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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先圣[10]:19，学名希贤[11]:8，1927年正式改名为小平，四川广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至1989年间的实际最高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12]，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13]、“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关于邓小平的其他条目，请见“邓小平 (消歧义)”。关于名为邓希贤的其他人物，请见“邓希贤”。| 邓小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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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g) 1979年的邓小平 | |
 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 |
| 任期 1982年9月13日—1987年11月2日 | |
| 副职 | 薄一波、许世友、谭震林、李维汉 |
| 前任 | 首任 |
| 继任 | 陈云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81年6月28日—1989年11月9日 | |
| 副主席 | 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等 |
| 秘书长 | 杨尚昆 |
| 前任 | 华国锋 |
| 继任 | 江泽民 |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83年6月6日—1990年3月21日 | |
| 副主席 | 叶剑英、赵紫阳、杨尚昆等 |
| 秘书长 | 杨尚昆 |
| 前任 | 首任 |
| 继任 | 江泽民 |
 第3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 | |
| 任期 1978年3月8日—1983年6月17日 | |
| 副主席 | 乌兰夫、韦国清、彭冲等 |
| 秘书长 | 齐燕铭 → 刘澜涛 |
| 前任 | 周恩来 |
| 继任 | 邓颖超 |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 |
|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7月17日－1980年3月2日 | |
| 副职 | 伍修权、王铮、迟浩田 |
| 军委主席 | 毛泽东 → 华国锋 |
| 前任 | 黄永胜 |
| 继任 | 杨得志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排名第四 → 第三 → 第一） | |
| 任期 1954年3月—1968年10月 1973年2月－1976年4月 1977年8月－1980年9月10日 | |
| 总理 | 周恩来 → 华国锋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
|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2年9月12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华国锋 → 胡耀邦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 |
| 任期 1975年1月5日—1976年4月7日 1977年8月19日－1981年6月28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华国锋 |
|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 | |
| 任期 1977年7月21日—1987年11月2日 | |
| 主席 | 华国锋（1977－1981） → 胡耀邦（1981－1982） |
| 总书记 | 胡耀邦（1982－1987） → 赵紫阳（1987－1987） |
| 任期 1975年1月10日—1976年4月7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 任期 1945年6月19日—1968年10月31日 | |
| 主席 | 毛泽东 |
|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1] | |
| 任期 1956年9月13日—1967年3月25日 | |
| 党主席 | 毛泽东 |
| 前任 | 自己（中共中央秘书长） |
| 继任 | 胡耀邦（1980年） |
| 个人资料 | |
| 性别 | 男 |
| 出生 | 1904年8月22日（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 大清四川省广安州[注 1]望溪乡姚坪里（今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 |
| 逝世 | 1997年2月19日（92岁）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
| 死因 | 帕金森病晚期并发肺部感染，导致呼吸循环功能衰竭[2] |
| 政党 |  中国共产党 |
| 配偶 | 唐氏 张锡媛 （1928年结婚—1929年结束） 金维映 （1931年结婚—1933年结束） 卓琳 （1939年结婚—1997年结束）[3]:22-23 |
| 儿女 | 邓林 1941年9月12日 邓朴方 1944年4月16日 邓楠 1945年10月15日 邓榕 1950年1月25日 邓质方 1952年8月26日 |
| 父母 | 父亲：邓绍昌（1886年－1936年） 母亲：邓淡氏（1884年－1926年，待考）[4] |
| 母校 | 广安县立中学（现广安中学） 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 （校址现为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 巴耶中学（现名阿兰·沙巴梯耶中学） 莫斯科中山大学[5][6][7][8][9] |
| 宗教信仰 | 无 |
| 签名 |  |
| 军事背景 | |
| 参战 | 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共内战 对越自卫反击战 |
| 邓小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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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体字 | 鄧小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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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字 | 邓小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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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名（希贤） | |||||||||||||||||||||||||||||||||
| 繁体字 | 希賢 | ||||||||||||||||||||||||||||||||
| 简化字 | 希贤 | ||||||||||||||||||||||||||||||||
| |||||||||||||||||||||||||||||||||
1904年8月22日，邓小平出生于中国四川省广安州协兴乡牌坊村[注 1]，祖籍江西吉水[14]。其政治生涯经历了“三落三起”[15][16]。1933年曾因支持毛泽东而在中共内部遭到批判，遵义会议后重新出任要职[15][1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出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同年起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后改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期间曾参与高岗饶漱石事件，1957年还参与了反右运动并扮演重要角色[18]。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1969年被下放江西[19]；林彪死后，邓于1973年第二次复出政坛，再次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协助总理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但因主导1975年整顿而引发毛泽东和“四人帮”的不满，在1976年四五事件后再次被撤销所有职务，保留党籍；毛泽东逝世后于1977年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中第三次复出政坛，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和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党政军职务，合称三副一长。
1978年12月，邓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领导核心的地位，取代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成为实际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人。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主导拨乱反正、提出改革开放、领导中越战争、推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倡导计划生育、推行义务教育，提出一国两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20]；1982年主持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八二宪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四部宪法和现行的宪法[21][22][23][24][25]。1985年，主导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裁军。1986年，启动了中国高新技术发展的“863计划”，并曾有意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但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后对此避而不提，邓也于同年11月辞职[26]。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重启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拯救了中国大陆新兴的资本市场[27][28]。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享年92岁，同年3月2日其骨灰撒入大海[29]。其一生未担任中国国家元首、中国政府首脑或中共最高领导职务，但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9年11月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一职前，普遍认为他是中国大陆实际的最高领导人，并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予以确认[30]。中国共产党将邓的主要政治理念归结为“邓小平理论”，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部分，具体包括“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一国两制”等，他推动的改革还缔造出中国的主要城市深圳[31][32][33][34]。邓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风云人物”[35][36]；但他也因未能彻底清算文革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争议，后者被部分人士认为是其晚年的污点[3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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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氏亲族邓时敏曾任朝廷要员，位至大理寺正卿[39]:17。“邓家老院子”在广安县城北面约7公里处，是坐东朝西三合院，木穿斗结构[10]:19。
1904年8月22日（清光绪三十年七月十二日），邓出生在中国四川省广安州[注 1]望溪乡姚坪里（今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牌坊村）小地主家庭[10]:19，是长子[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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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农历正月十五刚过不久，邓被送到本村私塾发蒙念书，当地人称“翰林院子”，是邓时敏修建[10]:23。六岁转入协兴镇一家较大之私塾[39]:18。私塾先生邓绍明对同辈邓绍昌说，孩子名叫“先圣”对孔子有些不恭，自作主张将“先圣”改为“希贤”，邓绍昌认可[10]:24。邓毛笔字作业常被先生画大红圈圈，常得到母亲奖励煮鸡蛋[10]:24。邓在私塾念一年多后，邓绍昌决定把邓送到在协兴场开办之初等小学读书，离邓家大约2公里，由当地曾留学日本之革命党人胡光白和邓绍昌等创办起来，属于新式学堂[10]:24-25。邓懂得孝敬大人，在家里经常帮母亲干家务和照看弟妹，时常背诵诗文给姐姐弟妹听[10]:26。1915年下半年，邓考入县立高等小学[10]:28。
1918年高级小学毕业[40]:11。1918年夏，邓考入位于县城西秀屏山下之广安县立中学[10]:29。11月，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表“劳工神圣”演说，很快在社会上尤其是青年学生中流传；随后出现“工学会”和“工读互助团”等团体，主张亦工亦学、亦工亦读，工读结合、学问和生计结合，消灭劳心与劳力之差别，改造中国和世界；“工读主义”思潮带有空想和改良主义，推动不少青年学生赴法勤工俭学[10]:34。
1919年五四运动后，邓小平同全校同学一起参加抵制日货活动，他当时只有“工业救国”思想，希望能到法国去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学点本事回国[41]:2。6月以后，由于学校已罢课，加之暑假即将来到，邓决定离校回家，等秋季再回校上课；邓回到家里不久，邓绍昌从重庆捎回口信，使邓去重庆报考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0]:31。9月，邓和远房叔叔邓绍圣及同学胡明德（又名胡伦）同行[10]:35。邓15岁，与只比他大3岁的族叔邓绍圣一起离开广安[11]:16,22，往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0]:37，邓是当时班上年龄最小的学员[11]:14。学校共招收学生110人，分为初级班和高级班，学制均为一年[10]:37。邓后来称，预备学校当时在重庆已算是最高学校，不容易考进去[10]:37。
1920年7月19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在重庆总商会举行毕业典礼，83名学生获准赴法，其中37人为自费生，邓是其中一位[10]:38-39。1994年5月邓垦称，这时邓家境已“日渐困难”，“到法国的路费百多元的筹集，都不容易”[10]:39。8月27日，邓等83名学生登上“吉庆”号客轮，8月28日启航沿长江东下，9月6日到达上海暂住“名利”大旅社[10]:39-41。9月10日，邓等80多名重庆学生登上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9月11日起锚[10]:42-43。10月19日[39]:20，抵达法国马赛[41]:2。
1964年2月16、17日，邓同泰国前总理乃比里谈话：“其实我们当时去法国，也只是抱著一个‘工业救国’的思想。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10]:33-34邓愿意去法国，认为自己能够谋生，可以减轻家庭负担[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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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0月19日，邓与叔父邓绍圣乘船抵法国马赛[40]:12。邓和同学们乘汽车前往巴黎[10]:44。法华教育协会安排以邓希贤名字到诺曼底小城巴约（又译“巴耶”）的巴约男子中学就读[40]:12。10月21日晚，邓等24名学生来到距巴黎200多公里的巴约，进入巴约中学学习，邓的学号是1421[10]:45。巴约中学没有设立“附属高级初等学校”，校长把20多名中国学生安排在学校商务系学习，单独开班[10]:46。
到1921年3月，邓身上剩钱少，学费成疑，做工也不易[10]:46。一战后法国大失业，法郎大贬值[10]:46-47。状况严重影响中国勤工俭学生学习和生活，而华法教育会“亏竭已极。万难为继。惟有竭诚通告。……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10]:47。2月28日，400多名学生在蔡和森等人组织下，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法国政府提出和中国驻法公使代表联合组成“留法中国青年法中监护处”，决定暂时给无工无学之学生每日6法郎生活维持费[10]:48。3月13日，邓和18位勤工俭学之同胞离开巴约中学[39]:20。他们欠下学费由法中救济委员会代付[10]:48，邓结束法国“俭学”生活[10]:48。
经华法教育会介绍，邓到勒克勒佐（又译“克鲁梭”），4月初在勒克勒佐的施奈德钢铁厂做工[10]:49。邓与叔父到处做工，开始4年劳工生涯，当时邓只有16岁，只能当学徒工，每天工资10法郎，生活拮据，连饭都吃不饱[40]:12。刚进厂邓被分配到轧钢车间做散工，工作是人工推送热轧的钢材[10]:50。工人的食物通常是面包和水，有时加一块巧克力糖，杂费开支不小[10]:52。邓在工厂做20多天苦工，倒赔100多法郎[10]:52。4月23日，邓辞去施奈德工厂工作，辞职理由是：体力不支，自愿离开[10]:52。日后他多次对人说，他个子不高的原因是在法国做工时干活太累，吃不饱饭[10]:52。在施耐德钢铁厂做工期间，邓尝到艰辛劳动和生活，结识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勤工俭学生赵世炎、李立三等[10]:52。
辞职后，邓暂居巴黎华侨协社，自4月26日起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每天6法郎生活维持费[10]:52-53。生活维持费不能维持生活，邓开始打短工，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10]:53。10月22日，邓等11人被法中救济委员会介绍到巴黎第十区一家制作纸扇和纸花的工厂做扎花工，约两个星期后因活做完，邓等105名中国学生即被解雇[10]:53-54。1921年底，经旅法勤工俭学同乡会（后改名旅法勤工俭学同学会）数月间几十次电函求援，重庆和成都各界人士捐款30多万法郎汇至巴黎[10]:54。邓等四川籍同学每人领到400法郎，勉强熬过1921年冬天[10]:54。
1922年2月13日，邓从拉加雷讷科隆布到达蒙塔日（又译“蒙达尔纪”），到小城沙莱特（又译“夏莱特”）[10]:54，次日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工作[42]:77-78。他被分配到制鞋车间，每天工作10小时，成为熟练工以后由计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一天做20多双鞋，赚15、6法朗，做9个月[40]:12。据同在哈金森做工的郑超麟回忆，邓每个月除去开支还可以结馀200多法郎[10]:55。在巴黎时，邓不得已给家里写信希望能寄些钱来[10]:55。父母收到信后卖掉些谷子凑钱寄给邓小平，1922年秋冬邓收到这笔钱[10]:55。父母接济加上在哈金森做工积蓄，邓又萌生求学念头[10]:55。10月17日，邓辞去哈金森橡胶厂工作，10月23日去上塞纳省的沙蒂永（又译“夏狄戎”），想进入沙蒂永中学上学，最终因为钱不够没能入学，邓求学之梦彻底破灭[10]:55。1923年2月1日，邓又回到了沙莱特，再次进入哈金森橡胶厂，继续在制鞋车间做工[10]:56。一个多月后，3月7日邓离开工厂，工卡上注明离开原因“拒绝工作。”[10]:56或许厂方不满邓突然离厂，邓工卡上写明“永不录用”[1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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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3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简称“少共”[41]:3）成立[10]:56。8月1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41]:3。赵世炎经常到哈金森橡胶厂，王若飞也到工厂做工常与邓接触，邓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10]:57。
1923年6月11日，邓离开沙莱特来到巴黎，在工厂做工，又在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支部）担任宣传干事[10]:59。1923年底，邓因执行委员会书记部需要人手，离开工厂到书记部工作，主要是参与编辑出版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每月一期[10]:59。杂志宣称要反对军阀统治和帝国主义，读者是针对留法中国学生[39]:22。秋，中共旅欧支部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机关刊物《少年》改为《赤光》[41]:3。《赤光》多数是半月刊，影响勤工俭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10]:59-60。《赤光》更着重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压迫，阐述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以配合国内推动发展国民革命运动[10]:60。由周恩来负责编辑、发行和主要撰稿；邓以“希贤”等笔名写文章，并负责刻蜡板和油印[40]:14，所以获得绰号“油印博士”[39]:5。邓白天做工，下工后即赶到《赤光》编辑部工作[10]:60。邓写不少文章，攻击曾琦、李璜等“国家主义派”[10]:60-62。邓和周经常工作到深夜，常在编辑部小房间里打地铺；邓很敬重周，耳濡目染，获益良多；从此友谊逾半世纪[10]:60。邓实际上变成青年领袖周的徒弟，能观察其如何建立组织[39]:5。邓往家里寄七八期《赤光》；期间给家里写信讲退婚，邓父母没有办法，只好说通唐家女儿，由邓家置办嫁妆，把她作为邓家女儿嫁出去[10]:62-63。邓通过和中国革命大战略家交往，培养看问题的独特眼光，能从“统领全局”的高度思考如何落实理论、用理论影响社会[39]:5。
1924年，周担任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部长；4月，邓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10]:63。7月，国内党组织召周回国工作[10]:63。7月13日至15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执行委员会；邓、周唯真、余增生、李俊杰、徐树屏5人当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支部）委员[10]:63。7月16日，在执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上，邓、周唯真、余增生3人组成执行委员会书记局，负责旅欧共青团的日常工作；邓负责抄写、油印和财务管理[10]:63。按照中共的决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包括邓在内的全部成员，自动成为中共党员[39]:22。9月、10月间，邓染上伤寒，病倒；在医院和疗养院住两个月[10]:65。期间邓还在《赤光》上撰文，攻击“国家主义派”和帝国主义[10]:65-66。12月，邓参加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六次代表大会；邓被选入执委会（支部）监察处和工会运动委员会；会后又被委任为6位宣传部副主任之一，司理工人运动事宜[10]:66。
1925年春天，邓受党组织委派担任中共里昂区党特派员，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41]:4。邓作为支部特派员，任共青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4月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成为里昂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邓同时在里昂做工[10]:66。五卅运动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声援反对帝国主义；6月21日，几百名旅欧华人到达中国驻法公使馆示威[10]:66-67。随后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任卓宣、李大章等20多人相继被捕；邓回到巴黎，接替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10]:67。6月30日，邓与傅锺、毛遇顺三人组成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书记局[10]:67。8月16日，邓被推选为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此间邓还与傅钟、邓绍圣等担任中国国民党驻法总支部在巴黎主办的报纸《国民》的撰稿人[10]:68。次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七次代表大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邓、傅钟、施去病3人组成书记局，傅钟任书记[10]:68。邓的频繁活动引起法国政府注意；8月20日，法国警方查明邓在布洛涅-比扬古住，并侦察到邓领导旅欧共青团执委会活动[10]:68。9月15日，邓参与组织召开1,000多旅法华人参加的反帝大会[10]:69。11月6日，为掩护身份，邓进入雷诺汽车厂做工，分配在钳工车间，工号82409A；邓在雷诺学到一些钳工技术[10]:69。“文化大革命”中，邓被送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监督劳动时，重操钳工[10]:69。11月15日，邓主持召开会议，纪念不久前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回国途中病逝于海轮上的中国国民党旅欧支部负责人王京岐[10]:69。法国政府监视会议[10]:70。
1926年1月3日，邓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秘密会议上发表讲话，主张支持冯玉祥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推进反帝反军阀斗争；法国警方掌握邓等人活动详情[10]:70。1月8日，巴黎警察局长发出命令搜查邓等人住处，并将邓等3人驱逐出境[10]:71。法国警方在邓住处找到大量法文和中文宣传共产主义小册子、中文报纸及印刷设备[10]:71。邓等已于前一天晚上离开法国去前往莫斯科[10]:71。早于1925年5月，中共旅欧支部决定邓前往莫斯科，选送他们先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培训一段时间，然后回国参加大革命[10]:72。邓结束5年零3个月的旅法生活[10]:72。邓旅法5年，喜欢土豆、奶酪、牛角面包，嗜饮葡萄酒和咖啡，同时爱上看足球，曾有一次花5法郎（1天饭钱）买一张最便宜门票看足球比赛[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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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行在德国柏林停留一周，受到中共旅德支部和德国共产党组织热情接待，还参加德共组织召开群众会议[10]:72。
1926年1月17日，邓等人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转入莫斯科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10]:73。邓俄文名字叫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多佐罗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Дозоров[43]:25），学员证号码为233[10]:76。其中一个“理论家小组”，云集国共两党学员，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员邓和中国国民党党员谷正纲[40]:13。邓曾和蒋经国分在一个团小组[10]:81，不过蒋经国与邓不同班[40]:13。邓开始被分在第9班，后来编入第1、2、11和7班[10]:78。学校课程主要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主）、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革命运动部分）、社会发展史、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地理、列宁主义（主要学习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军事课、俄语课[10]:76。邓专心读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41]:5。因为刻苦钻研、敢言善辩的作风，邓又被同学们戏称为“小火炮”[42]:114。3月，冯玉祥在李大钊安排下访问苏联，5月抵达莫斯科[10]:83。在冯坚持下，中共中央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莫斯科东方大学商量选出邓等20多人[10]:84。9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邓陪同访问苏联的冯返回中国[44]:28。1926年底，邓奉命回国参加革命活动[40]:13。
在法国五年和在苏联一年，使邓比毛泽东更了解世界发展之大势，对中国更有洞察力[39]:5。邓有机会观察一个现代国家之工商业，并得以观察苏联如何应对现代化[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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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春，邓由苏联途经蒙古回到中国[41]:5。在库伦待一个月后，邓等人登程西安，是冯和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10]:86。1月12日，邓和其他20名年轻共产主义政治教导员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往冯那里[39]:25。2月，中山军事政治学校在西安成立，中国共产党员史可轩为校长，邓为政治部主任，刘志丹等担任教官[45]:2637。2月底，邓一行离开宁夏城，骑马于3月底到达西安[10]:87。3月[41]:5，邓被分配到刚成立之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同时兼任该校共产党组织书记；学校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创办，实际上由刘伯坚等几位中国共产党人帮助筹建[10]:89。回国后，邓奉命同冯到内蒙古，并在冯手下担任第七团政治委员[46]:343-345。另外西安中山学院被誉为“西北革命学府”，邓一般在周六到学院作专题报告；西北军官学校后改名“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续范亭任校长，邓和刘伯坚等兼任过教官[10]:91-92。4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39]:25。6月底，邓离开西安经郑州去武汉[10]:93。7月初，邓到达武汉，见到周和聂荣臻，经中央军委介绍，邓到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任中央秘书；邓作为中央秘书，主要是管文件、交通、机要等，在中央重要会议作记录和起草一些次要文件[10]:94。邓随党中央机关，为适应秘密工作，由“希贤”改名为“小平”；当时党中央与全国大多数党组织失去联系，中央机关工作不多[10]:95。8月7日，为检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错误，制定新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10]:95-96。邓担任会议记录工作[10]:98。同年底，中共中央秘密迁到上海后，邓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要管理中央机关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41]:6。
1928年1月，周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邓协助周等中央领导人处理中央机关日常事务，列席中央各种会议并做记录[10]:104。邓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在国内协助李维汉、任弼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41]:7。为保证安全，中央负责人不断变换住址，彼此都不知道，由邓单线联系；为适应秘密工作，并有效开始工作，中共中央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秘密机关群众化、党之“负责干部职业化”，干部以某种职业为掩护；邓开过杂货铺作为党中央开会地方，后来又开过古董店作为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之联络点[10]:106。5月18日，邓等留守中央组织起草第47号通告，规定对党组织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并提出若干具体办法；5月31日，中共中央组织科又印发《秘密工作常识》，作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秘密工作守则[10]:110。6月底，邓被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副书记，帮助新的中共中央书记向忠发工作[47]:82-92。由于邓从来不引人注目，而且很快就学会上海话，因此成为地下活动理想接头人[44]:29。8月29日，邓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特别会议，听取李立三代表中央政治局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新中央组织机构设立和政治局常委分工等[10]:114。9月，在上海，邓与张锡瑷介绍张晓梅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张晓梅被分配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为中央职工部整理材料，并担任中央翻译科的机要交通[41]:7。11月13日，向忠发主持召开六大后第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各部工作分配及中央工作计划，特别讨论中央秘书长人选；周提出，中央秘书长主要是技术、事务性秘书长，不一定要中央委员来做；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改称中央事务秘书长；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常委会决定邓小平任中央事务秘书长[10]:114。邓安排会议议程，列出讨论议题，会议后对决定事项检查作实[10]:115。
邓和张锡媛跟周和邓颖超夫妇成为邻居，一起从事地下工作[39]:26。
1929年，在一次讨论李立三主张夺取中心城市时，邓称：国民党有几百万军队，现在革命正处在低潮，我们刚刚组织起来，没有足够的武装，土枪土炮的怎么打得赢[10]:116。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邓去四川巡视一次，为期三个月[10]:116。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赵容接替邓工作，后因故作罢[10]:118。8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四川问题委员会，由杨殷、邓等5人组成，8月24日杨殷和彭湃等被捕；8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晓野接替邓任中央事务秘书长[10]:118。邓在左江龙州对龙州暴动做了布置后，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48]。在邓离开期间，陈豪人、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等分别于1929年12月11日和1930年2月1日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左江和右江两块根据地，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47]:110。在百色，邓亲自组织发展工会，先后建立各行业工会19个，在12月初还建立百色总工会，并组建百色工人赤卫营[10]:135。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百色县城广场集结，宣布成立[49]:26。同时，在左江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张云逸和邓分别就任红七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49]:26-27。12月上旬，邓从龙州动身，中旬到香港，在香港参加中央军委召开之“对广西红军工作布置的讨论”会，在会上作“补充报告”[41]:10。
1931年8月，邓担任中共江西瑞金县委书记[41]:15，同时兼管党在寻乌县和安远县之工作[39]:28。9月初到10月初，瑞金县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邓代表赣东特委在会上宣布，撤销李添富县委书记、县肃反委员会主任之职务并予以拘捕[10]:197-198。刚到任就凭其出色调解能力和裁决能力，平息当地政治迫害性质肃反运动[44]:34[50]:50-83。不久，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邓离开了党委书记职位，成为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44]:34。
1932年6月，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决定，在会昌建立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也称会寻安中心县委，由邓担任书记[10]:201。邓积极推行毛泽东“富农路线”，组织地区武装力量，是当时党内毛泽东支持者之一[51]:290。邓对毛泽东产生极大崇敬[39]:28。冬，邓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半年后又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41]:16。
1933年，由于反罗明路线运动开展以及寻乌事件，邓第一次被打倒[10]:206。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在邓小平下放几个月后把邓叫回来，委任为江西省委宣传干事[39]:28-29。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邓到江西省委担任宣传部长[10]:207-208。4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主办《斗争》报发表《罗明路线在江西》一文，批判邓、毛泽覃、谢唯俊、古柏[41]:16-17。他们拥护毛泽东提出的正确主张，反对和抵制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发展敌人力量薄弱之广大农村；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削弱地方武装来扩大主力红军，主张发展各种武器力量；反对“左”之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10]:211。邓受中共内部王明派打击和批判[40]:14。邓尽管承受著极大压力，被迫作检查，但没有丝毫放弃原则[10]:211。李维汉等极左势力抨击罗明、邓政治路线，实质是批评毛泽东战略方针，历史上称之为邓、毛、谢、古事件[44]:34[52]:154。此后，邓被一步步剥夺权力，从省党委书记被撤职[53]:12。邓被撤销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长之职，调到红军总政治部，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40]:14。并迫于压力，做出自我批评，被关进拘留所[54]:67。邓受到严厉指责，被称为“毛派头子”，甚至邓第二任妻子金维映也加入批判邓[39]:28。此时金维映提出离婚，随后改嫁于李维汉[44]:20。批判斗争结束后，邓受到撤销省委宣传部长职务和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被下派到乐安县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10]:215。半个月后又被调回红军总政治部[53]:12。邓回宁都后，到七里村监管劳动；第五次反围剿，红军总政治部缺人手，临时负责人贺昌是邓老友，向王稼祥推荐邓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邓于6月回到瑞金，是“三起三落”之第一次“落”和“起”[10]:216-217。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国国民党把中国共产党赶出根据地[39]:29。在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机关撤离瑞金前夕，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主任李富春决定，邓随军转移[10]:224。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邓参加长征[41]:18。长征初期，邓负责《红星报》编辑出版[55]:18-20。12月18日黎平会议后，邓调任中央纵队秘书长，也就是中共中央秘书长；原任邓颖超患上肺结核病，向中央请求不再担任中央秘书长[10]:。
1935年1月，在毛泽东、周恩来推荐下[44]:19，中央秘书长邓参加遵义会议，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10]:232。邓作为书记员得以出席会议[39]:29。5月12日，邓出席在四川省会理县城郊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1]:19。6月26日两河口会议后，中央决定调邓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由刘英接替邓担任中央秘书长[10]:235。在党内发生张国焘分裂事件后，彭德怀、邓承担红军右路军主要指挥工作[56]:97。9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邓所在的红一军（7月21日，根据中革军委决定，一军团改为第一军[10]:237）被编为第一纵队[10]:239。10月19日，邓随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10]:240。10月29日，长征部队到达陕西北部时，邓患上严重疟疾[56]:97，后因张学良调拨药品及物资帮助才得以摆脱生命危险[57]:360。长征给中共造成重创，从江西出发时军队大约86,000人，很多人死在路上，还有一些人开小差，1935年10月到达陕甘宁边区时只剩下不足10,000人；据邓的女儿说，随著部队日益减员，邓在长征途中负责宣传以维持纪律，有不少机会与毛泽东交谈[39]:29。直罗镇战役打响后，邓随红一军团（由陕甘支队编成[10]:241）政治部负责人到前线了解战况[10]:241。
邓把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最重要工作[10]:242。1936年2月5日，邓随红一方面军东征[41]:20。5月，中共中央决定东征红军撤回黄以西的陕北地区[10]:245。5月18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太相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罗荣桓调到红军大学任教员，邓接替罗荣桓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0]:245。5月19日，邓随红一军团从延川地区出发，参加西征[10]:245。邓曾亲自编写红一军团许多重要材料和《战士报》社论[40]:14。7月9日至7月19日，邓受中革军委委托，到红十五军团八十一师和七十五师巡视政治工作[10]:248。这年冬天，邓染上伤寒，长时间昏迷不醒，生命垂危；多亏张学良部队给红一军团慰问品中有一批罐装炼乳，邓靠吃炼乳支撑才恢复[10]:252-253。12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调朱瑞任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邓接替朱瑞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0]:253。
1937年6月14日，中革军委决定邓接替杨尚昆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10]:255。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全国抗日战争开始[41]:20。7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8月15日完成改编，8月20日出动抗日；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正指挥，彭德怀为副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为副主任[10]:260。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赴南京参加蒋召开之最高国防会议，同时进行国共谈判[41]:20。根据第二次国共合作双方协议，8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邓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与周恩来等，到太原搞统一战线工作[58]:51-52。8月25日，洛川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中革军委决定：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以任弼时为主任，邓为副主任[10]:262。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战委会[41]:22）在太原成立，动委会是周、彭德怀同阎锡山商谈决定建立[41]:22，国军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委员、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邓、彭雪枫为八路军代表，不驻战动总会领导机关等参加领导工作[10]:269。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接替张浩任第129师政训处主任，张浩因患严重脑病回延安疗养[10]:286。
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任命邓为第129师政训处主任[10]:286。邓与师长刘伯承一起抗日[58]:400[44]:6。1月初，邓写成《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一文[10]:284。邓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使邓权力更大，有权判断部队战前政治准备和周围环境[39]:30。1月18日，到达129师任职视事[41]:24。实际上，邓在八年抗战时期为山西太行山区的最高政治领导人[39]:31。2月2日至2月3日，邓主持召开129师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决定师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东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游击区[10]:294-295。邓要建立自给自足之经济，为当地数万居民和部队提供足够之口粮，同时还要生产足够的经济作物，并使当地工业能够生产出足够之布匹和其他日用品；邓还要为正规军征募兵员，评估军事行动之政治意义[39]:31。刘邓二人率军在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59]:250，1至9月，刘邓二人共创“麻雀战术”卓有成效[60]:242。5月以后，邓多次走出太行山，同刘伯承、徐向前一起指挥129师主力东进冀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10]:312。当时来访的美国海军少校、驻中国国共军队运动观察员伊·福·卡尔逊评论邓：“是一个矮小、健壮和健谈的人，他对事物的理解就像芥末那样锐利（as keen as mustard）。”[11]:909月29日至11月6日，邓出席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并在会上报告地方工作[41]:27。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北方局及分局委员的通知》，决定：以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聂荣臻、关向应、邓、彭真、程子华、郭洪涛为北方局委员，杨尚昆兼北方局书记[41]:27。11月23日，邓从延安到达西安，准备返回太行前线[10]:334。12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全国我军中党务委员会由王稼祥、朱德、彭德怀、谭政、项英、陈毅、聂荣臻、邓、关向应、程子华、林彪、刘伯承、贺龙、萧劲光等26人组成[41]:27-28。
随后13年，邓和刘伯承一直并肩战斗[61]:185-189，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即第二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后来被称为“刘邓大军”而留名史册[62]:70。刘伯承有善待部下之名声，邓则对部下要求甚严，打起仗来不顾一切；在处决怀疑给中国国民党做奸细之士兵时，刘伯承也要比邓更慎重[39]:30。比起毛泽东在延安远离敌人，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邓政委住在太行山区，更接近日本人前线，几乎没有时间研究理论，邓得担起实际责任，处理和居民有关的各种问题[39]:31。从1937年到1945年，刘邓开辟晋冀鲁豫根据地，邓任根据地党委第一书记。他主张宣传中国共产党思想[63]:99，推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等政策，以团结一切可能的抗日力量[44]:42。
1939年4月29日，邓抵达延安[10]:349。7月，邓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41]:29。8月，同卓琳在延安结婚[41]:30。卓琳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曾说过邓在大多数共产党干部中是个出类拔萃者[39]:31。
1940年7月2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联名致电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等，下达《战役预备命令》[10]:395。8月20日，按刘伯承、邓部署，在正太路西段开始破路作战[10]:399。8月22日，刘伯承、邓收到彭德怀、左权签发第一份战斗通报，首次使用“百团大战”一词[10]:400。邓没有实质参与战役，但默许其部队参加[11]:91。8月至2月，邓与刘伯承率129师参加八路军总部发起“百团大战”[41]:34。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立即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10]:402蒋也致电嘉奖朱德、彭德怀[10]:402。但这次战役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口实，指责邓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方针[47]:58-56。
1942年末，邓回到延安，支持毛泽东整风运动[43]:75-76[64]:86，在抗日根据地推行三三制[64]:8。1942年，邓成为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书记[65]:49。
1943年1月25日至2月21日，太行分局在涉县温村一个教堂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史称“温村会议”，由邓主持[66]:73。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北方局、太行分局等，决定在彭德怀到延安参加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由邓任北方局代理书记[66]:102。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太行分局与北方局合并，撤销太行分局，由北方局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的工作；同日，根据中央军委决定，129师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保留129师番号，另建太行军区；八路军总部机关和129师师部机关合并办公，全部合并八路军总部、129师师部、太行军区的后勤工作；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军区工作[66]:102-103。
1945年6月，邓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67]:189-190。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局，成立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邓任书记、薄一波任副书记，同时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刘伯承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45]:7793。8月20日，129师太行、太岳军区与冀鲁豫军区合并为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任政治委员[66]:143；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41]:5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签字投降[66]:143。1945年冬，晋冀鲁豫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建立，刘伯承任司令员，邓任政治委员[41]:54。9月，刘邓大军在上党战役中成功运用“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歼灭阎锡山3.5万国军[68]:32，随后发起平汉战役同样取胜，配合毛泽东在重庆进行谈判[69]:44-45。
1946年8月，刘邓大军与陈毅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邓被任命为中原局第一书记[53]:223。1947年5月15日，中共中央中原局成立，邓任书记，郑位三、李先念、李雪峰为副书记[41]:59。刘邓奉命率军进入华中平原一侧之大别山，毛泽东调动的直接目的是要把国军赶出西北地方，还希望在华中平原附近建立一块根据地[39]:32。6月30日，刘邓率军南渡黄河，进入大别山地区[64]:94，在此期间邓与刘伯承关系极度不合，在大别山区土改问题上邓与刘伯承矛盾严重[70]。刘邓大军很多人战死或饥寒交迫；幸存者处境艰险，极易受到敌人攻击，或因缺少给养而损失[39]:32。
1948年3月，邓同刘伯承率主力出大别山与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集团会师中原[41]:73。5月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地及人选的决定》，决定将晋察冀及晋冀鲁豫两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以刘少奇兼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董必武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邓为中原中央局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刘伯承为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司令、邓为政治委员[41]:74。9月8日至8月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邓作为中央委员、中原局第一书记参加会议[66]:263。10月22日晚，中原野战军占领郑州；邓和陈毅当晚赶到郑州，住大同路原国军郑州绥靖公署，立即指挥部队东进开封，国军弃城，第二天直取开封[66]:269。
鉴于淮海战役规模扩大，加强统一指挥，中央军委接受粟裕建议，11月1日电告陈毅、邓、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66]:272。淮海战役，中共在投入兵力外，还动员100多万农民为部队运送粮草军需，征用70多万头牲口作为运输工具；在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毛泽东下令成立总前委，将50万解放军纳入邓总书记的统一领导[39]:33。在对国共第二次内战具有重大意义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邓任总前委书记[71]:149[44]:6，负责对前线军队战略指挥[64]:130-133，并对不同解放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土地改革和政治改革[64]:108,124。刘伯承担心部队安全，试图挖更多战壕以抵御国军优势火力，邓却坚持进攻；后来有人批评邓说，邓在战役初期把部队置于危险，造成不必要伤亡，也没有挖筑更多防御工事[39]:33。
1949年3月14日，中央决定：邓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市委书记[41]:84。4月21日，解放军轻松击溃抵抗渡过宽阔之长江[39]:33，攻下南京市[51]:37。7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刘伯承、贺龙等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正式成立是11月23日[41]:87-88。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邓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41]:90。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41]:90，作为中原局第一书记和第二野战军代表，邓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71]:6，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委员和中苏友好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72]:203。10月19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组成，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为委员[41]:90。随后，邓又和刘伯承率军攻下云南、贵州、西康等西南省份[73]:46。1949年12月2日，邓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41]:92。1949年底，邓担任西南军区政委、西南地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74]:423[59]:313。在任期间，他彻底清除云南的鸦片烟馆、平衡少数民族和汉族关系[64]:161-165，实施土地改革等[75]:389-392[64]:141,151,173。
1950年1月8日，二野电告党中央、毛泽东，确定由十八军担任入藏任务[41]:93。邓和周恩来坚定站在毛泽东一边[76]:2472。1951年，邓从西南和西北军区抽调兵力控制西藏并建立秩序[39]:35。
在回北京任职前，邓参加成渝铁路竣工仪式[39]:35。1952年7月，邓调到中央工作，他先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任过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长[41]:102。毛泽东下达书面命令：凡提交党中央的政府文件首先要经邓过目[39]:35-36。7月，周恩来提议邓8月份起到北京主持政务院日常工作，刘少奇提出希望邓将西南工作布置后即到中央[77]:7-8。8月7日，朱德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任命邓为政务院副总理[77]:7。8月，邓被调派北京，全家住进中南海[76]:2472。8月10日，周恩来提出政务院党组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以周为任政府党组书记，陈云、邓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77]:8。8月13日，邓正式上任，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48次会议，周在会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的命赴苏联期间，由邓代理总理职务[77]:8。邓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会议，研究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及把个体农业和小工商业集体化、把大工业国有化之“社会主义改造”方案[39]:36。10月22日，邓给毛泽东、周写信，提出“‘三反’、‘五反’，可以结束”，经毛泽东、周审阅同意，10月25日“三反”、“五反”运动正式结束[77]:16。通过和毛泽东、周一起参加会议，邓得以学习两位领导人如何评估国家大事；邓也了解作出重大决定之理由，思考根本变革之大框架[39]:36。
从1953年到1954年，邓不仅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而且担任选举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还担任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稍后又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秘书长[77]:30。1953年2月2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改为西南行政委员会，邓任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41]:103。3月3日，毛泽东指定：“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多管一些。”[77]:103月10日，政府工作领导分工，明确邓分管监察、民族和人事工作；4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调整分工，明确铁道、交通、邮电由邓领导[77]:15。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邓兼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和财政部部长[77]:38。邓主导著与各省协商，以确定各省要上缴多少粮食和税收，以及中央政府要向各省份配多少[39]:36。从1953年9月18日起，邓担任1年财政部长，主持中央财政工作[44]:52[64]:193-197。邓必须作出重大判断，向毛泽东和周汇报各省完成粮食配额和上缴税收之能力[39]:36。1954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41]:104，邓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78]:148兼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77]:65。1954年9月15日至9月28日，邓出席在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周总理提名，大会决定陈云、彭德怀、邓等10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名，大会决定朱德、彭德怀、邓等15人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41]:105[78]:148。9月29日，毛泽东任命邓为国务院副总理[77]:35。直到12月大区党政机构撤销，邓一直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77]:11。12月28日，邓又根据他主持召开之会议讨论意见，向中共中央提交书面报告，提出撤销中央地区工作部，成立中央书记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4个办公室帮助中央工作[77]:66。毛泽东对邓说：“中央的事由你们做，对外一律用中央名义，不用秘书长、副秘书长名义。”[77]:66-67
1953年，陈云、邓将高岗的活动情况向毛泽东反映，引起毛泽东的警觉[77]:61。年底邓和陈云向毛泽东密报：高岗有分裂党的危险；毛泽东听取警告[39]:36。1954年发生“高岗饶漱石事件”，高岗和饶漱石两人企图与刘少奇、周夺权[44]:51。按毛泽东之意见，1月25日和2月5日，邓同刘少奇、周一起两次找高岗谈话，点出他的问题；2月3日，邓同刘少奇、周、朱德、陈云一起又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他的问题[77]:62。四中全会之后，2月15日至2月25日，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77]:63。2月23日，邓和陈毅发言，邓希望饶漱石抱著抛弃错误的态度，在座谈会后向中央彻底交代，以便改正错误[77]:63。邓专门负责对饶漱石调查[51]:314-315，并在1955年3月召开党内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78]:335-338。1955年4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邓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补任弼时、高岗之缺）委员，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79]:98。
邓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参加苏共二十大，会议上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39]:37。1956年2月11日，邓同谭震林、王稼祥抵达莫斯科，与朱德、刘少奇晓会合[77]:72；邓和朱德等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77]:71，邓、谭震林于3月3日回到北京[77]:74。5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宣布开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80]:4192。邓不大赞成，认为可能引发一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81]:35。
1956年8月30日，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八大要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作风切实反一下[77]:101。9月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78]:371[64]:212-256。其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容易产生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危险，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82]:6。但这次报告只是抽象批判个人崇拜，没有触及毛泽东的权威和权力[83]:21。在开幕式上，邓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大会秘书长[77]:88。中共八大提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77]:100。9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邓当选中央委员[41]:109。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41]:109，成为党内排名第六的领导人，开始与刘少奇、周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84]:98。邓每周召开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需要处理党政工作，重大问题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讨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各口负责人都在邓领导之下[85]。11月10日至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召开，确定在1957年开展一次新全党整风运动[77]:102-103。
邓在“双百”运动中曾对地方干部说，要听得进批评意见，不要打击报复[39]:38。5月，邓两次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准备反击右派进攻问题；5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在会上作关于最近整风“呜放”情况和整风运动部署的报告[77]:121。6月5日，邓离开北京到各地指导整风运动；邓分别在沈阳、西安、成都和济南作4个报告，是在反右斗争正式开展之际所作，从报告中可以看出，邓同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一样，对当时思想政治领域的形势和反右斗争的形势，估计过分严重[77]:124。
毛泽东在1957年夏发动“反右运动”，羞辱所有严厉批评中共者[39]:38。随后在1957年到1958年间，中国共产党开展反右运动[86]:121-123，邓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主持并积极推进反右运动[44]:19。毛泽东带头整大约55万知识分子，把他们划为右派，并吩咐邓具体操办运动[39]:38。1957年9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召开，邓作《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把反右作为整风运动第二阶段[87]。在反右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傲慢自大、不公正批评干部使邓感到恼怒[39]:38。邓在反右运动中力挺毛泽东，维护党的权威，打击敢言的知识分子[39]:38。邓后来对女儿说，他很后悔自己没有作出更多努力，阻止毛泽东犯下严重错误[39]:38。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并在通知中规定：“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分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分为右派分子。”[77]:132-13323年后，邓承认自己对反右扩大化负有责任[88]:274-283，但他仍主张发起这场运动并没有错[89]:736[61]:194-197，只是运动被错误扩大[61]:253-257。由于在工作中普遍采取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造成主观把一大批人错误划成右派分子；许多正直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敢讲真话的优秀党员、干部，还有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之爱国人士，长期受到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作用，是令人痛心的教训[77]:133。反右运动中有55万人被划为“右派分子”[90]，是毛泽东最初估计右派人数100多倍[91][92]:1204。在邓直接关心、指导下，到1981年底，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者全部得到改正，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得到彻底纠正[77]:135。
1957年3月8日，邓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张经武汇报西藏工作情况；邓小平要求积极做好西藏上层人士之统战工作，说：“在西藏，分别左中右，以是否爱国为标准，不能以土改为标准。我们是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右派是分离派，只要没有叛国，对右派也要做工作。”[77]:199-2001958年9月8日，邓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张国华关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局部叛乱情况之汇报时，指示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冷静、理智处置，“在叛匪威胁党政机关和主要交通线时就打，有把握的就打，没有把握就不打”[77]:201。
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由邓抓石油工业[77]:144。“大跃进”兴起后，很快便普遍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惯用之群众运动办法搞经济建设，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发展之客观规律，挫伤人民群众之积极性，从而造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巨大损失[77]:150。1958年5月5日至5月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77]:153。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全面发动“大跃进”运动，邓对此赞成[44]:19[93]:214-215。会议结束后，邓作为总书记，积极推动“大跃进”各项工作，陈云后来说，“有些人到书记处找干劲，到总理那儿讲困难”[94]:72。6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经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之《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77]:157经济决策权高度集中，再加上党内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使党中央和国务院之综合协调部门再难以发挥作用[77]:157。6月，邓出席军委扩大会议，毛泽东也到会讲话，批评军事工作上之教条主义；7月，邓出来保护刘伯承，向毛泽东建议保留刘伯承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77]:162-163。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到北京，毛泽东在邓陪同下同赫鲁晓夫举行会谈[77]:217。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常称北戴河会议）；毛泽东要集中统一，保证重点放在工业上，工业主要是抓钢铁，“马克思和秦始皇要结合起来”；邓要求严格执行全国统一计划，并“先保证重点”，“其他零星的不搞”[77]:164-165。毛泽东说农村人民公社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邓赞成毛泽东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性质之意见[77]:165-166。北戴河会议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大办钢铁之高潮；同时，全国农村迅速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严重泛滥以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之“左”之错误[77]:167。9月至11月，邓考察东北、华北和大西南，是从1952年调中央工作后时间最长、接触地方和单位最多之调查考察[77]:175。11月6日，邓到达郑州，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之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第一次郑州会议”[77]:176。
1959年，中共中央决定于4月初在上海召开八届七中全会[77]:194。4月5日，毛泽东谈到权力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之问题：“权力集中在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之外，还要提出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为副司令、副元帅。我们两个人一正一副。”[77]:1977月2日至8月1日，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一些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之意见使毛泽东不能接受，而改变继续纠“左”之初衷；根据毛泽东建议，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批判彭德怀以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全会最后通过《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随即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运动[77]:207。邓因右大腿骨折住院治疗而没有出席会议，但他非常关心庐山会议；当时邓对批判彭德怀表示不同看法[77]:207。这使他免于陷入庐山会议的漩涡，只是发表一篇文字，形式上表明自己反对彭德怀、拥护大跃进的立场[95]:156。“反右倾、鼓干劲，掀起新的大跃进高潮”成为中心口号，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重新刮起来，从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更加严重失调[77]:208。
1960年，经过到基层视察，他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成立紧急委员会，提出“农业六十条”、“三自一包”，开始调整国民经济[64]:322-327。3月24日，邓乘火车抵达天津，参加毛泽东召集之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天津会议”[77]:209。因为没有解决好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存在之严重问题，再加上一些别的原因，后来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个人崇拜盛行，导致“左”的错误，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巨大灾难，给中国造成损失[77]:212。9月16日，以邓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之中共代表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9月23日回到北京[77]:220-221。9月30日，邓率中共代表团再次飞赴莫斯科，参加八十一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77]:221-222。
此后，邓积极参与调整和整顿国民经济，在1961年9月提出“工业工作七十条”，将经济发展从浮夸的理想主义引向实用主义[93]:214-215[64]:318-321,334-337。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77]:292。邓在会上称“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避免沾染官气”，“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77]:294。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对工作中之缺点和错误承担责任，对党之民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77]:295。会议仍然肯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没有根本改变“左”之指导思想[77]:296。毛泽东点名批评邓的经济措施，这使邓与毛泽东关系开始破裂[80]:4607。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修正主义之根源，使党之指导思想日益陷入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左”之错误[77]:310。会议还抵消七千人大会力倡在党内加强民主集中制之努力，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之现象日益严重，破坏实事求是之作风[77]:310。
1963年7月6日，中苏两党举行第一次会谈，苏方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担任会议主席，并作长篇发言[77]:327。7月14日，苏方不顾中苏会谈前双方关于“在会谈期间不发布会谈消息”之约定，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答复中共中央6月14日信[77]:332。邓回复：“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公开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我们认为，在这次会谈告一段落到下次会谈过程中，我们能够讨论出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停止公开的论战的决议。”[96]:329-332[97][98]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77]:381。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77]:388。邓为维持稳定局面，恢复秩序而奔波[49]:103。刘少奇、邓立即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并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工作[49]:105。刘少奇、邓回到北京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对策，制定出“大字报只限于校内”、“校内校外有别”、“集会限于校内”、“不准示威游行”、“不准大规模的集会”等“八条决定”[49]:105。并得到毛泽东同意，派遣“工作组”到各个学校，但工作组所到之处遭到文革派操纵学生们猛烈攻击[49]:105。几乎每个学校都分为两派或几派，互相攻击，乱揪、乱批、乱斗之风盛行，抄家、打人时有发生[77]:395。7月16日，毛泽东横渡长江，7月18日回到北京[49]:105-106。刘少奇立即要求会见毛泽东，但被毛泽东拒绝[49]:106。7月19日，毛泽东说派遣工作组是错误[49]:106。扬言说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是路线问题[49]:106。7月21日，毛泽东正式下达指示撤回工作组[49]:106。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开会，批评刘少奇、邓派工作组，决定撤销工作组[41]:150。7月29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大专院校及中学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发布决定撤销工作组，批评刘少奇、邓、周派遣工作组[49]:106。8月1日至8月21日，邓出席在北京举行之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讲话，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全会选举毛泽东、林彪、周、陶铸、陈伯达、邓、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在全会小组会上，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攻击刘少奇，谢富治则攻击邓，说他在全国解放后变了[41]:150。刘少奇、邓被作为“资产阶级司令部”领导人物受到批判，陈伯达趁机向毛泽东揭发邓[77]:400。邓由于被指责犯“路线错误”，实际上已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77]:401。为贯彻全会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泽东委托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邓受到批判，会后邓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联部、中调部等部门工作[77]:401。邓事实上已被停止和剥夺职权，大多数时间待在家里看文件、写检查和接受批判[77]:401。
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执行“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41]:150-151。10月2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作报告批判刘少奇、邓[49]:110。结果刘少奇与邓作自我检讨[49]:110。11月7日，邓首次被点名批评，在北京市内大字报上，标题为“第二号走资派”[49]:110。随后大字报、党报陆续开始批评刘少奇和邓，邓被说成是刘少奇之外“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7]:6，“中国的二号修正主义分子”[44]:19，“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67]:6。12月13日，毛泽东指使“文革派”把邓与刘少奇作为“反动分子”点名批判[49]:112。邓第二次被打倒[40]:19。以后刘少奇、邓就不公开露面[49]:112。邓被软禁在中南海自住[49]:112。
1967年元旦，文革小组动员北京市各大专院校数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批判刘少奇、邓[49]:112。那时候邓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被解除一切职务[40]:19。3月15日，邓的弟弟邓蜀平因为绝望而自杀[99]:84-85。3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他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100]:6。之后红卫兵连续对他批判和攻击[95]:208。5月，汪东兴到邓家告诉邓，毛泽东让他转告：一、要忍，不要著急；二、刘、邓可以分开；三、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77]:410。到8月对邓的批斗已经升级到武斗，红卫兵到邓在中南海的家里开批斗会，邓被逼着下跪，坐“喷气式”[79]:118。8月5日，刘少奇和邓在各自住宅中被批判斗争[49]:111。9月，刘少奇与邓子女都被赶出中南海[49]:111。毛泽东把邓夫妇软禁在中南海之家中[39]:40。两名年龄较小之孩子邓榕和邓质方（和邓继母夏伯根一起）被赶到北京拥挤之工人宿舍，不许和父母见面[39]:40-41。邓的三个孩子被送走，只有夫人卓琳与邓的继母和他在一起[44]:23。
1968年5月16日，“邓小平专案组”正式成立，由康生和黄永胜、吴法宪等主管[77]:415。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76]:2289。在10月13日会上，毛泽东说：邓小平在战争时期是打敌人的，历史上还未发现有什么问题[41]:153。随着邓倒台，他的家庭成员也受到了迫害[76]:2481。
1968年9月，邓长子、物理系学生邓朴方在北京大学“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批斗时，由四层楼上摔下来[49]:120。邓朴方被在场的红卫兵及时送到医院，但因胸椎压缩性骨折导致邓朴方从此腰部以下瘫痪[101]:1441。1969年，邓子女被允许回中南海家中探望邓夫妇，从邓楠口中知道邓朴方伤残；卓琳伤心难忍，哭了几天几夜，邓则依旧无言，只是不停抽烟[77]:420。1970年，邓写信给党中央，请求把邓朴方调来江西一起生活，1971年邓朴方获准与父母团聚[49]:131。
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41]:153。10月18日，林彪向全军发出“第一号令”，进入紧急战争状态[49]:124。由总参谋长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41]:153。10月20日，邓被送到江西南昌[39]:60[102]:34，被软禁在新建县望城岗，坐车到南昌约20分钟路程[49]:129。邓之宿舍为原步兵学校校长办公室[49]:129。从1970年1月起不发工资，邓原来月工资402元，卓琳165元；改发生活费后，邓每月生活费120元，卓琳60元，继母夏伯根25元[41]:154。夏天开始，根据本人申请，允许邓上午到拖拉机厂劳动[49]:129。卓琳承担起洗涤工作，没有强制劳动[49]:129。这段时间被邓视为是人生中最痛苦的时期[61]:54-55。
1971年9月13日，林彪因其发动武装政变未遂，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41]:154。邓称：“林彪不亡，天理不容！”[77]:440林彪集团政变失败，邓写信给毛泽东，叙述对林彪事件看法[40]:19。11月8日[77]:440，邓给毛泽东写信，表示愿为党和人民再做一些工作[41]:154。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对邓来信批语：“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77]:444-446从这个批示开始，邓第二次受批判命运有转机[40]:19。周以中央名义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立即解除监督劳动，邓可以做调查研究工作[77]:446-447。年底邓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冈山等地参观，游历井冈山，凭吊遗迹，重访瑞金等地[41]:155。
1973年2月20日，邓离开江西，回到北京中南海旧居[49]:138。3月10日，根据毛泽东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41]:155。3月28日晚，周遵照毛泽东之指示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宣布要邓担任负责外交之副总理[39]:63。作为周之助手，邓从1973年4月开始，陪同周在机场送往迎来，会见其他国家客人；邓还参加一些会见外宾之活动，但尚未担负起与他们会谈之工作[39]:64。4月12日，邓以副总理身份出席为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举行之宴会[39]:63。12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调动各大军区司令员[49]:142，正式提议邓出任总参谋长[103]:57，邓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再次进入领导核心[104]:263。12月18日，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讨论决定邓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77]:467-468。12月22日，邓代表军事委员会宣布各大军区司令员大调动[49]:142。
1974年4月，邓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49]:144。4月10日邓在大会上发言，阐明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之主张，指出：国家之间之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41]:166。邓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论”[49]:144。由于在邓发言中关于第三世界之基本思想全是来自毛泽东，也由于美国人并不喜欢有人把自己跟苏联联系在一起，所以这篇发言并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39]:75。
1974年初，周病情恶化[49]:145。到5月、6月，周健康更为恶化[49]:146。6月1日，周住进解放军三〇五医院治疗[77]:476。当时周已住进医院，但名义上仍保留著职务，在他亲自指导下，邓成事实上之代总理[39]:74。同时，1974年初以江青为首四人帮发动“批林批孔运动”，致使邓与四人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104]:263。10月20日，毛泽东建议邓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41]:174。毛泽东同周、王洪文谈话时说：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41]:177。
1975年1月5日，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一九七五年一号文件，任命邓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05]:1[49]:147。此后，他立即着手整顿全国范围内之极左浪潮[40]:20。1月8日至1月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周带病主持会议[49]:147-148，会议追认邓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05]:1[49]:148。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周主持[49]:148，任命周为国务院总理、邓等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105]:1。邓在幕后主持起草周之报告[39]:83。会上通过周提出主要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49]:148。大会决定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49]:148。国务院总理周病重住院后，邓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40]:19-20。
3月5日，副总理邓代替周出席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会议；会中，邓指出“必须反对派系斗争的发起者”[49]:153。5月3日，毛泽东在自己住处召集政治局开会，周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39]:102-10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张春桥等人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决定让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人[41]:183。5月12日至5月17日，邓国事访问法国，是中共领导人首次出访西方国家[39]:104。5月27日，根据毛泽东之意见，邓主持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等[41]:183。9月7日，周和邓等在医院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49]:155。9月13日，代总理邓在山西召开“农业学大寨”中央农业会议[49]:155-156。会议中，与四人帮斗争已经白热化[49]:156。邓着手对当时极端混乱的经济局势[88]:4-11,25-27、军队建设[88]:1-3,15-24、科研工作[88]:32-34等进行全面整顿[76]:2521[88]:35-37，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61]:81-82。10月，邓在领导“整顿”时制定三个纲领文件，分别是：一、《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三、《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邓又提出要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二、促进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106]:141。11月20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邓称：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105]:44。11月24日“打招呼会”，毛泽东指示如何“避免犯新的错误”，由邓宣读毛泽东的信；邓不肯定文革，又服从毛泽东的指示：主席希望对文革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主席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党的基本路线；〈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经毛泽东批准后，于11月26日下发全国高层干部[39]:133。由于毛泽东的侄儿兼联络员毛远新多次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又说邓的“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毛泽东遂于11月决定要解决邓的所谓“右倾”问题[106]:141。他在批评邓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馀都是目”，“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06]:141。毛泽东又指出“有些人总是要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总是要翻案”，由此展开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06]:141。12月2日，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邓最后一次陪伴毛泽东会见外宾，两人最后一次见面[39]:136。
邓的行动遭到“四人帮”的反对，被称为“右倾翻案风”[40]:20。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去世[49]:158。1月15日下午3时起，在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准备举行追悼会[49]:159。第一副总理邓致悼词[49]:159。冀朝铸称邓“刚开口读到‘我们的总理’时就声音哽咽，停顿了一下。每个人也都在落泪”[39]:141。1月20日政治局会议，邓第三次作检讨，表明希望再见到毛泽东[39]:142。2月2日，邓提出辞职两周后，党中央向中国高层干部宣布：经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39]:143。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对华表示：“你办事，我放心”[106]:141。可以说，华的任命是毛泽东力图调和“四人帮”与务实派干部、军人之间的矛盾的结果[106]:141。2月15日，华国锋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书记会议上，讲过“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批判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这个目标下，干部、群众应该团结起来”[49]:162。不过华国锋和毛泽东一样，对批邓运动作限制：不要上街张贴批邓的大字报，不要在广播电台上批判[39]:145。2月16日，中央批准中央军委的报告，宣布邓和叶剑英去年夏天在军委扩大会上讲话错误严重，他们的讲话文件停止传达[39]:145。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发大字报反对江青，拥护周、邓[49]:163。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国人民传统“扫墓”的日子“清明节”，有200万以上群众到天安门广场，周悼念活动达到顶点[49]:165。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华国锋攻击邓一派“是一批坏人跳出来，写的东西有的直接攻击毛主席，很多攻击党中央，很恶毒”；北京市市长吴德说：“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邓小平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今年出现这件事是邓小平精心策划的结果。……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会议指控邓是幕后指挥者，并决定强行清除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花圈[49]:165。4月5日，北京发生悼念周、反对“四人帮”、拥护邓的“天安门四五”事件[40]:20。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动民兵、公安清理现场所有花圈，还逮捕了一些人；群众提出“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最后遭到镇压[106]:142。
4月7日，在没有邓参加的情况下[107]:2-5，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议撤销邓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108]邓被指为这个事件“总后台”，再一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40]:20。汪东兴最先向毛泽东透露江青有可能动员群众批邓时，毛泽东指示汪把邓转移到离他的子女不太远的安全地方，住处要向“四人帮”保密[39]:150。4月8日，邓请汪东兴把信交给毛泽东，表明自己仍会遵守党纪：“我完全支持党中央让华国锋同志担任第一副主席和总理的决定。……我对于主席和中央能够允许我留在党内表示衷心的感激”[39]:151；同日，《人民日报》批判天安门事件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的反革命政治事件。”[106]:142
4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将参加四五运动的群众定性为“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并称邓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104]:279。6月30日，邓接到通知可以从东交民巷临时住处搬回宽街老宅[39]:151。
5月11日、6月26日、9月2日，毛泽东心肌梗塞[39]:153。8月，开展“批邓”运动；邓的三个“整顿”文件被诬蔑为“三株大毒草”[106]:142。9月3日，江青赶赴大寨，为批判邓作准备[49]:169。9月9日，毛泽东逝世[49]:167。毛泽东在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后曾表示：“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即“打倒一切”及“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即“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总的看法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106]:142。毛泽东又指出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第一，赶走蒋介石和日本人，并没有争议性；第二，发动“文化大革命”，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106]:142。10月6日，华国锋、汪东兴、叶剑英发动怀仁堂事变，逮捕四人帮，兵不血刃地结束文化大革命[49]:173。周、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人帮”倒台[40]:20。10月7日下午，召开政治局会议[49]:173。会议决定华国锋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39]:157。十年动乱虽已过去，中国却面对“三信危机”（“三信”即信仰、信心、信任）[106]:142。
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的平反，中央却发生分歧[109]:2。10月10日，邓致信华国锋并党中央，坚决拥护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果断行动[105]:47。华国锋在10月26日宣布，当前要批判“四人帮”，可以附带批邓[39]: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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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6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邓恢复工作问题，决定给他重新担任职务[39]:168。2月7日[39]:165，华国锋支持《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正式提出“两个凡是”之观点，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06]:149极力反对邓复出[49]:183。同月，邓在同前来看望的王震谈话时，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105]:48。华国锋启动中国的经济特区，赞成邓1977年复出后的改革措施，推动国家开放，由于在“洋跃进”中走得太远受到狠批[39]:162。3月10日，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次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有人提出邓恢复工作，引起争论[49]:183。4月10日，邓给华国锋第二次写信，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49]:185。同月，邓在同汪东兴、李鑫谈话时称：“两个凡是”不行[105]:48。5月13日，《中共中央十五号文件》转发邓两封信[49]:185。7月16日至7月21日，邓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7月17日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105]:52。8月12日，召开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邓大力整顿军队，整治教育制度，平反冤、假、错案[49]:188。邓成为中共党内排名第三的领导人，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仅次于华国锋和叶剑英。
1978年底以前，邓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掌握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党政军最高领导身份[49]:188。华国锋被认为与邓在政治路线上相左[110]:10。“两个凡是”的演变结果则是华国锋遭到党内以邓为首的抵制[88]:42-47,38-39。
在1977年8月3日召开之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39]:179，中国的高等学校得以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88]:48-58。12月，邓极力推荐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49]:190。1978年3月18日，邓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将知识分子的政治定位从文革时期的底层扭转称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88]:89，改变了自文革以来“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88]:41。1977年9月19日，邓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实质上是改变了共产党在文革时期的一大政策[88]:66-71。
1978年2月26日，召开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49]:190。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坚持阶级斗争和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49]:190。会议确认华国锋总理、邓副总理、叶剑英委员长之人事决定[49]:190。但邓在实施自己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路线分歧[88]:111-112。5月11日，《光明日报》转载由胡耀邦同意、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得到邓及其部下支持）；文章批判“僵化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是在攻击“两个凡是”，并且是在暗指应当对此负责之华国锋和汪东兴[39]:184-185。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也转载这篇文章，随即又被许多地方报纸转载[39]:184。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88]:140-153。4月5日，中共中央宣布开始平反1958年以来被错划之“右派分子”[49]:191。邓第三次复出之后[49]:191，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39]:199。会议平反1976年4月5日发生之天安门事件，表明邓在现阶段之斗争中已占上风[106]:151。会上严厉批评华国锋[49]:197，华国锋承认，应当从事实出发，按照“实验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原则解决政治问题[39]:205。12月2日，邓针对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新情况、新问题，同胡耀邦、胡乔木、于光远谈在闭幕会上的讲话稿前，亲笔拟出讲话提纲：“……发扬民主，加强法制。民主集中制的中心是民主，特别是近一时期。民主选举，民主管理（监督）。政治与经济的统一，目前一时期主要反对空头政治。权力下放。千方百计。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105]:197-19812月5日，邓同胡乔木、于光远、林涧青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时称：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一切向前看，否则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应该允许出气，出气是对没有民主的惩罚；有了正常的民主，大字报也就少了；建立健全民主与法制，实行经济民主，用经济的办法管经济，责任到人，做到有职有责有权；没有民主培养不出人才[105]:199。12月13日，邓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88]:143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于12月18日在京西宾馆召开[39]:212。是次全会上，邓批判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全国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邓批判“凡是派”（凡是毛泽东说过的就要执行）之思想路线，树立实事求是之指导方针；邓否定毛泽东“打倒一切”之组织路线，为文化大革命及“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冤假错案平反（会议结束前由北京市委宣布）；在政治上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之同时，邓着手改革毛泽东时代建立之计划经济体制，当时并未订出完整改革方案，十多年来，实行“摸着石头过河”[40]:22。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发布决定设立中央秘书处，代替汪东兴一手掌管之“中央办公厅”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公务[49]:193。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49]:193。会上批评华国锋之“两个凡是”，又批评他之“洋跃进”[106]:151。会议再度重申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批判“两个凡是”，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提出要实施“四个现代化”与“政治路线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并提出“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社会水平”的目标[88]:237-238。十一届三中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标志著华国锋过渡时期之终结与邓改革开放时代之开始[106]:151。这次会议上，陈云、邓颖超、胡耀邦和王震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陈云被推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39]:207。邓后来称，“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106]:151
从原则上说，邓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作实用主义取态；然而因邓承担维护社会之最终责任，当疑虑秩序能否维持时，会快速收紧控制；十一届三十全会后，“西单民主墙”等论战扩大言论自由[39]:218。邓鼓励党内更多民主讨论，但当抗议者吸引大批群众，开始反对根本制度时，邓断然采取措施压制挑战[39]:223。邓想要允许比毛泽东时代更多自由，但也希望确立原则，明定一些政治言论可否接受；邓对胡乔木、胡耀邦等人称，要提出四项基本原则，说明自由的界限[39]:227。
邓设计之改革方案，首先从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原本属于“人民公社”之土地，分给千家万户农民承包，农民自主生产和经营，迅速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城乡生活供应问题[40]:22。农村改革从1979年开展，它体现于农村经济形态之根本转变，即由一个“指令经济”转化为一个以“承包制”为基础之经济[106]:152。中国共产党不再以阶级斗争为政策中心，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88]:182。邓主张中国对外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引进海外资金和技术，加速中国现代化；邓支持建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40]:22。1979年至1980年间，中共中央创立4个经济特区，即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即中央用来试行特殊经济政策之区域，包括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试办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发展对外贸易[106]:154。作为“总设计师”，邓曾提出设想实现中国基本现代化：“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在一九八〇年的基础上翻一番，首先解决十一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到二十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再翻两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40]:23他继续主持并制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109]:3[61]:77。
1979年中越战争后[109]:11，精简军队的工作随之进入了改革日程中[88]:284-290。3月30日，邓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讲话：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105]:229-230。邓阐明不容挑战四项基本原则：①社会主义道路、②无产阶级专政、③共产党的领导、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39]:228。10月4日，邓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经济问题工作：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后来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105]:263。
1980年2月23日，邓主持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49]:200-201。会议决定为刘少奇恢复名誉[49]:201。胡耀邦和赵紫阳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49]:201，并开始法制化建设[88]:189。恢复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就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49]:201。5月17日，邓参加刘少奇追悼会并致悼词[41]:231。8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召开，会上邓、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辞去副总理职位[49]:201，赵紫阳取代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109]:8。
1981年3月，邓点名批判白桦写《苦恋》，并指出“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106]:155。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党中央主席[39]:325。邓亲自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49]:202。
维基文库中的相关原始文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78年底，习仲勋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任第二书记，并担任邓的联络员[39]:346。邓与杨尚昆有特殊关系，同是四川人，邓任总书记时他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是邓与军队可靠的联络员[39]:333。此前叶剑英曾对习仲勋说，要想得到海内外广东人的真心合作，首先要给1950年代早期因受到地方主义指责而蒙冤的干部平反[39]:346。1982年9月，杨尚昆为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39]:491。
1980年8月18日，邓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讲话（俗称“8.18讲话”），指出中国必须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改革”有分别；改革目的并非要取缔现行之社会主义政体，而是要使它更趋完善，以提高行政效率，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即外界所称之“行政改革”[106]:150-160。在此次会议上，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全面修宪建议，直接促成后来《八二宪法》的诞生[111][112]。1981年6月，在邓的主持下，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此前长达18个月商议、4,000余人参加、9次大规模修改完善[88]:291-310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确立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指出毛泽东的领导以1957年为分界线：前期一贯正确；后期犯一连串“左”倾错误，包括将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以及“错误发动”一场“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106]:157。他指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88]:42，克服个人崇拜[88]:334，同时正确地和充分地评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贡献[88]:148。他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64]:278，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88]:140-153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09]:10。之后，他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作为解决香港、澳门及台湾问题的方案[61]:49-50,58-59。
1981年11月23日，邓会见朝鲜劳动党代表团，介绍中国的情况：现在面临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教育青年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打砸抢带来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影响很深；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至少要做十年的工作；手段还是教育，并且从小处着手；另一个是体制改革问题；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是发展而不是减少，解决问题困难重重；问题不仅是中央一级、省市一级，企业也有这个问题；企业改革首先是企业体制改革；一个企业本来一千人就可以了，可它有两三千人；现在我们准备把企业改革一下，该多少人就多少人，多的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安排学习，工资照拿；我们开始试验一些方式；这也要花时间，要做大量的组织工作，主要是大量的思想工作；不过，现在大家不管对自己有什么影响，赞成不赞成，对通病有共同的认识；但治这个病用什么药就复杂了，太急的药不行，太温和的药也不行[105]:396。12月8日，邓会见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等时说：经济建设，必须量力而行，必须要稳；真正做到这一点，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快；现在国内的主要问题：一是就业压力大，国家每年要安排七八百万人就业；二是知识不够；我们这样大一个国家，仅司法人员、经济警察就需要一两百万，但一时培养不出来；我们正在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政策，这些政策不会影响香港投资者的利益[105]:396。
从1982年起，邓致力于国内的改革[88]:408-412[61]:9-10。2月20日，党中央通过老干部的退休规定，以保证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并建立“顾问委员会”来安置这些老干部[109]:5[61]:5-8。邓希望中央顾问委员会成员辞去（在党和政府中）正式职务；邓宣布中顾委只会存在10到15年；他解释之所以成立中顾委，是因为委员拥有过渡期所需之特殊革命经验[39]:502[88]:413-414。邓主持中共十二大，推动中共领导层新老交替，设立“老同志”退休顾问机构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在1992年秋，中共十四大宣布撤销中顾委后，中共第一代元老全部退下官位[40]:22。同时开始精简机构，裁减政府工作人员[88]:396-401。1982年8月21日，邓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105]:427-428。9月12日，邓出席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决定邓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05]:430；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任国务院总理[106]:157。9月13日，邓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105]:430。
1983年5月22日，邓会见毛里求斯政府代表团：现在我们把农村的经济和政治分开，但在实行过程中，要进行充分试验，逐步进行；凡是已进行试验的地方都证明，政社分开是正确的[105]:462。10月，邓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并发出清污指示，于是展开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由胡乔木、邓力群和王震领导[106]:159。邓因为担心继续批右会导致“左”倾回潮，严重影响快将上马之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所以在1984年5月便结束清污运动[106]:159。
1984年，邓分析和判断当时国际战略格局和周边态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世界的主流是“和平与发展”[61]:96，提出“反对霸权主义”[61]:56-57、“中国不当头”的韬光养晦对外政策[88]:415-417。同时，指导军队建设思想战略性转变，军队要为经济建设让路，同时宣布中国军队将裁军一百万[61]:126[39]:527，在士兵中大力开展人才培训，军事工业大规模关停并由军转民[61]:98。虽然邓在1980年代对国防工业和军企之调整取得一定进步，但军企从内陆地区向沿海之转移、克服官僚作风和提升人员水平之过程仍需多年才能完成[39]:497。不论军队商业化有多少好处，把军队与私人利益搅在一起，也造成腐败和贪婪之机，背离军队奉献于自身使命之精神[39]:498。反对这一政策的张爱萍曾说，“（军队）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无异于自毁长城”[113]。10月1日国庆游行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横幅“小平您好”[39]:426。
1985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会议同时增补了56名中央委员和35名中央候补委员，而这些被增补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中就包括了日后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等[114]。
1986年4月4日，邓在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称：我们总结了经验，就是要对外开放，打破闭关自守，对内搞活，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不这样，生产力发展不起来；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105]:572。9月3日，邓谈到政治体制改革之迫切性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06]:1639月13日，邓在另一次谈话中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之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106]:1649月18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成立，成员包括赵紫阳、胡启立、田纪云、薄一波、彭冲[115]。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之中共十三大上，邓辞去所有党政职务并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但保留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之职务；陈云获准取代邓成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一线工作则交给赵紫阳[39]:528。邓不再担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对外方面，1978年5月21日，邓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会谈，布热津斯基后称：“邓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机警，理解力强，有很好的幽默感；态度坚定，直截了当。”[39]:277
1978年10月，邓继续到日本[49]:196。邓是中日交往2,200年以来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中国领导人，称尽管有20世纪那段不幸的历史，但两国有过两千年的友好交往，愿意向前看，使两国走向友好交往的未来；日本人大受感动，知道日本的侵略给中国重大灾难，想表达歉意，伸出友谊之手；邓带著和解的精神，希望两国人民可以共同生活在和平友好新时代[39]:259。邓于10月19日抵达日本，10月23日与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参加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互换仪式[39]:260。
1978年11月，先后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49]:196。12月16日，中美两国正式发表建交声明[49]:197。
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访问美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05]:218。期间邓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116]:13，并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等会谈[49]:197-198，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深入进行交流[116]:15。访问期间，邓试探他们对中国进攻越南的态度[116]:13。
1979年2月4日，邓回国[49]:198。2月17日，在云南、广西边境对越南反击，中越战争爆发[49]:198。中国军队人多势众，决心坚定，确实攻下五个省会[39]:482。3月6日攻下谅山后，中国立即宣布取得胜利并开始撤军，并在撤退过程中尽量破坏越南之基础设施[39]:482。
1979年3月29日，邓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明确提出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105]:228。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2年6月之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取得胜利后不久，于9月22日抵达北京[39]:452。9月24日，她在北京与邓展开对香港前途问题的讨论[117]:501。她坚持按照《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及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享有香港岛及九龙半岛的主权[118]:221，但邓明确表明主权问题没有妥协的空间[119]:117[77]:12-15。离开中国前撒切尔夫人在英国广播公司之采访中说，“如果签约一方对（现存的）条约或协议说，‘我不同意，我打算违约’，那么你也很难相信他们会尊重新的条约。”[39]:454。
第12轮谈判之后，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飞到北京，在1984年4月18日跟邓会谈两小时[39]:458。杰弗里·豪外相在从北京去香港时，第一次公开承认政治上敏感之香港人早就明白之事情：“想达成一个让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39]:4585月25日上午，邓在人民大会堂东大楼会见香港和澳门政协代表，并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49]:204。席上，邓说：“中央政府有关香港发言，我和赵紫阳的是正式的，还有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是正式的。而黄华、耿飚二人所谓不驻兵香港简直是胡说八道”[49]:204-205。9月26日，英国驻华大使伊文思和中国副外长周南正式签署最后文件[39]:460。
1984年12月18日撒切尔夫人飞到北京，在次日简短仪式上，和赵紫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中英联合声明》[39]:460。
1986年4月24日，邓会见香港知名人士安子介、查济民时说：有许多香港人主张基本法要搞得非常细；太细了不好，越详细越管不住；你晓得事情会怎么发展；总的来说，我们的政策没有变的理由，变了对我们不利，香港会成为国家的包袱，几百万人的生活怎么办；要靠国家来养怎么行；变不得的[105]:574-575。
1987年，邓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讲话：“我有三个毛病，喝酒、吐痰、抽烟。”[39]:461-462
1990年1月18日，邓会见李嘉诚时称：真正能稳定香港的，第一是大陆的政策不变，第二是华资强大起来，与国内取得共识，包括推荐管理香港的人才；要有才干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稳住香港的局面；爱国，就是要爱整个中国，爱中国香港；这个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105]:686-687。2月20日，邓会见霍英东时称：我们要对子孙后代讲历史；人人都要有个信念，没有信念团结不起来，不会往前奔，只会怨这怨那，起码是颓废，这是不行的[105]:688。
1980年代初，随着城市化的程度加深、人口流动程度加剧，大量流氓团伙出现、各类经济犯罪也开始显现，而当时中国法制尚处于早期建设时期（文革破坏了传统道德秩序及法治观念），1983年起邓主张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61]:33-34。
邓以铁腕手法维护政权统治[40]:22。关于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的问题，邓明显感受到来自左派及右派的压力[109]:20[61]:134。随着中国的开放，中国人开始更多地接触西方民主人权思想，右派主张改革应该扩大到政治领域，对此他公开批评这些行动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坚持认为不能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而应继续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坚称中国发展最需要的是社会稳定，“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61]:123-124；左派则强调应当限制改革，并返回到当时的苏联模式[109]:18。
1983年，邓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克服自由主义[120]。1985年5月，邓提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产阶级道路[121][122]。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123][124]。
在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邓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61]:110,118,190-1911986年12月4日方励之在中国科技大学讲话后，爆发大规模学生示威[39]:519。面对激烈学潮，邓小平遂于12月30日召见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及李鹏等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25]，批评他们未能平息学潮：“学生闹事，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106]:165邓继而作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指示：“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106]:165由于胡耀邦同情挑战意识形态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被撤销总书记职务[40]:22。
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批评胡耀邦后接受他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的请求，但保留其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职务；政治局又将一批进行“自由化”活动的党内知识分子开除出党；到1月底，持续一个多月的学潮终于平息[106]:165。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是时候递交辞呈[39]:520，胡耀邦总书记的职务由邓另一位助手赵紫阳接任[109]:18，而持经济保守思想的李鹏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109]:22。1987年4、5月间，当邓觉察到党内“保守”势力企图利用反资运动来攻击整条改革开放路线时，他便公开表示“搞四个现代化……著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106]:166邓随后重申改革开放的重要性[61]:198-200，表示“左是主要危险”，坚持继续改革[61]:226-229,248-250。邓再次当机立断结束反资运动，阻止“左”倾回潮；从5月开始，改革开放的言论又高唱入云[106]:166。
1988年，邓的经济顾问警告说，物价改革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货膨胀压力下，很多商品已供不应求[39]:430[61]:262。1988年官方的零售价格指数比1987年高出18.5%，1988年下半年的零售价格指数则较去年上涨26%[39]:431。
1989年春天，中国出现社会动荡[61]:271-272。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藉悼念胡耀邦分别向人大代表及总理李鹏提出政治理想和要求，学潮再起，并迅速蔓延到西安、长沙等大城市[106]:169。4月16日，大约800名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中央之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向胡耀邦敬献花圈；警察并未干预从大学前来悼念者[39]:538-539。运动遂向社会蔓延，形势急转直下[106]:169。
4月24日，即在赵紫阳出访朝鲜之次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将学运定性为“动乱”[106]:169。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这个决定之精神发表《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之社论[106]:169[126]。然而令邓失望，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更多学生加入他们行列[39]:541。5月13日，数千北京学生藉苏联改革派领袖戈尔巴乔夫快将访华到天安门广场绝食，借此行动向中央施压，以争取成立压力团体；尽管赵紫阳劝说学生必须克制，以免破坏中苏高峰会议之进行，学生情绪却转趋激烈，并否定所有妥协之主张[106]:169。由于互不信任和缺乏理性，学生和官方的失败互动使之走向不可控制的局面[61]:302-308。5月15日，戈尔巴乔夫抵达北京；5月16日，赵紫阳与戈尔巴乔夫会晤时公开表示：“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5月17日，北京爆发百多万人上街声援绝食之大游行，不少人将矛头直指邓[106]:170。国务院决定自5月20日起，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在北京部分地区实施戒严[61]:410。6月3日下午乔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清场之最后方案；杨尚昆把方案交给邓，立刻得到批准；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队仍然用大约4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约4英哩路程[39]:561-562。即震惊中外的“六四天安门事件”[44]:3。邓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之“十六字方针”，带领中共渡过难关[106]:170。
邓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级以上干部称：“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106]:170-171邓称：“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106]:171[61]:302-308。由于赵紫阳同情“六四民运”，结果被撤销总书记职务[40]:22。邓决定不在现有的北京高层中选择一名接班人，而是从上海召来当时的市委书记江泽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61]:301。据悉，正当邓考虑由谁来接替赵时，李先念和陈云一再向邓推荐上海市领导人江，说江是坚持“两个基本点”之好干部，力主调到中央；邓很快接纳二人建议[106]:171。6月23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议决撤销赵所有职务[106]:171；选举江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27]。从此江被确认为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核心[61]:309-314。
1989年5月31日，邓〈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称：“……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61]:2979月4日，邓〈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向中央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61]:322。11月8日，85岁的邓在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宣布退休[40]:22。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任[128]。1990年3月21日，邓在七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后退休，由江接任。但他仍是中共精神领袖[4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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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4日，邓〈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61]:320，基本上是因为它们推行经济改革失败，所以，中国若要避免遭同一命运，必须继续走改革开放之道路[106]:172。
当邓的专列于1992年1月17日驶离北京站时，北京其他领导人和南方负责接待他的干部只知道，邓夫妇和4名子女（邓质方没有随行）及其配偶和孩子，一行17人，要出门散心观光，进行“家庭度假”[39]:597。1992年春，邓考察武昌、广州、深圳、珠海与上海[39]:598-605[129]。依靠昔日的威望，邓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在考察途中发表系列演讲，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61]:306-307，批评那些怀疑改革开放的人，明确表示“左”的东西对中国而言比“右”更可怕[61]:225。邓还特地指出当前的基本任务是防“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106]:172-173“南巡”期间，邓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称：“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61]:37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06]:172，“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61]:3741月27日，邓在视察珠海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时称：欧洲搞福利社会，由国家、社会承担，现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国家承担不起，社会承担不起，问题就会越来越大；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全国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户养活的；中国文化从孔夫子起，就提倡赡养老人[105]:709。
由于各地传媒纷纷发表支持改革开放，而与邓一起南巡的杨尚昆又在军中展开学习邓的南巡讲话，中共中央遂于1992年2月底整理南巡讲话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全体党员，由此结束历时3年半的“治理整顿”，并掀起新一轮的经济热潮[106]:173。
邓南巡后不久，全国掀起搞“翻番”狂潮；所谓“翻番”，即追求当地国民产值或工业产值成倍增长的高速度发展[106]:173。中国十多年改革经济体制，从农村到城市，尽管经历几次波动，但终于迈进市场经济[40]:22。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在全国刮起“邓旋风”的气氛中召开；江在会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在历史唯物论中是处于矛盾的对立面，“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反映出中共已挣脱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束缚；从实际意义而言，“十四大”标志著市场改革派之胜利——中共自此以“计划”和“市场”的不同“功能”来界定两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不再把“计划”和“市场”看做“主”与“辅”的关系；换言之，“计划”不再担当发展经济的主导角色，它只为宏观社会经济发展制定理顺战略目标而已；“十四大”可说是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竿[106]:174。
1992年刮起“邓旋风”，使沉寂3年多的中国经济再度活跃，并朝著市场经济的方向大步迈步；然而，由于市场法规未能及时建立，政府未能及时制定有效之调控经济措施，致使中国在1992至1993年间出现经济局部过热及金融秩序混乱的失衡现象[106]:174。邓的思想理念与政治方针以“邓小平理论”始终得到贯彻，他被官方誉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自己却说，改革其实是“摸着石头过河”[110]:3。
在官方报道中，1993年10月31日，是邓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他乘坐刚刚全线通车不久的北京地铁，饶有兴致的走遍了半个老北京[130]。
邓因身体原因自1994年开始就不管国家大事；陈云也于1994年8月动大手术，并于1995年4月逝世；到此，中国的“双峰政治”格局正式瓦解[106]:176。
1996年12月12日，邓因呼吸道疾病住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南楼病房[131]。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于1997年1月1日起播出传记纪录片《邓小平》，当时已患帕金森病晚期的邓在病房收看了全部12集描写他的传记纪录片[132]。1997年2月春节前夕，病情略有平稳的邓向前去探望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传达了自己对全国各族人民的节日祝贺，并希望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把今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和召开党的十五大这两件大事办好”[133]。2月15日，邓夫人卓琳及子女致信江泽民，向其转告邓小平的临终嘱托[134][135]。2月19日21时08分，邓小平逝世，享年92岁[39]:637，死因是帕金逊综合症和肺部感染[39]:615。2月20日，依据联合国1947年旗典，按例，联合国总部降半旗[60]:692[43]:410[136]:526、联合国大会默哀[137][138]:134[139]:163。他的殡车为双尾门的丰田Coaster。按邓遗愿，眼角膜捐出供眼科研究，内脏捐出供医学研究，3月2日骨灰撒入大海[39]:615。邓逝世，中国遂进入后邓小平时代[106]:176[140]。
1997年9月召开中共十五大，该会肯定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引导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前进”明确写进党章[106]:176。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到中央党校，在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作〈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讲话称：“为什么小平同志在讲到警惕右时，特别指出主要是防止‘左’呢？这一点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深刻领会。这是因为在党的历史上‘左’的错误泛滥的时间很长，影响很深。在建设和改革中要开辟新的道路，要改变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做法时，阻力常常主要是来自‘左’的方面。由于‘左’的东西往往带着一些革命色彩，容易给人们以迷惑作用，这就更需要提醒我们的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防止‘左’的干扰。”[141]:41
1997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会[138]:134。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说：
“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142]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称：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40]:33
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在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评价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43]
2024年8月22日早上，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习近平在座谈会中称邓小平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伟大的一生，并赞其理论有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144]。
若说毛泽东时代是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运动方式办事之一人专政之极权时代，那么邓小平时代可说是一个以发展经济为中心，社会走向开放但仍须坚持共产党领导之专制时代[106]:176。
邓个性很强，不喜欢空谈，喜欢快刀斩乱麻，是作风强硬务实、急于抓出成效来的强人，故有“钢铁公司”之称；此外，他的意志坚定不移、老是按照自己一套想法去干；叶剑英曾评论邓：“他这个人历来如此，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喜欢一个人打天下，不撞南墙是不会回头的。”[106]:176
傅高义认为，邓跟苏联领导人不一样，他有一种内在自信，使他能直奔实质问题[39]:3-4。邓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回去，表明要报效整个国家，而非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邓心机不复杂，不怀恨报复，也有极少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怀著敬畏与他保持距离；邓行为一贯、治国方式始终如一，而毛泽东则性情多变[39]:334。
批评者称，在邓和彭真控制的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织下的反右运动中，大量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被构陷下狱[145]。此外，邓小平在大跃进[146]和1975年河南水灾[147][148]等事件中的表现也存在争议。
有观点认为，邓时期对拨乱反正存在“局限性”，例如“四项基本原则”的入宪，确立了不许否定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准则[149][150]。 他于1980年提出要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并一直坚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51][152][153]
还有学者认为，邓在对毛泽东本人的评价上以及在对极权主义、专制主义的反思中也体现出了邓个人的“局限性”。在1980年代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中，邓坚持要求对毛作出功大于过的评价、要求拥护毛泽东思想。[154][155]
邓在六四事件中的角色和处理方式也存在争议。香港媒体人林行止认为这是他一生中的污点和晚年的遗憾[156]:262；而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提到，一些干部认为，当时邓小平采取强硬措施是中国人民得以维护国家团结的唯一选择[39]:569。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以来，在中国大陆网络上出现了一套批评邓的话语体系“稻学”，认为邓需要对三年困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贫富差距、社会不平等、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157]。
邓认为，组织一个有效率的国家政府关键不是改变法律法规，而是为各级行政单位配备一领导班子，交付实权；重要是各级干部为下一级选出可靠能干的领导；邓认为一个领导班子优于一名领导人；理想是领导班子能掌握各自分管的专业知识，如工业、文化等；大单位要七八人领导，小单位可以两三人领导；要有足够活动空间给予领导开展工作，只需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即可[39]:85-86。邓要学习世界上所有的成功经验，不管是什么制度和地方；邓要掌握国内真实情况，不想听大跃进时期造成严重问题的浮夸报告；邓认为人需要物质刺激，需要看到实在的进步保持干劲[39]:391。邓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邓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发展最好；邓部分同事担心外国人和做法会使中国晕头转向，但邓相信足够强大，能控制事态；邓大力支持官员和学生出国，翻译国外书籍，欢迎外国人来华[39]:435。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启动，它是邓上台之前在华国锋之领导下起步[39]:619。邓也不是手持伟大蓝图、主宰著变革之设计师；事实上，变革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之设计[39]:619。不如说，邓是全面领导转型过程之总经理，梳理和总结各种想法，展示给团队和群众所能接受之步调和方式；邓稳定领导最高层，使人们保持信心经历巨变；邓选拔和指导团队，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39]:619-620。邓解决难题，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之解决方案；邓加强统治，保持控制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39]:620。
毛泽东加强中央集权制，将其深入扩展至全国；邓则将统治结构拉回来，没有制定地方必须遵守之严密规章制度，而是建立由上级选拔领导班子，授予他们独立性，只要工作能使经济快速增长即可[39]:624。毛泽东逝世后，邓大胆取消“阶级出身好”选拔干部之标准，严格依照用入学考试来衡量之办法；根据邓在1977年采取之新路线，很多“阶级出身不好”之家庭之子女得以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并当上干部[39]:626。不过，一个人一旦成为干部，升迁便不再需要通过进一步考试，而是根据工作表现；邓的接班人也沿用制度[39]:627。邓确实鼓励推广普通话教学，使各地居民能够与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国家文化之成长并不是由计划所致，更多来自城市之新机会和城市生活对众多农村青年之吸引力[39]:629。邓时代开始的开放性流动，与毛泽东为社会设置重重障碍相比，对社会结构产生更加深远之革命性影响；从以农村为主向以城市为主之社会之过渡以及传播共同之国家文化，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之最根本之社会变化之一[39]:630。
邓很清楚，如果干部过于严格执行法规，中国经济将难以起飞；他一向更加关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办事；他认为一定之腐败难以避免，正如他说：“窗子打开了，难免会有苍蝇和蚊子飞进来。”[39]:631邓需要敢闯敢干之干部，他愿意承担苍蝇飞进来之代价；邓某些子女受到过利用个人关系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没有证据表明邓为自己或家人敛财[39]:631。
邓给接班人留下体制，没有对公私利益作出严格区分；由于司法不独立，民众往往不愿意冒险挑战向个人捞好处之当权者；对于因建新项目而被迫搬迁的居民，中国所提供的保护极差，开发商能够联合政府官员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对搬迁户或原土地使用者之补偿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地方政府和建筑商勾结未必不当，它可以使企业迅速开工，从而能够更快为当地居民就业[39]:631-632。
邓认为，领土纠纷应先放一边，让更聪明的后人和平解决；他所理解之大局是，不要对边界纠纷过于激动，重要是和其他国家搞好关系；邓相信与邻国保持和睦，集中精力搞和平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39]:636。1974年，作为首位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的中国领导人，邓称，中国绝不称霸，如果中国压迫和剥削其他国家，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可以把中国视为“社会主义帝国”，与中国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年8月，王震给党中央发电报，提出中国应当表示支持亚纳耶夫之政变，邓回答：“韬光养晦，绝不当头，有所作为。”[39]:636
邓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61]:252，为坚持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1]:373。
邓的改革还包括由政府对宏观经济主导和调控，其经济改革措施也最早在农村施行[61]:115-118。同时邓重视科技在其中的重要性，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61]:274-275，以科技带动产业改革[61]:107-108。通过吸收国外资本、技术与管理经验，中国加快了自身经济发展速度[61]:77。
中共十四大把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写进中共党章[40]:23。“十四大”确认邓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求把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看齐；会议又提出要审慎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强调精简机构以提高行政效率，但不提撤销党组[106]:174。
邓小平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并建议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举行国共两党平等会谈，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61]:30-31。1980年代其正式向台湾提出一国两制政策（One Country, Two Systems）。
-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在中共八大上（1956年9月16日）
- 《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
-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3日）
-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2月）
- 《邓小平文选》共三册，1983年初版，1994年第二版，人民出版社。
- 第一卷收入1938-1965年的重要文章、讲话共43篇。
- 第二卷收入邓小平在1975-1982年中共十二大以前的讲话、谈话共60篇。
- 第三卷是邓小平1982-1992年期间的重要著作，共119篇。
- 《邓小平军事文集》共三册，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文集编入邓小平1931年4月至1990年9月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报告、谈话、电报、命令、批示、信函、题词等文稿232篇。
- 第一卷编入1931年4月至1944年12月的军事文稿47篇，
- 第二卷编入1945年9月至1974年11月的军事文稿85篇，
- 第三卷编入1975年1月至1990年9月的军事文稿100篇。
- 《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2006年重庆出版社。收入1949年9月至1952年8月关于西南地区工作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指示、书信、题词等文稿140篇。
- 《邓小平文集》共六卷，2014年出1949年-1974年卷，分三卷；2024年8月出1925年-1949年卷，仍分三卷[158]，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邓小平文集》是对《邓小平文选》的重要补充。
- 《文集（一九二五——一九四九）》三卷编入的是邓小平同志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新中国成立前的文稿207篇[158]。
- 《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上卷编入的是邓小平同志1949年10月至1952年8月上旬主政西南时期的文稿106篇。
- 《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中、下卷编入的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领导岗位工作期间的文稿，中卷编入的是1952年8月中旬至1958年9月期间的文稿135篇；下卷编入的是1959年1月至1974年11月的文稿165篇。
- 《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1972年6月20日)
-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1989年11月20日）
- 《邓小平自述》2005年解放军出版社
邓曾两次登上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分别是1978年和1985年。
为了纪念邓对于深圳经济特区自1979年以来发展的策划和贡献，1992年6月28日，第一版的邓小平画像竖立在深圳市福田区荔枝公园东南口。在中国的几个城市里，邓的大型宣传幅甚至出现在城市的主要道路旁或地标建筑附近，上面写着强调改革开放或一国两制政策的信息。其铜像于2000年11月14日在深圳福田区莲花山公园广场竖立。这座雕像除去底座高6米，底座为3.68米，刻画了邓自信地大步向前走的画面。许多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曾参观此雕像。
2001年8月，广安市设立邓小平故居保护区。为深切缅怀邓的丰功伟绩，让世人了解邓的生平事迹，2001年10月，广安市在保护区核心区域开工修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占地八百三十亩、总投资近亿元，园区集山、水、池、林、亭、路等于一体。邓小平故居、邓小平故居陈列室、邓小平铜像广场、翰林院子、神道碑、德政坊等旅游景点坐落其中。2003年5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对外试开放。2003年10月1日，邓小平故里旅游区正式开放[159]。
2004年8月13日，为了纪念邓的百岁诞辰，于邓小平故里旅游区修建了邓小平铜像广场和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邓小平铜像广场的邓小平铜像，高2.5米，重1.2吨，基座是由黑金沙花岗石做成，正前方镌刻着江泽民题写的“邓小平铜像”五个大字。这尊铸铜座像坐北朝南，邓面容温和，两颊瘦削，目光敏锐深邃，身穿短袖衬衫、军便裤、沿口布鞋，面带微笑地坐在椅子上，注视着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160]。
坐落着邓小平故居的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协兴镇辖区的牌坊村，也作为一座讲述邓小平生平事迹的博物馆，同时也作为广安区改革开放的一个精彩缩影，被保存下来。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有一条6车道，宽25米，长3.5公里的大道：邓小平大道。其于1997年6月18日建成。一座两米高的红色花岗岩纪念碑矗立在这条路线的东端，纪念邓小平的碑文以汉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三种语言书写。
中国中央电视台于1997年1月发行了一部名为《邓小平》的纪录片，讲述了邓从留学法国到1993年“南巡”的生活[161]。2014年，中央电视台在迎接邓诞辰110周年之际，推出一部纪念邓的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162]。
祖父邓克达，勤劳、俭仆；祖母戴氏会纺纱织布[10]:20。
父亲邓绍昌，字文明，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出生时父母已年过40[10]:20。家里有一点田[40]:9，传到邓绍昌手上时，有120挑谷地[10]:20。邓绍昌12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独自挑起持家担子；由于时局不安，邓绍昌在成都法政学校只念了一年多，便回到老家务农[10]:20。邓绍昌接受过新式教育，见过世面，加之为人豁达、讲义气，经常参与一些“场面上的事”，在当地算是小有名气和影响；早年曾参加“哥老会”（在四川又叫“袍哥会”），在协兴场“袍哥会”中先后当过“三爷”、“掌旗大爷”（即头领）[10]:20。辛亥革命时期，率众参加过广安武装起义；邓绍昌后来又新置一些地，到邓小平出生时，已是一个拥有二三百挑谷之小地主[10]:20。大多数时间都在协兴镇和县城度过[39]:18。1914年，当上广安县团练局长、八县联防副指挥，任职不到一年半就被撤换[10]:21。后在协兴镇开过一家小饭馆；最富有时，拥有近40亩地和几个帮他干农活及养蚕之长工[39]:18。邓绍昌收入有每年几十石租及几万株桑。后由于赌博输钱，卖掉一些田地，几陷破产，逃到外地[39]:18。邓绍昌逃难在外，很少回家，家庭经济亦随之逐渐破产；1936年，邓绍昌客死他乡，不满50岁[10]:21。邓绍昌对孩子严厉，动辄打骂，但有维新思想，力主把邓送到国外留学；邓在法国参加革命活动后生活窘迫，邓绍昌卖谷子、卖地寄钱接济[10]:21。后来邓谈到父亲时说他是“进步党人”[10]:21。弟弟邓垦评价父亲：“他属旧社会的人，有旧社会的一些坏东西、坏作风。但他对旧社会不满，对我们兄弟俩参加革命，一直采取支持、拥护的态度，从来没有反对过。”[10]:21邓绍昌先后娶过四任妻子[10]:20。共生育四男五女，成年四男三女。
- 第一任妻子张氏，婚后不到两年就去世[10]:20。无后而死[39]:17。
- 第二任妻子淡氏，生三男二女，长女邓先烈，长子邓先圣即邓小平，次子邓先修即邓垦，三子邓先治即邓蜀平，次女邓先珍（10岁时病死）[10]:20。淡氏是广安望溪家坝人，在当地算是富裕[10]:21。据邓榕说，邓母亲十分疼爱邓；邓后来也回忆说，非常敬重母亲，父亲不在家时母亲总是悉心照料著家务[39]:18。淡氏虽没有念过书，但贤惠通达，勤劳能干[10]:22。淡氏于1926年病故[10]:20。邓后来回忆说，当时家能够保持生活，全靠母亲[10]:23。
- 第三任妻子萧氏，生子邓先清[10]:20。生下一子后不久就死[39]:17。
- 第四任妻子夏伯根，是嘉陵江船工女儿[41]:1。前夫病死后，她带著一个女儿邓先芙改嫁邓绍昌，生两个女儿；大女儿邓先蓉（早夭），小女儿邓先群[10]:20。1949年邓和刘伯承到重庆后，邓把夏伯根从广安老家接到重庆同住，从此和邓一起生活，直到2001年去世[10]:20。
邓一岁时，父亲邓绍昌按照当地习俗给邓和唐姓地主人家定下娃娃亲[10]:23。
邓一生结婚3次，首任妻子张锡媛（1907年10月28日－1930年1月）于1930年不幸难产早逝[40]:15。
1931年7月14日，金维映（1904年8月16日－1941年）与邓同行，原名金爱卿，与邓同岁，1919年曾在县立女子学校参加学生运动，毕业后任女校教员，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工运工作，1927年被选为舟山总工会执行委员[10]:195。与邓离婚后与中组部部长李维汉结婚，育有一子李铁映。
- 长女邓林，1941年9月11日出生，是一位艺术家；丈夫吴建常1939年6月2日出生，曾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现任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兼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名誉会长。
- 长子邓朴方，1944年4月16日在麻田村出生，邓小平夫妇在与麻田村一河之隔之云头底村找一位奶妈叫郭金梅，一年后邓小平率部转战河北；郭金梅带著孩子跟随邓小平夫妇到涉县赤岸村住些日子，刘伯承为孩子取名“朴方”[66]:117。在文革中导致下半身瘫痪，中国残联第五届主席团名誉主席，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邓朴方投身残疾人工作，自己也经商[39]:53。在1980年代后期是康华公司的负责人；妻子高苏宁，骨科专家。
- 次女邓楠，1945年10月15日出生，原科技部副部长，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第一书记、常务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丈夫张宏曾任中科院科技开发局局长[163][164]:33。
- 三女邓榕，1950年1月25日出生，又名萧榕，小名毛毛，西纠主要代表,著有《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曾任总政组织部副处长，中国驻美大使馆三秘，全国人大常委会政研室副主任，民主与法制出版社社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丈夫贺平，1946年4月出生；少将贺彪之子，总参装备部少将，曾任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165]:146。
- 次子邓质方，1952年8月出生，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物理系获得博士学位[39]:53，曾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兴业公司董事长，1993年初，邓质方正式加入建设部管理企业属下企业“四方集团”，任最重要的上海四方公司总经理。1993年5月邓质方连同首钢、长实、加怡，共同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开达投资”，并易名为“首长四方”。妻子刘小元，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生物物理学博士[166]:139-145。
- 外孙女：卓苒，1972年11月14日出生，小名眠眠，邓楠之女。曾任职于中银国际。经陈小鲁介绍与吴小晖相识。
- 外孙：卓溯，1974年4月30日出生，小名萌萌，邓林之子，易简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3月26日因心肌炎发作病逝。
- 外孙女：邓卓玥，1979年出生，小名羊羊，邓榕之女，在孙辈中排行老三。她曾就读美国波士顿韦斯利女校，攻读心理学，学成回到北京，从事广告公关。后随丈夫冯波到加拿大生活。
- 孙子：邓卓棣，1986年10月17日出生，小名小弟，邓质方与刘小元1984年在美国留学所生，曾拥有和使用过美国国籍[169]，是邓小平及卓琳唯一的男孙。毕业于北京景山学校和北京大学。2008年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后在美国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曾任平果县副县长[170]。他于美国曾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英文名字为“David Zhuo”。
邓散步每次走三公里左右，很少说话，目不斜视，抬头挺胸，只是一个劲地往前走[70][171]。
在邓小平时代，邓每周会有一两次请人来他家打桥牌[39]:334。邓技艺精湛，守得紧、攻得狠、叫得准、打得稳，风度翩翩，一派大将风度[172]。世界桥牌冠军杨小燕说：“在牌桌旁，可以感到邓小平是一个伟人。他的打牌技术是又稳又精。”[56]:173聂卫平曾透露，邓常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一起打桥牌，邓经常跟丁关根为搭档，聂卫平经常跟胡耀邦、万里为搭档[173]:257。邓打牌时虽然不爱赌钱，但是非常守规矩，输了也能和其他人一样钻桌子[69]:232。此外，邓爱抽烟，其烟为“熊猫”牌香烟，由上海卷烟厂特制。“熊猫”牌香烟因为邓的缘故，价格异常昂贵[81]:224。晚年时邓把香烟戒掉[43]:398。
邓亦是一位足球迷，其夫人卓琳曾在受访时表示邓最爱的是孩子和足球[174]:114。青年时期，他曾在法国勤工俭学，花费吃饭的钱去购买球票[51]:227[175]。邓亦有要求工作人员录制重要的足球比赛，供他在公馀时间欣赏[176]:304。1979年，邓提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并改组中国足协，提出“冲出亚洲”的目标[173]:15-17。1977年7月30日，邓第三次复出后，突然在举行国际足球邀请赛的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出现，现场八万名球迷在赛前起身为其鼓掌致敬[177][178]:583[173]: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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