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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英语：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美国基督教长老教会传教士、外交官、教育家。出生于大清杭州，逝世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燕京大学创办人，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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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的父亲约翰·雷登于1868年只身一人来杭州传教。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城北部天水桥畔耶稣堂天水堂弄旁的传教士住宅。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但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当他在弗吉尼亚州的汉普登-悉尼学院求学期间，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立志于传教，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艾琳·罗德（Aline Rodd）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08年，司徒雷登应邀前往南京，出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联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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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月，司徒雷登被聘请为首任燕京大学校长，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1]司徒雷登四处募捐，张学良曾为此大学捐款。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仑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绍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8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2]。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学生和蔼可亲，对教职员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深刻印象。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甚至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
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日军关押在北京，直到1945年8月获释，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到离开中国。 [3]这期间燕大也被迫迁往成都，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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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天重庆谈判期间，曾被毛泽东宴请。1946年7月1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4]:8101。任期恰好是整个国共内战时期（1946年－1949年），同时仍担任燕大校务长之职。7月15日，司徒雷登由北平飞往南京[4]:8105。7月19日，司徒雷登在庐山牯岭蒋介石行馆向蒋呈递国书，7月20日司徒雷登返回南京[4]:8108。11月4日，国民政府代表外交部长王世杰、外交部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美国政府代表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美国签约全权代表驻天津总领事施麦斯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凡30条[4]:8200。
作为一名外交界新手，却要应付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局势，他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将二战结束后的中国引向和平建设的方向，但其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所真正接受，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信任[5]。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与司徒雷登会晤，提出政府决定恢复和谈四点方案；蒋请司徒雷登与在南京之中共代表接触，以探知中共方面态度[4]:8266。1月18日，司徒雷登面见蒋，告以中共对政府和谈方案之答复通知[4]:8269。1月21日，国民政府秘书沈昌焕将和谈声明（即《和平方案》四条）送交司徒雷登，请转致中共[4]:8271。1月22日，蒋邀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商谈为促中共恢复和谈事宜；1月23日，司徒雷登派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持政府声明赴中共办事处，面交王炳南[4]:8271。1月29日，司徒雷登面见蒋，告以美国决定退出军事三人小组与军调部[4]:8274。2月3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否认司徒雷登参加中国政府改组之任何工作，并称：大使与中国各方政界人物之接触，乃其例行公事[4]:8279。2月6日，蒋接见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听取报告北平军调处结束与遣返国共双方人员事宜[4]:8280。2月16日，蒋接见司徒雷登，商谈政府对目前经济紧急措施[4]:8288。3月4日，司徒雷登设宴为中共联络处人员饯行，董必武、王炳南、梅益、章文晋应邀赴宴；3月5日，董必武、王炳南、章文晋等至美国大使馆向司徒雷登辞行[4]:8303。4月10日，司徒雷登辞去燕京大学校长职务[4]:8332。5月1日，司徒雷登在山东大学演讲，学生代表当面递抗议书，抗议美军强驻中国[4]:8346。5月22日，司徒雷登在汉口对记者称“美国‘无意干涉’中国内政，亦‘不愿支持’中国内战延长”[4]:8359。5月30日，民盟领导人黄炎培会晤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时局问题交换意见[4]:8364。
1947年6月18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报告国务院，南京政府官员对中共威胁时存戒心，遍布失败情绪，自由与粮食为人民怨忿政府之重心；中共之成功，多由于中国国民党之无能与腐败[4]:8372。6月19日，蒋接见司徒雷登，告以东北战局，并询问美国对华政策；司徒雷登表示将电政府请示[4]:8372。7月6日，司徒雷登以国务卿马歇尔函转蒋，称对中国情形深为“关怀”与“忧虑”，但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在中国人自身，美国仅能在援助实际有效时，作一援助；司徒雷登并再劝蒋彻底全面改革[4]:8379。7月15日，蒋会见司徒雷登，表示欢迎魏德迈使华，承认人民对政府不满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4]:8383。7月31日，司徒雷登设午宴招待民盟负责人，交换对于和平问题之意见[4]:8391。8月10日，蒋会见司徒雷登；司氏表示现政府必须改革政治、军事，方可得到美国援助；蒋表示他将考虑司氏提议，并称将请求魏德迈任顾问[4]:8395。8月15日，蒋接见司徒雷登，商谈美国对华援助问题[4]:8397。8月25日，蒋召见司徒雷登私人顾问傅泾波，询问委魏德迈发表声明，是不是美国真想逼他（蒋）下台[4]:8401。12月10日，司徒雷登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举行茶会，将丰功勋章授予孙立人[4]:8468。
1948年6月30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其本国政府报告称：“如果没有持续不懈的美国指点，军事情形不可能改善，这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显了。然而日益高涨的反美情緖提醒我们，假如不顾其他因素给予支援，其结果只能使局势更加恶化。”[4]:86297月3日，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签订《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规定：美国援华四亿美元，其中经济援助2.75亿美元，特种赠给予1.25亿美元；美国对于中华民国政府之财政经济有最高监督权和决定权，在中国执行监督之美国人员均享有“治外法权”待遇；美国可以在中国取得它所需要之任何战略物资；中华民国政府允改善对外商务关系，接待美国代表团并协助其执行任务；一切执行细节须中美双方代表协议，美方保留随时停止援助之权[4]:8633。7月6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报告，说在过去一个月里，南京政府之威信和权力“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鉴于蒋介石不能以其权力改善时局，“地方军政长官被迫考虑区域谅解或组织区域政治结合以应付南京政府失败或权力崩溃的局面。……现在尚不能预计什么事件会使总统与任何可能的区域领袖间发生分裂”[4]:8632。8月1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偕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赴庐山与蒋秘密商谈；美援运用委员会与美国经济合作总署中国分署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美援物资棉、粮、油料之运用问题[4]:8658。11月6日，司徒雷登报告美国国务院，谓中国局势恶化，任何军事援助亦于事无补，“因此，我们非常不愿意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国民党现政府之早日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了”[4]:8720-8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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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蒋元旦文告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观感，认为该文告“含有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以仁慈的口吻对待其厌烦叛徒之意味……在某种意义上，彼已表示让步，但并未继予充分之退让”；司徒认为：蒋之辞职表示，是很勉强的[4]:8768。
1949年3月9日，李宗仁派人传讯给南京司徒雷登大使：苏联副国防部长朱可夫由少数苏联参谋协助，指导中共战略已有数月；司徒雷登说，他后来知道信使是李明阳，他最近才代表李宗仁去见共党将领陈毅[6]:84。4月22日，美国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大使，在中共接管南京时，与各国一致留在南京，但于中共已巩固在南京建立政权后，应即离开南京，返美述职；离开中国应即返回美国，不能途经广州或台湾[6]:120。司徒雷登坚持要留在南京美国大使馆。5月10日，司徒雷登由其秘书傅泾波向中共南京方面表示，他希望会晤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长黄华，并愿意继续当大使和中共方面办交涉，并修改商约[4]:8909。中共中央当天电复南京市委，同意黄华与司徒雷登见面，“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与司徒谈话应申明是非正式的”，如司徒雷登态度友善，“应取庄重而友善的态度”[4]:8909。6月9日，美国驻北平总领事馆报告美国国务院，司徒雷登大使华籍秘书傅泾波应中共南京军事管理委员会外事处长黄华之请，去拜访黄华，黄提及傅泾波前次会谈所问，中共是要先共产主义化，或先工业化之问题，他无法回答[6]:179。6月16日，美国国务院在华府指示司徒雷登大使在适当时机返美述职，认为司徒大使返美前赴广州与公使克拉克磋商有其益处，但访问广州便须拜会李宗仁及其他政府高级官员，如此必然引起揣测和错误解读，请司徒大使和克拉克提供建议[6]:183。6月18日，美国国务院内部，已有人主张承认中共，司徒雷登大使由南京到上海，且发表其即将回国，作承认中共之建议[7]:215。6月19日，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同意美国国务院看法，司徒大使访问广州会引起揣测及错误解读，不论中共态度如何，相信司徒大使访问广州造成之反响之不利，远超过返美前与我磋商之益处；美国政府派一等秘书史特朗跟政府撤到重庆，已经给国民政府相当鼓舞，让司徒大使访问广州便做过头了[6]:185。6月30日，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向美国国务院报告6月28日与中共外事联络室主任黄华会晤，黄提议司徒雷登大使返美述职前巡视燕京大学，可能是毛泽东与周恩来意思；如去北平，不免会也有也应去广州之议论，可能造成谋和姿态，无理干预中国内政，并可能使中共误解，提高中共及毛泽东在国内及国际声望，对美国而言，带有下一步便是承认中共政权之意义[6]:187。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8]。6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原则完全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美国国务院遂放弃建交的努力[9]。7月1日，美国国务院指示司徒雷登大使，经过最高层级考虑，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过访北平[6]:188。
1949年7月11日，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请美国国务院批准他7月18日离开南京返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与杜鲁门谈话，杜鲁门同意司徒雷登大使在返美之前访问广州至为重要和适切；7月12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司徒雷登大使7月18日离开南京前往琉球，并指示司徒大使把其他同行人员，包括华人秘书傅泾波留在那霸，只带空军武官和机员飞往广州，杜鲁门与艾奇逊同意司徒大使到琉球后转飞广州访问，因为大使已经与驻在国政府长期没有接触[6]:195。7月12日，南京司徒雷登华人秘书傅泾波与黄华会晤[6]:196。
7月14日，司徒雷登在南京提报一份“美国对华政策应衡量之因素”笔记备忘录，列出未来制定政策之思考方向：一、对中共本质不要有任何幻想，它与马列主义已完全融合；二、对中共的教条与实务，必须把狂热的民族主义纳入考虑；三、在社会的觉醒阶段，中共最长于表达，是具有强大动力的发言人；四、往日有关美国采取或介入，是否可能改变情势的发展，使它比现在的情况为佳，那已经是学术性的问题，失去意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的进一步援助或介入已不可能；五、中国呈现的情势与欧洲一样是理念的冲突；六、从美国的观点看，在目前的条件下，要应付中国的难题，最接近理想的方式是组成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由中共占三分之一，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占三分之一，民主人士占三分之一，三派各有权力与责任；如果此计不成，退而求其次是增强非共人士在共党支配之政府内的实力；七、美国对中国情势最应关心者不是贸易、不是维持更多文化活动，而是它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八、情势的表面可能并不如假定的那样坏，美国的努力可能并未白费，中国对美国仍有广泛的友好感情，和对苏联的恐惧；九、面对中国的情势，美国可用的两大政策工具之一即宣传，美国只要根据事实宣扬就行，例如，广为传播苏联之作为，美国对中国传统的友善，及美国为和平所作的努力；十、第二大工具为经济，外贸及经济，外贸及经济援助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超过美国；十一、因为对正在筹组之中国新政府的承认问题之广泛兴趣，似应教育中国民众，使他们了解要怎样做才能走到承认的地步；十二、美国要采取一种冷漠、关切的态度，使中国知道它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往来的必要性，远超过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及其他关系[6]:199-200。
7月18日，司徒雷登在南京报告美国国务院，他同意国务院训令他不宜访问北平求见毛泽东之决定，也日益相信此时访问广州，从各个角度看都是不可取，并应避免，中共领袖绝对不能原谅，将使他完全丧失在中国之任何可能用处，在上海、汉口、南京及北方城市之美国人，将面临更大困难，将在李宗仁声望下降之际，增强蒋之胜利与声望；他拒绝接受邀请访问北京，使毛泽东与周恩来大失面子，并认为这是美国政策之明白迹象[6]:203-204。7月20日，美国国务院撤销前电要求司徒雷登大使由琉球赴广州之指示，训令司徒大使在琉球与克拉克公使会商国府最近发展后便返美[6]:207。8月2日，司徒雷登始离开南京返美[7]:231。8月5日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表示中国国民党在国共内战的失败与美国无关。司徒雷登并不知晓此时美国国务院的态度，在回国途经冲绳岛时擅自发表声明，称美国应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并与其保持商务关系。美国国务院对此十分不满，因此对司徒雷登下达“禁言令”，不准他再擅自发表任何言论[10]。8月8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文中借他对中国国民党的统治和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极尽讽刺，此文在日后的中国大陆相当知名。1950年，美国驻华大使馆于台北由原总领事馆升格改组而复馆，但由于司徒大使的健康因素与时局考量，暂由临时代办蓝钦继续办理使事。1952年11月28日，他正式辞去大使[11]，原驻台北代办蓝钦也因而接替司徒雷登，升格为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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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到美国后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1949年12月，罹患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由其学生兼私人秘书的傅泾波和家人照顾其起居。[12]1962年9月19日，他在华盛顿病故。他曾经说：“与其说我是美国人，不如说我是中国人，我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有很深的感情。”[1]并且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并就此立下遗嘱。[13]
在其逝世后，傅泾波于1973年和1984年两次访问北京市，均向有关当局提出将司徒雷登骨灰回葬燕园之事。傅泾波在1986年还为此事请中国驻美大使递信给邓小平。1986年6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北大校务委员会主任王学珍去信同意司徒雷登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名义安葬于临湖轩。“不料，一群‘马列主义老太太’联名反对，事情不得不搁置。”燕大校友王百强回忆，有人联名上书反对安葬。为首的上书者，正是司徒雷登当年一位秘书的遗孀。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司徒雷登是毛泽东点名批评的人。于是，1987年4月，中国驻美使馆正式通知傅泾波，此事因故暂缓办理。[14]
在回葬燕园受阻后，傅泾波于1988年去世，傅的后人为了完成其心愿，开始考虑让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杭州当局积极回应，2001年，杭州市文物部门以240万元人民币购得司徒雷登故居的房屋产权，并在其基础上复建[14]。2008年11月18日，司徒雷登的骨灰正式移葬杭州半山安贤园。[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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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在《最后一次讲演》中一整段谈司徒雷登，这段话如下：“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18]
1949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写了一篇《别了，司徒雷登》，由新华社播发，文中借司徒雷登的离任对中国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和美国政府对华外交的失策极尽讽刺。这篇文章在1949年后曾很长一段时间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成为脍炙人口的一篇文章，这使司徒雷登在中国大陆比在美国更为知名，1949年后在大陆成长起来的人中，普遍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他被长期当作是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失败的代表人物。[19]:1491
后来的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及互联网上也有不少声音为其伸张。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论他：“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20]
作家冰心谈及燕京大学往事时曾说：“我就不爱听什么‘别了，司徒雷登’，人家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21]。司徒雷登本人则担当过冰心结婚时的婚礼主持人。
作为蒋宋美龄亲信及蒋介石麾下得力干员之一的黄仁霖，曾担任过励志社工作的他，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他的回忆录中评论到“司徒雷登是一个著名的传教士和教育家。他实际上是北平燕京大学的创办人，曾经出过一番力，因此他被中国政府和人民所推重，但他的政治见识和经验却很有限而且非常幼稚。”[22]傅斯年回代总统李宗仁和谈的信中说：“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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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约希汉英辞典》（Greek-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1918年)
- 《司徒雷登日记》
- 《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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