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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之間的第二次合作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第二次國共合作，國際上稱第二次統一戰線（英語：Second United Front），是指中國全面對日抗戰期間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完成的第二次和解與合作。第一次國共內戰期間，蘇聯對中共指示應聯蔣抗日。國民政府採安內攘外方針，也遭到中國地方軍閥的反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挾持蔣中正，國民政府被迫放棄對內統一的政策，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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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民黨在面對日本軍事步步逼進，在抗日情緒高漲的壓力下，蔣中正也對其先安內後攘外政策作出調整，願意和中國共產黨商討共同抗日。1935年11月，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蔣中正對進行中之中日外交談判採取了強硬態度；調整了對蘇聯之政策。與此相聯繫，蔣在1935年11月提出「打通與共產黨的關係」。
1935年10月，中國共產黨《中央為目前反日討蔣的秘密指示信》[1]比「八一宣言」又前進一大步。[2]指示信認為中國社各階級政治態度和1927年時「大不相同了」：廣大小資產階級、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及一些中國國民黨軍官政客也反蔣反日；一些中國國民黨將領不願當亡國奴和日本走狗，又為士兵群眾威脅，要另圖生路[2]。總之「目前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大大的擴展了」[2]。指示信提出：黨之策略方針是廣泛之統一戰線[2]。全黨要充分認識：「不管什麼階級（從工農起資本家止），若果他們不願做亡國奴，願盡一點救中國的義務，中國共產黨願與之聯合以同策謀抗日反蔣行動」；「不管什麼黨（從生產黨至社會民主黨、國家主義派止），若果他們願意做任何反日反蔣的活動，有一點救國救亡的情緒時，中國共產黨都願意很誠意誠懇的與之統一戰線以共同擔負起救中國的責任」[3]。
在此情況下，從1936年初開始，國共兩黨間打破長期對立僵局，通過多種渠道，雙方派出代表，進行秘密接觸。中國國民黨要求「合作抗日」與中國共產黨溝通，互相了解，為兩黨正式談判開闢道路。1936年11月23日，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等七人被國民政府逮捕。最後，中共派周恩來到西安與中國國民黨商解決問題，在宋子文、宋美齡斡旋下，蔣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基本國策而獲釋，國共兩黨表面上聯合抗日，成爲日後影響中國抗日戰爭與國共內戰關鍵因素之一[4]。中國一切階級都日益認識到，進一步對日本屈膝妥協，對中國一切階層都將意味著毀滅[5]:11。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趁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親自到西安指揮剿共之機，發動西安事變，對蔣「兵諫」，震驚中外[6]。蔣最終在宋美齡、周恩來斡旋下獲得釋放。中共在西安事變後樂觀認為：「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使中央軍不敢猛進，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之局面。」[7]:37最終在蘇聯介入下中共暫緩抗擊國民政府，使國共兩黨間長達10年之內戰基本停止，使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進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政府加強控制西北。
由於張學良、楊虎城二人造成西安事變，中國共產黨得以復甦，早於1937年2月，接受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收編[8]。2月9日至9月下旬，國共兩黨代表先後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等地舉行6次談判。經過7個多月反覆商談，中國共產黨同意結束分離主義、暫緩階級鬥爭運動[9]:217-221。
8月6日，日軍占領下的北平政府成立後，8月20日冀察政務委員會被解散[10]。8月20日至25日，中國共產黨召開洛川會議，確立中共抗戰方針[11]:32：「創造根據地，牽制消滅敵人，配合國民黨軍作戰，保存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12]同日，毛澤東則命令八路軍跨越山西至河北，支持傅作義部隊作戰，卻事後透過無線電告知前線指揮官，早先命令純粹為宣傳，事實上八路軍應盡量放慢移動速度，「每天移動五十里（徒步25公里），每行軍三天，休息一天。」[13]8月22日，發佈收編投誠之中國共產黨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共轄3個師，其兵額為20,000人[8]。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鍚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8]。任弼時任八路軍政治部主任[14]陝甘寧邊區政府則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充任正副主席[8]。
9月6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將中國共產黨軍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15]。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共計4.5萬人，上設總指揮部。國民政府通過「根絕赤禍案」，承認陝甘寧邊區政府，停止軍事剿共，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撥發軍餉。
9月22日，國民政府發表中國共產黨共赴國難宣言[15]。中國共產黨向國民政府提出「為進兩步而退一步」之四項諾言如下：（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一切以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8]。中國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布《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新四軍成立，袁國平任政治部主任，張雲逸任參謀長，司令員為陳毅、張鼎丞、張雲逸（兼）、高敬亭。9月23日，蔣委員長發表談話，盼中國共產黨真誠一致，為禦侮救亡而努力。[15]蔣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宣布承認中國共產黨合法。至此，第二次國共合作形式上完成。9月山西爆發太原會戰，至12月中華民國南京保衛戰，國民政府撤退到重慶。隨後日軍上海派遣軍（後改稱華中派遣軍）司令官是松井石根下令「南京大屠殺」，殺戮最嚴重的是第六師團師團長是谷壽夫[6]。南京大屠殺持續數月，殺害中國平民和戰俘30萬以上（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統計為26萬人以上），藉此打擊中國民眾士氣。早在1937年12月，李服膺因為從陣地上撤退在山西被槍決[5]:122。
1938年1月，中國召回駐日大使[5]:119。1月16日，日本內閣總理大臣近衛文麿宣讀決定：「日本政府不承認國民政府作為調整中日關係的談判的另一方，而要通過軍事行動推翻那個政權，以期出現一個新的中國政權，作為這種談判的一方。」；國民政府重申長期抗戰之決心[5]:119。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部退至粵北地區。中國政府作戰中心遷往重慶市繼續抵抗[6]。5月10日，日本海軍佔領華南福建沿海廈門市[5]:174。日本軍事預算已達40億日圓，5月21日，德國軍事顧問從中國撤走[5]:176-177。6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1944年以前，中國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的會戰，參戰日軍達30多萬人，國民革命軍達110萬人。10月武漢會戰結束後，中日雙方進入相峙階段。會戰中，侵華日軍損失近20萬人，由此喪失戰略進攻能力。中國軍隊大部份脫離戰場，安全撤退，一部（桂系主力）留在大別山區敵後堅持游擊。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日軍在占領武漢和廣州後，轉入休整，因戰線拉長，無力作進一步大規模戰略進攻。由於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線以及後方游擊隊等因素，日本對中國採用「分而治之」的政策，扶持漢奸成立效忠日本的傀儡政權[16]。
日本將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部分義務由中國分擔，透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調停（詳見陶德曼調停），藉以從側面誘導國民政府和談，並承諾和談成功後廢除在華不平等條約，歸還租界[6]。然而在內面臨戰局不利外受到列強壓力的困局下，蔣中正對抗戰始終未有動搖，堅持抗戰到底，其夫人宋美齡亦以三國時期之赤壁之戰曹操勸降孫權為例子，勸告蔣切勿聽信日本人，而務必堅持民族大義[6]。日本占領中國大片國土，並繼續施行「以華制華」的策略，建立汪精衛國民政府；重慶國民政府則以中國西南地區為大後方抵抗。期間日本對中華民國戰時首都重慶大轟炸。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歐美各國放棄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支持中國國民政府抗戰，反對中日和談。1939年年底，日軍開展「桐工作」，試圖與國民政府接觸求和，國民政府派軍統局特工予以應付。然而，1940年6月22日，法國宣佈投降，德國組織空襲英國，世界各地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中國這時也出現廣泛悲觀傾向。到1940年年底，和談仍無實質性結果，日方最終中止了和談工作[17][18]。
1940年起，有說法表明中共根據地開始從事特貨鴉片種植銷售，1942年鴉片收入成為中共邊區經濟最重要收入來源，1944年更達到總財政收入30％的規模，透過此類貿易賺得許多金子、法幣等[19]:461-483[20]。美國駐華代辦艾哲遜於9月4日在重慶以呈國務卿1541號函，述瑞典人加斯塔夫·蘇得邦談話：「在山西共產黨地區種植鴉片所得之金錢，用以墊支共產黨的歲收，維持共產黨發行的貨幣，和購日本佔領區的商品……大部分鴉片似乎是在敵人控制的區域內出售或易貨」[21]。中共以晉北及陝北鴉片栽種區域最廣，並以武裝部隊護送[22][23]:41-117[24]:263-298，將鴉片統一收購運至耀縣及柳林銷售[25]:79-80，國民政府曾於1943年4月欲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煙毒檢查團赴陝北調查，遭蕭勁光拒絕[26]:1452-1455。
1941年4月，蘇聯與日本簽署《日蘇中立條約》、《共同宣言》，其宣言內有：「……蘇聯誓當尊重『滿洲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 ,日本誓當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領土完整與神聖不可侵犯性」[27]:4681-4682。中國共產黨表態全力支持日本與蘇聯對中國主權的條約[28]:8-9。4月15日，《新華日報》發表社論聲援兩國條約，並重申日蘇兩國條約並未變更中國領土權，反而確保了兩地的安全[29]。國民政府外交部王寵惠部長發表聲明，強調東北四省及外蒙均為中華民國之領土，《蘇日共同宣言》對中國絕對無效[30]:757-758。
汪精衛政權則於1943年1月對英、美宣戰[31]。1943年5月12日，日軍為打通長江上游航線並摧破重慶門戶而向湖北西部國民革命軍守軍發動進攻，最終沒能打通從長江進攻重慶必經的石牌要塞。因此，石牌戰役被譽為中國的「史達林格勒保衛戰」[32]。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在中國內陸取得豫湘桂會戰的勝利。之後，華中日軍乘勝追擊，在第四次長沙會戰中擊敗薛岳，一路追擊至湖南省南部重鎮衡陽。1945年1月，從衡陽南下的日軍與從廣州北上的日軍打通了粵漢鐵路[33]。豫湘桂會戰，日軍以50萬兵力投入到廣闊的地區，竟使號稱600萬之眾的國軍損兵70萬。戰後，國軍失守大小城市146座，淪陷國土20萬平方公里，航空基地7個，機場36個，而遭日軍奴役的國民不下6000萬人[34]:3-6。全國輿論譁然，各界痛斥。日軍雖然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並打通「大陸交通線」，但卻無法保證其使用順暢，反而使得兵力分散的弱點更為突出。豫湘桂潰敗的同時，中國遠征軍和中國駐印軍發動了滇西緬北大反攻。1944年3月10日，盟軍發動密支那戰役，至1944年8月2日，攻佔密支那[35]。其中在松山戰役中，日本一個聯隊稱被全殲，被稱為日本二戰亞洲戰場上的一次「玉碎戰」[36]。
1945年7月16日，美國原子彈試爆成功，美國總統杜魯門乃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取得蔣中正同意，勸告日本投降。8月，國軍收復廣西全境，原本預定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無須實行。戰後，中華民國作為二戰戰勝國，參與創建了聯合國並成為5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之一[37]。然而戰爭結束後不久第二次國共內戰即爆發，使中華民國在戰後對日談判中陷入不利境地[37]。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奉蘇聯明確指示與中國國民黨共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式合作。與此同時，中共陝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以解決自己的補給問題。
1935年，華北事變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引起國內和國際關係重大變化和各種政治力量重新組合。中國兩個政權－－中華民國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策相應地發生變化。6月10日，中國共產黨上海臨時中央發表宣言，號召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必須與中國國民黨進行協作，共同抗日。8月1日，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奉蘇聯指示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號召全國團結起來，停止內戰，抗日救國，組織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並有力打擊閻錫山軍隊。接著，中國共產黨中央於12月下旬在陝西省安定縣瓦窯堡舉行政治局會議，批判了中國共產黨黨內錯誤，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毛澤東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之報告，系統地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策略方針。
5月5日，中國共產黨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通電表示：中國共產黨「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38]。呼籲南京國民政府「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體辦法」[39]。
1936年8月，中國共產黨中央根據形勢之進一步變化，又發出《致中國國民黨書》，明確提出挾民意以脅迫第二次國共合作，組成民族抗日統一戰線，並把「抗日反蔣」口號改為「逼蔣抗日」。9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向黨內發出《中央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在指示中，中國共產黨放棄「抗日反蔣」，提出「逼蔣抗日」。[40]
中國共產黨設立之邊區政府、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不受國民政府指揮之組織，也逐步壯大。敵後戰場大多為汪精衛政權的地方部隊。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會議，隨著日軍攻佔南京，毛澤東堅持獨立自主路線獲得黨內肯定，會議裡糾正以王明為首，所謂統一戰線團結抗日的右傾投降主義[41]。
1938年1月15日，根據中央政府特別授權，晉察冀邊區政府在五台山正式成立，在山西、察哈爾及河北省共擁有10萬遊擊隊員[5]:66；同日，蔣視察華北前線，在洛陽會晤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5]:125。10月，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代表朱德提交國共兩黨舉辦抗日游擊幹部培訓班的提議，並獲得蔣中正同意。其後葉劍英、李濤等30多人代表中共軍隊前往執教。游擊幹部訓練班共辦7期，每期3個月，畢業學員共計5,659名。
中國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於日占區（淪陷區）攻城掠地，擴充中國工農紅軍，在長江流域建立閩西、贛南、湘鄂、鄂豫皖、湘鄂西、閩浙贛等主要根據地，游擊區擴大到124縣個以上。[42]
日本僅用少量資源即能引誘中國農工階層加入皇協軍隊伍，創造出大量不同名義的與日協作軍，在經濟上也誘惑資本受損的中國資產階級，向他們開放日軍佔領區的實業投資。面對這些因素，國民政府中開始不斷出現「中日和解」的聲音。日本態度轉變引起歐美國家與中國注意，其中歐美研判第三次近衛聲明的目標由中國轉向蘇聯，行動將有助於各國的利益，與慕尼黑協定類似，希望將日本戰火燃燒到蘇聯土地上，因而歐美各國開始向國民政府派遣遊説團勸説，希望蔣中正在各方利益沒有太大損失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停戰協議。受此影響主張與日本媾和中國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汪精衛發表「艷電」響應近衛聲明，提出與日本「恢復和平」，在戰爭最緊張時，被視作公開叛國投降，打擊抗戰士氣。之後1939年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中正派出特務軍統策劃，企圖暗殺汪精衛而不果。汪精衛徹底投向日本，並於5月在上海與日本開展秘密談判。蔣嚴正駁斥，明令通緝。
1940年12月26日，日本東條英機陸軍大臣和杉山元參謀總長提出「不要單純考慮南方，要確立以中國和北方問題為主的方針」，於1941年5月發動中條山會戰，以傷亡不到1萬人的代價，造成國軍5萬多人傷亡，是抗戰歷史上中日雙方傷亡最懸殊的戰役之一。此後，八路軍、新四軍發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復1941年前的根據地範圍[43]:296-310。北京認為疆獨三區革命是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粉碎了帝國主義、專制獨裁的陰謀[44]。伊寧市公園內有紀念疆獨三區革命烈士墓與紀念碑，由毛澤東題詞，並設立新疆三區革命歷史紀念館，占地6公頃。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運輸船隊遭美國獵殺使得戰爭物資緊缺；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此後，八路軍、新四軍發起局部反攻，基本恢復1941年前的根據地範圍[43]:296-310。此外，中共還派出王樹聲進軍河南，派出王震進軍湖南，開闢新的根據地。1944年3月5日至3月7日，新四軍粟裕開始蘇中1944年攻勢作戰，發起車橋戰役，之後又陸續發動夏季攻勢和秋季攻勢，先後殲滅日偽軍5萬餘人，攻克、逼退日偽據點60餘處[45]。
自1937至1945年，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進行了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38,931次小型戰鬥，消滅日軍450,000餘人；中國約有35,000,000人死傷，經濟損失達6,000億美元[46]。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仍然發生多次摩擦[來源請求]，但總體上說維持了一致抗日的局面。中國共產黨亦發動多次敵後作戰，對日本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牽製作用。
1945年8月，蘇聯紅軍根據《雅爾達協定》，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於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時日本關東軍僅有70萬人，部署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蘇聯紅軍則多達150萬人投入到遠東戰場，雙方裝備懸殊。蘇聯對日作戰1個多星期，佔領中國東北全境、日本南千島群島和朝鮮半島北部。蘇軍撤出後，將大批軍火彈藥交給中共軍隊[47]。8月15日，朱德並致牒英、美、蘇駐華大使，聲言國民政府無法代表中國接受日、偽軍投降，唯有延安總部才有權代表參加受降工作，並稱蔣介石為「法西斯頭子獨夫民賊」、「挑撥內戰」[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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