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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孙运璿[注 2]（1913年12月8日—2006年2月15日）是中华民国政治家、技术官员、工程师，山东蓬莱人。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二战后受中华民国政府派任至台湾修复台湾电力，曾前后担任台电总经理、奈及利亚全国电力公司执行长、交通部长、经济部长、外交部长与行政院长、总统府资政。在台湾素有“永远的行政院院长”之称。在将近20年的部长与行政首长的任内，他与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推行十大建设，与李国鼎共同促进新竹科学工业园区的成立，规划早期中华民国科技政策；被许多人认为不仅是台湾科技产业之主要奠基者，也堪称是“台湾经济推手”[1]之一，也是中华民国经济贡献重要人物之一。
| 孙运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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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行政院官方肖像 | |
 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 | |
| 任期 1984年6月1日—2006年2月15日 | |
| 总统 | 蒋经国 李登辉 陈水扁 |
| 中华民国第10任行政院院长 | |
| 任期 1978年6月1日—1984年2月24日辞职[注 1] | |
| 总统 | 蒋经国 |
| 副职 | 徐庆钟 → 邱创焕 |
| 前任 | 徐庆钟（代理） 蒋经国（正任） |
| 继任 | 邱创焕（代理） 俞国华（正任） |
| 中华民国第13任经济部部长 | |
| 任期 1969年10月1日—1978年6月1日 | |
| 行政院院长 | 严家淦 蒋经国 徐庆钟（代理） |
| 前任 | 陶声洋 |
| 继任 | 张光世 |
| 中华民国第7任交通部部长 | |
| 任期 1967年11月29日—1969年10月1日 | |
| 行政院院长 | 严家淦 |
| 前任 | 沈怡 |
| 继任 | 张继正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913年12月8日 中华民国山东省胶东道蓬莱县 |
| 逝世 | 2006年2月15日（92岁） 中华民国台北市北投区荣民总医院 |
| 墓地 | 中华民国台湾省基隆市七堵区欣欣安乐园 |
| 国籍 | 中华民国 |
| 政党 |  中国国民党（荣誉党员） |
| 配偶 | 俞蕙萱（1947年结婚） |
| 儿女 | 孙璐西（长女） 孙璐筠（次女） 孙一鹤（长子） 孙一鸿（幺子） |
| 父母 | 孙蓉昌（父，曾任法官） |
| 宗教信仰 | 基督新教 |
经历
| |
1984年2月24日，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孙运璿因罹患脑溢血中风而一度病危，不久因身体状况不理想而辞职下台。经过漫长的恢复，孙运璿中风后的病情仍不甚理想，只能以轮椅代步。尽管丧失了部分行动能力和语言能力，且已淡出政治圈，他仍然受到中国国民党乃至台湾政坛内的景仰，曾于4年内以中国国民党大老身分，两度替该党总统候选人连战站台助选。2006年2月，他因并发症于台北市病逝，享耆寿92岁。
1913年12月8日（民国二年农历十一月十一日[2]），孙运璿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城东的一个普通家庭，为家中长子，父亲孙蓉昌按照家谱起名，第一个字“运”为家族字辈，但第二个字孙蓉昌取了几次都与祖先长辈撞名，一气之下，就在字典里挑了个难字“璿”，命名为“运璿”[1]:7。因为当时父亲孙蓉昌正在朝阳大学读法律[1]:8不在身旁等因素，孙运璿幼年生活必须仰赖家族接济并因此遭到部分远亲族人欺负[1]:9。不过与母亲相依为命的他，从此养成了他好强、不服输的个性。
1925年，孙运璿原本寄望于去天津市南开中学念文学从而进入大学，但在正于哈尔滨做法官的父亲提出“中国需要工程与俄文人才”的意见后，便与父亲一起离开家乡前往冰天雪地的中国东北哈尔滨市，进入专为俄侨子弟举办的俄侨实业中学，学习俄文[1]:12,13,330，并成为了该校空前绝后的中国籍学生[1]:140。1927年，年仅14岁的孙运璿考入俄国人主办的哈尔滨中俄工业大学校预科后，开始了七年[3]的大学生涯[1]:16,330。在大学时代，孙运璿成绩极好，加上他年纪轻，个子比其他同学来的娇小，因此同学就给了他取了一个外号，叫“小孙子”[1]:18。1934年5月毕业时，负责口试的俄国教授，一致通过将他的毕业论文打了“满分+”的分数，孙运璿以当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17。
1934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由于当时满洲国在日本的管制之下，日本尤不愿东北训练出来的人才，回流关内，孙运璿只好改扮商人进入关内[1]:23。入关后，孙运璿前往天津投靠当法官的父亲，并去山东将母亲接至天津，数月后经介绍辗转加入江苏连云港电厂建设[1]:23-24。
1936年，因为发表于中国工程师学会《工程杂志》的论文《配电网新算法》受到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任职的电力专家恽震赏识，而至南京加入资源委员会，参与湘潭湘江电厂的筹备与建设。[1]:29
1937年，抗日全面爆发，孙随政府撤到湖南，参与兴建湘潭电厂[1]:30。1939年日军二度进攻长沙，孙负责实地考察如何拆解运至云南昆明的路线[1]:30-31，以及随军委会迁移装配战时临时电厂[1]:32。孙后又接受政府指示，在中央没有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就地组织了一个骡队，费三个月的时间徒步越过秦岭与大巴山，将连云港电厂锅炉，从陕西迁移到四川自流井去[1]:32-36。后来他又奉派至青海西宁，亲自与省主席马步芳及其亲信交涉一年后（马步芳原希望电厂归他自己所有），完成当地第一座的电厂，并担任厂长[1]:36-38。
而后由于他在迁厂与建厂方面的表现，1942年，资委会为了胜利后的接收复员准备，派遣首批31位人员至美国考察，孙运璿获选前往美国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参观见习，并获准允在美国进修[4]，以便从事战后复原的工作，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为止。[1]:42-47。
1945年，孙运璿回到重庆后依命令准备跟随张莘夫去辽宁接收，但上飞机前经济部官员临时请他留下招呼几位美国工程师，而后因东北情势不稳而未就。孙运璿后来回忆说“一通电话，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如果那通电话晚来十分钟，我上了飞机，如今不是身陷匪区，就是早已升天”。[1]:48-49
1946年5月，孙运璿担任台湾电力公司的机电处长，负责修复台湾电力系统。台湾经盟军的轰炸，发电量只有1943年最高时期的四分之一[5]:126。孙运璿在1947年4月与日籍、台籍、大陆籍人员的工业人才合作，带领三、四百名就学于台南高等工业学校、台北工业学校的学生，在五个月内复原了台湾80%的供电系统[5]:115。据孙回忆，一批日本人临走时对台电表示“我们怕三个月后，台湾可能就会黑暗一片”[1]:54，此后孙逢人就说“我们就是有这股劲，打败日本人的预言”[1]:57。1946年10月30日，日月潭发电厂（今大观一厂）的战后重建工作也宣告结束。[6]
1950年，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失利后播迁来台，外汇存底将近枯竭，可说是濒临破产。同年，孙运璿升任总工程师。经过多方交涉，孙运璿终于向美国西屋公司借贷了200万美元[1]:58，陆续完成了乌来水力发电所、台湾东西部配电联络线、立雾发电所、新竹变电所等设施。其中又以台湾第一个自力设计安装的乌来水力发电厂最具重要性[1]:59。由于这个阶段的成绩，加上韩战爆发后，美政府重新支持中华民国政府等重要因素，美国开始大力支援台湾的电力建设[1]:59。至1957年，台电的发电容量已经跃升了一倍。在此阶段，由于水力发电的不可靠，孙运璿决定了台电未来“火主水从”的电力政策，大力发展火力发电[1]:60。而台电于战后的优异表现，也使得美国想高薪挖角孙运璿，不过孙运璿婉拒了这项邀请，而美国人也因为孙运璿的关系相当看好台电，在每年的美援，台电总是拥有最多的补助[7]。
此后近二十年，孙运璿由处长、总工程师、一路升至台电的总经理，任内争取美国对大甲溪综合开发计画的支援，规划德基水库，并引进“目标管理”的公司制度[1]:79-80，执行“乡村电气化”，在乡村铺设电力网路，使台湾电力普及率超越当时的日本、南韩，达到99.7%[1]:78。
1964年，因为在台电的成绩受到世界银行的青睐，且考虑到家中人口浩繁，薪水不敷开销，孙运璿同意受聘前往当时受世界银行扶助的奈及利亚国家电力公司，担任总经理。[1]:94-95[8]当时奈及利亚贪腐横行，有一次工程开标，副总经理班久（Banjo）坚持要用二标，因为第二标的公司给了执政党庞大的捐款，孙运璿表示“你们如要用第二标，我就向世界银行辞职”，世界银行立即回电说“如Y.S.辞职，所有贷款及援助一律停止”。在任职的三年内，孙运璿率领国际团队推动尼日河水力发电计画[1]:103，奈及利亚的发电量在其任内增加了87%[1]:105。1966年初，孙运璿返台度假，正值奈及利亚国内发生政变，经济部长李国鼎劝阻孙运璿留在台湾，总统蒋介石则召见孙并下达三项指示：返奈及利亚完成合约，完成自己的工作、正值动乱不要管，合同期满赶紧回来。不过因在台母亲病重，于1967年辞职返台[1]:104-105。
1967年底，以技术官僚身份受中华民国政府高层重视的孙运璿在严家淦内阁中，担任交通部长[1]:108。孙上任后，首先推行农村“村村有道路”的政策，此后交通部在全国广建道路，奠立了台湾汽车交通的基础[1]:109。而此时正值十大建设之规划期，孙运璿也负责十大建设之中，北回铁路、桃园中正国际机场（现台湾桃园国际机场）、台中港、苏澳港、铁路电气化、南北高速公路等建设规划[1]:110。
1969年，因经济部长陶声洋突然罹癌过世，蒋中正总统指示孙运璿转任经济部长[1]:114。1970年，台湾对外出口贸易第一次出现贸易顺差。不过随后发生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事件与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民众对台湾经济的信心[1]:117,121。孙运璿因此率团访问沙乌地阿拉伯，以经济合作计画换取稳定的中东油源[1]:121-122。不过国际原油价格飞涨，台湾仍陷入物价蠢蠢欲动的窘境。孙运璿基于个人信念，对于物价管制十分坚持，不过后来因国内经济学者的争取而改变态度，与李国鼎等人建议政府放手让民生用品价格一次涨足，以消除预期心理[1]:122-123。孙运璿后来回忆说那两年是自己最紧张的时刻，当时他曾在日记中写到：“此乃今后国家存亡之关键所在，我如失败，将成为国家民族千古罪人矣。”
为挽回各界对台湾经济的信心，1972年开始，蒋经国内阁开始一连串的经济发展计画。1973年，担任经济部长的孙运璿建议仿效韩国的“科技研究院”，成立以政府资金为主的半官方机构工业技术研究院，以财团法人的方式突破政府法规限制，以高薪聘请归国学人，从事产业研发。当时立法院认为工研院乃政府出资，却因财团法人之地位，政府并没有管理权而大力反对，立委称此为“化公为私”，认为此例一开，将后患无穷。孙运璿因此多方奔走，与立法院沟通，最后该案仅以勉强超过50%的同意，获得通过。孙运璿也因此被称为“工研院之父”。[9]
1974年2月7日7时，孙运璿与行政院秘书长费骅和时任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研究室主任的潘文渊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小欣欣豆浆店讨论一小时后，决定将半导体产业为台湾1970年代中期之后的经济发展重点[10][11][12]，并成立工研院技术顾问委员会，自RCA技术移转，取得了积体电路的技术。该RCA计画需要1,000万美元的资金，以当时台湾的经济条件，很多人不表赞同，因此不得不由孙运璿一人扛起政治压力，以便顺利推动该计画。[13]1977年，孙运璿协调国防部，征用位于新竹、目前为科学园区的用地后，并于1980年代初顺利完工。在竹科落成后，台湾成为当时全世界可以生产积体电路的少数地区之一。
日后工研院与半导体产业成为1980年代 - 2000年代20年间的台湾产业火车头，今许多科技业名人均为工研院出身。如张忠谋于建立台积电前担任过工研院院长，联电董事长曹兴诚、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等人，创业前均曾为工研院的工程师或研究员。
1978年，原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当选总统后，随即拔擢孙运璿担任行政院院长一职（同年6月1日就任[14]），为首位于中华民国建立后出生的行政院院长。5月19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
“孙部长运璿担任首揆确属适宜国家复兴前途赖诸经济计划步伐整速为最数年来其之表现可称卓越且所闻问均以其人谦冲侍亲孝顺余深为能襄助得力为庆母”[15]:606
1978年12月16日时任外交部长沈昌焕辞职获准，总统特派行政院长孙运璿兼理外交部长。[16]
任内，孙运璿提出“台湾地区许多极具观光价值之天然资源遭受损害，应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维护”，随即在1979年4月行政院院会通过“台湾地区综合开发计画”，其中指定玉山、垦丁、雪山、大霸尖山、太鲁阁、苏花公路、东部海岸公路等地区为国家公园预定区域，并指示内政部应积极办理。于1980年，国家公园之规划设立首次被列为政府重要施政计画之一，并首次获得政府正式编列共计345万元之规划建设国家公园经费。主要以原订之垦丁国家公园为规划对象，加上当时内政部长张丰绪，系屏东人，对垦丁一带极为熟悉，本身热爱山林，对自然保育及国家公园之推动积极热心，是尔后垦丁国家公园得以在万难中，优先规划设立之主因。垦丁国家公园最终于1982年9月1日正式成立，台湾首座国家公园终告诞生。[17]
而当时对于中华民国经济及国际情势风风雨雨的1970年代，孙运璿任行政院长的第一个挑战是中美断交事件。当时孙运璿除了以爱国捐献活动来化解民间对美国与政府的不满，并宣布开放国民自由出国观光的政策如期施行，新竹科学园区也依照预定计画，于中美断交十日后开工，吸引许多台湾旅外科技人士回国创业，希望借此挽回国民对国家的信心，孙运璿本人也运用他在美国及国际间所布下的人脉维持住中美关系，并推动美国国会于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让中美双方在断交后依然保持实质关系。同时，在1979年初，孙运璿顶住中美刚刚断交的压力，开放国民出国观光，当年即超过了30万人人次。
在两岸关系上，孙运璿对中共仍持强硬反对态度，1979年1月12日，他表示“共匪所谓的和谈，乃是他们阶级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说穿了就是‘诱降’的策略运用…历史告诉我们，相信共产党谎言的人，都只落得悲惨的下场。波罗的海三国的被苏俄并吞、大陆的沦陷、越南的沦亡，都是我们记忆犹新惨痛的教训。今天我们不能做一个为自由而奋战的斗士，明天我们就会沦为漂流海上的难民。”[18]
同年12月，台湾爆发美丽岛事件，国民党政府借由事端大量铲除台湾反对党力量。孙运璿虽是技术官僚出身，却也不免卷入此政治事件。例如在立法院接受党外立法委员的质询，曾说[19]：“高雄暴力事件绝非官民冲突事件，而是少数分裂分子殴打执行公务的宪兵与警察。……根据军事审判机关起诉书，其中八名有叛乱罪嫌，依法军事审判；其馀无叛乱罪嫌者，全交由司法审判。本案现在已进入司法程序之中，行政部门自当尊重司法独立，由司法单位依法办理。”此立场成为了他日后被民进党攻击的原因之一[来源请求]。
1982年，针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城乡差距与贫富不均，孙运璿内阁团队推出了“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提高农民所得方案”，以两百亿的资金，缩短农民与非农民所得的差距，并加强农村福利设施，提高农民生活水准[20]。而孙运璿这时经常轻车简从，四处察看工程进度，也因而累积了不少的民间声望，受到许多基层百姓的支持。
在两岸关系方面，中华民国政府坚持不谈判、不接触、不妥协的“三不立场”，在1980年代初已渐难说服国际。1981年6月10日，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大陆学者会议闭幕茶会召开，孙运璿在致词中提出，海峡两岸的问题是“中国问题”而不是“台湾问题”，即中国大陆人民应否长期生活在共党统治之下的问题、自由世界愿意有一个唯我独尊的共党中国还是一个爱好和平的非共中国的问题。孙运璿还引用美国总统甘迺迪的名言“美国绝不恐惧谈判，但绝不在恐惧中谈判”来回应“三不立场”，被外界认为是两岸政策的重大突破，但亦遭到了保守派人士的抨击。
在孙运璿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台湾在货币稳定与通货膨胀不算严重的情况下，国民所得从1977年的1182元，在六年内将近翻了三翻到1984年的3134元，而此期间超两位数的经济成长率，为世界第一，引此也被誉为－台湾经济奇迹，更是跃居了亚洲四小龙之首。
1984年2月15日，国民党二中全会提名蒋经国与李登辉为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于此之前台北政坛一度认为孙运璿为副总接班人选，但蒋经国总统却在二中全会当天下午提名副总统人选为李登辉[21]，孙运璿则是续任行政院院长。2月16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李登辉同志各方反应亦深以为得人”[22]:402
有说法称蒋经国当时属意孙运璿担任接班人。如根据时任参谋总长郝柏村的日记记载，当年3月31日蒋经国召见时，曾对他说“孙院长排在中常委第三名，原意就是准备担任下届总统的”，并有“由于孙院长既能奉行总统原则与政策，又深得人心，总统谓原拟培养为下任总统”等记载[23]。又如“有一天，经国先生在大直官邸曾对我说，让孙运璿再任六年行政院长，历练更丰厚，六年之后，就可以选总统，[24]于国、于民都是很好的福祉”。
1984年2月24日凌晨2点多，孙运璿正在书房内准备第二天在立法院的施政报告，因突发脑溢血（中风）倒地，事后紧急送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疗小组研判后提出，马上开刀可以停止出血，但因孙得过心脏病且有轻微糖尿病，故而会有生命危险，家属当场没有决定开刀。早上8时许，蒋经国总统到医院探视后即召心脏权威、蒋中正总统贴身医师余南庚博士从美国火速返台，最后还是决定开刀，但也因为此举延误了开刀时机[1]:263-265。2月26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孙院长运璿同志二十四日清晨发现脑溢血症状随即进入荣总治疗二十五日晚间病情转趋恶化经医师会商于今二十六日清晨二时进行手术由外科部主任沈力扬主持尚称顺利刻正观察恢复中谨肃报闻敬叩福安儿”[22]:405
自此孙运璿失去部分语言及双手活动能力，而且下半身无法行动。不久之后，即以健康原因辞卸行政院长职务，被蒋经国聘为总统府资政，从而淡出政坛。
中风后的孙运璿仍偶有露面，但需以轮椅代步，身体虚弱，只有偶尔出席公益活动和国民党活动，[26]他曾拍摄公益广告呼吁大家注意自身健康，按时量血压，他也是董氏基金会的名誉顾问。1996年，孙运璿的旧同事与旧部属如徐立德等人共同成立了孙运璿学术基金会，由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徐立德担任董事长，并由孙运璿在“科技发展方案”时，在半导体等产业培养出来的企业家如当时台电公司董事长张锺潜，中兴工程公司董事长张斯敏，联华电子公司董事长曹兴诚，台积电公司董事长张忠谋等人担任董事的职务。一开始基金会以表扬优秀公务员为主，后来也扩及了公共政策的研究、举办研讨会、发表论文、出版刊物等事业[27]。
因为政绩斐然，即使失去部分行动能力及淡出政坛的孙运璿，仍常被视作国民党选举时汇聚选票的重要人物之一，民进党执政以后，也一直被续聘为总统府资政一职。除此之外，连战四年内的两次总统竞选活动过程中，虽然言语不便也抱病站台助选。2005年之后，因病情不复乐观，孙运璿就相当少出现于公众场合。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的活动，是2005年8月16日出席马英九领取国民党主席当选证书之仪式。[28]
孙运璿于2006年1月30日因呼吸困难送往台大医院转到台北荣总，确诊为急性心肌梗塞、并发急性心脏衰竭及急性肺水肿；2月2日，曾一度发生心跳停止，后经抢救恢复心跳；2月14日晚上，出现败血性休克现象；于2月15日0时33分，不幸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寿92岁。
孙运璿逝世后，灵堂设于荣总介寿堂，供民众哀悼，总统陈水扁颁发褒扬令给予褒扬：
总统府资政、前行政院院长孙运璿，耿介惇笃，智虑精诚。早岁卒业哈尔滨工业大学，试新硎于电厂兴建，投身展志，茂实英声；抗战胜利，来台参与抢救电源设施，承命戮力回复发电网路，宵旰图治，协济时艰。嗣历任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交通部部长暨经济部部长等职，精勤硕画，推动国家十大建设；灼见嘉谋，缔造产业转型契机，槃才雄略，令誉弥彰。于行政院院长任内，经略国事，措置裕如。尤以遏阻外交困境，因应能源危机；凝聚国家发展共识，建构精密科技荣景，廉勤布政，务实求新；嘉猷奕世，聿昭遐方。晚岁膺聘总统府资政，虽撄疾有年，犹关怀国是，矜恤民瘼，永留遗爱。综其生平，奠懋迁筹策之宏规，开台湾奇迹之先河，上德若谷，典范长存。梁木其倾，怆悼曷亟，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崇礼元勋之至意。
2月25日由总统府指示以国丧大礼办理治丧事宜，由前副总统连战担任主祭，覆以中华民国国旗、国民党党旗，时任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及五院院长皆前往致祭。公祭结束后火化，骨灰安葬于基隆市七堵区的欣欣安乐园。
其妻俞蕙萱，在1947年，两人在上海结婚。两人一共育有四名儿女。[1]:66
年轻时的孙运璿，估计自己能做到山东省建设厅厅长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947年，孙运璿结婚三天后，与其父孙蓉昌短暂至台湾小住，孙蓉昌后因家乡战事急迫而赶回山东，父子在基隆港一别后再未见面[1]:66。14年后，孙运璿辗转打听到父亲去世，虽然身在台湾，仍然留须戴孝百日，表示为人子的悲哀。1967年，孙运璿宣誓就职交通部长当天下午，在家里院子的树下，设下父亲灵位，焚香默祷，感谢父亲的教养之恩。
孙运璿中年以后出国访问，妻子俞蕙萱总让他先称量体重。但是孙运璿在国外止不住馋，直到回国之前几日，方才开始少吃，以对妻子有个交代。
自1984年孙运璿中风以来，获蒋经国聘为有给职资政，由李登辉至陈水扁，三朝元首皆予聘任，资政本无官舍配置，但三任总统予特许照顾，成为总统府有给职资政二十多年，每月有薪水、司机、护士、安全人员，并且长期居住于政府宿舍[30]。
此外，据孙运璿科技·人文纪念馆说明，其亦喜食冰淇淋和麦当劳。
天下杂志获得孙运璿的授权，筹画写作“孙运璿传”，于1989年4月10日出版。这本十万言的详实传记，同时观察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变动[31]。
孙运璿在部长任内推动的积体电路技术转移案，虽然耗费了一千万美元来完成，日后却为台湾创造了一兆新台币以上的年产值，堪称最正确的决策。
而台湾在石油危机事件中，经济不但没有因此崩盘，反而蒸蒸日上，外汇存底迅速累积，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孙运璿也可说功不可没。
台湾党外运动的先驱康宁祥说：“他是国民党里少数一、两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官员，所以他上任一年内，除经济外，不质询他任何问题。他不懂政治，问他政治问题，对他不公平。”
因为瑕不掩瑜的施政成绩与极高民间声望，孙运璿普遍受台湾各界景仰。例如2003年间，《天下杂志》针对历年的台湾政治人物以中小学教师与家长为对象展开民调，曾经委由《天下杂志》出版自传的孙运璿被评定为品格操守最佳的政治人物。于该统计数据中，他所获得之正面指数，不但高于蒋经国，比起千禧年初台湾朝野最热门的政治人物如连战、宋楚瑜、吕秀莲、陈水扁等人，更是超前许多。
孙运璿过世后，时任总统的陈水扁与副总统吕秀莲也透过新闻稿表达慰问之意。总统府新闻稿称“孙资政为国奉献一生，不仅亲自参与台湾超过半世纪的改革、建设与进步，担任经济部长及行政院长期间，更推动多项经济与交通建设，奠定台湾经济发展重要基础，协助缔造举世称羡的“经济奇迹”，与李国鼎堪称台湾经济推手；即使晚年身体不适，仍十分关心国事，善尽针砭，令人感佩。”两人并亲自前往灵堂致意。[32]
部分学者认为孙运璿的施政策略当中，许多是错误的。譬如1982年，孙运璿为加速台湾科技发展，明订了“自动化、资讯、材料、能源、生物技术、雷射、肝炎防治、食品加工”等八大重点科技，执行方式在当时就受到质疑。这些质疑包括政府投资补助的对象良莠不齐，八大科技的范围过于广泛等。“有的似乎是在科技界多数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少数人‘悄悄’列入的。……这种‘本末倒置’的决策方式，已足令人吃惊。”[33]。
民进党前立委林浊水指出，李登辉与日本丰田汽车合作发展汽车工业的方案条件不错，但孙运璿等官员要求过高自制率及保护主义，改与条件更差的美国福特汽车合作，台湾的汽车工业直至国民党放弃后才开始发展。所以林浊水指称此政策反而造成汽车工业发展的不充分。[34]
而任内专注经济成长不够重视环境保护的做法、也令后人有攻击点。前中国文化大学教授、台南市长许添财即曾忆及其在文大授课时，一名日本教授曾批评台湾政府不重视环保，但被孙运璿回以“台湾目前还很穷，不必考虑这些”。[35]。
孙运璿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公职生涯中最感遗憾的是，在经济部长任内太专注于经济的发展，而忽略了精神文化的提升，以致今日台湾出现这么多乱象。[36]晚年的孙运璿，总是痛心于社会金钱观至上，年轻人功利主义，他自问“是不是我们那一辈对经济发展走得太急了”，还表示“那时候我建议教育部、新闻局共同做。教育部我建议修改小学教科书内容，把儒家思想慢慢引进小学里面。大众传播界，我建议宋局长成立公共电视台，慢慢介绍我国固有文化。公共电视到现在还没有做起来，做的东西我看了，离复兴文化还远，做的不够。”。
2006年2月，从孙运璿过世至今，在台湾掀起了一阵怀念孙运璿的风潮[37][38][39]。许多中国国民党或是民主进步党的政治人物，对于孙运璿都是赞誉有加[40]，公祭时数千民众参与公祭，许多科技人更视孙运璿为台湾科技产业之父，纷纷撰文纪念孙运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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