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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學乘，字枚叔[註 1]，一作梅叔。後易名為炳麟。因反清意識濃厚，慕顧絳的為人行事而改名為絳，號太炎。世人常稱之為「太炎先生」。早年又號膏蘭室主人、劉子駿私淑弟子等。浙江餘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學家、樸學大師、民族主義革命家、注音符號設計者、中國醫學院首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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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生於1869年1月12日，書香門第，並且家庭富有，有藏書樓，家中還有醫學家傳。1880年，十三歲的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處啟蒙。據他自己回憶，祖父章鑒及外祖朱有虔讓他閱讀《東華錄》，了解揚州、嘉定、戴名世、曾靜的事。[2]1883年，也就是十六歲時，他奉父之命參加童子試，但因病未能赴試，遂放棄功名。隔年他上書李鴻章，自稱其學『一以荀子、太史公、劉子政為權度』，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不過未獲回音，隨後在家自學。[3]1890年，章遵從父親章濬遺命入杭州詁經精舍，師從俞樾、譚獻等，關注經、子之學，初步確立對「今、古文」界線的認識。
1894年清日甲午戰爭之後，章太炎曾捐款予維新派強學會，與康南海、梁啓超通信。1896年，梁啟超和夏曾佑派葉浩到杭州請章太炎來上海任《時務報》主筆。他擔任主筆不過四個月便因反對孔教，發生與麥孟華等人「拳毆」之事件。此後回到浙江，與較為穩健改革派王仁俊、宋恕等人相往來。1898年春，曾應張之洞之邀，赴武漢辦《正學報》，但未出刊便辭謝離去。7月，到上海參與汪康年所辦的《昌言報》。戊戌政變後，章氏仍遭通緝。12月4日，避禍流亡到台灣，居台北萬華剝皮寮[4]，任《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主編《台灣日日新報》漢文欄，與日本人館森鴻等相往來。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轉赴東京。太炎在台論文計有41篇，詩文評、詩16篇，多數刊在《台灣日日新報》，同情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清政府，這些論文佔章氏著作份量並不多，卻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當重要的資料，《正疆論》謂「以支那與日本較，則吾親支那；以日本與滿洲較，則吾寧親日本。」文中並推崇延平王鄭氏，貶抑降清將領洪承疇、李光地，反映章氏雖厠身台灣，反滿的漢族民族意識仍甚為急切。在台亦參加玉山吟社[5]的唱和，與覆審法院院長水尾訓和（詩號晚翠）、報館主筆籾山衣洲「以文字訂交」，來往甚密。[6]中國白話文運動之後，章氏寫給大眾閱覽的文字轉變為通俗的文筆，曾做為張我軍鼓吹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理由之一，台灣日治時期新舊文學論戰時，新舊雙方各執章氏文字風格之一端以彰顯己方立論的正確性。
1899年5月，東渡日本，借住於橫濱梁啟超處，在京都、東京活動，並通過梁啟超結識了孫中山。7月，返回上海參與《亞東時報》編務工作，結識唐才常。此時章太炎之排滿觀和古文經立場日益明確，在蘇州出版了其著作《訄書》，由梁啓超題簽。他認為當時所有的時弊都是滿洲統治造成的，故立憲革命並不能解決問題；故對宋恕說：「當前不可苟效立憲政以迎之，莫若理其本，當除胡虜而自植」。1900年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趨新之士大夫嚴復、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張園組織「中國議會」以挽救時局，並策劃自立軍起義，章太炎應邀參加。在會上，章太炎反對光緒帝復辟，主張驅逐滿、蒙代表，並割辮明志。但章氏仍與康、梁等人保留著聯絡。[3]
1901年，至蘇州東吳大學任教，宣揚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蘇巡撫恩銘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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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二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啓超《新民叢報》館，並與孫中山結交，極力調解孫文與康有為二派的關係。三月計劃在東京舉辦「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周年紀念會」。「支那亡國」意指南明永曆帝政權的滅亡，預定的舉辦日期為明思宗殉國之日，但是紀念會在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壓下被禁止[7]。這時他通過日本的中介，接觸到西方哲學、社會學、文字學等領域的學術著作。當年夏回上海後，重新改定《訄書》[8]，並有撰寫《中國通史》的計劃，與梁啓超同為現代中國「新史學」的奠定者。此期間，參加上海愛國學社，且常於《蘇報》發表文章。
1903年，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9]，指斥清帝，又為鄒容《革命軍》作序[10]，刋於6月10日的《蘇報》內，遂發生震驚中外之「蘇報案」，乃與清廷兩曹對質，被上海公共租界當局判刑，入獄三年。在入獄期間，章太炎亦筆耕不輟，常為香港《中國日報》撰寫論文[11]，又著《癸卯獄中自記》，內文有「上天以國粹付余」，是「國粹」一詞在中國出現之始。
1906年，章太炎出獄，由同盟會迎往日本東京[11]，擔任《民報》主筆。由於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主張立憲，反對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報》撰文批駁，與梁啟超論戰。此時章太炎主張「以國粹激勵種性」，「以宗教發起熱情」，其《民報》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說革命，主張「革命之道德」。撰有《中華民國解》，為中華民國定「國號」之功。又參與此期興起的國粹主義運動，自1905年起，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若干學術文字，並在東京開設國學講習班，「宏獎光復，不廢講學」。
1907年，因《民報》經費問題與孫文有矛盾[12]。四月，章太炎與張繼等人在東京成立「亞洲和親會」，主張反對帝國主義而自保其邦族。1908年，四月開始，為留學生開設講座。10月，《民報》因宣傳中國革命被查禁。1909年，因《民報》復刊及籌款等事，與孫中山發生衝突，章太炎指復刊之《民報》不合法，並攻擊孫中山。1910年，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於東京重組「光復會」，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與同盟會正式分裂。1911年，章氏繼續在東京講學，當武昌起義消息傳到東京，他即中斷講學回國，11月15日，抵達上海[13]。
此前，1903年章太炎與近代古文經學另一重鎮劉師培定交，此後因學術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後劉師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買，寫了自首信——《上端方書》。1908年2月，劉師培返回日本東京，充當端方暗探，並且續辦更為激進的《衡報》，鼓吹無政府主義革命。同時組織齊民社，舉辦世界語講習所。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報》刊載劉師培夫婦偽造的《炳麟啟事》，大意為章太炎聲稱將「不理世事，專研佛學」。6月10日，東京《民報》上刊載章太炎應對的《特別廣告》，他憤怒抨擊《神州日報》捏造事實，指稱劉氏夫婦是清廷密探。後又發生有人慾謀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經調查，投毒者是劉師培姻弟汪公權。東京留日學生界一片譁然。其間，日本政府應清廷要求，查禁了《民報》等報刊，劉師培夫婦的《天義報》也未能倖免。
劉師培夫婦在東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國內。劉師培因惡氣難消，遂寫信向黃興揭露章太炎曾應允滿清總督張之洞、端方：「只要給兩萬元，便可捨棄革命宣傳，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難以辯駁，十分狼狽[來源請求]，此時他又與孫文、汪精衛、黃興等因《民報》不合，乃由提倡光復轉入專心論學，著有《文始》、《新方言》、《國故論衡》、《齊物論釋》等。其中《國故論衡》為近代學術史上有數之巨製，開闢了漢語言文字學、經學、文學、及哲學心理學的現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編有《教育今語雜誌》，撰寫若干白話述學著作，以普及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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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11月15日，章太炎回到中國上海，向黃興提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勸告。並在檳榔嶼《光華日報》連載發表政論《誅政黨》。1912年2月，孫文聘任章為南京臨時政府樞密顧問[14]。5月，他與張謇、伍廷芳、那彥圖同為新成立共和黨理事[15]。11月，袁世凱委任章為東三省籌邊使[16]。1913年4月，從長春返回上海，時值宋教仁被刺後，善後大借款風潮又起，南北變色，5月，章太炎到武昌，試圖調停，不久到北京接受袁世凱給他的勛二位[17]。6月15日，與湯國黎結婚[18]。此時，章針對孔教會提議設孔教為國教，發表《駁建立孔教議》[19]，反對定孔教為國教。在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之後，章覺察袁世凱包藏禍心，於1913年8月進京，欲與袁世凱說理，袁不見，更被監視居住，終日蝸居於共和黨本部內[20]。1914年1月7日，大鬧總統府[21][22][23]，後被移押至龍泉寺內居住[24]，說章太炎是精神「瞀亂」。袁世凱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為生活費用，同時親自手書下人八條保護準則，其中包括：「飲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計」，「毀物罵人，聽其自便，毀後再購，罵則聽之」，諸如此類的條款[25]。被袁世凱囚禁時期，猶為吳承仕等人講學不輟，後集為《菿漢微言》。此間，再次修訂《訄書》，改題《檢論》。又集其著作為《章氏叢書》，先後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圖書館出版鉛印及木刻本。1916年5月，章太炎嘗試逃離北京，但被追回[26]。袁世凱病死，章太炎終恢復自由，6月杪，重回上海[27]。
1917年2月，中國政府應美國政府要求，抗議德國使用潛艇攻擊中立國船隻的行為遭到章與譚人鳳聯名反對[28]。6月初，因北洋系督軍宣告獨立，要求解散國會，章太炎與孫文發電給陳炯明，聲言：「以保障國會，殲滅叛徒為限，一事未成，必不罷兵旋旆[29]。」7月，二人到廣州，發起護法運動，非常國會推舉孫文為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後，孫即任命章太炎為元帥府秘書長，為孫文作《代擬大元帥就職宣言》。9月26日，章太炎與吳景濂等人到雲南力勸唐繼堯接任元帥[30]，後途徑四川、湖南、湖北，東下上海。1919年1月12日，章太炎致函孫中山，反對南北議和。
1920年，擁護聯省自治運動。1922年，在上海講學，曹聚仁根據記錄整理為《國學概論》。但章太炎始終沒有放棄對黎元洪、吳佩孚、孫傳芳等新舊軍閥勢力的期望，反對國民革命軍北伐。1926年4月7日，上海成立反赤救國大聯合會，章太炎被推為理事長。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章太炎採取不合作態度，自命「中華民國遺民」，曾遭國民黨上海黨部通緝。1928年，批評蔣介石改換國旗：「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黨治國者，皆背叛民國之賊也。」1930年代後，活動限於上海、蘇州一帶。晚年主張讀經，並據《春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義，力主對日強硬。1935年，在蔣介石資助下，於蘇州錦帆路開設章氏國學講習會，招收最後一批學生，並出版學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學術由漢學轉向宋學及王陽明之心學，而其經學成就亦更注重魏晉經學，上窺兩漢經學之不足，撰有《漢學論》。又曾撰《救學弊論》批評現代教育體制，主張回歸民間辦學和書院教育。
1936年6月14日，因鼻竇癌卒於蘇州錦帆路寓所[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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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響，因為變化的歷程相當繁複，依其《菿漢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則轉俗成真，終則迴真向俗」十二字予以歸結。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的《齊物論釋》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習樸學、諸子以及西方進化論和社會學，在因蘇報案入獄之後，則改習佛法法相宗，而後思想便以唯識學為尚，認為先秦諸子之學皆不足比擬，固可謂「轉俗成真」。自《齊物論釋》著成之後，章太炎因齊物思想的啟示，不再僅以唯識為唯一標準，轉而認為凡「外能利物，內以遣憂」之學皆有價值，開始對古今中外的學術思想進行重估。即進入「迴真向俗」的境界[3]。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來自四個淵源：一為受乾嘉考證學的影響，講求客觀實證；二為跟隨晚清諸子學興起的潮流，對荀子、莊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揚，尊子貶孔；三為受到嚴復的影響，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進化論作為理論架構；四為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唯識論，是章氏後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體系中充滿個人主義、相對主義的色彩。除了這四大淵源外，顧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學誠、戴震、孫詒讓、康有為等人的思想也對章太炎具有相當的影響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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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曲園因太炎提倡排滿革命，曾聲言「曲園無是弟子」，章曾就此撰有《謝本師》一文，收入《訄書重訂本》，又有《俞先生傳》，收入《太炎文錄》。但太炎治學，由小學入門，主張音韻文字相通，以此為基礎，結合西學，恢弘清代諸子學之門戶，其方法一本曲園師承，絕非自立門戶。
- 章太炎曾在晚清時與《新世紀》報吳稚暉等人爭論漢字前途，反對在中國採用「萬國新語」（世界語）。乃依漢字偏旁創造「紐文」「韻文」等記音符號，作為漢字初學的注音手段，以保存漢字。1914年，由其弟子錢玄同、許壽裳、周樹人促成教育部通過，作為中華民國國語的標音符號，即今日仍在台灣通用之注音符號前身。
- 章太炎一直不肯相信殷墟甲骨文真的是古文字，認為龜甲不可能在地下埋藏數千年而不朽爛。他在《國故論衡》中寫了一篇《理惑論》，是專門抨擊金文和甲骨文的。講到龜甲文時，他說：「近有掊得龜甲者，文如鳥蟲，又與彝器小異。其人蓋欺世豫賈之徒。國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賢者信以為真，斯亦通人之蔽。……夫骸骨入土，未有千年不壞，積歲少久，故當化為灰塵。……龜甲何靈而能長久若是哉！」著名甲骨學家董作賓在其遺著《甲骨學六十年》中亦曾論及此事，說「章氏小學功深，奉《說文》為金科玉律。不容以鐘鼎甲骨，訂正《說文》之訛誤」。
- 章太炎精通醫學，著有《霍亂論》、《章太炎醫論》（原名《猝病新論》）。曾有人問章太炎：「先生的學問是經學第一，還是史學第一？」他答道：「實不相瞞，我是醫學第一。」
- 章太炎早年在日本主編《民報》時，曾主張社會主義，與片山潛等日本社會主義者過從甚密，並由此反思西方的進化論及現代文明，撰寫了《俱分進化論》、《五無論》等著作。
- 1915年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期間，被迫寫「勸進書」，書云：「某憶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詞，言猶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民國之叛逆，亦且清室之罪人。某困處京師，生不如死！但冀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於滿清惡官僚之手，尤有榮耀！」口中猶罵聲不絕，以粗話辱袁。據說，袁極為生氣，又自嘲說：「彼一瘋子，我何必與之認真也！」[32]時稱章太炎為「民國之祢衡」。
- 太炎有一致胡適之的白話文書信，抬頭刻意寫曰：「適之你看」，蓋直譯舊時信函「某某大鑑」之體也。
- 受劉歆《七略》的影響，以《國故論衡》中《原學》等篇為代表，章太炎主張「九流皆出王官」說，而後來胡適著《諸子不出於王官論》，提出相反的意見。[33]
- 章太炎也是最早刊登徵婚啟事的名人之一，有人問他擇偶的條件，他說：「人之娶妻當飯喫，我之娶妻當藥用。兩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適合者為北方女子，廣東女子言語不通，如外國人，那是最不敢當的。」後經過蔡元培做媒人，與湯國梨女士結為夫婦，婚禮當天，皮鞋左右顛倒，一時大窘。[34]
- 章太炎素惡伍廷芳，伍離世後，其子伍朝樞過上海，特地拜謁過章太炎，章對伍廷芳有多番譏諷，譬如將其比作春秋時狼狽逃難過昭關的伍子胥。而對話不歡而散後，章次日又遣人給伍朝樞送上輓廷芳之聯：「一夜變鬚眉，難得東皋公定計；片時留骨殖，不用西門慶花錢。」[35]
- 章太炎逝世的時候，只願以五色旗覆蓋棺木，不承認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 章太炎逝世後，因抗日戰爭爆發，暫厝於蘇州錦帆路寓所水池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浙江省人民政府按其遺願，葬於杭州西湖南屏山南明遺臣張蒼水墓旁。「文革」初期遭暴屍，後又重新安葬。湯國梨卒後，亦一併安葬於此。今設有章太炎紀念館。
- 文化大革命後期的「評法批儒」運動中，章太炎被當作法家體系在晚清的代表而得到發掘，當時上海人民出版社組織並「解放」了一批學者，編輯了若干章太炎詩文、著作的選本和注釋本。這一系列工作，雖然受到政治風潮的影響，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1980年代以後編校《章太炎全集》和重建章學研究的人員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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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時期：錢玄同、許壽裳、朱希祖、黃侃、汪東、沈兼士、馬裕藻、龔寶銓、陳寅恪、周樹人、周作人、胡以魯、易培基、陶煥卿、錢家治、朱宗萊、余雲岫等
北京時期：吳承仕等
上海時期：馬宗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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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23歲的青年章太炎，奉父母之命，娶妻王氏[36]，育有三女。1903年，王氏病故。
1912年，特立獨行的章太炎在在40多歲的時候，在北京、上海的各大報章公開刊登徵婚啟事，擇偶條件是「人之娶妻當飯吃，我之娶妻當藥用。兩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適合者為北方女子，廣東女子言語不通，如外國人，那是最不敢當的。」
後經過蔡元培介紹，1913年，44歲的章太炎與時年30歲的浙江人湯國梨在上海哈同花園結為夫婦。婚禮當天，章太炎過於興奮，把皮鞋都左右穿反。
章太炎夫婦育有二子。[37]
兒子[38]
- 長子章導（1917年—1990年，母湯國梨），經前國務總理李根源介紹，曾娶蘇州尚書第彭氏長女彭雪亞為妻，後離異。共成婚二次，婚生子女五人，非婚生子女三人。
- 次子章奇（1924年—2015年[1]，母湯國梨），單身無子女
女兒
章太炎共育有四個女兒，都是古字命名。三個女兒到了適婚年齡，都沒人提親，因為想提親的人不懂讀她們的名字，不敢提親。章太炎得悉此事後，在宴會中「無意間」說出她們名字的唸法，三個女兒的婚事才不至於因為「不會唸名字」而耽誤[39]。
- 長女，章㸚（止也。系也。「㸚」，拼音：li4，南京官話：li4，中古擬音：leh，郎計切，音同「戾」[40]，1893年—1915年，母王氏），字蘊來[41]，丈夫龔寶銓，無子女。1915年9月，自縊死，章太炎為女兒寫了一篇《亡女事略》[41]。
- 二女，章叕（聮也。「叕」，南京官話：zho5，中古擬音：tryet，陟劣切，音同「輟」[42]，1897年—1992年，母王氏），隨章太炎長兄章籛生活[37][43]
- 三女，章㠭（展古字[44]，1899年—1973年，母王氏），丈夫朱鐸民（鏡宙），一女
- 四女，章㗊（衆口也。「㗊」，南京官話：zä5，中古擬音：crip，阻力切，音同「仄」。《字彙補》又說是「雷」古字。[45]）。
- 《章氏叢書》，1915年右文社鉛印本，1919年浙江圖書館木刻本，1924年上海古書流通處木刻本。
- 《章氏叢書續編》，北平1933年。
- 《章氏叢書三編》，1939年章氏國學講習會鉛印本。
- 《章太炎全集》1－8集（尚未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94年點校本。
- 《國學講習會略說》，1906年東京秀光社。
- 《國故論衡》，1910年東京秀光社本，叢書增訂本。陳平原點校本，朱維錚點校本（《全集》第9集，對照本）。
- 《國學概論》，曹聚仁筆記本（又有張冥飛本，劣）。1922年泰東圖書館排印本。
- 《菿漢三言》，虞雲國校點，遼寧教育出版社。
- 《國學略說》，涂小馬校點，上海文化出版社。
- 《章炳麟論學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2年
- 《章太炎書信集》，馬勇編。
- 《章太炎的白話文》，1921年泰東圖書館排印本。
- 《章太炎政論選集》，湯志鈞編於1961年，中華書局，1977年點校本。
- 《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筆記，王寧整理抄錄，影印謄鈔本，中華書局，2008年11月。
- 《章太炎演講集》，章念馳編訂，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28年撰（同治七年至民國十一年），手稿本，章氏國學講習會刪改排印本。1986年上海書店影印本。
- 《章太炎年譜長編》，湯志鈞編，中華書局，1979年。
- 《章太炎年譜摭遺》，謝櫻寧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
- 《章太炎學術年譜》，姚奠中、董國炎編，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 學術自述：《自述學術次第》，1913年；《菿漢微言》末條，1915年；諸祖耿《記本師章公自述治學之功夫及志向》，1933年。
- 《國故論衡疏證》，龐俊注，1940年華西大學鉛印本。僅含中、下卷；郭誠永補註上卷，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全排印本。
- 《齊物論釋注》，繆篆注，油印本。未見。
- 《齊物論釋訓注》，荒木見悟注，九州大學文學部哲學研究會《哲學年報》29-31。未見。
- 《章太炎選集》（注釋本），朱維錚、姜義華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 《訄書詳註》，徐復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注名物。
- 《文學總略注》，程千帆《文論十箋》，朱東潤《中國歷代文論選》。
《時務報》、《昌言報》、《經世報》、《實學報》、《譯書公會報》、《亞東時報》、《台灣日日新報》、《民報》、《國粹學報》、《教育今語雜誌》、《大共和日報》、《華國》、《制言》等
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於章太炎的門下，如：黃侃、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魯迅）、沈兼士等。章太炎為人戲謔，以太平天國為例，封黃侃為天王，汪東為東王，朱希祖為西王，錢玄同為南王，吳承仕為北王。當年二十七歲的胡適獨樹一幟，在大師環伺的北京大學，教起《中國哲學史》，其講義《中國哲學史大綱》頗多沿襲章太炎在《國故論衡》下卷「諸子學」諸篇的觀點。胡適實為章太炎中年以前學術衣鉢的繼承者。但此時章太炎本人的學術已經有所轉向，故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不甚滿意（參見章太炎《與柳詒徵書》）。胡適則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1922）中說：「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
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1922）稱章太炎為清學正統派的「殿軍」。
魯迅在1936年臨終時回憶其師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模。」[46]強調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對忽略其學術業績，奠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陸評價與研究章太炎的主調。[原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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