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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胶（英语对应词：Leftard）是2010年后出现于香港媒体及网络社群的政治术语[1]，是退步左派一词的香港本土化版本[来源请求]，而非指传统亲中共的香港亲共人士[2][3]。他们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和非粗口（简称“和理非非”）[4]。有批评者说，左胶的理想过于崇高，有时会因追求平等大爱而放弃社会公义[5]，不考虑现实世界的不完美，被指抱着不切实际的思想。左胶亦可应用于西方国家的左翼及自由派，类似词汇有中国大陆的“白左”、英国的“香槟社会主义者”、欧陆国家的“鱼子酱左派”、美国的“自由派菁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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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胶一词也套用于世界各地的左派，特别是西方右派民粹主义崛起后，左翼成为了右翼及保守派攻击、嘲讽及批判的对象，“左胶”引起了共鸣，例如，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急剧恶化后，一些西方国家的左翼及自由派政治人物和民间社会运动人士欢迎难民或移民涌入自己国家定居，且无视国民安全（尤其是妇女安全）、国家安全和身份认同受到威胁，被香港媒体及网络形容为“左胶”[6][7][8]。此词目前在台湾网络社群也非常流行，用以谴责左派中为理想而要求大众牺牲者，也可以用来嘲笑一些左派推动“逆向淘汰”。
在词源方面，“胶”源自香港网络术语“硬胶”，带有愚蠢、思维僵化之意，而“硬胶”是粤语脏话“戆鸠”的谐音[9]，故该词带有贬义。另外，左胶非绝对性词汇，而是相对性词汇，具主观性。左胶一词已被用作囊括不少泛民主派政党及传媒[10]，因此学者认为此词语已被滥用以贬低异见者，“左胶”背后的意义可任人解说，更有污名化、标签性成分，只要彼此意见不同，就容易被人视作“左胶”[11][12]，因此难有一个确实的定义。而香港的“左胶”与西方国家的“左胶”相比，立场及行为相对比较温和，且政治环境不同。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左翼思想泛指在政治及经济上，着重社会公平性与普世价值，意图改变既有传统社会，并创造更平等之社会财富及权利分配制度的思想[11]，是相对于右翼排他性强的思想[13]。
香港的“社会主义”或左翼是一种政治论述，源自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在1910年代末至20年代初传入香港和中国大陆。社会主义论述采纳了各种主张，包括马列主义、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社会主义，当中马列主义者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管治而成为香港左翼的最主要派别。左翼论述多源自卢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托洛茨基、卢森堡等左翼思想家的主张。
在1990年代苏联解体前，偏向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为左翼主流，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和冷战的结束，各国左翼政党的政策普遍右转，例如北欧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甚至走向新自由主义。
自1960年代，随着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及女权运动，美国罗尔斯在正义论所提到的，无知之幕理念在美国东岸精英层次结构泛滥。而新左派的理念取向，往往是跟随罗尔斯的正义论。称为自由主义左翼，或称为自由派，并较多支持民主党。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传统的左翼人士”成为最大的亲中派力量，与港英政府的关系不稳定。
由于香港自1960年代开始泛称亲中共政权的社会人士为左派，一些不谙政治光谱与香港当下政治情况的市民，亦有混淆旧左派与新左派的分别。旧左派之所以称为左派，皆因1960年代以来香港之历史沿革，然而在中国大陆从1978年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后，香港亲中共政权人士其实已经不再坚持左派意识形态[12]，越来越奉行香港保守主义，实际上处于右翼，仅因历史原因而继续被称为左派。而香港自回归后出现的新左派以及1970年代香港学生运动以来一直存在的托派，则是由于其着重社会公平性的意识形态而在政治光谱上被划分为左派，当中社会主义论述已经慢慢被今天香港自由主义团体中的进步派－泛民主派、香港社会主义团体等主导。因此，建制派与新左派，是两种不同的政治流派。
自21世纪初香港出现一连串如雨伞革命等的抗争，一些左翼社运人士被认为抗争不切实际，停留于思想及理论层次而不能有效解决实质社会问题，于是左胶一词便应运而生。香港本土派奉行右翼的文化保守主义，对“后现代主义”这一类型式的新左翼思想的欧陆学派有所不满。“左胶”一般奉行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傅柯、雅克·德里达、让-弗朗索瓦·李欧塔、让·鲍德里亚、詹明信、尤尔根·哈贝马斯、德勒兹/加塔利、保罗·费耶阿本德、理查·罗蒂、特里·伊格尔顿、安东尼·纪登斯、维特根斯坦等等学者的思想。
左胶受西方左派思想影响而滥用人权、滥称包容，为社会制造深层次危机[14][15]。他们经常怀有大爱但往往自相矛盾，现实如伊斯兰恐怖主义在世界大行其道的情况，以及面对恐怖活动的态度等，以他们粗浅的想法是不能解决不同世界所派生的各种问题[16]。然而，若问题提升至真实世界的面向，另一方面的论述也有认为现实中的右翼思潮，包括近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新殖民主义与新帝国主义，是令世界政治与经济不断产生更多严重的元凶[17]。圈地和无产化所带来贫民化的加剧及流离失所，亦非一维的右翼思维所能解决[17][18]。因此单纯以右翼思维评判左翼，实在难免流于单向。
城邦派陈云于网上电台称，六、七十年代的左翼乃出身工人阶级，斗争是出自真实需要。而九七之后的左翼，出身则多为小资产阶级，“斗争”是为了浪漫的生活体验和社福界的私利，是出自虚荣心，所以才会有人“穿着GAP牌子的卫衣去骑劫码头工人罢工”。陈云又认为，当工运被搞乱后这些新晋左翼即会置身事外，继续读书毕业。陈云认为这种视社会运动为生活体验的行为“很无耻”，他有感香港要托付予这群左翼去搞社运，必会一败涂地[19]。但有左翼份子称，香港2000年代以来的多个民主抗争运动，包括香港电视续牌事件与反新界东北拨款示威，左派人士一直参与其中，然而，亦有右翼人士不满其过度参与[20]，有左翼人士声称王维基曾说“民间开放电视行动及其组织的游行和集会深深感动了他”，但事实上该次集会是一个全民运动，香港电视亦有员工指摘相关左翼人士擅作主张甚至惹来筹款数目争议[10]。虽说一些左派社运人士，会因运动而惹上刑事罪责因而付出了公民抗命的代价[21][22]。但同时亦有领袖级社运人士为了自保而主动离场，让被动员的群众往前冲。甚或呼吁网民勿将示威片段上传网上，以减低举证和被捕的机会。
时事评论员认为，个别社运明星的言行跟口说的理想有很大差距，如一边声称资本主义对劳工层次结构肆意剥削，但自己却不断享受着奢侈生活，甚至常到第三世界穷国旅游享受阳光海滩，并将种种生活享受放到网上分享。他指出，本土派从反双非、反自由行、反走私水客、反无限输入人口等立场上，只单纯维护香港本土意识以及在港人日常生活出发，杨认为本土派的立场相对于社运明星的高深理论和道德光环而言，无疑是更直接了当简单易明；反观社运明星自以为拥有“高远的理想”，满口理论事实上其身不正，只是利用社运出风头捞取利益去满足个人享乐。杨认为以这群社运明星为首的香港左翼正在自我消亡[23]。面对以上指摘，左翼人士认为是稻草人式的攻击，漠视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而他们聚焦在关注度低的社会议题，也是希望社会变得更公义之故[24]。有指2013年码头工潮，左翼21的成员参与了24小时的“苦行”，由中环步行至葵涌抗议，然而，亦有意见认为这种手法过于型式主义多于实际，因此才会派生出“XX完了，然后呢？”这网络金句，为对其行动无以为继提出质疑。[24]再说，“声称资本主义剥削劳工但自己不断享受奢侈生活，又常到穷国享受阳光海滩”一说事实确大有人在，社运人士在“贡献”的同时又做出剥削别人的行为，实自相矛盾。
叶政淳于辅仁媒体提及有社运人士身穿了一件GAP的卫衣到场支持香港码头工运，可是GAP在美国西岸码头封港事件中，正是其中一家被指打击工运的公司。另外叶也提到这些来自不同团体的左翼人士虽口说反对资本主义，但眼见他们“电话用iPhone、手提电脑用Macbook、流动上网用PCCW、吃麦当劳、去7-Eleven买啤酒”，叶称曾为此跟左翼人士争论，但被对方反驳是否应该务农自足，“别那么不切实际”，叶认为这些左翼言行不一致，指他们穿着GAP去撑码头工运反资本主义，跟“使用李氏家族的宽频服务去反李嘉诚”同样讽刺[25]。但另一方面的论调指出，其实很多对左翼的攻击，来源皆始自对于左翼的刻板印象。一旦说起左，就以为只有社会主义式的左，一旦说起右，就以为只有无条件拥抱市场资本主义的右[26]。然而现实中的左与右比这种思维繁复得多。再者，为码头工人争取基本待遇与马克思式的反抗资本主义，两者有着缓急之分。
堂前燕曾撰文嘲讽，指左翼人士积极发动社会运动，但其出身和生活远离大众，并举出这类人士懂得生活享受，吃着米其林美食喝着红酒，却去讨论大资本家怎样榨压基层，批评他们“嘴巴大谈群众，却连群众最简单直接的诉求都视而不见”、“既要社运道德光环，又要资本主义物质享受和虚荣感”，对社会特别是基层每日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不甚了解[27]。有左翼人士解释他们属于“自由主义左翼”，重视人的自由自主，希望能确保每个公民有充份的自由和相应的社会经济条件，去追求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过自己想过的生活[26]。
很多左翼人士指他们一直查找时机以推行反资本主义的运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和香港的第一次占领中环，左翼人士称这些都是反资本主义的行动[28][29]，左翼指有一些“占领者”在汇丰总行地下餐风露宿作长期反资本主义抗争达11个月，而事实上所谓“抗争”也不过是“露宿”而已，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并无代言人更没有对话，可见所谓“抗争”同样只属形式主义。当然，社会上亦有一些著名反资本主义人士，如庞一鸣，从不乘搭巴士与港铁，只以单车代步，相比起空谈理想的左翼，庞实属身体力行[30]。
香港城市大学学生刊物《城大月报》2015年4月号中的一篇文章认为，真正的左翼，都会鼓吹正当的暴力抗争，使冲击行为得到舆论支持，文章以马克思所提倡的思想作例，指“暴力是一切旧社会在孕育新社会时的助产士”以及“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革命”。相反香港个别理想主义左派想法并非如此。陈景辉就曾经表示“（民众）非暴力的信念还不足广泛强大”。另外，在2014年的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事件中，社民连的黄浩铭阻止示威者拿起铁马冲入立法会。《城大月报》认为“凡此种种，皆说明现时香港的舆论和社运圈，其实已经被背叛左翼的‘左胶’盘踞[31][32]。”但其实黄浩铭本人就曾于事后表示，当晚他向群众解释了冲击的刑事检控代价后，最后放手让群众自己决定冲或不冲，而那班原本打算使用铁马的示威者亦没有再打算用铁马冲击[33]。至于认为左翼必须要暴力，更是源自对政治常识的缺乏，集中于路线而模视左右翼应以意识形态区分，并以为左翼就必须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变革社会，无视了马克思赞同在革命低潮时采用一定合法斗争方式的主张[26]。
在中港矛盾问题上，本土派主张香港的社会褔利政策应为香港人优先，民间更有声音质疑新移民可领取综援的司法复核结果，而部分人士则认为港人如有不满应将矛头指向政府而非内地民众，也不应该因为文化差异而歧视新来港人士和自由行旅客，有左翼人士亦批评一些主张本土优先的言论为民粹、排外和法西斯主义。[34][35]内地人来港产子方面，左翼也认为应将矛头指向政府而非内地民众，原因是他们在港产子不少是因为内地的一胎化政策，应予同情。本土派认为，世界各地的公共社褔政策都会因为资源和预算有限而对本国永久居民优先提供支持，这并不属于歧视。
2013年10月，香港独立媒体在Facebook专页转载一篇名为《那些披着羊皮的狼 略谈“温和排外”政客的危险》的文章，文中指环保触觉主席谭凯邦将“香港诸多问题”归咎于新移民是“排外”，并指范国威和毛孟静是“机会主义者”，指他们“把握每个时机去迎合港人某些排拒大陆的倾向，挑动情绪，好增加自己的‘政绩’[36]。部落格林忌批评，一直主张对新移民怀柔看待的独媒推介此文章，等同是对他们眼中的“排外者”恣意抹黑，要求独媒解释和道歉。及后独媒发表《捍卫公共空间 停止网络抹黑歪风》一篇声明，指独媒一直在网上受到攻击，编辑林蔼云反指林忌对独媒作出连串抹黑，并称“不知从何时开始，在facebook上的like和share内容，变成了分享者的立场”[37]。
林忌则反指独媒编辑一直以既定立场挑出“精选”文章作推介，营造单一舆论观点，又指过去有网民分享有揶揄抹黑林辉、叶宝琳成分的链接，独媒曾对这些网民言行冠以网络欺凌之名，如今独媒做出同样的事无疑是作贼喊抓贼。亦有网民质疑，若毛、范、谭三人真的如涉事文章所说是“捞取政绩争取机会”，过去独媒也在保卫皇后码头、菜园村等事件相当投入，独媒同样是“机会主义者”。[38]
专栏作者谢冠东亦撰文批评，独媒推介的涉事文章淡化每日来港新移民对香港社会带来的压力，将关心社会议题的人说成是别有用心即是抹黑。谢指出独媒当天主动宣传这篇文章，等同附和抹黑行为并为关心社会议题的人造成伤害，又指独媒事后以文章出自他人之手为己开脱是不负责任。[39]而被指为“机会主义者”的谭凯邦则认为，现时独立媒体编辑群中存在不少左翼思想，为了推广其左翼观点却作出诽谤言论，漠视了媒体应有的独立性，又牺牲了媒体应有的专业。[40]
2011年1月，独媒在报道自己有份参与的菜园村事件，连日“推介”多篇疑抹黑港铁工人之嫌的文章，编辑黄俊邦更以“港铁摔角手实为港铁柔道手”为题请来“柔道教练”拍摄视频节目，指“地盘工人以柔道招式处理示威者”。但从各方拍摄的影片所见，当时朱凯迪试图从后围抱拉扯一地盘工人，该工人尝试摆脱挣扎最后朱跌倒地上[41]，指控工人行使暴力使朱受伤之说不能成立。有网民对独媒以扣帽子手法抹黑工人表示反感，更有网民因指摘个别编辑没有操守和道德而遭禁言停户。被问及独媒是否存在打压异己、未能一如其口号做到捍卫言论自由，独媒发起人叶荫聪称“不评论事件”。[41]除此之外，独媒亦有多次被揭发未经编辑审稿就将“反霸权”文章粗疏作为焦点推介，网民见状遂要求独媒编辑褫夺推介文章资格但不得要领，主脑林蔼云回应事件反而直认“无可能每篇都有时间看”，有网民认为独媒编辑一直以推文手段去散播自己一套思想，但当推介文章被发现有问题却抽身不肯承担，其问责和透明度比传统报章更差。[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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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声音批评香港部分左翼人士每在示威活动“骑劫大会”做领头人，目的是缩小政治议题和限制运动主体，以确保其影响力。[43]
2013年左翼21成员被指骑劫由香港电视工会带头发起的抗争行动。左翼21成员陈璟茵被指“骑劫”于政府总部举行的“声援香港电视”集会，在游行和集会期间涉非法募捐，受到香港社运圈及公众广泛关注。[44]
2013年11月，香港独立媒体为陈璟茵作个人专访[45]，指陈“惊，但仍要站出来”、“因网络欺凌，经历了情绪失控崩溃”。热血时报则认为文章将香港嫩模蔡敏研（Charmmy Choi）对陈揶揄“没钱不用行骗，可代为询问到日本拍素人强奸AV”的一番言论扭曲为“陈璟茵遭接轮奸恐吓”[46]。另陈于访问中直认未能与香港电视员工一方达成共识致集会出现混乱，但她认为香港电视事件并非单纯是员工之间的事，而是大家的权利被政府剥夺，并质疑“以后的运动是否只能由苦主去做主体，他人不能介入带领”。独媒在此次专访并无清楚交代陈与港视员工的沟通详情，也无交代筹款去向等疑团，网民质疑陈没有与港视员工沟通却擅作主张，更有网民揭发陈挪用香港电视商标以“民间开放电视行动”之名进行非法募捐，有网民指出当天“四公里长的游行队伍、12万人集会”，以此规模“民间电台过去也筹得八万元”，质疑陈声称只募得四千余港币之说。及后，多个网上时政媒体如辅仁媒体、热血时报均对独媒此篇专访提出质疑[47]，热血时报更临摹独媒该篇专访的行文、摄像，以专访“热血花瓶”伍淑儒为名作出反讽[48]。
2011年，有作者于独媒网站撰文《社运的讽刺》[49]，指个别社运人士身体健全却向政府申领失业综援，引发激辩，当中有意见指个别社运人士本身未能解决自身经济情况但却大谈香港经济发展，中立和可行性备受质疑。事后，编辑黄俊邦指文章有“挑衅”和“人身攻击”成分，声言需要以删文处理。
网民指独媒要求公众包容社运人士的好与坏属不分是非[50]，亦有意见指独媒过往对政府和商界的鞭鞑力度更大，当中不乏错用数据的文章而且人身攻击更甚，但独媒编辑对该批文章往往从宽处理，被认为是对社运人士的坦护，做法极不公平。但林蔼云举出独媒网站“关于我们”一页指独媒根本就是社运者的平台，又指撰文者“在一个摆明车马社运平台的地方以低下手段 scandalize ‘亲社运人士’在场，多么可笑”，讽刺撰文及和议者“去错了地方”，但网民反指林蔼云已经忘记独媒成立当初的“捍冲言论自由”、讲求“独立思考”的原意，最终更牺牲了言论自由，有网民要求她删走独媒未能做到的有关声称。
与此同时，有独媒专栏作者撰稿认为编辑的取向令该处的舆论变得单一，让异见被边沿化[51]。另一方面，个别编辑和文章作者亦对不同意见者存在偏见，并将持另类观点人士恶意诬蔑为“五毛党”，有网民表示独媒编辑群一直默许平台存在“主旋律”，对在独媒发表中立意见被指“五毛”，但却不见有编辑出面调停处理感到纳闷。
在香港电视不获发牌导致有市民包围政府总部一事上，有人因不满左翼21“抢占”主场发动“小组讨论”而上台抢咪抗议。本土派认为激进民主派不能善用群众力量造成“内耗”，在抗争中经常会自我感觉良好地“俾啲掌声自己”(给自己拍掌鼓励)，最后又以“已达到阶段性胜利”作为退场理由，令抗争无疾而终。而在雨伞运动期间，“快乐抗争”随处可见，有人唱卡拉OK甚至街头烧烤，更有温和民主派在旺角占领区以咪高峰“小组讨论”至深夜，将自己远大的理想凌驾公德。[52][53]
2014年9月下旬，香港警方以催泪弹驱散反对政改的集会民众，导致“雨伞革命”在金钟、铜锣湾、旺角等各区爆发。由于提出“占领中环”的“占中三子”被指在启动行动后没有具体行动纲领，因此被批评动员无力。由于占中运动组织了纠察队维持秩序，但这次占领行动主要是群众自发，因此现场有“不要纠察”的声音。及后有指社运常客叶宝琳等人开始出现于占领场地，并进行他们一贯的集会推进模式如商讨、“大唱K”，甚至是移开路障，遂引起场内人士不满，因此现场出现不少“严防左胶”的呼吁，提醒集会人士不要被消耗士气或被人骑劫成为大会主持人，以免警方有机可乘将集会瓦解。[54][55][56]
左胶常强调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被认为行动效率低、故步自封而不求突破。2014年雨伞革命初期，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之时，有大批参与者希望冲击举行升旗仪式的金紫荆广场，但在行动之前，左胶却屡散播消息叫大家“克制”，因为不要在大好形势下“落中共面”[57]。
有网上评论者认为，左胶为了争取更多泛民舆论支持，凡跟自己论点有别，或是想要阻止他人发起跟自己立场有所不同的行动时，他们都会以“不应内讧”、“不能搞出乱子”，因为这样“共产党最开心”[58]，而出面制止。苹果日报及热血时报亦认为，左胶在2015年港大退出学联事件上，不断发放“学联分裂，共产党最开心”的消息[59]，为反对退联拉票，又指出中共方面会指派在港的内地学生投支持票令港大退联成功。最后港大顺利退联，而岭大退联失败。评论者又认为，因岭大的内地生数目很多，已足以推翻“共产党最开心”论，事件亦反映提出“中共最开心”只是左胶为达到自己目的之借口[60][61]。
有评论称呼一些认为狙击与政权无关的人并没有实际效果，认为必须“对准政权”并将矛头直指政府的人士属于左胶。在肖友怀事件中本土派人士冲击愿收涉事男童肖童入读的大成小学，因行动令一名在该校就读的女生大哭而被批评不应攻击小学生和学校，应“对准政权”，这种论述被批评“概念抽象模糊”，成效存疑[62]。此外，香港独立媒体作者张灵撰文指摘香港市民对此案的处理手法“面目可憎”，批评港人不停攻击男童展露仇怨，但对男童居港九年仍未获得香港福利则不以为然[63]。
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冯敬恩、理工大学学生会会长吴峥及外务副会长黄沅羚接受《苹果日报‧壹锤定音》访问时，均认为左胶一词具标签性，字眼负面，近年将政见不同者动辄标签为左胶的情况严重。他们对左胶一名有所保留，认为“胶”背后的意义可任人解说，加上标签某某为左胶、“大爱胶”、“大中华胶”等的的理由过于简化，令人容易根据字面上的意思来归边，即使是“左”或“右”的定义本来也难以短时间说清楚[64]。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同时又是被指为“左胶媒体”的香港独立媒体发起人。叶表示，该词最早为一些经济政策上右倾的评论人所使用，后来被“右翼民主派”指是“包庇中共侵扰、破坏香港社会的帮凶”。被指为左胶的，多是社运界及泛民主派部分中间偏左的人士[65]。
亦有学者指出，将争论标签为“本土对左翼”之争，其实是过分简化了香港的现状[66]，而很多人连自由主义左翼与马克思左翼的分别还未搞清，就已经将两种左翼混为一谈并作出指责。而相对地，右派的思想强调排他性，对外人的仇恨亦不见得能够更有效解决香港现在的政治问题[67]。再者，一些牵涉人类良知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论左派或右派，皆不应因为该事涉及自己群体以外的种族而作选择性的体认[68]。
在社会工程学方面，有论者认为由于香港过往称呼土共为左派，使用左胶一词会使人一见左胶一词即联想到中国共产党，从而产生负面情绪[10]，而有一些香港著名的极端派攻击者更会妄称左胶是土共从而助长这种误解。而极端派只要提出似是而非，容易让人接受的口号，就能鼓动对事情认识不深的支持者不断叫嚣，以放大方式让无知制造更多的无知[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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