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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史，或称中美关系史，是指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双边之关系史。随着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往台湾后，实际上与台湾的关系重叠，即台美关系史。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2月12日，清末代皇帝宣统帝退位。由于美国暂未承认中华民国，中华民国任命原清廷出使美国钦差大臣张荫棠为驻美国外交代表。1913年5月2日，美国承认以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开始与北洋政府建立公使级外交关系，互设公使馆，并互派公使。1921年，召开华盛顿会议，签署九国公约，再次确定通过“门户开放政策”以维持中国的领土完整，然而此次由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及中国共同签署的协定缺乏实施细则；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满洲并建立满洲国，门户开放政策随之不存，使各国减少约束力。
1928年7月25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与国民政府代表财政部长宋子文在南京签订《中美关税新约》，条约签订意味着美国已正式承认南京政府，但驻华公使馆仍留驻北平，并在南京设立公使馆南京办事处。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美国不愿卷入中日战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7年9月14日宣布禁向中日两国运送军火[7]。
1935年5月17日，两国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并互派大使。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和南京办事处同时升格为大使馆，美国大使则常驻北平大使馆。
1937年7月，由于中国抗日战争扩大，美国大使馆随国民政府先后迁至武汉和陪都重庆，但北平大使馆和南京大使馆仍然正常运作，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才正式关闭。
1939年6月17日，蒋介石接见美国大使约翰逊，促美国政府对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事作严正表示[8]:6070。6月20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演说，指责日本封锁天津租界及轰炸中国各地[8]:6072。9月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美国远东政策不变[8]:6111。
1941年8月26日，罗斯福宣布，美国将派遣军事代表团到中国，以实现《军火租借法案》之目的，该团由马格鲁德为团长，在陆军部长史汀生指导下执行任务[8]:6606。11月2日，蒋介石以日军集结越南，将进攻云南，切断滇缅公路，是日电请罗斯福总统利用影响，使英国与中国通力合作[8]:6648。11月26日，宋子文偕驻美大使胡适谒见美国总统罗斯福，谈中美关系问题[8]:6664。12月9日，罗斯福发表演讲，谴责日本背信弃义，进攻美国，并宣称：战争为长期、艰苦的战争，美国决不中途停止，决心作战到底；罗斯福致电告蒋介石，美国已对日宣战，并申述加强美中友谊与共同奋斗，征服暴日，直至取得彻底胜利[8]:6673。
1942年1月4日，蒋介石电在华盛顿之宋子文，要求罗斯福派遣一位可资信赖之高级将领到中国担任中国战区统师部参谋长，1月19日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推荐史迪威担任此职，1月23日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通知史汀生表示同意[8]:6701。中国外交人员几经努力，1942年之前美国对华提供1.7亿美元货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开始全力援华，1942年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无偿援助，并根据《租借法案》对华租借大量军事物资，包括“驼峰空运”[7]。共产国际通过其自觉和不自觉之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很大作用[9]:8；由于在重庆和后来在南京的记者反面报导，也由于共产党和他们的同路人同美国人和美国组织积极努力建立“统一战线”，蒋介石和美国盟友之间关系分岐不断加深[9]:9。美军派员来华参战，包括“飞虎队”、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和第二十轰炸机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有上述援助合计，中国在抗战中所获美援总额达16.02亿美元，是所有国家中对华援助最多[7]。
1943年1月11日，于华盛顿签订《中美平等新约》。1944年5月7日，蒋介石电告罗斯福，派商震将军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8]:7407。
1945年1月，美国派赫尔利为美国驻华大使[10]:46。4月，中国与美国、英国、苏联在旧金山主持联合国会议[10]:46。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10]:46。6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奉总统杜鲁门之命，将雅尔塔会议关于中国方面之秘密协议转达中方，并促请中国与苏联成立谅解[10]:46。中、美、英、法等50国代表在旧金山会议中，签订《联合国宪章》[10]:46。7月，中国与美、英三国对日本提出劝降牒文[10]:46。麦克阿瑟代表同盟国于9月2日在米苏里舰受降，中国派徐永昌参加签证[10]:47。10月，美国定双十节为“中国友谊日”[10]:47。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10]:47。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希望中国和平统一，实行民主宪政[10]:47-48。马歇尔奉派来华调解国共问题[10]:48。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美国驻华大使馆亦迁至南京。
1946年7月，美国派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在庐山呈递国书[10]:48。12月，美国总统杜鲁门继续发表声明，谴责中国共产党破坏和平商谈，申明对华政策不变[10]:49。
1947年1月1日，美国政府财政部宣布解除于1941年6月冻结之中国在美资产，美财政部估计中国资产时值3.564亿美元[8]:8253。1月3日，美国照会中苏两国，大连应即在中国管理之下，开放国际贸易，恢复中长铁路交通[11]:486；美国驻华北海军陆战队第一批4,600人开始撤退，驻北戴河及秦皇岛之第七联队全体官兵登美运输舰3艘，定48小时内启程归国；美方声明，此次撤退与中国学生要求美军撤出中国无关[8]:8255。1月10日，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杜纳格抵华，将视察平、津地区美军设施[8]:8263。1月1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正式通知中共代表王炳南，政府决派张治中赴延安商谈，重启和谈之门（1月18日，中共答复司徒，仍坚持取消“伪宪”等两项要求，否则不能重开谈判）[11]:486。1月19日，美国海军上将柯克宣称：国军青岛海军训练团系完全由美方负责，美国政府专为该团运来之训练器材、物资价值法币150亿元；美方在青岛移交国民党之船只已有26艘，大部分为登陆艇，重6万吨；美海陆军在华之费用每月为100万美元[8]:8270。1月3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十一团自塘沽开拔回国，华北所驻美军因之减少至1万人，天津所驻第十一炮兵团则已撤至关岛驻防[8]:8276。2月1日，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在华盛顿声称：陆战队并未接到关于撤退驻华军队之命令[8]:8278。2月7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关于美国在华保有军事基地问题，认为谈判仍在进行，并无任何困难，目前尚有少数陆战队留驻青岛，协助训练中华民国海军；美国西南太平洋舰队赠中国900吨中型登陆舰一艘，在青岛大港码头举行交接典礼[8]:8281。2月3日，美军驻延安联络团撤退[11]:487。2月6日，司徒雷登发表声明，愿于3月5日以前，协助中共人员撤退[11]:487。2月28日，《合众社》华盛顿电：美国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在华府记者会上强调，美国不因已退出中国政局而减少驻西太平洋之海军；美国在青岛仍将驻泊舰队[8]:8298。3月12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院，中国内战将使经济日益枯竭，士气日渐减低，在东北国共两军损失为1：2，在山东为2：1[11]:488。4月1日，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查尔斯·柯克海军上将发表声明称：“撤退驻华美海军陆战队至关岛之工作已在进行中，目前撤退之人数已逾五千名。”[8]:83254月8日，驻北平美军总部吉伦中将及最后一批官兵369人，上午9时离开北平赴塘沽，换乘“威格尔将军号”离华返美；驻北平美军总部宣告结束[8]:8330-8331。4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将美国海军剩余船只271艘及船只器材、浮动船坞等移交中国；国民政府将青岛作为美国第七舰队之海军基地[8]:8342。4月1日，西太平洋美国海军司令柯克上将发表声明称：“撤退驻华美海军陆战队至关岛之工作已在进行中，目前撤退之人数已逾五千名。”[8]:83254月8日，驻北平美军总部吉伦中将及最后一批官兵369人，上午9时离开北平赴塘沽，换乘威格尔将军号离华返美；驻北平美军总部宣告结束[8]:8330-8331。4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将美国海军剩余船只271艘及船只器材、浮动船坞等移交中国，并派遗海军军官100名、士兵200名予以协助；国民政府决将青岛作为美国第七舰队之海军基地，仅许美国船舰入口[8]:8342。5月1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邓斐尔宣布美军将于7月1日以前全部退出中国；美国驻华海军总司令柯克对记者称：美国海军在中国自香港至天津沿海一带，计有巡洋舰两三艘、驱逐舰12艘、其他军舰若干艘[8]:8346。5月11日，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第五团撤离北平[8]:8353。5月25日，美国驻华海军陆战队撤离秦皇岛[8]:8361。5月26日，美国决定解除对华军火出口禁令[8]:8361。6月12日、16日、19日，驻华北之美国海军陆战队1500人分别离开天津返美[8]:8370。7月3日，中国立法院通过法案，决定将驻华美军享有之特权延长至美军完全撤出中国之日[8]:8378。
1月4日，美国政府照会苏联政府，提出：大连应交由中国管理，恢复中国长春铁路交通[8]:8256。3月17日，美国国务院重申苏联应即将大连交还中国管理[8]:8314。3月25日，苏联答复美国照会，准备履行协定，将大连交还中国[8]:8321。3月30日，蒋召见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赵家骧，指示接收旅顺、大连事宜；并宴别即将离华之美国吉伦中将等人[8]:8324。4月6日，为接收旅顺、大连，中苏双方军事联络小组在普兰店举行会谈；中方代表为周璞上校等4人，苏方代表为加里斯基少将等7人[8]:8329。4月17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要求接收旅顺、大连[8]:8336。5月31日，国民参政会决议请政府商洽美国借款，尽力收回旅顺、大连，预防日本重建军备[8]:8364。8月1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美国向苏联提出抗议，指责苏联一再延宕开放大连港口[8]:8397。8月20日，张群内阁宣布，暂停开放大连，任何外轮驶往大连者，必须经中国政府同意，并不得从事中国沿海贸易[8]:8399。
1月7日，蒋中正设晚宴饯别马歇尔，再次邀请马歇尔重返中国担任特别顾问，答应赋予他所拥有之一切权力，共同为使中国成为中美两国人民所想望之国家而努力[8]:8259；马歇尔特使奉命返国继任国务卿[10]:50。1月8日，马歇尔离开中国返回美国，蒋中正夫妇至机场送行[8]:8260。5月7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称中国政府改组已具备美国货款条件[8]:8350。11月28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训令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向蒋介建议改组陆军勤务机构[8]:8462。
1月27日，中华民国经济部派李铭等参加中美两国商人会议，并即筹设中国商事协会[8]:8273。2月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出口结汇由政府补贴100%，进口货物从价征附加税50%，自次日起实行；美国以此举危害美国对华进出口利益为由，表示反对[8]:8280。2月12日，联合国救济总署副署长杰克逊抵达青岛视察[8]:8285。2月15日，美国对华经援在考虑中[8]:8287。2月18日，蒋中正及宋子文要求美国国务院同意联合国救济总署将所余价值2.4亿美元善后救济物资中，调换价值2亿元而可由黑市出售之物品，以便取得现款[8]:8291。3月2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参议院提出请求批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8]:8318。4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谈话称：国务院不欲对进口银行行使压力，迫其以五亿美元贷与中国[8]:8325。4月22日，美国政府宣布：原允贷予中国之5亿美元撤销[8]:8339。4月26日，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举行会议，邀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霍宝树报告一年来善后救济概况；报告称：截至今日，联合国救济总署运抵中国物资逾180万吨，尚余七八十万吨将陆续运来；运华物资美国部分约在八九月间可全部运到，英国及澳大利亚二部分则尚须明年始可运齐[8]:8342。5月26日，新任联合国救济总署中国分署署长克利夫兰到部视事，前任联合国救济总署分署署长艾格顿是日返回美国[8]:8361。8月24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处长克利夫兰一行14人抵达北平视察[8]:8400。
2月3日，美国民主党众议员曼斯菲尔德在众议院向总统杜鲁门提议，主张召开中、美、英、苏四国会议，为中国内争觅致和平解决办法[8]:8279-8280。2月22日，国民政府照会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四国，声明：“此次莫斯科四外长会议之议程，应限于德、奥和约之起草，如有变更，应得中国之同意。”美国、法国已覆文同意，英国亦口头同意[8]:8295。4月24日，苏、美、英、法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闭幕，会议经45天激烈讨论，对德和约、对奥和约及四强防德公约等，均未获得协议[8]:8341。7月26日，中国外交部照会美国政府，主张对日和会在上海举行[8]:8389。
2月11日，重庆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发动学生总罢课，抗议中国国民党特务两次袭击学生宣传队之暴行；重庆各团体组成联合后援会，声援学生[8]:8284。2月20日，蒋中正派赴东京盟军总部联系代表王之少将会晤麦克阿瑟五星上将[8]:8292。
3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美、英、苏三强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三项秘密协定全文[8]:8320。4月22日，蒋中正接见抵华访问之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邓斐尔上将[8]:8338。
5月5日，美国驻军调部物资处理团结束业务，翌日该团人员离开北平，将价值350万美元之剩余物资转交中国政府[8]:8349。 5月7日，中华民国外交部电令驻沪办事处，就美国水兵饶德立克击毙人力车夫臧大咬子案，继续同美军事法庭交涉[8]:8350。7月1日，中华民国国防部成立美方剩余物资接收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上海港口司令施北衡兼任，下设陆、海、空军及联合后勤四组[8]:8378。
5月7日，国民政府改组后获美国部分信用贷款[11]:491。6月23日，中美租借法案债务谈判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内容为：租借债务之清理、战时三国间财政债务、未整理之战时剩余物资移交问题及其他战时财政账目，债务总额计20亿元[8]:8374。7月22日，美国对外清算委员会中国及东亚办事处宣称：自1946年8月30日至1947年5月30日美国已供给中国之剩余物资共约1.7亿美元[8]:8387。
6月27日，美国以价值约65.6658万美元之1.3万发子弹，售于中国国民党方面，并允许签发军用品出口证；6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言人宣布：中国人民不予承认此项血腥交易[8]:8375。7月15日，驻美物资供应委员会与美国航务委员会在华盛顿签订《售购战时建造船舶合约》，美国将战时建造之船舶159艘售给中国[8]:8384。
7月9日，美国白宫宣布派魏德迈为特别代表赴中国，“对中国目前及未来的政治、经济、心理和军事情况作一估计”，以帮助美国政府“考虑对复兴计划的援助”[8]:8381。7月1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魏德迈将军偕顾问5人启程到中国[8]:8384。7月22日，美国特使魏德迈及其率领之考察团到南京[11]:493。8月29日，蒋介石主持国务会议，王世杰外长报告外交，就魏德迈之离华声明作简要说明；蒋强调中国应自力更生，励精图治，自立自勉[8]:8403。12月15日，美国魏德迈将军致函蒋，告以巴大维将出任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8]:8470。
7月30日，国民政府就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询问经济改革方案中外国资本一节提出书面答复，声明欢迎美商向国营及民营工业投资；美国公司及私人公司对于中国各种工业，除铁路、兵工厂及与国防有关之专营事业外均可投资[8]:8391。
1948年1月，美国第八十届国会开会，总统杜鲁门提出特别援华法案[10]:53。中华民国技术代表团赴美，商洽美国援华计划之具体事宜[10]:53。2月，美国国会通过合并援外法案，援华总数4亿6千3百万美元[10]:53-54。4月，中美成立双边协定[10]:55。4月13日，杜鲁门在写给国会报告中称：截至本年12月31日，美国对中国提供救援物资将有5万长吨之小麦、4.3万长吨之白米，另拨500万美元在暹罗等地采购援华白米等[8]:8570。4月20日，美国太平洋司令白吉尔、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葛里芬至南京访问；白吉尔由美国驻华军事顾问组长塞柏尔陪同谒见蒋[8]:8578。6月29日，美国国务院照会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称，军事援助之1.25亿美元即可提取[8]:8629。7月1日，行政院美援运用委员会在南京成立，该委员会驻上办事处同时成立沈熙瑞任秘书长；美国经济援华团团长莱普汉亦由上海赴南京[8]:8631。7月2日，蒋飞徐州指示作战机宜，布置豫东黄泛区军事计划；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巴大维亦飞往视察[8]:8632。7月3日，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规定：美国援华四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2.75亿美元，特种赠给予1.25亿美元；美国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之财政经济有最高监督权和决定权，在中国执行监督之美国人员均享有“治外法权”待遇；美国可以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之任何战略物资；中华民国政府允改善对外商务关系，接待美国代表团并协助其执行任务；一切执行细节须中美双方代表协议，美方保留随时停止援助之权[8]:8633。《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于南京签定，分为中文及英文版本，其中最特别是美方代表司徒雷登以中文签名。7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在过去一个月里，南京政府之威信和权力“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鉴于蒋中正不能以其权力改善时局，“地方军政长官被迫考虑区域谅解或组织区域政治结合以应付南京政府失败或权力崩溃的局面。……现在尚不能预计什么事件会使总统与任何可能的区域领袖间发生分裂”[8]:8632。8月，中美双方关于组织“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协定”在南京签字[10]:55。8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偕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赴庐山与蒋秘密商谈；美援运用委员会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美援物资棉、粮、油料之运用问题[8]:8658。8月14日，莱普汉、俞鸿钧在上海召集各小组会议，商讨美援运用问题[8]:8658。
10月，蒋中正接见美国记者，表示美国应重视中国局势，无完整之东北，即无和平之东亚[10]:56。11月2日，杜鲁门当选连任下一届总统，由于杜鲁门不支持国共战争，11月28日，宋美龄前往美国游说杜鲁门，杜鲁门冷漠以对。11月30日，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在南京互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批准书，宣称该条约自即日起生效[8]:8740。12月1日，美国《外交杂志》载文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美国曾以35亿美元援助中国，其中在战胜日本以前，为14.69亿美元；战胜日本以后，达20.88亿美元[8]:8741。
1949年1月7日，艾奇逊继任美国国务卿[8]:8771。1月26日，艾其逊发表声明：美国对华政策不变[8]:8792。1月27日，美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撤离中国[10]:58。
2月3日，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驻于青岛声门；美国西太平洋舰队为保护美侨，仍留在西太平洋，“使整个中国沿海的美国人感到安全”；美国经济合作总署停止对解放区之救济工作；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长莱普汉、副署长葛里芬一行抵台湾考察经济建设[8]:8803。2月4日，美国军事顾问团最后一批人员由团长巴大维、海军组长奥尔特率领离华，抵达日本东京[8]:8804。2月15日，美国众议院51人为中国局势问题致函总统杜鲁门，宣称中国局势已使美国“感到严重威胁”；“共产党在中国之胜利，将为吾人重大的及历史性的失败”，要求杜鲁门指派一委员会研究中国问题[8]:8818。2月28日，美国国务院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交《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报告》，主张在政治上不致力于推翻中共新政权，而是“通过允许恢复与中国的正常经济关系，大大增强这种可以使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产生严重分裂的力量”；认为这样，可以在经济上使美国私人企业在中国继续做些生意[8]:8831。
3月28日，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向国会提出报告并决定美国对华外交政策应采取之基本原则：一、继续支持美国一向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之信条；二、希望中美两国人民继续正常之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三、因经济援华一事，于美国本身利益甚为重要，故应尽可能继续下去[8]:8854。4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一项议案，决定将1948年4月3日所通过“援华法案”延期至1950年2月15日，以该法案拨款四亿美元中尚未动用的5,400万美元继续援助中国政府[8]:8864。6月18日，美国国务院内部，已有人主张承认中共，司徒雷登大使由南京到上海，且发表其即将回国，作承认中共之建议[12]:215。
1949年4月30日，美国驻广州领事馆大使衔代办克拉克到桂林与时任代总统李宗仁会谈。克拉克表示只要李宗仁能继续在华南、西南组织抵抗，美国就有可能在“未受共产党控制的区域内，对坚持反共的力量提供援助”，并称“美国政府今后不再援蒋”，希望李宗仁尽快赴广州，“在广州组织一个与蒋氏截然分开的政府，否则不易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并表示：“如果有一种第三势力存在，美国必乐于出面援助。”示意李宗仁依靠“第三势力”[8]:8898。
美国陆续增派军舰、飞机和海军陆战队到青岛助蒋内战；4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400名由上海抵青岛。5月5日、5月7日，美国军舰5艘、重轰炸机4架先后增驻青岛。5月14日，美国海军陆战队1,500名由美国运抵青岛[8]:8914。
5月11日，驻美大使顾维钧会见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除乞求援助外，并提请美国考虑参加类似《北大西洋公约》之太平洋公区域协定问题，用以表明美国对共产党在亚洲进展与世界其他地区之进展同样关切；美国赠送中国军舰4艘，驶抵台湾[8]:8910。
5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要司徒雷登向英、法等国驻华大使强调：“给共产党政权以事实上的承认将从政治上鼓励共产党，打击国民党”，“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大国匆匆忙忙给予中共以无论事实上还是法律上的承认。”[8]:8911-89125月20日，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令在上海美国海军军舰驶离黄浦江以外35哩处停泊；美国总统邮船公司宣布该公司轮船即日起停驶上海[8]:8921。
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全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特别着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阶段》）[10]:61。书中表示，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的失败，是国民政府本身的领导问题，与美国无关，美国在战后中国情势已尽力而为，最后失败应由国民党负起全责，是为“袖手旁观”政策。白皮书称1947年蒋占领延安“是一个既浪费又空虚的、华而不实的胜利”[13]:358国府对美国为辩护其对华静观政策所公布之《中美关系白皮书》发表郑重声明[10]:61。美国停止对中华民国的军事援助，严重打击国民政府的战斗士气。
9月8日，美国参议员麦卡锡、勃里奇、诺兰、惠里联合发表“对华白皮书备忘录”[11]:521-522。9月9日，前经济合作署中国分署长赖普汉促美国给予中共政府事实承认，反对再予国民政府援助[11]:522。9月7日，美、英、法3国外长会议，英、法支持美国放弃中国政策，并早日缔结对日和约[11]:522。9月13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英国外相贝文于华盛顿就远东问题举行会谈[8]:9009。9月14日，美国国务院答复伊斯勃兰公司，不允许派军舰护送商船进入上海[8]:9009。9月22日，美国经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台湾办事处，签署美援肥料6万吨使用合同，价值约400多万美元[8]:9015。9月2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苏联曾有原子爆炸；9月25日，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早有原子武器[11]:522。9月2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1949年共同防御互助计划》军事援外[8]:9018；美国经济合作总署拨给中国12.5万美元，向美国购买肥料，截至现在，对华拨款已达2.16828亿美元[8]:9019。10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继续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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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继续经济援助台湾[10]:63，“不介入台湾海峡争端”。2月10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声明：美国政府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的政府；美国国务院反对在台湾实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是否继续为中国一个省，或交付托管，或成为一独立国[14]。3月15日，美国参议院及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通过5,000万美元援华案[14]:309。5月23日，台湾、美国航线正式开航[11]:531。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65。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台湾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到太平洋地区恢复安全，对日本的和平条约订立，或经联合国审议后，才能决定。”[15]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协防台湾[10]:65。美国政府决定把台湾纳入西太平洋防御体系。6月29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记者招待会称：“美舰队防护台湾，不涉及台湾地位。”[11]:5317月，美国第七舰队司令史枢波谒见蒋中正，商谈加强中美联系事宜[10]:65。8月，援韩联军统帅麦克阿瑟访台，蒋中正两度接见会谈，并分别发表声明，蒋发表谈话谓与麦帅会谈已奠定中美共同保卫台湾与军事合作之基础[10]:65。9月，美国颁布“禁运战略物资资匪办法”[10]:66。11月30日，美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否决中共代表伍修权等提出之“美国侵略台湾案”[16]。
1951年2月，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于东京拜访台驻日代表团何世礼团长，交换《对日和约》意见[10]:67。中美以换文方式成立《联防互助协定》[10]:67。5月1日，军事援助顾问团正式成立，5月2日在台北开始办公[14]:326。6月2日，美国国务院1950年有关台湾前途文件，参议院调查通过发表[14]:327。7月，蒋中正接见抵台访问之美国纽约州长杜威，并作会谈[10]:68。
1953年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咨询美国国会，决定解除台湾海峡中立化，下令第七舰队废除台湾海峡从事“中立巡逻”[10]:72。2月27日，美国宣布任命驻华临时代办蓝钦为第36任驻中华民国大使（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1949年8月2日离任后，蓝钦于1950年7月起担任临时代办）。同年，美国驻华大使馆改驻台北，由原驻台北总领事馆升格。大使馆另设在北门附近，原总领事馆则改为海军武官处，之后再用做大使官邸直至两国断交。
1954年9月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来台与蒋中正会谈[17]。
1955年1月29日，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决议案》（Formosa Resolution of 1955），授权美国总统可使用武力保卫台湾安全[18]。3月1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谈话，一旦中共在金门、马祖扩大战争，美国将动用原子武器[11]:594。4月3日，美国陆军部长史蒂文兹扺台，4月5日离台返美[11]:594。4月4日，美国第十六军刀机截击队自琉球调防台湾[11]:594。4月24日，雷福德与助理国务卿劳勃森奉命抵台，4月27日离台返美[11]:595。4月26日，蒲赖德宣布“美国台湾联络中心”正式成立[11]:595。
1957年3月20日，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男职员刘自然在驻台美军上士雷诺的住宅门前遭雷诺连开两枪毙命，但在两个月后，负责审理此案的美国军事法庭却以“杀人罪嫌证据不足”为由宣判雷诺无罪释放，引发台湾民众反美冲突，史称“刘自然事件”。1958年8月，“八二三炮战”爆发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派国务卿杜勒斯来台与总统蒋中正发表《共同声明》，并提供8吋炮武器，让国军有效反击解放军侵略，进一步稳定战后情势[18]。1959年10月，美国副国务卿狄伦访台。同年台北美国新闻处迁入原台湾教育会馆，此前美国新闻处位于台北市中山堂附近，因刘自然事件遭捣毁，而美国新闻处是1960年代台湾获知欧美消息的重要管道，在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后改为非官方性质的美国文化中心（原台湾教育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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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6月18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台北，并在总统府前广场对50万群众发表演说，是唯一于任内访问中华民国的美国总统[19]。
1961年3月13日，美国赠与扫雷舰10艘，运抵高雄港[11]:667。4月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声明，反对中共入联合国，并继续履行对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的承诺[11]:667。
1961年4月3日，美援运用委员会洽请美开发基金将美金贷款改按台币计息，由台湾银行承担保证责任[11]:667。7月，中华民国副总统兼行政院长陈诚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副总统约翰逊会晤。
1962年3月14日，美国国务院主管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访台，劝阻蒋中正反攻大陆，3月15日离台[11]:678。
1963年1月24日，中华民国、美国双方就增购美国农产品事成立协议，并正式换文[11]:688。8月13日，美国驻华美援公署署长白慎士（Howard L. Parsons）表示：美国援华贷款自下年度起缩减，并在1965年停止[11]:692。11月16日，美国军事经济援华考察团抵华访问，研究台湾需要美援实况[11]:694。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11月26日，新任美国总统约翰逊致电蒋中正，保证美国与中华民国关系不变[11]:695。12月13日，美国助理国务卿何斯曼（Roger Halisman）阐释外交政策，表示尊重与中华民国之友谊，但对中共政权将保持“门户开放”政策[11]:695。
1964年5月，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华经援将于1965年中期停止，军援及农产品法仍将继续[10]:107。
1965年8月31日，《美军在华地位协定》于台北签定，规范驻台美军司法适用管辖范围，9月国防部长蒋经国访问美国，晋见美国总统约翰逊讨论世局，并与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发表联合声明，决依共同防御条约密切合作[10]:110。蒋经国三度访美，参观中央情报局，向旅美侨胞发表反共讲话，驳斥所谓李宗仁归大陆离间中美关系之谎言，在美活动近两月[20]:521。
1966年1月1日：美国副总统韩福瑞抵台访问[21]。1967年5月6日到5月26日，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与夫人访问美国，和总统约翰逊会晤。随行人员包括：中华民国经济部长李国鼎、外交部政务副部长沈锜暨夫人、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秘书长陶声洋等。并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献花致意、谒肯尼迪之墓。之后亦参访帕特里克空军基地、肯尼迪太空中心、纽约联合国大厦等地[22]。1969年严再前往美国，代表中华民国出席艾森豪威尔的丧礼。
1970年4月18日，蒋经国再度赴美做为期十天的访问。在蒋经国访美之前，台湾独立建国联盟主席蔡同荣致函美国总统尼克松，要求其停止对“蒋家政权”的援助[23]。蒋经国抵达洛杉矶时，台湾独立建国联盟即揭开反对蒋经国访美的示威游行。4月20日，蒋经国到达华盛顿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60位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成员即手持“我们就是台湾”及“台湾要自决与自由”标语，并高喊口号。4月24日，更发生试图枪杀蒋经国未遂的四二四刺蒋案。
1971年5月22日，韩国、菲律宾、泰国、美国、越南、中华民国签署建立《亚洲蔬菜研究发展中心协议备忘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的一系列边境冲突，造成双方关系严重恶化，1971年7月9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密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关系开始出现变化。9月，参谋总长赖名汤访问美国[24]。
197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时，美国支持中华民国续留联合国（即《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是唯一反对此议案的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但最后没能挽回局势。当时的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是后来担任总统的老布什。26日，美国加州州长里根致电美国总统尼克松，痛批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非洲国家，说道“我告诉你，昨晚在电视里看到的那件事。看到那些来自非洲国家的猴子，该死的，他们穿着鞋子还是让人不舒服。”尼克松听完后大笑。[25]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并签署《上海公报》，双方关系暖化浮上台面，与中华民国关系动摇之势已经显现。前1日，蒋中正批评道“所以今天国际间任何与恶势力谋求政治权力均衡的姑息举动，绝不会有助于世界和平，而适以延长我七亿人民的苦难，增大全世界的灾祸”[26]。
1975年4月5日，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逝世后，美国总统福特起初只派农业部长巴茨抵台吊唁，引起中华民国政府不满，后来福特又派副总统洛克菲勒抵台参加丧礼。白宫也发表声明，称赞“蒋中正是一个具有坚定正直品质、巨大的勇气和深切的政治信念的伟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重要盟国领导人，他的逝世标志着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时代的结束。”[27]
1978年12月15日，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中美建交公报》。12月16日，美国总统卡特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28]:449-450。《中美协防条约》（即《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亦于1979年12月31日终止[28]:450。同日，时任总统蒋经国就美中建交发表声明，指出美国背信毁约；强调绝不与中国共产党谈判[28]:450。12月17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率团抵台磋商台美未来关系，群众向该团示威抗议；并有一名计程车司机在外交部前引火自焚以示抗议[28]:450。
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断绝外交关系，末任大使安克志在19日离任。2月28日，关闭大使馆。驻台美军亦于3月1日撤出；4月26日，美国留驻台湾的150多名军人，“包括军事援助顾问团全部撤离台湾”[29]:416[30]。
1979年，美国国会以近乎全票通过《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国国内法，美国政府应给予“台湾统治当局”（英文：Taiwan Authorities，在1979年1月1日前美国承认其为中华民国）与其他主权国家（foreign countries, nations, states, governments, or similar entities）同等待遇。4月10日，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与台湾关系法》，仍然保持外交之实质关系[28]:450。台美互设机构之间特权、免税以及豁免协定，双方亦于10月2日在美国华盛顿正式签署[28]:450。
| 一 | 维持及促进美国人民与台湾之人民间广泛、密切及友好的商务、文化及其他各种关系；并且维持及促进美国人民与中国大陆人民及其他西太平洋地区人民间的同种关系。 |
| 二 | 表明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国的政治、安全及经济利益，而且是国际关切的事务。 |
| 三 | 表明美国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之举，是基于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一期望。 |
| 四 | 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制裁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
| 五 | 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人民。 |
| 六 | 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使用其他方式高压手段，而危及台湾人民安全及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 |
《外交官》杂志分析，为了阻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扩张，美国支持运作台湾“事实独立”（事实上的主权国家），一如麦克阿瑟所喻，台湾是“不沉的航空母舰”[31]。
美国国务院每年出版的《有效条约汇编》（Treaties in Force）中皆表示：“美国不承认‘中华民国’是国家或政府。”（The United States does not recognize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 state or government.）[32]
美国在台协会于1979年1月1日美国政府改变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承认后不久成立。美国国务院提供大部分经费及运作指导，美国国会担任监督角色。设有华盛顿总部（AIT/Washington）、台北办事处（AIT/Taipei），职员超过450人，提供商业、农产品、旅游服务、文化交流、华语学校、贸易中心、图书馆等功能，并设有高雄分处（AIT/Kaohsiung）。3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28]:450。1994年10月10日，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国办事处更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
双橡园于1937年至1978年间为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及财产。在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前夕转卖给民间团体自由中国之友协会。1979年4月通过《与台湾关系法》，根据该法条，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举，不应影响台湾统治当局（即中华民国政府）在1978年12月31日之前或之后取得或特有的有体财产或无体财产的所有权。1986年2月5日，美国内政部列为古迹。
1980年代，以美国总统里根为首的美国政府默许及支持台湾党外运动，但同时支持蒋经国政府。
1982年7月14日，在《八一七公报》签署前夕，里根派遣时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的李洁明以口头宣读方式向台湾提出“没有终止对台军售的时间表、不会修改《与台湾关系法》、美国不与北京事先咨商对台军售、美国不担任两岸谈判的调解人、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的一贯立场，两岸应和平解决此问题，美国也不会强迫台湾与中国对谈、美国不会承认中国对台湾主权的主张”的“六项保证”。[33]同时，里根亦提出针对《八一七公报》的内部备忘录，内文指美国同意减少对台军售的意愿全然以中国持续其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歧的承诺为先决条件，美国对台提供武器之性能与数量完全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构成之威胁而定[34]。
1984年10月15日，华裔美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国加州戴利市家门前遭到中华民国国防部情报局训练并派遣的 台湾黑道首领陈启礼等三员伏击刺杀身亡[35][36]，史称“江南案”，之后中华民国和美国关系紧张，中华民国方面承认江南案为该国情报局官员主使，但强调乃情报局官员独断专行所致，并逮捕情报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副处长陈虎门等。
1985年8月20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多尔[37]、1986年8月20日，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鲁加[38]、1987年12月28日，联邦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本特森[39]相继抵台访问。
1987年2月8日，美国肯塔基州长柯玲丝[40]、9月28日，科罗拉多州长罗墨[41]、9月29日，马里兰州长谢佛[42]、10月7日，弗吉尼亚州长巴里芮斯[43]、10月8日，亚利桑纳州长梅肯[44]与亚拉巴马州长韩特[45]、10月9日，内华达州长白莱恩[46]与田纳西州长麦惠特[47]、10月18日，俄勒冈州长高思密[48]、10月28日，西弗吉尼亚州长莫尔[49]相继抵台访问。
1987年6月，三七事件被国际媒体报导揭发与首届国会反对党党团吴淑珍、张俊雄、科宁祥等委员联合质询而曝光，但中华民国政府坚决否认发生屠杀事件[50][51]；1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民主决议案》(H.R.1777)：呼吁国民政府终止戒严令、取消党禁、加速实现民主政治，包含保障言论和集会的自由，为实现具代表性政府而应全面改选中央民意；1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相同决议案[52]。直至1988年初发生张宪义案，中华民国违反承诺，再度秘密发展核武的计划终告曝光[53][54]；4月，一名驻美专员因追踪张宪义小孩入学至住家并连络记者访视、侵犯美国政府的证人保护计划而被驱逐返台[55][56][57]。
1988年5月28日，美国蒙大拿州长史文登[58]、6月29日，阿拉斯加州长柯柏[59]、9月9日，路易斯安纳州长罗莫[60]、9月19日，新泽西州长坚恩[61]、9月21日，艾奥瓦州长布兰斯塔德[62]、11月17日，威斯康星州长汤普森[63]、11月30日，爱达荷州长安卓斯[64]、12月16日，密苏里州长阿什克罗夫特[65]相继抵台访问。
1989年10月17日，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发生强烈地震后，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致电美国总统老布什表示慰问，并拨款50万美元协助赈灾救难工作。[66]
1990年5月，美国前内政部长柯勒比、前国防部长卡鲁奇、前司法部长米西抵台访问，并参加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副总统就职典礼。[67][68][69]8月19日，马里兰州长谢佛抵台访问。[70]
刘宜良命案（江南案）受刑人董桂森于1991年2月21日在美国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因故被刺，于4月3日伤重死亡。[71]6月1日，美国蒙大拿州长斯蒂芬[72]、6月19日，新墨西哥州长金[73]、6月29日，弗吉尼亚州长魏尔得[74]、7月24日，夏威夷州长魏希[75]相继抵台访问；6月19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钱复应邀赴美国科罗拉多州参加由美国企业研究院（AEI）主办的“世界论坛”后，转往加州洛杉矶，于25日会见美国前总统里根，并代表政府及人民捐赠200万美元予即将落成的“里根总统图书馆暨公共事务中心”。[76]11月19日，钱复再往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及夏威夷州访问。[77]
1992年9月14日，老布什宣布批准军售150架F-16 A/B型战斗机予中华民国空军，总价60亿美元。[78]12月，美国联邦贸易代表希尔斯访台。
1993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钱复访问芝加哥[79]、夏威夷州[80]。11月16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搭乘专机抵达中正国际机场，总统李登辉夫妇、外交部副部长、外交部北美司长、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均前往接机。[81]其后，除拜会总统李登辉外，老布什也在台北发表演说。11月19日，总统李登辉指派经济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萧万长参加于美国西雅图举行的首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此之前，中华民国（后简称我国）与美国展开密集咨商，美国期望我国参加，并多次表示会议将讨论重要的区域性及全球性问题，我国的加入将使会议更形坚实强大，但另一方面，美国身为主办方，期望我国了解会议的经济性质、台美无正式邦交以及其他各会员均与我国无正式邦交之特殊状况，寻求妥善的解决方式，在历经一个多月的折冲交涉后，美国总统克林顿于9月21日正式致函邀请总统李登辉前往，但我国则基于考量决定指派经建会主委萧万长代表参加，[82]往后的年度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皆援此例。
1994年5月，总统李登辉前往尼亚加拉瓜，并参加哥斯达黎加的总统就职典礼，途中过境美国夏威夷，由于这是中华民国元首首次过境美国，美国担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于是禁止李登辉入境美国国土、只允许在夏威夷军用机场过境加油、不允许在当地过夜。当时李登辉拒绝下机，并穿着拖鞋与睡衣接见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白乐崎，等飞机加满油后就起飞。李登辉还反讽自己最好不要离机门太近，不然不小心就会跌到美国领土。白乐崎表示“这次他明显‘很不高兴’，我还记得他气到痛飙：‘太过分了！’”事后，美国国会两党议员认为美国屈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做出失礼的行为，有损美国颜面。[83][84][85]9月，美国政府完成对台政策检讨，包括同意台湾驻美机构更名、允许美国适当层级官员访台、略为放宽双方交往范围，及有限度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86]10月10日，由中华民国外交部掌管、设立于美国之代表机构更名为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12月，美国运输部长潘尼亚访台。
1995年5月，美国修正对台政策检讨，同意台湾高层首长偶可以私人身份访美。[86]6月，总统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问美国，是首位访问美国的中华民国元首。李登辉于母校康奈尔大学欧林讲座发表题为《民之所欲，长在我心》的演讲，美国国会议员和康大校方都称呼他是台湾总统。[87][88][89]8月，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于文莱会谈，会后向中华民国外交部与驻美代表处简报“美方并未与中共讨论第四公报，克林顿总统致江泽民函虽再度确认美国遵守一个中国政策，惟美国绝未明示或暗示同意‘台湾是中共一省’之说法，美国重申将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继续加强与我国宾质关系，并盼海峡两岸以和平方式解决双方问题。美国并未同意中共要求不再允许李总统访美。美方于会谈中曾对中共最近在台海附近试射导弹表示关切。”[90]
1996年，中华民国举行公民直选总统前夕，3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射地对地M9型导弹，分别落在高雄西南约44公里和基隆东边解放军设定的目标海域，引发台湾海峡导弹危机。美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违反了1972年签定的《上海公报》等3项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协议。美国总统克林顿派遣以日本横须贺为母港的第7舰队的“独立号”战斗群前往台湾海峡，另在印度洋待命的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也率8艘舰艇驶向台海。9月与12月，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桑默斯、小型企业署长雷德分别先后访台。[91]
1997年1月23日，美国加州州长威尔逊[92]、3月5日，俄亥俄州长沃诺维奇[93]、4月2日，联邦众议院议长金瑞契[94]、4月10日，加州旧金山市长布朗[94]、4月20日，波多黎各自由邦总督罗塞友[94]、5月22日，夏威夷州长柯耶塔诺与美属维尔京群岛总督史耐德[95]、9月6日，俄勒冈州长基茨哈伯[96]、10月1日，佛罗里达州长奇利斯[96]、10月12日，弗吉尼亚州长艾伦[97]相继抵台访问。11月，联邦众议院通过《美国－台湾反导弹防卫合作法案》。[86]
1997年9月25日，台北美国商会在华盛顿发表《台湾白皮书》，批评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国大陆的“戒急用忍”政策。[96]
1998年1月9日，美国联邦众议院程序委员会主席所罗门[98]、1月18日，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长米尔斯[99]、3月5日，加州洛杉矶市长雷登[100]、7月26日，华盛顿州长骆家辉[101]、9月9日，特拉华州长卡珀[102]、10月，西弗吉尼亚州长安德伍[103]、11月9日，能源部长理查森[104]、12月6日，田纳西州长桑奎斯特[105]相继抵台访问；3月6日，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副部长李大维[106]、5月5日，副总统连战（过境）[107]、6月1日，国民大会议长钱复[108]、8月10日，总统府秘书长黄昆辉（过境）[109]相继前往美国。
1998年6月30日，美国总统克林顿赴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并在上海图书馆与当地各界人士座谈时发表美国对台政策，其内容为：“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我们不认为台湾可以成为任何以国家为资格限制的组织之会员[注 2]。”座谈会结束后，在场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克林顿只是重申长久以来的中国政策，并说这个场合是“非正式的”，宣布的方式是“低调的、低姿态的”。[110][111]中华民国政府向美国表达严正立场，并具体要求美方：“1.确实履行《与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及“对华政策检讨”三文件；2.于两岸互动中，永保公正、均衡之立场，并相应提升与我关系；3.对我务实外交采取不干预、不阻碍之立场；若未能支持，至少表示同情与善意；4.对华政策未改变乙节，协助向我友邦澄清。”美国对此要求表示了解并有具体回应[112]。
1999年3月29日，在其任内与中华民国断交的美国前总统卡特抵台访问[113]，当晚副总统连战夫妇在台北凯悦大饭店宴请卡特夫妇[114]。卡特于访台期间的演讲中表示，他依然认为当初与台湾断交是必要之事、没有做错，更无须对此道歉[115]。7月3日，堪萨斯州副州长薛尔[116]、7月16日，财政部副部长盖特纳[117]、7月25日，科罗拉多州副州长罗杰斯[118]、9月19日，爱达荷州长肯普索恩与艾奥瓦州长维尔萨克[119][120]、10月26日，俄克拉荷马州长基亭[121]、11月8日，缅因州长金[122]相继抵台访问。
1999年9月21日，台湾中部发生大地震，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地震当天透过白宫新闻室发表声明，对台湾大地震造成的伤亡表示哀悼说：“我们悬念遭到损失和可能仍需要协助的所有人士”，也直接与台湾政府连系，以确定可能需要美国提供何种援助。在联邦国际开发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AID）与所属国际灾难救援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Disaster Assistance, OFDA）等单位的先遣人员（包括坑陷、安全和后勤方面的专家）前往台湾后，特拉华州救难团共计八十五人（含三辆救难专车、先进的电子搜索器材、卅吨的药品等物资及四只受过专业训练的救难犬）搭乘两架美国空军C-5B银河式运输机于二十二日抵达台中清泉岗基地，是国际救援队中最先抵达台湾者。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消防救难局与佛罗里达州迈阿密—达德郡的七十名救难专家也飞往台湾参加救难工作。[123]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郡的紧急救难队成员包括工程师、护士、救难专家与消防专业人士，设备齐全，机动性强，他们于9月22日下午四点抵达云林县消防局，听取简报后马上赶抵斗六市中山国宝大楼与观邸大楼两栋倒塌大楼现场进行搜救。俄勒冈州各界与震灾相关单位（包括政府与民间团体的工程师、技术专家，及私人营造单位）则组成两支志愿队伍：一支为协助台湾做长期性的永续经营土地使用规划，另一支为受震灾影响房屋提供审查与检定的技术支援小组。经由俄州在台办事处的联络与亟需技术支援的单位取得联系，为台湾提供救灾援助。高雄市的结盟姊妹市波特兰市亦展开募款，将募得款项交由高雄市转予受灾单位。[124]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nited States Army Corps of Engineers）则在美国在台协会安排下派遣水坝工程专家勘察严重受损的石冈坝，研究修复方案[125]。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薄瑞光代表美国捐款二万五千美元，由台湾红十字会代表接收，美国另捐有一千五百个装尸袋等物资。此外，旅美台湾侨胞与民间团体亦踊跃捐输。9月28日，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第三子尼尔·布什（Neil Bush）抵台，代表美国爱心基金会捐赠1.6吨的医疗用品给中华民国政府。
2000年5月20日，中华民国总统当选人陈水扁、副总统当选人吕秀莲宣誓就职，美国庆贺团团长为前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长泰森女士。[127]5月21日，美国新泽西州长惠特曼[128]、6月14日，运输部长史雷特[129]、8月26日，北卡罗来纳州长杭特[130]、9月28日，北达科他州长谢弗[131]、11月19日，内布拉斯加州长约翰斯[132]相继抵台访问。
2001年起，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实现“过境外交”，即访问中南美洲的邦交国前后过境美国进行访问。2001年5月，陈水扁访问中南美洲五国，在过境纽约时，获得美国高规格礼遇，创下中华民国外交史的先例。除在华尔道夫酒店会见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等多位国会议员和侨界人士、参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接受纽约市长朱利安尼赠送市钥。[133]
2001年2月12日，美国北马里亚纳群岛总督田诺瑞[134]、7月14日，科罗拉多州众议院议长狄恩[135]、8月6日，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与银行委员会主席萨辨思[136]、8月22日，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海德[137]、9月25日，俄勒冈州长基茨哈伯[138]相继抵台访问；6月24日，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田弘茂[139]、9月，行政院张俊雄（过境）与外交部长田弘茂[140][141]相继前往美国。
2001年9月11日，美国纽约等地发生恐怖攻击事件，中华民国政府为致哀罹难者，宣布自15日起全国机关降半旗2日。[142]11月3日，监察院长钱复代表政府前往纽约与华盛顿向美国朝野与罹难者家属表达人道关怀之意。[143]
2001年12月19日，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的第二七三九号法案。2002年3月19日，联邦参议院无异议通过众议院的第二七三九号法案。4月4日，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法案。[144]
2002年5月25日，台湾中华航空发生空难，美国总统小布什31日透过管道表示，他代表所有美国人民向陈总统与台湾人民为空难造成的生命损失表达最深沉的哀悼。[145]
2002年6月10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于纽约“亚洲协会”演讲中表示，美国对台湾的立场十分清楚且不会改变，美国将遵守其“一个中国”政策，并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两岸问题。和平解决是《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且美国对于其在《与台湾关系法》下的责任“非常非常认真[注 3]”。另指出中国对台湾部署导弹，徒增两岸紧张与猜疑，并将影响与邻邦及与美国的关系，强调武力不能解决两岸歧异。[146]
2002年9月12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史格里亚抵台访问[147]；9月19日，中华民国总统夫人吴淑珍访问美国纽约、华盛顿与洛杉矶[148]，但在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搭机前往洛杉矶时，受到机场安全人员的检查，由于不符合美国先前承诺的礼遇，中华民国政府表达严重关切与不满。美国获悉此事后，透过管道表达歉意与遗憾，并说明机场安检作业是委由民间公司承包，绝非美国政府的本意，运输部也已进行检讨[149]。
2002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访问美国，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会谈中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并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也明白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就是台海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150]
2003年2月1日，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解体，7名太空人全数罹难。总统陈水扁与外交部长简又新分别向美国总统小布什与国务卿鲍威尔表达哀悼与关怀之意。[151]
2003年4月18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费利斯特[152]、预算委员会主席尼克斯[152]、政府事务委员会主席柯琳丝[152]、9月13日，艾奥瓦州长威萨克[153]、10月4日，阿拉斯加州长穆尔科斯基[154]、10月12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麦考理夫[155]、11月10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魏格纳[156]相继抵台访问。
2003年5月2日，美国联邦参议院无异议通过支持台湾参与WHO的第二四三号法案。[157]5月14日，联邦众议院亦无异议通过参议院的第二四三号法案。[158]
2003年9月17日，美国联邦参议院成立“台湾连线”。[159]
2003年10月24日，前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夫人宋美龄逝世，美国总统小布什透过白宫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聆悉蒋夫人宋美龄女士逝世的不幸消息，劳拉和我深感悲恸。蒋夫人在她的一生中，尤其在上个世纪的艰难岁月里，一直是美国的亲密朋友。世代美国人民将始终缅怀和敬重她的睿智与人格力量。我谨代表美国人民，向蒋夫人的家人及她在世界各地的仰慕者表示慰唁。”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与丈夫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以及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埃雷利皆对宋美龄的逝世表示哀悼。《华盛顿邮报》亦刊登长篇文章叙述宋美龄的一生，文章写道，宋美龄是20世纪30－40年代全世界最有权势、最知名而且具有争议性的女性之一，也是那段期间美国对华政策具有高度影响力的人物。[160]
2003年10月31日，总统陈水扁前往巴拿马参加建国100年庆典时，再次过境纽约。此行除代表中华民国政府与人民向已故的宋美龄致哀，并向家属颁赠中华民国国旗和褒扬令，也会见纽约州议会议长萧佛、纽约市长彭博、纽约市议会议员等人，并参观世界贸易中心遗址、在华尔道夫酒店出席国际人权联盟晚宴，领取第35届国际人权奖以及发表演说。[161]还搭乘游轮夜游哈德逊河与东河，经过联合国总部大楼时，陈水扁指著说，“总有一天台湾可以进去的”。11月2日，陈水扁离开纽约，前往巴拿马。[162]
2003年12月8日，鉴于台湾宣布将在2004年3月举行总统大选时举办“防御性公投”，美国政府官员警告台湾不要举行有可能鼓动台独运动的公投，台湾方面表示理解美国不希望公投会影响台湾海峡的稳定，但公投将照常进行。[163]
2004年3月13日，美国阿肯色州长哈克比[164]、4月17日，蒙大拿州长麦裘丽[165]、9月30日，俄亥俄州长塔弗特[166]、11月28日，犹他州长沃克[167]相继抵台访问；5月，中华民国副总统吕秀莲[168]、8月，行政院长游锡堃[169]相继过境美国。
2004年3月20日，陈水扁连任中华民国总统。27日，美国白宫发表声明祝贺陈水扁胜选。由于选举投票前一日发生正副总统遭枪击事件，白宫在声明中特别表示“美方赞扬台湾人民拥护现有法律机制并拒绝以法律以外之方式解决歧见”、“美方拒绝危害民主原则之暴力主张，盖民主原则系美国与台湾人民之承诺”。[170]也因为枪击事件造成的选举争议，美国延迟数日后才发表祝贺声明。
2004年5月，美国在世界卫生大会（WHA）总务委员会中首度发言支持“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主张世界卫生组织（WHO）不应涉及政治议题，应赋予台湾一个特殊身份。其后在全会中，对于“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提案表决，首度投下赞成票；[171]6月，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法令推动台湾成为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并授权国务卿拟定计划，支持并为台湾取得观察员身份。[172]
2004年5月20日，总统陈水扁与副总统吕秀莲连任就职，美国庆贺团团长为联邦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李奇，庆贺团成员包括阿拉斯加州长穆尔科斯基、美国在台协会代理理事主席浦为廉等，李奇并转交给陈水扁一封美国总统小布什的贺函。[173]
2004年6月11日，监察院长钱复以特使身份出席美国前总统里根的国葬。[174]
2004年12月，据民进党立委林浊水所述，小布什一直对陈水扁为了选举使两岸冲突加据的言行相当愤怒，甚至曾在白宫幕僚前爆粗口。事情披露后，陈水扁政府向美方求证否认此事。[175]
2005年2月27日，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访台，与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交换治国经验。[176]
2005年4月8日，总统陈水扁参加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葬礼，与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克林顿短暂交流。[177]
2006年3月22日，台北市长马英九在华盛顿的私人俱乐部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以及美国在台协会代理主席施蓝琪（Barbara Schrage）等人会面。[178]
2007年11月，美国航空母舰小鹰号通过台湾海峡。[179]
美国政府对台湾执政的民主进步党于2007年提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全国性公民投票案”的倡议表达反对立场，但同时肯定台湾对于深化及巩固民主的努力。[180]
2008年3月22日，中国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美国总统小布什发布贺电，表示这次总统大选过程顺利，深具民主自由意义，可喻为“台湾是亚洲、世界的民主灯塔”。[181]
2008年5月，美国卫生部长莱维特致函WHO干事长陈冯富珍，重申支持台湾成为WHA观察员及实质参与WHO，并在其驻日内瓦代表团网站刊登美国立场的声明。[182]
小布什于竞选美国总统期间多次对台湾安全等问题作若干公开承诺，且于2001年4月25日以总统身份声明美国“将竭尽所能协助台湾自卫”，并同意一个“强劲”的对台军售案。[183]
2002年2月，访问日本时强调“美国将记得对台湾人民的承诺”。[184]并且成为20多年来，美国总统首次在中国大陆公开表示美国要遵守《与台湾关系法》。[185]
2005年6月8日，接受美国福斯电视台专访时，公开宣示美国信守《与台湾关系法》之承诺，“若中国片面侵台，我们将依据《与台湾关系法》之精神挺身而出[注 4]”。11月8日，接受媒体专访时，重申“强烈支持[注 5]”《与台湾关系法》，为美国历任总统对该法案最坚定的公开表态。11月16日，于日本京都演说，以两段篇幅高度肯定台湾的民主、自由与繁荣，足为中国的典范。[186][187]
2007年9月7日，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于公开演讲时赞扬台湾的民主发展与经济成就。[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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