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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大儒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省景县）人[1]:1，西汉时官员与学者。董仲舒担任《春秋》博士，在长安开班授徒，两度出任诸侯国相，受荐举贤良，向汉武帝呈上《天人三策》，提出儒家的治国蓝图，晚年闭门研究与著作，甚受朝廷重视，所作文章后世编为《春秋繁露》。宇宙论方面，董仲舒相信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与万物之本，主宰自然；他提倡天人相应，天之道与人之道一致而相通，天是人伦道德与价值根源，儒家哲学本体。董仲舒是阴阳五行说的集大成者，最早提出五行相生说，认为阴阳二气充盈天地，推动四季变化。董仲舒给予儒家思想与价值观以宇宙论及形上基础，政治上以天人感应论劝告君主施政须合乎天道，推行仁政与德治，以礼乐教化移风易俗，反对法家以刑罚治国，主张“德主刑辅”，并申张灾异与祥瑞之说，在精神上制约君权。伦理道德方面，董仲舒提倡三纲五常与忠君之道，人性有先天的仁义与贪欲，必须接受君王圣人的教化。他提出三统循环的历史哲学论，三朝为一周期。经学方面，董仲舒以研究《春秋》闻名，教授春秋公羊学，着重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宗教方面，董仲舒最重视天子祭天的郊祀。董仲舒在儒学史上地位崇高，被视为汉代第一大儒，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汉代以至后世儒学的兴盛及主流化。然而董仲舒抑黜百家的主张，亦被今人批评为阻碍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
董仲舒生卒年不详[2]:10，鲁惟一推断为前198—前107年[3]:46，桂思卓（Sarah A. Queen）推断为前195—前105年[4]:1。汉景帝时（前157—前141），董仲舒受命为《春秋》博士[2]:10，颇受士人尊崇，在长安开班授徒，入门较早的弟子会把所学授予入门较晚的弟子，很多学生没有真正见过董仲舒[4]:21。他专心学术，据说三年间不看自家庭院一眼，日常举止仪容合乎礼仪[5]:86。前141年汉武帝即位后重用儒生，董仲舒获提拔为江都国相[2]:81，侍奉汉武帝的兄长易王刘非[3]:50，以仁义之道辅助傲慢好勇的易王，得到易王尊重。董仲舒为了治理江都国，记述《春秋》灾异之变，还施行求雨降雨等仪式[1]:2-3。前139年，窦太后逼迫一些汉武帝重用的儒生自尽，董仲舒稍后也被罢免[2]:81。
前135年窦太后离世，同年[2]:81、78（一说前134年[3]:84）董仲舒被荐举贤良，呈上《贤良对策》，汉武帝看中董仲舒的答卷[2]:10、15，其对策被取为第一，再对他发策问两次。对策后董仲舒拜为中大夫[2]:34、15、81，奉命向汉武帝宠臣吾丘寿王传授《春秋》[4]:30，不久发生笔祸事件[2]:10，辽东郡的高庙和长陵的高园宫先后发生火灾，董仲舒推究其意义与原因，写下奏疏的草稿[1]:3，文中建议皇帝应诛杀行为傲慢不当的皇亲国戚[3]:139，以及皇帝身边的腐败官员[4]:31。董仲舒还未上书，主父偃来访，偷看并擅自拿走这份草稿，上呈汉武帝。武帝招集儒生出示草稿，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是其师的文书，批评文稿十分愚劣，于是董仲舒该当死罪[1]:3，后来得到汉武帝赦免，恢复中大夫之职，但终生不敢再言灾异之说[4]:32-33。
后来董仲舒受公孙弘嫉妒，被外放为胶西王刘端的相[4]:34，在职期间曾设坛讲授《春秋》[3]:163。他虽得到胶西王尊重，但还是怕获罪而辞任[1]:3，约于前125年以病请辞，回到长安[3]:42、55，潜心研究与著述[1]:3。约于前122年[4]:36，董仲舒曾受汉武帝之令，与治《穀梁春秋》的瑕丘江公辩论，由于瑕丘江公口吃，表现欠佳，朝廷更欣赏董仲舒公羊之学[3]:56，汉武帝命太子跟随董仲舒学习《春秋公羊传》[4]:36。朝廷每逢有大问题，便派使者征求董仲舒的意见[1]:3，御史大夫张汤等官员也向他请教[3]:109，董仲舒的回答有礼有节，明白准确[1]:3。董仲舒敢于批评世风流俗及朝廷政策[3]:77，为人率直诚实，不慕财利，其门徒数以百计，如吾丘寿王、褚大、殷忠、吕步舒、嬴公等[4]:42、40、281。
董仲舒上呈给汉武帝的策问答卷三篇，称为《贤良对策》，又称《天人三策》，向汉武帝提出施政建议，以实现儒家的治国蓝图。董仲舒写过百多篇文章，当中包括上呈的奏疏，以及有关《春秋》》公羊学的讨论。董仲舒另撰有《公羊董仲舒治狱》16篇[2]:11-13，收录了董仲舒依据《春秋》，对232个张汤向他咨询的疑难案件所作出的判决。董仲舒并著有《灾异之记》，分析《春秋》所载与汉代时所发生的灾异[4]:44，部分采录于班固《汉书．五行志》[2]:12及唐代《开元占经》[4]:69。大约在南北朝时，人们把董仲舒的文章编成《春秋繁露》一书，流传至今。深川真树认为，《春秋繁露》部分内容为董仲舒的弟子后学所附加，并非全部都是董仲舒所写[2]:11、14。《春秋繁露》现存79篇，依内容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17篇，发挥《春秋》经传的微言大义，第二部分20篇，讨论君主治国的原则与方法；第三部分27篇，论述天地、阴阳、五行的运行和发展，讲天人相应、天人感应的原理；第四部分12篇，论述祭祀和求雨之事[1]:6-7。深川真树[6]:10、鲁惟一[2]:43、桂思卓（Sarah A. Queen）[4]:120、庆松光雄、田中麻纱巳和近藤则之认为《春秋繁露》中有关五行的各篇都是或部分是伪作的[1]:178、180、272；宇佐美一博[7]:93、斋木哲郎[8]:25、徐复观和邓红都反驳此说[2]:179-180[9]:21。
董仲舒的宇宙论广纳儒、墨、阴阳等各家学说，既接受墨家有意志的上帝之“天”，又吸收阴阳家无意志的自然之“天”[2]:87、89。他提出“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是至高无上的人格神，万物之本[1]:52、46、48，公正有序[4]:238，无始无终，永恒存在[10]:48-49，为支配万物及人类的主宰[2]:83，宇宙秩序的根源[5]:89。天也是有规律地变化而生成万物的自然界，以日月风雨与阴阳寒暑而成就万物。天意主宰自然，透过自然示意；天意也使自然运作，自然体现著天意。主宰者居于自然界之上，天意指向道德并统御自然[2]:83-84、91。在一些篇章中，董仲舒认为天是自然的存在，没有意志和人格，君王必须效法天的秩序，以创造人类社会的秩序。邓红认为董仲舒建天道以立人道的理论，参考了黄老道家之“道”的学说[1]:31、250、240，采纳道家对自然的看法[11]:293；董仲舒人格化“天”的原型，则是黄老道家所言的黄帝[1]:251。董仲舒相信天人合一或天人相应，天人之间的性质与规律相一致。人类居于万物之上，在宇宙中占有极高地位[2]:86、90；天之道与人之道是一致的，天和人有相通之处，一样都有喜怒哀乐、仁义道德[1]:50、113-114，人的肉体也类似于自然天地。一年四季、12个月、360日，和人体的四肢、12关节和360块骨骼之间有共同之处[1]:71、223-224。人就是宇宙的缩影，是一个小宇宙[12]:76。董仲舒天人合一思想的原型，部分来自汉初陆贾的天道观，也受儒家神道设教的倾向影响[1]:38、43。池田知久则认为，董仲舒的天人相应论也许受墨子的“天志”思想影响[13]:60。
董仲舒利用天道和阴阳五行说来改造儒家思想[1]:9。天是价值根源，既是人伦道德的来源，也是政治措施的标准[2]:113。天道是儒家哲学本体，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致精神世界，都源自天[1]:55、57。董仲舒提出目的论：自然被造出来，是为了让人对其加以利用而致兴旺[14]:403-404。春夏秋冬是最重要的天道，不仅是自然现象，也是天意的表现。天地生成养育万物，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一种至美的仁德。天养育万物生生不已，天的仁德也是无穷无尽[1]:47-48、85。董仲舒主张天人感应论，天象异变被视为神意[2]:103。灾异、阴阳、四季变化、昼夜更迭乃至人的性情，都是天意的表现形式[1]:68。君王是否以教化治国，将左右阴阳是否调和，进而影响万物繁荣与否。董仲舒想法与《公羊传》相同，视灾异为上天的警戒。火灾、水灾、日蚀、彗星等灾异，都是上天对失道之君发出的警告，若君王仍无反省与改变，天将使其灭亡。君王能教化万民，阴阳调和，上天则会降下“凤皇来集，麒麟来游”等祥瑞[2]:103-105。
董仲舒是阴阳五行说的集大成者[1]:197。阴阳乃指昼夜与四时的基本规律[15]:55，阴和阳并存而对立，相牵制互相影响[1]:159-160。万物阴阳交感，相似之物互相吸引：阴吸引阴，阳吸引阳[14]:406。天意主张“阳尊阴卑”[2]:89，阳是支配性而主要的，阴是从属性而次要的[4]:235，阳处于实位而阴处于虚位[3]:282。万物由“气”构成[16]:91，阴阳五行是天地之气的不同形态[1]:158。阴阳之气肉眼虽看不见，但充满于天地之间[12]:64。气是生命之源，无气则人死[16]:90。天地之气分为阴阳、四时、五行之气，是万事万物的来源。阴阳二气的循环产生四季，以一年四季为一个周期。阴阳分为“少阳”“太阳”“少阴”“太阴”，分别配当春夏秋冬四季[1]:163-165。阳气有绝对优势叫“太阳”，阴气有绝对优势则叫“太阴”。阳气给大地带来温暖，阴气则带来寒冷。每天阳气从东方上升，经过南方向西方降下，在地下的北方运行，再向东方移动；另一方面，太阴从西方开始降下，经过南方向东方上升，出地上向南方运行，再到西方。完成一周的轨迹，是为四季。夏至时，阳气在最高的位置，阴气在地下最低的位置；冬至时则相反[1]:160、166。
董仲舒认为阴阳五行表现和传达了天道，人们通过观察阴阳五行的动静和运行状态，可以了解到天道和天意。天道受到破坏，阴阳五行之气便失去平衡和稳定，邪气生而引起灾异。其阴阳五行理论承继了《黄帝四经》中的阴阳五行思想，两者都把阴阳和灾异论挂勾[1]:204、212、243。董仲舒最早提出五行相生说[15]:46，五行间相生相胜，木火土金水依次相生，另一方面，金胜木、水胜火、木胜土、火胜金、土胜火，是为相胜。五行中土最尊贵[1]:188。从空间上来说，木居东方，火居南方，金居西方，水居北方，土居中央[12]:65。四季中，董仲舒在夏秋之间加入“季夏”，以便四时与五行相配。一年360日可分为五季，一季72日，分别配之以五行[1]:188、182。此72日之说，源自《管子．五行篇》[17]:33。鲁惟一[3]:283、庆松光雄认为董仲舒不讲五行，徐复观和邓红反驳此说，认为董仲舒提出五行之说[1]:179、177。
董仲舒给予儒家政治学说以宇宙论依据和形上基础[1]:115，以天人感应论劝告君主推行仁政[12]:81，施政应合乎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1]:176。董仲舒要求君王要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修养，在理论上保持内圣外王的观点[2]:95-96。（一说认为董仲舒不太强调“内圣”[1]:132。）统治者应满足民生所需，但不可放任人民的欲望，须防止欲望横行[2]:102。儒者的使命是给统治者提供学问与道德，使君王不会施行恶政[1]:75。君王应遵守礼义，节欲养心，治身成仁，在其德行的基础上，借助贤人引导众民遵守礼义，逐渐移风易俗，进而感化域外异族，以使邪气消失，阴阳调和，祥瑞降临[18]:23。君王有责任对民众实行礼乐教化[1]:83，圣王之道就是奠基于仁义礼乐的教化[2]:94。君王才有至善的人格，普通百姓都依赖其教化[1]:99。君王应统一其臣民，并通过自己的示范改造臣民，皇帝应接受儒家经典教诲，以道德典范的身份施行统治[4]:264、250，以教化陶冶人性，以礼乐节制人欲，如此才能平治天下[2]:95，达致移风易俗[11]:289。董仲舒不太要求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心性工夫，而是要求根据天道。政事必须相应春夏秋冬四季及阴阳五行[1]:91-92、121。君王以外，高官也有责任教化百姓；高官无能从事教化，则君主如何有德也无法实现教化[2]:120。董仲舒也指出政治清廉，君主才能对人民施以教化。教化的基本内容是三纲五纪，使民众政治上服从大一统专制政体。君王制作礼乐，使人民感动，不敢相争[1]:103-105。
董仲舒反法家反秦政[19]:67，反对酷吏的做法[7]:92，主张“阴阳刑德”，阳为尊，阴为卑，“德尊刑卑”[2]:88-89。君王应顺天行道，“任德不任刑”，以道德教化而非刑罚治国。教化比刑罚法律更重要[2]:114、99，以刑罚治国违反天意[1]:170，刑罚误用会在人民心中累积戾气，危及国家[20]:378。董仲舒指出在上古时代，法律是多余的，牢狱虚空，后世君主则用严刑重罚来控制人民[4]:150-151。但刑罚和法律仍有其价值，君王应“德主刑辅”，礼法并用[2]:100。君王并应以赏罚左右风俗美恶，引导众民奉行礼义，遵守尊卑上下的区别[18]:19。在汉景帝时，董仲舒思想受黄老道家影响，主张君主无为，自我超越，“安精养神”，滋养精气[21]:363、356、359，无形无声，虚心寂静，赏罚无私，录用贤人[21]:358、360；臣下则是有为的，不断劳碌。只有聚集圣人贤士在堂，为人君者方能为国带来太平[21]:357、362。董仲舒君王顺应天道的思想，和《黄帝四经》的概念非常接近。后来董仲舒则反对君主无为之说，主张君主有为，积极主动[11]:289、295，务必努力；社会治乱和国家安危都维系于君王是否努力[2]:96。
董仲舒的政治论，以“大一统”专制政治为目标，而君主实行专制政治的前提，是必须服从天意[1]:87-88。他继承周代的天命思想[2]:139，天子和诸侯的权力，都受之于天命[1]:53，君王须符合天意[2]:142，遵从天命统治民众[1]:75。管制皇帝的力量在人间是找不到的，董仲舒只能提出君权神授说，强调君主应知天命并接受天命，同时将皇帝的独尊地位和权力合理化[22]。董仲舒从儒家的立场提出天人感应论，申张灾异之说[2]:146、126。君王以教化治国，能实现治世，消除灾异，使阴阳调和，进而招徕祥瑞。圣人“法天而立道”，即效法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而建立治国之道。君王能法天而行道，就能顺利统治，大有成就[2]:140、97，阴阳调和，出现景星、黄龙[1]:174、紫云、珍兽等祥瑞[5]:89。人的寿夭也是由君主政治的善恶所左右[7]:94。像孟子一样，董仲舒主张君主若失德失道，天会使他丧失天命[4]:264。若君王的行为违背天意，上天将降下灾异以示警告，君王应由此察觉自己的错误，改变治国方式[2]:126，若能反省改过，就能维持天命；若逆天而行，不仅阴阳错乱而灾异发生，甚至遭上天剥夺其天命，最终亡国，失去君权，暴秦的灭亡就是例子[2]:135、143、97。
上天会对另一至德的圣人授予天命，天下人民心所归者，上天将使他担当君王，发出“受命之符”等异象，以昭告天下已有圣人受天之命[2]:135、106。君王得到了天命，便意味着得到了人类社会的统治权。新受命的君主要迁都，换称号，改历法，变服色，以昭告天下[1]:62、68。开创王朝的君王即“受命之君”，因其至高的德行而获得君权的正当性，第二代以后即“继体之君”，则因第一代的遗德余烈而确保君权的正当性[2]:135。君王能维护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则可以保天命，实现帝王万世伟业，得到天地的庇祐，鬼神之灵的保护[1]:5、50。董仲舒天人感应论在君王顺天时肯定君权，在君王逆天时则发挥批评君权的作用[2]:136。他把三纲五常伦理纲常原则置于君权之上，在精神上制约君权[1]:122。重泽俊郎认为灾异说目的是抑制君权，限制君王恣意行动，以天的权威约束君权，使其行使合乎儒家思想[2]:126、130。池田知久则认为董仲舒主张君权神授，强调君主权力由天授予，而不着重天对君权的抑制[13]:71-72。其灾异说拥护君权，即借由天所降下的灾异给予君王反省改过的机会，以使其维持君权[2]:133。
董仲舒将皇权与宇宙论结合起来[3]:42，谋求强化君权[7]:95，天对人类的支配，通过天子即“王”来进行，王是天在人类社会的代理人。相对于君王，臣下地位卑贱，奉事人主要“尽其情”，不得怠慢与隐瞒。国家应从儒者中选择官员[1]:62、94、5，君主应态度谦卑，擢用贤者，则可国家太平[16]:97。臣下要把荣耀和成就都归功于君主，使其更尊贵；有时为天子牺牲也是必要的[7]:99。有关封建制度，董仲舒主张“强干弱枝”。天子分封诸侯，是为了让诸侯替天子管理耳目所不及之地，诸侯则通过朝聘而服从于天子。天子派出“州伯”直接监察各诸侯。诸侯地位低于天子的大夫，所有诸侯兵力加起来亦远不及天子军队多[7]:96-97。
董仲舒继承与发展荀子之说，依据《春秋公羊传》的“大一统”思想，建议定儒学于一尊，将儒学作为官方学术或指导思想[2]:122、45、18。他认为只有儒者才能教化万民，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要堵绝非儒诸家的仕途。董仲舒建议制定察举制[2]:121、4、123，各诸侯、郡守和品秩二千石的官员每年为朝廷举荐两位贤才，朝廷效法萧何广招人才，加以礼遇[3]:150、117；又提议建立太学，以培养天下士人[2]:120，并通过礼乐制度与学校教化百姓[1]:97。董仲舒反对当时繁重的赋税制度，反对张汤等人的强硬执法，反对朝廷不断授予爵位导致的财富不均，建议汉武帝消除当时的不公平现象，下诏大司农命令关中地区种植小麦；建议朝廷限制拥有土地的数量，防止土地兼并[3]:77、92、107，使人民都有可耕之地以保障生活[23]:273，并将盐铁之利归还人民，废除奴隶制度，灭免赋税和徭役。董仲舒又建议对匈奴采取和平策略，指出对匈奴人是不能谈仁义道德的，只能用丰厚物质来收买他们，与匈奴对天结盟以约束他们，朝廷并要以匈奴首领的子孙为人质[3]:107、79、115。
董仲舒以阴阳概念解释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如君臣关系、父子关系与夫妻关系，又借来五行概念解释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董仲舒由此给予儒家所尊崇的各种价值观一个宇宙论基础[20]:378，把价值秩序建立于自然秩序之上[15]:56。董仲舒继承《中庸》、《易传》的思想，认为人的德性本源于天。天是人类道德的根源，下令规定人类实践伦理道德[2]:91、86。伦理道德的基本原理是三纲五常，是圣人取之于天道而建立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又称五德，配合天有五行。人只要奉天法天，便可建立人类社会的理想秩序[1]:50、192、59。个人修养的要义，在于“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官员不应追求财利而应力行仁义[2]:102。判断一个行为的善恶，着重的是其动机，其次才是行为的效果[12]:90。董仲舒认为“仁”是施于人的，“义”则是律己的[5]:90。人际关系要顺遂满意，必须能以同情心、忠恕心、爱心，也就是“仁”去对待别人；对自己则要不自私、不护短，不把自己看得高于别人。人必须有智慧，才能以仁待人，不致陷于愚昧；有智又有仁，才能先看清楚别人面临的问题，而采取行动，为人消除困难[23]:276-277。
董仲舒认为人类社会所有原则，以及人际关系的法则，都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基础。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只是血缘人伦关系的外延。董仲舒所说的仁义王道，便是君臣、父子、夫妇之三纲[1]:50、82、90。忠君是社会伦理最高的道德价值，比孝顺优先，父子、夫妇关系为君臣关系的派生物，父子、夫妇间的伦常，也是参照君臣的伦常而成立[1]:92、84、94。在上者有领导权和领导责任，在下者有服从领导的义务，也有由领导者获得协助的权利，这就是“纲”的意思[23]:287。董仲舒认为“孝”既是天地人类万物的生养原理，也是人间世界“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伦理依据，使孝成为维护君主统治的伦理[24]:30-31。三纲是天经地义的，君父夫是“阳”，臣子妻是“阴”，根据“阳尊阴卑”的原理，前者尊贵而后者卑贱。但君父夫如果没有臣子妻的配合和支持，也成不了一国、一族、一家的主人[1]:94-95。
人性论方面，董仲舒持“性三品”论，分别是“圣人之性”、“中人之性”与“筲人（下愚）之性”。圣人之性先天至善，下愚之性则接受教化也不能为善，一般人的心性里有“性”与“情”的对立，有先天的仁义与贪欲，如果没有圣人的教化，便不能自发地为善[1]:99、100-101。人道德上原不自律[10]:50，要受教化才能完善本性，也要依从礼乐来节制情欲[2]:92。董仲舒承袭荀子对人性的理解[10]:68，并批评孟子的人性论。孟子主张人扩展善端，强调自己修养，董仲舒则否定“中人之性”可以自己为善的可能，要依赖君王的后天教化[1]:101-103。人天生便兼有贪婪和仁恕两种资质，人心本来是好仁义的，但一己之私利会遮掩仁义之“心”。人应当节制欲望，抑制“贪气”，如同天抑制阴气[18]:10-11。人的心要思考判断，体认到圣人之道，才能抑制欲望，进而调节恶喜怒哀乐等情绪[18]:12、14。人秉承了天之“精气”而生，比万物都贵重。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类有仁义伦理道德[1]:79-80，也有控驭万物的智慧，故居于其他万物之上[2]:90。
董仲舒的历史哲学论与邹衍五德终始说相似，提出三统循环，三统以黑、白、赤三色为象征。朝代更迭是宇宙循环的一部分，三朝为一周期[3]:14、316，王朝交替只是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循环[22]，殷代白统，周代赤统，春秋鲁国为黑统。汉朝继承的不是秦朝的天下，而是春秋鲁国的天下；秦朝则被排除在三统循环之外。三统配以三色，是董仲舒杂揉邹衍和《吕氏春秋》的五德终始说而提出的[3]:314-315、318。董氏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保守世界观，其历史理论否定社会历史的进步性[22]。三代表面上制度不同，但其中有原则一以贯之，即遵循天道，奠基于仁义礼乐的教化[10]:52-54。王者虽然名义上进行改制，却没有改变“道”的实质[3]:297。董仲舒认为决定历史的是天意，受命于天的新王为了突出这种天意，必须改换丧失历史意义的旧王制度，包括新年伊始（正朔，一月一日），又要改换新的服饰颜色和所有礼乐制度，受命于天的新王应按“统”的正色改制。三统改制说的主要内容在于制定“三正”（即三历）。三正是指各以建子（夏十一月），建丑（夏十二月），建寅（夏十三月）为正月的周历、商历及夏历[22]。夏代强调“忠”，殷代强调“敬”，周代强调“文”，三代都采取一些措施弥补前朝的不足。当时汉朝应当减少周朝的“文”，而提倡夏朝的“忠”[3]:297。新王与前二代王组成三王，三王之前五代叫作五帝，五帝以前属于九皇的时代。董仲舒三统说把新王即汉朝皇帝的出现合理化，其历史改制论则表现对腐败现象的批判和力图革新的立场[22]。
董仲舒认为寿命长短依据天命，但短寿者也有延命的可能[16]:94。他吸收黄老道家思想，认为养生长寿是修身成德的结果，但与黄老思想不同，他并没有将养生保命视作治国的必要条件[18]:15、25。董仲舒主张修炼心神才可“养气”，养气才可养生保命。修炼心神（养心）有两大要项，一为抑制欲望，一为调适情感[18]:7、9。人要遵循天道，保持“外无贪而内清净”的情绪状态，能行仁义而抑制欲望，调适情感以正心治身，成为君子仁人，然后便健康长寿[18]:8、15。气是生命之源，无气则人死，故养生最重要的是养气。他引用孟子和公孙尼子之说，说明气的重要性。养生能使气增强，在体内顺畅运行而不停滞[16]:89-91。人内心平静，便能吸引“精气”，精气集聚于心，则能延年益寿[18]:14。养生也应遵循天道，即四季变化。男女房中须遵循天地阴阳之气的运行，节制欲望而不伤气，可保身体健康[16]:89、92。
董仲舒是西汉最重要的经学家之一[4]:133，因研究《春秋》而闻名，教授的是公羊派的学说，清代学者如魏源、康有为、皮锡瑞都公认董仲舒是公羊学的大师[3]:162、78。董仲舒深入理解春秋时代复杂的政治情况，和《春秋》里用字遣词的微妙意义[25]:96，透过诠释《春秋》经文，以经学奠定天人相应的学术基础[2]:99，发挥孔子《春秋》的微言大义。其春秋公羊学的最大发明，在于将《春秋》经传的“法古”宗旨转换为“奉天”，其具体理论，如复雠说、革命说、名节说、华夷论等，都是基于儒家伦理的[1]:6、11。董仲舒阐释《公羊传》有三种方式，即春秋三世说、鲁为新王以及三代改制。孔子认为，鲁国受命于天，是春秋时代的新王[3]:330-332。董仲舒强调《春秋》能作预言，君王如果熟知《春秋》对成败的记录，就能避免重蹈古人之覆辙，掌控其王朝的未来。董仲舒又把《春秋》视为法律先例的汇编，建立起《春秋》在法律上的权威地位，《春秋》之义是法律之上更高的权威性原则[4]:143、252、149。董仲舒认为孔子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罪，往往根据行为动机的善恶，董仲舒自己断狱时也主要考虑意图问题。例如在一件儿子为保护父亲而意外殴伤父亲的案件中，董仲舒认为应根据动机判儿子无罪，并引用《春秋》来论证：“《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诛。”董仲舒用类推手法应用《春秋》义理[4]:156-157。
董仲舒以《春秋》为天人感应的理论依据[2]:109，对灾异的解释大体上都以《春秋》为据，通过分析经中的灾异而建立自己的灾异论[4]:241、247。他曾考察《春秋》所载的37次日蚀，将其中10次视作预兆。透过《春秋》对灾异的记录，君主可以了解天意，自我反省检讨[4]:246、265。董仲舒认为孔子就是受命于天的圣人[22]，受尊称为“素王”，从王者的立场来编修《春秋》，把自己没有实现的王道理想寄托于鲁国[26]:153，有意用微言大义来描绘完美国家的蓝图[4]:256。《春秋》汇集了君主施政所必需的知识，要除去祸乱，走向王道世界，必须精通《春秋》之法[7]:94-95。宗教典礼方面，董仲舒阐释《春秋》中的礼制与礼论，如“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认为汉朝可根据《春秋》设计和修正诸种礼制[4]:208、222。董仲舒亦有不拘泥于《公羊传》之说。有关齐国灭纪国一事，《公羊传》赞扬齐襄公能复仇，董仲舒则赞赏纪侯，宣扬《春秋》的仁义与王道，表示杀身成仁和深得民心比复仇更重要，突出要以德服人[27]:40、34。
董仲舒意图设立一种国家宗教，强调天作为崇拜对象的至上权威[4]:225，相信天神为至高无上的神祇，祭天的郊祀比宗庙祭祀更优先[1]:13、196，也比祭祀其他神祇更重要[3]:219。他批判秦朝没有每年举行郊祀[28]:123。天子必须每年祭天一次[7]:96，君主即使正在服丧，也必须举行郊祀[4]:223。郊祀目的是为万物群生祈求降福，具有趋吉避凶的作用。郊祀也有教化作用，能影响天象，乃至影响天下秩序，灾害是否发生[28]:124-125。
董仲舒曾为江都国进行止雨之礼，行礼后不到三天就停雨。有关求雨或止雨，董仲舒提出三种的方法：一是控制阴阳，二是以土龙求雨，三是通过祈祷与舞蹈，仪式须符合五行原理[3]:184-185、178。以土龙求雨，在于龙和雨都属阴性，同类感召[4]:59。求雨时需敬祷社稷山川和各季主神，调节阴阳。求雨仪式包括祈祷、献祭、舞蹈、观察虾蟆的反应、关闭城门及疏通水渠等。求雨时要实行季节性的禁令，如春季不得砍伐树木，秋季不得铸造金属。巫师有时会被置于烈日下暴晒，以期他们能带来雨水。人们要兴建祭坛，祭坛规格与坛上丝绸的颜色按季节有所不同，其后将祭品献给当季的主神。巫师要穿着与季节相应的衣服，祈祷斋戒，多次跪拜[3]:182，然后祝祷。接着人们要舞龙，不同季节，覆盖龙的布料颜色、龙的大小与数量、舞龙之人的年龄都有差别。例如夏天是成年人舞龙，冬天则是老人舞龙。官员要参加斋戒。蛤蟆要放在水池中，因下雨时蛤蟆会呱呱叫，人们希望牠们能带来雨水。人们要关闭城邑南门，并疏浚水道。雨水来到时人们要马上献上供品。止雨仪式与求雨的相似，要阻塞所有水道，禁止妇人进入市集，县官要穿上颜色正确的衣服，主持斋戒、祈祷和献上祭品。止雨仪式中要击鼓三天，祝祷恳求阴阳与上天怜恤[3]:183。击鼓时毋须歌唱，音乐停止时整个仪式亦告结束。此外祭坛要用红绸围绕十圈[3]:184。
董仲舒撰有《士不遇赋》，抒发怀才不遇之感，自己一生宁可寂寂无名，也未曾屈意从人，追逐名利；从伯夷、叔齐到屈原，正直廉洁之士命运皆是如此[3]:116-117。赋中思想与《公羊传》与《易经》有关[4]:67。陶渊明受董仲舒《士不遇赋》的启发而作《感士不遇赋》；欧阳修赞赏董仲舒的文章可与贾谊、司马相如和扬雄媲美[3]:116、74。
东汉时谶书记载，孔子曾说“董仲舒，乱我书”。西晋时相传，董仲舒撰有《李少君家录》[3]:84、90，方士李少君曾让董仲舒服食药物。《西京杂记》记载，董仲舒梦见蛟龙入怀后，便写出《春秋繁露》[3]:55、88。
董仲舒贡献在于“儒学官学化”，确立经学地位，建议将儒家定于一尊，斥退儒家以外的百家，其主张获汉武帝采纳[29]:26、22，促进汉武帝时期儒学的兴盛及主流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成为国家的正统教义[2]:16、149-150，令儒学国教化，成为新的统治思想，结束汉武帝初期的无为之治[1]:12、123。儒家经典成为官学主要内容[3]:13，之后欲谋仕途者限于儒生，奠定儒学为国教的地位，成为以后约两千年皇帝制度的基本政策[2]:150、180，独尊儒学，抑黜百家的情况一直维持至1905年[3]:4。汉武帝采取董仲舒所构想实行教化的政策，建立察举孝廉制及博士弟子制。孝廉制及博士弟子制使汉朝每年都固定任用一定人数的儒生，儒家思想便传播和普及，渗透至社会之中[2]:180、178。（鲁惟一[3]:42、福井重雅则认为，董仲舒对汉武帝一朝的政策措施影响不大[2]:153-154。）汉元帝接受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期望透过仁政和教化，调和阴阳乃至消除灾异。董仲舒以天人关系将皇帝视为从事教化的圣王之观点，西汉中晚期以后成为中国政治思想的典范，直到二十世纪皇帝制度垮台[2]:179-180。
董仲舒最先把阴阳五行之说引导入儒家思想，推动阴阳五行之说的发展[1]:136，使阴阳学说成为儒家思想要素[3]:11。经学方面，汉代官员都仿效董仲舒，援引《春秋》先例作为法律权威，使严苛的法律显得人性化[4]:252。司马迁受董仲舒思想影响，《史记．高祖本纪》“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之说，源自董仲舒。刘向采纳了董仲舒对灾异的看法[3]:59、298、60。西汉末年，汉朝的礼制和祭祀接受了董仲舒的主张和理念，前31年，汉朝订立对天的祭祀之礼，这种祭天仪式一直持续到1911年。董仲舒的灾异论，为汉代和后世官员确立了通过解释灾异以责问皇帝、表达异议的方式[4]:252-253。董仲舒的三纲说，在后世发展成“纲常名教”的理论[12]:87。中唐时期，崇尚古学的士人不少都效法董仲舒的著作[3]:72。宋代理学受到董仲舒影响，董仲舒屡用“天理”一词，而宋学的理论体系亦着重阴阳五行，和董仲舒一样主张天人合一之说[1]:215、224。董仲舒影响了南宋陈亮，启发了清末康有为发展出社会维新的理论，视董仲舒之说为儒家的政治纲领[3]:78、332。
董仲舒被视为汉代儒家最重要的人物，第一大儒，当时儒家思想的代表和领袖[3]:1、14、5，汉代儒学的创立者。汉武帝经过董仲舒墓时特地下马步行，以表敬意。汉成帝时平当称董仲舒为“大儒”[3]:41、53、59，刘歆称赞他是学术领袖。王充赞扬董仲舒于仁义道德和治国方面的言论，王符称赞董仲舒言行举止合乎道德规范而非追求物质丰足[3]:60、66-67。三国时，董仲舒受公认为品德高尚而备受尊崇。陶渊明感叹董仲舒虽有才能却在仕途上始终不得志。范晔《后汉书》把董仲舒的天分和能力与贾谊、刘向、扬雄相提并论[3]:64、69、63。欧阳修认为董仲舒平息异端的成就可媲美孟子。宋神宗称赞董仲舒为古代少有既有学识又有写作天分的君子[3]:73-74。南宋朱熹赞赏董仲舒是“醇儒”[1]:214，黄震赞赏董仲舒在汉唐诸儒中最为出色。在元明清三代，董仲舒都甚受尊崇，从1330年起，董仲舒可与其他儒家先贤一样配享孔庙；1466年，明朝追封董仲舒为“广川伯”[3]:74-76。康有为尊称他是最伟大的儒家学者，胡适认为他是“汉代儒家思想的最具代表性人物”[3]:7-8。
梁启超则批评董仲舒促使汉武帝禁止儒家以外诸家之学，妨碍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导致学术沉滞。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这种批评尤其流行[2]:5、150。董仲舒因其“迷信思想”与助长专制权力而受到斥责[4]:4，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林彪被批评为是董仲舒的忠实支持者，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说，则受批判为被地主阶级用来压迫中国人民[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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