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事件
1927年国民党清党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本条目是关于1927年至1928年的“清党”中的初期事件。关于整个清党过程，可见中国国民党清党。四一二事件（又称东南清党[2]、四一二惨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大屠杀[3]），是中国国民党清党第一期中的标志性事件[4]。
1927年4月12日，国民革命军收缴工人纠察队大批武器。4月13日，工人纠察队与国民革命军发生流血冲突。随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部分国民党左派被大规模逮捕、处决，并取缔苏联顾问[5][6][7]。
事件原因复杂，其中包括蒋和汪精卫争夺领导权[8]，同时亦包括中共中央在北伐期间不断渗透国民党内部使部分右派党员及将领不满，并且中共方面于地方发起暴动、迫害资产阶级并掠夺其拥有财产等[9]:30-31，出现“有土皆豪，凡绅必劣”的路线。
经过
北伐战争后期，国民党内冲突不断。1927年3月6日蒋命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10]。3月21日，上海总工会发动第三次工人暴动，组建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3月26日蒋到达上海，工人纠察队在闸北枪决拥蒋派。[11]3月28日，蔡元培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吴稚晖提出发动“护党救国”运动。
4月1日，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经苏联抵达上海，宋子文前往吴淞口迎接。期间，吴稚晖、李石曾等提出“共产党已预备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图指使工人在租界发起暴动，以引起国民党的外交纠纷”。[12]
4月2日，朱德在南昌发动政变，清除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蒋系势力[13][14]；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在上海举行会议，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吴稚晖呈文控告中国共产党企图夺取革命政权，且谴责鲍罗廷，阴谋使中国变成苏联殖民地[15]。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首先发言赞同。会议订立“清党原则”及组“清党委员会”，制定首批通缉名单197人。[16]
4月3日至4月5日，汪精卫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吴敬恒、李石曾、蔡元培等10馀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讨论蒋提议：赶走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分共。汪同意分共，但是在分共的时间和方式上有不同主张，会上众人与汪辩论激烈，吴稚晖甚至向汪下跪求其改变态度。[12]汪精卫又与陈独秀会晤，于4月5日发表《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强调国共团结。国民党领导再次开会，汪遭到吴稚晖的臭骂，称他“狗不如”，要他“滚蛋”，为此汪痛哭流涕，表示自己也反共，只是方法不同。李宗仁主张将其软禁，不能放虎归山。宋子文得知后，当天夜里将汪偷偷送到“江丸号”轮”上，4月6日凌晨汪不辞而别悄然赶赴武汉。
4月9日，蒋命令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由白崇禧、周凤歧分任正副司令，并颁发“战时戒严条例”12条。同日，邓泽如、蔡元培、吴稚晖、黄绍竑、张静江、陈果夫等发表《中央监察委员联名护党救国之通电》（即“青电”），指责武汉国民政府“容共”。4月11日，蒋密令“已光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根据陈立夫说法，中国国民党并没有和青帮正式订下合作计划，但是“策划、执行清党的一个主要人物是杨虎；他是青帮领袖”。杨虎“把我们的建议传递给杜月笙……青帮就采取行动”[17]:43。
另一个造成紧张的要因，是鲍罗廷曾秘密策动郭松龄将军反对张作霖。蒋张两人1926年秋天就开始秘密接触，分别派唐生智和杨宇霆为代表秘密会晤，协议共同驱逐共产国际势力。因此“南京事件”后不到两周，4月6日，得到公使团同意，张作霖在北京军警搜查了苏俄大使馆、远东银行、中东铁路办公处，逮捕藏身其内多时的58名中国人，包括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查获并向外界公开了苏联和共产国际欲赤化中国之千馀文件[18]，包括共产国际大量指示、训令、颠覆材料（与冯玉祥合作颠覆文件、红枪会及煽动农民纪录、中国共产党文件等，“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详载苏联涉入中共之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之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17]:42，其中有一份苏联共产党给当时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的电报，指示不能让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苏联的目的是要用北伐牵制帝国主义国家，使他们不能从东方攻打苏联[19]:65。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强烈谴责中国国民党粗暴侵犯苏联使馆尊严，并认为此事件乃“帝国主义的挑拨”，中国政府已沦为帝国主义者工具。
4月12日凌晨1时到5时，清共派领导的中华共进会和上海工界联合会成员向上海总工会纠察队驻地闸北、南市、浦东、吴淞等处，发起攻击。之后，蒋下令淞沪戒严司令部所属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以“工人内讧”为理由，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没收三千支步枪。”[17]:43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4月13日上午10时举行总同盟罢工。
工人纠察队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会后工人游行并与军方爆发冲突。
关于4月13日当天冲突的详情，各方来源差异很大。
1927年4月14日的《申报》称：
南市工人约五六千人，于昨日午后，在公共体育场集会后，即整队游行，经过南车站前，被车站四周之革军发枪射击，当时立毙十馀人，伤数十人云。
1927年4月14日的《国文周报》称：
闸北工人二千余结队游行，军队制止不服，手执铁棍、炸弹，其势汹汹，旋冲入旧俄教堂内，师司令部屋内现炸弹声，军队始开枪，被击毙十余，工人均扯苏俄红色国旗，纠察队被捕者百馀人，中有六十余系旧鲁军兵士，因抄出旧符号……被拘工人供全系因雇佣受迫攻军，并非本意，与逃入民居者语全同。
1927年4月18日的《时事新报》称：
联合社云，本月十二日纠察队缴械，十三日宝山路发生兵工冲突，外间有谓死伤数百人者，殊属骇人听闻。兹经确实调查，计闸北浦东两处，共死兵士十二名，工人三十名，受伤兵士五名，工人及民众五十六名。总计死亡四十二名，受伤六十一名，死伤并计一百另三名。
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第二十六军突然从埋伏处冲出，向密集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
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泸州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官方澎湃号等来源称：[20][20]
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等20万人举行罢工。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10万人参加的工人群众大会，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均被杀死。
4月14日，李济深主持广州陆海空将领开会议决定“清共”。4月15日，广州四一五事件发生，广州全城搜捕，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支持者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长沙（马日事变）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支持者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4月17日，蒋与一批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中国共产党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亲共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21]。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着均归军事委员会直辖。”[12]:2688-2689。4月18日，蒋等发表告民众书，宣布组成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和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是为“宁汉分裂”。[1]:13
4月19日，苏联召回北京驻华代办及大使馆职员[22]:65。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认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并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4月21日，军事委员会自广东迁南京办公，蒋发表告全体将士书[1]:13。4月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21]中国共产党也进行清党，大量处决敌人。[23]
4月28日，张作霖在北京把20名逮到的中国共产党员，因有事实证据联合苏联密谋颠覆中国政府，执行绞刑，“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钊”[17]:42。
影响
四一二事件使国共反目，两党结下血海深仇。据当时《中国周报》记者斯诺估计，被杀害的左派人士在5,000人以上[24]:101。1928年6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称：自从国民党右派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至今，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害约31万至34万人。[25]与此同时，国民党认为该数据被严重夸大，而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上发言:“我们几时杀过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凭空造谣……。”上海流氓势力反共清党有功，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24]:103。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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