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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治史是中國政治制度發展與政治狀況的歷史。
 | 此條目需要補充更多來源。 (2021年3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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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秦朝後，其所開創和奠定的「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的政體影響了中國整整二千多年。譚嗣同《仁學》有言：「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工媚大盜」。儘管皇權同時受到道德勸誡，但對皇權的法律約束機制極不健全。皇權擴大，即「命為製，令為詔」，於是三綱觀念高度禮教化，《禮緯含文嘉》稱：「君為臣之綱，父為子之綱，夫為婦之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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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中國古代史上，幾乎一直都有奴隸，但奴隸從來不是社會的主體。先秦王朝都是封建領主統治的鬆散國家。自秦以來的王朝都是皇權至上、以地主階級為統治基礎的中央集權國家，同時不存在議會或立法機關等機構，為此國家法律制定及審議皆由皇帝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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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會以氏族部落構成，後來逐漸出現社稷政權。堯、舜、禹時代採用禪讓制繼承統治權之後禹傳位於他的兒子啟 從此打破了禪讓制的格局 進入皇位世襲制。傳說禹的兒子啟建立夏朝，是中國第一個王朝。以後商推翻夏，周推翻商。周王朝喪失統治權以後，又進入了諸侯割據混戰的春秋戰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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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時雖然有一定規模的人祭和人殉現象，但是人祭中使用的都是戰俘，這些戰俘沒有轉化為奴隸就已經被殺掉了；人殉往往都是使用死者的親屬（有部分為自願），可能有一定數量的家庭奴隸但並非生產用的奴隸。從墓葬來看，平民階級佔了商代人口的80%至90%，所以商朝不是奴隸社會。夏商兩代已有分封諸侯的現象，但不夠成熟。夏商時期的每一個宗族都是政治實體，貴族可以世襲官位，但是沒有森嚴的等級制度，婦女和平民都地位較高而能參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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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繼承了商代的分封制，並使得分封制漸趨完善、成熟。西周統治者制定了森嚴的等級制度和禮儀形式，不同的級別的貴族和庶人只能享有不同檔次的器物和權利。西周實行極其嚴格的宗法制，在家庭中，「小宗」必須無條件服從「大宗」。所有官職都被貴族世襲，婦女和平民受到歧視而無法參政。西周時期仍然有大規模的人祭和人殉現象，最高統治集團的腐敗和暴政現象日益嚴重；「天子失德」，諸侯便不來朝見，周王朝逐漸衰落，平王東遷以後便無力統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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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時代，各諸侯國相互競爭，為了圖存自強，一些國家先後進行了政治的經濟的改革，中國史書稱之為「變法」。管仲、子產是推行新法制的先驅。到了戰國時期，又有魏國李悝變法，楚國吳起變法，韓國申不害變法，趙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齊國鄒忌變法，燕國樂毅變法，秦國商鞅變法。這些變法運動都打擊了貴族世襲勢力，實行「軍功授爵」和「唯才是舉」。春秋時期的部分諸侯國已經在邊緣地區設置郡、縣等新的行政單位，戰國時期則在內地廣泛推行。商鞅變法是各國變法中最徹底的，為秦國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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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國憑藉武力統一了中國，建立了中國第一個君主專制王朝，皇帝為天子，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1]皇帝的話語就是法律，是人治而非法治，皇帝的兒子繼承皇位。秦朝建立之初，發生了一次關於國家政治體制的大爭論，一派主張以地方自治為主封建制，一派主張以中央集權為主的郡縣制。結果郡縣制獲勝。從此，自秦以後，中國主要採用中央集權的郡縣制。但帝王精力有限，必須有一文官集團從旁協助，故有「相權」的產生。《清稗類鈔》記錄晚清官僚郭嵩燾的史論：「漢、唐以來，雖號為君主，然權力實不足，不能不有所分寄。故西漢與宰相、外戚共天下；東漢與太監、名士共天下；唐與后妃、藩鎮共天下；北宋與奸臣共天下；南宋與外國共天下；元與奸臣、番僧共天下；明與宰相、太監共天下；本朝則與胥吏共天下耳。」
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強化了統一的國家觀念，「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描述了中國在統一和分裂的狀態間不斷循環的歷史。通常的情況是一個王朝在建立的初期可以勵精圖治，多數農民耕者有其田，安居樂業，國家處於上升階段。之後開始守成，社會矛盾逐漸積累。在王朝的末期，國家政治腐敗，社會矛盾激化，土地兼併嚴重，遍地飢餓的無地無業流民，最終通過大規模的戰爭結束舊王朝，建立異姓的新王朝。或者是大規模的外族入侵，導致舊王朝的覆滅。
但是新的王朝很少有政治制度上的突破，幾乎都是重複「秦政」，陷入一個無窮迴圈，使中國社會制度發展徘徊不前。故毛澤東曾有「百代皆行秦政制」詩句。不過，在秦制建立之後，曾有兩次較大的改革，一次是北宋時代的王安石變法，一次是明代的張居正變法。這兩次變法都是在官僚體制內部，自上而下進行的改革，沒有從根本上觸動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甚至還有所強化，最終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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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期，內憂外患，交相而至。日本明治維新，圖強成功，給中國有識之士極大啟發。因而產生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激進主義」思潮，渴望改革中國千來以來的陳舊制度。1898年，年輕的光緒皇帝在維新派的影響下發動戊戌變法，但是很快遭到慈禧太后反對失敗。一部分改革勢力進而轉變成「革命派」，力圖用暴力手段推翻保守的清朝政府。
清末的革命派擁有先進的政治理念，不同於歷史上其他朝代末期的農民起義份子。同時一部分溫和改革勢力還寄希望於清朝統治者，在體制內部推動「君主立憲運動」，稱之為「立憲派」，或者「保皇派」。庚子事變之後，朝廷內部的極端頑固勢力被八國聯軍清算，立憲派趁機推動了一場改革運動，是為「清末新政」。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共和制國家政權、以及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即中華民國。但辛亥革命之後僅僅是名義上「共和制」的中華民國，由前清北洋新軍領袖袁世凱任大總統。共和制很快遭到袁世凱的破壞，並於1915年短暫宣佈恢復帝制。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繼續發動武裝鬥爭，力圖重建民主共和國，並將從中國同盟會、民初國民黨以來一脈相傳的中華革命黨改組為中國國民黨（簡稱國民黨）。1928年，以國民黨新領袖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革命軍，發動北伐重新統一了中國。國民黨依孫中山手撰《國民政府建國大綱》所制定的軍政、訓政、憲政之建國三階段，長期實行「訓政」，建立起國民黨「開明式」的一黨專政。
但是辛亥革命以及國民黨沒有解決清代遺留下來的土地問題。中國這一輪的「亂治周期」的土地問題壓力尚未得到釋放。因而一部分極端激進份子開始着眼於關注農民的土地問題。與此同時，1917年俄國建立第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並支持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力圖在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的中國，超越歷史階段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制度。而這一策略也與中國土地分配需要進行調整的亂治周期相吻合，因而使這一次的中國傳統農民起義帶上了西方左翼激進思想的色彩，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
初期，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合作，共同反對北洋軍閥把持的中華民國北洋政府。但是1927年，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右派指責中共土地改革行為過激，並發動四一二事變，與中共分裂，並用武力圍剿，欲消滅而後快。從此國共鬥爭成為近代中國歷史主旋律。
1931年，中國共產黨在自己控制的地區，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嘗試實行一種全新的社會制度。1937年，因抗日戰爭爆發，國共實行了八年合作，中共取消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抗日戰爭結束後，國民黨於1947年實行「行憲」，但也同時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抵禦共產黨的步步進逼；而共產黨在自己控制的地區，實行一種「新民主主義」制度。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後取得大陸地區的控制權和統治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共和制國家政權。新中國建政初期宣稱繼續實行「新民主主義」制度，不久宣佈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及實行人民民主專政，1958年，在反右鬥爭勝利之後，搞大躍進運動，力圖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以三年困難時期而宣告失敗。隨後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文化大革命，至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被捕，歷時十年的文革才結束。鄧小平掌權後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得以快速發展。1989年鎮壓天安門民主運動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得以穩固。江澤民和胡錦濤執政時期延續鄧小平等人建立的「集體領導制」和「廢除終身制」，確保權力大致平穩交接[2][3]，但習近平上台後取消了這些制度，建立起以個人為權力核心的長期執政體制[4][5]。
中華民國政府則在1949年底撤退至臺灣，以台澎金馬為實際統治國土，蔣中正以反共為由繼續施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維持國民黨一黨執政體制，共施行43年之久，直到1991年經國民大會決議及總統公告才於同年5月1日廢止。自1987年解除戒嚴令起，中華民國開始實施諸多民主化政策，如國會全面改選、正副總統直選等，使中華民國至2000年政黨輪替時，已成為具有完整自由民主體制運作的國家，並推動轉型正義。
「中國」一詞在政治上至少有兩種解釋：
1912年到1949年，國際社會唯一承認的中國政府是中華民國政府。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中華民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之一。1949年內戰後，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45年到1971年，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中國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的合法政府。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第2758號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席位，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此成為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代表。
中華民國政府退守台灣後，中國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台灣的中華民國各自宣稱為代表中國之唯一合法政府，雙方在憲法層次沒有放棄對兩岸領土的主權，但在現實中卻政權分立；領土分治、政府互不隸屬，由一個國家框架內的兩個政府各自統治。國民黨政府曆來主張一個中國，希望能夠光復大陸統一中國，重建中華民國的歷史使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一貫以「解放台灣」為解決兩岸關係問題的口號。1988年，李登輝繼任總統初期，「自由民主統一中國」取代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在1996年之後又提出所謂「特殊的國與國關係」。
2000年，民主進步黨在政黨輪替後執政，逐漸改變遷台後國民黨政府的兩岸政策，轉而積極推進臺灣正名運動等，進行台灣本土化教學的教育改革，試圖使台灣人民「脫離大中華史觀和大一統思想」，並強調只要臺灣人民同意，不排除臺灣海峽兩岸將來建立任何一種關係的可能。
而在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積極在國際社會上主張「中華民國已被取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且「台灣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儘管已經結束了戰爭和危機，兩岸關係在如此的刺激之下變得極為危險。
臺灣人民對於國家認同與歸屬的問題並沒有一致的見解。有些台灣人所認同的國家是「中華民國」，認為中國是指包括中國大陸和台澎金馬的整個大中華地區(一個中國)。有部份台灣人傾向於認為兩岸的現況就是「兩個中國」，亦即中國處在主權分裂狀態。部份的台灣人則認為，「中國」指的是中國大陸地區，即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臺灣」本身就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其正式的國名叫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但並不否認自身中華文化的傳承。部分台灣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認為「大陸人」才是「中國人」。臺灣有人認為，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政策和行為，助長了台灣獨立觀點的成長。
中國大陸的很多人[誰？]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這個中國指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人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中國指的是孫中山等人建立的中華民國。中國大陸有很多人[誰？]對臺灣民進黨政府所推動的台灣獨立運動極為不滿，認為「政治是政治，國家是國家，你可以不認同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但不能否認自己是中國人」。[來源請求]
有人認為隨着海峽兩岸之間經貿交流日深，在中國大陸民主化以後，兩岸會在政治問題上找到平衡點。但根據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於2010年12月所作的的民意調查，高達87.3%的絕大部分台灣民衆認為應該維持現狀(廣義)：儘快宣佈獨立：6.4%；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獨立：17.6%；永遠維持現狀：28.4%；維持現狀，看情形再決定獨立或統一：34.2%；維持現狀，以後走向統一：7.1%；儘快統一：1.2%；不知道／無意見：5.2%。[6]在多次修憲、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接民選後的民主鞏固時代，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緩步微升、且通常穩定地高於支持統一的比例，而均低於支持維持現狀的比例。換言之，就目前情況，與中國大陸的任何政治結合在台灣都是最缺乏民意基礎與政治市場的選項。
孟子的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思是說，人民放在第一位，國家其次，君在最後。孟子認為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有傳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節《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孟子仁政與王道。孟子主張君主行仁政，承接性善論，孟子認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將自己的仁德推廣，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由愛護自己的家人，到愛護國民，就是仁政。
推行仁政的具體措施是行「王道」，要使人民富足，百姓安樂，即「保民而王」，人民自然擁戴君主，國家自然富強安定。
黃宗羲的民本思想。黃宗羲和顧炎武、王夫之等是明代中國民本與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明夷待訪錄》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官員應當「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學校指一種機構）、「公其非是於學校」等觀點。有學者認爲黃宗羲的思想仍屬治權在君，並沒有到達近代民主思想的標準，也有學者認爲黃宗羲的思想是近代民主思想，在民權理論上還超越了歐洲的盧梭。
錢穆説：「政治制度是現實的，每一制度，必須針對現實，時時刻刻求其能變動適應。任何制度，斷無二三百年而不變的。但無論如何變，一項制度背後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處仍可不變。於是每一項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軌道而發展，此即此一項制度之自然生長。制度須不斷生長，制定須在現實要求下生長，制度決非憑空從某一種理論而產生，而係從現實中產生者。惟此種現實環境中所產生之此項制度，則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論與精神。理論是由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現實是此制度之血液營養，二者缺一不可。」[7]「以後滿清是推翻了，不過連我們中國的全部歷史文化也同樣推翻了。這因當時人誤認為滿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來的中國舊傳統。又誤認為此種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的專制。於是因對滿清政權之不滿意，而影響到對全部歷史傳統文化不滿意。但若全部傳統文化被推翻，一般人對其國家以往傳統之一種共尊共信之心也沒有了。」[8]「現在我們則對於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種試驗的態度來應付，而對此制度並沒有進入共尊共信之境，空憑一個理論來且試一下，這問題就大了。甚至其他國家一兩個月的新東西，或是幾個人的新理論，我們也高興拿來隨便試，隨便用。……試問哪裏有無歷史因襲的政治，無傳統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個建立得起來的？我們硬說中國歷史要不得，中國社會須徹底地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號混淆在一起。我們並不根據歷史事實，而空嚷要打倒。其實這問題已轉了身，已不是某種政治與制度該打倒，某種社會與經濟該改造，而是全部文化該廢棄了。」[9]「中國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的繁密化。一個制度出了毛病，再訂一個制度來防制它，於是有些卻變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縳。這一趨勢，卻使中國政治有後不如前之感。」[10]「我們的傳統政治，往往一個制度經歷幾百年老不變，這當然只說是法治，是制度化。法治之下，人才就受束縛了。」[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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