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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1924年3月10日—2018年10月30日),大紫荆勋贤,OBE,原名查良镛(英语:Louis Cha Leung-yung[注 1]),男,籍贯浙江海宁[注 2],香港作家、媒体人。1950年代开始,创作多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包括《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鼎记》等,改编的影视、电玩、漫画作品达上百部,获赞“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侠”。金庸于香港创办《明报》系列报刊,并在1980年代涉足政界,曾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3][4]。他与倪匡、黄霑、蔡澜一起被冠以“香港四大才子”[5],与古龙、梁羽生合称为“武侠小说三剑客”。
金庸本名查良镛,1924年3月10日(农历甲子年二月初六)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袁花镇新伟村(今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是海宁查氏第二十二代孙。海宁查氏为海宁县袁花镇之书香门第,藏书丰富,在浙西一带声望崇隆,明清年间共出22个进士,康熙年间创造了“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科举神话,更包括了金庸的直系祖先查升及查揆[6]。其父查枢卿是当地大地主,自幼接受西式教育并毕业于震旦大学[7];其母名徐禄,与夫共育有良铿、良镛、良浩、良栋、良钰五子和良琇、良璇二女。1937年日本入侵华南时,袁花镇惨遭轰炸,徐禄于举家逃难途中不幸得急病病逝。当时,13岁的金庸尚在嘉兴读书。查枢卿随后再娶顾秀英为妻,他们又育有四子二女,四子分别是良铖、良楠、良斌、良根,二女分别是良琪、良珉。
1929年5月,查良镛入读家乡海宁县袁花镇小学,1936年入嘉兴一中读初中,离开家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因战事而随学校辗转到余杭、临安、丽水等地,后1938年于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初中部就读[8]。
1939年,读初中三年级的他与同学合编了一本指导学生升初中的参考书——《给投考初中者》。这是此类型书籍首次在中国出版,也是金庸出版的第一本书,收效不凡[9]。1941年因在壁报上写讽刺训导主任投降主义的文章《阿丽丝漫游记》被其开除,校长张印通介绍他转学去了衢州[10]。1942年自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毕业。
1944年,查良镛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因对校内学生党员行为不满而向校方投诉,反被退学。后在中央图书馆挂职,阅读大量书籍。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返乡,曾在杭州《东南日报》暂任外勤记者。1946年赴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11],1948年毕业,同年移居香港。
2005年10月,已81岁的金庸离开香港,往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取得历史硕士学位,硕士论文《初唐皇位继承制度》(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2010年,金庸完成博士论文《唐代盛世继承皇位制度》,取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指导教授是小他15岁的麦大维(David McMullen)[12][13]。
2009年开始,注册入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课程,导师为袁行霈。网上曾一度流传其2013年毕业的毕业证书照片,但北大否认金庸获得博士文凭,称该证书是“学校管理部门按博士生入学年月,依惯例预先普遍准备的”,并指金庸年事已高,身体趋弱,未能按时完成学习计划。[14]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论文检索所得,没有找到金庸的博士论文,推测他没有取得北大博士学位之可能性较高。
1946年秋,查良镛进入上海《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1948年调往香港分社。1950年赴北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求职,但因不满其外交政策而归并重入《大公报》。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期间与同事梁羽生相识为友。
1954年,吴公仪(吴氏太极拳)与陈克夫(白鹤派)在澳门摆擂台比武,比赛草草收场,引发坊间谈论不断。总编辑罗孚先后安排梁与查写武侠小说于副刊连载,梁羽生编写《龙虎斗京华》,查良镛将“镛”字一分为二,以“金庸”为笔名写《书剑恩仇录》,引起轰动,顿时金梁齐名,开创武侠小说高潮。1956年,与同写武侠小说的梁羽生和百剑堂主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随笔,给“新派武侠”留下了一段历史见证。1956年在《香港商报》全年连载《碧血剑》[15]。1959年于自办的《明报》上连载《神雕侠侣》。1953年至1958年期间,他曾以林欢作笔名,为长城电影公司编写剧本,其中《绝代佳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金章奖。更曾合作导演过两部电影,与程矮高合导《有女怀春》及胡峰合导《王老虎抢亲》。也曾以姚馥兰为笔名撰写电影评论,还为电影歌曲填词[16]。
1959年,查良镛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后来推出包括《明报晚报》、《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及新加坡《新明日报》系列报刊,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1年度的盈利接近一亿元,1991年明报集团香港上市后,他退出报业管理层,于是他从此去周游列国、教书、静修、游山玩水、研经,他在1991年的《资本杂志》的《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名列中排第64位,他亦被誉为文人致富的典型例子[17]。
查良镛为《明报》撰写社评二十余年,以“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传为美谈。1960年代,由于中苏交恶,中国大陆安全无保障并面临威胁,开始积极发展研究核武器,外交部长陈毅在1963年提出了“核裤论”:“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查于1964年在《明报》发表《要裤子不要核子》社评,反对造原子弹。左翼报纸《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等以“反共反华”、“亲英崇美”、“背叛民族立场”回应。直到最后陈毅出面制止了左派的攻击[8]。
虽然《明报》系列并非政治激进的刊物,但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查良镛和《明报》却公开对其持反对态度。在《明报月刊》40周年的撰文上,金庸也直言刊物是和文革对着干,具体展现在纪录彭德怀功绩、出版吴晗的《谢瑶环》剧本,极力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和批判错误抨击[18]。查遂被香港左派斥为“汉奸”、“走狗”、“豺狼镛”;香港左派团体将文革延烧到香港并于1967年发起六七暴动,查良镛于《明报》社评多次谴责左派人士捣乱香港及放炸弹杀伤平民,因而受到左派人士及左派媒体发出死亡恐吓,香港商业电台播音皇帝林彬被暗杀烧死后,查良镛的寓所亦收到一个藏有炸弹的邮包[19],幸及早发现,由军火专家将炸弹拆除,由于被列入左派暗杀名单[20],查良镛决定与家人到新加坡暂避。至暴动被平息后返回香港,但仍然受到港英政府特别保护直至1970年代末[8]。
1973年春,查良镛曾应中华民国政府之邀前往台湾,并与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和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见面会谈,获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金庸在1981年与1984年来到中国大陆访问,并先后在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和胡耀邦会谈[21],是首位获邓小平单独接见的香港人[22]。随后1985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金庸成为其中一委员,任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因香港政制方案乃基本法中最为核心且争议最大,直至1988年方案尚未成型。[23] 1988年,金庸与查济民提出了备受争议的“政制协调方案”(又称“双查方案”、主流方案)。这个方案相对当时各界所提出的众多方案中比较保守,因而被认为有碍民主进程而得不到港人支持,查回港后有各种针对他的示威抗议发生。实际上查之本意为给民主派李柱铭、司徒华两人留出余地,但当天两人沉默以示抗议,使得最为保守的这一方案得以通过,大出查氏所料。然中央人民政府当时认为正是底限所在,故其后作修改并被纳入基本法使用至今。
1989年,北京发生了六四事件。5月20日,国务院总理李鹏发布“首都戒严令”当天,查良镛对解放军实行武力清场表示伤心[24],辞去基本法草委、咨委职务,结束了从政生涯[25]。同年在《明报》创办三十年庆祝茶会上宣布卸下社长职务,只担任集团董事长。
1991年明报企业上市,查良镛任董事长并签订三年服务合约,与于品海达成协议由智才技术性收购明报企业。1993年曾对香港总督彭定康的“政改方案”进行笔战,同年两会期间赴北京访问,并获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接见[21]。同年4月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职务,改任名誉主席,更将明报集团售予于品海,宣布全面退休[26]。
1994年查良镛返乡参加嘉兴一中90周年校庆并于嘉兴高专兴建“金庸图书馆”[10]。图书馆落成后再斥资1400万在西湖兴建“云松书舍”,供个人藏书、写作和与文友交往雅集之用。1996年秋当“云松书舍”落成后,查良镛改变初衷,捐出斥巨资兴建的书舍,现已成为杭州的新旅游景点,内藏金庸作品及手迹陈列室等。
2018年10月30日下午5点半左右,查良镛在家人陪伴下于香港养和医院与世长辞,享耆寿94岁[27]。其子查传倜被记者询问时也仅回7个字“下午走了,很安详”[28]。其后,他在微信上载多张查良镛生前图片,并留言“有容乃大侠客情,无欲则刚论政坛,看破放下五蕴空,含笑驾鹤倚天飞”[29]。其丧礼在2018年11月13日以私人形式举行,包括蔡澜、陶杰、李纯恩、张纪中、黄晓明、香港理工大学荣休校长潘宗光、形象设计师刘天兰、前特首兼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前行政会议成员梁智鸿、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等到场送别。灵柩在中午移送到大屿山宝莲禅寺海会灵塔火化,骨灰旋即奉安该灵塔。[30]
华人世界多处均有悼念查良镛的活动,各界包括影视和政界人士均表达哀悼:
金庸一生获颁的部分荣衔包括:
1992年12月2日,位于浙江省嘉兴市嘉兴学院的嘉兴金庸图书馆动工,1994年1月竣工,同年4月3日开馆启用。嘉兴金庸图书馆是中国内地唯一一个以金庸命名的图书馆[50]。
2003年3月,位于澳门新马路的文化会馆开设澳门金庸图书馆,金庸亲临开幕并任荣誉顾问,馆藏有中、英、日、泰、印尼文版金庸小说。
2017年2月,位于香港文化博物馆的“金庸馆”常设展馆揭幕,内藏展品300多项,包括手稿、早期流通的小说、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和金庸私人物品等,展示金庸毕生的武侠小说创作历程与贡献以及其作品对香港流行文化的影响。[51][52]
2012年7月4日,金庸碑(Cha Stone)立于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后院学者花园(Scholar's Garden),石碑高5英尺。[53]
2019年4月14日,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于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中向金庸连同其他已故电影人致敬。[54]
2007年5月,中国浙江省舟山群岛桃花岛开设“金庸文化园”,立金庸塑像。
2024年4月,为纪念金庸百年诞辰,香港举办“侠之大者—金庸百年诞辰纪念”展览,展出雕塑家任哲根据金庸武侠小说创作的多尊人物雕像。展览主要位于香港文化博物馆(22尊)和中环爱丁堡广场(10尊),另香港国际机场、上环港澳码头、启德邮轮码头和西九艺术公园亦有雕像各一。此外,金庸家人捐赠金庸半身像予香港文化博物馆永久收藏,现于“金庸馆”展示。半身像同样由任哲雕制,以金庸晚年形象作蓝本,高约60公分。[55]
金庸的作品以小说为主,兼有政论、散文等。自1955年的《书剑恩仇录》开始至1972年的《鹿鼎记》宣布封笔,共创作了十五部长、中、短篇小说。最早期金庸热是从港澳开始,延烧到台湾,其后在中国大陆掀起狂潮,遍及整个华语圈。金庸作品也被翻译成韩文、日文、英文等文字。
金庸小说之间经常有所关系,除了《射雕三部曲》,《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外,《碧血剑》与《鹿鼎记》,《书剑恩仇录》与《飞狐外传》、《雪山飞狐》皆有关联。
金庸所创作的十五本小说中的十四本名称的首字曾被联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见《鹿鼎记·新序》)。1970年的《越女剑》未入对联内。
金庸小说列表如下:
作品名称 | 首次刊载(连载)日期[56] | 首次刊载刊物[56] | 总字数(万) |
---|---|---|---|
书剑恩仇录 | 1955年2月8日 – 1956年9月5日 | 新晚报 | 51.3 |
碧血剑 | 1956年1月1日 – 1956年12月31日 | 香港商报 | 48.8 |
射雕英雄传 | 1957年1月1日 – 1959年5月19日 | 香港商报 | 91.8 |
雪山飞狐 | 1959年2月9日 – 1959年6月18日 | 新晚报 | 13 |
神雕侠侣 | 1959年5月20日 – 1961年7月8日 | 明报 | 97.9 |
飞狐外传 | 1960年1月11日 – 1962年4月6日 | 武侠与历史第一至七十四期(期间共65期) | 43.9 |
白马啸西风 | 1961年10月14日 – 1962年1月14日 | 明报 | 6.7 |
鸳鸯刀 | 1961年3月 – 1961年6月 | 武侠与历史第三十七至四十期 | 3.4 |
倚天屠龙记 | 1961年7月6日 – 1963年9月2日 | 明报 | 95.6 |
连城诀(原名素心剑) | 1964年1月12日 – 1965年3月7日 | 东南亚周刊第一至六十期(期间第17和24期缺) | 22.9 |
天龙八部 | 1963年9月3日 – 1966年5月27日 | 明报 | 121.1 |
侠客行 | 1966年6月11日 – 1967年4月19日 | 明报 | 36.4 |
笑傲江湖 | 1967年3月18日 – 1969年10月20日 1967年4月20日 – 1969年10月12日 |
新明日报[57] 明报 |
97.9 |
鹿鼎记 | 1969年10月24日 – 1972年9月23日 | 明报 | 123 |
越女剑 | 1969年12月1日 – 1969年12月31日 | 明报晚报 | 1.6 |
这些作品初于报刊连载,即甚受读者欢迎;经作者集结修订单行出版后,在华文圈广为流传,尤以长篇作品更为畅销。其作品大量并多次由台湾、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等地的影视集团改编摄制成电视剧和电影。陈世骧曾说:“金庸武侠小说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独见一人而已[58]。”
总览金庸的几部成熟武侠作品,除融合了武术、气功、悬疑、言情、历史等常见风格以外,还加入了很多古代文艺,以及天文地理等知识性元素。他的小说中塑造了新的武侠形象,打破了主人公必英俊潇洒,聪明正直的传统模式,亦展现出他对种族仇杀的负面态度。因此,金庸被一些评论者称为“侠之大者”。
简单来说,金庸武侠小说经历三个版本:旧版、新版和新修版。1955年至1972年的稿件称为旧版,主要刊在报刊;其后由“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简称“三育版”)及“邝拾记报局”(简称“邝拾记版”)作单行本出版发行,也有不少没有版权的单行本,现在多已散佚。1970年起,金庸着手修订所有作品,至1980年全部修订完毕,是为新版,冠名《金庸作品集》,由“明河社”出版。到了1999年,金庸重新开始修订工作,为新修版(或世纪新修版),至今所有新版本均已完成[59]。
金庸每十年一次的修订,情节都有所改动。新修版的故事细节和结局也略有变动,引来不少回响。陈墨认为,新修版虽然改善旧作中的错漏之处,却又产生新的问题。倪匡在《四看金庸小说》中,形容看到新版《射雕英雄传》后,“怀疑自己得失忆症,因为改动得实在太多了。”倪匡早前也表示:“小说文字的激情比合文法重要。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和笔下的人物、故事在感情上融为一体,是一种直接的感情上的结合。”“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喜欢旧版多于新版[60]。”目前两岸三地的出版分别授权于台湾的远流出版社、广州的广州出版社(2005年底开始出版,代替原来的三联书店)、香港的明河社。
金庸曾与梁羽生、百剑堂主在《大公报》的专栏上写随笔。另为《明报》撰写社评二十余年,以“左手写社评,右手写小说”传为美谈。著名的政论包括上文所提及的“裤核论”、与《大公报》的笔战以及文革时期的诸多时政评论。
由于金庸小说深受欢迎,不少文字工作者都提笔撰写感想、书评,而真正“研究”金庸小说,倪匡乃第一人。倪匡提出了“金学”一词。不过金庸本身对这名称有点抗拒,认为有高攀专研《红楼梦》的红学之嫌[61]。现在大多统称“金庸小说研究”。
当台湾远流出版社取得金庸小说版权后,随着台湾解严,一直被认定为禁书的金庸小说随之出版。在1980年,远流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由沈登恩主编的“金学研究丛书”[62]。
“博益”及“明窗”亦出版了一系列名人谈金庸的丛书,当时任职《明报》督印人、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吴霭仪亦写了《金庸小说的男子》、《金庸小说看人生》、《金庸小说的女子》及《金庸小说的情》,杨兴安的《金庸笔下世界》。
当金庸小说在中国大陆正式授权出版后,“金庸小说研究”更为热闹,除小说内容、人物、历史背景之外以至武功招式及饮食菜谱等不一而足。比较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别更是研究的重点。现时陈墨和潘国森依然经常评论金庸小说。
倪匡在1980年出版的《我看金庸小说》,是第一本金庸小说专论,“金学”一词晚后才形成。倪匡总评金庸小说“古今中外,空前绝后”,显然难以证实,但正如倪匡在书中自序所言,他品评金庸小说,本着的并非文学批评家看小说的观点,而是小说读者看小说的观点。但观乎金学至今方兴未艾,说倪匡的《我看金庸小说》系列是金学滥觞,亦不为过。
台湾远景、远流、香港明窗、明报等出版社曾出版名家的金学评论集(多有再版或港台/繁简版本,括号中为已知最早出版资料):
金庸的作品广为传播,不仅改编成影视、广播剧、舞台剧、漫画、动画、电脑游戏等,还衍生出多种文化产品和活动,对华人文化影响深远。
第一部搬上银幕的金庸小说是《射雕英雄传》,为2集的粤语电影,由香港峨嵋电影公司于1958年拍摄。
部分改编版本虽然和原著有显著的不同,甚至只是借用其形式,如香港电影《东邪西毒》,但仍可见金庸小说启发了其他作品的创作。对于各电视和电影版本的金庸小说故事,可参阅上列小说条目。
2003年10月8日,陕西电视台主办“华山论剑”活动,邀请金庸上华山[86],主会场设在华山的北峰,海拔高度1561米,除了金庸、主持人和嘉宾外,还有十几位网友。
1998年,中环镛记酒家受金庸和美食家蔡澜所托,赴台炮制“射雕英雄宴”,按照小说内容做出10款菜式,主要为仿制黄蓉为洪七公烹调的菜式,在台北西华饭店宴请出席“金庸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200位与会者,包括当时参选台北市长的3名候选人马英九、陈水扁和王建煊,虽获好评,因材料及制法刁钻未能成为日常供应的餐单。另外,中华厨艺学院(CCI)获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布鲁塞尔经济贸易办事处邀请,分别于2017年10月19日及24日于法国及比利时两国主理“射雕英雄宴”。同年8月,台北花园大酒店“翠庭”也推出“金庸美食季”,复刻《射雕英雄传》中的美食等等。[87]
1980年代时,曾有人以“镛公”为笔名著书《射雕前传》、《神雕前传》之类的作品,无论包装和印制都与金庸的作品集极之相似,撰写故事以外的情节。在香港部分租售旧小说的书店仍然存在。在中国大陆,也有类似的抄袭的作品,不但书名类似,而且署名作者也和金庸很类似,如“金童”、“全庸”、“金康”、“金庸新”、“金庸巨”等。
1948年与杜冶芬结婚,后于1953年离婚。1956年与从事记者的次任妻子朱玫结婚,婚后她以其新闻从业经验协助金庸创办《明报》,并与其育有二子二女[88]。
金庸于七十年代下叶开始与年轻二十九年,时年十六歳的咖啡室女侍应林乐怡发展婚外情,并于跑马地金屋藏娇,之后更于1976年主动与朱玫离婚以娶其为妻[89]。同年10月,在美国读书的长子查传侠与女友吵架后轻生,此事亦有传与父母离婚引致的精神困扰有关。[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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