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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家(1907-1991)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約翰·金·費爾班克(英語:John King Fairbank,1907年5月24日—1991年9月14日),漢名費正清,是美國漢學家、歷史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創始人。
其漢名費正清,為梁思成所起。
費正清1907年生於美國南達科他州的休倫,是其父阿瑟·博伊斯·費爾班克(Arthur Boyce Fairbank)唯一的孩子。先後求學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及哈佛大學。1929年獲羅德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求學,研究題目為19世紀中英關係。
為了撰寫博士論文,費正清於1931年夏赴中國調查進修,考察海關貿易,在華北協和華語學校學習中文,主要受教於蔣廷黻,曾短期兼職清華大學經濟史講師。其間在北平結識了北京大學校長胡適、北平社會研究所所長陶孟和、中國地質調查所研究員丁文江等人,並與外文教授葉公超[1]:387、建築學家梁思成與林徽因夫婦、哲學家金岳霖、政治學家錢端升和物理學家周培源等結為好友。
1932年7月,在北平與未婚妻費慰梅(研究中國藝術和建築的美國學者)結婚。夫婦二人的中文名字皆是梁思成所取。二人收養了兩個女兒Holly和Laura。
1935年第一次離開中國。在取得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於1936年回母校哈佛大學歷史系任教,並從1939年起與美國的日本問題專家賴肖爾一起開設東亞文明課程。1941年被徵召至美國情報協調局(1942年6月13日分裂為美國戰略情報局與美國戰時新聞局)研究分析處,前往華盛頓工作。
1942年6月2日美國情報協調局局長多諾萬上校任命費正清為駐華首席代表。1942年8月21日從邁阿密啟程,搭乘泛美航空公司飛機,經停波多黎各、西班牙港、貝倫、累西腓、阿森松島、阿克拉、拉各斯、卡諾、邁杜古里、喀土穆、開羅、巴斯拉、喀拉蚩、新德里、阿拉哈巴德、阿薩姆邦、昆明,1942年9月25日飛抵重慶。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駐重慶,擔任美國戰略情報局官員,並兼美國國務院文化關係司對華關係處文官和美國駐華大使特別助理。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來華,任美國新聞署駐華分署主任。
1946年返回哈佛大學任教。1955年在福特基金會支持下主持成立東亞問題研究中心。該研究中心後來還獲得洛克菲勒和卡內基基金會的資助,並於1961年更名為東亞研究中心,後於2007年更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以資紀念。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費正清對中國共產黨執政將來會遇到的問題作出預測,指出它們將來會遇到三個問題「一是人口問題,二是官僚腐敗的問題,三是強調思想統一,使整個民族喪失創造力的問題」[2]。
費正清在將哈佛大學發展成為美國領先的東亞研究機構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建立的東亞研究中心後來改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他在1955年至1973年擔任中心主任。在他直接或間接主持研究中心的幾十年裡,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成為美國東亞問題研究的學術重鎮,其本人也成為美國中國研究學界的領袖人物[5]。
20世紀40年代末,費正清等「中國通」預言毛澤東的中國共產黨將取得勝利,主張與中共建立關係,認為其符合美國利益。但是許多美國人指責這些中國通出賣盟友,協助散播共產主義,並受到蘇聯指使。冷戰加劇期間,費氏因對共產主義 "軟弱 "而成為眾矢之的。他在1952年申請去日簽證被駁。在美國國會「誰輸掉中國」的調查中,他被要求在參議院內部安全小組委員會上作證,但由於他的學術地位而不受影響。而當美國右派的麥卡錫參議員則把矛頭指向三位國務院著名「中國通」時,費正清也被列入「四個該為輸掉中國負責的約翰」之一[6][7][8],他們分別是范宣德、謝偉思和小約翰·佩頓·戴維斯(四人英文名都為約翰)[9],而此時回中國的費正清朋友如費孝通、陳漢生卻在中國大陸因被指「親美」而遭攻擊[10]。
1966年由胡秋原、鄭學稼和徐高阮發起,一千多名學者簽名的《給美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在台灣與《紐約時報》發表,攻擊費正清以「中國專家」之名出賣中華民國[11][12]。陳立夫的回憶錄認為:費正清散播不利國民黨的謠言,打擊國民政府信譽,促成美國政策有利中共,影響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潰敗。他在中共眼中,無疑是個英雄[13]。費正清的哈佛官網說:「他逐漸意識到,如果美國仍然與無能和腐敗的國民黨政權捆綁在一起,中美之間的共同點將縮減為零。」他支持(親共的)自由知識分子[14]。
歷史學家梁敬錞指出:「綜括起來,費正清認為中國整個歷史文化,都是基於獨裁政治的產物,一切儒家學說,典章文政,都為獨裁而設,這是一篇上下三千年,縱橫二十五史的新解釋,新認定,新比擬。如果無人出而辯難,則美國下一代的漢學青年,對於中共可能印下左列四種的錯覺:①中國共產黨不是馬列主義的苗裔,而是中國歷史的產兒。②這產兒的政治,不僅代表無產階級,而是代表中國全民。③這產兒的極權,並非出自馬列崇拜的醉心,而是出自尊孔崇儒的積習。④這產兒既是中國特產自不能移植於亞洲其他各國(日本、印度或泰國、菲律賓),因此中共的坐大,不足為東亞或世界的大患。頭三點顯出中共已經承繼了中國數千年歷史正統和文化道統,使自由中國失去弔民伐罪的理由,後一點顯出中共政權不是可以移植國外的貨色,使圍堵和孤立,也都失去了政策樹立的必要。」[15]
1948年,費正清出版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一書,此後隨著形勢的發展不斷補充修訂,於1958年、1971年、1979年、1989年分別再版[16],簡體字譯本為《美國與中國》。
1966年,與英國歷史學家崔瑞德共同開始主編多卷本《劍橋中國史》。
1973年,與賴肖爾和阿爾伯特·M·克雷格合著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東亞文明:傳統與變革》)一書[17]。1978年、1989年分別修訂再版。
1982年出版對華回憶錄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簡體字譯本為《費正清對華回憶錄》[18]。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接受哈佛大學出版社的邀請而撰寫 China : A New History[19];1991年臨終前兩天,將書交付出版。正體字譯本為《費正清論中國:中國新史》[20]。余英時為此書作序時表示,此書包含他的「晚年定論」,遵守著三條主線:詳近而略遠,重政治而輕文化,取統一而捨分裂,如實地反映了中國史研究在美國的新方向和新收穫。在這本《中國新史》中,費正清改變先前的觀點,把中共政權看作是專制王朝的現代翻版,也承認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漸導使中國現代化,而中共的興起也並非不能壓制[21][22]。
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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