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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主義（英語：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稱為唯物主義歷史觀或唯物史觀（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歷史唯物主義為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創立，是根據結合了黑格爾的辯證法與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的唯物辯證法，去解釋人類歷史演變的過程。歷史唯物主義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觀和認識、改造社會的一般方法論。因其主要關注的是對歷史規律的闡明，因而歷史唯物主義可以歸入歷史哲學，具體地說是一種思辨的歷史哲學。列寧稱歷史唯物主義為科學的社會學，唯一的科學的歷史觀和社會科學的唯一科學方法即唯物主義的方法。[1][2]伯恩施坦則在哲學上否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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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得相反。」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4]不同於歷史唯心主義所認為的「理念或者大人物製造歷史」或者舊的機械唯物主義的主張「人是環境的產物」，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決定論的學說，以一定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來說明一切歷史事變。[5]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在於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6]它的基本論點斷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可以解釋的。這過程不是偶然或任意決定的。要用一定時代的社會基本結構來解釋，只要社會還分成階級的時候，要用階級鬥爭來解釋。[7]
根據蘇聯哲學家格奧爾基·費奧多羅維奇·亞歷山德羅夫主編的哲學教材《辯證唯物主義》和康斯坦丁諾夫的《歷史唯物主義》，[8]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發展是客觀的和有其特定規律的，其最基本的規律就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對生產力有反作用（可能促進或阻礙）。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社會會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向共產主義社會（此即史達林所謂「社會發展五段論」）。[9]1938年，史達林在《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中講：「歷史上有五種基本類型的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史達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一節中把五種社會形態體系化，變成了自然科學意義上絕對不可更改的規律。[10][來源請求]而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僅僅講：「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大體說來」在馬克思這裡特指西歐社會形態的演進趨勢，到了列寧和史達林那裡，這個「五階段論」就變成了所有國家所必須遵循的歷史規律。[來源請求]1897年列寧在為波格丹諾夫《經濟學簡明教程》寫的書評中講，政治經濟學應該這樣來敘述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即原始氏族共產主義時期、奴隸制時期、封建主義和行會時期、資本主義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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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矛盾。這兩對矛盾存在於一切社會形態之中，貫穿於每一個社會形態的始終，決定著其他各種社會矛盾，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決定著社會歷史的一般進程。[11]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辯證關係是：
-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力對生產關係起著決定作用、支配作用，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生產力的性質決定生產關係的性質。第二，生產力的發展變化決定生產關係的改變。[12][13]
- 生產關係反作用於生產力：這種反作用表現為兩種情況：第一，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的先進的生產關係，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第二，不適合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的落後的生產關係，阻礙生產力的發展。[14]
- 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運動：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在生產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情況。在一種生產關係產生和確立後的一段時間內，它與生產力的性質和發展要求是基本適合的，對生產力的發展具有積極的推動作用，促進生產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雖然這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也有矛盾，人們也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生產關係作某些調整，但卻不會引起生產關係的根本變革。[15]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辯證關係是：
-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首先，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一定的上層建築總是為了適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需要而建立起來的；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必然在國家政權和意識形式上占統治地位。第二，經濟基礎的變革決定上層建築的變革，當經濟基礎發生變革後，上層建築遲早會發生變革，以求得與經濟基礎相適應，經濟基礎的變化發展還規定著上層建築變化發展的方向。
- 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表現為，上層建築為經濟基礎提供政治保障和意識形態形式。這種反作用，取決於上層建築所服務的經濟基礎的性質。當上層建築適合於經濟基礎的要求時，它就起到鞏固經濟基礎和促進生產力發展的作用。當上層建築不適應經濟基礎的要求時，它就起到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作用。[16]
- 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運動：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相互作用，表現為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決定作用和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是第一性的；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是第二性的。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是根本性的；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是派生的和從屬的。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與上層建築的反作用，構成二者之間的矛盾運動，體現為上層建築必須適合經濟基礎發展的基本規律。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階級社會中，社會基本矛盾表現為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階級鬥爭的最高形式是進行社會革命，奪取國家政權，此種觀點日後成為生產力理論的共產基礎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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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階級鬥爭是歷史的直接動力。[17][18]恩格斯強調「一切成文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爭的歷史；而這個鬥爭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爭，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出來。」[19]生產力由於階級對抗的規律而發展起來的。[20]
列寧也說「階級鬥爭是全部發展進程的基礎和動力。」[21]「階級鬥爭，人民中的被剝削部分反對剝削部分的鬥爭，是政治變革的基礎，並且最終決定一切政治變革的命運。」[22]在以階級劃分為基礎的社會中，敵對階級之間的鬥爭（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勢必變成政治鬥爭。各階級政治鬥爭的最嚴整、最完全和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各政黨的鬥爭。[23]列寧據此發明了暴力革命論，強調階級鬥爭用暴力解決。[24][25]
史達林進一步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動力是階級鬥爭，只有通過階級鬥爭才能消滅資產階級。[26]改造資產階級制度需要無產階級專政。[27]史達林認為布哈林主張的階級鬥爭熄滅論和資本家長駐社會主義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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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29]在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變為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同這個時期相適應的也有一個政治上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專政。[30]列寧指出，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31]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而是階級鬥爭在新形式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取得勝利、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來反對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絕跡、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32]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社會歷史是由人的活動構成的，社會歷史規律是人們自己的社會行動的規律。[33]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民群眾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創造者，是變革社會制度、推動歷史前進的決定力量。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活動和作用總是受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文化條件的制約。[34]
歷史唯物主義確定了「人民群眾是歷史發展進步的根本動力」這一基本觀點，這個觀點也源於英雄人物和人民群眾的辯證統一關係。在此基礎上，馬克思主義確立了其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35]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是辯證統一的，但人的本質在是其社會屬性，也即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人的社會屬性是具體的、歷史的。在階級社會中，階級性是人的本質屬性的重要表現。
五種社會形態理論進入中國歷史是20世紀30年代史達林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把它體系化並傳入中國後，經由郭沫若等學者強調馬克思主義普遍適應性的結果。[36]《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延安整風的核心教材，「五階段論」的觀念通過這本書的流行，成為中共上上下下的一種思想定勢。毛澤東在延安召集馬列學院歷史研究室主任范文瀾等一批史學家，佈置他們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進化五階段論的精神，編造一部徹底否定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中國通史簡編》供延安幹部補習文化之用的歷史教科書。[37]《中國通史簡編》是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地敘述中國歷史的著作。[38]范文瀾採用了吳玉章於1930年提出的「西周封建說」，[39]說明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規律經過了原始公社制社會、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諸階段，否定亞細亞特殊之說。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完整的封建社會。[40]當時在解放區,歷史教科書通用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呂振羽的《簡明中國通史》、華崗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史》。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認為殷代是「一個原始公社制的氏族社會，至少應該是這種社會的末期」。呂振羽的見解：殷代是中國奴隸社會。[41]中共建國後，以五種社會生產方式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新史學占有了無可爭議的獨尊地位。[42]郭沫若主持,成立了由陳寅恪、陳垣、范文瀾、翦伯贊、尹達、劉大年等著名史學家參加的中國歷史教科書編委會。郭沫若斬斷中國學術傳統，執意用「五階段論」的模式來套裁中國歷史，他的觀點在1949年尤其是「文革」以後被奉為正統，教育部頒訂的教學大綱以郭沫若《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寫入了各種歷史教科書。翦伯贊根據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制定的計劃，主編《中國史綱要》，作為高校文科教材。
1977年，白壽彝發表了長篇演講《關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幾個問題》，其中講到「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階段問題」、「中國封建社會史上統一和割據、集權和分權」等問題。[43]1982年教育部政治思想教育司在洛陽召開了全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學大綱》、《政治經濟學教學大綱》修訂會議。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初期歷史教育改革後，1992年國家教委制訂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用）要求「向學生進行初步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教育」。依據此綱，人教社編寫初中三四年制教材兩套，包括《中國歷史》四冊、《世界歷史》兩冊。1996年，國家教委頒布了《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供試驗用）。關於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大綱仍堅持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建立為奴隸社會的開始，公元前475年戰國時期為中國封建社會的開始，1840年為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端。在中國古代史內部，則基本仍按傳統的分期法，劃分為六個階段。與以往不同的是將原始社會、夏商周和春秋戰國統歸為「先秦」時期，而將以往歸在宋元時期的元朝歸入最後一段，合稱為元明清時期。[44]高中《歷史教學大綱》與《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的「五階段論」是照搬蘇聯教材觀點的結果，蘇聯歷史教材早就在80年代已經放棄這種教條的說法。高中《歷史教學大綱》：「人類社會的發展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全日制中學歷史教學大綱》指出：「奴隸社會比原始社會進步，封建社會比奴隸社會進步,資本主義比封建社會進步，社會主義社會比資本主義社會進步」。2000年教育部在1996年《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基礎上修訂而成了《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用修訂版）、《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使學生進一步運用唯物史觀，對社會歷史進行觀察與思考，逐步形成正確的歷史意識」。90年大綱中，對世界現代史的定性從「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走向衰落、滅亡，社會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改變為現在的「是壟斷資本主義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曲折前進，兩種社會制度長期並存，互相對抗，世界人民爭取獨立、民主、和平與發展的歷史」。2001年，教育部頒布了《全日制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實驗稿)。[45]
蘇聯歷史唯物主義者[誰？]認為人類已經經歷了前三個階段，目前正處於向第四階段過渡的時代（越南、古巴、北韓等自稱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1987年的中國共產黨十三大上，提出了「三步走」經濟發展戰略，會議指出，中國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社會生產力所要解決的歷史課題，是實現工業化和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會議將鄧小平「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確定下來：第一步，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到20世紀末，使國民生產總值再增長一倍，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中等已開發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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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猶太裔哲學家卡爾·洛維特在其著作《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47]中就歷史唯物主義的神學前提展開了論述。洛維特指出：正如馬克思認為意識形態的歷史在經濟條件中有與其自我表白不一致的「隱秘歷史」，歷史唯物主義的真正內涵也無法從馬克思的自我表白中獲得。實際上，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質乃是先知主義的精神——根植於馬克思自己的存在及其種族之中的彌賽亞主義。在洛維特看來，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進程的闡釋反映了猶太教—基督教解釋歷史的普遍圖式，因而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是用經濟學語言包裝的朝向終極目標前進的救贖史。
卡爾·波普爾在他頗具影響力的著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的「歷史主義」一詞是指：「社會科學的一種方法，假定預測歷史是它的首要目標，並假定這個目標可以通過發現歷史演變背後的「節奏」、「模式」、「法則」或「趨勢」來實現。」[48]卡爾·波普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指馬克思等人為「開放社會的敵人」，理由是他們的歷史主義聲稱歷史有一個必然的和確定的模式，因此我們個人對於社會的發展沒有自由決定與貢獻的責任，導致極權主義。
中國學者吳思在一次演講中指出：馬克思在進行歷史考量的時候把暴力因素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資本論》的邏輯起點本身不應該是「等價交換」，而是「暴力均衡」只有當人與人之間或者團體和團體之間的暴力達到了均衡，「等價交換」的邏輯才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實現。若暴力水平間相差懸殊，則整個《資本論》的邏輯都不能達成，因為強者會無條件的吞併弱者。所以暴力是自主而不是被動的成為歷史發展的力量，若不好好考量暴力集團的行為方式和生存邏輯，那麼唯物史觀的定然是有缺陷的[49]。然而，這一説法的批駁者認為，暴力行為也能納入等價交換框架之中並無矛盾，因為有強大暴力者的能力也是透過以往多種代價的付出等價交換而來，並非無償俱來[50]。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蘇聯解體後，許多馬克思主義思想開始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更新」歷史唯物主義的一項重大努力來自歷史學家艾倫·梅克辛斯·伍德，她在1995年寫道：「共產主義的崩潰代表著馬克思主義關於末期危機的假設是錯誤的。除其他外，人們可能會認為，在資本主義必勝主義盛行的時期，追求實現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目標──對資本主義的抨擊 的空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 [51]
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是堅持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和特殊性、否認其規律是歷史的普遍規律 … 它關注資本主義的特殊性作為一個具有歷史起源和歷史的時刻。具有特定系統的理則的目的鼓勵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傳統進步觀念所缺乏的真正歷史感，這對其他生產方式的歷史研究也具有潛在的富有成效的影響[51]。
——埃倫·梅克辛斯·伍德，《反對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
伍德引用馬克思的著作《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聲稱歷史唯物論應被理解為「解釋世界以改變世界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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