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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的一个跨国情报机构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1]），簡稱「中美技術合作所」[2]、「中美合作所」[3]（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4]）、「中美所」[5]，英文簡稱為SACO[6]，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和美國軍事情報機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與美國海軍情報署）合作建立的戰時跨國情報機構，成立於1943年1月[7]。其目的是中美之間加強軍事情報的合作，共同打擊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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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情報官教中國人員如何使用無線電。 | |
| 原名 | 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
|---|---|
| 成立時間 | 1943年1月 |
| 撤銷 | 1946年1月 |
| 類型 | 非政府組織 |
| 總部 | 重慶 |
官方語言 | 英語 |
| 目標 | 促進電訊偵譯技術研究，促進中美情報交流 |
| 網站 | http://www.saconavy.com/ |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草案》第一條為：
為中美兩國共同對日作戰，組織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所），交換日軍海陸空軍事情報和搜集中國大陸氣象情報，訓練游擊隊，挺進日軍後方，協助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作戰，共同迅速殲滅日寇。
二戰同盟國勝利後，中美合作所於1946年1月正式解散。所內軍統局人員向軍統局報到繼續工作，其他人員則資遣。下轄情報站均停止活動，所屬醫院則移交其他醫院接收。1946年7月，所有手續辦理完畢。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成功，使美國最終參戰。美國與日本隔太平洋相望，打擊日本必須主要依靠海軍及空軍，掌握足夠的氣象、地理及軍情信息就成了重要的工作。而美國認為中國在地理位置上占有優勢，可以為美國提供這些信息。為了戰勝日本，美國必須要同中國的軍情機構合作，在中國成立一個軍事情報機構，為中美共同打擊日本提供相應情報。1942年5月3日，美國海軍上校梅樂斯奉命到重慶，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和騷擾日本」。在中國駐美武官蕭信如的幫助下，梅樂斯與軍統戴笠取得了聯繫，並就合作事宜進行了磋商。梅樂斯與戴笠就合作草案分別報告美國海軍部和蔣介石批准後，戴笠令毛人鳳在重慶神仙洞設立了「中美合作籌備處」，起草「中美特種技術合作草案」和「中美合作所組織大綱」，將雙方合作推進到組織實施階段。1942年9月初，「中美合作所」美方第一批專家7人到達重慶，9月底，雙方達成了具體的「合作綱要」。戴笠把重慶鍾家山、楊家山一帶擬作為中美合作所的辦公場所，派陶一珊籌辦「特種技術人員訓練班」，調訓通訊人員25人，加授爆破、偵譯課程。蔣介石又提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需要一個雙方同意的書面協定。」1943年初中美雙方共同擬定了一份名為《中美合作所協定》，得到了羅斯福和蔣介石的批准，1943年4月15日1在華盛頓正式簽字。1943年7月1日2在重慶磁器口楊家山繅絲廠軍統局郊外辦事處禮堂，舉行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正式成立儀式。結束於1946年1月1，一說為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直接隸屬於中美兩國最高軍事統帥部，總部設在中國重慶西北郊的歌樂山下楊家山。成立時，美國海軍部長法蘭克·諾克斯，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杜諾萬少將、蕭信如上校和梅樂斯、戴笠先後簽名。合作所主任戴笠、副主任美國海軍梅樂斯（已晉升為準將；1943年7月美國陸軍改派魏今生）。參謀長中方為鄭介民（未到任）和李崇詩，美方為貝利美（貝樂利）。主任秘書中方為潘其武，美方為史密斯。合作所下設多個工作組，分別是：人事組、情報組、作戰組、氣象組、電訊組、聯絡組、研究分析組、心理作戰組、供應組、醫務組、會計組，總務組、運輸組等。
1945年冬天中美雙方簽訂了《中美特種技術合作結束協定》。簽訂之日就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的正式廢止之時。同時，雙方就未完成的業務進行善後處理，但所有業務合作的處理都必須在1946年7月1日前結束。
1954年起，在美國的「中美合作所」同仁，發起組織聯誼會，並且每年舉行一次年會。聯誼會有四千以上的會員，大多數爲美國人。
1943年10月設班初設址在河南省臨汝縣鳳穴寺，後因豫中會戰洛陽淪陷，遂遷往鎮平。繼遷陝西省商縣，再遷陝西省西安市牛東。副主任先後有文強、楊蔚（兼別動軍第五縱隊司令），教育長金樹雲，教務組長常惠卿，政訓組長劉克敵，總務組長黃翠柏。總教官先後有美軍楊格、Vincent R.Kramer二人，另配備美軍各類課目教官40人。共訓練了五期。調訓生源來自別動軍第五、六縱隊，另有軍統平漢、隴海、津浦路破壞隊，共訓練武裝特務3025人。方向為針對中共各根據地滲透，破壞。 +
設址在原綏遠地區陝壩的東北大順成。副主任先後有高榮、喬家才，教育長饒鐵珊。總教官為美軍郝拉德上尉。1944年春設班。該班第一、二期學員由美軍教官海軍上尉威爾森，陸戰隊上尉雷諾帶領，編練成軍統游擊隊，開赴平綏鐵路以北，大青山區域。
設址在軍統貴州省息烽訓練班。副主任先後有鄧匡元、何峨芳，徐光英。調訓生源來自別動軍第三縱隊（該縱隊司令為徐光英）。
位於福建華安縣下坂村霞苑社。成立於1944年8月。代號「騰雲訓練班」，後人稱之為「華安班」。副主任先後有雷鎮中、陳達元。美方先後派摩理士少校、哈白林中校為代表。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華安訓練班於1944年10月正式開訓，從事包括步兵操典、射擊教範、簡易測繪、指紋學、化裝技術、密寫法、行動暗殺等特務技術訓練。電訊系的訓練內容有各種無線電收、發報機的性能、電台種類、國際電碼以及密碼等特務技術。「華安班」本部設在原華安縣政府廳堂，訓練班共有一個電訊系和四個教導營，還有爆破、突擊、運輸、通訊、衛生等直屬隊，兩個海空監視哨，加上一個氣象聯絡台、兩個水陸兩棲中隊，總計3000多人，分別駐紮在草坂、羅溪、下坂和華豐一帶。其中有美籍官兵30餘人。「華安班」教導第一營營長的湯濤，曾撰寫《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種技術訓練班內幕》一文。1985年，中美合作所「華安班」舊址中的訓練班教室及美軍教官宿舍舊址被公布為華安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其他舊址建築如龍安岩、種德堂、桂花堂等也保留至今，2009年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予以調查登記。
設在浦城縣臨江鎮，後遷福建建甌東峰鎮。稱「東南班」。副主任為林超。
設在浙江瑞安縣玉壺，副主任趙世瑞，系訓練忠義救國軍張惠芳部和軍統的行動總隊等。
設在重慶磁器口繅絲廠。又稱中央警官學校特種警察訓練班。梅樂斯親任副主任。
設在貴州黔陽。後遷息烽。稱為息烽班。
設安徽臨泉。班主任不是戴笠，而是由湯恩伯兼主任。副主任周麟祥，教育長劉慶生，政訓組長錢孟起等，則仍為軍統人員。主要是調訓湯恩伯的蘇魯豫皖邊區總司令部所領導的游擊部隊和周麟祥的軍統行動總隊。
設在廣東梅州。
浙江淳安港口成立。副主任毛森。
湖南東安辦過兩期。副主任傅榮。
國民黨三十集團軍王陵基總部附近。副主任唐新。調訓別動軍楊遇春、盛瑜等縱隊，和一些軍統局的行動總隊、爆破總隊。每期開學，王陵基均前往講話。這個班一直到抗戰勝利都沒有結束。
共2期，招收學員1725人，主要課程有偵察審訊、指紋、毒物、痕跡、罪犯心理、化裝拘捕、刑具使用、警犬使用等。美方教官對實習十分重視，除了對卡賓槍、手槍等槍械射擊調練特別嚴格外，汽車、摩托車的駕駛也是其重要課程。後來，美方給軍統提供了500匹軍馬，又開設了騎術課。
專門訓練氣象測量技術人才，為美國海軍提供中國東南沿海地帶及各地氣象動態情報。先後辦了4期業學員151人，除留在「中美合作所「氣象總台任職外，其餘人被分派到各地氣象台任職。
主要培訓外語翻譯人才，作為美國教官的助手，共4期，畢業146人。
兩班共畢業1100多人，主要訓練游擊幹部，以及美式特務工作技術與方法。
按照成立時的約定，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務是：
按照上述任務要求，中美合作不停加強偵蒐、制策，為取得對日作戰勝利做出極大卓越貢獻。如軍統局軍事情報處少將處長鮑志鴻聲稱中美合作所經過電訊偵測與密碼破譯，為美國準確提供了情報，使得美國空軍得以擊落日本海軍大將山本五十六的座機[9]。中美合作所還建立了165座氣象台、通訊電台、觀測哨等，為作戰提供氣象信息，這些情報對美軍日後在太平洋上進攻日占島嶼和轟炸日本本土都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中美合作所還對日進行了心理戰，如在中國淪陷區用秘密廣播進行干擾日本廣播並進行反宣傳，展開宣傳攻勢瓦解日軍士氣，或者加強抗戰宣傳，增強淪陷區中國人的信心。對經濟戰方面的工作如印製汪精衛政權儲蓄券的假鈔偷運到淪陷區，擾亂當地金融，並大量收購日貨與淪陷區物資運回大後方等。中美合作所存續期間，美國特工部門主持在各地舉辦了22個特工訓練班，美軍為軍統提供了9000餘噸特工器材、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裝備了10萬餘名軍統人員，加強了中方對日作戰的能力。二戰結束後，美國海軍公開讚揚中美合作所的軍事及氣象信息「成為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潛艇攻擊敵海軍的惟一情報來源」。[10]
美國海軍宣稱從1944年6月至1945年6月，這些游擊隊斃敵23,540人，傷9,166人，俘獲291人，破壞橋梁209座，火車84輛，船舶141艘，倉庫97個。[11]1945年3月22日，著名戰地記者Don Bell搭乘PB4Y-2轟炸機在廈門市附近被擊落，他與七名倖存機員在中美合作所的游擊隊協助下獲救。他回憶說：「兩小時前我們被擊落，當時離最近的日軍軍營不到一里，我們遭到砲擊，被汽艇追逐，被日軍飛機搜索，而現在有人告訴我離最近的美國海軍據點只有80里，你可以想像我們有多興奮。24小時內我們就與美國海軍接上頭了。」[11][12]
美國歷史學會會長魏斐德在其學術著作《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中論述三者關係：「從重慶歌樂山到沙磁區，毗連起伏的丘陵，廣闊的山谷地帶，長達13華里，縱橫20餘里，包括渣滓洞、梅園、楊家山、造時場、松林坡、白公館、五靈觀、紅爐廠、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楊公橋、朱公館、步雲橋、嵐埡等地，都屬於「中美合作所」的特區。這個秘密隱藏的營地周圍有電網環繞，武裝巡邏守衛，對擅入者格殺毋論。從步雲橋到歌樂山的村落，全被封鎖，不讓老百姓通行。五靈觀等地的居民，均被強行趕出。在特區範圍內，除了持有特別通行證的美蔣特務外，一律不許進出。誤入者便被抓起來殺掉。」[13][14]
在整個戰爭中，戴笠的人在美國物資和資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整個基地包括兵營、操練場、兵工廠、靶場、教室、警犬房、鴿棚、無線電通訊室、一個監獄和審訊設施。……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設有一個「嚴酷的監獄，關於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自然，這就是在《紅岩》描述的集中營和酷刑室「白公館」。[13]
在一定歷史時期內，一度出現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種誤稱。這個名字，最早見於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員會公布的一批文物保護單位的名單，主要指位於重慶西北郊歌樂山與磁器口之間，占地約5250畝的一片地區。事實上，中美合作所只和白公館、渣滓洞有部分空間上的重疊，時間上僅有很短時間的重疊，而且就時間和空間上的重疊來講，目前也沒有證據說明關押、刑訊政治犯和中共黨員與中美合作所有關係[15]。
中美合作所宣稱其訓練的游擊隊斃敵25,000人，傷11,642人，俘獲508人，破壞橋梁209座，火車82輛，船舶193艘，協助救援盟軍飛行員76人，而美軍顧問無損失。學術界普遍認為這個數字誇大了。對其貢獻評價最低的是Lance Zedric與Michael Dilley，認為其主要貢獻是提供氣象報告。[16][17]
美國歷史學專家麥可.沙勒博士在《美國十字軍在中國》一書中評價中美合作所：「這個組織在蔣介石的秘密警察頭子戴笠將軍指揮下工作，是國民黨一個貨真價實的分支機構。」「這個小組的活動，大大地把中國推向內戰的道路，使美國直接捲入了中國的國內鬥爭。」[18][頁碼請求]
美國著名記者和專欄作家約瑟夫·艾爾索普在1946年2月23日的《華盛頓郵報》上的《戴笠與美國海軍情報組》一文中指出：「該組曾替戴笠訓練並裝備了15支所謂的游擊隊。那是一樁花費很多人力和物力的事……而且現在到處為害，因為那些所謂游擊隊，作戰的主要對象並不是日本人而是他們的中國同胞。」
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如此評價：「中美合作所確實曾經部署過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做了準備。但中美合作所的弊端在於，當1945年國共內戰爆發時，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這就在客觀上意味著美國『過早地』正式加入了反對中共的活動。這為中國共產黨所深惡痛絕，並完全有正當理由把它看作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不義行為。」4
台灣學者沈瑜認為，「台海兩岸與美國對中美所歷史的扭曲，表示美國從70年代起才開始對它的學術研究，如費正清等人，不重視它對二戰的貢獻，而將它視為基於意識形態偏見與對美國利益的狹隘定義而干涉別國內政的先例」。沈瑜同時認為「中美合作所」是中共抹黑國軍的陰謀，並指，「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後，以它作為中美合作抗日的象徵；中共早期將它作為國民黨殘殺的象徵，以襯托中共新政權的進步，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則作為反美反蔣的教材，在中共授意下小說《紅岩》歪曲歷史，將軍統與中美所混為一談，廣泛影響了中國大陸對它的看法，而在改革開放後，中共『清除精神污染』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還是以它作為警惕外國勢力干涉中國的例子。中共宣傳基於政治需要操弄歷史，抹去了中國人對於這一段歷史的記憶。客觀的研究中美所歷史，要描述其歷史角色與現代的回憶」[19][20]。
美國於1953年拍攝的二戰電影《沙漠突圍戰》（Destination Gobi）描述中美合作所的氣象觀察員在戈壁的故事。
|journal=與模板{{cite web}}不匹配（建議改用{{cite journal}}或|website=） (幫助); |issue=被忽略 (幫助)SACO did indeed harassed the Japanese and prepare for Navy landings. The pernicious aspect of SACO was that as the Nationalist-Communist civil war developed in 1945, it put American aid to use actively on the KMT side.中國大陸出版的《費正清中國回憶錄》第221頁為"1943年夏天中美合作所開始了一個新的項目，戴笠將軍稱之為'聯邦調查局學校指導'（F. B. I. school instruction）。此項目旨在訓練戴笠的特工在中國的民眾之間進行偵察。美國大使館、美國國務院、史迪威、戰略情報局以及其他人都反對將美國的援助作此用途。當時，四周傳播的信息都是中國由抗日轉為了對付共產黨的內戰。中美合作所確實曾部署騷擾日軍並為海軍的登陸作好準備。但是其有害的一面表現為，當國共內戰於1945 年爆發時，美國援助成為國民黨的幫凶。這在客觀上意味著美國過早地正式介入了反共行動，因此激起了共產黨的怨恨，他們完全有理由將這些看作美帝國主義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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