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
鄒國哲學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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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姬姓，孟氏，名轲，约与庄子同时，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人，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其字号在汉代以前的古书未有记载，但曹魏、晋代之后却传出子车、子居、子舆、子展等不同的字号。生卒年月因史传未记载而说法繁多，其中以《孟子世家谱》上所记载之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年）较为多数学者采用。 孟子之弟子万章与其余弟子著有《孟子》一书。继承并发扬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获尊称亚圣（仅次于“至圣”孔子）[1]，与孔子合称为“孔孟”。
据说孟子是鲁桓公的庶长子孟庆父的后代，孟庆父之子孟孙敖另立一族，为孟孙氏，或称仲孙氏、孟氏。鲁穆公八年（公元前408年），齐国攻破孟孙氏的食邑郕城，孟孙氏子孙遂分散开来。孟子的祖先就从鲁国迁居到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于是孟子自此成了邹国人。相传其父名为激，字公宜；其母之姓氏也有仉氏与李氏之说。据说，孟子三岁丧父，孟母艰辛地将他抚养成人，孟母管束甚严，其“孟母三迁”、“断机教子”等故事，成为千古美谈，是后世母教之典范。 子思为师，但根据史书考证发现子思去世时离孟子出生还早几十年，故而《史记》中所记载的受业于子思的门人的说法比较可信。
孟子曾效仿孔子，带领门徒游说各国。但不为当时各国所接受，退隐与弟子一起著述。有《孟子》七篇传世，篇目为：《梁惠王》上、下；《公孙丑》上、下；《滕文公》上、下；《离娄》上、下；《万章》上、下；《告子》上、下；《尽心》上、下。其学说出发点为性善论，提出“仁政”、“王道”，主张德治。
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四书”。从此直到清末，“四书”一直是科举必考内容。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发挥详尽气势充沛并长于辩论。
先秦儒家对于人性善恶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中国人性论史上，第一个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他认为，人性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孟子认为，人生来都有最基本的共同天赋本性，这就是“性善”或“不忍人之心”，或者说对别人的怜悯之心、同情心。他举例说，人突然看到小孩要掉到井里去（“乍见孺子将入于井”），都会有惊惧和同情的心理。这种同情心，并不是为讨好这小孩子的父母，也不是要在乡亲朋友中获得好名声，也不是厌恶见死不救的名声，而完全是从人天生的本性中所发，这就是“不忍人之心”。
“不忍人之心”亦谓“恻隐之心”。此外还有“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也叫“四端”或“四德”），便是孟子论述人性本善的根据。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甚微，仅仅在于人有这些“心”。若无这些“心”，就不能算作人。在他看来，若为人而不善，那不是本性的问题，而是由于舍弃本性，没很好地保持住它，绝不能说他本来就没有这些“善”的本性。因此，人如果有不善的思想和行为，就应闭门思过，检查自己是否放弃了那些天赋的“心”，努力把这些“心”找回来，以恢复人的本性。此即孟子所言“求其放心”，后世称为“复性”。如若反省自己，一切合乎天赋的道德观念，那就是最大的快乐，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孟子的性善论对传统思想影响很大，宋代以后流传的《三字经》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然而，“性本善”不代表“全是善”，而是“人类天性中有善”[3]。性善论也成为后来儒家的正统观念。
在先秦儒家中，有一派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这一派的代表就是荀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著名论点。他认为，人生来的本性是：饿了就想吃饱，冷了就想穿暖，累了就想休息，这是人之本性的真实表露。在他看来，“好利”、“疾恶”、“好声色”等，都是人的自然情欲，也是人的性恶的表现。而善的道德意识是后天人为加工的结果。这种后天人为的加工就叫“伪”。
荀子针对孟子的性善论，第一次运用“性”与“伪”的范畴来说明人的自然本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反对把人的自然属性道德化，强调“性伪之分”，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是基于生理机能而产生的物质生活的欲求，而社会道德规范是对这种欲求的限制和调节，二者是对立的。同时，二者又是统一的，“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意思是说，没有自然本性，社会道德的人为加工就无从施加；没有人为加工，人性就不能由恶变善。圣人的作用就在于把“性”和“伪”很好的结合起来、统一起来。
荀子较全面的论述了“性”与“伪”的对立统一关系，并着重强调对人性的改造，提出了“化性起伪”、“涂之人可以为禹”等观点，认为人都有改变本性，成为圣人的可能。荀子性恶论的观点对法家影响甚大，但始终未能成为儒家的正统观念[来源请求]。傅斯年认为荀子的说法与孔子相近，反而孔子与孟子对性的看法迥不相同，而这点差异“宋儒明知之，而非宋儒所敢明言也”。[4]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放在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孟子认为君主应以爱护人民为先，为政者要保障人民权利，这就是孟子的民本思想(部分人以为孟子是民主的先驱)。孟子赞同若君主无道，人民有权推翻政权。孟子认为取得政权要有爱民之心，还要有合法的手段。而且政权还要有取决于民意，若上位者的德行和为政不为百姓所接受，那上位者就要丧失继续执政的资格了。孟子并引用尚书太誓篇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告诫人君重视民心。正因此原因，《汉书》“艺文志”仅仅把《孟子》放在“诸子略”中，视为子书，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
到五代十国的后蜀时，后蜀主孟昶命令人楷书十一经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这可能是《孟子》列入“经书”的开始。到南宋的孝宗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并成为“十三经”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
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满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刘三吾等人删节《孟子》中的有关内容。[5][6]如《尽心篇》，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十字。又《尽心篇》，删“吾今而后知杀人亲之重也：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然则非自杀之也，一间耳。”七句。又《离娄篇》，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六句[7]。孟子另外提出“浩然正气”之说，影响了南宋政治家文天祥。
孟子主张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论，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将自己的仁德推广，所谓“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爱护自己的家人，到爱护国民，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乐，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拥戴君主，国家自然富强安定。
关于孟子究竟是主张王道还是德道学术界意见不一。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简思孟学派代表作《五行》看，孟子主张的是善道和德道。《五行》讲：仁义礼智四行全，善道也；仁义礼智圣五行全，德道也。善道，人道也；德道，天道也。《童子问易》总结由《易经》而来的德道说：所谓德道，就是博爱、厚生，公平、正义，诚实、守信、文明、和谐，革故、鼎新，民主、法治之德性与德行。[8]
孟子是儒家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汉书·楚元王传赞》说：“自孔子殁，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高，甚至有一首讽刺孟子的打油诗：“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有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9]。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取代颜回成为“亚圣”。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1330年），加封孟子为“亚圣公”，后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明朝朱元璋辑有《孟子节文》，删掉《孟子》里的章句，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6]。朱元璋曾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10]越南学者张汉超在文章中说：“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
历代追封追谥
孟子对日本明治维新发起人吉田松阴等人有一定影响。因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作为战犯被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在监狱中也曾引用孟子的话“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者而不动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11]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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