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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修改歷史的質疑是指學者質疑的，中國共產黨建黨以來修改中國歷史以及其自身黨史的做法。對於這種「修改歷史史實以及相關的概念和定義」的做法，外界稱之為「歷史否定主義」或「歷史修正主義」[1][2][3][4]。余英時等學者稱被中國共產黨修改後的歷史為「偽歷史」[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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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將7月1日定為中國共產黨建黨紀念日，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事實上於1921年7月23日召開[7][8][9]。
1938年，中共抗日根據地舉行紀念建黨17周年活動，需要確定中共誕生的日期。中共中央決定暫定建黨紀念日為7月1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廿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鑑於對一大的開幕日期難以查證，所以把7月的月首定為黨的誕生紀念日，從而正式規定7月1日為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10]。1970年代末期，根據中共黨史研究者對共產國際等檔案的考據，確定1921年7月23日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但中國共產黨建黨紀念日並未隨之更改[11]。
至於後來為什麼沒有改正日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表示，中共歷史很多事情沒有檔案記錄，做黨史研究的人經常發現，越重要的事越找不到答案。一位要求匿名的黨史學家表示，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期是毛澤東決定的。香港大學歷史學家周遜批評，這是中共如何捏造事實很好的一個例子，這一點一直不變。而身為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錦濤卻在正式演講使用明知錯誤的日期[12]。
- 瀘定橋戰鬥
西方媒體認為中共官方版的飛奪瀘定橋有神化與傳說的成分[13][14][15][16]。鄧小平也對布熱津斯基承認：「嗯，在我們的宣傳中那就是這樣了。我們需要表達我們的部隊的戰鬥精神。事實上，那是一個非常簡單的軍事行動，沒什麼大不了的。另一邊是使用老式步槍的軍閥部隊，而且人數也真的不那麼多，但是我們覺得必須要將此戲劇化。」[17]北大畢業的作家孫書雲採訪當年紅一師師長李聚奎，他說「瀘定橋戰役沒有人們後來說的那麼複雜」[18]，因此孫書雲在書中形容，她「有受騙的感覺」。對於這場戰鬥，毛澤東說：「過大渡河[a]是紅軍長征途中最關鍵的事件。如果在那裡失敗了，它就很可能被消滅。這種命運，在歷史上早有先例（指太平天國石達開因大渡河水暴漲而渡河失敗，被清軍活捉，所率太平軍被全殲）。」[20]
- 張國燾與中央分裂的原因
長征期間，張國燾對毛澤東的黨領導權構成威脅。張國燾領導的紅軍有8萬人，而毛領導的紅軍不到2萬人。但是張國燾後來被邊緣化了。[21]
1935年6月，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抵達岷江以西的懋功，與紅一方面軍會師。6月17日，張國燾、陳昌浩反對向東向北發展的川陝甘方針，覆電中共中央，提出向西發展，「組織遠征軍，佔領青海、新疆」。8月初，一、四方面軍混編為左右兩路縱隊。[22]張國燾率左路軍穿過松潘草地到達阿壩後，9月初拒絕繼續北上，而南下再過草地。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於是分裂成兩支軍隊，各奔南北。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馬爾康縣卓木碉另立中共中央，宣布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秦邦憲黨籍，形成兩個中共中央[23]。
對於分裂的原因，中國官方聲稱：1935年9月9日，張國燾「密電」原四方面軍領導人，企圖「以武力要挾」黨中央南返。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葉劍英發現這份密電後，立即送達毛澤東手中。中共中央在巴西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決定率領一、三軍團（即一、三軍）和軍委縱隊北上[24][25]。張戎認為，所謂「密電」是毛澤東編造的謊言。十八個月以後（1937年3月30日），毛才宣布說張國燾有「密電」，企圖以武力「解決」中央。在那之前，中共中央雖然決議譴責張國燾「分裂紅軍」，沒有在任何場合提到「密電」[26]。軍史專家夏宇立認為，至今找不出當事人葉劍英關於「密電」內容的具體說法，「密電」之說只出自毛澤東，缺乏事實根據[27]。蘆笛指出，當時的前敵指揮徐向前說：「我們那時候軍隊有保密制度，像這樣機密的電報，是指定人譯的，譯的人就直接拿給這位首長看；叫誰譯就誰譯。這樣的電報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的，不是什麼都可以看的，這是軍隊的保密制度。張國燾發的這類電報都是指定人的，但誰譯的我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電報？誰看過？我也不知道。」因此如果真有專給陳昌浩一人的「密電」，則參謀長葉劍英看不到，更不可能送達毛澤東手中[28]。中國官媒新華網2013年10月轉載《南方週末》文章，表示不管「密電」是否存在，葉劍英都是「立了大功」[29]。
1941年皖南事變後，作家海明威評論說：「為他們的黨著想，中共當然要想法擴展，不管他們在紙面上接受什麼領土限制。」由於中共「善於宣傳，使美國對他們在抗戰中起的作用，產生了名不副實的印象。中共是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中央政府軍隊的作用勝過他們一百倍。」海明威還說，「根據我在西班牙[b]的經驗，共產黨總是拚命給人假象只有他們在努力作戰。」[30]
2013年中華民國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認為抗日戰爭歷史在中共建政以後被「扭曲、埋沒」。例如淞滬會戰期間，1937年8月14日中國空軍首次空戰，擊落6架日軍飛機，而自身未有損失，國民政府因此將8月14日定為「八一四空軍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卻沒有提到中國空軍首次空戰與勝利。[31]
2015年9月2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在臺北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講話時，批評中共「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並在紀念抗戰時扭曲史實及抹殺國民政府在對日抗戰的貢獻[32][33]。2015年9月16日，新華網發文駁斥「中共一分抗日」說法，稱「輕視乃至貶低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武裝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是嚴重背離歷史實際的」[34]。
2015年，中國抗戰七十周年系列活動主軸凸顯中國共產黨的「中流砥柱」作用，不提國民黨或國軍的貢獻[35]。
- 「1949年後執政的中共，一直在「歪曲」中日戰爭的歷史。在國共抗戰的歷史上，中共就是在「撒彌天大謊」。當時的日本人知道，他們的主要敵人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對抗他們的主力是國軍而不是共軍，日本在盟軍的打擊下被迫投降，是向國民政府而不是向中共。國軍與日軍大會戰二十餘次、較大戰鬥近五萬次、付出近500萬將士的鮮血、斃傷俘日軍近200萬；正是國軍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價，才換來了中國成為世界四強之一的地位與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然而，這一切在中共「偽造」的歷史中全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中共軍隊的「平型關戰役」、「百團大戰」和游擊戰，似乎擁有現代化的裝備和訓練的日軍是被挖地道、埋地雷、扒鐵路、割電線、伏擊戰這些打了就跑的游擊戰趕走的[36]。」
日本岡山大學姜克實教授撰文指出，中共宣傳存在偽造戰事和誇大戰果的問題。如對平型關大捷的宣傳，陸續出現了殲敵精銳之說、林彪三次赴喬溝偵查說、敵軍出動飛機戰車說、大規模肉搏戰說、國軍的不協力或縱敵逃竄說等。中共除偽造事實，還創造出大量無中生有的殲敵數字。比如，八路軍的平型關大捷（1937年9月25日，山西省靈丘縣）殲敵1000名之說的實際，是日軍死傷最大約240名。狼牙山五壯士（1941年9月25日，河北易縣）「殲敵90名」說，實際為日軍負傷1名。劉老莊戰鬥（1943年3月18日，江蘇北部）「殲敵170-300名」說，實際為死亡2名，負傷不詳。腰站阻擊（1937年9月25日，河北淶源）「殲敵3-400名」說，實際死2傷7名。倒馬關戰鬥(1937年9月)「殲敵30-100」說，實際為輕傷1名。陽明堡夜襲（1937年10月18日，山西代縣）「擊毀敵飛機24架」，實際為重創一架。由於日軍有較嚴謹的傷亡統計，中共為使殲敵數字不露出馬腳，常改變措辭來對殲敵數做手腳，比如偽造殲滅的「偽軍」人數。[37]
1953年7月簽定《朝鮮停戰協定》後，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主張韓戰不是由北韓發動，而是由韓國與美國發動。[38]直到1988年，中國還有大學出版的歷史書籍如此主張。[39]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出版中國高中歷史教科書，則說：「1950年6月25日，北韓內戰爆發」，而不提戰爭爆發的原因。[40][41]
聯合國大會在1951年2月1日以44票贊成，7票反對，8票棄權，通過第498號決議，認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介入北韓是「侵略行為」[42][43]，也被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指為「美國操縱聯大」，「盜用聯合國的旗幟」。[39][44]1951年2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周恩來發表聲明，指責美國操縱聯合國，在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代表參加，且在超越安全理事會的許可權下，通過美國誣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提案，「認定是非法的，誹謗的，無效的」呼籲美軍停止侵略北韓的行為，並聲稱要將「抗美援朝戰爭」進行到底。
2010年新華網專題首次承認韓戰是由北韓發動，被韓國中央日報、英國每日電訊報及加拿大全國郵報報導。此文不久被撤下。[45][46]
據學者考證，自90年代以來，美國和俄羅斯解密韓戰的資料洩露了關於金日成如何策劃韓戰，關鍵資料證明中共對自己所扮角色之解釋為不實。[47]金日成先是50年1月赴莫斯科，其戰爭計劃獲得史達林批准，然後再赴北京於50年5月獲得中共批准，一個多月後金日成按計劃在1950年6月25日發動了入侵南韓的戰爭。[48]在蘇聯和中共支持下，金日成在1950年6月25日按計劃發動了入侵南韓的戰爭，在三天之內攻下韓國首都漢城。[47]
2020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抗美援朝70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稱韓戰為「美國帝國主義侵略」挑起的戰爭。這之後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歐塔加斯（Morgan Ortagus），在推特發文反駁是北韓在毛澤東支持下侵略南韓，在自由主義國家反擊後中國共產黨派出成千上萬的部隊而爆發韓戰[49]。而韓國方面在26日，在野黨議員於國會對外交部國政監查會議中，質疑韓國政府沒有對歪曲歷史的做法進行像樣的應對。外交部長官康京答覆時表示，韓政府有在向中國政府明確傳達韓方立場，並採取必要的措施。康京和表示，聯合國安理會決議也明文指出，韓國戰爭是北韓南下侵略引發的，這是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也為國際社會所熟知[50]。
中國從1959年至1961年期間，由於大躍進運動以及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導致全國性的大饑荒。中國政府從未直接公布非正常死亡人數，檢討責任問題，或對大饑荒道歉。[51]Clarissa Sebag-Montefiore在紐約時報社論對頁版的評論認為，馮小剛能拍電影《一九四二》揭露國民黨統治下的飢荒，中共統治下的大饑荒在中國卻是禁忌話題，顯示出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51]
中國淡化毛澤東對於「文革」的責任，而將主要責任歸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洛杉磯加大教授宋永毅認為，中共長期掩蓋文革的歷史真相。[52][53]宋永毅曾經因研究文革被中國當局判刑坐牢[54]，對此有專家表示，中共一直篡改歷史，迫害宋是中共最近掌控歷史所使用的手段。[55]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建築面積近20萬平方米的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對於十年文革，只展示一張照片，三行字。這是中共企圖控制對歷史的話語權，對不同的歷史觀點加以壓制的結果。[56]
「六四事件」是被中國國家防火牆封鎖的敏感詞，更是中國大陸的禁忌話題。許多過去曾經歷抗議活動的中國民眾在政府干預之下多選擇保持沉默，且不願發表任何與六四事件有關的意見[57]，這使得如丁子霖領導的天安門母親運動變成了少數仍堅持提及六四事件的團體[58]。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的特點是「領主、封臣、采邑」[59]，這些特點與中國傳統上西周的封建制基本一致，因此，清末民初在翻譯西方文獻時就把歐洲中世紀的制度翻譯作中文的「封建」。西周的制度數千年來在中國都是稱作「封建制」（「封邦建國」），秦至清的制度稱為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與封建剛好是相反的兩個制度。封建主張「地方分權」，中央集權則反對「地方分權」。數千年來，這些概念絕無異議，至今臺灣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都一直如此稱呼。西周的封建制早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與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完全不相容。馬克思本人也認為五個社會發展階段僅適用於西歐，指出東亞有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但這一理論從蘇聯時代開始被擴大到全世界[60]。
中共上臺後，為配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將秦至清的社會強行改稱「封建社會」，而原本西周的封建則被強行改稱「分封制」。因此出現了「在封建社會（地方分權）推行中央集權」的邏輯矛盾。將秦朝以後的中國社會稱為「封建社會」被認為是「偽歷史」。[61][62]此外，封建一詞又被中共加上落後、迷信等原本與之無關的特點。哈佛大學費正清指出，除了把封建和地主剝削混為一談，馬克思以proletariat形容城市沒有資本工具的工人階級，中譯卻是無產階級，也就是指窮人。結果歐洲的proletariate到了中國就變成指（鄉間）貧農。[63]
有法輪功媒體批評中國教育部於2002年認定現代的民族觀念與宋朝當年不同（或宋朝沒有民族觀念，都是與現代不同），把岳飛、文天祥等抗金與抗蒙英雄剔出民族英雄之列，改稱為愛國英雄[64][65]。
中國教育部對這些行為作出澄清，並且指出：「從50年代後期以來，在中小學的歷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對岳飛的評價都是一以貫之的，不存在重新定義岳飛是否是「民族英雄」的問題。岳飛、文天祥在中國歷史上歷來被認為是民族英雄，但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的學術觀點。早在50年代後期的學術界，就有學者提出稱岳飛為民族英雄是否會影響某些民族的情感。由於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這一類的學術討論引入中小學教學大綱和教材。實際上社會公眾對岳飛、文天祥這些歷史人物高尚的道德品質、民族氣節始終是歌頌和尊敬的，這一點也是我們進行中小學歷史教育時一直遵循的」[66]。
臺灣學者王健文和騰訊歷史責編諶旭彬認為「華夷之辨」是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一套沒有民族意識存在的世界觀，古代中國發展出的「華夷之辨」自成體系，屬於一套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區別「華夷」的標準，在於是否遵循「禮治」以及是否接受「先進文明」（尤其是先進政治文明）的教化，而「不藉其地與其類」（與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無關）。華夏和四夷的界線不是以血統劃分，而是以文化為分別，這裡所謂文化是指生活習慣與政治形態。遼朝遼道宗亦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視為「中華」，以「禮法」、「文物」作為區分「夷」與「中華」的標準：「上世獯鬻、獫狁，盪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中華」在當時並非「民族」或「種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學者葉適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說：「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報復仇恥者我之義」，葉適以「中華」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義，同樣與「民族」無關。學者指出，一個人是否「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對「民族」必須要有「主觀認同」，然而包括岳飛在內的南宋人的「中華」是一種「文明共同體」，而非「民族（種族）共同體」；既無「民族認同」，岳飛自然不屬於「民族英雄」[67][68]。
蒙元史學家姚大力認為文天祥是中國的歷史英雄，但卻並非後世所謂的「民族英雄」，認為他所以選擇慷慨赴死的理由更多基於一種王朝的遺民心態，其中沒有與新王朝勢不兩立的政治態度，更不含有後世所謂的「民族大義」：「正像元末明興這樣一個『華夏重光』的歷史時代，卻沒有結束異族統治，歌頌『民族大義』的頌歌，反而卻有底層的漢人為蒙元『異族』殉節，元遺民的事蹟提醒我們，今日人們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意念，不是歷史上一向就存在的東西」[69]。
中國人類學家、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王柯指出：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漢奸」話語，其實是他們企圖在多民族國家的母體上，人工催生一個「漢族」單一民族國家時出現的「怪胎」。二十世紀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義的目的，其實不在於確認「民族」，而在於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民族國家」。民族不過是手段，國家才是目的。然而，因為現實的中國不可能成為單一民族國家，「漢奸」話語最終不過是強化了本來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識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國家為由表示不宜稱岳飛為「民族英雄」。對此國人表現出來的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義造成國人將自己的政治認同最終歸結在民族，而不是國家的最好寫照[70]。
對於帝制時代引發的「民變」，歷朝統治者為了維持統治，穩定底層群眾，通常將責任歸屬視為民眾的反抗，直呼反抗者為「賊」；而中國大陸教科書則站在「被壓迫者」立場上改稱為「起義」（與中共以工農起家有關）。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胡昭曦表示：「張獻忠起義軍的打擊對象是明朝封建反動勢力，是地主、官僚以及從屬於他們的反動武裝，這有什麼不應該？當然，也要看到，農民義軍在這一過程中，不僅殺了地主本人，也往往殺了他的全部家口，打擊面很大，殺的人相當多。這是可以從農民樸素的階級仇恨和當時的歷史條件來說明的。絕不能因此而否定農民起義的革命性。」[71]。四川學者王家樓表示張獻忠「被過去的封建統治階級誣衊為『殺人狂』」[72]。
明史專家陳學霖教授批評中國史學界部分學者基於政治需要及階級斗爭意識形態的影響，美化張獻忠等人「農民起義」，作偏頗的人物評估，在學術上這種論述難以成立[73]。四川省綿陽市社會科學聯合會主席楊培德亦指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的幾十年間，國內的史學界在研究評價張獻忠時，極盡美化神化之能事……，千方百計地為張獻忠屠殺無辜百姓、在四川製造無人區的罪行辯護，煞費苦心地把他打扮成高大全式的歷史人物。似乎只有這樣做，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而對當時的親歷者、參與者、目擊者傳下來的真實的血腥記錄，一概斥為『誣衊不實之詞』。這實際上是嚴重的意識形態偏見作怪，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史觀，將自己陷入極左思潮而不能自拔。唯物史觀要求人們必須尊重歷史，從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出發，得出科學的合乎歷史實際的結論，而不是帶著意識形態的偏見，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任意塗抹。」[74]
「三大政策」最早是由鮑羅廷所提出，隨後中共中央特別會議奉令結合聯俄、容共、扶助農工定為三大政策。
1940年2月，毛澤東發表《新民主主義論》。文中稱：「這種新時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沒有三大政策，或三大政策缺一，在新時期中，就都是偽三民主義，或半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或真三民主義，必須是聯俄的三民主義；如果沒有聯俄政策，那就必然是聯帝政策。如不聯共，就要反共。不要農工政策，那就是準備革命失敗，也就是準備自己失敗。」
國民黨方面則始終否認有「新三民主義」這個概念存在過，在現今可以查閱到的國民黨方面保存的所有文件里也找不到關於新三民主義的記載。孫中山病逝前關於三民主義的演說也未有提及新三民主義。
國民黨歷史學家崔書琴：「過去，中共常說只有他們才是三民主義的繼承者；他們提出了一種『革命的三民主義』，使其有別於『舊有』的三民主義。將聯俄、容共與農工的『三大政策』作為『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內容。他們藉口孫中山先生說過共產主義是民生主義的好朋友，來譴責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不應該反共。尤其是宋慶齡最常利用前面所引的遣教，來為投靠中共與俄帝做辯護」[75]。
中國大陸歷史學家林家有、周興樑也認為，三大政策的概念是由共產黨人率先使用的，並非出自孫中山本人。[76]
1954年電影《董存瑞》的導演郭維在2006年7月出版的《大眾電影》第8期發表了題為《〈董存瑞〉：「真實」創造的經典》的訪問記，84歲的郭維在文章中強調：「沒有人親眼看見董存瑞托起炸藥包的情景。」幾天後，8月19日，在中國中央電視臺電視專題片《電影傳奇——董存瑞》中，接受訪問的郭維證明「董存瑞的英勇獻身」是事後推測出來的：「以後怎麼知道、確定他（董存瑞）是托著炸藥包炸的呢？最後有人建議挖這個橋底下。結果最後挖到一定深度的時候，挖出一個襪底來，就是董存瑞媳婦給董存瑞縫的。班裡的同志都知道，這是董存瑞的襪底。這麼確定這是董存瑞……」[77]知情人說，郭維老人之所以要在生命的最後日子再次披露許多人還不知道的秘密，一是因為2007年是「反右」五十周年紀念，郭維作為一個1957年的「錯劃右派」，他相信只有用堅持說真話才能真正永遠記取「反右」教訓；二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85歲的郭維再不還歷史以真相，就沒有機會了。[78][79]
郭維的爆料引起董存瑞生前戰友和親屬的強烈不滿，並且提出訴訟[80]，並根據當年董存瑞所在部隊司令的回憶錄等幾本著作論證炸碉堡的真實性[81]。2006年《新京報》《董存瑞炸碉堡遭"戲說" 老戰友作證稱曾親眼目睹》一文中，當年董存瑞所在六連蹲點的師宣傳幹事程摶九、時任董存瑞教導員的宋兆田證實了英雄的事跡。[82]2007年5月24日，董存瑞名譽權案在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第一次開庭，有董存瑞部隊程摶九、宋兆田和肖澤泉三位高齡戰友等人出庭，北京青年報副刊《青年周末》記者顏雪嶺有《董存瑞之妹:30多人能作證他捨身炸碉堡》一文記述有關詳情。[83]2009年6月被告方欲和解，在北京市朝陽區法院調解下，雙方在2009年11月初達成和解，以被告郭維及《大眾電影》發表對王寶強的專訪文章（王在《為了新中國前進》中飾演董存瑞）及賠付費用人民幣3.5萬元結束。[84][85]此案引起注意的還有網友「文存」被起訴的事件，他於2006年9月在鐵血論壇發帖《進一步玷污董存瑞的人是不自量力的最後掙扎》而被中國電影家協會在2007年3月起訴。[86]
《炎黃春秋》2007年11期刊登謝文清的文章《我在解放戰爭中的三年採訪》，其中寫道，「董存瑞是因為沒能及時撤出而犧牲的。」[87][88]
邱少雲幼年父母雙亡，成為孤兒。13歲的他迫於生計成了僱工，後被川軍劉義的18團給捉伕當了兵。1949年12月，解放軍入蜀，占領大西南。成都戰役後，川軍覆滅，他被補進了當時的人民解放軍第10軍29師87團9連。邱少雲在被補進解放軍之前曾當過一年零四個月國軍士兵的歷史常常被後來的報道所迴避。[89]據邱少雲的弟弟邱少華回憶，邱少雲是1949年被國民黨抓走的，有一天還托人捎信來，說想吃家鄉的回鍋肉。後來，邱少華聽說二哥以「解放戰士」的身份參加了解放軍，這段國軍中的經歷在小學課本的課文中未曾提及。[90]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小學教科書曾收錄一篇文章《我的戰友邱少雲》作為課文，文章寫道：1952年10月11日夜，邱少雲所在部隊在北韓平康以南鐵原東北平康聯合國軍前哨陣地391高地執行戰鬥任務。邱少雲及其戰友500餘人在敵陣地前沿的草叢中潛伏。12日12時左右，美軍向邱少雲潛伏地發射燃燒彈，其中一發落在他潛伏點附近，火勢蔓延到他身上，但邱少云為了不暴露部隊埋伏的地點，他忍受著劇痛，堅持不動，雖然邱少雲身後就是一條水溝，紋絲不動，直到犧牲[91]。
阿波羅新聞網老薩提出，邱少雲被燒死的情節並不符合生理學和其他常識，即人體在受到劇烈刺激時會產生意識無法控制的神經性痙攣；人體含有油脂，被點燃後火勢明顯會比雜草旺很多並冒出黑煙；隨身攜帶的彈藥會在烈焰中爆燃[92][需要較佳來源]。但邱少雲的排長曾紀回憶稱邱少雲當時的任務是剪斷鐵絲網，身上並未攜帶爆破筒。[93]
對於網絡上出現的大量質疑邱少雲英雄事跡的言論，邱少雲紀念館館長王成金指出[94]：
- 「為什麼邱少雲能在烈火焚燒中紋絲不動？」
- 雖然無法考證邱少雲被大火、濃煙包圍後，是否因濃煙導致窒息、昏迷，也無法得知邱少雲犧牲的確切時間，但邱少雲紀念館館長王成金表示，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從燃燒彈落在邱少雲身邊，到被烈火包圍整個身體的這個時間段，邱少雲還活著，並且意識清醒。「邱少雲以常人難以想像的強大意志，承受著肉體被焚燒的劇痛。」王成金說，「是因為有嚴明的紀律觀念在支撐著他，直至生命結束。」雖然，烈火在邱少雲身上一直燒了半個多鐘頭才漸漸地熄滅，但「邱少雲烈士被大火燒著不久，就因為吸入大量濃煙窒息死亡了。」
- 「為什麼在烈火焚燒之後邱少雲身上的彈藥沒有爆炸？」
- 王成金說，經尋訪邱少雲生前戰友了解到，在戰鬥結束後，戰士們搬動邱少雲遺體時，發現子彈、手榴彈被遺體死死壓在泥草地上。「據邱少雲戰友推測，邱少云為了不暴露目標特意將子彈、手榴彈壓在身下。」王成金說[95]。
1952年10月21日，據新華社的通訊稿《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1952年10月19日，根據戰地目擊者的描述，黃繼光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進攻部隊受到機槍巢火力壓制的時候負責爆破任務，他投擲了一枚手雷，但由於機槍巢火力太大，只炸毀了半邊機槍巢。當進攻部隊趁勢發起衝擊時，殘存機槍巢內的2支機槍又突然瘋狂掃射，志願軍進攻部隊的衝鋒受到阻止。這時，黃繼光再次負傷倒下。天就要亮了，這時黃繼光身邊已無彈藥，身體又多處受傷，最終他頑強爬向火力點，用身體擋住了2支機槍槍口[96]使得後續部隊能夠攻下高地。
吳谷平曾在新聞記者網中撰文寫到，新華社的通訊稿《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黃繼光》中提及黃繼光「四十分鐘的期限快到了，而我們的突擊隊還在敵人的火力壓制下衝不上來。後面坑道裡營參謀長在望著他，戰友們在望著他，祖國人民在望著他，他的母親也在望著他，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為在鼓舞他。」等心理活動的語句，記者是不可能採訪到的，他認為這是通訊記者「合理想像、拔高典型」。[97]
西方學者對於中共黨史，普遍認為1976年之前中國的黨史研究是單調刻板的宣傳，而1979年之後的黨史研究則有學術價值。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的黨史研究始終沒有擺脫單調刻板的問題。[98]何方指出，偽黨史的源頭，是延安整風運動產生的「黨史編纂學」，阮銘稱為黨史偽造學派，奉毛澤東、陳雲、鄧小平等人之命偽造黨史。[99]中國民間在1990年代之後對黨史研究的進展，則推動中共官方不斷修正過去黨史中的錯誤。[100]
中國共產黨在建黨90年後的2011年，官方終於出版了1949-1978年的黨史《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1978）。[101]本書四年完成初稿，重大改寫四次，經過64個政府與中共組織審核，包括曾慶紅、胡錦濤、習近平都明確指示修改，政治局經過十二年才同意定稿，共歷時十六年。中共黨史專家楊奎松對此書不屑的說：這都是政治與宣傳，我沒有興趣。[102]哈佛大學文革史專家馬若德教授說：有個關於共產黨的老笑話，馬克思主義者可以預測未來，但預測過去有困難。又說：共產黨重視歷史，因為它為現狀找到藉口。過去犯的錯誤，現在要找到理由辯解。[102]本書資深編輯石仲泉表示，本書最敏感難寫的部份，是從毛澤東發動反右運動開始的十年歷史。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在這段期間被毛澤東打倒，本書將此錯誤歸罪於康生。石仲泉說：你無法攻擊毛澤東，而不攻擊中國共產黨。[102][103]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新聞報道和教科書中貶低中國國民黨的形象，如稱其在抗戰期間「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說蔣介石在抗日時「上山享福，下山摘桃」[104]，對1948年後的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也一度以「偽」稱之。到近年兩岸關係緩和之後，才開始出現轉變。[105]但即使不稱其為「偽」，也以「一個中國」原則為由禁止稱呼其正式名稱。
中美合作所是1943年4月中美兩國出於抗日目的，為收集交換軍事情報、探測氣象情報、訓練游擊部隊而設立的軍事合作機構。中美合作所是一個為抗日服務的軍事合作機構，對抗戰勝利作出過極大貢獻。中美合作所從未以反共為目的，中共數十年宣傳使其蒙受惡名[爭議性用詞]。[106]
中共當政後，中國大陸出現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種謬稱。「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個名字，最早見於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的一批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裡。它主要指位於重慶西北郊歌樂山與磁器口之間，占地約5250畝的一片地區。但事實上，中美合作所只和白公館、渣滓洞有部分空間上的重疊，時間上僅有很短時間的重疊，而且就時間和空間上的重疊來講，目前也沒有證據說明關押、刑訊政治犯和中共黨員與中美合作所有關係。[107][108][109]
國民政府在撤守到臺灣前，實施了對部分被關押的中共政治犯的集體處決，這被中共稱為「中美合作所大屠殺」。而事實上關押政治犯的地方，是白公館和渣滓洞等地。所以，中美合作所背負了本不該承受的集中營惡名。[110]這使得在1949年後，很多中國大陸人對中美合作所的主觀印象傾向負面。
沈瑜總結臺海兩岸與美國對中美所歷史的扭曲，表示美國從70年代起才開始對它的學術研究，如費正清等人，不重視它對二戰的貢獻，而將它視為基於意識形態偏見與對美國利益的狹隘定義而干涉別國內政的先例；中華民國撤退到臺灣後，以它作為中美合作抗日的象徵；中共早期將它作為國民黨殘殺的象徵，以襯托中共新政權的進步，在韓戰爆發後，則作為反美反蔣的教材，而在改革開放後，中共「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還是以它作為警惕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的例子。中共宣傳基於政治需要操弄歷史，抹去了中國人對於這一段歷史的記憶。客觀的研究中美所歷史，要描述其歷史角色與現代的回憶。[111]
-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做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因當時的政治環境及高句麗歷史在中國歷史上的份額不足，沒有強調高句麗是中國歷史這一看法，但也從來沒有否認這一點。事實上，於1954年開始編撰到1973年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冊》（統一書號：12178•017）中，高句麗就已經被認作為中國的歷史政權。這一看法也被1978年出版的《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和1985年出版的《世界中世紀史》以及後來中國歷次出版的歷史地圖冊及教科書所繼承[112][113]。
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譚其驤認為：「歷史上的高（句）麗最早全在鴨綠江以北，有相當長一個時期是在鴨綠江、圖們江南北的，後來又發展為全在鴨綠江以南。當它在鴨綠江以北的時候，我們是把它作為中國境內一個少數民族所建立的國家的，這就是始建於西漢末年，到東漢時強盛起來的高句麗，等於我們看待匈奴、突厥、南詔、大理、渤海一樣。當它建都鴨綠江北岸今天的集安縣境內，疆域跨有鴨綠江兩岸時，我們把它的全境都作為當時中國的疆域處理。但是等到5世紀時它把首都搬到了平壤以後，就不能再把它看作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政權了，就得把它作為鄰國處理。不僅它鴨綠江以南的領土，就是它的鴨綠江以北遼水以東的領土，也得作為鄰國的領土。」[114]。
2002年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三省相關學術機構及大學聯合組織的大型學術項目「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正式啟動。參與該項研究計畫的社科院研究員李大龍、馬大正和厲聲指出：「有鑑於高句麗存在的七百多年間，其主要活動範圍都在中國中原王朝管轄地區，並與中原王朝保持著隸屬關係，高句麗政權的性質應是受中原王朝制約和地方政權管轄的古代邊疆民族政權。」[115][116]。
- 韓國歷史教科書問題
南北韓學術界認為中國的東北工程將朝鮮半島歷史的高句麗列為中國歷史，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利用學術搞政治，並認為中國「自古」就承認高句麗為北韓歷史。不過北韓和南韓方面，卻在歷史書中將傳說的檀君等說成史實，大力宣揚韓國起源論。
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潘基文2004年表示：「韓國政府會阻止北京例如修改教科書等扭曲歷史的企圖。」[117]2004年8月23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亞洲事務的副部長武大偉表示不會將南韓方面所稱「歪曲的高句麗史」編入教科書，但不同意恢復中國外交部網頁中被刪除的高句麗歷史介紹部分內容[118]。
韓國初高中韓國史教材從2011年起完全使用審定教科書。[119]2015年11月3日，韓國政府確定在初高中歷史課目中恢復使用國定教科書（名曰「正確的歷史教科書」），並對外進行了公告，但在韓國在野黨和民間引發了激烈的反對。一些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抗議示威，各大市民團體也發佈了反對聲明。根據韓國政府的告示，韓國政府將正式開始編寫、製作國定教科書，計劃於2017年初發行。教科書將由首爾大學、梨花大學等6至7名教授負責編寫，總編寫人員將達到36人。[120]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認為：西藏在1959年土地改革前是一個農奴制的社會，中國解放軍進入西藏，是把西藏從落伍的制度解放出來。反對的學者認為這是一種「歷史修正主義」，但大多重點只能放在農奴制的殘酷性而不是真實性上。哈佛大學學者Tashi Rabgay表示，把舊西藏描寫成「由地主與農奴組成的封建社會」是歷史修正主義，不符合事實；舊西藏也有商人，牧民，貿易商，自耕農，獵人，土匪，出家人，音樂家和藝術家。[121]Mikel Dunham人認為196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農奴》中的歷史修正主義至今依然存在。[122][123][124]
澳洲國立大學的 John Powers 教授以圖表比較中共與西藏流亡政府形容1959年前的西藏時所使用的關鍵字[125]，並且指出兩方的論點各有矛盾之處[125]:x-xii：
| 中共（描述社會底層的印象） | 西藏流亡政府（描述統治階級的印象） |
|---|---|
| 酷刑 | 滿足 |
| 壓迫 | 快樂 |
| 生活痛苦 | 貧窮 |
| 悽慘 | 平和 |
| 難以置信的野蠻 | 令人愉悅 |
| 殘酷 | 善良 |
| 未開化 | 溫暖 |
| 夢魘 | 滿意 |
| 人間地獄 | 美麗的國家 |
| 奴役 | 自由 |
| 最黑暗、反動 | 覺醒 |
| 黑暗、殘酷、野蠻 | 一貫祥和 |
| 不人道的政治壓迫 | 仁慈的 |
| 像牲口一般工作 | 悠閒的工作 |
| 封建農奴制 | 沒有階級制度 |
| 神權政治 | 宗教虔誠 |
| 獨裁 | 達賴喇嘛政府 |
| 奴隸主 | 沒有優越感或自卑感 |
| 吸血剝削 | 沒人管 |
| 疾病蔓延，早死 | 無人餓死 |
《華爾街日報》報道稱，中國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來起草一部關於清朝歷史的官修正史。去年，習近平支持的一位高級歷史學家在內的中共多位審稿人對《清史》書稿提出全面批評，批評集中於政治問題，認為該書稿嚴重偏離官方觀點，「沒有為人民說話」，要求進行修改，使其更加符合習近平的未來願景。該項目的審稿人員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中國歷史研究院組成，習近平要求要確保「質量第一，精益求精，嚴格把關」。[126]
《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刊文《Making Local Histories: The Authenticity and Credibility of County Gazetteers in Communist China》指出，中國現行的地方志在編纂的過程中對部分內容，如政治運動等，進行了嚴格的審查，對敏感問題進行系統性的規避，對政治運動中的傷亡人數選擇不記錄或者少記錄。另，特別強調毛澤東時期政治運動中的成就，避免人為的政治錯誤。針對統計數據亦進行了修改，一是刪除或混淆政治事件和運動中死亡和傷亡的統計數據，包括使用模糊的文字描述而不是確切的數字；二是對政治事件敏感段落的截斷和刪除，包括派系鬥爭、迫害當地知識分子、推翻地方政府、軍事接管和地方暴力的描述；三是對敏感事件和指責對象的敘事視角的操縱和偏轉。[127]
紐約時報2004年的文章指出，「中國的高中歷史教科書不忠實於歷史，越近代的歷史越扭曲。教科書扭曲歷史事實的例子如：不提大躍進造成了中國約三千萬人死亡；說抗日戰爭勝利的根本原因是中共成為國家統一的核心力量；說新中國從不侵略外國，只進行自衛，無視中國1979年發動對越戰爭，1950年入侵西藏；不提六四事件。」[128]
《紐約時報》報導，「2006年上海市的新版中學教科書並沒有修正許多對於近代史的扭曲。」[129]上海新版教科書不談階級鬥爭和鎮反運動，上海大學歷史系朱學勤教授認為，體系上是非常大的進步，用文明史來代替階級鬥爭史，用社會生活的變化來代替王朝體系的演變，用文明來代替暴力，用普通人生活的演變，來代替帝王將相的歷史。余英時教授則認為，這是抹殺了歷史，把歷史包括共產黨犯的很多大的錯誤，像大躍進、文革、傷害幾千萬人的事情也都避而不提。學生無法通過這套歷史書，對中國的近現代史有一個客觀的瞭解。[130]
在寧波諾丁漢大學教授歷史的Sergey Radchenko於2011年表示，上他課的中國學生對中國近代史所知不多，知道的也是官方說法。當諾丁漢大學的老師要進口史景遷的《追尋現代中國》當教科書時被海關扣留，海關說要把六四事件照片等禁忌題材剪掉才能過關。[131]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2013年「毛誕」前報導，「看了中國教科書，就能了解為什麼中國人對中國歷史無知。教科書強調『毛澤東是革命家』，對於大躍進與文革等造成幾千萬人死亡輕描淡寫。一本中學教科書描述毛澤東『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犯了左的錯誤』。這種說法讓那些對毛澤東的所作所為有深入瞭解的人覺得恐怖。一位父親當年受到毛澤東整肅的音樂家說，『說錯誤是避重就輕。在我看來，毛犯了反人類罪。』」[103]
某些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初中歷史課程，認為：「改革開放後，雖然課程內容還是由意識形態與政治目的主導，與毛時代相比，已經有進步。」[132]
華盛頓郵報引用紐約時報的文章，批評道：「中國在指責日本歷史教科書失實時，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也失實。而中國只有一個版本的歷史，修不修改由中共決定，這與日本不同。」[133]
曾任歷史教師的袁騰飛在講課中曾說：「中國歷史教科書真實率低於5%。」[134][135]他的講課視頻在網路上公開後，引發各立場網友的爭議。
中國大陸地區的歷史觀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這使得持不同政見者在一些歷史事件中的觀點與中國大陸的主流觀點相左。他們包括，其他歷史學派的學者、不認同該理論（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家、自由主義者、民主主義者、人權活動家、「唯心主義」知識分子以及在各種政治運動中受害者。其中，對近代史，特別是1949年後的歷史，爭議最多。甚至歷史唯物主義本身也被其中一些人質疑。
柏克萊加大新聞學院院長夏偉 (1940年)教授在討論《天安門文件》真偽時說：「馬列主義政府經常大膽修改事實，有時甚至偽造紀錄，以讓歷史為其利益服務。」[136]
費維愷教授等認為，1950與1960年代的中國史學研究從研究「實際發生了什麼事」變成「證明應該發生什麼」（階級觀點），歷史淪為政治活動。[137][138]對於中國通史的歷史修正主義，目的是以馬克思主義來解釋中國歷史。[139]
John Powers教授指出，毛澤東主張「古為今用」，歷史要為中共當前的政治需要服務，在中共統治下幾乎沒有「為歷史而歷史」的說法，歷史學家的研究不准挑戰中共訂出的歷史觀點。[140] 然而任何歷史研究都很難擺脫作者時代的偏見。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李懷印教授在《重構近代中國:中國歷史寫作中的想像與真實》認為，中國大陸從1949年後受意識型態主導，普遍歪曲或隱瞞歷史。[141][142][143]
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的吳仁華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能夠維持，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隱瞞歷史和扭曲歷史。」[144]
2008年時，Mikel Dunham等人認為1963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電影《農奴》中的歷史修正主義至今依然存在。[145][146]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的劉統教授讀了中國軍事科學院的檔案後，發現，「中共的歷史有兩個版本，一個是教育群眾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學的黨史課等等；還有一個是真正的歷史，那是藏在中共檔案裡，或是當事人口口相傳的。」[147]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劍雄教授表示，「深入探討毛澤東、鄧小平，或國共內戰的歷史在中國還是禁區。」「歷史在中國還是政治的工具。」[128]
上海師範大學蘇智良教授主編過上海市歷史教科書，他表示：「有時候也想寫史實，但是他必須採取實際的方式。也許十年後，中國會變成更開放的國家。」[128]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之子鮑朴表示，「中共不需要客觀的歷史。中共基本的想法就是：歷史可以被改寫，作為國家的工具。但這需要不斷的鉗製言論。」[148]
曾任解放軍總參謀長黃永勝表示：「文化大革命？老家的話講，叫七門八路！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麽回事，我怎麽講得清楚？（黃永勝停了一下）黨不讓你清清楚楚，你自己就講不清楚；要讓你清清楚楚，你不講也會叫人幫你寫得清清楚楚。你寫了，他不需要就沒有用，等人家需要了發表出來，不過又是個政治需要。我們個人不寫也罷！」[149]
曾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胡績偉認為，「鄧小平堅持反右派鬥爭是正確的，就使揭露反右派鬥爭的真相和深入研究成為政治上理論上的禁區；堅持高饒事件不能平反，設置了黨史研究的又一個禁區；堅持為劉少奇平反是恢復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只是「四人幫」的罪行，而沒有毛澤東的責任，這樣禁止深入批判毛澤東本人的錯誤路線，為國史、黨史、軍史研究設置了延續至今的政治禁區。」[150][151]
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表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歷史，有的『歷史』都是假歷史，是為了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歷史。要揭穿偽歷史，只有將來學術完全自由以後，資料開放，根據原始資料說話才可以。」[5]
2013年1月，習近平提出「兩個不能否定」，稱不能否定改革開放前後的兩段歷史，引發爭議。又於2013年內部講話談到前蘇聯解體的教訓，是「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史達林，一路否定下去，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154][155]2013年5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給「市地師級」執行的9號文件，將「歷史虛無主義」列入中國社會中七股威脅中共權力的潮流之一。文件稱：「歷史虛無主義以「重新評價」為名，歪曲黨的歷史和新中國歷史。...否定已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貶損革命前輩，詆毀黨的領袖。」[156][157][158] 之後中央黨校出版的理論雜誌《求是》，將「歷史虛無主義」解釋為「還原歷史」、「重寫歷史」、否定黨史、國史的主張[159]。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陳之驊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認為目前流行的歷史虛無主義，以「還原歷史」或「重新審視歷史」為理由，否定革命，特別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否定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制度。[160] 陳之驊認為，「歷史虛無主義」不是要「虛無」所有的歷史，修正主義者要「虛無」的是社會主義歷史，要樹立的是資本主義歷史。[161]中國社會科學院前副院長李慎明以反「歷史虛無主義」為名，否認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人。[162][163]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對中國歷史教科書史實錯誤的指責[164]，也被中央宣傳部的雜誌指為「歷史虛無主義」[165]。
「歷史虛無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政治名詞，源於最早由德國哲學家弗里德利希·海因里希·雅各比引入哲學領域的「虛無主義」（nihilism）一詞。專指對中國共產黨領袖、「英雄」人物、歷史地位，以及唯物史觀、社會主義制度等的否定[166]。
封從德認為，「揭示毛時代真相，正是破解歷史虛無主義。批毛不是歷史虛無主義。中共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是為了掩蓋歷史真相。」[167]
王犖倫認為，「中共官媒所說的『歷史虛無主義』理論上是荒謬的，研究歷史無論採用什麼歷史觀，都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不可能把全部歷史事實『虛無』。中共官媒所說的『歷史虛無主義』，是指研究歷史得出的結論與中共官方的觀點不一致；是把學術問題政治化，將不同的學術觀點上升到意識形態鬥爭。」[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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