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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第6、7任总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蒋经国（1910年4月27日—1988年1月13日），中华民国政治人物，字建丰，出生于浙江奉化，曾任中华民国总统、行政院院长、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国防部部长、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为蒋中正与毛福梅的独子。1925年至1937年在苏联期间，蒋经国接受正统马列主义教育[2]:1。回中国后成为三民主义忠实信徒[2]:1。1975年蒋介石逝世后的国民党主席（继蒋介石成为首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国民党最高领导人；1972年至1978年担任行政院院长，为中华民国最高行政首长），1978年起接任中华民国第六、第七两任总统，于1988年1月13日总统任内逝世[2]:1。蒋经国在国际上孤立情势中，大力发展台湾经济，解除多年来之戒严，促进政治更民主化[3]:8。
| 蒋经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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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总统府官方肖像 | |||||||||||||||||
 中华民国第6－7任总统选举：1978、1984 | |||||||||||||||||
| 任期 1978年5月20日—1988年1月13日 | |||||||||||||||||
| 行政院院长 | 徐庆钟（代理：1978） 孙运璿（1978－1984） 邱创焕（代理：1984） 俞国华（1984－1989） | ||||||||||||||||
| 副总统 | 谢东闵 → 李登辉 | ||||||||||||||||
| 前任 | 严家淦 | ||||||||||||||||
| 继任 | 李登辉 | ||||||||||||||||
 中国国民党第1任中央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75年4月5日—1988年1月13日 | |||||||||||||||||
| 前任 | 蒋中正（总裁，逝世后保留职衔） | ||||||||||||||||
| 继任 | 李登辉 | ||||||||||||||||
| 中华民国第9任行政院院长 | |||||||||||||||||
| 任期 1972年6月1日—1978年5月20日 | |||||||||||||||||
| 总统 | 蒋中正 → 严家淦 | ||||||||||||||||
| 副职 | 徐庆钟 | ||||||||||||||||
| 前任 | 严家淦 | ||||||||||||||||
| 继任 | 徐庆钟（代理） | ||||||||||||||||
| 中华民国第11任行政院副院长 | |||||||||||||||||
| 任期 1969年7月1日—1972年6月1日 | |||||||||||||||||
| 行政院院长 | 严家淦 | ||||||||||||||||
| 前任 | 黄少谷 | ||||||||||||||||
| 继任 | 徐庆钟 | ||||||||||||||||
| 中华民国第9任国防部部长 | |||||||||||||||||
| 任期 1965年1月25日—1969年7月1日 | |||||||||||||||||
| 总统 | 蒋中正 | ||||||||||||||||
| 行政院院长 | 严家淦 | ||||||||||||||||
| 副职 | 马纪壮 | ||||||||||||||||
| 前任 | 俞大维 | ||||||||||||||||
| 继任 | 黄杰 | ||||||||||||||||
| 中华民国第2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 |||||||||||||||||
| 任期 1956年4月25日—1964年6月30日 | |||||||||||||||||
| 行政院院长 | 俞鸿钧 → 陈诚 → 严家淦 | ||||||||||||||||
| 前任 | 严家淦 | ||||||||||||||||
| 继任 | 赵聚钰 | ||||||||||||||||
| 个人资料 | |||||||||||||||||
| 字 | 建丰 | ||||||||||||||||
| 别名 | 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 | ||||||||||||||||
| 出生 | 1910年4月27日（大清宣统二年三月十八巳时） 大清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溪口镇丰镐房 | ||||||||||||||||
| 逝世 | 1988年1月13日（77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中山区七海寓所 | ||||||||||||||||
| 死因 | 糖尿病引发心肺衰竭 | ||||||||||||||||
| 墓地 | 桃园市大溪区福安里头寮陵寝（未下葬） | ||||||||||||||||
| 国籍 | 大清（1910－1912） 中华民国（1912－1988） |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 | ||||||||||||||||
| 其他政党 |  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 | ||||||||||||||||
| 配偶 | 蒋方良 （1935年结婚—1988年结束） | ||||||||||||||||
| 伴侣 | 章亚若（1940年） | ||||||||||||||||
| 儿女 | |||||||||||||||||
| 父母 | |||||||||||||||||
| 亲属 | 蒋中正家族 | ||||||||||||||||
| 母校 | 莫斯科中山大学 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 | ||||||||||||||||
| 宗教信仰 | 国家无神论（1910年－1912年） 基督新教循道宗（1912年－） [1]:112[需要较佳来源] | ||||||||||||||||
| 获奖 | 青天白日勋章 一等宝鼎勋章 陆光甲等奖章 | ||||||||||||||||
| 签名 |  | ||||||||||||||||
| 军事背景 | |||||||||||||||||
| 效忠 | 中华民国 | ||||||||||||||||
| 服役 |  国民革命军 中华民国陆军 | ||||||||||||||||
| 服役时间 | 1937年－1968年 | ||||||||||||||||
| 军衔 |  二级上将 | ||||||||||||||||
| 参战 | 中国抗日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国共内战 金门八二三炮战 台海战役 | ||||||||||||||||
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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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名称 | |||||||||||||||||
| 繁体字 | 蔣經國 | ||||||||||||||||
| 简化字 | 蒋经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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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有多个名字：幼名“存西”，上学时取学名“建丰”（后改为表字）；族谱谱名及本名皆称“经国”，拉丁字母转写为“Ching-kuo”。蒋介石将两名儿子分别取名为“经国”、“纬国”，此皆引用自《国语》等书：“经纬”常比喻一个人能力很大，特别是指管理国家[4]。
1910年4月27日（清宣统二年三月十八日），蒋经国生于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3]:15。蒋经国在丰镐房出生[2]:2-3，父亲是蒋介石[3]:8；母亲是毛福梅夫人，为虔诚之佛教徒，在家礼拜观音菩萨，日夜祭拜[3]:15-16。祖母王采玉太夫人，非常高兴蒋经国之出生[3]:16。
1916年3月24日，蒋经国上奉化县溪口镇武山小学，老师是同乡周东[3]:17。还有老师毛颂南，在其母亲娘家岩头村出身，被称为同福先生，非常受到蒋经国尊敬[5]:37。1917年12月，蒋介石邀请顾清廉教导蒋经国（曾为蒋介石老师）[2]:5。顾对蒋经国评语为：“天资与常人同，但颇好诵读。”[6]:490蒋经国正式接受启蒙教育，直至1919年[2]:5。
蒋介石非常关心儿子读书，曾寄许慎《说文解字》四册给蒋经国，一年后又寄出《尔雅》[3]:22。蒋经国不仅自习自学，还邀请王欧声到府教授《说文解字》[3]:22。此时课程，乃由蒋介石所定[3]:22。1921年，蒋经国转学到奉化县凤麓学堂接受传统教育[2]:5。蒋介石按照自己理想去培育蒋经国[7]。因此他让蒋经国读四书五经、《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全集》[2]:5。
1921年，蒋经国祖母王采玉抱病到上海看望蒋介石，回到家乡溪口后不久，于6月14日溘然长逝[2]:7。虽有医生预告，但蒋家人还是非常伤心[3]:17。蒋介石因孙中山驰电坚邀，乃将王采玉葬于附近飞凤山，匆匆前往前线，参加作战[3]:17-19。蒋介石在料理完母亲丧事后，即把蒋经国带到上海[2]:8。蒋介石来信嘱咐蒋经国读《孟子》[2]:7[8]。11月23日，蒋介石连日处理家务，与毛福梅、姚冶诚，宣告脱离家庭关系，并析定蒋经国、蒋纬国家产；即二十八夕灯下，诏二人至前施训词，授条示：“因念经儿可教，纬儿可爱，凄恻无以为怀。‘条示’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以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9]:188
1922年，蒋介石令蒋经国结束在家乡求学，经由宁波，转学到上海万竹高等小学[3]:17，四年级就读[2]:8；蒋经国与王欧声先生学国文，同时学英文及《孟子》、《论语》[10]:262。蒋经国后来曾回忆：蒋介石对于他与蒋纬国之教育非常严格和认真，“不管在家还是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信、读书和做人做事的道理。”[2]:5、7蒋介石对于指导蒋经国如何读书也非常仔细和费心[3]:25。蒋经国非常用心于使用文字，但蒋介石告诉他，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每天早起，须要学草书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3]:25-26。
1924年，蒋经国从毕业于上海万竹高等小学高级部[3]:19，考入上海市浦东中学[2]:8。参观黄埔军校[10]:262。
1925年，蒋经国想学法文，以便游历法国[3]:27。在上海日本在华纺织工厂所发生劳资纠纷，尔后演变为所谓五卅运动，更发展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3]:19-20。蒋经国参加四次示威活动，每次都当选浦东中学示威队伍领队，也当选抵制外国货品小组领队[11]:8。他受到同学和老师赞扬，但校方却执行政府指令，以“该生行为不检”为由，开除其学籍[2]:9。
1925年6月，蒋经国告别上海去北京，进入共和革命元老吴稚晖主办之一所私立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子弟学校——“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语[6]:490。不久，他又加入当地学生发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示威游行，被军阀当局判处两个星期监禁；恢复自由后，他从天津乘船到广州[6]:490。那年暑假，他前往广东探访父亲蒋介石；广东当时是国民革命基地，因此，“奔向广东”成为争取挺身对抗帝国主义和北方军阀之嘹亮口号[11]:8。尤其他父亲是革命军最高负责人[3]:27-28。抵达广东后，革命精神使他深受感动；在那里他遇到许多俄国人；蒋经国渴望参加国民革命军[11]:8。但此时蒋介石并没有同意少年蒋经国请求[3]:28，不让他立刻实现愿望，反送他到北京求学[11]:9。蒋经国参加中国国民党[10]:262。
蒋经国回到北京求学[11]:9。期间他开始有前往莫斯科留学的想法[12]，而在当时苏联也安排东亚国家支持人士得以就读培训学校莫斯科中山大学[13]。蒋经国只待在北京几个月，因为邵力子在那里介绍他结识中国共产党党员李大钊；李大钊住在苏联大使馆，引介蒋经国认识很多俄国人[11]:9。在蒋经国决定去苏联之前，曾经把此事向吴稚晖报告[14]:332。许多朋友建议蒋经国到苏联留学[11]:9。两周后，蒋经国已经决定到苏联去，就再去看吴稚晖；吴稚晖见蒋经国赴苏意志坚决，就说青年人多尝试一次都好[14]:332。此议深合蒋经国心意，他想熟习苏联政治组织，决定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为准备赴俄，他先到上海以便搭船成行[11]:9。于是蒋经国离开吴稚晖，动身南下；临走时，吴稚晖还亲自送蒋经国到火车站，祝福蒋经国一路平安[14]:332。
到上海前，蒋经国到溪口和母亲毛福梅告别[2]:11。就在离开上海前，他到上海市环龙路44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海执行部，正式参加中国国民党成为党员[11]:9。
1925年10月19日[3]:31，蒋经国告别上海，乘搭货轮前往莫斯科[11]:9。同船上有冯玉祥女儿冯弗能[15]。在海参崴上岸后，改搭普通列车转往莫斯科[11]:9。11月底，蒋经国抵达莫斯科[11]:10。12月，蒋经国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11]:10，并取俄文姓名“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俄语：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Елизаров，罗马化：Nikolai Vladimirovich Elizarov）[16]。12月3日，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编辑明日壁报“红墙”到午夜[17]:312。和蒋经国同学有邓小平、廖承志、林祖涵、乌兰夫等[6]:491。蒋经国以俄语学西方革命史、政治学和经济学[10]:262。他和冯玉祥的15岁女儿冯弗能坠入情网[15]。
当时许多有影响力的中国家族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这包括有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邓小平；期间蒋经国和大自己6岁的邓小平成为好友[18][19]。乌兰夫和蒋经国一同听课[20]:80-92，和蒋经国同桌[6]:491。蒋经国经常与徐君虎、左权和邓小平一起散步，他爱说爱笑爱唱，走路蹦蹦跳跳，还常穿夹克式工人服，戴著鸭舌帽，像个小童工，大家给他取个小名叫“工人”[6]:491。
蒋经国留学期间，与邓小平一同积极学习俄语[21]。蒋经国日后被形容能讲一口流利的几乎不带口音的俄语[22]。
由于蒋经国信仰坚定，加上他又是蒋介石儿子，所以当他到达莫斯科不久，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支部便吸收他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员，后来又升为预备党员[2]:14。那时，邓小平是蒋经国所在共青团小组的组长[23]。不过，其加入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申请则是一直遭到拒绝[11]:10。
1926年下半年，有人邀请蒋经国到群众大会，题为“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用俄文对3,000人发表演说[11]:11。这是他首次对公众演说，不过却使俄国人民大为激赏[11]:11。一周后，他在铁路工人大会上，对大约3,500人发表演说，题为“伟大的孙逸仙先生”[11]:11。以后常常有人请他去演讲，每都受到听众热烈欢迎[11]:11。
1926年，蒋经国醉心于尼古拉·布哈林和列夫·托洛茨基；从事反斯大林秘密工作[10]:262。校长卡尔·拉狄克教授中国史，且热衷于在课后与蒋经国私下讨论中国种种问题[11]:11。他常对蒋经国说：“要做一位年轻的革命志士，首先你得勇敢。其次，你必须苦干，积极进取。就像上楼一样，如果你办得到，就一次跨两三步。不要设法一步一步走，那样子就表现不出革命志士应当有的朝气。第三，你永远都不得屈服或退却。托洛斯基是位勇武的革命志士典范。”[11]:11碰巧蒋经国观点与托洛斯基政治思想（工人阶级对革命阶段的重要）不谋而合，于是许多人认为蒋经国同情托洛斯基[24]:11。蒋经国开始与几位中国同学研读托洛斯基学派著作，对于其“以革命的火炬烧掉旧世界”之论述尤感兴趣[25]:11。
托派同学缄默，不敢给别人晓得他们观点，蒋经国遂在校刊上发表“我从未如此说过”一文纠正他们[26]:11-12。
苏联和联共（布）早已严厉箝制托派[27]:12。校方为平息学潮邀请史达林来校演讲“托派的错误”，蒋经国第一次看到他[28]:12。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全面清党，一部分共党分子被捕，其他共党分子则去从事秘密活动[3]:72。“四一二事件”接踵而来，莫斯科中山大学群情哗然，一致致电武汉政府，要求严惩蒋介石[6]:492。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集会上登台演讲以谴责蒋介石的背叛[20]:80-92，几天后则在塔斯社发表公开声明而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31]。这年夏天，苏联当局遣送莫斯科中山大学部份学生回国，蒋经国却未被遣送回国之列[2]:14。在斯大林眼中，蒋经国是他手中的一颗棋子，将来时机来临，和蒋介石重打交道时也许能派上用场[2]:14。当时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团认为蒋经国回中国比留在莫斯科对他们威胁更大[11]:12。1927年4月，蒋经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同一群毕业同学要求回中国，却未得他们允许[32]:12。
蒋经国完全被孤立于中国之外[33]:12，所以希望回国[34]:13。蒋经国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的“苏联军事情报局特种学校”就读，并且在苏联红军第一师担任学生兵[35]:12-15。1927年12月，蒋经国则转往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进修，并且在此学习军事战术、行政管理、交通运输、地形学、火炮原理、军队政治工作、军事战略、战争史以及游击战术等正规军事教育[31]。该校规定须研习三学年课程[36]:13。1928年，中国共产党派驻莫斯科代表团指控蒋经国组织一个反革命团体称为“江浙同乡会”[37]:13。1928年1月，蒋经国曾经表明脱离托派[3]:37。
从1927年6月至1928年8月，蒋经国每隔一、两天就会写信给蒋介石，但这些信他自己读过就会销毁[11]:13。中国共产党发现蒋经国写给蒋介石两封信[38]:13-14。苏联政府并不愿这样作，因为苏联当局很快即发现，所谓“江浙同乡会”完全是捏造出来，用以攻击蒋经国[11]:14。
1929年11月2日，多次申请加入联共（布）的蒋经国获得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联共（布）支部的一致同意而得以入党[31]。12月15日，蒋经国正式以第四类党员（人民敌人的子女）的身分加入联共（布）[39]:45-49。
1930年3月28日，列宁格勒军事委员会正式批准蒋经国为联共（布）候补党员[31]。5月，蒋经国在该所学校毕业，并再度要求返回中国[40]:14。蒋经国写一篇论文主题“游击战战术”，以测试他自己学养[3]:42。首先蒋经国请求返回中国，未获批准，继而申请分配到红军中工作，但由于他倾向托洛斯基和拉狄克，结果也没有当上红军军官，并且被苏方判定为“具有不可靠的政治倾向”而不再信任他[2]:15。
6月，蒋经国被指派在列宁格勒国立大学中，担任中国学生访问团助理团长[11]:14，第一件任务便是带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旅行[2]:15。他们参观外高加索及乌克兰；在部而石母附近，蒋经国与史达林母亲谈话[41]:335-336。在返回莫斯科途中，病倒在一个火车站上[6]:494。
10月，蒋经国病愈后[6]:494，受雇于莫斯科塔那马电械工厂（Tinama Electrical Plant），担任学徒[42]:14-15。蒋经国开始真正体验苏联劳工生活[6]:494。午饭后，要去工人俱乐部政治谈话[6]:494。蒋经国设法改善命运，决定到夜校去补习工程学，同时抓住机会在工厂里教军事学[43]:15。他在工厂里努力工作，建立名誉，一年之内，管理部门建议调升蒋经国为主管生产委员会副主任[44]:15。
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中公开抨击陈绍禹[11]:15。1931年5月，共产国际干部要蒋经国离开莫斯科[11]:15。是年秋，联共（布）命令蒋经国搬进莫斯科区之谢可夫村[11]:16。当时苏联政府刚宣布要推行集体农场政策，以便提高生活标准，蒋在村里只担任一个劳工，没有任何特别任务[11]:16。蒋初次落田干活，到第五天后，农人邀请他参加聚会[11]:17。十天之内便推选他做代表，他去和镇上组织洽商货款、税负和农耕工具采购等，帮他们解决不少问题[45]:17。
1932年，蒋经国疲劳过度，卧病一个月[10]:263。10月底，蒋经国前往莫斯科接受重新分派工作[11]:17。蒋经国开始接触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35]。王明把他派往西伯利亚；蒋经国开始在西伯利亚一个小火车站做搬运工人[6]:495。蒋经国到西伯利亚，又病倒[10]:263。
1933年1月病愈后，蒋经国被送到阿尔泰金矿工作[46]:18。阿尔泰为冰雪覆盖之地，蒋在饥寒交迫生活9个多月[47]:18。10月，蒋经国直接抵达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立即进入乌拉尔重型机器制造厂[11]:19，起先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后来由技工升技师[6]:495。在往后几年里，他都待在此工厂内，远离政治活动[11]:19。工作一年后，蒋经国升为工厂助理厂长，同时是地区《重工业日报》总编辑[11]:19。
1934年，陈绍禹打电报要蒋经国赶往莫斯科[48]:19。1935年1月，共产国际要蒋经国前往莫斯科[49]:19。
蒋经国在乌拉山重机械厂多年，唯有芬娜·瓦赫列娃（后改名为“蒋方良”）对他友善[50]:19。1935年3月15日，两人结婚[6]:495；同年12月，长子蒋孝文诞生[11]:21。
1935年11月2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伪造了《蒋经国致母亲的公开信》（这封信的草稿在一所俄罗斯档案馆）[51]，之后把蒋经国叫到共产国际说：“中国方面谣传你己在苏联遭到逮捕。你该写信告诉你母亲，你在此间工作，完全自由。我们怕你的中文忘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代你拟了一封信稿。”蒋经国拒绝署名，共产国际派蒋的朋友与他交涉：“假如你接受信稿，将来还可以有机会返回中国。否则你的生命就有危险，他们可以随时给你捏造罪名。”[52]:19
1936年2月9日，《列宁格勒真理报》（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刊载了这封长信[51][35][53]：
听许多人说，蒋介石在宣传孔子的孝悌和礼义廉耻的学说，这是它迷惑人的惯用手段，以此欺骗和愚弄人民的意识。母亲，您还记得吧？是谁殴打您，抓住您的头发，将您从二楼拖到楼下？那不是他——蒋介石吗？是谁打我的祖母？那不是他——蒋介石吗？这就是他对父母和妻子的孝悌和礼义。
……
1936年9月，乌拉尔区党委因查获蒋经国“私下给父母写信”，以及“聘用政敌”，免去他的乌拉重机械助理厂长和当地《重工业日报》总编辑职务，同时禁止他参加党内集会[11]:21-22。在失去党权和谋生之道后，蒋经国变得极为沮丧[57]:22。1936年11月16日，蒋经国申请成为联共（布）的正式党员[58]，1936年12月17日申请获得批准[31]。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2]:22。消息传到苏联后，蒋经国前往莫斯科邮政部给父母寄信。[11]同时写信给史达林要求回国[59]:22。对于留在苏联的蒋经国可能被视为人质看待，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60]:59[61]:205蒋介石甚至拒绝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所提出以蒋经国交换战俘的谈判，到1937年以前蒋介石持续坚持“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的态度[62]:247。但是张戎和乔·哈利戴则声称蒋介石让中国共产党成员得以在长征中逃脱，就是因为希望被史达林挟持的儿子蒋经国能够返回中国[63]。不过这段期间蒋介石并没有放弃针对中国共产党的作战[60]:74，其中蒋介石敦促当时实际控制中国西北地区的马家军歼灭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并且支持遵守命令的马步芳就任青海省省长[64]:50。而张戎和乔·哈利戴还提出另外一种说法表示蒋经国是因为遭到绑架才被送往苏联，但是许多资料则表示他是自己表态要去苏联学习并且获得蒋介石亲自批准[63]。1937年2月，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联共（布）党员大会期间，蒋经国被人指控是日本间谍并且支持托洛茨基主义，在经过党委书记米哈依尔·库兹涅佐夫出面保证后才得以过关[35]。
1937年3月，苏联外交部发来急电，要蒋经国火速赶往莫斯科[2]:22。苏联副外长史迪曼尼可夫告诉他：中国政府要求蒋经国回国，现在中国政府是苏联的朋友，苏联愿意把他送回去[2]:22。蒋经国向史达林辞行，史达林以手枪相赠[2]:22。离开莫斯科那天，共产国际主席迪米塔洛夫邀请蒋经国去他家[65]:22。1937年3月25日，蒋经国带著妻儿，离开了苏联，踏上回国旅程，结束他长达十二年旅苏生涯[2]:22。中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为他们饯行[2]:22。虽然蒋经国身心受创，但已深深了解共产国际[66]:23。
被折磨了十二年的我，对共产党人摧残年轻人的种种狡狯恶毒手段非常清楚。他们首先巧言令色地欺骗年轻人，蛊惑他们，以及麻醉他们的思想，然后就采取恐怖手段来摆布及摧毁他们的人格。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去除个人的自由意志，使人变成带上枷锁俯首听命的奴隶。这些仰仗暴力及异端邪说的赤匪就如设置陷阱的人一样。年轻人假如没有相当勇气、决心、以及冒险犯难的精神，一旦失足其间，就难以自拔。
……
我在这段岁月中，虽然身心均遭受创伤，但亦看清楚了共产国际的真正本质和苏共及中共的本来面目。这十二年给我的教训深烙我心，永远都不会淡忘。
4月27日，周恩来前往祝贺宋美龄生日时，告知蒋介石：“潘汉年同志刚刚收到共产国际的电报，苏联内务部已查到仔的公子蒋经国的下落，并批准他立即返回中国。”[68]:5390当时，中国共产党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成员康生陪同蒋经国一家。蒋经国由陆路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改乘邮轮去上海[6]:497。在经过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时，不少朋友都前往车站与他道别，但是蒋经国与康生之后在海参崴火车站上联名给联共（布）中央发布电报，表示支持联共（布）镇压这些朋友，并且提到回到中国后一定会完成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所交付的任务[35]。在海参崴下火车时，总领事权世恩，奉蒋廷黻大使飞电，非但亲迎，且花两万卢布巨款，隆重接待[6]:497。
1937年4月，蒋经国途经香港停留时，他的弟弟蒋纬国专程南下迎接他[2]:23。4月中旬，经国一行抵达上海[6]:497。从弟弟处，他得知父亲现已与宋美龄结婚，母亲仍居溪口[2]:23。4月19日，蒋经国回到故乡溪口镇[3]:67。4月21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限即到上海蒋夫人。密母亲钧釜（鉴）儿与大人之媳及孙已安抵奉化日夜想见父母之面甚切此请福安儿经国叩马印”[69]:3此时，蒋介石、宋美龄在杭州一座叫“澄庐”湖滨别墅准备会见阔别13年之儿子，由小时候与蒋经国一起生活之族侄侍卫官蒋恒祥去上海接[6]:497。蒋经国到达上海两周以后，蒋介石才传话见面[2]:24。第二天，蒋介石给媳妇起个中国名字叫蒋芳娘[6]:497。蒋介石只字不提其它，只是要蒋经国先回溪口，看看母亲，休息休息，再读读书，回想一下过去，然后再说[2]:24。蒋经国“回到了国门，屈指自己算一算，能写的中国字，还不满一百个。”[6]:497蒋经国遵照父亲吩咐，从杭州回到奉化溪口[2]:24。4月27日，蒋经国与母亲毛福梅相见。母子相拥大哭[70]:64。毛福梅爱护著孙子，打量著媳妇，笑盈盈地问她叫什么名字[6]:497。蒋经国回答叫芳娘，毛氏说：“太俗气，改成方良吧。”[6]:497当时亲友长辈决议为蒋经国补办结婚典礼，完全依照奉化家乡习惯[70]:64。3天后，按照溪口乡俗，蒋经国和方良在家乡重新举行一次正式中式婚礼[2]:24。婚礼就在丰镐房报本堂举行，仪式遵古，新郎穿长袍马褂，头戴呢帽；新娘凤冠彩裙[70]:64。报本堂上全猪全羊，丝竹大鸣，行礼如仪[70]:64。
蒋介石对儿子在苏联长时间陶冶不放心，让他和在溪口雪窦寺软禁之张学良一起读书[6]:498。从此以后一段日子，蒋经国便按照父亲吩咐，开始读书，除了读早年《曾文正家书》、《王阳明全集》等中国经典外，蒋介石特别叮嘱要研读国父孙中山先生遗教，并且练习写字，然后便是回想过去[2]:24。蒋介石有时指定曾文正公家训第几篇代替回信，并电召原江苏省民政厅长、著名法律人士徐道邻帮助蒋经国读书[6]:498[60]。经过几个月时间，他写出一份《旅俄报告》呈给蒋介石[2]:24。蒋经国将留苏13年经过，写成两部报告，一是“在苏联的日子”（《去国十二年》），交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雷·克莱恩夫妇，在他逝世后公开发表。另一部是“冰天雪地”（《留苏日记十三篇》），详述留苏艰苦，向蒋介石报告[71]:303。后来，在1944年，因思母情切，在赣南任所，蒋经国将“冰天雪地”大约印10,000本，有几十本流传于外[72]:303。
1938年1月1日，蒋经国晋任中华民国陆军少将军衔，并再次加入国民党[73]。1月4日，蒋经国接受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邀请，被委任为江西省政府保安处少将副处长[2]:26。4月，熊式辉一度派他兼任“江西省政治讲习学院”主任（后改编为青年服务团，任学员总队队长）[6]:498。8月，蒋经国驰赴德安前线督励战地工作[6]:499。9月，继又调任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练处少将处长[2]:26，并且于临川（抚州）温泉旁设立新兵训练处，到临川去训练保安团的新兵[2]:26，兼江西伤兵管理处长[6]:498。
新兵督练处刚成立，所辖4个新兵团就逃赴五、六百人[6]:498。蒋经国采取措施，给予新兵娱乐条件，设立类似苏联军营列宁室之“中正室”，让他们打牌、打球、下棋、看书[6]:498。同时颁布新兵家属优抚条件，服役期间，乡政府每年要给家属几担谷子；家属租种富农田土不得解雇；士兵欠人家债，3年内债主不得去讨还[6]:498。
10月，蒋经国趁著蒋介石前往南昌指挥防务时询问相关指示[2]:26[74]。嗣后，至重庆入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二期受训[6]:499。
1939年3月，蒋经国调离南昌，被任命为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赣南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2]:27。蒋经国在迁到重庆之中央训练团，作为第二期学员，自3月29日起接受一个月训练，期间正式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并被选为中央团部干事，和受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设立筹备主任”[3]:120。6月11日，又受命兼赣州伤兵管理分处少将处长，代理赣县县长职务[75]:65。不久，加入中国国民党[6]:499。8月28日，在江西省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部，蒋经国就任支团部干事会干事长[3]:118。
蒋经国在赣南任上，几次去信，要接母亲前去团聚，但毛福梅留恋家乡[6]:502。12月12日，日本军机狂炸奉化县溪口镇家园，蒋经国生母毛福梅惨遭此劫，未留一言[76]:305。蒋经国听到这个消息后[2]:29，便在赣州立即带著妻子蒋方良与长子蒋孝文赶往故乡溪口镇探视，两天后回到故居[2]:29。蒋经国一进门就抱住母亲的尸体，嚎啕大哭[2]:29，几至昏厥[6]:502[77]。蒋经国想到自己公务在身，只得暂时将母亲安葬[2]:29。葬母后，蒋经国在母遇难处亲笔写下“以血洗血”四字，刻字立于罹难之处，以示他向日寇报仇雪恨之决心[6]:502。石碑于此竖立，标题落款“男经国泣立”[74]。
1940年1月，蒋经国在赣县赤朱岭成立江西省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3]:109。5月4日，安抵赣州[69]:23。7月，开办第四行政区干部讲习会，9月14日，他要全体学员到民间去访问380种不同职业者，每位学员访问一位职业者，问他们对生活是否满意、对赣县县政府有甚么批评[78]:129。1941年，蒋经国主持江西省第四行政区干部讲习班；发表“新赣南三十年度行政工作总评”[10]:265。
蒋经国对禁赌、禁烟、禁娼，言出必行[6]:500。
1942年4月底，蒋介石命令蒋经国到西北考察，还要他带蒋纬国同行[79]:114[80]。6月19日，蒋经国收到蒋介石电报[81]。
1943年，蒋经国宣布三年计划已基本完成[2]:30。赣南受日机猛烈轰炸；5月，蒋经国创办公仆学校并自兼校长[10]:265。7月，他在赣州虎岗办一个青年夏令营，调训中专学生近千人[6]:501。蒋经国交卸赣县县长职，12月任命为江西省政府委员[6]:502。
1944年1月，又至重庆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蒋介石兼任）和三青团组训处处长[6]:502。蒋介石把儿子召到重庆[2]:30。1945年，蒋经国移交专员职务[6]:502。
1945年3月9日，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由青年军第二〇一师师长戴之奇陪同，抵四川铜梁视察青年军，对训练情形颇表满意[68]:7678。4月1日，蒋介石任蒋经国为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胡轨为副主任[68]:7692。4月，蒋经国阁家于耶稣复活节接受洗礼，由毕范宇牧师施洗[82]:46。蒋经国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组训处处长以及青年军编练总监部政治部主任，这些组织过去都是由蒋介石所控制的中国国民党辖下团体[2]:31。
1946年2月，军事委员会设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蒋经国任副主任委员，以研青年军复员方法；4月，该会改组为青年军复员管理处，蒋经国为副处长，并以6月3日为复员日期[3]:175。9月1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庐山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83]:244。9月12日，选出蒋经国为中央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为该团组织与训练负责人[84]:58。9月，蒋经国晋升成为陆军中将[73]。随蒋介石视察赣州[10]:266。
1947年1月，青年军复员管理处改制为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局，蒋经国任局长[85]:113。
1945年，蒋经国以外交部东北特派员身份前往长春；其后代理蒋介石被派往莫斯科与苏联谈判东北领土问题[10]:266。蒋经国随宋子文“赴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69]:41[86]:740。6月30日，史达林与宋子文、蒋经国进行15分钟礼节性会面，期间，史达林当著所有人面前，递上一枝精美苏制冲锋枪，送给蒋经国[87]。7月4日晚，史达林在办公室单独与蒋经国会面[88]:70。其中外蒙问题，蒋经国奉命以个人资格去见史达林[89]。史达林不耐烦[90]，阻止中国统一[91]。8月，蒋经国以他父亲“私人代表”身份，与史达林商谈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2]:33。
8月31日，熊式辉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驻长春[3]:149。10月10日，蒋经国奉命以中华民国外交部东北地区行营特派员身分派到长春去[92]:796。10月12日，蒋经国与熊式辉和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飞往北平，由北平转往长春，次日，与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开始谈判[93]:849。蒋经国认为需要跟苏军做正式交涉[93]:849。12月5日[69]:41，蒋经国抵长春[6]:504。12月7日，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前赴苏联访问[68]:7917。12月9日，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嘉璈、蒋经国商定苏军撤退日期再展至明年2月1日[68]:7920。12月13日，蒋介石在北平接见蒋经国、傅作义，听取东北与绥远局势报告，并任命陈继承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国军进驻沈阳[68]:7923。12月25日，蒋介石应苏联政府要求，并经马歇尔同意，派蒋经国为其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交换中苏合作之看法[68]:7936。12月25日，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于交涉途中，以私人代表身分，赶往莫斯科[3]:152。12月25日接奉命令，12月30日到达莫斯科[94]。蒋介石为解决东北和中、苏有关许多问题，派蒋经国以私人代表资格再去访问史达林[14]:74。
1946年1月11日，国民政府令：何应钦、程潜、白崇禧、徐永昌、陈诚、张治中、李济深、何键、张群、冯玉祥、宋子文、宋美龄、戴笠、康泽、蒋经国等党、政、军要员82人各给予忠勤勋章[68]:7953。1月14日，蒋经国由莫斯科经乌鲁木齐、兰州返抵重庆[6]:505。1月18日，蒋经国偕大连市长沈飞抵长春接收东北重工业，两批空运国军数百人抵长春[68]:7959。4月9日，蒋介石偕蒋经国飞抵贵州视察[68]:8030。
1947年1月2日，东北外交特派员蒋经国抵沈阳，与苏方交涉东北接收问题[68]:8254。6月14日，蒋经国前往视察中国东北地区，慰问和鼓励军民[3]:172。当时四平街正受全面围攻，6月16日战况尤其激烈，蒋经国与在沈阳的王叔铭副总司令联名报告说，空军在奋勇战斗[95]:475、478。10月18日，任国防部预备干部管理处中将代处长[73]，晋任中将军衔。蒋经国向蒋中正报告四平街激战及苏联引诱中国之情形[10]:266。
1946年10月22日，蒋经国是伴随著当时的国府主席蒋中正伉俪，来台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活动，并非是如他日记所记载的内容。在1947年2月28日，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1947年3月17日，蒋经国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第二处处长的身分，陪同国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由南京搭机飞抵台北。3月18日上午8时，蒋经国由台湾师管区司令刘仲萩陪同[96]抵达基隆，由基隆要塞司令部司令史宏熹陪同视察，下午返回台北[68]:8315。
1948年8月19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议案”[97]:82。8月21日，实施“币制改革”（金圆券）[3]:176。8月22日，蒋经国“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97]:83。蒋经国辅助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员俞鸿钧工作[10]:266。之前蒋经国曾经批评孔祥熙和宋子文为“大资产阶级”，并且决定在上海大举行动以强化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期间而遭到民众不信任的国民党[98]。8月29日，戡乱建国总队第六大队队员作为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队员派到各处开设服务站，听取市民不满，处理投书等[3]:177。之后他复制在苏联期间所学到的方法，借由攻击中产阶级商人来对社会进行改革，同时他还要求所有商品价格必须低价，以获得无产阶级支持[61]:485。
同年10月，蒋介石飞上海召见蒋经国，听取有关经济及社会问题[82]:56。当蒋经国逮捕扬子公司经理孔祥熙儿子孔令侃时，他的继母宋美龄马上出来干预，亲自跑到上海，将孔送香港了事[6]:509。蒋经国也因这次案件输掉政治声望，上海居民把他上任的口号从“只打老虎，不拍苍蝇”，改成“只拍苍蝇，不打老虎”[99]:178、185，而宣布辞去职务[61]:486。
1948年12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85]:192。12月27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某方企图联络各方面拟迫父亲下野局势之发展甚为严重望大人能速返国共商决策儿经国谨禀”[69]:68后继函电：“……父亲已决定辞职返乡儿对于公私各事皆为忧虑万分不知大人何时得能返国遥祝安好儿经国谨禀”[69]:6912月30日，函电宋美龄：“……大人之意见儿亦以为甚是并已面呈父亲矣惟目前之局势仍极复杂与严重儿对国家之命运以及父亲个人之安全问题皆无任忧虑详情再禀儿经国谨上卅”[69]:73
1948年12月19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议任命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85]:192。
1949年1月4日，函电宋美龄：“……台湾省政府改组陈诚派为该省主席儿则被任为该省党部主任委员最近拟即赴任儿经国谨上支”[69]:771月10日，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拜访俞鸿钧，希其将中央银行现金移存台湾[14]:131。中央银行储存之黄金92万两，银元3000万元全部转运台湾[6]:510。2月3日，函电宋美龄：“……父亲在家乡度岁精神甚愉快惟此处究非久居之地时局正在恶变中内心忧虑万分遥祝安好儿经国谨上”[69]:80
3月8日，函电宋美龄：“……（一）张吴来溪并未提及重要政治问题（二）某方正在计划作投降式之和平（三）内部不久恐难免分裂（四）某方积极发动李之正位运动并要求父亲出国（五）江南军纪不好士气不振难作坚强之抵抗（六）父亲非至万不得已似不将离开溪口再父亲所食用之奶粉与酒已用尽请设法带来若干儿经国敬禀”[69]:913月11日，蒋经国乘江静轮“由上海回到溪口”[14]:167。 3月13日，函电宋美龄：“……（一）李已正式提何为行政院长其目的似在利用何作为工具而进行夺取全部政权之阴谋（二）高级官吏多已脱离中央立场而投向对方吾人似益孤立（三）粤薛之态度近来甚坏（四）陈在台湾恐亦不能持久（五）海军内部发生严重问题正在设法处理中（六）家中目前尚平安请勿念儿经国谨禀”[69]:95。3月19日，蒋经国草拟“重整革命之初步组织意见书”，呈送蒋介石参考[14]:170。蒋介石认为可以采用；“但以各部主管人选还不易物色为虑”[14]:170。3月24日下午，“奉命飞往上海”[14]:171。
4月1日，函电宋美龄：“……据报共方之基本要求为（一）组织由共党所控制之联合政府（二）双方发表共同反美之声明目前之主要工作为破坏联合政府之成立万一成为事实则必须使美国不承认此类政府谨闻儿经国谨禀”[69]:1014月10日，函电宋美龄：“……目前局势恐有重大变化父请大人返国共商大计近日此间来往宾客甚多工作较为忙碌儿经国谨禀”[69]:1064月15日，是蒋经国四十岁生辰[14]:183。蒋介石为蒋经国题“寓理帅气”四字匾额附跋[14]:183。4月24日，蒋经国“决计将妻儿送往台湾暂住”[14]:189，并函电宋美龄：“……母亲大人匪军于今晨占领首都儿等定日内乘军舰离此俟到达目的地后再详电报告于父亲之安全健康儿自知留心请勿远念并请大人保重玉体儿经国谨禀”[69]:109
4月25日，随蒋介石离开故里，登舰去上海[14]:190。4月27日，蒋介石对蒋经国说：“这几年来，因为要想国家自由，民族独立之希望过切，所以用心过急，使人民遭遇到很大的痛苦。”[14]:1935月6日，蒋经国邀竺可桢共同赴台，竺可桢则劝蒋经国留在大陆，两人不欢而散[100]。5月16日，蒋经国飞离上海，“抵达定海机场”[14]:204。6月1日，函电宋美龄：“……儿于今始由定海公毕返台李大为昨起程来美已托其带上函禀一件父亲安好请勿念儿经国敬禀”[69]:114
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6]:512。为保守大陆上最后一点地盘，蒋氏父子回台席不暇暖，于广州、台湾、厦门间奔波，连中秋节都是在“华联号”军舰上度过[6]:512。10月25日，叶飞兵团挟胜利馀威，向金门发起攻击，但在抢潮登陆时出现若干超越原来想像之逆势，潮高浪大，木船失控[6]:512。国军飞机、舰艇、装甲战车一齐出动，使已登上岛之解放军，坚持战斗两昼夜后，终因弹尽粮绝，退回大陆[6]:512。10月26日，蒋经国奉命自台北飞往金门慰劳将士，11时半到达金门上空[14]:259。降落后，乘吉普车迳赴汤恩伯总司令部[14]:259。“复至最前线，在炮火中慰问官兵，遍地尸体，血肉模糊”[14]:259。这是他初次看到战争之残酷场面[6]:512。金门登陆解放军歼灭[14]:259。11月6日，函电宋美龄：“……父亲曾赴阿里山避寿今晚始返台北在高山上之生活其可愉快父亲精神亦甚好此间自金门登步岛二次战役得胜以来人心较为安定馀情续禀儿经国敬禀”[69]:130
11月30日，蒋经国随蒋介石飞成都，入驻中央军官学校[14]:274。12月8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决议迁都台北[14]:279。12月10日，侍卫人员对蒋介石说，刘文辉便衣人员已经布满军校大门附近，不如从后门出去[6]:512[14]:59。但是蒋介石却拒绝他们建议，严正地说[14]:59：“我从大门进来的，还是从大门出去”[6]:512。父子俩从军校大门走出，下午2时，自凤凰山机场登上美龄号专机升空，经海南岛，于下午6时30分抵台北松山机场[6]:512。降落海口机场停留约2小时向薛岳下达作战命令。年底，蒋经国奉命到西昌去[14]:59。任务完毕，就由西昌飞经海南岛，回台湾覆命[14]:59-60。从此告别中国大陆，不曾返回[6]:512。12月23日，函电宋美龄：“……儿自川返台后即患病今已稍愈及日内拟随父亲赴日月潭度圣诞节遥祝康健儿……”[69]:133
蒋经国担任青年反共救国团主任，归国防部管辖，实施教学和军训；蒋经国还任职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对党员政治教育；中国国民党亦效仿中国共产党，设立风纪委员会调查贪污，设立小组防止中国共产党渗透；1950年，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党员约5万人，到1952年已增至28万2,000人[101]: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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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25日[85]:225，蒋介石以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82]:64。依据1954年6月25日中华民国总统府公报登载的同年6月24日总统令，蒋经国卸任政治部主任时，仍是中将军衔。5月1日，国防部政治部改称为国防部总政治部，组织不变，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85]:225。蒋经国兼任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指挥一切党政军特务机构，下设保安处，等于取代毛人凤保密局业务[6]:513-514。
1950年8月，蒋经国兼任中国国民党干部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6]:515。9月，命令总政治部第一组副组长王昇设计建立“政治工作干部学校”[3]:220。校址选定台北近郊北投之赛马场[6]:515。10月，中国国民党七全大会召开，蒋经国当选为中央委员[6]:515。1951年11月1日，政工干校正式开学[3]:220。
当时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主张军队国家化，反对政战制度及以党领军，但无法阻止政战制度的推行[60]:195。1953年4月，蒋介石和蒋经国成功让当时属于中国国民党政学系的吴国桢免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并且吴国桢在遭到撤除党籍后被迫前往美国[102]:302。9月29日，函电宋美龄：“……今晨抵华盛顿下午晋谒艾总统彼托儿向大人致意详情面禀儿经国谨禀”[69]:161蒋经国以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身分应美国政府之邀，首次访问美国[10]:267。
1954年6月9日，蒋经国获颁二等云麾勋章[10]:267。6月26日，函电宋美龄：“……（一）电谕拜悉自应遵办（二）孙立人调任参军长（三）张彝鼎接任政治部主任儿定七月一日移交谨闻恭祝康健儿经国敬禀宥”[69]:173蒋经国开始以苏联方式安排政战官负责监视官兵以及宣传中国国民党党行动，导致曾经就读美国维吉尼亚军事学校的孙立人不满[60]:195。9月6日，函电宋美龄：“……儿被任命为国防会议副秘书长已经正式发表谨闻中秋在即恭贺佳节并祝福体康泰儿经国谨禀阳”[69]:177蒋经国转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但蒋介石仍下一道亲笔手令：“国防部总政治部的一切任务，仍由蒋经国全权督导。”[103]:88
1950年11月，有鉴于抗战、内战时期国民党之特务系统权责混乱不清，蒋介石遂将抗战、内战时期之军统及中统体系合并改组，成立“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交由蒋经国主导该组织[104]。
蒋经国还批准特务机关得以任意逮捕民众并且对囚犯实施酷刑，这使得当时台湾社会因为秘密警察的种种作为而使得人权长期遭到侵犯[105]:243。
蒋经国召开军事法庭并且指控孙立人涉嫌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密谋政变，孙立人兵变案爆发[102]:302。这使得蒋介石下令软禁因为缅甸战役而大受欢迎的孙立人，并且一直持续到蒋经国逝世为止才结束[106]。
1952年10月23日，蒋经国于中国国民党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6]:515。10月31日，“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成立，蒋经国并被任命为该团主任[3]:226，主导增加影响教育机构与青年学生[107]:804。
1955年2月，蒋经国受命来到大陈岛，执行他拟订之“金刚计划”[6]:518。2月10日，大陈岛军民全部转进台湾，蒋经国是最后一批登上运输舰离开大陈岛[9]:213。8月20日，“孙立人兵变案”调查委员会成立[6]:519。
1956年4月28日，蒋经国就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退辅会）副主任委员兼代主任委员[3]:236。5月4日，蒋经国除负责安排照顾荣誉国民之生活外，在举办中横公路兴建筹备会议并决定由退役军人负责相关兴建工程。蒋经国亲自率队踏勘中横公路线，后因此线地质不佳作罢[108]:111。中横开工，率工作人员越过中央山脉[10]:267。6月中旬，蒋经国率队自谷关入山，由西向东，对中横公路北线作最后一次的勘验[109]:111。蒋经国任辅导会主任委员期间，蒋介石曾再三嘱咐：“你必须好好地照顾退除役官兵，就像照顾自己家人一样！”[110]
1957年发生“五二四事件”，因美军雷诺上士枪杀刘自然案，民众损毁美国使馆[9]:162。蒋介石认为事态严重，下令撤除卫戍司令黄珍吾、宪兵司令刘炜以及警务处长乐干职务[9]:162。蒋经国就任退辅会主任委员[10]:268。10月，蒋经国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6]:520。1958年7月，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不管部长”[6]:520。
1958年，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0]:268。8月20日，蒋经国下令金门、马祖岛上驻军向福建沿海炮击[6]:520。8月23日下午6时30分，解放军向金门、马祖两岛发炮还击[6]:520。起初，“共军十小时内，发炮弹五万七千馀发。”[6]:520金门防卫司令部副长官赵家骧、吉星文、章杰重伤身亡[6]:520。在炮火激烈中第五天，蒋经国冒险乘兵舰至金门，带去犒军月饼，抚慰军民之心[6]:520。蒋经国乘坐“一叶”蛙人攻击舟前往小金门[111]:83。9月，蒋介石命蒋经国副秘书长飞临金门，转达重要指示并慰问前线官兵[82]:92。蒋经国一生曾经访问金门123次，在金门停留过352天[3]:9。
1959年，蒋经国获颁三等宝鼎勋章；同年召开研讨金门作战之军事会议[10]:268。
1960年，蒋经国向蒋介石报告退辅会业务；主持中横通车典礼；视察中横梨山一带[10]:268。7月18日，蒋经国晋升成为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73]。蒋经国于12月20日亲至中缅边区视察[112]。
1961年，蒋经国开始针对武陵农场地区实地考察。蒋经国召开中横公路资源开发长期及中期计画研讨会；再度获选中央常务委员[10]:268。1962年，蒋经国视察东台湾土地开发情况[10]:268。
1963年，蒋经国主持退辅会各训练机构业务研讨会[10]:268。9月，行政院政务委员蒋经国赴美访问，会见美国总统甘迺迪，会谈双方共同关切问题[82]:105。蒋经国二度访美，谋求美国支持、谅解，探索美方底蕴[6]:520。当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10]:268。
1964年1月13日，俞大维以赴美彻底检查，治疗颈部淋巴线瘤为由，推荐蒋经国任国防部长[6]:521。3月，蒋经国任政务委员兼中华民国国防部副部长[10]:269。俞大维职务由副部长蒋经国代理[113]。4月29日，蒋经国在陆军总司令部对全体官长讲话：“最重要的是潜伏著的问题，不去发现它，不敢发掘它，那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发现以后，与面子有关、个人的前途有关，因此总把好的一面摆在外边，把不好的一面掩藏起来，这样下去，是问题愈来愈多……要有勇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这种精神比冲锋杀敌还要困难。”[85]:261-2627月1日，蒋经国辞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就业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0]:269。
1965年1月13日，蒋经国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9]:129。蒋经国获颁一等云麾勋章[10]:269。9月，中华民国国防部长蒋经国访问美国，晋见美国总统林登·詹森讨论世局，并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发表联合声明，决依共同防御条约密切合作[82]:110。蒋经国三度访美，参观中央情报局，向旅美侨胞发表反共讲话，驳斥所谓李宗仁归大陆离间中美关系之“谎言”，在美活动近两月[6]:521。
1966年1月，蒋经国参加第十二届军事会议；连任中常委[10]:269。4月20日，函电宋美龄：“……儿奉父谕于廿四日赴韩作五日之访问谨闻敬祝安康儿经国谨禀四月二十日”[69]:289蒋经国应邀访问南韩，与朴正熙总统交换亚洲局势意见，被朴授予一级树交勋章[6]:521。
1967年1月，蒋经国完成《风雨中的宁静》；出任国家安全会议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0]:269。3月和6月，巡视马祖列岛及金门县[114]:83。蒋经国连任中常委[10]:269。11月26日，应邀访问日本[6]:521。11月27日，“以国防部长身分访日，日皇裕仁接见时表示永不忘怀蒋公宽大德意”[82]:117。
1968年，蒋经国到金门过春节；巡视马祖[10]:269，8月1日，蒋经国则以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军衔正式退伍，直到1969年后才卸下中华民国国防部长职位，改由黄杰继任之[73]。
1969年，蒋经国访韩，与韩国总统朴正熙、韩国总理丁一权会谈，并发表声明[10]:269。蒋经国再度访问南韩，代表国府赠勋南韩七高级将领[6]:521。3月30日，四度访美，代表其父参加艾森豪威尔丧礼；3月31日会见尼克松[6]:521。5月14日，以总统特使身份，飞往泰国谒见国王蒲美蓬·阿杜德，并与国务院长他侬·吉滴卡宗商讨亚太地区七全及双方合作问题[6]:521。
1969年6月25日，行政院发表一份人事命令，副总统严家淦兼任行政院长[3]:266，蒋经国被任命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主任委员[9]:129。7月1日，蒋经国宣誓就任行政院副院长[6]:522。7月31日，行政院设立财政经济金融会报，由蒋经国副院长主持，8月4日，蒋经国兼任行政院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3]:266。9月15日，蒋介石主持第十四届国家军事会议，蒋经国也每天参加[3]:269。
1972年，蒋经国连任中央常务委员[10]:270。2月9日，在成功岭，对集训大专青年，以“挑起重担，步步向前”为题目演讲，鼓励他们要为前途奋斗[3]:307。2月20日，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有1,183位国民大会代表联名吁请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行政院长[3]:272[115]。3月6日，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十届三中全会，蒋经国等21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116]。5月17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决议[117]。5月26日，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出席委员408名当中，蒋经国获得381票，为历届行政院院长得票最高者[118]:820。蒋经国得票率百分之93.38，担任行政院长[6]:523。6月1日，蒋经国首次召开院务会议，对与会人员从事行政工作，提出“平凡”、“平淡”、“平实”六字[6]:523。
1970年，连任中央常务委员[10]:270。蒋经国继而应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之邀请，第五次访问美国[3]:270。4月18日，以行政院副院长身份动身，在华府与美国总统理查·尼克森会谈[3]:257。4月22日，蒋经国和基辛格举行第一次单独密谈[6]:522。4月2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蒋经国华盛顿之行，曾商讨共同安全事项[119]:171。4月25日12时10分，蒋经国在纽约时，台独留学生黄文雄和郑自才企图开枪刺杀未遂。台湾获讯时正值深夜，蒋方良立即打电话到纽约，慰问蒋经国，并说等他回来时，一定要让她上机场接；果然，蒋方良在松山机场当着大家面，与蒋经国拥抱接吻；“时间至少长达二十秒”；同时，国际机场出现万人以上欢迎场面[6]:522。蒋经国经由纽约，在旧金山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总司令小约翰·麦肯晤谈[3]:257。蒋经国在返台途中，在东京拜会日本首相佐藤荣作，讨论世局[6]:522。5月1日，经由东京回国[3]:270。回台后，在立法院举行秘密院院会，报告访美经过[6]:522。三天后，5月11日，又抵南越访问，与阮文绍、陈善谦就中南半岛局势交换意见[6]:522-523。1971年，蒋经国发表诗作《在每一分钟的时光中》[10]:270。
1972年6月8日，在行政院会中，蒋经国提出十项行政革新，要求全国各级行政人员切实遵守[120]:179。
1973年1月27日，颁布《稳定当前经济措施方案》，限制石油供应及用电[85]:363-364。在马祖前线庆祝春节；辞去救国团主任[10]:270。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十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大会行政工作报告，发表5年内将完成9项国家重要建设[3]:277。9项建设是：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化工业（中国石油公司高雄炼油总厂）、大制钢厂（中国钢铁公司炼钢厂）、大造船厂（中国造船公司高雄总厂）、铁路电气化和桃园中正国际机场建设[92]:823。后来加上原子能发电厂建设，而称为十大建设[3]:277。
1974年1月26日，行政院会议，蒋经国决定《关于安定目前经济措施方案》，并同日开始实施[92]:824。在立法院施政报告，表示将实行四大公开[10]:270。
1976年4月6日，蒋经国在行政院院会上表示六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目的在于完成十大建设并且推动其他相关建设，同时认为政府应该强化各部门之间的合作以促进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稳定发展。蒋经国视察台湾国际造船公司高雄总厂及第一核能发电厂[10]:271。1977年，在行政院会报告十大建设完工后，继续推动十二项建设[10]:271。
1972年9月27日，蒋经国宣布“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9]:147-148。自1979年至1982年，又执行“提高农民所得加强农村建设方案”：根据行政院主计处调查报告，台湾地区平均每户农家所得自1979年157,797元，提高为219,696元，增加率达39.2%，极具成效[9]:148。自1982年起，又推动“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方案”，以及“改善农业结构提高农民所得方案”，均对农业发展及农村建设影响深远：总计自1973年至1987年底，政府用于农业发展与农村建设经费将近1000亿元新台币，平均每年农业产值增加150亿元；另外粮食平准基金也补贴约650亿元[9]:148-149。
1975年4月5日晚上11时50分，蒋介石逝世[6]:524。4月6日，秦孝仪遂请蒋经国以行政院长身份在3月29日乃父所留下来之遗嘱上签名；蒋经国立刻向中央常务委员会，以从政党员身份，提出行政院长职务之辞呈，但中常会一致决定予以慰留[3]:298。蒋经国处理治丧有关事宜，请示宋美龄后，决定暂厝蒋介石之灵柩于慈湖陵寝，“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以达成 父亲之心愿。”[121]:24月28日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委员会议，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并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综揽党务，并推举蒋经国为中央委员会主席[3]:281[122]:42-43，决议保留党章总裁一章[123]:518，规定党总裁之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他人不得再用，如同“总理”之名义永远保留给孙中山一样[6]:525。获颁一等卿云勋章[10]:271。
1976年11月13日，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追认“保留总裁一职”、“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两案；11月15日十一全会通过党章修正，党设主席一人，综揽全党党务，并于11月16日推举蒋经国为中国国民党主席[124][125]，蒋经国从此领导中心稳固[123]。
在国际压力和台湾国防战略易攻为守，及泰国和中共拟议建交下，蒋经国指示裁撤“光武部队”，时为1975年6月。至此国军在滇缅边区最后一股武力正式裁撤[112]。
1976年9月16日，在美国为主的拥核国家压力下，蒋经国公开发表“中华民国没有制造核子武器之意图”的声明[126]。1988年1月，美国间谍张宪义上校向美方泄漏中华民国发展核武器的文件后，逃到美国[127][128]1月15日，美国会同国际原子能总署到中山科学研究院核研所突击检查，[129]并要求核研所拆除与发展核武有关的所有设施[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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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月7日，中国国民党第十二届二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召开，决议要推荐蒋经国行政院长为第6任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3]:283。党内提名那天，蒋经国回避到金门[6]:525。获颁青天白日勋章[10]:271。3月，蒋经国当选总统，5月就职[10]:271。5月20日，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宣誓就任总统[6]:525。经济部长孙运璿得到蒋介石和蒋经国知遇，出任行政院长[3]:269。
1978年3月8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给中共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书信，答应根据“上海公报”，愿意“关系正常化”[3]:285。蒋经国说：“不承认尼克森与周恩来所签订的所谓上海公报为有效的法律文件。”[3]:285对于美国，蒋经国表示：“美国的友邦，特别是亚洲的自由国家对于美国的信赖感，因而受到很大的打击。……但这种压力，并没沮丧和萎缩我们的士气。”[3]:28512月15日，台北时近午夜，美国驻台湾大使奉命紧急约见蒋经国[6]:525。宋楚瑜秘书把蒋经国从梦中请起来，他始知美国卡特政府承认中共政权，他愤怒不已，五小时后，召开中常委紧急会议，下令三军戒备，准备安抚人心[6]:525。蒋经国函电宋美龄：“……顷美大使前来通知美匪定于明年一月一日建交另情续报儿经国跪禀十二月十六日晨三时”[69]:65612月16日10时正，发表声明，指责美国背信，重申过去“三不”立场[6]:525-526。12月18日，函电宋美龄：“……前电计已呈阅美匪关系一事业于今（十八）日召开已召开三中全会会中一致赞同常会决定及紧急处分令连日以来虽国难当头幸民心士气昂扬可用并咸佑作理性的抗争……敬叩福安儿经国跪禀十二月十八日”[69]:65712月19日，函电宋美龄：“……鉴于美匪关系既成事实必将有大批匪类赴美势将严重影响大人之行动与安全儿经一夜不眠之深思极虑特驰电请示不知大人健康情形是否能考虑回国并候赐示儿经国跪叩福安十二月十九日”[69]:658蒋经国就美国断交一事发布紧急处分事项[10]:271。
1979年1月5日，函电宋美龄：“……顷奉大人除夕电谕美国今后之下场一定弄巧成拙稍隔时日必将产生极大之反作用大人在国家重大关键时刻必有适当措施比儿之所深知者并深信我国家之前程必将重获光明敬请福安儿经国跪禀元月五日”[131]:32月10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纽约时报》二月九日报导……我方自动在华府已开始筹备协会接受美方强求之请阅后惊讶不已……幸此问题尚在全参会开会时承可否决之……近日宣称美已与有默契之谎骗昭然若揭……现在此间情绪友我者及非友我者因其他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下倾向于我为挽救误会负责商讨者应公开引咎向政府提出辞呈以谢国人如此彼等即复成民族英雄免友人嗤笑彼辈为曹汝霖章宗祥之流……可预测者即是形成台独国内借题发挥之暴动骚扰继之造成之祸害美方推卸责任托词谓大陆用武力统一者已非中华民国而是台湾国也美对伊朗之保障乃前车之鉴余向来对铢细末事均可采取或容纳中外及各方意欲惟对中华民国之存亡大关键无可圆融志不可夺即其欲逐余离去亦由之且引以为革命者之殊荣母”[131]:11-13。美国国会通过并由卡特总统签署之《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安全表示重大关切，同年底，美国结束《中美共同防御条约》[3]:287。
1983年，蒋经国至桃园机场欢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0]:273。1986年，蒋经国接见来访之新加坡总理李光耀[10]:273。
1980年，蒋经国发表《难忘的一年》；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特别会议；在中央常会决定今后努力方向：政治民主、经济繁荣、民主均富、国防巩固和教育发达[10]:272。1981年，蒋经国连任中国国民党主席[10]:272。
由于蒋经国处置得当，台湾的建设不仅未因美国断交受挫，反而力量急剧增强，对外贸易在1984年跃居世界第15位[132]。
在面对国际社会、中国大陆以及台湾本土化之压力下，蒋经国也开始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并且建立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华民国政府才能够在台湾得以继续维持[133]。之后蒋经国更进一步推动政治民主化并且确立反共与“革新保台”路线，其中蒋经国除了任用更多台籍人士进入中华民国政府高层外，同时还调离当时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王昇担任巴拉圭大使[134]。
早在蒋经国甫任行政院长时，他就建议台籍谢东闵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张丰绪为台北市市长，展现出民主革新的作风[132]:560。
为改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形象，蒋经国晋升台湾籍将领陈守山出任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并晋升陆军二级上将，成为“军队本土化”政策之先例[135]。
1984年3月21日，蒋经国当选为第7任总统，李登辉为副总统[6]:525。5月，蒋经国上任总统，表明“国家利益第一，民众福祉为先”一贯方针；主持中国国民党建党九十周年大会[10]:273。
蒋经国于1978年接任总统后，将特务系统交由王昇负责。1983年，因蒋经国有意将特务系统交由蒋孝武负责，故将王昇外派至巴拉圭，调离权力中心[136]。
1984年发生之江南案引起美国政府的极大不满[137]。11月12日，蒋经国先是下令执行一清专案的扫黑行动并且逮捕将参与江南案的竹联帮人士陈启礼以及吴敦，1985年1月10日又下令逮捕涉嫌参与的国防部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和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138][139]。
由于整个戒严时期之特务系统都由蒋经国及其下属掌控，因此当刘宜良在美国遭杀害时（史称“江南案”），美国联邦调查局调查后之证据直指国民党特务系统，故美国政府遂认为此事必定与蒋经国有关，并非偶发事件，故要求台湾方面必须有所处置，否则将动摇台美关系[140]。而江南案发生时，特务系统名义上由蒋孝武负责，蒋孝武因此遭蒋经国外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蒋经国的接班布局[141]。
蒋经国晚年对台湾内部政治立场极其宽容，并很有耐心走向民主化道路[3]:290。
1977年，在蒋经国第六任总统选举之前，曾发生“中坜事件”[2]:68。随著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与中华民国处境的艰苦，一部分反政府的台籍人士，开始采取公开而激烈的抗争路线[132]:563。1979年12月，高雄市党外运动人士发起追求民主政治的美丽岛事件，成为20世纪后期台湾影响深远的民主示威运动[142]。游行人士与宪警冲突，并违法殴伤宪警182人，故又称高雄暴力事件[132]:563。对于中华民国政府军事审判被逮捕人士以及林宅血案使得党外运动的诉求广泛引起注意，对此蒋经国则指示不处死美丽岛事件的被告以免激化冲突[143]。之后由于陈文成事件、江南案和十信案等事件发生、党外运动人士透过发行政论杂志要求政府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以及当时美国放弃费迪南德·马可仕政权而使得1986年2月25日菲律宾人民力量革命成功，这使得蒋经国决定推动解严和自由化改革以应国际情势和解决国内政治民主化要求[144]。
1985年8月15日，蒋经国回答美国《时代》杂志香港分社主任仙杜拉·波顿访问时表示：“我身为总统，保护宪法和维护民主法治，就是我的责任。至于将来国家元首一职，由蒋家人士继任一节，本人从未有此考虑。”[145]:14712月25日，在行宪纪念大会开会典礼上，蒋经国表示：中华民国总统的继承，是经由宪法选举而产生，总统家人中不能也不会参加竞选，宪法绝不变更，更不会实施军政府统治[10]:273。
宋楚瑜、余纪忠分别接受陶涵访谈时称，1986年9月28日，民进党突破党禁宣布组党，蒋经国未强力镇压，坐在轮椅上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79]:45410月7日，蒋经国在中华民国总统府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葛兰姆谈话时告知对方中华民国即将解除戒严并且开放组党[146]。10月12日他表示：“我以促进民主为职志，希望尽早解除戒严令。认同宪法、不作分离运动，若条件符合，允组反共新党”[132]:565。
1987年2月，蒋经国决定解严与开放政治团体活动，推动民主法治之进程[6]:526。5月，下令处理三七事件[147]。7月，又解除港澳观光禁令，并颁令外汇管制开放措施[6]:526。7月15日上午零时，自1949年5月20日开始实施的台湾地区戒严令，经过38年，终于解除，蒋经国说：“解除戒严令，是为了促进这个地区的民主化。”[3]:290
1978年，蒋经国发表三不政策，亲口告诉《纽约时报》记者说：“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谈判），就是自杀行为，我们没那么愚蠢。”[148]
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商讨结束两岸军事对峙状态、并提出两岸三通、扩大两岸的交流。这个呼吁隔天就被蒋经国拒绝，“只有在中国大陆的人民摆脱共产主义时，我们才会坐下来同任何人谈判。”[149]1979年12月10日，蒋经国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四中全会上表示：“我基于三民主义的宪政体制，绝不改变三民主义建设的规模，必再扩大，光复大陆的努力，决不稍懈。”[10]:272
1982年7月2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廖承志公开致电“经国吾弟”，要求基于双方私人友谊关系，促成国共第三度合作，如果蒋经国同意，自当“束装就道”[6]:526。蒋经国对此缄口默言，迳由继母宋美龄在纽约发表复“承志世侄”公开信，首言“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6]:526。
1983年6月，邓小平正式提出“一国两制”政策：“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50]
1982年11月，王炳章在美国纽约创办《中国之春》，并组建中国大陆第一个海外民主运动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1983年初，蒋派代表密会王，表示愿与大陆民运合作，推翻中共专制，民主统一中国。蒋直接领导一个工作组，负责“战略与策略的制定”﹑“讯息的交流”和“财力支援”等，宋楚瑜曾任该组组长。例如，国府从大陆内部获得的资料显示，有中共国安部的人员渗透到了《中国之春》编辑部，他们就立即将此信息通知后者。再如，倘若大陆民运某一个项目需要财力支援，只要打个招呼，没几天，指定帐号上就会收到“华侨人士”从欧洲、东南亚或南美洲汇来的资金。这种支援一直持续到蒋经国去世。[151]
1987年10月，蒋经国在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专访时，谈自由化与中国统一的必然性，他认为：“国家统一是中华民国政府一贯努力以赴的目标。这个目标的达成必须植基于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国大陆必须根除共产主义，实施自由、民主、均富的三民主义制度。唯有如此，国家统一的目标才能实现。至于中共所提‘一国两制’的口号，只是其统战的另一种骗术，事实上并不发生作用。最近大陆人民要求‘一国良制’，不要‘一国两制’，就是对中共口号最好的回应。”[152]
1987年7月27日，蒋经国邀请12位地方父老茶叙，表达对各地民众关怀，并交换意见。在会中，他说：“我在台湾住了四十年，是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103]:244蒋经国不止一次对亲近的僚属说：“离开家乡三四十年的人，没有人不想家的，这是人情之常。政府对开放民众赴大陆探视，应乐观其成。”[153]，并希望大家“超越一切地域、派系、小我利益之上，开阔心胸，把眼光放到大陆。”[154]
1987年11月2日，宣布开放大陆探亲[6]:526。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开始受理台湾民众赴中国大陆探亲登记[155]，借此回应中国共产党过去的统战作法[156][157]。随后又解除“报警”（通报警备总司令部）[6]:526。
1987年，蒋经国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专访中说：“共产党已经在改变，要迎合我们的立场，而不是我们去屈就它而变更立场。”[79]:475-476他相信，在台湾完成民主化后，将推动中国大陆相同动力，或许数年之内就可见到功效[158]:18-23。
蒋经国晚年多病，主要是糖尿病日渐恶化引起视网膜模糊、肾脏发炎和双腿肌肉坏死[85]:437。荣民总医院诊治，他的血糖含量很难接近正常[85]:437。1976年10月2日，收到宋美龄从纽约发来电报：“……唯一方法祗有多休息与不为已甚彦云养病如养虎盼毋可勿视……母九月卅日”[69]:421
1982年2月3日，因糖尿病严重，蒋经国做了左眼视网膜手术，他意识到健康出了大问题，随后，军事工作完全交给郝柏村负责[85]:416。1983年，蒋经国在荣总作健康检查[10]:273。1985年8月，蒋经国接受右眼白内障摘除手术（左眼已作过视网膜手术），并装置人工水晶球[6]:526。1986年4月18日，蒋经国又患了“心房扑动致心律不齐症”（心律不整）而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装置人工心律调节器[2]:72。
1988年1月1日，蒋经国坐在轮椅上主持中枢会议[6]:527。1月12日，蒋经国中午在官邸约见李焕，谈话两个多小时[2]:73。1月13日7时30分，在大直官邸起床后突感身体不适，13时55分，大量吐血，15时55分辞世，终年78岁[6]:527。20时8分，在司法院院长林洋港监誓下，由当时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的李登辉依《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宣誓继任中华民国总统[2]:73。是晚8时，由副总统李登辉继任总统，旋即颁发奉行遗嘱令和治丧令[6]:527，特派严家淦、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尊秋、张群、陈立夫、谢东闵、黄少谷、谷钢、薛岳、沈昌焕、李焕、李璜、王世宪、吴三连、吴伯雄、郑为元、丁懋时、郝柏村等二十一人为治丧大员[159]。蒋经国在遗嘱中提到：
李登辉致赠挽联哀悼：
厚泽岂能忘，四十年汗尽血枯，注斯土斯民始有今日； 遗言犹在耳，亿万人水深火热，誓一心一德早复中原[160]。
对蒋经国去世，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发表谈话，其中谈到：“蒋经国先生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表示要向历史作出交待，并为两岸关系的缓和作了一定的努力。”[161]
蒋经国指挥军民从大陈岛撤退作战，结果增强政府“对经国先生个人的信赖”[3]:232。在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组织国军及退伍弟兄开辟及建设横贯公路，中央日报则称赢得“全体国民的称赞”[3]:239。时间愈远，“也许更能看得出他的功绩里程”[162]:275[85]:308。
蒋经国就任行政院长，权力上层人事结构“年轻化”、“本土化”和“专业化”，具体言之，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内政部长林金生，交通部长高玉树、台湾省政府主席谢东闵、台北市长张丰绪是台湾省出身，以后倾向更明显，所谓“本土化”是要多起用台湾省籍优秀人才[3]:273。蒋经国发表重要建设：南北高速公路、台中港、北回铁路、苏澳港，石化工业、大制钢厂、大造船厂、铁路电气化、中正国际机场和原子能发电厂等[3]:277。
蒋经国对台湾内部政治立场极其民主和宽容，并很有耐心走向民主道路[3]:290。
蒋经国解除戒严令，是为促进台湾地区民主化[3]:290。蒋经国政府宣布向中国大陆开放，“准许回大陆探亲”[3]:291。
民进党对蒋经国“很尊敬”，充分说明“经国先生的伟大”[3]:291。前立法委员、台北县县长尤清表示，事实上蒋经国先生对台湾页献厥功至伟，尤以任内最后几年，蒋经国先生大是大非，卓见与胸襟开明民主，加速国内民主，在经济及政治上贡献不小，如今蒋家主动归还县产，更令他感佩[163]。
1985年，蒋经国曾声称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也“不能也不会”以实施军政府的方式来统治国家[164]:523-524。舆论认为蒋经国的声明“显示了他肃清阴霾，稳定政局的决心。”[165]。
高玉树认为，蒋经国必须对台湾1950年代初期的残酷镇压负责[85]:222。
美国中央情报局报告指出，“高压活动”明显增加，引起台湾“民心转为反对政府”[79]:229-230。
王作荣在自传《壮志未酬》指出，“在1950年至1960年代，可说是政府的高压威权时代，而主控这一段时期权力的便是经国先生，这可说是人尽皆知的事。……迁台早期，简直是恐怖统治，以后虽稍放松，仍是绝对威权统治，毫无民主气息。而且为求将来能继承大位，不著痕迹地、但无情地、不择手段地整肃对自己有妨碍者，甚至一再用冤狱罗织入罪，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不佳。”[166]:362-363
蒋经国关心民众生活及走访台湾各乡镇，成为台湾政治人物下乡走访与亲民活动始祖，常被后来政治人物摹仿，拉近与民众距离。“走遍台湾，民众吃的他都吃”[3]:314。“跟老百姓吃一样的东西，穿夹克，不结领带”[3]:315。同时要求公务人员养成简约习惯，如结婚宴不逾十桌、平日宴客五菜一汤（梅花餐）等[167]。
蒋经国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出生于圣彼得堡的法伊娜·伊帕奇耶夫娜·瓦赫列娃结识。1935年3月15日，两人正式结婚。同年12月，生下长子爱伦，后蒋介石赐名蒋孝文；1937年2月，再生一长女，小名爱理，后名蒋孝章[6]:495。之后回到中国以后，法伊娜·瓦赫列娃便改名为蒋方良。1945年，蒋方良在重庆生下蒋孝武，又于1948年在上海生下蒋孝勇。
1940年在江西赣州结识章亚若，二人私通。章是南昌高等法院法官唐英刚遗孀[6]:501。1941年7月，章对郭礼伯说怀了他的孩子，但郭无法确信[174]。章先被安置管图书资料，后入训练班学习[6]:501。章亚若怀孕后，被安置到桂林去住[6]:501。蒋经国两个心腹学生怕此事泄露影响蒋经国声望，路过桂林时想杀害她，被徐君虎（蒋经国老同学，赣南专员公署秘书主任）制止[6]:501。1942年3月，章在广西省立桂林医院生孝严、孝慈。章在8月15日遇害或病死[175]，葬于桂林瑶山[6]:501。遗下孪生兄弟——章孝严、章孝慈（跟母姓），送回章亚若老家江西新建县，由章亚若母亲抚养[6]:501。后章母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到贵州章亚若妹处，再后蒋经国托咐王昇抚养[6]:501。 章孝严曾任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外交部次长；章孝慈曾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6]:501。而章孝严之子蒋万安，在2022年当选台北市市长。然而蒋经国在日记中称二子为其去世的好友王继春与章亚若的私生子[176]。2005年3月，章孝严改名“蒋孝严”，蒋家反应低调，不过蒋方智怡在节目中曾表示“蛮失望的”。蒋经国在世时，对此事并无交代[177]。
蒋经国家中还长年照顾一位义子邱明山，传蒋中正曾起名“蒋孝滨”[178]。
蒋经国先后把与蒋方良生下之儿女送往国外留学，其中蒋孝章、蒋孝武都在美国结婚。蒋孝文、蒋孝武、蒋孝勇先后在1989年、1991年、1996年时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2004年，蒋方良亦于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1994年，章孝慈在前往北京访问时中风昏迷，1996年在台北过世。目前蒋经国仍然在世的子女只剩二人：蒋孝严为中国国民党的重要成员；蒋孝章与儿孙一起定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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