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ading AI tools
地域專門史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越南历史悠久,据考古资料显示,越南在旧石器时期已有先民活动,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出现东山文化,较重要的民族有雒越人。越南神话传说提到约四千年前出现最早的王朝鸿庞氏。中国秦汉时期接触并征服北部(红河三角洲)及中部后,越南情况乃有可靠的文献记载。从公元前3世纪晚期至10世纪前期,越南处于中国统治之下,中国文化大量输入。现时的越南中、南部地区,曾有占婆国存在(2至15世纪),南部的湄公河三角洲一带曾为扶南、真腊(柬埔寨)等国的领土。
越南历史系列条目 | |||||||||||
---|---|---|---|---|---|---|---|---|---|---|---|
史前时期(东山文化) | |||||||||||
传说时期(鸿庞氏、瓯貉) | |||||||||||
第一次北属时期 前207–40 | |||||||||||
(秦、南越、西汉、新、东汉) | |||||||||||
东汉:征氏姐妹 40–43 | |||||||||||
第二次北属时期 43–544 | |||||||||||
(东汉、吴、晋、宋、齐、梁) | |||||||||||
吴:赵妪 248 | |||||||||||
前李朝(万春国)544–602 | |||||||||||
第三次北属时期 602–905 | |||||||||||
(隋、唐、武周、唐) | |||||||||||
唐:梅叔鸾、冯兴、杨清 | |||||||||||
越南自主时期 905–938 | |||||||||||
(唐、后梁、南汉) | |||||||||||
静海军:曲家、杨廷艺、矫公羡 | |||||||||||
吴朝与十二使君时期 938–967 | |||||||||||
丁朝 968–980 | |||||||||||
前黎朝 980–1009 | |||||||||||
李朝 1009–1226 | |||||||||||
陈朝 1226–1400 | |||||||||||
胡朝 1400–1407 | |||||||||||
第四次北属时期 1407–1427 (明) | |||||||||||
明:后陈朝 1407–1413 | |||||||||||
后黎朝前期 1428–1527 | |||||||||||
莫朝 1527–1592 | |||||||||||
南北朝 1533–1592 |
莫朝 | 后黎朝 后期 | |||||||||
后黎朝后期 1533–1789 | |||||||||||
后黎朝后期 郑阮分治 1627–1672 1774–1775 |
郑主 1545–1787 |
阮主 (南进) 1558–1777 | |||||||||
西山朝 1778–1802 | |||||||||||
阮朝 1802–1945 | |||||||||||
法属时期 1884–1945 (北圻、中圻、南圻) | |||||||||||
法属印支:保护国阮朝 | |||||||||||
日属时期 1940–1945 (法属印度支那政府) | |||||||||||
日属:保护国阮朝→越南帝国 1945 | |||||||||||
越盟 | 法属时期 1945–1954 | ||||||||||
法属印支:南圻国、山地国、越南临时中央政府 | |||||||||||
越南民主共和国 1945–1976 |
越南国 1949–1955 | ||||||||||
越南共和国 1955–1975 | |||||||||||
越南南方共和国1969–1976 | |||||||||||
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1976至今 | |||||||||||
越南主题 | |||||||||||
938年,吴权在白藤江之战打败中国南汉军队,是次战役为越南独立过程中的重要一步。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越南正式独立建国。其后越南进入封建时期,经历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胡朝各朝的发展,15世纪初一度被中国明朝所占(即属明时期),不久复国,并在后黎朝前期达至封建时代兴盛时期,其后长时间处于分裂及战乱,有莫朝(与后黎朝合称南北朝)、郑主、阮主、西山朝等王朝和政权,到19世纪初期阮朝重新统一全国。越南历朝曾使用的国号有“大瞿越”“大越”“大虞”“大南”等等,对外被称为“交趾”“安南”,19世纪初始称“越南”。在封建时代各朝,统治者采用中国式的制度治国,文化方面融合了儒、佛、道三教。本土文化亦有所发展,本国文字“喃字”得以应用。对外多次进行战争,以维护独立和扩张领土,曾抵御北方的中国及蒙古等国,在印支半岛逐步征服占婆国,入侵老挝,与真腊、暹罗(泰国)争雄。
19世纪中晚期,法国渐次吞并越南,进行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受日本所支配。1945年越南共产党(时称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动八月革命,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统治北方,获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共产国家支持,南方亦先后有西方阵营支持的保大帝政权及越南共和国(即南越),南北分裂,美国介入越南政局,支持南越,演成越战。1975年北越统一全国,1976年改名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统一后的越南政府曾染指邻国老挝、柬埔寨,又与中、美等交恶,外交形势曲折。1986年以后,越南政府推动革新开放,促进经济,1990年代又与中、美及世界各国改善关系。
越南国名 | |||||||||||||||||||||||||||||||||||||||||||||||||||||||
---|---|---|---|---|---|---|---|---|---|---|---|---|---|---|---|---|---|---|---|---|---|---|---|---|---|---|---|---|---|---|---|---|---|---|---|---|---|---|---|---|---|---|---|---|---|---|---|---|---|---|---|---|---|---|---|
|
从远古到现代,越南曾有多个名号。传说中的鸿庞氏始祖泾阳王称“赤鬼国”[1],其后称为“文郎”,蜀安阳王称“瓯雒”。中国秦代曾在越南北部地区设象郡。汉朝据有越北地区后设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后又改为交州。唐朝统治时,又改置安南都护府。[2]
越南脱离中国统治后,丁朝于968年建国号为“大瞿越”。李朝于1054年改国号为“大越”。李英宗时获南宋封为“安南国王”,从此亦称“安南国”。1400年胡朝改国号为“大虞”。1428年后黎朝复称“大越”。17、18世纪时,割据越南南方的阮主政权,被外国称为“广南国”。[3]
阮福映建立阮朝后,向清朝请求册封为“南越国王”[注 1][4],最终嘉庆帝改以“越南国王”之名册封,“越南”遂成为该国国名。清廷册封阮福映的时间,《清实录》记录在嘉庆八年农历六月己丑(西历1803年8月13日)[5],而阮朝文献《大南实录正编》则记录在嘉隆三年(西历1804年)正月[4]。这一国名的涵义,清朝《嘉庆重修一统志》里有所提及:
“ | 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亦在其内。阮福映即有安南,亦不过交趾故地,何得遽称南越?该国先有越裳旧地,后有安南全壤。天朝褒赐国号,著用“越南”二字,以“越”字冠其上,仍其先世疆域;以“南”字列于下,表其新赐藩封;且在百越之南,与古南越不致混淆。所颁敕印,即以二字称名,著于《时宪书》内,将安南改为越南。[6] | ” |
当时阮氏朝廷对此一国名表示接纳,并对它作出解释:
“ | 其定以“越”字冠于上,示我国承旧服而克继前徽;以“南”字列于下,表我国拓南交而新膺眷命。名称正大,字义吉祥,且与内地“两粤”旧称迥然有别。[7] | ” |
而“安南”一名仍被习惯采用,但因有向中国臣服的含意,故此越南人会以“越南”一名称呼其国。阮圣祖(明命帝)时,又改称“大南”。[2]
法国统治时期,将越南分为南、中、北三圻,南圻称为“交趾支那”、中圻称为“安南”、北圻称为“东京”,1887年,法国殖民当局又把治下的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合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至1945年八月革命后,越南共产党在北方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法国殖民者恢复“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之名。[8]1955年,南方的“越南共和国”成立。[9]越战结束,南北越统一后,越南民主共和国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10]
越南传说里,上古王朝文郎国鸿庞氏定都于峯州部或文郎部,两部在今山西、永福、富寿等地。[11]瓯貉国安阳王定都于螺城(又作古螺城、茧城、封溪,在东英县)。[12]中国统治时期,汉代、晋代时交州治所在龙编县(河内近郊);唐代安南都护府在河内,唐高宗时名为宋平,唐肃宗时名为罗城(又称大罗城),曾由长官张伯仪、高骈等修建。[13]10世纪吴权夺取自主权时,都于古螺。[14]丁朝及前黎朝都于华闾。[15]1010年,李朝迁都大罗城,改称昇龙(即河内)。[16]一直至陈朝末年,权臣黎季犛于1396年与陈顺宗迁都清化,并在此建立胡朝。[17]明朝占领时治所在昇龙,改称东关城。后黎朝初年亦定都昇龙。[18]1527年后黎朝大臣莫登庸建莫朝(是为北朝),黎氏遗臣阮淦于1533年拥立黎庄宗,后黎朝中兴(是为南朝),并于1543年迎庄宗至西都清化。[19]1592年后黎朝大臣郑松攻灭莫朝,返都昇龙。[20]1600年,大臣阮潢据守顺化,成为日后阮主的根据地。郑氏则控制后黎朝朝廷,是为郑主。[21]1687年,阮福澜移府于富春村,即后来顺化京城。[22]西山起义时,领导者阮岳居归仁、阮侣居嘉定(即胡志明市)、阮惠居富春。[23]1802年,阮主势力的阮福映复取富春,成为阮朝国都。[24]法属时,总督府所在地设于河内。1945年,越南共产党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仍以河内为国都。[25]1955年,越南共和国(即南越)在南方成立,根据地为西贡。至1975年北越夺取西贡及整个南部,南北统一。[26]
在原始时期,越南国土上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在谅山省的平嘉发现猿人牙齿、清化省的度山发现旧石器时期的工具。[27]到中石器时期及新石器时期,北部地区出现过数种文化遗址,如“和平文化”(在和平省)、“北山文化”(在谅山省北山)等,当时的先民利用石器、竹木器、陶器等物品,从事狩猎及采集。[28]但因这些文化的相关文物出土量少,未能全面反映当时状况。[注 2][29]南部地区的东那江下游,曾于新石器时代后期与金属时代之间,出现聚落、作坊及墓葬遗址共80处,被命名为“新石器时代后文化”,年代约在公元前4500至2400年之间。该文化使用大量石器,多数是实用为主,装饰性不高的器物。[30]
到大约公元前700年至公元1世纪,越南处于金石时代,出现“东山文化”。[注 3]它的出土遗物数量多,种类繁富,有铜器、陶器、玉器、石器、水晶、铁器、木器等。东山文化大量使用铜,例如制作铜鼓作为乐器,以及利用铜制农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31]东山文化也具有一定的航行技术,用划艇航行本土,并有较大型的船只,辅以天文知识作远航。[32]
远古时期居于越南北部的民族,为骆越人(又作雒越)。越南上古史学家陶维英认为,东山文化就等同是骆越人的文化。[33]在骆越社会,有“雒王”“雒侯”“雒将”等作为部落领袖,并有简单的农业方式,就是依循潮水涨退,垦地栽种。[注 4][34]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指出,骆越人早在旧石器时期就生活在红河流域,到东山文化时代,已从原始族群过渡为氏族公社的阶段。[35]骆越人在越北地区继续发展为京族(又称越族),其后独立建国并向南扩展,是为越南的主体民族。[36]
越南的传说时期(或称“原始公社时期”),现代学者界定为自远古至公元前214年中国秦朝在越南北部设置象郡为止。[37]当中包括鸿庞氏和蜀氏两个王朝。
根据越南神话传说,越南最早的王朝是鸿庞氏(Hồng Bàng)。鸿庞氏首位君主禄续,是中国神农氏的后代,获封为“泾阳王”,治理南方,号“赤鬼国”。泾阳王娶洞庭君龙王之女,生下貉龙君(名崇缆。“貉”又作“雒”)。貉龙君有儿子百人,当中五十人随母归山,五十人随父居于南方,越南人称貉龙君为“百粤之祖”,而其长子则称为“雄王”(Hùng Vương,又作骆王、雒王),继承王位,建立“文郎国”。[38]雄王家族世袭王位,历十八代,是为传说里的鸿庞氏王朝,时间从公元前2879年至前258年,共2622年。[39]
在越南古代,史家相信鸿庞氏领土东临南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接占婆,分为十五部,首都设在峯州或文郎。[注 5]传说中,雄王设置“貉侯”(又作雒侯)、“貉将”(又作雒将)等职官,以作管治。[40]最早的越族的前史越族语文献是《傍枻越人拥楫歌》(亦称《越人歌》),为楚国人刘向于公元前528年根据读音用汉字译成。后世认为越南民俗文化跟鸿庞息息相关,例如雄王教人民在身上纹龙、水怪等图案,让先民进行渔猎时免受蛟蛇所伤;古代越南人以木皮为衣,织菅草为席,以米汁为酒,以榔桄棕桐为饭,制作鱼露、刀耕火种等习俗,都被视为从鸿庞时代开创。[41]越南传说又提到鸿庞氏与古中国有过接触。古时越南人相信中国殷朝曾入寇越南,雄王派三岁小童扶董天王击退敌军[42];西周成王时,鸿庞氏自称“越裳氏”,派使到周朝入贡,周朝摄政者周公命人用指南车送使节回国。鸿庞氏最终于公元前257年,被蜀泮(即安阳王)所灭。[43]
越南近现代学者对鸿庞氏传说存有不同见解。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有关这个时代的事情是难于确凿可信的”,又说“谁都希望从神话之中寻找自己的根源来光耀自己的民族。无疑也因为这个道理,我国(指越南)的史书记载鸿庞氏为‘仙子龙孙’云云”。[44]越共学者认为,考古学上的东山文化与传说中的雄王相关,甚至推断“东山文化阶段,也就是雄王时代的极盛时期”。[45]
在越南和中国的典籍里,均提到有关蜀泮(即安阳王)在越北称王的传说。较早提及的是中国典籍《水经注》引《交州外域记》记载:“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雒王、雒侯,服诸雒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34]越南史籍《大越史记全书》的说法较为详细,提到鸿庞氏传至末代时,蜀王向雄王求娶王女,但雄王不许。[43]蜀王之孙蜀泮为了报复,乃于甲辰年(前257年)攻灭鸿庞氏,改国号为“瓯雒国”。传说中安阳王营建螺城为首都,规模宏大,“广千丈,盘旋如螺形”。[46]
安阳王在位时,适值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族的时期。关于此时瓯雒国与秦朝的关系,越南学者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公元前214年秦派军攻百越时,安阳王也向秦朝臣服,秦朝遂在越北地区设置象郡。但同时,越北仍有土著不愿臣服,致力抵抗,秦军亦因不服水土而爆发疫病,大将屠睢亦在战事中阵亡。[48]
秦末政局动荡,南海郡郡尉赵佗乘机建立南越国。传闻赵佗因要扩张势力而有意征战安阳王,但安阳王因拥有一具威力强大的神弩,每发可杀三百人,赵陀知难以制胜,便派儿子赵始诈降,娶安阳王之女为妻,以博取信任,暗中毁坏神弩而去。安阳王不知中计,最终被赵陀所攻破而亡。[注 6][49]另外,《大越史记全书》提到,南越国攻灭蜀氏的时间在癸巳年(公元前208年)。[50]
中国学者郭振铎、张笑梅分析蜀氏王朝的传说,认为它可能是文郎国(鸿庞氏)附近的大氏族,与中国古代的巴蜀无关。此外,安阳王只不过是西瓯的一部份部落和雒越各部落联盟的首领,基本上未改变文郎国的部落组织,生产力处于低下水平,该政权可能只是一个初具国家政权组织的部落联盟,而非阶级社会国家。[51]
中国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原,继而进攻位于华南、越北的百越(又作百粤)。前214年,秦朝设置桂林郡(在今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海郡(在今中国广东省)及象郡。[注 7][52]秦朝对此三郡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将中原内地的民众迁徙到这里,让他们“与百粤杂处”。[53]
秦末,中国内乱,南海郡尉赵佗割据当地。中国史书记载他迅速扩张势力,“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54],成立南越国。[注 8]南越国对中原的西汉王朝入贡受封,对内实行“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54],在越北地区,“令二使典主交阯、九真二郡人”,设立官署以作统治。[55]南越国又透过军事压力及财宝馈赠,增强对邻近部族闽越、西瓯、骆等的影响力。[56]
南越国在越南历史里又被称为“赵朝”,封建时期史家如黎文休、吴士连等把南越国视为越南史上的正统王朝,到现代却遭到否定,史家陶维英指出它“只能是外族侵略者”,“企图开疆拓土,侵占我国辟为郡县”;[57]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称之为“只是中国封建集团内部的一支割据势力”。[58]
公元前111年,西汉武帝灭南越国,越南成为汉朝领土。汉朝实行直辖统治,设立“交趾刺史”(后又改为交州),辖境横跨中国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的北、中部。位于越南北、中部的交趾(交趾又作交阯,在今河内一带)、九真(今清化省、乂安省一带)、日南(今广平省、广南省一带)三郡便属于它的管治范围。各郡内又管辖若干县份。西汉对越南的统治政策有三个要点,分别为“与民生息”“因其故俗治,毋赋税”及“诸雒将主民如故”。[59]西汉末年,交趾郡太守锡光教导当地民众礼义;东汉建武初年,九真太守任延教民耕稼,制定婚姻嫁娶制度。锡光和任延的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并使越南开始沾染华风。[60]
建武年间,交趾郡辖下的一位女姓雒将(雒越人领袖)征侧被太守苏定“以法”惩治,征侧不服,乃于公元40年,与其妹征贰起事反抗,史称“二征起义”,一度攻下交趾、九真、日南等地六十五城。东汉朝廷派大将马援率军镇压,最终在43年歼灭征氏姊妹,事件遂平。[61]
公元43年,东汉大将马援重新平定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后,在当地推行新措施,包括修治城郭,整顿水利,又向朝廷报告越律及汉律抵触之处,然后跟越人“申明旧制”,骆越人从此遵行马援的措施。[注 9]相传马援在交趾“立铜柱”,成为当时的“汉之极界”。[62]
两汉时期,越南北、中部地区是汉朝对外交通枢纽。自日南郡出发,可到达南海、印度洋沿岸各地。[63]东汉时,南海及西方的叶调国(在今爪哇)、掸国(在今缅甸北)、天竺国(今印度)、大秦国(即罗马帝国)等国人士到中国内地时,都会以日南郡为必经之道。[64]
公元2世纪,日南郡常有“象林蛮夷”起事,对抗汉朝政府。现代学者认为,这些蛮夷起兵事件,象征著林邑国(即占婆国)的建立。[65]
中国在东汉晚期出现州郡割据的局面,交趾太守士燮亦于187年至226年长期控制交州全境,而九真、合浦、南海等郡的长官职务都由士氏兄弟出任。据历史记载,士燮为人宽厚,礼贤下士,吸引了中原名士前来投靠[注 10][66],交州因此成为东汉末至三国初年相对安定繁荣之区。[67]后世越南史家的高度评价士燮的统治:“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岂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岂不盛矣哉!”[68]佛教思想家牟子便是在士燮时期投靠交趾,写成佛教要籍《牟子理惑论》。[69]中国江南的东吴势力崛起后,士燮于211年投附,名义上隶属孙氏,实质仍操有自主权。226年士燮死后,吴主孙权打算削弱士氏家族在交州的势力,遭士燮之子士徽等人反抗,吴将吕岱遂设计诱杀士徽兄弟,夺得交州控制权。[70]
248年,交趾、九真民众起事反吴。据越南史籍所述,是次起事的领袖赵妪能乘象作战,在山中对抗吴军。[注 11][71]吴廷派交州刺史陆胤讨伐,最终平息事件。[72]而在全中国的局势而言,东吴为三国时代的割据政权之一,与北方的曹魏(后被司马氏所篡)交争,影响到交州政局。263年,曹魏出兵占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265年,司马氏代魏,成立西晋,继续管治交州三郡。268年,吴主孙晧派陶璜等率兵反击,到271年大破晋军,收复交州,陶璜任交州牧。东吴最终在280年被西晋所灭,交州牧陶璜亦投降,越南遂归西晋统治。[73]西晋朝廷听取陶璜建议,为使交州免受南方林邑国(占婆)的威胁,维持其地方兵力。[注 12][74]
316年,中国北方被五胡各族所据,晋室南渡,是为东晋。东晋期间,交州常有军事将领互相攻杀或据地作乱,又有林邑国入侵,局势长期不稳。东晋末年的大型民变孙恩卢循之乱亦蔓延至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击败卢循,结束动乱。420年刘裕代晋,建立刘宋(与南齐、南梁、南陈合称“南朝”),继续任杜慧度为交州刺史。[75]杜慧度任职期间,整顿风俗,改善人民生活,修建学校,使交州出现安定局面。[注 13][76]刘宋末年至南齐初年(468年至485年),交州人李长仁及其从弟李叔献,先后以“行州事”的名义专制一方,违抗朝廷,最终因南齐朝廷拟欲征讨,李叔献才交出权力。[注 14][77]
南梁时期,因交州刺史萧谘为政苛暴,引起当地人士李贲的不满及起兵,据有交州,于544年称帝,改年号为“天德”,越南后世称李贲为“李南帝”,其政权为“前李朝”。南梁朝廷于545年派陈霸先率军镇压,击败李贲,李贲终在549年被部下所杀。[78]中国正史又提到,李贲败死后,其兄李天宝逃到九真继续抗争,最终亦被陈霸先歼灭。[注 15][79]而根据越南史家的描述,前李朝在李贲死后,其部下赵越王、兄长李天宝、族人李佛子等仍继续领导,至602年李佛子投降隋朝,前李朝才结束。[80]但从后世发现的铭文资料显示,李佛子投降前的一年(601年),隋帝的诏令亦在交州执行[注 16],因此反映李氏势力与隋廷应有著隶属关系。[81]
公元602年,即中国隋文帝仁寿二年,交州有李佛子称兵割据,隋廷派刘方征讨,李佛子惧而请降[注 17],越南又归于中国统治之下。[83]到隋朝亡后,唐朝重新崛起,消灭南方的萧铣势力,越南便入于唐。唐朝政府对越南地区的行政建置数有变更,例如有“安南都护府”“静海军节度使”等官署。[注 18][84]
在唐代,越南地区受中国内地文化发展,且有著名诗人杜审言、沈佺期等曾在当地任官,使其文风盛行。爱州(在今越南清化)人姜公辅便为唐代越南文士的代表人物,曾在唐廷任职高官,并有作品传世。[85]然而唐室治下的越南亦常常出现乱事。当地民众曾发动数起大型叛变,如722年的梅叔鸾起事、791年的布盖大王冯兴起事等等,最终为唐室所平。在对外关系上,唐代中晚期先后有环王国(即占婆国)、南诏国侵扰越南地区。环王国在9世纪初(时为占婆第五王朝时期)入寇驩州及爱州,唐军旋即将之击退。南诏国为唐朝西南方的邻国,双方时有交战,9世纪中期南诏数度攻打安南,863年更占据府城大罗(又称罗城、安南城,即今河内),866年才由唐将高骈夺回。唐廷从此采行藩镇制度统治安南,设置“静海军节度使”,由高骈任节度使。高骈管治时致力建设,重修大罗城,整顿河道以便航行。[86]唐代人的河渠工程对越北有相当建树,据《天威径新凿海派碑》所述,当地河流原本危险难行,“舟人所历,毛发自寒”,经整顿后“则安流坦途,不复经斯险矣”。[87]
唐朝衰亡时,交州土豪曲氏家族掌管静海军节度使一职,史称越南自主时期。曲氏与中国岭南的南汉政权相争。930年南汉灭曲氏,但交州本地将领杨廷艺等仍争夺自主权。938年,廷艺旧将吴权控制当地,南汉出兵讨伐,吴权在白藤江植入大桩,待潮涨时引南汉军船来到,此时潮水退却,南汉军船因碰到大桩而搁浅,吴权乘机派舟师击败南汉军队。[88]战后,吴权自立为王,建立吴朝。[89]吴权的胜利及建政,在越南独立进程中具重要意义,后世越南史家评道:“我越之正统,庶几乎复续矣。”[90]
中国近千年的统治,对越南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归纳指出:“我交州地区自汉以迄于五代仍是内属中国之地,因而中国的治乱也影响到我们的国家”[91];“当儒教、老教(指道教)、佛教在中国兴盛之时,我交州之地还属于中国,因而我们的人也皈依了这些宗教。后来我国自主之后,这些宗教更形兴盛,例如佛教盛于丁朝、前黎朝和李朝,而儒教盛于陈朝以降。凡风俗和政治大抵都是由学术和宗教演化而出。而我们的人已尊奉了中国的学术和宗教,则我们的一切也都完全效法中国。”[92]
占婆国(曾统治越南河静省的横山至平顺省的藩切一带),又有“林邑国”“占波国”“环王国”“占城国”等名称,由占族[注 19]建立,语言属于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使用布拉赫米文,后成为占族文字。[94]文化方面受印度文化影响,主要宗教为婆罗门教(今印度教)。[95]开国历史源于公元137年,东汉辖下的日南郡象林县爆发占族人区连领导的叛变,杀县令,从东汉独立,建林邑国。[65]自东汉以后,历吴、晋、宋、齐、梁等朝,林邑国多次派使入中国朝贡通好,但双方亦时常兵戎相见,交战地点主要为中国辖下的交州郡县。梁朝时李贲起义,林邑人攻李贲,但反被李贲击退。隋朝时,炀帝于605年攻取林邑,不久林邑人复国,并继续派使到中国入贡。[96]
8至9世纪时(中国文献称当时的占婆国为“环王国”),占婆处于第五王朝时期,对外军事行动活跃,于774年击破爪哇海盗;803年及809年侵扰唐朝安南都护府治下的驩、爱二州,并以“伸其如太阳之长臂,以焚暗如黑夜之中国民族”自诩。大约与此同时,占婆又与吉蔑国为敌,出兵该国。[97]
扶南国[注 20]为一印度化国家,位于湄公河下游及湄三角地区,极盛时期掩有越南南部、湄公河中游、湄南河流域及马来半岛大部份。[99]3世纪时,扶南国在航海商路上占有优势,处于必经之中转站的地位,在外交上相当活跃,与印度的穆伦达(Murunda)王朝、中国东吴有使节往来。[100]到6世纪起,扶南领土遭到印支半岛(即中南半岛)上另一国家真腊(柬埔寨)逐渐蚕食,到7世纪时被完全吞并。[101]
吴权击退中国南汉军队,据有交州之地(即今越南北部),于939年建政称王,设官职,定朝仪,奠都古螺(即东英县),是为吴朝。吴权在位仅六年(939─944年),死后国内发生内哄,演成十二使君各据一方的局面。至968年,华闾峒(在今宁平省)豪族丁部领击败各地使君,统一国家。[102]丁部领随即即皇帝位(后世称为丁先皇,968─979年在位),建立国号大瞿越,定都华闾(在今宁平省),是为丁朝,到970年(太平元年)开始使用年号“太平”。丁朝遣使到中国宋朝朝贡,宋太祖册封丁部领为“交趾郡王”,越南自此守朝贡之礼。丁朝在国内整顿统治体制,制定文武官员之位、施行严刑、编置十道军制[103],后世史家认为丁朝有了这些措施,已达到“制度略备”的治国水平。[104]
在后世史学界,并未将吴朝视作正统政权和国家独立之始,而只算作割据政权,到后来丁部领成立丁朝,建国号“大瞿越”,受宋朝册封,才算国家独立之始。[98]越南封建时代史家就认定丁朝是“我越正统之君,实自此始”。[105]
丁朝传至废帝丁璿(979─980年在位),年方六岁,太后杨云娥与时任“十道将军”的重臣黎桓勾结,朝政落入黎桓手中。此时宋朝出兵攻越,众将见皇帝幼弱,忧虑局势危急,便支持黎桓称帝,以抵抗宋军,于是丁朝灭亡,前黎朝建立。[106]
980年(天福元年),黎桓称帝(后世称为大行皇帝,980─1005年在位),建立前黎朝,仍以华闾为国都。[107]黎桓称帝后的首要任务为抗击中国宋朝军队。981年(前黎天福二年),黎桓在白藤江与支棱(在谅山省)等地与宋军交战,最终击退宋军。战后,黎桓为免与中国长期对抗,乃向宋朝入贡,以遵行朝贡之礼。993年(兴统五年),宋朝册封黎桓为“交趾郡王”,后又加封“南平王”,双方关系和平发展。[108]
内政方面,前黎朝继续完善统治体制,沿袭丁朝制度,在全国设十道军,由皇帝本人掌握军权;实行中国古代的政制模式,在中央设太尉、总管等官职,地方有州、府、县、社的设立;[109]黎桓分封诸子为王,分封到各地让其治理,加强黎氏朝廷对各地的控制。[110]
前黎朝对邻近地区采扩张政策。黎桓击退宋军后,便南侵占城国,掳获士卒及财宝。因宋朝与占城关系密切,宋太宗乃于985年(天福六年)及990年(兴统二年)两度派使到越,要求黎氏朝廷“保国睦邻”[111]、越占两国应“各令保境”[112]。黎桓又于999年(应天六年)平定何蛮洞(在今清化省),提高前黎朝声威。[113]
黎桓死后,儿子黎中宗在位仅三天,被弟弟黎龙铤所弑,龙铤称帝(世称卧朝皇帝,1005年─1009年在位)。黎龙铤性格暴虐,到1009年(景瑞二年)去世时,其子年幼,禁军将领李公蕴取代黎氏,自立为帝,开创李朝,前黎朝告终。[114]
佛教在前黎朝得到盛行,黎氏政府任用高级僧侣参政、兴修寺庙、派人到宋朝求取佛经,寺庙获得大量田产及佃农,佛教遂成为越南统治者的管治支柱之一。[115]
1009年(黎景瑞二年,李顺天元年),李公蕴建立李朝,是为李太祖(1009─1028年在位)。1010年(顺天二年),李公蕴因见唐代建成的大罗城(今河内)地势险要,交通便利,气候舒适,具备成为国都的条件[注 21],乃自华闾迁都于此,改称昇龙。[116]李朝国号,于1054年(龙瑞太平元年)由李圣宗(1054─1072年在位)定为“大越”。[117]
李氏王朝继续完善国家制度,设文武大臣职位,官分九品,巩固中央组织,分全国为二十四路,由文人出任长官,君主又分封诸子为王,领兵镇守要地。佛教成为国教,僧侣为统治阶级一员。1070年(神武二年),李圣宗为表尊崇儒学,修建文庙,祭祀孔子、周公等儒家代表人物。1075年(太宁四年),李仁宗(1072─1127年在位)设科举取士,到李高宗时(1175─1210年在位)举行三教考试,使科举制度在越南奠定基础。李氏朝廷对于有功的贵族及官员分封土地,称为“拓刀田”。在军队编制方面,李朝按户籍调动男丁,平时生产,战时出征;设立正兵(禁军)及番兵(地方兵),使军方互相制衡,受王室调度。[118]法律制度方面,李太宗(1028─1054年在位)于1042年(明道元年)制定《刑书》,是为越南最早的成文律书。[119]
李朝对外时有战事。1014年(顺天五年),李朝击败中国西南的大理国(又称“鹤柘蛮”[120])军队,斩获士马不可胜数。11世纪中叶,位于宋越边境的广源州(在今中国广西及越南高平边境一带)首领侬智高称帝起兵,被李朝出兵征讨,后来侬智高辗转逃入宋朝、大理而被杀,李朝遂将广源州顺手而得。[121]对于南邻占城国(即占婆),李朝加以侵略,夺取其土地。1069年(神武元年),李朝攻入占城国都佛逝,俘掳占城王,占城割让地里、麻令、布政三州(三州在今越南广平省及广治省一带),以换取李朝释放国王回国。[122]1075年(太宁四年),李朝得知宋朝有意来犯,乃派大将李常杰进行对宋之战,[123]李军攻入宋境,在邕州、廉州、钦州等地肆行屠杀[124],最终宋军反击,攻至越南境内的富良江(红河一带),李朝乃提出议和,结束战事[125],双方关系改善。李英宗时(1138─1175年在位),获南宋封为“安南国王”,从此越南有“安南国”之称。[126]印支半岛上的真腊(又称占腊,即柬埔寨,当时为吴哥王朝)亦为李朝进攻对象,中国文献称“占腊素不习兵,与交阯(指李朝)邻,常苦侵轶”。[127]13世纪初,真腊一度吞并占城,并出兵攻越,但被李朝所击退。[128]
李朝君主崇信佛教,在国内大兴土木,兴修佛寺[129],当时铭文资料有“于是或京师而缅思梵福,绀宇星分;或州县而拟报洪恩,灵祠棋布”的记录,形容寺庙众多[130],其中著名的有河内延祐寺(即一柱寺)。[131]艺术文化亦取得发展,流传至今的水上木偶戏,便是始自李朝。[132]
李朝晚年,内乱频生。李惠宗时(1211─1224年在位),即墨乡(在今南定省)豪族陈嗣庆以武力控制朝廷,朝政大权遂落入陈氏家族手中。嗣庆死后,其兄陈承、从兄弟陈守度继续掌权。李惠宗女儿李佛金继位(即李昭皇),陈守度为取代李朝,安排陈承之子陈煚娶昭皇,不久昭皇传位给陈煚,李朝遂亡,陈朝建立[133],时为乙酉年十二月。[注 22]
陈朝承接李朝晚年的内乱局面,在建政之初便整顿统治基础,实行太上皇执权模式[注 23][134],政府又编定官民户口账籍,制定刑律,沿用李朝科举制度,晋用儒家学者,中央设三公、三少、太尉、司马、司徒、司空等职[135],各地设路、州等行政单位。[136]
陈朝初年遇上蒙古帝国(元朝)的入侵。1257年(元丰七年),蒙古对越出兵,攻破国都昇龙,但因陈太宗皇帝、重臣陈守度竭力抵抗,加上蒙古军队不适应越南环境而撤退。[137]陈氏朝廷向蒙古提出愿意“三年一贡”,蒙古遂封陈朝君主为“安南国王”。[138]但其后,忽必烈以陈朝皇帝不亲自入贡、击伤元朝使节等理由,于1284年(绍宝六年),遣皇子脱懽(又作脱驩、脱欢)率军攻越,陈朝宗室大将兴道王陈国峻指挥抗战,元军虽曾占有优势,更攻破昇龙,但越方坚决抵抗,到1285年(绍宝七年),越军在咸子关、章阳渡、西结、万劫等地击败元军,元军又因天气炎热而撤退。[139]1287年(重兴三年),脱懽再次统兵南下,越人继续抵抗,1288年农历正月,越军截获元军粮船,脱懽见势不利,有感“地热水湿,粮匮兵疲”而撤退,元军在白藤江再被越军重挫。[140]战后,陈朝遣使到元朝朝贡修好。忽必烈于1294年(兴隆二年)去世,后继的元成宗决定罢征,两国不再开战。[141]
越南社会文化在陈朝取得相当大的进展。因陈氏朝廷重用儒臣,儒家思想得到尊崇。[135]佛教寺院仍具一定势力,陈朝铭文记载有些寺庙获朝廷封赐土地田产,列为“官中寺”,明文规定“敢侵犯者,拿呈行罪”,以保障其拥有权。[142]本土文化中的字喃,自9世纪开始形成,发展至陈朝已成为社会交际的一种文字。[143]在史学方面,1272年(绍隆十五年),陈朝政府令学者黎文休编修《大越史记》,开创了越南修本国史的先河。[144]
陈朝对南邻占城国(即占婆国)夺取土地。1306年(兴隆十四年),陈朝将玄珍公主嫁与占城王,以割取乌州(后改名为顺州,即广治省肇丰县)及里州二地(后改名化州,即承天省广田县)。[145]但在陈朝晚期,占城国变成大患。占城王制蓬峩(又作阿答阿者)在位时(1360─1390年),连番攻打陈朝,曾于1371年(绍庆二年)、1377年(隆庆五年、昌符元年)、1378年(昌符二年)攻破越都昇龙,掳掠而归,1377年的战事中更击毙陈睿宗皇帝。最终,1390年(光泰三年),制蓬峩进攻陈朝时被越军击毙,占城国的威胁乃告一段落。[146]另一印支半岛国家暹罗(即泰国),在1313年(兴隆二十一年)入侵占城,当时陈朝援助占城,调动军队击退暹军。[147]
中国元朝于1368年(大治十一年)被明朝取代,明太祖与陈朝政府互派使节通好,明廷册封陈日煃(即陈裕宗)为“安南国王”,双方建立宗藩关系。[148]明太祖将安南国列入“不征之国”,以求维持双方友好关系。[149]
陈朝后期,君主昏庸,生活奢侈腐化,政局走向衰微[150],呈现不稳状态。1369年(大治十二年、大定元年),陈裕宗死后,其母宪慈皇太后迎立杨日礼为帝,日礼即位后却杀害太后,对陈朝宗室造成威胁,群臣拥立裕宗之兄陈暊为帝(是为陈艺宗,1370─1372年任皇帝;1372─1395年任上皇),陈氏家族夺回权力。[151]到陈末,民众起事频仍,有阮清作乱于清化、范师温作乱于国威并一度攻入昇龙,后均被朝廷讨平。[152]
外戚黎季犛(后改姓胡,又名一元)因得上皇艺宗信任,成为权臣。黎季犛在货币、土地、文教、官制等方面实行改革,又于1396年(光泰九年)迁都至清化府,这些举动被史家陈重金(即陈仲金)认为是“大肆更张,用以收买党羽”及“以便篡位”。朝中虽曾出现反黎季犛势力,但都被黎季犛铲除。1400年(建新三年、圣元元年),黎季犛废黩陈朝末代君主少帝(1398─1400年在位)而自立,建立胡朝,陈朝遂亡。[153]
黎季犛(1400年任皇帝,1401─1407年任太上皇)夺位后,恢复祖先的胡姓,自称中国虞舜之后,改国号为“大虞”。次年(1401年,绍成元年),胡季犛效法陈朝旧制,退位给儿子胡汉苍(又名𡗨,1401─1407年在位),自称太上皇,掌握朝政。胡朝继续进行改革,包括整顿武备,修造户籍以扩充军源,开征商船税项,改订田赋征收额数,调整科举制度,修订法律,设置医署等等。[154]对南邻占城,胡朝于1402年(绍成二年)出兵入侵,迫使占城政府割让占洞、古垒两州,胡朝遂把领土推进到今广南省、广义省地区。占城不满,乃于次年(1403年,开大元年)遣使节到明朝投诉。明成祖得悉后大加注意,并派人谴责胡朝政府。[155]
胡朝谋求与明朝交好,胡汉苍于1403年以陈朝外孙的名义获明朝封为“安南国王”[156],但后来的连串事件使胡明双方关系转坏。明朝指控胡朝侵犯明朝的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水平寨等地,但胡朝政府却置之不顾。[157]此外,有陈朝遗臣入明控诉胡氏,1404年(开大二年),陈朝旧臣裴伯耆到明廷,说出胡季犛夺权及打压异己的实情,要求明廷出兵“擒灭”胡氏[158];后又有人自称陈朝宗室子孙陈天平(又作陈添平),向明帝奏言胡朝夺取陈氏政权,又说胡氏“欲抗衡上国(指明朝)”。[159]明成祖为此遣使到越责问,胡朝只好派人到明谢罪,并提出迎接陈天平回国。1406年(开大四年),明朝派军五千护送陈天平返国,然而胡季犛在边境截杀,擒杀陈天平。明朝随即派大军南下,在1407年(开大五年)接连攻陷东都(即昇龙)、咸子关(在兴安省)等地,直逼国都清化府西都城,胡氏父子出逃,最终被明军擒获,胡朝灭亡,越南国土被明朝吞并。[160]
在明军攻灭胡朝之际,越南民众向明人要求实行直辖统治。《大越史记全书》记载,“明诏遍求陈氏子孙立为国王。官吏耆老人等累称为黎氏(指胡氏父子)灭尽,无可继承陈后,请安南国本交州,愿复古郡县,与民更新”,明朝政府乃在越南设立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等官署,改地名为“交址”(又作交趾、交阯),进行统治。[161]
中国明朝侵略并占领越南,进行直接统治,后世历史学者称之为属明时期(1407─1427年)。[注 24]明人入据越南初期,曾尝试以宽厚为务,但越南民众视明朝为外人入侵,对其统治甚为不安。[注 25][162]后来明朝官员对越南民众加深剥削,如中官马骐在越南采办时“大索境内珍宝”,加剧越人不满,纷纷起事。[163]明朝占领后不久,便有陈朝后人陈𬱟在谟渡(属宁平省)起事,自称“简定皇帝”(1407─1409年在位),改元兴庆,意图恢复陈氏王朝,史称其势力为后陈朝(1407─1413年)。不久因作战失利,逃入乂安继续抵抗。1409年(兴庆三年、重光元年),另一位陈氏后人陈季扩被陈朝遗臣拥立为帝,改元重光(史称重光帝,1409─1413年在位),袭获陈𬱟,尊之为太上皇以共同抗明。明朝调军增援,先擒陈𬱟,后于1413年(重光五年)攻破乂安,陈季扩逃至化州,最终被明军俘获,后陈朝灭亡。[164]
约于属明时期的同时,明朝太监郑和七次出使南洋及印度洋一带(1405─1430年),占城国为当时的重要交通枢钮,郑和船队便多次到访占城国的新州(今越南归仁)。[165]
1418年,清化蓝山豪族黎利自称“平定王”,起事反明,史称“蓝山起义”,与明军争持数年后,黎利采行“先取茶隆(在今乂安省),略定乂安,以为立脚之地,资其财力,然后返斾东都”的策略[166],先控制越南中、北部地区。黎利军渐渐取得优势,在1426年崒洞之役(崒洞又作𡨧洞)、1427年支棱之役等重要战事重挫明军,进占东关城(即河内)。至此,明廷决意罢兵,册封陈暠(黎利拥立的傀儡君主)为“安南国王”,越南恢复独立自主。[167]
黎利击败中国明朝占领军后,发布《平吴大诰》,宣示其驱逐明人,复兴国家的功业及建立政权的合理性。[注 26][168]1428年(顺天元年),黎利称帝,是为后黎太祖(1428─1433年在位),国号“大越”,建立后黎朝。明朝亦册封黎利及承认其政权,两国订立黎氏向明三年一贡之例,明朝不干涉越南内政,保持和好。黎利致力重建国家架构,设科举选士为官,延请教师推动儒学,参照唐代刑律制订法律,划分全国为五道以作管治,向大臣及老弱孤寡分给土地,减少东都(即河内)守军数目,遣返务农。但黎利性格多疑,杀戮功臣。[169]
后黎朝传至仁宗皇帝(1443─1459年在位)时,发生谅山王黎宜民(仁宗长兄)夺权事件,仁宗被弑,宜民登位(1459─1460年在位)。群臣因见黎宜民肆行杀戮,便将之推翻,迎立仁宗之弟黎灏为帝,是为圣宗皇帝(1460─1497年在位)。圣宗在位期间,对国政有多项调整。在全国行政上,改五道为十二道;在法俗方面,颁行《洪德律例》以完善法制,又规范国民风俗;颁授土地给百官当中有功或德才者,低给官员亦分得土地;改订税制;在军事方面,圣宗下令勤习阵图,训练士卒,保持战斗力。圣宗的一系列治国措施,令国家“臻于鼎盛时代”。[170]圣宗还多次对外征战,中国史籍《明史》记载:“灏雄桀,自负国富兵强,辄坐大。”[171]
后黎朝前期的百年间,对外军事行动频繁。对中国方面,后黎朝边官时加侵扰其南部边境,早在太宗时(1434─1442年在位)便侵扰安平州(在中国广西省),圣宗时侵扰凭祥、上冻岗陇委、龙州(均在广西)、钦州(当时属广东省)及广东沿海,明廷甚为不满,对越方一再告诫。[172]而对南方的占城国(即占婆国),双方自黎太宗时起相互入寇,到1469年(光顺十年),占城进攻化州,黎圣宗出兵讨伐占城。越兵于1471年(洪德二年),攻破占城,夺取其大部份国地,占城人只保有藩龙(即宾童龙)、古笪(即芽庄)等地,并须向黎廷入贡。[173]此外,圣宗又对老挝、盆蛮(在今老挝东部及越南莱州、山萝等地)用兵,夺取领土或迫使其入贡方物。[174]
后黎朝前期,越南文化水准获得提高。黎朝君主压抑佛教及道教,重视儒学(理学),在教育和科举制度上培养儒士任官,以及成为重要学者、诗人、文学家、史学家等等。在文学上,圣宗皇帝创立“骚坛会”,与臣下致力于诗作及诗评,遂蔚为文学流派。开国功臣阮廌以字喃写诗,他的《国音诗集》收录二百五十多首诗作。在史地研究方面,有阮廌的《舆地志》、史官吴士连的十五卷《大越史记全书》等重要著作。此外,在医学、数学方面亦有所成就。在艺术方面,歌、舞、音乐从李、陈两朝的基础上发展,㗰剧、嘲剧达到一定水准,得到民众欢迎。[175]
圣宗去世后,宪宗(1497─1504年在位)仍能达至文治。但其后的威穆帝(1505─1509年在位)、襄翼帝(1510─1516年在位)都恣行暴虐及荒淫无度,先后被贵族大臣所杀。襄翼帝死后,官员因拥立新君人选问题而发生争执,在京城内动兵相攻。各地有民众蜂起作乱,起事者陈暠一度入侵京师,黎朝廷臣将之击破,但又分成各派,互相攻伐。昭宗皇帝(1516─1523年在位)见局势混乱,召武将莫登庸入京,铲除各派,登庸乘机控制朝廷。昭宗图谋讨伐登庸,失败外逃,登庸立昭宗弟椿为帝(是为恭皇,1523─1527年在位)。最终,莫登庸擒杀昭宗,并于1527年(统元六年、明德元年)逼恭皇退位,登基为帝,建立莫朝。[176]然而莫朝建立时,未能有效管治全国,史称当时“天下惶惶”,甚至有“群聚为劫党”的乱象。[注 27][177]
莫登庸(即莫太祖,1527─1529年在位)夺取黎氏帝位后,有鉴于长期以来“制度稍弛”,乃在兵制、田制、官制等方面作出调整,“仿各前朝官制,依例编补充之”。与此同时,中国明朝注意到莫氏代黎的政局发展,并有意恢复黎氏。[注 28]登庸担心明人兴兵问罪,便向明人割让归顺州(在今中国广西)等地,又赠送金银财宝,以博取和好关系。[179]莫登庸为稳固权力,采用陈朝的太上皇制度,传位于儿子莫登瀛(即莫太宗,1530─1340年在位),登庸本人仍操纵实权。[180]但莫氏夺位引起效忠黎氏的清化守将阮淦(或作阮弘淦)不服,于1533年(黎元和元年、莫大正四年)拥立黎昭宗少子黎宁为帝,是为庄宗(1533─1548年在位),后黎朝恢复帝统。1543年(黎元和十一年、莫广和三年),黎氏攻取西都清化。后世将统治清化以南的黎氏朝廷称为南朝,统治山南以北的莫氏朝廷称为北朝,此一历史时期(1527─1592年)便被称为南北朝。[181]
北方莫朝长期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黎氏朝廷及其支持者时常向明朝控诉莫氏夺权,如1533年,黎廷派使入明,控诉“莫登庸僭乱,窃据国城”[182];镇守北部边境宣光,忠于黎氏的武文渊亦在1537年(黎元和五年、莫大正八年),派人到明廷自述“与登庸相攻”,并提出“愿待天兵(指明朝军队)南下”,一同攻莫。[183]明朝遂有意对莫氏用兵。莫登庸有感难以抵抗,乃于1540年(黎元和八年、莫大正十一年)上书明朝,声言自己害怕明朝出军,愿意“投降”及割让土地。[注 29][184]明廷便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由莫登庸任“都统使”,让莫氏统治安南。[185]而南方的后黎朝名臣辈出,有阮淦、郑检(阮淦之婿)、冯克宽、梁有庆等人支撑。郑检招募豪杰,训练士卒,储备粮草物资,准备北伐莫氏。[186]
南北朝双方战事频繁,意在消灭对方。1559年(黎正治二年、莫光宝三年),郑检北伐,攻取多个地区,不料莫朝宗室将领莫敬典领兵直趋南朝首都清化,郑检见情况危急,唯有放弃占领区,回保清化。1570年(黎正治十三年、莫崇康五年),郑检去世,莫敬典领兵南下,郑检之子郑松指挥诸军抵抗,莫军不胜,粮尽而回。1573年至1583年年间,莫朝多次进攻南朝清化、乂安等地,但郑松致力坚守,莫军无功而回。因郑松威权日盛,南朝黎英宗皇帝(1556─1573年在位)意欲铲除,但反被郑松所弑,改立黎维潭为新君(即世宗,1573─1599年在位),郑松继续掌权。1592年(黎光兴十五年、莫洪宁二年),郑松攻破北朝首都昇龙(即河内),斩莫朝君主莫茂洽(1562─1592年在位),后黎朝迁回旧都昇龙,北方莫朝终结。其后,郑松扫荡莫氏残馀势力。[187]而莫敬用、莫敬恭等仍控制高平,后黎朝曾于1598年(黎光兴二十一年)出兵高平,战败,同时因明朝调停,使高平成为莫氏及其拥护者的聚集地,其他地区的拥莫反黎活动亦逐渐减少。[188]
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界有著名人物阮秉谦。阮秉谦为莫朝状元,因不满莫氏朝廷奸臣横行和分党结派,乃隐居办学。[189]他的学说将儒学(宋代理学)和道家思想互补互用,融合而成;对当时社会现象,阮秉谦常以易学里的相生相克、机缘造化、阴阳变化等原理来作解释,因此具有神秘色彩。[190]阮秉谦在越南哲学、思想史具有相当影响力,后世对他有“安南理学有程泉(指阮秉谦)”[191]、“诚南国至人哉”等评价。[192]
1592年,后黎朝大将郑松击破北方莫朝,黎氏朝廷重返昇龙。此时郑松权势炙手可热,自任“都元帅总国政尚父平安王”,掌握官吏任免、征税、抽丁、治民等权,地位世袭,人称“郑主”,黎皇只负责临朝听政及接见使节[注 30][193],后世史家以“黎氏为皇,郑氏执政”来形容此一局面。[194]越南南部则由阮氏家族控制,早在黎莫南北对峙期间,黎朝大臣阮淦之子阮潢因见郑检猜忌自己,便自请出镇顺化,时为1558年(天祐二年)。阮淦在顺化积极经营,争取人心,到日后发展成“阮主”政权。[注 31][195]及后于1593年至1600年期间(光兴十六年至弘定元年),阮潢协助郑松扫荡莫氏势力,但仍被郑松所忌,适值朝中官员纷纷征讨郑松,阮潢乃向郑松诈称协助讨贼,乘机返回顺化,派军把守广南,控制南方。阮潢又将女儿嫁给郑松之子郑梉,结成姻亲,寻求和好,但郑阮对峙之局已形成。[196]
郑阮两派在1627年至1672年期间进行了七次交战。第一次(1627年,永祚九年)、第二次(1630─1633年,德隆二年至五年)、第三次(1635─1643年,阳和元年至九年)及第四次(1648年,福泰六年)交战,为郑主策动南征,但都被方阮主击退。其后阮主发动第五次交战(1655─1660年),反击郑主,阮军一度夺取兰江(即大江)以南的奇华、石河等七县,郑氏将领郑根等奋力抵抗,收复失地。第六次交战(1661─1662年)中,郑主郑柞挟黎神宗皇帝南征,但未能获胜,粮尽而回。第七次交战(1672年),郑主再挟黎嘉宗皇帝南下,但始终未能攻灭阮氏。最终,双方划定𤅷江为界[197],郑阮各管一方之局遂定,史称“自是南北弭兵”。[198]
北方郑主及南方阮主均致力经营其割据地。郑主为求兵源稳定,采“优兵”和“一兵制”抽调兵丁[注 32],分别防守京师昇龙及各镇,是为郑氏重要基石。在官制、刑律方面依照后黎朝制度调整而成。在教育上仍重儒学,重定科举规则,并特设“武学堂”。经济方面按唐朝租庸调法而加以斟酌修改,另又开设多种税项,开采矿产,铸造货币,统一度量衡。[199]郑氏又肃清北部的割据势力,1677年(永治三年),高平割据者莫元清参与云南吴三桂反清,郑氏乘其不暇袭取高平。[200]与此同时,宣光镇守将武公俊作乱,“一方之民为之骚动”[201],郑氏在1689年(正和十年)得到清朝云南总督协助,执获武公俊。[202]在18世纪,北部有多次反郑事件,起事者包括后黎朝宗室、朝臣、农民等等,但都被郑主所平。[203]在对外方面,郑主与取代明朝的清朝建立宗藩关系,双方在1660年代开始互派使节,郑主派使赴清朝贡,清廷册封黎氏君主为“安南国王”。[204]其后双方持续友好,清朝康熙、雍正、乾隆诸帝,先后赠送“忠孝守邦”[205]、“日南世祚”[206]、“南交屏翰”[207]的题字及扁额给黎氏朝廷,以示重视对越关系。
南方阮主创设自身的统治架构。其政权有“三司”(差司、将臣吏司、令史司)及知县知府等官署;阮主设立科举,并亲自主持;建立武备力量,整顿军队,设大炮铸造厂、射击场等架构;设立赋税、矿税、进出口税等,以维持阮主财政。[208]对外方面,阮氏政权在印支半岛扩张,于1697年(正和十八年、阮福淍七年)略取占人所馀土地,设平顺府 [209],占城国至此灭亡。[210]1698年(正和十九年、阮福淍八年),阮将阮有镜夺取高棉(又作高蛮、高绵、高绵)辖下的湄公河三角洲,设置嘉定府以作统治,西贡(又称柴棍,今胡志明市)等地遂入越南版图。[211]1708年(永盛十年、阮福淍十八年),高棉国所属的河仙(又作河仙,今坚江省)领袖鄚玖向阮主称臣。[212]此外,阮主曾于1702年(正和23年、阮福淍十二年)遣使到广东,请求清朝册封,但不果。[213]
欧洲葡萄牙、法国等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从17世纪初开始约二百年间,到越南进行传教活动,代表人物有法国人亚历山大·罗德。传教士利用罗马字制成越南国语字,加以使用,是为越南日后的重要书写系统。[214]17世纪下半期,欧洲天主教徒在㕊宪(即兴安市)、会安等地贸易和布道,但郑主、阮主均对布道活动加以抵制。[215]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明清鼎革,大批中国移民涌入越南,郑主在其治下地区要求中国移民遵守越南法律及风俗习惯,不能随意改变居住地;南方阮主则较为宽松,让移民入住、经商,并享有自管权,因而在顺化、会安等地有“明乡社”的出现。[216]
踏入18世纪后半期,南方阮主政治败坏。1771年(黎景兴三十二年、阮福淳七年),归仁西山邑发生阮岳、阮惠、阮侣兄弟起事(史称西山起义),打击阮氏政权。西山阮氏联合郑主,于1774年(黎景兴三十五年、阮福淳十年)攻破富春(即顺化),次年(1777年,景兴三十八年)击杀阮氏太上王阮福淳、新政王阮福旸,颠覆阮主政权,阮岳于1778年(黎景兴三十九年、西山泰德元年)称帝,阮主势力剩下阮福映继续抵抗。[217]此时,北方郑主政权亦呈现衰象,“将惰卒骄”[218],阮惠乃北征郑氏,于1786年(黎景兴四十七年,西山泰德九年)击败郑军,郑主郑棕自杀,昇龙落入西山阮氏控制之下。[219]郑槰继位为末代郑主,但与黎昭统帝(1787─1789年在位)内哄,在位仅一年馀便出逃,郑氏政权终结。昭统帝企图恢复权力不遂,于1789年(昭统三年)逃入中国,后黎朝灭亡。[220]
后黎朝后期虽长时间处于分裂状态,但文化方面仍有所发展。在文学著作方面,重要的有笔记小说《公馀捷记》(武方堤撰),该作品被誉为“篇幅大、思想艺术成就高,而且影响深远”。[221]此外有《传奇漫录》(阮屿撰)[222]、《皇越春秋》(作者不详)等汉文小说。[223]越南的传统服装越式旗袍,有学说认为源于阮氏治下的南方,因阮主为求区别北方妇女穿裙和南方妇女穿裤的习俗,乃命人加以设计,并融入中国旗袍和占族服装风格,而形成此一服饰。[224]
“西山朝”[注 33]为18世纪晚期归仁西山邑阮氏三兄弟所创。1771年(景兴三十二年、阮福淳七年),阮氏兄弟发动起义,先后灭阮主、郑主、后黎朝,横扫全国。阮岳于1778年(黎景兴三十九年、阮岳泰德元年)称帝(1778─1793年在位),后又自称“中央皇帝”,居于归仁。[225]阮惠亦于1788年(黎昭统二年、阮岳泰德十一年、阮惠光中元年)称帝,驻于富春(顺化),年号光中,故被称“光中帝”(1788-1792年在位)。[226]
西山阮氏政权讨灭阮主、郑主、后黎朝后,又陷于连番内外战事当中。阮主政权虽已被灭,宗室阮福映仍致力对抗西山。1782年(景兴四十三年、阮岳泰德五年),阮惠在嘉定府的芹蒢海口(今胡志明市芹蒢县)迎战阮福映,西山军击毙阮福映军中的法籍战船船主,战胜旧阮军队。[227]1784年(景兴四十五年、阮岳泰德七年),阮福映得暹罗援助,与西山军爆发沥涔𣒱蔑之战,阮惠率军“水陆掩击”,击退暹兵。[228]西山阮氏兄弟因内哄而相攻,1787年(黎昭统元年、阮岳泰德十年),阮惠攻打阮岳,“直捣归仁,围之数月”,阮岳见形势不利,在城上向阮惠“相向恸哭”,双方讲和罢兵。[229]1788年(黎昭统二年、阮岳泰德十一年、阮惠光中元年),清朝乾隆帝因黎昭统帝前来求助,派兵入越,亦被阮惠击退[230],乾隆帝乃下谕清军“酌量情形迅速撤回”[231],阮惠亦有感清朝强大,不敢抵抗,就派使入清请求册封,乾隆帝封他为“安南国王”。[232]
西山朝的阮惠在治国制度上,设三公、三少、大司徒、大司寇、大司马等中央官职,在地方上设镇、县;在科举制上,阮惠命以字喃出题及作答;又编造人民簿籍,向人民派发“信牌”以作管理。[233]
“旧阮”在阮福映领导下逐步争夺越南政权。1787年,阮福映获法国人百多禄协助,与法国政府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内容包括阮氏以割让土地为条件,换取法国军事支援[注 34][234],后来法国政府虽未有履行,但百多禄仍自行筹集人员及弹药以助阮氏。1789年(黎昭统三年、阮岳泰德十二年、阮惠光中二年),阮福映夺取嘉定城一带,在这里发展农业、商业,整顿武备,以征讨西山。而西山朝又发生内哄,1798年(阮光缵景盛六年),阮惠之子景盛帝与阮岳之子阮宝不和,景盛帝杀阮宝。阮福映乘西山内部斗争,于1799年(阮光缵景盛七年)攻取归仁,1801年(阮光缵宝兴元年)击败景盛帝军队,夺取富春(即顺化)。1802年(阮光缵宝兴二年、阮嘉隆元年),阮福映在镇宁之役重挫景盛帝,西山残兵仅“什存其一”。[235]阮福映乘胜追击,连克清化、昇龙等地,擒景盛帝,西山朝亡。[236]
1802年(嘉隆元年),阮福映灭西山朝即位,改年号为嘉隆(是为阮世祖,又称嘉隆帝,1802─1819年在位),建立阮朝。
由于黎末以来的大动乱,社会残破,嘉隆帝曾说“一切民情国计,筹画方殷”[237],致力恢复经济,重建封建架构,稳固政权。嘉隆帝釐定丁税、田税,在歉收之年可酌情宽减。在政治架构方面,嘉隆不设宰相,以六部管诸事,在全国各地分设二十三镇及四营,每镇挑选兵丁以作防务,君主委任亲信担任长官,称为“五军都统”。法律方面,嘉隆颁行《嘉隆法典》(即《皇越律例》),以维护社会秩序。此外又实施科举,尊重儒学,奖励学术,促进教育事业。[238]明命帝时(1820─1840年在位)对中央及地方的官僚系统再作修订,中央设内阁管领诸事,又效法宋朝枢密院及清朝军机处而置机密院,处理重大政务,又划定九品正从官制;改地方各镇为省;对少数民族采取“流官制”,由朝廷派员监督酋长言行。阮朝自嘉隆帝便推行君主集权制,以“四不”为其统治模式,即不设宰相、不选拔状元、不立皇后、不封赐王爵给皇族以外人士。立法、司法、监察、军政、执法之权均操于皇帝。[239]
外交方面,阮朝恢复与中国清朝的宗藩关系,与法国从交好到交恶,在印支半岛则积极增加影响力。嘉隆帝立国之始,便派使到清,求封为“南越国王”[4],清朝嘉庆帝不认同“南越”二字,改封阮福映为“越南国王”,于是开始以“越南”为国名。[240]详情见下。
对于法国,因嘉隆帝曾在开国战争中求助于法人,故此阮朝初年优待朝中的法籍人士,并让法国商船到越南贸易。但对于《越法凡尔赛条约》,嘉隆则称法国政府并未履行为由而作废。[241]明命时,禁止欧洲传教士在越南传教,越法关系转差,[242],法人便对明命有所不满,批评他“将法国人的恩惠抛之脑后,与欧州人为敌”。[243]对印支半岛上邻国高棉(又有真腊、高蛮等名称),阮朝继承阮主时期的入侵政策,嘉隆时期便迫使其成为朝贡国,由阮廷册封高棉国王。[244]暹罗(今泰国)亦企图干涉高棉内政,嘉隆乃派军进驻高棉,由其亲信黎文悦负责率领,又在南荣(即金边)修建城池,以“詟服”暹人,达至阮朝“保护”高蛮的目的。[245]到明命时改变高棉的行政区划,使之同化于越南。[246]此外,明命又与暹罗国争夺老挝国土,经多次用兵后,阮朝将国界扩张至湄公河,与暹罗接壤。[247]绍治帝时因南掌寇边,阮廷采取“民聚地辟,边备日完”的方针,在边地增设官署,招募兵勇、土民、清国商人开垦该区及防范南掌。[248]基于阮廷的积极经略,其领土有所扩张,史称阮朝“奄有安南,一统舆图,幅𢄙所暨,南抵暹、腊,北夹清国,东至海,西逾哀牢。”[249]
对于外商及对外贸易,阮朝有相关措施。如据《大南实录》载,嘉隆帝规定,外国商船在嘉定经商离开时,官府须对船上每人卖给一百斤米,代价为每人三缗钱。[注 35][250]明命时,有意招俫外商,乃对外来商船酌量宽减税项,以示“柔怀远人”。[注 36][251]
阮朝统治时期,文化发展蓬勃,当时士大夫自诩为中国文化的继承者,甚至认为越南是“华”非“夷”。[注 37][252]阮朝文学得到长足发展,代表作品有阮攸编撰的《金云翘传》,该作品运用字喃及越南独有的“六八体”写成,语言优美,在越南文学史占重要地位。[253]阮朝汉文小说盛行,出现多个类型的作品,著名的有历史演义类《越南开国志传》(阮榜中撰)、《皇黎一统志》(吴俧撰,吴悠续,吴任辑编),传奇类作品《新传奇录》(范贵适撰),笔记小说类作品《见闻录》(武贞撰)、《桑沧偶录》(范廷琥、阮案撰),志怪类《慈廉县李天王事迹》、《士王事迹》(作者不详)等等。[254]女性文学有著名诗人胡春香,其作品具有捍卫女性尊严、批判封建道德的思想。[255]在史学方面,有《皇越一统舆地志》(嘉隆时修)、《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嗣德时修)、每代纂修的《大南实录》,以及潘辉注所撰的《历朝宪章类志》等等。[256]在建筑方面,阮朝国都顺化京城(即富春)模仿中国北京城的规划,皇宫紫禁城亦参考中国紫禁城兴建,规模约为其四份之三,在后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257]
阮朝有多次民众起事。据越共学者指出,起事原因有西山派报复、少数民族起事、农民遭剥削而不满、黎朝旧贵族号召“扶黎”、封建派系矛盾等等。据统计,嘉隆年间(1802─1819年)有民众起事五十次,明命年间(1820─1840年)有二百多次,绍治年间(1841─1847年)有将近五十次,嗣德年间(1847─1883年)有十次。当中较大型的有潘伯鑅起事(1821─1827年),从北圻发展到太平、南定、清化等地,明命调动中、北部各地军队才将之击破;南部有黎文𠐤的起事(1833─1835年),一度占据嘉定及南圻六省。这些起事虽终被镇压,但却使阮朝统治备受打击。[258]
自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西力东侵,阮氏朝廷也感到“夷狄猖狂”。[259]明命以来法越关系转差,阮朝遂遇上西方列强挑战。1847年(绍治七年)农历正月,法国派员到越南要求撤消禁教,当其舰只驶到沱㶞时,以为越人有意施袭,于是开炮轰击,击沉越南战船五艘。事后阮廷加强海防,在广南设镇洋七堡。[260]同年,英国派军舰到沱㶞,向阮廷呈交文书,但阮廷拒收,就在争持之际绍治帝得病去世,嗣德帝继位(1847─1883年在位)。[261]嗣德年间,法国逐步进犯越南,从1856年(嗣德九年)起进攻沱㶞及嘉定等地[262],是为“法人取越南之滥觞”[263]。1861年(嗣德十四年)法军在对华作战后全力进侵南圻。[264]1862年(嗣德十五年),迫使阮朝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割让边和、定祥、嘉定等地给法国。[注 38][265]在法国军事压力下,曾有改革志士阮长祚向嗣德提出学习西方技术、改善政府素质等方案,虽得嗣德帝注意,但遭朝中官员反对,并随著阮长祚去世而作罢。[266]1867年(嗣德二十年)法国出兵侵占南圻西三省(安江、永隆、河仙),又于1873年(嗣德二十六年)攻陷河内[267],当时虽有中国黑旗军刘永福援越抗法,在河内大败法军,击毙法国将领安邺,使法军“胆破心寒”[268],但越南官员却态度消极,正如越共史家陈辉燎指出:“法军前进到甚么地方,那里的阮朝官吏就望风归降。”[269]1874年(嗣德二十七年),越法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其内容为法国承认越南的主权及独立,而阮朝须承认整个南圻为法国领土,并开放河内、施耐汛(即归仁市)等地为通商口埠,法人既夺得领土,又取得在越南境内来往、经商之权。[注 39][270]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法国再次出兵,攻打河内,次年(1883年,嗣德三十六年、协和元年、建福元年)占领顺安港,迫使阮朝签订《顺化条约》,承认越南为法国保护国。[注 40][271]就在阮氏朝廷向法人节节退让的同时,清朝与法国就越南问题展开中法战争,越南境内亦掀起激烈的反法斗争。[272]
法国意图在印支半岛(即中南半岛)争夺殖民地,控制整个越南,为此与越南宗主国清朝爆发了清法战争(1883年至1885年)。早在1882年(嗣德三十五年)法国攻打河内时,阮廷就派员到中国求援,清朝派军进入北圻的北宁、山西等地,并有黑旗军协助越人。第一次《顺化条约》签订后,顺化阮氏朝廷指示北圻官员不许抗法,但北圻官员不甘,而决心与中国军队抗法。[273]中法战事爆发后,1883年(嗣德三十六年、协和元年、建福元年)年底,法军在山西击退黑旗军[274],次年(1884年,建福二年)年初在北宁击败清军[275],又派军舰到台湾基隆作侦察活动[276],清廷为求与法国“永敦和好”,乃派大臣李鸿章与法方签订《中法简明条款》,清廷愿意撤军及放弃干预法越事宜。[注 41][277]法人又与顺化朝廷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重申越南为法国保护国。[278]但不久清法双方军队再起冲突,是为“观音桥之战”(又称“北黎事件”或“北丽之战”),战事再起。[279]法军从海上进攻,重挫清朝福建舰队[280],次年初(1885年,咸宜元年,同庆元年)攻至台湾基隆[281]、澎湖等地[282]。在陆上,清军一度失利,但老将冯子材于镇南关之役大败法军[283],法军见清军数量大、自身弹药已尽而撤出谅山[284],此战失利令法国茹费理政府“不再有多数的支持”而下台。[285]然而清廷无意持续战事,据当时在中国任官的英人赫德披露,清廷“始终不愿战争,准备谈判”。[286]清法两国遂签订《中法停战条件》,同意履行《中法简明条款》及“即行停战”。[287]清廷指示中国军队因条约已订,且虽在北圻获胜但澎失台危,故必须撤回。[288]越南从此不属中国朝贡国,归法国统治。
法国夺取阮朝主权之际,越南朝野爆发勤王运动。1885年,阮朝宗室将领尊室说与咸宜帝离开顺化抗法,颁布诏书呼吁国民“勤王一念,率普同然”[289]、“歼仇敌忾,谁无是心”[290],反法斗争蔓延“南北两圻诸省”。[291]咸宜帝终在1888年(同庆四年)失败被俘[292],各地民众仍有起义,声势浩大,如范澎等领导的巴亭起义(1886─1887年)、阮善述荻林起义(1885─1889年)、宋维新雄岭起义(1886─1892年)、潘廷逢香溪起义(1885─1896年)等。越人的勤王运动虽激烈,但缺乏领导组织,且地域及派系分散,而法国殖民政府为平息起义,成立镇压机构、建立兵营、组成军队(越共著作称之为“伪军”)及税务所,以调整自身实力。最终,各地起义军被法国殖民政府所镇压。[293]
法国殖民政府的统治架构,初期的最高长官为总监督(Résident-général,又译统监、钦使大臣、总公使),驻在顺化[注 42][294],其下有北圻设统使、中圻设钦使。1889年(成泰元年)废总监督,改为在南圻设统督、北圻设统使、中圻设钦使,各圻有不同的统治制度,分而治之。在阶级制度上,藉著封建地主管治人民。法国占领越南、柬埔寨、老挝后,于1887年(同庆二年)合并三地为“印度支那联邦政府”[295],对柬、老进行“越南化”政策,派驻越籍官员及军警,又鼓励越南人移民到柬、老。[296]在军事上,起用越籍士兵,充当正规军及地方军。越共学者指出这是“以越南人打越南”,且越籍士兵薪金较法籍士兵少,可减省经费,并有效补充兵员。[297]
在文化政策上,殖民政府于1906年(成泰十八年)起在乡村推行小学教育,以越南国语授课,但当时越南民众仍较多接受私塾教育。1910年代,废除科举。殖民政府进行东方学研究,1899年(成泰十一年)在河内成立法国远东学院,对印支古代文化,如高棉、占婆的研究都有所成就。[298]此外,有部份越南民众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养成抽鸦片、酗酒的习惯。[注 43][299]
在社会经济方面,殖民政府发展水电及交通运输业,号召法国资本家到印支投资经营,但著重商品输出而非资本输出,因而工业、商业发展并不发达。殖民政府在越南开采的资源,如北圻的煤、南圻橡胶,大部份输出到外地或法国,只有很少供给印支本地使用。[300]越南大片土地被殖民政府透过掠夺和强迫买卖等方式夺得,以成立庄园或转给亲法的官僚地主。学者指出这是“沿用封建剥削方法,盘剥越南农民”。[301]此外,当时越南人须承担相当繁多的税赋。[注 44][302]
殖民政府为便于输送货物和原料,进行多项交通建设,如南圻巴色河、同耐河和北圻红河、太平河的内河航道、西贡─美萩铁路、河内─谅山铁路、河内─荣市铁路、沱㶞港─东河铁路、西贡─芽庄铁路、滇越铁路等,由法国资本家独揽经营。[303]当中较有名的滇越铁路,据法国人记述,其修筑目的是法人看到中国云南资源丰富,便有意“利用印度支那殖民地的地理优势策划进入云南的通道”。[304]
在法属期间,越南社会面貌有所变化。越共史家指出当时的发展:“在农业经济落后的同时,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基础出现了。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由于交通比过去方便了,各个市镇的商业也繁荣起来了。”[305]在大城市,可见到西方文化及新事物传入,据法人记录,西贡有大型酒店、教堂、现代化剧院等设施[306],河内有甚具规模的新商场,“可与巴黎的大商场媲美”。[307]
虽然19世纪晚期的勤王运动失败,但越南民众仍不甘于法国统治。时人对殖民政府多所抨击,指责政府上下人员为非作歹[注 45][308];殖民政府政策未能利民,相反是搜刮民财[注 46][309];越南人民备受酷刑、重赋、知识闭锢之苦[注 47][310]。越南民族主义份子在海内外进行反法活动,代表人物有潘佩珠及胡志明。潘佩珠科举出身,1904年(成泰十六年)组成维新会,希望建立君主立宪政体,1905年(成泰十七年)起流亡海外寻求协助,撰写《越南亡国史》一书,后遇到孙中山,研究革命方法,成立越南光复会等组织,策划革命,[311]1925年(启定十年)潘佩珠在上海被捕,法国殖民政府将之押回越南及终生软禁。[注 48][312]。胡志明早年到国外接触共产主义,1924年至1927年(启定九年至保大二年)期间在中国广州透过《革命之路》及《青年报》等书刊,把马列主义传到越南。1930年(保大五年)受苏联共产国际委托,在香港组建越南共产党(后曾改名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313],提出“打倒法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越南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和“使印度支那完全独立”等口号。[314]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越南卷入战争当中。当时侵掠中国的日本军队,觊觎东南亚印支一带的橡胶园、油田等资源,并为了阻截英、美透过法属印度支那运军需品给中国,便欲使印支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而法国在二战初期被德国攻占,印支殖民政府亦力量薄弱,日本便趁机进军。[315]起初,日本在1940年(保大十五年)向殖民政府提出停止运送物资给中国重庆政府、允许日军经越南北部调兵入华南、驻军在东京(北圻)等要求,殖民政府自知难以抵抗而顺从,但日军仍于该年9月进袭谅山,击败法军[注 49],殖民政府不敌,只得让日本在印支据有支配地位。[316]殖民政府的处境,正如越共史家陈辉燎的说法,是法国已向纳粹德国投降,既想“死死抓住印度支那殖民地”,又向日本节节退让。[317]此后数年间,印支本土民众、法国殖民者,及日军三方处于互相制衡的状态。[注 50][318]
日军取得支配地位后,为达到其战事需要,在越南大规模搜刮粮食,并将大片农地改种蓖麻和各类可用于军需的纤维植物(如棉花、黄麻、桑树、苎麻等),造成严重饥馑。[319]日本的入侵激起越人反抗,印度支那共产党于1941年(保大十六年)组成越南独立同盟(简称“越盟”),旨在推翻法、日的统治。[320]1942年(保大十七年),印支共产党主席胡志明在中国境内联系抗日革命者时,被重庆政府所捕,囚禁一年馀,其间写有诗集《狱中日记》[321],当中诗文如《读蒋公训词》里的“百折不回向前进,孤臣孽子义当然”,反映了其思想感情。[322]1944年(保大十九年),越盟得到美国承认,站在盟军一边,越盟负责提供情报,盟军给予武器支援。[323]
1945年(保大二十年)初,日本在菲律宾战况极为不利[324],担心法国殖民当局会协助美、中进入印支,且发现有法国官员向盟军提供情报,遂策划政变铲除法国势力。[325]3月9日,日军在印支各地同时进攻法军,是为三九政变。据法国政要戴高乐忆述,他先前就预见日方会突袭,并“希望在印度支那打起来”,因为这有助法国日后讨价还价。[注 51][326]最终,日军夺取法属印支,支持阮朝保大帝成立“越南帝国”,由陈重金(即陈仲金)任总理,实由日军操纵。[327]但日人未能建立完整的统治机构,使越南共产党可乘机发展势力[328],日本学者白石昌也指出:“排除了法国殖民地支配者及其军队之后,独立同盟的活动比以前更加自由,势力显著伸展。”[329]同年5月,越共组成越南解放军,由武元甲等担任司令部工作。[330]越盟拥有武装后,在北部地区积极活动,据日本二战军人服部卓四郎记述这使日军第38军对美军作战时“备受牵制”。[331]8月,日本宣布投降,越盟发表呼吁国民趁著日军瓦解之际,发动总起义将之推翻[332],是为“八月革命”。9月2日,越共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独立建国。[333]
1945年“八月革命”,胡志明在河内发表《独立宣言》,宣布越南从“日寇”夺回政权,现要废除君主制、脱离法国统治,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即北越)。[注 52][334]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未能有效控制全国。盟军在二战结束后,决定由中华民国接管越南在北纬16度以北地区,以南由英国接管,其后法国有意重建殖民统治,回到南越。
在此同时,尽管中国国民政府成为同盟国代表,前来解放日占越南,北越民族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反中情绪浓厚,认为可先利用与法国合作摆脱中国势力[注 53][335],而法国戴高乐政府并不愿承认北越独立[336],但基于合作需要,乃与北越在1946年3月达成妥协,法国容许北越是印度支那联邦、法兰西联邦内“拥有自己的政府”国家,而北越则允许法军前往河内取代中国军队,并在将来透过投票决定法军应否撤出越南。[337]
其后法国态度转趋强硬,更在1946年11月底炮轰海防,法越战争(又称“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遂告爆发。[338]1949年,法国支持保大帝成立政权,获得美、英承认。北越则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量支援。[339]1950年,北越在越中边境战役击败法军,扩大和巩固了越北根据地,又在中、南部打击法国势力。[340]1953年11月,北越军攻取西北部的莱州,法军将领纳瓦尔派援军到奠边府支援[341],但这些部署,有分析指“平白把精锐部队摆在远离任何战略意义的位置,浪费了可用之兵”,而且法军并未料到北越军配备了中共的大炮,因而低估敌手。[342]此时,美、法、苏、中、北越等国为解决纷争,在1954年初召开日内瓦会议,中共提议北越先在奠边府争取军事胜利,以便在谈判中占优。[343]3月,北越军在奠边府攻击法军,是为“奠边府战役”,到5月北越军控制当地,法军投降。[344]战后,各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协定,同意在越南中部划分军事分界线“一七线”、尊重越南独立统一及举行全国选举。[注 54][345]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法国失败后,发表“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共产主义阵营在印支得胜后将会扩展势力,威胁日本、印尼等地,美国不得不介入。[346]南方保大政权的内阁总理吴廷琰亦以其亲美抗共的方针,获得美国政府支持。1955年10月,吴廷琰罢黜保大,成立越南共和国(又称为南越或西贡政权),出任总统,拒绝举行全越大选[347],法、英、苏等国亦不再坚持大选,美国则支持吴氏立场。[348]越共对南方事态发展甚为不满,声称要“大力展开斗争”。[注 55][349]
越盟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密切。1949年中国国共内战期间,越盟本著“助人如助己”的方针,派军到广西配合中国共产党作战。[350]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越共便发出电贺,贺文称两国是“数千年历史的兄弟关系”,要共同“保卫世界的民主和持久和平”。[351]越盟从中共取得武器援助,击败法国控制越南北部。并得到苏联、东欧共产主义各国承认其政权。在国内施政方面,越共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分配土地给农民,要求曾超额征收佃租的地主按时还租。但因政府中不少干部人员能力及经验不足,加上政策对部份地主处置不当,一度出现混乱,北越政府乃加强培训干部及纠正谬误。[352]50年代后期,矿工业、商业部门都基本上被国有化,大规模的栽培园收归国有,土地大多数归农民私有。60年代,为防止农村出现资本主义及有效分配资源,而设立互助社、合作社等单位,使农业发展集体化。[353]在文化思想方面,北越在1956年展开“百花齐放”,让知识份子评论政府施政,但到1958年开始禁制批评言论。[354]在教育方面,北越有鉴于越南文盲人口高,占全国95%,便设立平民学务司推行教育,鼓励人民“首先要能写国语字,才能参加建设国家的工作”,务求大力扫盲。[355]其效果据北越政府总理范文同在1970年所述,当时的北越已摆脱文盲状态,每三人就有一人上学,大学生在该年约有76000人,比“旧制度”时整个印支增加120倍。[356]
南越在吴廷琰主政时,积极争取外国支持。吴氏曾说:“一切毁誉,我都不把他放在心中。……但,国际友人应该正视南越的实际政治,勿为谎言所惑。”从1957年起,吴氏进行连番外交访问,走访美国、泰国、澳洲、南韩、印度等多个国家,寻求与国,提高南越国际地位。[357]统治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亦获南越政府邀请,派遣“中华民国驻越军事顾问团”,协助南越政府建立政战制度。[358]而南越的盟友当中较重要为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曾致信吴氏,承诺美国会援助南越,并能“更有效地运到越南,以及更有助于越南政府(南越)的繁荣和安定”。[359]1955年至1959年间,美国对南越投入1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技术、物资援助及派出军事顾问,协助建立美式军队。但当时的南越吴氏政权具有“家族政府”色彩,对异己、异教徒(天主教以外宗教)加以取缔,因而危机四起,1960年开始有军事政变及游行示威。[360]1963年,发生佛教徒危机,顺化发生陆军动用化武镇压民众的动乱,西贡亦有释广德法师自焚抗议政府、查抄舍利寺等事件,但政府仍态度不仁,这同时引发南越民众和美国对西贡当局的不满。同年11月,再有军事将领发动叛变,吴氏被杀,美国亦在兵变前的243号电报中表示了不阻止政变的立场。事后,各派将领相继夺权[361],最终由将领阮文绍上台,并于1967年获选总统。[362]
贪腐问题进一步削弱了南越国力。据前南越领导人物阮高祺忆述,当时贿赂行为相当公开,这些财富最终却“溜进吧女、女鸨、绑票者、药贩子的口袋中去了”。[363]因贪污腐化之风持续盛行,令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政府威信受到质疑。[注 56][364]南越政府管治困难的同时,还有由北越组成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亦译作“全国解放阵线”,简称“民解”),策划行动,对抗南越政府。[365]
1964年,因美国介入而使越南战争(又称“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扩大。该年8月,美国声称驱逐舰马多克斯号在北部湾(又称东京湾)被北越鱼雷艇袭击,美国遂决定作战,是为“北部湾事件”。据美国学者萨德赛指出,在事前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就不想对共产阵营显得太“软弱”,事件发生后便以国会授权及全国共识作后盾。[366]在战事中,美军采取“搜寻与歼灭”、轰炸、使用化学品(橙剂)脱去树叶、心理战等战术,对付北越及民解军队,但未能取得实质成果。战争对越南民众造成大灾难,出现大规模逃亡潮,有统计指西贡在越战时从二百万人口急升至七百万,形成巨大社会经济压力,单是沦为娼妓的少女就达四十万之多。[367]1968年初,北越发动春节攻势,在短时间内进攻南方各城市、政府机关及军事基地等,沉重打击美军及南越政府。[368]美国反战的声音逐渐高涨,如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克理福指出美国人的信心受到很大动摇,并质疑南越政府的规律、机智及恢复民众秩序的能力。[369]美国反战人士主动到北越访问,如在1968年5月24日,美国大学生组成代表团访问北越;1969年12月12日,反战机构“美国妇女为和平而斗争”访问北越。[370]越共为配合战争发展,在柬埔寨、老挝活动,透过胡志明小径运送物资,美国便把战事扩展至柬老两国,打击共党活动。[371]
1969年,美国政府有感战况胶著,便采取战争“越南化”政策,逐步撤军,由南越军取代战斗任务。[注 57][372]但北越指斥此一构想为美国延长战争、利用越南人打越南人的计谋。[注 58][373] 而南越方面的军队战斗力及士气,也因美军撤走而下降。[注 59][374]1973年1月,北越、临时革命政府(民解组成)、南越、美国透过谈判,达成《巴黎协议》,规定就地停火、驻越美军全部撤出。[注 60][375]两年后的1975年4月30日,北越军队击败南越政府,进占西贡,解放各省并统一全国。[341]在越南战争中,导致逾三百万越南人死亡。[376]
北越统一全国后,于1976年解散南方民解的临时政权,组成全国政府,改国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377]越南在越南共产党(曾使用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等名称)统治下,采行一党专政模式,取缔其他政党。[注 61][378]为实现共产主义,越共政府推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76至1980年),但该计划过于激进,试图跳过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不切合本国社会经济落后的事实,且权力过度集中,所有经济活动都由国家管理,地方领导及私人企业缺乏发展空间。[379]“第二个五年计划”与“第三个五年计划”(1981至1985年)接连失败,同时又打击资本家和华人,以致出口锐减、外债增加、消费品匮乏、通货膨胀,民众生活艰苦。[380]从南越败亡时起,不少越南民众逃亡出境,对其他国家及地区带来沉重负担,逃到美国的越南难民,从1975到1991年每年数以千计至十万计;[注 62][381]香港自1975年以后有二十万越南船民及难民到来寻求庇护,香港以“有秩序、和平与符合人道”的方式,陆续将约十四万名难民安排移民海外,约六万七千名遣返越南,约一千三百多名获香港收容,到2000年才关闭所有越南难民中心。[382]
越南统一后,外交形势出现波折。1977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同时又加强与苏联合作,对印支邻国加强影响力,与老挝(即寮国)缔结《越老友好合作条约》以发展“特殊关系”,又在1978年全面出兵柬埔寨(是为柬越战争),占领该国,支持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成立。与中国则反目成仇,1979年因边界问题爆发中越战争[383],中国军队在该年攻入谅山等地,逼近首都河内,越南政府加紧防御,中国声称这次“自卫还击”行动已“达到预期目的”而撤军[384],但此后约十年间,越南和中国处于敌对状态,时而兵戎相见。[注 63][385]
1986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参照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推行“革新开放”,发展多元化商品经济,以宏观管理的方式发展经济,革新措施包括改进农村家庭承包制、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将国企推向市场、控制通货膨胀、增加外贸出口、吸引外资、发展私营经济等等。[386]
越南逐渐摆脱外交困境。1991年苏联解体,越南失去苏联支持,并被国际孤立;中国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国际制裁,与美国关系降至冰点。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访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洽谈,两国关系趋于正常化。[387]与此同时越南政府与各国改善关系,1989年从柬埔寨撤军[388],90年代与美国逐步修好,美国解除对越贸易禁运,越南协助寻找越战失踪美军,两国关系正常化。[389]越南又积极参与国际社会,1995年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98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90]
踏入21世纪,越南继续面对机遇与挑战。2007年,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融入世界经济,为越南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变化。[391]在南海(越南称之为“东海”)主权争议上,越南政府认为中国侵犯海上领土,于2012年通过《越南海洋法》,以求在使用、管理、保护海洋、海岛及发展海洋等方面提供法理依据。[392] 其后发生连串的越南反华暴动、越中船只相撞等事件,使南海酝酿矛盾气氛。[393]在政治体制方面,社会上出现要求改革的声音,有前高官更建议改变一党专政的现状。[注 64][394]
阮富仲在2011年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发起大规模反腐败运动,导致国家主席阮春福、武文赏和国会主席王廷惠等核心领导干部先后被迫辞职。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Every time you click a link to Wikipedia, Wiktionary or Wikiquote in your browser's search results, it will show the modern Wikiwand interface.
Wikiwand extension is a five stars, simple, with minimum permission required to keep your browsing private, safe and transpa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