部至台中市。而原民社黨黨中央則於8月15日召集「建黨四十二週年紀念大會」，革新派鬧場，兩派決裂。1989年，王世憲等原黨中央向內政部登記註冊，沈朝江等人則以「中華新民社黨」為名登記，後又改名為中國民主黨[28]。
青年黨方面，1949年雖然青年黨遷往台灣，黨主席曾琦卻在1950年於美國過世。其後代主席李璜亦未至台灣，導致黨內長期分裂。在這段期間，也曾經與民社黨、台籍菁英、雷震等人，共同籌組新的政黨「中國民主黨」，然而在之後遭到國民黨分化，以及恐懼該黨成為台灣人的政黨而退出。[29]直到1968年左舜生來臺，推動黨的團結，並促請李璜回國，才於次年完成黨的形式團結。青年黨與民社黨由於參與制憲，成為黨禁之下台灣合法的兩個在野黨。1980年代由黨籍增額立委謝學賢領導的青年委員會，在李璜支持下，試圖進行黨的改造，遭到內部其他團體的杯葛，黨禁開放後，成員分裂自組青年中國黨、中國民主青年黨、中國民主正義黨、中國聯合黨、中國團結黨、中國自由民主黨、中國統一黨、中國鐵衛黨、中國國安黨、民主行動黨、中國民主革新黨等十餘個小黨，然皆無政治影響力。
在台灣解除黨禁以及進行國會全面改選之後，由於中國青年黨和中國民主社會黨分裂多個新政黨並且失去立法院與國民大會的所有國會席次，淡出台灣政治，被主流社會所遺忘。2002年第六屆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後，改主席團為主席一人，歷任主席為伊步倫，孫善豪。2020年4月29日，民社黨被內政部廢止備案。[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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