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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方王朝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宋（420年－479年）史称刘宋或称南朝宋，又称前宋，是中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一个朝代，东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宋武帝刘裕取代东晋政权而建立。国号宋，定都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因国君姓刘，为与后来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相区别，故又称为刘宋或南朝宋[1]。以刘裕世居彭城为春秋时宋国故地，故以此为国号。[2]又以五德终始说，刘宋为水德，故别称水宋[1]。刘裕称帝后，大力推行改革，压制土地兼并，整顿官僚系统，任用寒门世族；发展经济，至宋文帝刘义隆时刘宋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较为清明的时期，史称“元嘉之治”。刘宋是南朝版图最大的朝代，当时所谓“七分天下，而有其四”[3]。439年，北魏统一中国北方后，与刘宋形成南北对峙。刘宋强盛时，其统治地区北以秦岭、黄河与北魏相邻，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括云南，南至越南中部横山、林邑一带。
464年宋孝武帝过世后，刘宋许多昏暴之君接连上台，导致有兵权的地方宗王与强臣造反（强臣多胁持宗王起兵），造成兵祸连结或政治整肃的大内斗。首先，466年淮北的军镇因内战失败而投降北魏，刘宋失去齐鲁、皖北与苏北三地；其次，大将萧道成因结交宋末权幸王道隆等人而窜升，经过多次平叛与政变后，479年萧篡位建南齐。
刘宋开国皇帝刘裕出于行伍，自幼家贫。时值东晋末期，民变此起彼伏，朝廷内部斗争也十分激烈。402年，东晋大将桓玄乘朝廷实力虚弱，起兵篡位，国号“楚”。刘裕与刘毅等起兵勤王，并最终消灭了桓玄。此后，刘裕率军南征北伐，其势力不断得到稳固壮大，并先后攻灭刘毅、司马休之等实力派，最终迫使晋恭帝将帝位禅让给他，420年刘裕建宋，年号永初。刘裕即位后，因为他已在晋末实行各种改革如土断、压制豪强、澄清吏治、强化军队等等，所以在位的三年中，除了恢复汉代举孝廉、策秀孝的制度并强化官僚法制之外，主要政策仍是在休养生息、恢复晋末北伐的国力损伤，并计画在422年出征北魏。结果422年五月刘裕得病驾崩，北伐取消。[4]
422年刘裕死，太子刘义符即位，史称宋少帝。北魏趁机派十万大军南侵，占领洛阳等河南地区，逼退宋将檀道济。424年，徐羡之、谢晦等托孤辅政大臣害怕失德无礼的少帝会败坏国政，遂以“废昏立明”为名号，废杀刘义符，改立刘裕的第三个儿子刘义隆为皇帝，是为宋文帝，年号元嘉。宋文帝在426年除掉权臣徐羡之等人后亲政，他在位三十年，励精图治、知人善任、提倡节俭并澄清吏治，国家经济因此大力提升，被称为元嘉之治，为六朝治世之典范（也是江东第一个治世）。经过文帝励精图治，晋末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的状况有所改善。史称其时：“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多，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
430年起，宋文帝首次北伐，到彦之率领的五万宋军成功占领河南洛阳等地。但由于军力不足，加上文帝的过度指挥，以致北魏逼退宋军数万主力后，于431年重占河南。436年名将檀道济因军功被宋文帝猜忌而被铲除，又使刘宋失去能与北魏制衡的大将。445-446年当北魏发生盖吴起事时，刘宋未能即时北伐。到445年时，北魏趁劲敌柔然暂衰时开始发动多次小规模南征，双方于淮南来回拉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文帝出兵六万北伐北魏河南之地（二次北伐），但却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所率之六十万大军正面击败，六十万魏军遂引兵南下，威迫建康。魏军所过之处大肆抢掠烧杀，江淮地区损失惨重、“邑里萧条”，元嘉之治由此衰落。宋文帝在452年趁拓跋焘遇弑之机会，派军进行第三次北伐，但仍无功而返，此后刘宋无力再举，注定日后国防线逐渐南撤的命运[5]。
453年，宋文帝长子刘劭发生巫蛊事件，弑父即位，其三弟刘骏起义兵攻刘劭，获得各方军镇的支持，于是斩刘劭于台城，刘骏自立为帝，是为宋孝武帝。
宋孝武帝统治期间，虽有诸王刘义宣、刘诞等相继叛乱，但大多很快平定，和北魏的战事也只限于山东半岛，虽小胜北魏但影响不大，因此总体来说，孝武帝统治的十一年算是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孝武帝的积极政策也促进了江南的开发与货币经济的发展。[6][7]一直到463年底至464年，浙江等地发生大旱灾，造成严重的大饥荒，浙江十分之六的户口饿死逃散，死亡三十多万人。[8]
宋孝武帝是一个颇有作为、积极改革制度的皇帝。他加强中央集权，撤除“录尚书事”职衔，并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镇势力，并开始以中书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处理中枢机要事务，形成后代所谓“寒人掌机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权化统治也被史书称为“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孝武帝同时重用江东寒门沈庆之与伧荒北人柳元景，依照两人的功绩，先后提拔为三公，开启吴兴沈氏与河东柳氏攀升为南朝高门的起始之路，并开创南朝寒门、寒人以军功升为三公的先例。[9]
孝武帝另外也对门阀制度进行一定程度的整顿，给予世族制度新的生机。除了拔用上述的沈、柳为三公之高门，更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为员外散骑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门的颜竣、寒素的颜师伯成为高官重臣；任用南北之望的名士琅邪王彧、会稽孔觊为散骑常侍，一度矫正过去散骑常侍受人轻视的不良习惯；甚至从461年开始，把与商人等通婚、私下经商的士族，开除士族资格并黜为将吏[10]，是为检籍政策的先声。
464年夏季，孝武帝死，其子刘子业继位，荒淫残暴，朝廷内外人情汹汹，心怀恐惧，刘子业不久被湘东王刘彧弑杀。宋明帝刘彧在建康自立为帝后，因为得位不正，面临孝武帝第三子刘子勋登基为帝、联合兄弟方镇围攻建康的艰钜情势。宋明帝政权虽然领土、人口都不到刘子勋政权的十分之一，但是以伐乱为名，凭借量少质精的中央军，采取各种积极手段：
于是上下一心、兵强将勇，因此打败刘子勋并平定江南与淮南各地区，最后全面诛杀孝武帝子孙。但是淮北方镇薛安都等人为了自保而向北魏求援，于是北魏大军在四年之内陆续攻下淮北、山东半岛地区，刘宋战乱不断，国力大衰，民生凋敝。又因为必须对有功的军人加官晋爵、大肆封赏，于是造成士族制度的严重破坏，清浊不分、官品淆乱。[11][12]
472年，宋明帝死，太子刘昱继立，宋明帝遗诏命蔡兴宗、袁粲、褚渊、刘勔、沈攸之五人托孤顾命大臣，分别掌控内外重区，另外命令萧道成为卫尉，参掌机要。[13]其中遗诏虽任命袁粲、褚渊在中央秉政，但实际上接受宋明帝秘密遗命，就近辅佐新帝刘昱，掌控宫中内外大权的人物，是宋明帝最亲信的侧近权幸——王道隆与阮佃夫二人。[14]
宋明帝在死前，为了稳固儿子的皇位，大肆诛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功臣武将和高门士族，造成刘昱继位后中央和地方军镇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乱象，使得武将萧道成因此崛起，逐渐掌握中央军权。特别是474年，桂阳王刘休范以清君侧之名造反，杀死了权幸王道隆与顾命大将刘勔，几乎就要攻下建康城，但萧道成即时回军，平定乱事。事后萧道成接替刘勔的地位，上升为与宰相袁粲并列的“四贵”之一，更受到权幸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交结地方军镇都督，权势日渐扩大。[13][15]476年，文帝在世长孙建平王刘景素在京口起兵，亦被萧道成等镇压。477年，年满15岁的刘昱在杀掉权臣阮佃夫后，与萧道成发生激烈冲突，但却意外被萧道成弑杀，萧道成趁机改立明帝第三子刘准为皇帝，即宋顺帝。萧道成独揽军政大权后，挟持软弱的褚渊，以武力平定忠宋大臣袁粲、沈攸之的起义[16]。同年，以谋反为由杀南平王刘伯玉。
479年，萧道成以谋反为由铲除鄱阳王刘士弘兄弟、原南平王刘宣曜兄弟、临川王刘绰，杀武陵王刘赞；邵陵王刘友、衡阳王刘伯道、始平王刘延之、巴陵王刘冲始、长沙王刘纂、南丰王刘颁也都在这一年“薨逝”，《南史》记载为“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矣”。
同年，年幼的宋顺帝刘准把帝位禅让给了萧道成，宋被南齐所取代。当时民间以一首歌谣传述萧道成杀袁粲篡宋的事业：“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
刘宋一朝的疆域变动不小，但总体来说是国界不断向南退缩。
从宋武帝刘裕时代（420-422年）以黄河为界，与北魏对峙的局面，到刘裕死后的423年，北魏趁机攻下河南三镇（洛阳、虎牢、滑台），从项城到济南大致形成一条国界线，分开北魏与刘宋，刘宋仍保有山东半岛与江苏省北部的淮北地区。但与北魏为界的大块面积，因为屡遭两方进攻掠夺，成为所谓“边荒”地区，仅剩居民聚集在榛木所围成的山寨堡垒，被称为“榛人”。项城到济南的“边荒”国界维持长达四十三年，四十三年中两国大军屡次越界征伐，但屡得屡失，两方都无法把占领的土地长久地稳固下来，因此维持四十多年势均力敌的局面。
一直到466年，刘宋山东、淮北的镇将薛安都、崔道固等人，因为害怕篡位自立的宋明帝讨伐他们，而向北魏求援。北魏趁机派五万以上的大军，于打败宋明帝的北征军张永之后，陆续在四年内攻下山东、淮北的所有城镇，刘宋被迫以淮河与北魏为界。虽然宋明帝心有不甘，屡次派沈攸之等人北征，但从此（469年后）南朝与北魏的淮河国界就大致固定下来，一直到31年后（500年南齐末）才因为寿阳镇将裴叔业投降北魏，使国界进一步往南退。
刘宋的行政区划袭承东晋，实行州、郡、县三级制。
州是第一级行政区。州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刺史，刘宋一朝的州数大致在二十州上下，至宋末稳定为二十二州。其中不少州是侨寓州，为寄住在南方州郡上，不一定有实土。
尹、郡、王国、公国（部分）是第二级行政区。尹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尹，郡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太守，王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内史，公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
县、公国（部分）、侯国、伯国、子国、男国是第三级行政区。县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令或长，公国、侯国、伯国、子国、男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相。
刘宋前期继承“东晋门阀政治”的地理格局，以荆州（镇江陵）和南徐州（镇京口）为核心军镇，所以刘裕规定两州必由刘氏宗王担任刺史。其中荆州因为州大民多、“地广兵强”，又统摄雍、南梁、益等州，支撑刘宋西半的安危，故有“分陕”之称，[17]刘裕遗诏说荆州刺史需“诸子次第居之”，说明荆州的重要性略高于北府兵根本的南徐州。刘宋宗王担任荆州刺史的结果，是促使荆州士族与扬州士族的合流，大致结束东晋百年荆、扬对立的局面，代表人物即是江陵士族刘柳、刘湛父子，曾各自取得相当于副宰相的官位与权势。
中期因为454年荆州刺史刘义宣，趁著新帝刘骏即位的弱势格局，发动十万荆州镇军挑战建康，因此刘骏在同年平定刘义宣之乱后，即刻从荆州东部分出新的一州名郢州，并废除荆州重兵来源的南蛮校尉，其营户兵力迁至建康，有效地削弱荆州，瓦解其“分陕”地位。[18]之后刘骏又土断雍州，大幅强化雍州的实力，[19]不但让原来的大荆州地域，陷入荆、雍、郢三州相互牵制的局面，后来随著雍州军力的不断加强，至宋末沈攸之起义失败之后（478年），“江陵素畏襄阳人”的局面已大致形成。[20]
刘宋选官制度仍以九品中正制为主，但宋初门阀制度的整体格局，却是从东晋末年义熙时代（405-419年）刘裕等京口北府的军事集团崛起开始，延续继承下来的新格局。也就是说，大量京口将领混入世族门阀的结构中（多成为中下层世族），挤压了原来名门旧族的地位与空间，因此南朝士族从刘宋开始，常会刻意去排挤寒门、寒人，好显示自己的清高地位。于是高门就有许多“士庶区别，国之章也”、“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言论出现，这实际上是名门旧族的一种防御性反应。[21]
虽然宋初就有武人将领合法地进入世族结构中，但刘宋前半的元嘉之治，士族制度却是极其完备的，一般也认为是文化士族的“全盛期”（同时也是“最后的荣光时期”）。[22]在宋文帝治下，史称其“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滥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当时的江南社会：“闾阎之间，讲诵相闻；士敦操尚，乡耻轻薄。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之言政治者，皆称元嘉焉”。这是因为宋文帝除了重用并放权给兼具才干与名望的风雅士族，如王华、王昙首、殷景仁、谢弘微、刘湛、范晔、江湛、王僧绰等，更重要的是，文帝也能够尊重王敬弘、王球这一类缺乏理政才干的高门清望，虽不给实权，但仍任命为副宰相与吏部尚书，[23]在用人上保持住门阀制度的清浊流品，因此能激清扬浊，使得“士敦操尚，乡耻轻薄”。
刘宋中期的门阀制度，虽然因为450年宋文帝大举北伐失败后的困局，使寒人得以窜改籍注或诈列士籍，混乱士族的流品[24]，但在宋孝武帝的整顿革新之下，仍使门阀制度获得一定的生机。一直到465年宋明帝自立为帝后，才因为广募部曲、滥赏军功，造成士族制度严重破坏，成为刘宋灭亡的重要原因。[25]
刘宋前期为对付北魏，积极联络柔然、胡夏、北燕、高句丽、吐谷浑，希望对北魏包夹围攻，但都被魏军以优势机动力各个击破，无法发挥包夹的效果。[26]其中刘宋与柔然的联盟关系最稳固也最持久（延续到南齐），对北魏的危害也最大，因此北魏常要先北向摧毁柔然的主力，然后才敢在隔年大举南伐刘宋。[27]
刘宋与北魏的对峙，除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冲突以外，其实一半以上的时间，双方保持相对和平的外交关系。虽然刘宋称北魏为“索虏”、北魏称南朝为“岛夷”，但他们仍不定时的互派使者“交聘”，维持南北的交涉往来。南北通使往来，在南北史书上的记载虽然各有偏颇扭曲，如魏书记载，421年刘裕派沈范、索季孙等到北魏“朝贡”（宋书记为“报使”），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平等的对等关系。而且使者代表国家，南北的竞争不只是军事武力的竞争，文化与气度上也有互别高低的意味，从刘宋中期开始，南北双方开始精选使者的素养气质，如清代史家赵翼所称“必妙选行人，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瞻者，以充聘使”。[28]如果出使有失国体，使者回国后则会被严加惩处，这多发生在北魏前期文化素养不高的条件下。刘宋中期时，南北曾有五年的互市贸易。453年宋孝武帝登基后，北魏派使者“求通户市”，宋孝武帝在与公卿大臣广泛议论后，决定答应互市。两国官方的贸易关系，大约持续到458年边境发生小规模战事而止。
刘宋与东北亚的倭国、百济则有密切的朝贡关系，倭国曾在晋末、刘宋对江东朝贡十多次，史书记载有五位倭王，是为倭五王；百济在刘宋后期与江东的关系更形紧密，似乎结成军事同盟，共抗北魏。因为469年北魏完全夺取刘宋在山东半岛的城镇后，百济因为早前渡海在辽西或山东半岛沿岸设有港岸据点，因此与南朝同样面临北魏的军事压力，479年宋齐易代之后，北魏还曾在488年派军进攻过百济的城镇，却被百济打败。[29]另外又因为百济与倭国对于朝鲜半岛东南部的伽倻（任那）可能有争夺关系，因此两国在对刘宋的朝贡外交中常常是互相牵制的对立关系。也因为两国都想要讨好刘宋，所以频频向刘宋朝贡示好。譬如倭国在朝贡时，一直希望刘宋册封倭王为“都督”百济在内的大将军，让倭王有统治百济的名分，但要求总是被刘宋拒绝。[30]
高句丽因为是朝鲜半岛与东北亚中最强的国家（更是东亚世界中仅次于魏、宋的第三强国），[31]所以对刘宋的朝贡关系不太紧密，两国关系主要是针对北魏而结成的松散军事联盟。高句丽常会单方面中断对刘宋的朝贡，说明刘宋对高句丽只存在形式上且薄弱的君臣关系。不过在465年之前，因为刘宋强盛的水军能够在渤海沿岸执行任务，相对于远离海岸且毫无水军的北魏势力，高句丽在465年前一直选择刘宋作交往、朝贡的对象。刘宋曾在438年派将领王白驹，率水军七千人渡海到高句丽的辽东，想迎接两前年灭国的北燕主冯弘来到南方，结果高句丽先把冯弘处死，并派兵把王白驹缴械，强制遣送王白驹等回刘宋，隔年再回送八百匹马给宋作赔礼；到了465年后，可能因为当年刘宋发生剧烈的内斗（见刘子勋条），高句丽从此改对北魏进行较为紧密的朝贡关系，并在469年后长期疏远南朝（北魏在469年攻下山东半岛），只和南朝保存微弱的外交联系。[32][33]475年高句丽更大破刘宋的盟友百济，破其国都、杀百济王，占领汉江流域，国力达到极盛。这次刘宋没有再派出水军到辽东、朝鲜，说明刘宋的无力干涉与衰落。
刘宋交州（越南北部）的南边与林邑国（今越南之中南部）接邻。东晋末期，林邑有数年的内乱，刘宋建国元年420年，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万人南征林邑，林邑请降，并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银、古贝等礼物。421年，林邑王阳迈一世遣使到宋廷入贡，并获宋武帝册封。但到阳迈二世时，于427年入侵日南、九德等郡。431年，林邑入贡宋廷。432年，阳迈二世派水兵入侵九真，交州刺史阮弥之派军抵抗，驱逐至区粟而回。433年，阳迈二世遣使到宋廷，要求“领交州”，宋廷不许，阳迈二世因此大为愤恨，虽常遣使入贡，但亦常派兵入侵交州。
446年，宋文帝派龙骧将军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将军宗悫等征讨林邑。战前，文帝提示檀和之，倘若林邑国能够诚心求和，便可答允。檀和之派人向阳迈二世谕以恩信时，阳迈二世竟加以扣留，于是双方进行交战。林邑军先以大象军取得首胜，后来宗悫提议用狮子的外型去威吓大象，可以取胜。主帅檀和之采纳计策，果然大败林邑军。宗悫部队更一举攻克首都林邑（Campapura），掳获无数珍宝、黄金数十万斤，阳迈二世出逃。[34]此一征战令林邑元气大伤，“家国荒殄，时人靡存”[35]。此后，林邑国没有再起兵进犯交州，对刘宋甚为恭顺，多次遣使到建康访问进贡。[36]
自晋室南迁之后，苟延残喘地偏安江南。原本居于华北的汉人氏族为了逃难而向南迁徙，大量来自中原的移民士族改变了江南地区的人文景观，甚至口头语言也逐渐与古河洛语言接轨。[来源请求]
南朝宋时期，主要把土著蛮夷分成蛮人、俚人、僚人三种类型，三者有时被通称为“南蛮”。蛮人在长江流域以板循蛮、盘瓠蛮与廪君蛮实力最大[37]，板循蛮又称賨人，原居益州巴郡阆中一带，之后经渝水北迁汉中、关中。廪君蛮原在益州巴郡、荆州江陵一带，后来扩展到长江汉水与淮西一带。史书上提到的巴东蛮、宜都建平蛮都是指廪君蛮。盘瓠蛮又称“溪人”，发扬地在辰州[38]，分布现在的湖南与江西一带。
南朝刘宋政府为了对付蛮人，在荆州置南蛮校尉、在雍州置宁蛮校尉，专责教化及讨伐南蛮。为了在荆雍的强大蛮族群体，南朝刘宋政府在440至470年代曾发动大规模地讨蛮运动，有两次的主将分别为雍府大将沈庆之、荆州刺史沈攸之，捕获数十万的蛮族人力。而在450年代，沈庆之、王玄谟大致讨平淮水蛮，强化了刘宋在淮南地区的国防。
俚族的范围在南岭、今贵州南部到海南岛、越南北部一带。468年起李长仁与李叔献兄弟据交州抵制刘宋朝廷，当时的宋明帝政权因为正与北魏全力争夺山东、淮北地区，无力征讨交州，只好承认李长仁的刺史名号，维持刘宋对交州名义上的统治，并于471年在交、广两州交界地新设越州，以防御李氏兄弟。李氏兄弟很可能具有交州俚僚族群的血统，他们在交州的割据一直维持到485年才被齐武帝讨平。
僚人主要分散在四川、汉中的山谷空地，与賨人的分布区颇有重叠。当时“僚人与夏人（汉人）参居者，颇输租赋”，说明其编户化与华化的趋势较重。[39]
刘宋常态兵力大约二、三十万，极限动员时可能有四十万，[40]，但刘宋在淮水以北征伐时，因为受限于后勤供应，只能发动五、六万兵力，使得北伐经常失败。刘宋前期北府兵独大，成为中央军与荆州、北徐州方镇的主力来源，故此时仍以世兵制为主；中期荆雍兵崛起，逐渐取得一定的优势，学者田馀庆认为：“北府兵力日衰，荆雍兵力日盛，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41]此时世兵制衰落，军队主力逐渐被募兵制和征兵制取代，特别是将领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为宋末军队中的精锐核心。譬如469年后流亡南方的青齐豪族，就被萧道成收纳招募为将官、部曲，成为萧道成建齐易宋的主力。[42]学者有的称此武力集团为“淮阴集团”[43]，有的称之为“青徐集团”[44]。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纪录，全国有901,769户，5,174,074人[45]，但因为十多年前发生北魏破坏江北的烧杀屠掠，江北人口大减，以及463-464年浙江等地发生大饥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刘宋盛世年代（元嘉之治）的官方户口数字，应当超过一百万户、六百万口。[46][47]
刘宋的江北地区主要是村坞型经济，常受战乱影响而发展有限；江南社会主要是庄园经济[48]。世族与寺院的庄园大部分都是多方经营，从自给自足的性质，朝向商品经济发展。农田有良好的水利系统供种植稻、麦、粟、桑、麻、蔬菜等作物，还可以种植竹木果树、养鱼、畜牧等等。还有纺织、酿造、生产工具等手工业。世族的庄园生产主要交给佃客、部曲和奴隶，而寺院是一般僧侣与民户[49]。由地主集中开垦，这对于地区的开发起一定的作用[50]。由于世族享有特权，佛教较为盛行，致使地主庄园与寺院庄园膨胀，并且隐匿许多农户。
农业是庄园经济的重心，深受朝廷与世族关切。开垦山林与土地兼并的情形在刘宋一直非常旺盛，朝廷虽有禁令，但难以禁止世族兼并土地或霸占山泽，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朝廷干脆承认占领山林川泽的法令以限制世族抢占范围[注 1]。法令颁布后果然刺激豪门权贵兼并山泽土地的活动，也因此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51]。刘宋相对北魏来说比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与末期仍然络绎不绝，农业生产继续有所发展。比较突出的地区有荆、扬二州，而益州居次。扬州是刘宋最发达的地区[52]，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发展最大。而三吴地区（吴郡、吴兴、义兴）是中央财库、各种支出的主要来源。
由于朝廷大力提倡农桑，户调征绢布，当时绢布的地位等同货币，这些都促进纺织业的生产[53]。刘宋的纺织业与养蚕业比较发达，产地以荆、扬二州为主。由于丝、绵、绢、布等是国家调税的主要项目，因此纺织是民间普遍的副业。织锦业则在益州为主，刘裕灭后秦，把关中的织锦户迁到江南，开始在江南发展织锦业。当时富豪人家穿绣裙，著锦履，以彩帛作杂花，绫作服饰，锦作屏障。朝廷设有专官管理矿冶，用水排鼓风冶铸。炼钢则使用一种杂炼生铁和熟铁的灌钢法。这种方法可以炼出优质钢，用来制造宝剑和刀[54]。瓷器的烧制技术早在三国、晋朝时期成熟。刘宋时以青瓷为主，产地集中在会稽郡（浙江绍兴）。其硬度高，釉料匀，通体青莹。江南其馀地区的制瓷技术各有自己的特点。刘宋的纸张洁白匀称，完全取代了简牍，藤纸与麻纸都很流行[55]。造船业也十分兴盛，如宋末沈攸之起义反萧道成时，荆州作部曾“装战舰数百千艘”，而且三吴运河网也持续修造，到南齐时已大致完成，畅通了三吴与建康的交通。
刘宋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业日渐发达，江南社会稳定地朝货币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甚至连江北的汉中地区，也在刘宋中期开始使用货币。但由于国家控制的铜矿不足，使得币制屡变，质量不精[7]。市场上有普通的生产用品、生活用品与奢侈品，商贾小者坐贩于列肆，大者转运于四方，而凡是大批运进的商品买卖，多是世族庄园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商税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关税权，在任期届满时带著大批货物作为“还资”，然后转贩各地。商业重镇有建康、江陵、成都、广州、广陵等地。建康是三吴的经济中心。会稽、吴郡、馀杭居次。广州是海上贸易重镇，贸易对象有东南亚各国、天竺、狮子国、波斯等国。江陵是关中、豫州、益州、荆州、交州、梁州的转运站。成都不仅商业繁盛，也是蜀锦的重要产地。
刘宋诗风流行的是元嘉体。元嘉体是宋文帝元嘉年间的诗风，代表人物有“元嘉三大家”谢灵运、颜延之与鲍照。他们的共同功绩是把古体诗推进到完全成熟阶段，并且注意声律和对偶的运用，并且逐渐发展出近体诗；[56]袁淑、谢庄亦为有名诗人。民间诗人则以刘宋初期的陶渊明最具代表性，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小说受到名士清谈的影响，促成轶事小说的出现，最有名的是宗王刘义庆招集文人才士所编写的《世说新语》，为后世文学作品提供大量典故和成语，也是唐代晋书编撰的重要史料来源。
刘宋继承了汉代以来设官修史之制。宋设著作官，负责撰修国史（本王朝史）及帝王起居注。宋代最著名的两本史籍，是范晔的《后汉书》与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后汉书》新增“独行”、“逸民”（或“隐逸”）、“列女”等类传记各种人物面貌，最被称道；裴注著重资料搜集、补充史事，不再局限于对音训及解释史文，对中国的注史方法产生有相当影响。裴松之对史料相互考异，日后史家有所继承，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裴注里又有对前代史家的评论，这推动了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57]。
刘宋时谱学（或叫谱牒学）在门阀社会影响下而开始盛行。各家士族郡望为求巩固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乃撰修家牒，以彰显自身血统、门第及婚宦。继家谱出现后，又有了家谱学的研究，当时便出现“统谱”、“百家谱”等书籍[58]。
刘宋在东晋之后，延续晋代的文化发展。由于玄学流行，老庄的自然观和江南秀丽的山水结合，使得绘画脱离儒学的限制，朝向纯艺术的方向发展，陆探微为宋明帝时期著名的宫廷画家，然而其作品均已失传。[59]由于山水诗的出现，使得长期以来的以表现人物为主的绘画传统转变为山水景色[60]，例如宗炳是中国最早的山水画理论著述。其《画山水序》最为著名，精辟地理解“山水以形媚道”之外，在自然山水的观察，归纳出展现物体远近的绘画方法[61]；另外山水画家王微，著有《叙画》一篇，强调观察自然和主观能动作用。
江南社会的人口很复杂，大致上可分为四个阶层：名门豪族的世族；自耕农、新民等从事农工商的编户齐民；属于部曲、佃客、衣食客、门生旧故等依附世族的依附人，受政府控管的杂户、百工户、兵户与营户也是依附人；最后是奴婢、生口、隶户，这些都属于奴隶。
虽然文化士族的实力大削，但刘宋仍维持世族社会的结构；而江北豪族的地位与权力虽逊于江南的侨吴士族，但在经济力与军事实力方面，却高出甚多。世族控制的人口有部曲、佃客与奴隶，不经“自赎”或“放遣”，是不能获得自由的。由于南朝大家族制的衰亡使得部曲逐渐受国家控制[62]。佃客的来源有政府依官品赐给与私自招诱。奴隶的主要来源是破产的农民或是流民，他们是地主的私产，因而可以抵押或买卖。为了防止逃亡，奴隶都被“黥面”。奴隶可以经由“糜喃为客”、“发奴为兵”等方式转化为地主的佃客和国家的士兵。自耕农是当时农业生产的重要力量。他们对朝廷负担租调、杂税、徭役以及兵役，这些都使许多自耕农破产流亡，沦为世族的部曲和佃客。刘宋实行三国以来的世兵制，兵户世代当兵，平时还需要交纳租调。由于手工业者很缺，故官府对杂户或百工户的控制极严，百工户从民间征调到官府作坊后，与配到作坊里的刑徒为伍，终年劳作，世代相袭。如果世族、官僚私占百工户往往受到惩治。
江南社会约在晋末宋初由大家庭制转化为小家庭，在同一家族不同职业的十家就有七八家之多[63]，互相漠视。这是因为宗族发展后各家庭亲疏贫富不同，若无共同外患就容易分离；朝廷课税方式对大家族制无益而导致的。
| 庙号 | 谥号 | 名讳 | 在世时间 | 在位时间 | 年号及使用时间 | 陵寝 | |
|---|---|---|---|---|---|---|---|
| — | 孝皇帝 （武帝刘裕追谥） |
刘翘 | ？ | — | — | — | — |
| 高祖 | 武皇帝 | 刘裕 | 363年－422年 | 420年－422年 | 永初 | 420年－422年 | 初宁陵 |
| — | — | 刘义符 （废为营阳王，史称少帝） |
406年－424年 | 423年 | 景平 | 423年 | — |
| 中宗 （刘劭尊） |
景皇帝 （刘劭谥） |
刘义隆 | 407年－453年 | 424年－453年 | 元嘉 | 424年－453年 | 长宁陵 |
| 太祖 （孝武帝刘骏改上庙号） |
文皇帝 （孝武帝刘骏改谥） | ||||||
| — | — | 刘劭 | 426年－453年 | 453年 | 太初 | 453年 | — |
| 世祖 | 孝武皇帝 | 刘骏 | 430年－464年 | 453年－464年 | 孝建 | 453年－456年 | 景宁陵 |
| 大明 | 457年－464年 | ||||||
| — | — | 刘子业 （史称前废帝） |
449年－465年 | 465年 | 永光 | 465年 | — |
| 景和 | 465年 | ||||||
| 太宗 | 明皇帝 | 刘彧 | 439年－472年 | 465年－472年 | 泰始 | 465年－471年 | 高宁陵 |
| 泰豫 | 472年 | ||||||
| — | — | 刘子勋 | 456年－466年 | 466年 | 义嘉 | 466年 | — |
| — | — | 刘昱 （废为苍梧王，史称后废帝） |
463年－477年 | 473年－476年 | 元徽 | 473年－476年 | — |
| — | 顺皇帝 （南齐高帝萧道成谥） |
刘准 （南齐高帝萧道成降封汝阴王） |
469年－479年 | 477年－479年 | 昇明 | 477年－479年 | 遂宁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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