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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學家（1893-1980）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顾颉刚（1893年5月8日—1980年12月25日），原名诵坤，字铭坚，号颉刚[1]，乳名双庆，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民俗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古史辨派代表人物，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之一。
1893年5月8日，顾颉刚生于江苏省苏州，还在襁褓中时祖父就教他认字，三岁母亲便教他启蒙[2]。这年父亲顾子虬院试中第二名，补廪生。1898年，六岁时入私塾，九岁时转学，就读于草桥中学，与叶圣陶同学。1904年，父亲被征召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后因家贫辍学，以此为憾。1905年，自父亲赴北京后往往数十日没有老师，但顾颉刚回忆，反而在这两年没有固定塾师的时候是学业进步最快的[1]。1906年，入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2]。1908年，入苏州公立第一中学，1909年，顾十七岁时就产生了以学术为志向的愿望，1910年，他与叶圣陶等同学编印书籍“哀思录”。1911年11月5日，苏州光复，参加学团，剪去辫子。1912年1月，与王伯祥、叶圣陶到中国社会党苏州支部成立大会听江亢虎演讲，并加入社会党。7月，中学毕业，8月初和叶圣陶同被邀为《大声报》编辑。8月30日，赴沪，入上海私立神州大学，9月20日，因觉得校风不正而返回苏州，12月2日，与孙几伊等人北上到社会党北京支部工作，又与陈翼龙组织天津支部。1913年1月，归苏，3月，去沪投考入北大预科乙类，12月，常与同学毛子水、朱孔平到共和党本部听章太炎演讲。1914年上半年休学，戏瘾大，除生病外，无一日不到，听戏的同时作评论文章，也开始思考史书和小说等问题[2]。1915年1月3日，同舍好友吴奎霄患猩红热病故，悲伤至精神恍惚故归家休息。6月，患伤寒，学业和考试大多在未去，预科未毕业[3]。
1916年7月，考上北大文科中国哲学门。1918年8月1日，妻子吴征兰病故，9月，应叶圣陶、王伯祥之邀到吴县散游，认识殷履安，11月，加入新潮社。1919年2月，回杭州省亲，五四运动爆发时，给罗家伦等寄信表示支持。1920年4月，搬与郭绍虞同住。5月，罗家伦出国后管理新潮社编辑事务。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任助教兼为图书馆工作，虽然有工作但北京各大学出现欠薪状况，由胡适资助生活。9月，搬到蒋仲川处。1921年2月，搬去潘家洵处，11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开办，顾颉刚任助教兼图书馆事。1923年1月，任商务印书馆职并加入朴社。1926年10月，张作霖入关后离开北大，接受厦门大学的聘请南下任教。1927年4月，应傅斯年、顾孟余之邀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任教，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筹备人，后由傅斯年接任；他在中大期间除了古史研究之外还做了很多民俗研究。1929年5月，应燕京大学之聘，9月到国学研究所任教兼学术会议委员。1930年6月，推荐钱穆到燕大任教，12月，主编《燕京学报》。1931年9月，陈垣辞职后转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兼北大史学系讲师，10月，参加燕大中国教职员集会和抗日会。1934年2月，与谭其骧等人始编《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兼通俗读物社。1935年5月，组建北平研究院历史组。1936年7月，任历史学系主任，同年正式加入国民党[3][4]。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与吴文藻等人致电中央要求抗日。7月22日，南下到归绥、临洮。9月24日，到重庆。在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5月，受聘在成都齐鲁大学创办国学研究所。秋，在成都和陕西马鹤天的民族事务研究会，重庆的黄奋生的西北大学边政系合并成立边疆研究会。1941年6月5日，到重庆主持边疆语文编译会并主编《文史杂志》，任副社长。1942年10月，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并和梅贻宝和吴文藻筹办燕大复校。[3][4]
1943年1月至2月，到国立中央大学专任教授，并帮助顾孟余主持中大出版社。3月，筹备中国史学会，4月，被推为三青团评议员。并与人合办大中国图书公司。这年殷履安去世后，他十分悲痛，但他也终于有机会向谭慕愚求婚，但遭到拒绝，随后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张静秋，于1944年7月1日结婚。1945年，齐鲁大学起学潮，遂到重庆工作，任复旦大学教授。1946年2月7日，回北京，7月，任大中国图书公司总经理，8月，任社会教育学院教授，应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聘任历史系教授兼主任。9月，与马荫良商议组织民众读书社。11月，他已退出了国民党但仍参加制宪，并回复旦任教。1948年1月，辞复旦职务。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4月，全程参与了国民大会的选举，并为李宗仁助选。后到兰州大学任教并在西北师范学院兼课。12月7日，返沪。[3][4]
1949年5月，在诚明文学院任教，1951年9月，该院并入私立上海学院。7月1日，“新史学会”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他和陈寅恪同被排除在筹备委员会外[5]。1951年，在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2年7月29日，参加上海学院“互助小组”时，曾严厉质问苏联为什么不归还从中国夺去的土地。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上海学院解散，顾被分配到复旦大学。1954年2月，受中央所聘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专任研究员。8月22日，自上海搬家到北京，从此定居下来。9月，参加批判胡适、俞平伯的运动。冬，担任第二届政协的特邀委员。1955年夏，参加侯外庐在历史研究所展开的肃反，批判胡风，并自我检讨；10月，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1956年夏，和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到东三省参观。1957年，整风运动时赴小汤山疗养院休养，后转至青岛疗养院。1958年，返京后参加整风，并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62年1月，到广东参观。1965年9月，患乙状结肠气囊肿到北京医院治疗，后到香山疗养所休养。10月，帮助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维亚特金翻译史记。1966年1月，开始阅读毛泽东和马列主义著作。“文化大革命”爆发后，8月22日，顾颉刚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直到9月28日因身体不适停止。1967年，写检讨，多年的日记被历史所人员拿去审查。1968年5月，被历史所批斗，后重复写检讨材料和思想汇报并到所参加运动的生活。1970年，因病免于下放。1972年到1977年任廿四史工作，并与1972年当选第四届人大代表。1979年，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导师。1980年，多在医院，顾颉刚晚年身体较差，有便血等症状。12月25日，脑溢血逝世，遗体捐给中国医学科学院供解剖使用。[3][4]
在20年代到30年代，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学者，学术和政治应是截然二分的，过去因为学术和政治不分，因而使中国没有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从而使得科学无法成长，他指责旧知识分子是为了物质上的地位和好处而做了贵族统治的寄生理论家[6]。但在1942年，他在日记中写道“许多人都成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7]由此看他并非是全然不理事业，这也是他对自己在1931年不断跨足政界、商界/出版界的解释。正如余英时指出的，他的事业心的根基仍在学术，坚持普及化的知识必须以最严肃的学术研究为源头。他将“整理国故”列为他事业中的一项，接着才是“民众教育”和“边疆开发”，所以他的事业都是从学术领域延伸出来的文化事业，而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追求的是扩大学术的影响力，而不是自己的权力。[8]
按照顾颉刚的看法，要救助民众、建立民国，唯有彻底评价传统的制度和学术。他用发生学的方法研究出某一种特别的制度或观念发展的原因、背景。他认为一旦新的历史观取代了传统的看法便可以使中国人进入另一种可以适应变化的心态。此外，中国过去的真相长久以来隐晦不彰且受到曲解，对过去整理后有了确切的知识，这也就可以显露真实的中国了[9]。这样便是古史辨的开端了。他对历史和神话的重新考察与自己听戏有很大的关系，通过考察戏中的人物考察出其讹变的方式[2]。他认为历史的变造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统治者和其官定学派的问题，而新史学自然是要摆脱这些政治因素对历史的曲解的。
崔述的著作和理论方法为顾颉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工具。崔述凭借对于每个时代的行文风格、时代风习来判断是否有变造的情形。崔述看重伪经的累积性，而这正是古史辨的历史层累观的一个来源。同时顾颉刚也对崔述做了批判，认为“他只是儒者的辨古史，不是史家的辨古史。”他还发展杜威的透视论，考察历史叙述和社会实况之间的关系。[10]
顾颉刚于1939年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开启了输血论的先河，提出“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常有强壮的异族血液渗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问题就是内外各族的融合问题”[11]。所以如果周期性没落的中国文明由于野蛮人的血液得以复兴，那么又怎么能说这个复兴的产物是中国人呢？又如何能说这个产物是首尾一致的传统呢？这就反映了顾颉刚对于历史的持久、生存、连续以及改变的观念的绝佳应用。而这是回扣古史辨的核心，即对中国本质的重新想像。[12]
顾颉刚著述中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地位不当，现在则有改变的必要。他认为智识阶级是不接近人民的，是优越的高不可攀的。他对民众的看法多来自严复，圣贤思想多把智识与无识二分，把民众想像的无知而把知识分子想像成超人。而民俗研究运动存在的理由就是，在总体文化中某些方面，唯有民众才有革新的能力。他把人民看作社会和政治的实体，即民智可不断启迪，但是必须由外界来推动启迪民智，所以他赞同当时“到民间去”的主张[13]。1924年，他在苏州研究婚姻、丧葬习俗，但他的目的并非是单纯的观察，而是在考察民俗的现状，并依据研究来判断民俗之存废。他早在1918年还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便开始搜集歌谣。1922年9月，他和常惠合办《歌谣周刊》搜集民歌素材。在厦大、中大任教时，有学生受他的影响办起了民俗研究社，于1927年创刊的《民间文艺》更是他主要撰文的刊物。虽然1929年他离开中大后，民俗研究在中大退热，但他的同事锺敬文组织的全国民俗学会成立更是在1933年几乎遍布各个省份。[10]
顾先生从1914年起至1980年止，除文革期间外，写作从未间断，积累大量的学术专著，按出版先后胪列如下：[16]
《顾颉刚全集》总计八类五十九卷六十二册，共计二千五百万字。全集最重要的是《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由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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