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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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前，滿洲族（女真）文化就開始了由原始的薩滿文化體系向廣泛吸收蒙漢等周遭民族文化。自滿洲族征服中原以後，更加專注吸收漢族文化，並以此原始薩滿文化為基礎進行自身的整合與創造特殊文化[參1]。
歷史
在17世紀，滿族的清朝取代漢族的明朝取得了支配中國地位，清朝統治者在保持滿貴族優先前提下，很大程度上採取了漢化政策[參2]。但一些研究遼金元清史的日本學者認為，清和遼金元一樣屬於中國的征服王朝，漢化深度和速度均遜於北魏等滲透王朝；清室只推行對自己有利的漢化措施，並盡可能保留本族文化，並非全盤漢化，而是雙向進行的。[參3][參4][參5]。
清初以來，所有施政文書都以漢文、滿文兩種文字發布。自康熙起大力推行以儒學為代表的漢文化，漢傳統經典成為包括皇帝在內的滿族人必修課。乾隆在宮中常穿漢服以作娛樂[參6]。到乾隆中期，滿人幾乎全部以漢語為母語，滿文漸漸成為僅用於官方歷史記載用的純書面文字。到19世紀，官方文件中的滿文已基本為漢文所取代，如1875年清廷在與秘魯換約時曾明確諭稱：「惟換約事宜，中國總以漢文為憑」。[參7]支持儒化說者則認為，清朝皇帝只是有選擇尊儒，儒家的一些思想清朝皇帝也沒有完全接受，而儒家只是漢文化的內容之一，漢文化不僅僅只包括文字和儒家，還有衣冠、風俗禮儀、各種宗教信仰等[參8][參9] 。
語文
滿族本民族的語言是滿語，屬於滿-通古斯語系南通古斯語族西南通古斯語支(滿語支)。由於清朝時期為國語，故而又稱「清語」。滿語的標準語言被稱作「規範語」，起源於未入關前的建州口音[參10]，乾隆年間經清高宗規範，因此又叫「欽定新清語」[參11]。清朝時期，滿族人見皇帝報履歷、奏事、答問等必須使用規範語[參12]。如果奏事時帶有訛音會遭到皇帝的斥責[參12]。坤寧宮和堂子祭祀時薩滿所用之祝詞也需要使用規範語[參12]。此外，滿族人因世居地的不同還有諸多方言，如北京[註1]、盛京[註2]、寧古塔、阿勒楚喀等方言[參15]。
滿語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認定為瀕危語言。
滿族的前身女真人曾經創造過女真文，於金朝時期通行一時。但因金朝後期中原女真人高度漢化，加上元朝時期東北女真的蒙古化[參16]，致使女真文在明朝中後期失傳，以至於明末女真人「凡屬書翰，用蒙古字以代言者十之六七，用漢字以代言者十之三四」[參17]。後努爾哈赤興起，往來文書多有不便，於是命噶蓋和額爾德尼二人以蒙古字母拼寫滿文。二人創製而成，被後世稱為「無圈點滿文」（老滿文）。然而，無圈點滿文「形聲規模，尚未多備」[參18]，某些清濁輔音及少數元音無法區分[參19]。於是，天聰[參20]（一說天命[參21]）年間，由達海最終完善[參22]。他使用圈點來區分清濁輔音和音似元音，因此被稱為「有圈點滿文」（新滿文）[參23]。
自嘉慶以後，滿族人多已掌握漢語文並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而熟練運用滿語之人卻呈不斷下降趨勢[參24]。儘管歷代皇帝反覆強調「國語」的重要性，但依然於事無補。至民國建立，滿語失去國語地位，其教學環境更是雪上加霜。當今滿族普遍使用漢語普通話，以滿語為母語者已不足百人[參25]，他們大多集中在黑龍江省富裕縣友誼鄉三家子村。不過，自1990年代起，在遼寧、吉林、黑龍江等地政府的扶助之下，滿語教學開始進入了各地滿族中小學的正式課堂[參26][參27][參28][參29]。此外，在中國北方各地還有一些滿族熱心人士通過免費開班授課等渠道，希望可以使滿語在滿族人中間更加普及[參30][參31]。經粗略估計，目前通過各類滿語學習方式達到能講能說狀態者有數幾千人[參32]。
滿族的姓氏叫做「哈拉」（滿語：ᡥᠠᠯᠠ，穆麟德轉寫：hala），主要承繼自金朝女真姓氏[參33]。常用「穆昆」（滿語：ᠮᡠᡴᡡᠨ，穆麟德轉寫：mukūn）冠於哈拉之前，用表示來同一姓氏內的家族分支[參34]。根據乾隆年間編纂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滿洲姓氏多達1114個。其中被稱作「著姓」的有：瓜爾佳氏、鈕祜祿氏、赫舍里氏、舒穆祿氏、他塔喇氏、覺羅氏和那拉氏[參35]。金朝時期，由於女真人受契丹人和漢人影響，習慣于姓名連寫[參16][參36]。但蒙古滅金之後，女真人長期受接受蒙古文化，所以元明女真人、清代滿洲人同蒙古人一樣，有「稱名不道姓」的習俗[參16][參37]。這常使他人產生「滿族沒有姓氏」、「旗人父子不同姓」、「滿族一輩一姓」等誤解[參38]。不過，與蒙古族不同，滿族人人皆有姓氏[參39]。歷史上，滿族也曾有過使用漢姓的習慣。金朝時期即有「完顏漢姓曰王、烏顧論曰商、紇石烈曰高、女奚烈曰郎、蒲察曰李……」的記載[參40]。但清朝統治者為了防止姓氏漢化，不提倡滿洲取用漢姓。一經發現，會遭到皇帝斥責[參41]。
滿族人有自己傳統命名習俗，取名時會在詞尾添加「阿」(-ngga)、「額」（-ngge）、「武」（-nggo）等，表示形容詞「的」之意味[參42]；也會在詞尾使用「布」（-bu）的後綴，表示被動詞「使」[參42]；也會使用名詞，尤其以動物名命名[參42]；或是以出生時長輩某人年齡的數字命名[參43]；還有詞尾接以「保」（穆麟德：-boo，太清：-bou）、「善」（穆麟德：-šan，太清：-xan）、「齊」（穆麟德：-ci，太清：-qi）等命名方式[參44]。滿族也會採用蒙古族命名方式，在詞尾添加「泰」（-tai）或「圖」（-tu）來表示「有」，或是直接用蒙古語命名[參43]。滿族也有用漢語命名的習慣。清朝時期，滿族取漢名喜用吉利字眼，但至嘉慶年間起，命名字又被正式限制在兩字[註3]，而且禁止同一首字幾代連用以防止姓氏因歲月流逝而被取代，官員如有違反這一取名規則的會遭致皇帝的訓斥以及勒令改名[參46]。另外，滿族取用漢名的同時也曾效仿漢人取用字，但用法略有不同。漢人以姓連接字、暱稱、職稱等相稱，但滿族習慣以名字中的第一個字相稱[參47]。
當代滿族人大多數以漢語命名[參48]，所使用的漢姓大多與本來的滿族姓氏或祖先名字的首字有關，所以通常均按照一定的規律改變而來[參49]。此外，也有使用漢姓滿名[註4]、滿姓漢名[註5]、滿語姓名[註6]、稱名不道姓[註7]、簡化版滿姓與漢名合用[註8]等例子。
滿族服飾承襲了女真傳統，早期尚白[參52]。由於射獵生活的需要，無論男女均身著袍服。在關外時期以皮毛製品為主，清朝入關後分為單、夾、皮、綿四種材質[參53]。滿族袍服的特點主要是圓領、窄袖、捻襟、帶扣袢、衣裳連結，窄袖前端接有一個半月形的袖頭，因形狀酷似馬蹄，俗稱馬蹄袖，又名箭袖（滿語：ᠸᠠᡥᠠ，穆麟德轉寫：waha）。平時穿著將袖頭挽起，作戰或圍獵之時放下，冬季還可以起到禦寒作用[參54]。女子的袍服的樣式與男子大體相同，但裝飾較多[參55]。滿族通常還在袍服外面穿著一種長至肚臍的對襟短褂，因為起初是在騎馬作戰時穿著，所以稱作馬褂，無袖的稱作馬夾或坎肩，主要為八旗「軍服」，之後隨著清朝推行易服政策在中期普遍流行開來，成為「禮服」[參55]。袍衫和馬褂還在近代演變為旗袍和唐裝，被視作中國元素的代表之一[參56]。在東北滿族聚居區或一些傳統節日的慶祝活動上仍可常見身著傳統服飾的滿族人[參57][參58]。
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樣，滿族男子的傳統髮式也是辮髮。不同之處在於，滿族髮式是半剃半留，剃去周圍的頭髮，只留顱後部分，再編成髮辮[參59]。這種髮式曾經隨著清廷的剃髮政策而推廣至中原其他民族中去。民國建立之後，辮髮被正式廢止。滿族女子在年幼時候也像男子一樣剃髮，樣式也大致相同[參60]。成年後，開始蓄髮，式樣很多，兩把頭是其中最普遍的一種。梳這種髮式要先將頭髮束到頭頂，分成兩綹，各綰成一個髮髻，再將後部余發變成一個燕尾形的長扁髻，平時插入長約30厘米，寬約2-3厘米的名為「大扁方」的木製髮簪。重要場合則佩戴旗頭，長約30厘米，寬10厘米左右，多由青素緞等製成[參61]。咸豐之後，兩把頭的樣式逐漸增高，燕尾也越來越大，由此逐漸演變成一個新的髮型「大拉翅」，大拉翅是一種形似六遍扇面的冠，多以銅絲為骨架，黑緞為面[參62]。
滿族有戴帽子的傳統，自幼時起就開始著帽[參63]。根據寒暑分為暖帽、涼帽兩種，帽頂有紅纓[參64]。入關以後，又吸收了明代的六合帽，俗稱「瓜皮帽」[參65]。此外，還有氈帽、風帽、皮帽、耳套等不同式樣的帽子[參66]。在鞋的方面，清代滿族男子著靴、布鞋或草鞋[參67]，東北地區的則習慣穿著一種名為靰鞡的鞋，它是由靰鞡草與牛皮或鹿皮縫製而成，在冬季可以禦寒[參68]。女子沒有纏足習慣，女式旗鞋通常分為平底和高底兩種，平底鞋多為方口，有夾、綿之分；高底鞋主要根據鞋底的不同分為馬蹄、花盆、元寶底，鞋面則雷同。還有一種便鞋，也叫繡花鞋，在鞋跟方面比旗鞋要薄，便於行走[參69]。
滿族女子素有「一耳三鉗」[註9]的習俗[參71]，乾隆年間曾一度發展為「一耳五鉗」[參72]。直至今日，仍可在年紀稍大的滿族女性中見到傳統式一耳三鉗之風[參73]。其他女子首飾的佩戴與漢人大同小異。男子也有扎耳孔的習慣，有在幼年時扎耳孔好養活的說法。與女子不同，男子一般只扎一個，帶一個銅圈，但成年後大都不再佩戴[參72]。由於騎射風俗，滿族男子還佩戴扳指，入關前，主要使用鹿骨扳指，以有眼者為貴。入關後，逐漸發展為純配飾，又新增了玉、象牙等材質。當時，滿族對扳指尤為重視，幾乎人手一枚[參74]。
飲食
滿族的傳統飲面比較講究，除不吃狗肉外，很多習慣都與北方漢人相近。滿族主食以穀物為主，通常是麵食和黏食，味道多酸、甜。麵食以餑餑為主（滿語：ᡝᡶᡝᠨ，穆麟德轉寫：efen），它是滿族對塊狀麵食的統稱[參75]。京旗滿族有每天午飯後、晚飯前都要吃一頓餑餑的習慣[參76]。餑餑有不同的口味，薩琪瑪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個種類[參77]。滿族也以米飯為主食，有高粱米、小米、稗米飯和包飯等[參78]。
在菜餚方面，豬肉是比較常見的材料。滿族稱豬肉為「白肉」、「福肉」，傳統上是祭祀薩滿教神明的食品。儀式後分而食之。東北滿族以此製成「大鍋肉」的知名燉菜[參79]。京旗營房還有一種叫做「白煮肉」的吃法，他們將豬肉用白水煮熟後切片粘醬油吃，肉片切剩下的肉塊可以切成肉末燙飯，稱作「白肉燙飯」[參80]。豬血還可以加入調料攪拌後灌入腸中製成「白肉血腸」，與另一傳統菜餚燉酸菜搭配食用[參81]。鹿肉也是滿族傳統菜餚之一，有燉、烤等吃法，京郊滿族有在重陽節吃烤鹿肉的習慣[參82]。滿族也有火鍋，由滿族的先人們常用的野炊方式發展而成[參81]。
同其他北方民族一樣，滿族人也喜好喝酒。起初不單是為了消遣娛樂，也跟北方寒冷，酒可以起到一定禦寒作用有關[參82]。傳統而言，一般滿族人好喝黃酒和燒酒兩種[參83]。
民俗
滿族傳統民居通常向陽而築，多為草頂，一旁設有極富滿族特色的方形煙囪。圍牆大體有土築、泥堆兩種建築方式。室內三面皆炕，如「匚」形[參84]。滿族習俗以西為貴，南次之。滿族人家習慣在西牆上供奉神明、英雄以及自家家譜，所以西炕又有「佛爺炕」之稱，客人拜訪時不能隨便坐在西炕或在上面擺放雜物，如果違反，會被視作對主人祖先的不尊敬[參85]。房屋分為上屋、下屋、堂屋三大間，門設在中間，每邊有三扇窗戶。院內建有影壁牆，豎有索倫杆 (滿語：ᠰᠣᠮᠣ，穆麟德轉寫：somo)[參86]，有的家庭還建有花庭、八角涼亭等。院的門前還有上馬石等[參85]。
滿族是一個十分注重禮節的民族，禮節式樣較多。男子請安時，凡身著箭服者，先綴起馬蹄袖頭和袍服，將袖頭垂下，左腳略微前移，右腿屈膝，略低頭後逐漸起身。受禮者除家中尊長外，其餘親友需要半揖還禮，平輩要同樣還禮[參87]。除請安禮外，還有磕頭禮。滿族非常注重按禮式行禮，神明祖先三跪九叩，父母尊長一跪三叩[參88]。每到過年，晚輩通常會磕四個頭，長輩坐而受之。磕到第三個的時候，長輩會說一些祝福的話，否則不敢起身[參89]。女子則施用萬福禮，以兩手按腿，行三叩首；或兩手按腿，行三叩首後，以手加額頭跪著點頭，施以撫鬢禮[參88]。滿族十分尊敬長輩，平日裡都要想尊長朝夕問安，長輩不讓坐則不敢坐，沒有命其退下則不敢退。有客人來，家中晚輩都要親自接待客人、打雜。路遇年長之人要給其讓路，待其通過後，才可走動[參90]。平輩相見除了互相請安外還使用執手或抱肩禮。這些禮節在滿族聚居之地至今仍可常見[參88]。此外，滿族還敬重犬和鴉鵲，不殺狗、不吃狗肉、也不使用任何狗皮製品；家門口豎有索倫杆，在杆上面的錫斗內放有碎肉來餵養鴉鵲[參91]。
滿族傳統婚俗以一夫一妻為主，上層則素來有一夫多妻（平妻）的習慣[參92]。清朝入關後，一夫多妻逐漸過渡成為一夫一妻多妾的漢族宗法制度[參93]。滿族結親注重門第，但不計貧富[參94]，很少指腹為婚[參95]。在早期，還有搶掠婚、妻姊妹婚、收繼婚等北方民族的婚姻習俗[參96]，自天聰年間起，收繼婚等開始被逐漸禁止[參97]，但妻姊妹婚一直持續至清末[參98]。此外，同漢族一樣，滿族也堅持同姓不婚[參99]。女子在早期還有從死、殉葬的習俗，入關後受漢文化影響逐漸轉變為守節[參100]。女性地位在入關前與男子幾乎對等[參101]。入關後，受漢族禮教的影響，地位有所下降，但相較漢人女子仍要高出許多。滿族女子沒有附屬於男人的感受，在家庭生活中也始終有較大的話語權[參102][參101]。雖然清朝時期有旗漢不通婚的說法，但駐防八旗與當地漢人的聯姻還是很頻繁的。事實上，從康熙朝起，清廷就已經允許旗人娶民人之女為妻，主要禁止的是滿洲旗女與民人男子的婚姻；而對於漢軍旗人與漢人的婚嫁，在乾隆朝之後，則始終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參103]。不同地區的滿族婚俗略微相異。京旗滿族婚嫁的步驟通常分為議婚、相看、庚貼、放定、嫁妝、迎娶、入門、拜堂、分大小、入洞房、吃酒、回門、對住月[參104]。而東北滿族的步驟則為問名、小定、請期、納彩、開剪、送嫁妝、迎親、裝煙、回門等[參105]。
滿族的傳統節日一部分是滿族文化所固有的，如添倉節、太陽日、頒金節（滿語：ᠪᠠᠨᠵᡳᠨ
ᡳᠨᡝᠩᡤᡳ，穆麟德轉寫：banjin inenggi）等[參106]。添倉節在每年的農曆正月二十，這一天東北滿族人講究煮黏高粱米飯，放在倉庫，用秫秸棍編織一隻小馬插在飯盆上，意思是馬往家馱糧食，豐衣足食。第一天，再添新飯，連著添三回。也有的人家用高粱秸做兩把鋤頭插在飯上。這一習俗至今仍在東北農村保留著。太陽日為農曆二月初一，這天是太陽，滿族人會用麵粉做糕點，上面放煡用粘米麵掐成的花小雞，寓意金雞報曉，迎日出。頒金節是滿族的誕生之日，在每年的農曆十月十三[參107]。清太宗皇太極於1635年的這一天發布諭旨，正式定族名為「滿洲」[參108]。除了滿族固有節日外，受漢族習俗影響，滿族人也過春節、上元節、端午節等。
宗教信仰
滿族的宗教信仰比較多元化。起初，滿族及其前身民族基本上以薩滿教為主。清朝入關、接觸中原文化之後，除了保留了一些薩滿教習俗之外，滿族人受中原民間信仰影響最大。佛教和天主教也各有一定影響。當代滿族以無宗教人士為主。
滿族的薩滿教歷史由來已久，對滿族的影響是非常大的。清兵入關之後，儘管滿族民眾普遍接受了中原民間信仰，但仍保留許多薩滿教遺俗。主要體現在靈魂信仰、叫魂、追魂、圖騰崇拜、夢魘信仰、善人神化等方面[參109]。由於清朝統治者視宗教為一種拉攏、融合其他勢力的辦法，於是在薩滿教這個本民族的宗教上沒有施以特別待遇[參110]。除清朝宮廷內的坤寧宮祭祀與宮內堂子祭祀以外，北京沒有專用於薩滿祭祀的場所[參110]。因此，東北民間所流傳的薩滿與藏密喇嘛鬥法的傳說以及皇帝幫助喇嘛迫害薩滿教眾的說法，更多是源自薩滿教徒對本族皇帝未給予本民族宗教更多特惠而產生的不滿情緒的體現與表達[參110]。
因為女真人在金朝時期就開始受渤海、高麗、遼朝和宋朝影響，已有佛教流傳[參111]，所以滿族對佛教並不陌生。清朝皇帝素來有「佛爺」之尊號，西藏亦視其為文殊菩薩化身[參112]。努爾哈赤、皇太極均與藏傳佛教之格魯派有頻繁接觸[參113][參114]。其後的皇帝都有較高的佛法造詣，尤其是順、康、雍、乾四帝，順治曾拜玉林通琇為上師，命宦官吳良輔代替自己出家，雍正更是苦讀《金剛經》，精研禪宗，法號圓明居士，還著有《揀魔辨異錄》。但在實踐中，藏傳佛教主要作為清朝上層統治階級與蒙藏貴族建立精神文化連接的一種方式，與普通滿族民眾的信仰關係不大[參110]，而滿族一般民眾的信仰，仍更接近漢族與漢傳佛教混合的中原民間信仰，幾乎可說是相差無幾，往往以焚香禮拜釋迦如來、藥師如來、阿彌陀佛、白衣觀音、地藏菩薩等。
入關前，滿族已開始受到中原漢族文化和信仰的深刻影響。1615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城同時興修了堂子、地藏寺、玉皇廟、關帝廟、文廟、城隍廟和昭忠祠七大廟，玉皇廟和城隍廟為道教的宮觀，關帝廟主要供奉三界伏魔大帝關公，文廟中供奉了孔子及以下4聖、12先賢、77先儒和79先賢。只有堂子為滿族薩滿教。其中，關羽崇拜最深入人心，很快超越了滿族原有的部落神、祖先神，成為「護國之神」。清人王嵩儒曾提到：「本朝未入關之先，以翻譯《三國》為兵略，故其崇拜關羽。」[參115]
清兵入關之後，普通滿族民眾受中原漢族的民間信仰影響是最大的[參110]。滿族所祭之神明，除在家祭祖之外，已同漢族基本一致[參110]，尤以關帝崇拜為重。滿族及其先世對關羽的崇拜由來已久，元朝時期即已盛行[參116]。至萬曆年間，早已成為一種信仰。相傳清太祖努爾哈赤尚未起兵之時，曾於明朝邊疆處獲伏魔大帝關聖帝君神像[參116]。清朝時期，滿族視關帝為「護國神」，言必尊稱「關瑪法」（滿語：ᡤᡠᠸᠠᠨ
ᠮᠠᡶᠠ，穆麟德轉寫：guwan mafa，意為「關老爺」或「關爺爺」），不敢稱其名諱，尊崇無以復加[參110]。連關帝身旁的關平、周倉二位將軍，也尊稱老爺，禮敬有加。至於三清、玉皇、王母、三官、嶽帝、北帝、呂祖、天后等各種道教神祇，滿人亦多為崇信。滿族也有財神崇拜，但所拜之財神不止一位。有紅袍紗帽著明代裝束的，有翎頂袍褂著清代裝束的，還有一種財神則類似於狐仙[參117]。滿族還供奉灶神，灶神旁邊通常還有其夫人「灶王奶奶」。傳說灶王爺在每年臘月二十三晚上會上天庭，向玉皇大帝報告他所在人家這一年來的狀況，主要是投訴其罪過，以供報應。所以清代滿族人家還會在這一天燒香以及供上關東糖，稱為送灶王，囑咐灶神「好事多說，不好事少說」[參118]。此外，滿族還信奉長白山神、兔兒爺、茅姑姑等漢族神明和一些其他蒙、藏民族神明的習俗[參119]。
受羅馬教廷在華耶穌會傳教士的影響，滿族在歷史上也曾有過一定規模的天主教徒[參120]。早在1650年左右，就有旗人官兵成為天主教徒的記載[參120]，康熙帝舅父佟國綱、佟國維，及其族人佟國器等均信奉天主教[參121]，傳教活動以及人數在康雍乾時代達到頂峰[參120]。簡儀親王德沛是其中較為知名的例子。他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教名「約瑟」，他的福晉也一同受洗，教名「瑪利亞」[參122]。同一時期還有多羅貝勒蘇努諸子烏爾陳、蘇爾金、庫爾陳、書爾陳等八人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參123][參124][參125]。其中第十子書爾陳，教名「保祿」，尤為虔誠[參126]。他曾跟隨大將軍允禵遠征西藏，立有戰功。皈依天主教後，書爾陳表示從此「只和耶穌的敵人作戰」，遂辭官不出[參127]。
至清朝中期，朝廷因禮儀之爭等原因禁止教士傳教，蘇努家族等旗人教徒也因此遭到打壓，但一直無法徹底禁絕宗室、覺羅、以及普通旗人皈依天主教[參128]。例如，蘇努曾孫圖欽、圖敏等至嘉慶十年仍不畏打壓，拒絕出教，與旗人教友魁敏、窩什布等一同被發配伊犁[參129]。同時期還有旗員佟恆善、佟瀾等人抗旨奉教的例子[參122]。不過，天主教也因不斷被打壓而最終未能在滿族民眾中間取得更多發展[參130]。到了民國，滿族人因地位一落千丈，京旗滿族或出於信仰或希望獲得教會救濟，一時間很多人加入天主教或其他基督教派[參131]。英斂之是近代最為著名的滿族天主教徒之一，為天主教輔仁大學的創建者[參132]。
文學
滿族的文學作品以神話故事為主，主要有《天宮大戰》、《女真定水》、《長白仙女》、《尼山薩滿傳》等[參133]。其中影響最大的當屬《尼山薩滿傳》。它講述了描寫尼山薩滿幫助意外身亡的員外之子復活的過程，在滿族之外的其他通古斯民族，如錫伯、赫哲、鄂溫克、鄂倫春諸多民族中均有廣泛流傳[參134]。尼山薩滿傳有齊齊哈爾本、兩種不同的璦琿本、還有滿族人德克登額創作的海參崴本，這四個版本的內容大體一致，以海參崴本流傳最廣，已譯成多國語言出版發行[參134]。
清朝時期，八旗文學曾繁盛一時。詩人袁枚感嘆「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參135]因此誕生了許多漢語言文學著作。以納蘭性德的詞集《飲水詞》、顧太清的詩集《天游閣集》、鐵保所編纂的八旗詩集《熙朝雅頌集》和文康的小說《兒女英雄傳》為典型代表。
滿族與曲藝頗有不解之緣，尤其清代八旗子弟特別鍾情於此，當今曲藝界名角也不乏滿族人的身影。就傳統而言，滿族普遍酷愛的曲藝有京劇、子弟書、八角鼓和相聲。其中八角鼓和子弟書是滿族的本民族曲藝，而京劇和相聲在其發展過程中與滿族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八角鼓是滿族本民族的原創曲藝，據說本是乾隆年間征金川凱旋途中軍營自娛自樂的一種演藝形式[參136]。鼓身源自八旗軍鼓，八角形狀，以木為框，單面蒙蟒皮，周圍嵌響鈴，下端還有絲製的穗子，有黃、白、紅、藍四色，象徵八旗的四種顏色[參136][參137]。演奏時用手指打擊鼓面發聲，同時搖晃鼓身或用手指搓鼓面發出鈴聲。八角鼓一般由三人出演，一位負責擊鼓彈弦子，一位丑角負責逗哏，還有一位主唱的演者[參136]。有單演和全堂八角鼓等形式，在清代廣受八旗子弟的喜愛。民國以後，八角鼓逐漸勢微，但由它所衍生的單弦和相聲等曲藝仍然廣受大眾喜愛。單弦是八角鼓三人出演模式的變種，有自彈自唱和唱者加伴奏兩種演藝形式[參138]。而相聲則是從全堂八角鼓中拆分而成的獨立曲種[參139]。許多單弦、相聲藝人都是八角鼓藝人出身[註10]。
八角鼓的主要唱本是子弟書。它源於一種叫做「滿洲調」的傳統小曲[參140]，又經清代八旗子弟再創造發展，故得名「清音子弟書」[參141]。雖然子弟書並非漢人的原創藝術，但它融合了不少漢文化的說部題材[參142]。內容以《三國演義》、《紅樓夢》、《西廂記》、《白蛇傳》、《聊齋志異》等名著中的典故為主[參142]。此外還有一部分表現八旗子弟生活的作品，以筆名「鶴侶」的宗室奕庚為代表[參143]，他所創作的《老侍衛嘆》、《少侍衛嘆》和《女侍衛嘆》為這類題材的典範[參143]。子弟書節目內容豐富，唱詞多七字一句，唱腔有東城調、西城調（又稱東調、西調）之分[參144]，與大鼓互相影響，但韻律始終獨具一格[參142]。
京劇，被視作中國的國粹。它融合了徽劇等其他傳統曲種的特點，在清代逐漸形成一種獨立的曲藝形式。當時，上至皇帝、下至普通旗人普遍對聽京戲情有獨鍾[參145]。前期主要廣泛流行於宮廷，根據不同場合有不同的戲目，如「月令承應」[註11]、「法宮雅奏」[註12]、「九九大慶」[註13]、「勸善金科」[註14]、「升平寶筏」[註15]、「頂峙春秋」[註16]、「忠義璇圖」[註17]等。自嘉道年間起，京旗民間票房逐漸興起[參146]。著名的票房有「風流自賞票房」、「翠峰庵賞心樂事票房」、「悅性怡懷票房」、「公悅自賞票房」、「游目聘懷票房」、「霓裳雅韻票房」等[參147]。票友基本為宗室、京旗子弟，其中不乏日後民國時期的名角[註18]。
然而，為了防止八旗子弟沉湎於戲曲，朝廷禁止在內城開設戲園，更不許旗人登台演唱、「與優伶為伍」[參148]。但這仍然無法阻攔八旗子弟對戲曲的熱愛。嘉慶十一年（1806年），滿洲御史和順查奏說，京旗子弟中有人登台演戲。結果事後再次追查時，卻發現和順本人也常去違例聽戲。不得已，和順杜撰了一個「密為訪查」的理由，結果被嘉慶帝識破，革職議處[參149]。至道光年間，違例聽戲、登台演戲之事更多，且爵職越來越高，貝勒奕綺、盛京將軍奕顥、惇親王綿愷、鎮國公綿順、乍浦副都統覺羅善英、副都統常明、松傑、理藩院郎中保舉、副將達崇阿等接連因私匿優伶、游廟聽曲、於府中演戲而獲罪受罰[參150]，貝勒奕綺甚至因此被革去爵位[參151]。後來，旗人索性自發組織「票房」，與其他旗人票友搭伴演唱以過戲癮[參152]。由於票房不是正式演戲，故不在禁令之列[參147]。民國之後，由於不再有法令束縛滿族登台演戲，於是梨園產生了很多滿族名角[註19]。
京劇中有「旗裝戲」[參154]（又名滿裝戲[參155]），戲中演員身著滿族服飾來飾演遼、金等番邦人物。《四郎探母》、《雁門關》、《趕三關》、《銀空山》中的蕭太后、鐵鏡公主、代戰公主均身著滿族女子服飾。旗裝京戲中的還使用個別滿語台詞如「巴圖魯」、「額娘」等也是用來詮釋該角色的番邦人物身份[參154]。另外，清代滿族，尤其是營房滿族對岳飛十分推崇，呼之為「岳老爺」。他們和漢人一樣，聽宋金交戰的戲，習慣以宋為正面，金為反面[參156]。
相聲自全堂八角鼓中拆分而出[參139][參157]，主要講究「說、學、逗、唱」四門功課，有單口、對口、群口相聲等表演形式。由於相聲融合了八角鼓、子弟書等滿族曲藝，故尤其在滿族群體中廣受喜愛。相聲界滿族名人輩出，有阿彥濤、恩緒、裕二福、裕德隆、郭啟儒、常寶堃、趙佩茹、侯寶林、王鳳山等名家。
除了八角鼓和子弟書之外，滿族還有本民族語言的說部藝術「烏勒本」（滿語：ᡠᠯᠠᠪᡠᠨ，穆麟德轉寫：ulabun）流行於東北地區[參158]。它的體裁主要有兩大種類，一是廣藏於滿族民眾中之口碑民間文學傳說故事，如《尼山薩滿傳》；二是謠諺以及具有獨立情節、自成完整結構體系、內容渾宏的長篇說部藝術[參158]。舞蹈方面則有滿族秧歌[參159]，至今仍為東北地區各民族人士所喜愛。
體育娛樂
滿族素善騎射（滿語：ᡤᠠᠪᡨ᠋ᠠᠨ
ᠨᡳᠶᠠᠮᠨᡳᠶᠠᠨ，穆麟德轉寫：gabtan niyamniyan）。皇太極曾說過，「我國武功，首重騎射[參160][參161]。」入關之前，連十餘歲的兒童都能「佩弓箭馳逐」[參101]。 在皇太極統治時期，騎射被提升至國策家法的重要地位[參162]，它與滿語被一同列為「滿洲根本」，被歷代皇帝所首重。即便清朝入關之後，依然毫無懈怠[參163]。每年春秋，八旗兵丁均照例舉行校射。不僅普通子弟，八旗官員也在自宅設有靶場進行練習；王公貴胄的要求更為嚴格，他們自幼就需要練習騎射，水平低劣者甚至影響爵位的承襲[參164]。清初旗人的馬步射水平很高。弓用八力，箭長三尺，鏃長五寸，名「透甲錐」，所中必穿透，連貫兩人尚有餘力[參165]。
自清中期，射箭由武功逐漸娛樂化，蛻變為多種玩法的遊戲，有射鵠子、射布靶、射綢。最難的一種是暮夜中懸香火，對空發矢，全憑技藝[參166]。大清律例禁止賭博，但對旗人射箭下賭沒有限制，有的旗人於家門口書寫「步把候教」四字，就是在擺場子賭箭[參166]。乾隆朝以後，八旗子弟的騎射水平漸至廢弛，但統治者依然身體力行加以提倡[參165]。清朝皇帝直至咸豐帝均嫻熟於馬術，即便是同治帝也曾獵於南苑[參165]。圍獵是清朝皇帝試圖維持騎射舊俗的一種手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木蘭秋獮」，它不僅是清朝皇帝會盟於蒙古諸部的一個活動，也是對八旗兵將騎射水平的一次考驗和歷練。直至今日，射箭作為一個傳統仍在滿族人中間具有一定的人氣[參167]，也不乏來自其他國家的滿洲傳統射箭愛好者[參168]。
布庫（滿語：ᠪᡠᡴᡠ，穆麟德轉寫：buku）即滿族摔跤，是滿族最重視的一門格鬥技[參169]。清朝時期，宮廷曾設立「善撲營」選拔優秀力士二百名，按等級分為頭等、二等、三等。歷史上也一直有康熙帝用布庫兵擒鰲拜的說法[參170]。布庫的滿語本意是「摔跤手」或「大力士」，該詞源自蒙古語「搏克」（蒙古語：бөх）[參171]。據清代文獻記載還有「布庫之戲」、「布庫戲」、「演布庫」、「撩腳」、「角牴」、「相撲」、「相搏」等別稱[參171]。布庫雖為徒手相搏，但技法的關鍵在於腳力，因此腳力的大小對於比賽的勝負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滿族摔跤史可追溯至女真人的「拔里速戲」，而拔里速戲則由契丹文化中沿襲而來，此項運動本與蒙古式角力——搏克無太大差別[參172]。元明時期，居住於東北地區的女真人廣受蒙古文化影響，搏克（布庫）也是其中之一[參173]。後金時期，統治者以軍事訓練為目的，大力提倡演布庫[參174]。清朝皇帝每年於承德避暑山莊或北京圓明園高山水長樓前與蒙古各部進行比賽。民國之後，布庫的招數融入中國式摔跤之中，成為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參175]。其中，「北京流派」完全沿襲了清代善撲營的布庫技法[參176]。
漁獵民族出身的滿族素好鷹戲[參177]。其中所使用鷹種以海東青為貴[參178]。海東青獵捕能力很強，非一般鷹鷂可比[參178]。在清代，獻給宮廷一隻海東青可立折現銀30兩，外加賞銀10兩，毛青布20匹[參178]。當時寧古塔地區以盛產獵鷹而聞名，當地有專門以捕鷹訓鷹為業的鷹戶，成為清代向朝廷貢獻鷹、鷂的基地之一[參177]。北京內務府也設置養鷹鷂處，專門負責收繳及訓練。每年秋季，皇帝與眾王公大臣於南苑、北苑或西苑行圍，養鷹鷂處的統領帶著鷹手架鷹出行[參179]。京旗滿族也好以鷹為戲，他們通常有「較獵」和「比賽」等玩法，相較東北滿族訓鷹捕獵而言娛樂性質更濃[參179]。而貴胄子弟更是講究，非佳種不玩，也不願從鳥市買成年好鷹。他們通常都是自己在郊區捕捉雛鷹，從頭馴養，才覺有趣[參179]。直至今日，滿族的訓鷹傳統仍在一些地區完好地保留下來[參180]。
冰嬉是滿族傳統的體育及娛樂活動之一，在關外時期就已非常流行，故乾隆帝稱其為「國俗」[參181]。每年冬天，冰嬉都是皇家的重要活動之一。清廷特別在鍵銳營中設置「八旗冰鞋營」，進行冰上表演[參181]。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後金時期，起初的目的是為了培養一直善於在冰上作戰的「特種部隊」[參181]。其編制有1600人，至嘉慶年間，這支部隊改隸精捷營，編制也縮減為500人[參181]。民國時期，有一位名叫吳桐軒的老人是當時北京一名具有一定名氣的滑冰好手。他出身滿洲吳雅氏，曾經是慈禧太后御用的「冰鞋處」成員之一[參181]。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後期，年逾古稀的吳桐軒仍然時常出現在北京各處的冰場上[參181]。當代體育界中的優秀滑冰運動員也不乏滿族人的身影，如花式滑冰世界冠軍趙宏博、佟健等。
除了獵鷹之外，滿族人還以飼養其他鳥類為樂趣，尤以京旗滿族為典型。清代京旗滿族養鳥頗為講究，若看文采，就飼養紅綠鸚鵡、虎皮鸚哥、芙蓉、倒掛、碧玉、珍珠等；若聽叫聲，則選擇畫眉、百靈、字字紅、字字黑、小黃鳥等；還有一些專供于欣賞各種技藝的，如梧桐、交嘴等；此外還有飼養鴿子者等[參182]。鬥蛐蛐也是一種廣受京旗滿族喜愛的娛樂活動之一。清朝時期，每至夏秋，從王公貴胄到普通子弟均以此為樂[參183]。還有一種打拐遊戲，滿語稱作「噶什哈」(滿語：ᡤᠠᠴᡠᡥᠠ，穆麟德轉寫：gacuha) [參184]，東北滿族習慣稱之為「噶拉哈」，滿語意為「髕骨」。京旗滿族玩的噶什哈以馬骨為主[參184]，而東北則以豬骨為主[參185]。清入關之前，曾有人用之賭博，故又被稱為「博戲」[參185]。清太宗曾諭令八旗子弟，壯者以角弓羽箭習射，年幼者以木弓柳箭習射，對於「好為博戲，閒遊市肆者」，要捉拿治罪[參186]。在此之後，噶什哈逐漸發展為婦女兒童間的遊戲。直至今日，在東北的一些地區，仍然受到當地各民族人士的喜愛[參187]。滿族還有一些傳統的球類運動，如京郊營房的滿族有以踢石球為遊戲者[參184]，東北滿族則踢一種以熊皮或豬皮縫製，內填充軟物而成的皮球，稱作「踢行頭」[參188]，這種運動通常在陸上進行比賽，也有於冰上競技者，稱作「冰上蹴鞠」[參188]。此外，滿族還有一些兒童闖關的娛樂遊戲，如跑馬城等[參189]。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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