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郡上虞县人(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3]:1,东汉时的士人与思想家。王充年轻时曾到京城洛阳的太学学习,学成后多年出任地方州郡县的属吏,退休后致力著述,撰有《论衡》一书传世,以批评当时虚妄的迷信与伪书。王充相信天地乃由气构成,万物由气所生,想法接近盖天说而反驳浑天说。王充提出天道自然无为,无知觉无意志,反对儒家的天人感应说与灾异论,治术上主张无为而治。现实政治方面,王充为朝廷歌功颂德,神圣化东汉王朝统治。王充又主张命定论,相信人的吉凶祸福、寿夭、善恶,以至国家的兴灭盛衰,都由天命支配,为善或作恶都不能改变命运。宗教方面,王充主张无鬼论,批评“人死为鬼”之说,否定灵魂死后存在。他却相信世间有各种鬼妖或精灵。王充又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风俗禁忌与迷信,反对占卜算命。20世纪学者高度赞扬王充哲学及其《论衡》,称之为“科学精神”的表现,或是“自然主义”哲学的典范。
生平
王充祖先籍贯原为魏郡元城,因军功分封到会稽郡阳亭,后来封地尽失,以农耕为生[3]:12。祖父王凡做过商贩[4]:268,为躲避仇家,从阳亭迁往钱塘县,到其父亲王诵时又与人结怨,举家迁往上虞县。王充出生于上虞县,一岁时父亲王诵去世[3]:12-13。王充自幼聪慧,不喜欢玩耍[5]:343,八岁时入书馆读书,学习《尚书》、《论语》等经典,成绩和品行都不错;大概十七八岁时,到京城洛阳进入太学学习,师事班彪[3]:13。王充贫困而无力买书,就在书店站着读书,靠背诵而精通百家之言[6]:396。54年左右,王充离开京城[7]:169,学业有成进入仕途,在县和郡都做过“掾功曹”,在州做过“从事”(副州刺史)[3]:13、17,屡次与上司意见不合,过着怀才不遇的属吏生活。86年,王充六十岁时受刺史董勤征召,先后当上扬州从事及治中(刺史副手)[8]:117,88年六十二岁罢官家居[9]:1267,引退后专心著述,教授弟子,写作和编辑《论衡》一书[3]:13。撰述期间,窗户和墙壁都挂满刀、笔等书写工具[8]:117。友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汉章帝“特诏公车征”,王充因老病推辞[3]:13。
王充流传后世的主要著作是《论衡》85篇(阙一篇);此外著有《讥俗》、《节义》12篇,批判当时风俗;《政务》之书议论政治;《养性》之书16篇,讲述保养身体的理论和方法,但都没有流传下来[4]:269。《论衡》的著作动机是要批评当时虚妄的迷信与伪书[9]:1274,所谓“论衡”即论及各种思想予以比较衡量的意思[6]:396。王充把《论衡》比作《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撰成后重新编排书中所有文章的先后次序[3]:20、31。
思想
王充认为天地由气构成,天地亦会放出气,“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上天施放阳气,大地施放阴气,阴阳二气互相影响,形成其他种类的气[3]:216、85。万物的生成,都由于禀受元气,气所凝聚[4]:275。人和动物都是禀气而成,区别在于禀气的厚薄。他主张阴阳调和,阴阳调和失控则引起灾变[3]:63、118。有关天地的形状,王充的想法接近盖天说而反驳浑天说[4]:272-273,认为地是一大平面,天宛如一个大盆盖在地上,天圆地方,天体带着日月旋转,天有六万(一说八万)里高,365度一周天[3]:217-218。天地刚分时相距较近,后来就距离远了[4]:276。太阳在天上一昼夜运行一度,计2000里;月亮一昼夜运行13度,计26000里;天一昼夜运行365度,计73万里。天由东向西转,日月则由西向东转[4]:273。二十八宿犹如日月运转时停驻的驿站。天象的变化是由天命天道所左右支配,日蚀、月蚀、陨星等都是自然之道[3]:224、135。
王充排除了《老子》“道”形而上学的意义[10]:549、553,却继承道家自然和无为的观念[4]:280,提出天道自然无为[10]:547,不能知晓人间之事[11]:191,反对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论[10]:547,与儒家的天谴灾异说,认为灾变并非由于君王的行为造成的[11]:183。天既不谴告人,人亦不能感动天[5]:346。天无口无耳,不能视听,故天无意志[3]:138,无目的。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出于自然[9]:1287,自然界中一切生物都互相吞噬[4]:280。天地间一切现象和变化,都是无意识的因缘偶合[9]:1289。邓红则指出王充提出祥瑞之说,其实也有天人感应的思想。王充相信天主宰万事万物的命运,决定人类的生死祸福[3]:142、220;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治乱,亦由天命决定的。天又是道德仁义的终极来源,天上众星是天官,和地上王者的百官相应[3]:221、223。
王充批判天人感应的灾异论,却赞同天人感应的祥瑞说。政治的得失与人君的贤愚,决定符瑞的出现。在圣人的盛世,会出现许多祥瑞吉兆,作为社会安定和平的象征[3]:19、155、129。王充反对儒家的德治论,否定人主观努力、君王道德的作用,世间治乱不关乎人君有道无道,而是天命所致。国家兴衰、社会安危,和人的命运一样有生有死,受一种神秘力量支配,与当政者的道德才能、教化或政策都无关[3]:157、78;国家是否安定,人民是否富裕是“国命”(国家的命运),“治有期,乱有时”,都是“天时”、“天命”所定,国家注定有危乱,再贤明的君主也不能挽救。国命非人力可以影响,圣人也无能为力[3]:74、79、96;儒家的仁义,法家的刑法,都是庸人自扰,无补于事。茫茫宇宙中并无足以企慕追求的境界,人类历史不过是一无目的[5]:351、353、无归宿的治乱循环而已。治术上王充倾向绝对无为[5]:354,认为圣贤无为而治,赞美曹参和汲黯的无为之道。圣人有时也讲天意,所谓天意其实就是人心,其目的在于教化愚人恶人[4]:281、284。
现实政治方面,王充为朝廷歌功颂德,神圣化东汉王朝统治[3]:33、35。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反对贵古贱今,是古非今[4]:321,赞同“汉高于古”,反对“今不如昔”的历史观。三皇五帝、禹汤文武之类圣人的祥瑞,都比汉朝的少,说明他们都不能超越汉朝。孔子如果生活在汉代,也会歌颂汉朝[3]:80、146。王充指摘那些没有歌颂汉朝的士人是“俗儒”,批评他们忽视当朝的祥瑞,而妄言灾变。汉朝正逢盛世,不需要灾异来谴责君主[3]:148-149、19。汉朝伟大英明,上比尧舜,五德之中汉为土德,功德感应上天,甘露黄龙、凤凰麒麟都应帝王德政而生[3]:159、163、151。王充认为汉高祖比周武王更伟大,其祥瑞也比周武王的多。他批判古代的祥瑞都是不合理或夸大的,只有在汉代出现的祥瑞,才真正象征盛世。汉朝祥瑞众多,疆域广大,胜过周朝,当时汉朝皇帝亦超越周武王之类的圣王[3]:69、180-181。东汉初年的三位皇帝,可与上古明君媲美[7]:170。光武帝得天之助,不战而胜,乃天命所定。王充谴责秦始皇焚书,赞扬汉朝历代皇帝振兴文化,特别褒扬光武帝和汉明帝优待文人,当时汉章帝高价收购古书[3]:162、165。
王充主张命定论[3]:40、宿命论[5]:344,人的吉凶祸福、寿夭、善恶,以至国家的兴灭盛衰,都是由天命支配[11]:216。命中注定不能富贵,则再努力都是徒然,这是王充从自己不得志的官场经验归纳出的结论[12]:52,他自感官运不济,哀叹寿命短暂,人生无常,对自己怀才不遇深感不忿,将万事万物的吉凶遭遇归之于“命”,给予自我安慰[3]:50、19。王充相信命是先天所定的,命运支配人的肉体与社会政治生活,谁也逃不过命运的支配[3]:67、62。他赞同《论语》“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法[4]:313,人的福禄寿命,能否封王封侯全都在命。例如汉朝卫青能封侯,李广虽有大功而不能封侯,就是各“自有天命”。人的寿命和身体都是先天禀气而生,不可以人力改变[3]:68-69。人的肉体和精神,都是先天在母体中禀受气时就定下来的,“父母施气时已定吉凶”[3]:76、137。人才能的高下,人性的善恶,命运有贵贱,都取决定先天禀气;禀受之气量、质不一,高下善恶贵贱也有所不同。生命的长短,身体的强弱,决定于禀受气的多少与厚薄。一旦禀气而定就不可改变[3]:82、126。禀气充实坚强的人,则健康益年,反之禀自然之气薄弱的人,则夭折不得天命之年[13]:369。行善不能改变贫贱短寿的命运,作恶亦不必有损富贵长寿的命运[5]:348。像盗跖庄𫏋之辈,杀人无道却以寿终[13]:370。
王充相信天命天道没有规律,出于偶然。一位贤才是否得到社会的承认[3]:65,幸与不幸,都是出于偶然[4]:317。人之命定乃天道之自然,自然规律实非人力所能左右[13]:368。人是渺小的,一举一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也很小[4]:285。他引用了《孟子》“揠苗助长”的典故,指出“人为”是不具有效果和意义的,对世界变化所产生的作用微乎其微[10]:550-551。命运无处不在,主宰著万物。不但人有命运,一切生物亦“莫不有命”。天上星宿有贫富贵贱之分,人类的命运被星宿的贫富贵贱所左右,“皆星位尊卑大小之所授也”[3]:62-64。人在母体中所受之气来自天体,天体星宿有尊卑,这些星宿散发不同之气,人禀气后遂有贵贱之分[13]:371、373。人性论方面,王充主张有人性善,有人性恶,批评董仲舒和刘向关于人性的说法[4]:310。人的贤愚操行是先天所定的,与后天的工夫没有关系。根据人性,人可分为善人、中人、恶人三类,都是先天所定,善人和恶人是后天教育所不能改变的,中人接受感化教育,则可以改变善恶[3]:74、83-84。
宗教
王充承继桓谭的无神论[8]:118,主张无鬼论,批评“人死为鬼”之说[3]:39,否定灵魂死后存在[11]:256,人死犹如火灭,无所谓鬼。见鬼只是人精神错乱,引起幻觉[4]:291、295。人之生是由于气之聚,人之死是由于气之散。人的精神是由精气即阳气所构成,身体则是由阴气所构成[4]:290。天之阳气生精神,地之阴气生肉体。气聚为生,气散为死。人之死,精气散灭[3]:122-123、125。生死只不过是气的形体变化而已,人一死就复归为气态。“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精神依附肉体,人之肉体一灭,精神就不可能独立存在为鬼[3]:199-200。人的精神又称为“五常之气”,寄身于人的五脏,人死而五脏腐朽,五常之气无寄身之处,人死就不能变成有知之鬼。王充赞同墨子“节葬”的主张,却反对墨子“明鬼”之说[3]:76-77、192。
但王充亦相信,在死人之鬼外有着各种的鬼妖,承认有鬼神万物的精灵及天神地妖,“妖气”会构成鬼。鬼是各种自然界的魑魅魍魉,在中国域外有“鬼域”[3]:201、206-207。鬼妖由气变成,阴阳失调之气形成鬼气,成为有形之物。阴阳不能调和之气,阳一方太强,是为有毒的“太阳之气”,能以人的形状加害于人,“所谓鬼神,皆太阳之气为之也”。事物的精气亦能变鬼,如六畜之精气、藏在旧房子或草丛中的精气可以变成鬼妖[3]:205-206、208。老物之精能化为鬼妖,传说张良在下邳遇见老人授予神书,王充认为老人是黄石变成的,授书张良让他辅佐汉高祖达成统一大业。鬼妖不是人死而变成的,形状却与人相似,会预告国家衰亡及个人凶遇,是国亡的符瑞,“国将亡,妖亦见”[3]:49、203、77。
王充批判当时流行的各种风俗禁忌,包括疾病、死亡、建造、迁徙、婚嫁等方面的忌讳,也批判厚葬、祭祀、风水等世俗迷信[3]:183、76,批评当时流行对岁神和月神的迷信,指出根本没有岁神和月神。他讥讽社会习俗中择日之举[13]:380-381,批判有关时日的禁忌,例如他认为人生病与风寒湿气或饮食有关,与搬家时选择良日没有关系。王充反对以卜筮为人算命[3]:186、184、45,否定龟甲和蓍草具有预言的能力[1]:282。他却相信命运是可以用骨相术预测的[3]:98,称赞相士有“知命”的能力。王充批评求神赦免和驱邪仪式是无效的[1]:281、283,却相信董仲舒以土龙求雨之说[11]:86。他认为求雨祭祀没有成效,击鼓不能制止洪水。但一旦有水旱之灾,还是应举行雩祭、社祭,以表示君王关怀天下的恩德[3]:157-158。王充认为求仙是徒劳无功的[5]:349,反驳长生不死之说[4]:293,批判谓人能长生不老、上天入云的道术,也反对恬淡无欲、养精爱气可以长寿的世俗观点[3]:69、45。
经学
王充站在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今文经学,否定孔子奉天命而作《春秋》的说法,也否定《公羊传》、《穀梁传》所谓“笔削”的说法[4]:323-324。王充怀疑儒家经典,认为五经“多失其实”,指出经过秦朝焚书,五经都残缺不全,经中也有许多夸张之处[4]:270、288。他排斥谶纬学说及其认为自然现象反映上帝意志的观点,指出《易纬》中“亡秦者,胡也”的预言是后人伪造的[6]:396。在《论衡.问孔篇》中,王充引用《论语》的不同篇章,表达了他自己的命运观和对出仕的看法[12]:55、61。对颜渊的早死,孔子哀叹是“短命”,王充嘲笑孔子不懂得颜渊之死是命中注定,哀叹可惜是不必要的[3]:70-71。《问孔篇》亦就《论语》中孔子说理不清、易招误会之处提出质疑[12]:62。
文学
王充《论衡》文风生动,表达明晰简洁[7]:170。他在《论衡》多处用类推法[4]:302、比喻手法进行辩论[12]:54,在语言上保留了当时会稽郡的方言资料[8]:120。《论衡.自纪篇》自传色彩浓厚,描绘出不随俗流、傲然独立的形象,抒发愤世疾俗的心情[14]:22、25。王充批评汉赋的铺陈,丧失讽喻意义,也批评模仿古文和修辞上的形式主义,特别厌恶虚妄的说教。他尊重直叙主题、内容真实而畅达的文章[8]:120,认为好文章须思考严密,说理畅快,通畅易懂,批评经传一类艰涩难解的文字[12]:68-69。
评价
在古代,王充的评价毁大于誉[3]:171。汉末蔡邕把《论衡》视作谈助的玩物、奇特的论集[8]:120。刘知几批评王充贬低先祖而显扬自己[14]:25。王充曾批评孔、孟,因此在宋代以后受到非难[8]:118。胡应麟批评《论衡》“烦猥琐屑”,黄震批评其书常前后矛盾[3]:39。《四库提要》称王充为“杂家”[11]:264,黄侃批评王充议论往往破而不立[3]:58。20世纪中国学者则高度赞扬王充哲学及《论衡》一书,称之为“科学精神”或“科学方法”的表现,或是“自然主义”哲学的典范[3]:23-24、171。如胡适称《论衡》为“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9]:1273、1276。从1950年代起,大陆学者封王充为伟大的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无神论者。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王充受赞誉为“反儒的大法家,反潮流的英雄”[3]:171、14,冯友兰称赞王充是“两汉时期最大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哲学家”[4]:266。日本学者一般认为王充是“理性主义”思想家[11]:103。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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