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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簡稱八路軍、八路，是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前身之一。1937年8月22日，根據第二次國共合作的有關協議，中國共產黨的武裝力量中國工農紅軍處於陝北的主力部隊由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2日，八路軍的番號改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但更名後，中共方面仍主要稱為「八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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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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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八路軍在河北省淶源縣浮圖峪村的長城戰鬥，沙飛攝 | |
| 存在時期 | 1937年－1947年 |
| 國家或地區 |  中國 |
| 效忠於 | 中國 中國共產黨 |
| 軍種 |  國民革命軍陸軍 |
| 種類 | 輕裝步兵 |
| 規模 | 起初約4.5萬人員 後期發展至正規軍91萬、民兵220萬 |
| 直屬 | 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 └ 第二戰區 |
| 駐軍/總部 | 中國陝甘寧邊區、山西省等地 |
| 別稱 | 八路、土八路、共軍 |
| 專用顏色 | 灰色制服 |
| 進行曲 | 《八路軍進行曲》 |
| 裝備 | ZB26式輕機槍 大正十一年式輕機槍 九六式輕機槍 漢陽八八式步槍 中正式步槍 八一式馬步槍 三八式步槍 九九式步槍 毛瑟C96手槍 南部手槍 九四式手槍 土製柄式手榴彈 九一式手榴彈 九七式手榴彈 九二式步兵炮 |
| 參與戰役 | 中國抗日戰爭 第二次國共內戰 |
| 指揮官 | |
| 象徵性指揮官 |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 閻錫山 一級上將 |
| 著名指揮官 | 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 朱德 上將 第十八集團軍副總司令 彭德懷 中將 |
| 標識 | |
| 八路軍臂章 | .svg) |
| 十八集團軍臂章 | .svg) |
| 十八集團軍軍旗 |  |
| 十八集團軍證章 |  |
八路軍的主要構成實際上來自中國工農紅軍。1925年，中國共產黨武裝工會、農會，分別組織成「工團軍」、「農民赤衛隊」。1927年中共將參與秋收起義等武裝暴動的部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之後經過長征，主力雖然損失大半，但依然在陝西等地站穩腳跟。1936年中共於陝北蘇區成立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2月17日發表「東征抗日宣言」，進攻閻錫山部，被閻錫山擊退。
西安事變發生後，在蘇聯的強力介入下事變發起人張學良及楊虎城釋放蔣介石。1937年國共開始談判紅軍改編抗日問題。從最初的只承認3個團談到6個團、9個團乃至最後定案12個團，其間陳立夫專訪蘇聯。國共談判中蔣介石要紅軍改編後全部開往抗日前線，在延安不準保留紅軍統率機關、邊區不得保留部隊、國民黨向其派遣副師長、副旅長、副團長、副營長、副連長、副排長，以及派遣三個師的政訓處長和旅、團、營到連的指導員；三個師以上不設指揮機關，蔣介石設一個政治部負聯絡責任，由周恩來做這個政治部的主任，康澤做政治部副主任，朱德、毛澤東出國留洋[1]；陝甘寧邊區所有行政專員、縣長到區長也要派人。蔣介石安排劉伯龍（黃埔三期）、龔建勛（黃埔二期）、梁固榮（黃埔三期）任改編三個師的副師長。中共則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堅持八路軍名義上接受國民政府軍委會的領導，獨立自主作戰指揮權。
1937年7月4日，周恩來起草共赴國難宣言並於15日由中共中央交付中國國民黨，聲稱：「取消紅軍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並待命出發，擔任抗日前線職責」。7月中旬，蔣介石鑑於抗戰已經爆發，改編八路軍部隊的各級副職人員和其它人員都不派遣了，對八路軍各師只派一個參謀長；三個師之上，現在允許成立一個總指揮部，由朱德、彭德懷當正副司令，蔣介石派一個政訓處長。蔣介石確定派遣李秉中（黃埔三期，工兵學校政訓處長）任八路軍總指揮部政訓處長，劉伯龍、吳冠群（黃埔三期）、喬樹人（黃埔三期）任八路軍各師參謀長。8月中旬，蔣介石急於催促八路軍開拔前往第二戰區抗日前線，三個師一共核定了60萬開拔費。政訓處主任與三個師參謀長也不派了，改為派遣喬樹人任八路軍總部聯絡參謀，李德（黃埔六期）、蕭御寰（黃埔五期）和李克廷（黃埔四期）任三個師的聯絡參謀。8月22日，國民政府軍委會宣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同意設總指揮部，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指揮，下轄三個師[2]。8月25日，根據中共中央（洛川）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組成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同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公開命令宣布將抗日紅軍主力改編，駐陝西涇陽縣雲陽鎮的「抗日紅軍前敵總指揮部」改為第八路軍總指揮部，前總司令部、前總供給部改編為八路軍司令部、供給部，軍委總政治部改兼第八路軍政治部、軍委總衛生部改兼前總軍醫處（不久恢復稱衛生部）。
1937年9月11日，國民政府按中國陸海空軍戰鬥序列改編需要，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編入第二戰區序列（戰區長官閻錫山），並進入晉北擔任游擊。改名後中國共產黨內部習慣上仍稱其為八路軍[3]。八路軍總部及115師、120師、129師進入山西後，即參加與日軍的正面交戰。雖然在平型關戰役獲得勝利[4][5]，然而此後仍與第二戰區的國民革命軍友軍接連在忻口戰役失利。於此同時，八路軍決定在日軍戰略區創建抗日根據地，並劃分出晉察冀軍區（平綏路以南、同蒲路以東、正太路以北、平漢路以西），由聶榮臻為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晉綏察軍區（在晉西、察西、綏東成立）；晉冀豫軍區（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東、平漢路以西、黃河以北）以及晉西南軍區。太原會戰前期，八路軍已經率主力115師、129師南調，到和順縣石拐鎮，並建立晉察冀軍區[6]。10月22日，黨中央及軍委批准前方建議，「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11月，太原失守。115師除聶榮臻一部留晉察冀創建根據地外，主力轉移至汾河流域和晉南，並留一部在太行山，配合129師在晉東南創建根據地。120師仍在晉西北同蒲路北段活動，並化整為零改為游擊戰。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9月至1938年10月間，國民政府每月發給八路軍軍費55萬元，米津10萬元，河防米1萬4千元，合計61萬4千元[7]。
自1938年秋，侵華日軍開始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觸求和[8]；而國共軍隊在山西、河北、江南的摩擦一直不停。1939年，羅榮桓與陳光率八路軍115師師部和主力一部進入山東魯西地區，重組山東縱隊並在山東建立牢固的抗日敵後根據地。120師與129師則繼續在山西、河北一帶進行擴編。國民革命軍冬季攻勢期間，晉系閻錫山爆發十二月事變，薄一波領導的山西新軍宣佈脫離晉系，事後五萬餘山西新軍編入八路軍120師、129師編制[9]。1940年3月，八路軍與國軍鹿鍾麟等三個軍共6萬多人發生衝突。1940年3月，日本扶植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成立。
抗日局勢日趨惡化下，1940年8月，八路軍晉察冀軍區、120師、129師發動20萬人參加的百團大戰[10]。此後，日軍展開長達數年的掃蕩與「三光政策」。皖南事變後，八路軍的第4縱隊、第5縱隊亦補充事變中被國軍圍剿的新四軍兵力[11]。八路軍自1941、42年開始遭受物質困乏以及兵源減少的威脅。1942年八路軍前方軍部被日軍偷襲，前總參謀長左權殉國；此後中共中央軍委決定仍然把集團軍部設置在山西前線[12]。
據中共資料，八路軍創造了面積達90萬平方公里，人口近1億的抗日根據地。至1945年8月，八路軍發展到90多萬人[13]。八路軍以敵後游擊戰為主要作戰方式打擊日軍和與日本人合作的偽軍；同時也和一些對日抗戰的國民政府軍及其他地方武裝發生衝突，這部分軍隊被中共稱為「頑軍」。據中共方面出版的《八路軍·表冊》記載，自1939年9月至1945年10月，八路軍共對日、偽作戰99,847次，消滅日軍407,454人，消滅偽軍851,249人。其中，斃傷日軍401,648人，俘虜日軍5,096人，獲日軍投誠710人；斃傷偽軍312,282人，俘虜偽軍402,112人，獲偽軍反正136,855人[14]。1945年日本投降後直至1947年八路軍改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後，一直有大量偽軍、國軍隨著投降改編浪潮湧入八路軍，由於國軍整編和金圓券改革中國軍高級軍官大量以權謀私、剋扣軍餉，招致兵士和下級軍官軍心渙散，當時有順口溜「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老子投八路」[15]。1947年國共和談破裂後，八路軍和其他共產黨的部隊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
理論上，除無軍階、無「符號」胸章、包括朱德、彭德懷在內的絕大多數軍官均無大禮服和毛呢料制服（也有葉挺、林彪等例外），八路軍、新四軍軍服服裝與國軍中央軍和除東北軍外的其他部隊完全相同。但實際上，八路軍軍裝色調極其混亂，骨幹部隊為繼承自中央紅軍的自染的草木灰色。早期少部分在冊部隊（15個團）得到國民政府後勤供給為德國灰色，使用進口「IG法本」（後更名為BASF至今）工業化生產的合成「普魯士藍（灰）」染制的成品布匹為材料（當時八路軍在民用渠道方面重點搜集的輔助軍需品即有布匹，盤尼西林，無縫鋼管），質量較統一耐久。後來八路軍於百團大戰後，國民政府以八路軍擅自擴編為由，除1941年3月補發的7,500人套制服和法幣軍餉外，中斷了被服、糧餉及彈藥供應，八路軍軍服改為根據地土法生產。山東、河北製成時通常為黃綠色，因以當地草木灰類半有機染料著色，穿著後逐漸褪成黃灰或灰白色。陝北製成時多為灰色，穿著後亦容易逐漸褪成草綠色。新四軍位於江浙，條件較好，一般為較穩定的地產有機靛藍染料製成的藍灰色。現代影視作品中通常以國民政府正規的工業製品德國灰色作為兩支軍隊的標準色調。
同時除極個別外事軍官獲授軍階外，兩支軍隊均只有臂章標明自己的軍級番號，並將姓名和部別寫在上衣左胸內布片上（不同於其他國軍和汪軍，八路軍的布片朝內，外觀不可見），俗稱「符號」。早期八路軍、新四軍都完全佩戴「青天白日」帽徽，且1937年更換帽徽（原紅軍使用紅布五星帽徽縫在帽子上，青天白日帽徽為搪瓷琺瑯燒制，成本更高，民間難以仿製，是正規軍的輔助標識）時，由於戴上了昔日「敵人」的象徵，兩支軍隊均發生過士兵抵制甚至因此逃離部隊的事件。帽徽是按照國共合作協議，由南京（重慶）方面提供的。1940年，由於發生了皖南事變，引起新四軍全軍極大憤怒，新四軍殘部和重建後的新四軍基本不再使用此帽徽。與之不同，八路軍由於1940年後兵員大幅擴充，遠遠超過3個乙種師轄15個團（每師4個團，另允許組建1個精銳的教導團或獨立團）的協議規模，加上國共合作時好時壞，無法獲得國統區工業部門才能提供的青天白日琺瑯帽徽，越來越多的官兵軍帽上沒有青天白日帽徽，而是僅有兩粒仿德國山地帽式紐扣。
這並非「以扣代徽」，也非政治原因所致，原德軍山地帽有一圈帽圍，以便在嚴寒氣候下翻下保護下顎、耳朵和後腦，功能與蘇軍冬季皮風雪帽相似但簡單而保暖性較差，適合溫帶地區。帽圍在帽檐前方以兩顆金屬欽扣固定，德軍帽徽也是位於這兩顆欽扣之上。八路軍以及整個國民革命軍，甚至蘇芬戰爭中的芬軍，因地制宜以兩顆紐扣代替當時國內無法生產的金屬欽扣，達到相同效果。在東北地區有多種介於德軍山地帽和蘇軍風雪帽之間的變形，例如奉軍皮帽、關東軍皮帽等；為方便不同軍隊區分，有細微差別。後來八路軍在東北改編為東北解放軍，接收了原關東軍被服生產系統，新設計的解放軍冬季軍帽有較大的帽檐，縮短帽圍免去前方欽扣，而加長護耳以繫繩固定於頭頂；這種設計沿用至志願軍時代。（德軍山地帽的各種改版亦體現於星球大戰里帝國各式軍官帽版本）。事實上，1940年後的八路軍軍人是否佩戴帽徽相當自由，無任何規定或推薦，亦不納入班兵風紀考評，有的軍人將青天白日帽徽一直戴到國共破裂的1948年。直到1948年2月，青天白日帽徽才被中共中央軍委明令取消[16]。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民間仍以長期習慣稱謂「八路軍」稱呼該部隊，並得到官方的默認。在宣傳資料及影視作品中，多以八路軍、新四軍等部隊代表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形象。
| 八路軍編制 |
| 1937年秋 → 1938年冬 → 1940年冬 → 1942年秋 → 1945年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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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成立八路軍後方留守處。1937年12月，改稱留守兵團。司令員兼政委肖勁光、參謀長曹里懷、政治部主任莫文驊。轄一個旅部（385旅）、一個警備司令部（綏德警備司令部）、八個團（770團、警備一團至七團）及一個獨立營。 抗戰中後期，轄教導第一旅、教導第二旅、新編第四旅、警備第一旅兼關中軍分區、警備第三旅兼三邊軍分區、第三八五旅兼隴東軍分區、延屬軍分區、綏德軍分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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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9月25日平型關戰鬥是八路軍首次與日軍大規模正面交戰，投入了115師全部1萬5千人。戰前獲得國民政府的軍火補給，據周恩來9月19日致電毛張轉葉「南京原發子彈50萬發，後加20萬發（中正式子彈，在有的文獻中記為50萬發機槍彈不完全準確，因中正式子彈為仿後期毛瑟尖頭彈，適用於捷克式輕機槍和中正式步槍而不能用於八路軍已有的舊版漢陽式步槍），閻錫山發50萬發（七九式子彈），黃紹竑發30萬發，共150萬發」，此役八路作戰步兵每人領取到100發子彈和2枚手榴彈；即便如此，在爭奪老爺廟高地數小時後，彈盡的八路守軍也與日軍發生過白刃戰，並守住了高地。後1938年3月2日，因林彪被閻錫山晉綏軍哨兵誤傷，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請第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於4月前往慰問時，又送給八路軍一批軍需品，包括「子彈100萬發，手榴彈25萬枚，牛肉罐頭180箱」。
1940年8月20日百團大戰是八路軍自行發動的對日軍控制下正太鐵路的破交戰。此役八路軍使用自有的庫存，其中正規的作戰主力129師在3個月中消耗子彈76萬發，手榴彈2萬1千枚，炮彈3千枚；繳獲日軍子彈34萬發。但1940年12月國防部長何應欽應蔣介石授意以八路擅自超編（在冊15個團實有百餘團）為由，停發了對八路的軍需軍餉；在日軍反攻下，朱德總司令與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達成協議，八路主力撤至山西臨汾屯留以北，日占區僅保留當地民兵武裝游擊。約半年後日軍發動中條山戰役進攻晉南衛立煌防區，重慶要求其東北方的八路軍就近支援，延安向何應欽提出「速發餉彈」，被何拒絕，反指責八路見死不救。
太原會戰後，延安便制定在山西日占區建立敵後根據地的策略；在發動了百團大戰後，受日軍掃蕩和國民政府中斷補給影響，調回游擊作戰。為維持可自持作戰，八路軍儘量避免與日軍正面衝突，而以劫掠日軍糧食、軍需物資為主，使獲得的物資尤其是槍、彈能蓋過作戰消耗。這也導致八路軍槍械逐漸從漢陽式（七九彈）轉為三八式（六五彈）。
日軍在中國的糧食來自占領區徵收及用軍票「購買」。因每年秋收時，地方經常有糧食被游擊隊「搶奪」或「燒毀」發生，所以日軍不得不在秋收的一個月中，四處派出日軍徵收及「購買」糧食，並自行承擔武裝押運。此時八路軍才有機會對分散的小股日軍發動可自持襲擊。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將領，並沒有得到國民政府的正式銓敘，在獲得委任狀時，也未像其他國軍將領一樣明確職務軍階。只有一些軍官在擔負駐各地辦事處主任或駐外高級參謀的職務時，才有佩戴軍階的情況，也僅僅是根據一般的資歷參考其他部隊對等佩戴。
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武漢召開了全國師以上參謀長、政治部主任聯席會議，八路軍總部派出了8人參加這次會議，他們是彭雪楓（八路軍總部參謀處長、代表八路軍總部，少將銜）、周昆（八路軍115師參謀長，少將銜）、邊章五（代表八路軍120師，少將銜）、張經武（代表八路軍129師，少將銜）參加參謀長會議；羅瑞卿（以八路軍總部政治部組織部長名義，上校銜）、張愛萍（以八路軍115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共和國成立後曾任國防部長）、歐陽毅（以八路軍120師政治部副主任名義，上校銜）、譚政（以八路軍129師政治部副主任身份，上校銜）參加政治部會議。
1945年底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基隆市市區道路重新命名，路名中有愛一路至愛九路，1950年5月16日，「愛八路」改為「劉銘傳路」[17]。
1947年台北市重整市區公共汽車，新設的17條路線包含8路(衡陽路至三張犁)，1953年4月1日更名為20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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