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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難時期，又稱三年大饑荒、三年自然災害，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9年—1961年間因為三面紅旗運動而發生全國性饑荒的一段時期，也有學者將1958年、1962年劃入饑荒時期[1][2][3][4][5][6]。據各方估計，三年困難時期間發生的大饑荒共造成中國大陸1500萬至5500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廣泛視為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饑荒，也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人為災難之一[2][3][4][5][6][7][8][9][10]。三年大饑荒類似於1932年蘇聯大饑荒的事件重演，主要成因包括「大躍進」政策失當、人民公社化運動、制度弊病、中國外交困難等[1][2][3][4][5][6][7]。
對於1959年—1961年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大饑荒，中國官方對此有「三年自然災害」[11][12][13]、「三年嚴重自然災害」[14]、「三年困難時期」[12][13]、「三年經濟困難時期」[12]、「三年暫時困難時期」[15]等稱法。
1962年初，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公開將大饑荒的成因歸結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論點[16]。但此舉引發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等人的不滿（毛認為應當堅持三面紅旗、成績大於錯誤），並成為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批鬥和迫害的原因之一[17][18][19][20][21]。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人為因素正式被指為主要原因[1][11]。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並將主要成因歸結為「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1][11][22]。
學術界稱法包括「三年困難時期」[23][24][25][26][27]、「三年大饑荒」[28][29][30]、「中國大饑荒」[4][5][9]、「中國三年大饑荒」[7]、「大躍進饑荒」[10][31][32]、「毛氏大饑荒」[6][33]等。而事實上，大饑荒所發生的時期有不同說法、並不局限於「三年」。賈斯柏·貝克、巴茲爾·阿什頓、文貫中[33][34][35]、楊繼繩、馮客、周遜等人的著作均採用1958年—1962年，還有一些情報機關（如美國中央情報局）也認為是從1958年開始的[36][37]。
從1955年開始，由於批判右傾思想的影響，經濟建設中出現了層層抬高經濟指標的趨勢，特別是基本建設規模越來越大，項目越來越多，超過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53－1958）的指標。時任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發現很多計劃超越了客觀條件許可的範圍，指出現在「有急躁冒進的現象」[38]。1956年2月份，周恩來、李富春、李先念等，決定把基本建設投資由原來要求的180億元壓縮到147億[38]。1956年6月10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劉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基本通過財政部提交的預算報告初稿，其中寫道「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加重了反冒進的份量， 同時更進一步把1957年的基本建設投資由147億元進一步壓縮到140億元[38]。由於周恩來等人反「冒進」，暫時遏制住了經濟建設大幅冒進的趨勢，但是1956年經濟還是有冒進的問題，以致財政第一次出現了10億的赤字；在編制第二個五年計劃和1957年經濟計劃時，周恩來等人還繼續堅持反冒進，把一些過高的經濟指標壓了下來[39]。
1956年9月5日到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開。劉少奇作了政治報告，提到「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40] 同時提到「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後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40]但是，毛澤東對此並不認可，認為1956年對經濟工作中過急情況的糾正是「反冒進」，對此作了批評，並提出「反反冒進」[38][41][42]。與此同時，毛澤東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運動」，對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了極大打擊，自此中國大陸進入了由中國共產黨實質性一黨專政的時代，民主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為大躍進埋下禍根[38][43][44]。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提出了「大躍進」的口號[41]。從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和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開始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39]。但此後，1958年10月起，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一定轉變，他在11月20日的武昌會議上說：「除特殊外，還是要睡一點覺。現在要減輕任務。」明年的生產指標要降下來，不能總是壓得人透不過氣來，否則，「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註：指廣西餓死550人的事情），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45][46]
中國共產黨為保障其高級幹部的食物、肉類及香煙不虞匱乏而批示「特需供應」的報告，依官員級別滿足所需，造成特權供應[47]。1960年8月，中共中央決定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等高級幹部實行食品特殊供應[48]。1961年2月起，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經濟工作5人小組組長陳雲按照其妻于若木的建議，又對高級幹部以下級別的其他幹部，供應定量的白糖和黃豆[49][50]。在大饑荒時期，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政策，在全民計劃配給體制中，城市居民的食物供應比農村好得多，機關幹部又比一般平民好，幹部又按照級別高低獲得不同的飲食待遇。以下是部分人士對饑荒時期特供的回憶：
-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大概因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這樣的苦，有的已經病倒了。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51]。」
- 當時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志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甘肅大饑荒三年裏農村出現了比較少見的婦女病，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飢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過度飢餓引起閉經，只有幹部妻子經期正常[52]。
-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53]。」
- 歷史學家王曾瑜憶三年困難時期：看到高幹身份的北京大學校長脂肪豐富的腹部，心裏就生氣[54]。其並回憶說：「在寒冬臘月，北風成天呼嘯的時候，村里三天兩頭死人嚎喪。死的都是老人，其實是在饑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55]。」
對於毛澤東本人的特供及生活情況，存在着不同描述。一方面，1968年後擔任毛澤東伙食管理員的吳連登說：「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愛吃紅燒肉，但在最困難時期，毛主席的餐桌上沒有了紅燒肉，雞、魚、肉、蛋都沒有了，全是素菜。舉個例子，毛主席特別愛吃魚，但在那個時候，他連魚都不吃了」[56]。衛士封耀松則說1960年毛澤東在生日那天，正倚枕看文件。「半年多來，封耀松幫他按摩時，他腳背和小腿的肌膚失去了彈性，按下去一個坑，久久不能平復。這是浮腫。老人家已經六七個月不肯吃一口肉。青黃不接的季節，他二十多天不吃一粒糧，常常是一盤子馬齒莧（一種野菜）便充一餐飯，一盤子炒菠菜，便能支撐着一天工作」[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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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有與此類描述大相逕庭的說法：1954年秋天起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多年，經常陪他吃飯，並為1960年毛生日餐當事人之一的秘書林克為此專門打電話詢問了毛澤東當時的保健醫生、護士長。大家一致表示：「根本沒有這種事，如果我們使毛澤東得浮腫病，那我們就犯了大錯誤，是嚴重的失職，中央也不會允許」[59]。1960年12月26日，毛澤東給被派到農村搞調查的身邊工作人員林克等人寫了一封信，信中提到「你們如果很飢餓，我給你們送牛羊肉去」，亦可見中南海的高幹食品特供部門北京市食品供應處34號供應部並不像中國其它地方一樣物資缺乏[60]。而毛本人六十年代初一度喜歡吃西餐，所以，1961年4月26日工作人員會同廚師給他訂製的一份西餐菜譜中，就有牛羊肉菜十多種，西餐湯十六七種[61][62]。經常陪毛澤東吃飯的衛士張景芳回憶稱，大饑荒時期有一次陪毛吃紅燒海參，毛看他不吃，給他夾海參，太滑掉在桌上，為了節儉，毛把它撿起來吃掉[63]。
毛澤東在1961年7月的伙食費開支654.82元，另有水果費86.65元，一般雜費54.22元，小孩生活費47元，首長雜費17.04元，房租費86.80元，澡費3.6元，汽車費2.70元。按1961年的黃金價格3.04元/克算，折合黃金243.9克，換算成2012年的價格在8萬元人民幣左右。同期北京市民一個月生活費13元左右。1961年10月，公債開支私人客飯59.84元和115.11元兩次[64]。有報道指，毛澤東在三年大饑荒時期，煙酒肉茶一直沒有間斷，生活待遇相對於其他中國人是優越和奢華的，譬如，許多省、市大興土木，為毛以及其他高階官員建造行宮[58][65][66][67]。
全國工農業總產值大幅度下降，1959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較1958年下降15%，而1960-1961年產量只有1958年的70%[68]，全國各地的糧食、棉花產量跌落到相應1951年的水平[69]。具體數字上，全國糧食產量由1958年的4000億斤，下降到1959年的3400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2870億斤，低於1951年產量，1961年略有回升仍只有2950億斤[70]。
美國中央情報局在1962年出版的文件中稱，1961年，中國大陸糧食產量出現下跌，有工廠關閉，教育和科學的發展被擾亂，數以百萬的人嚴重營養不良，並且出現廣泛的饑荒（widespread hunger）[37]。在另一份中情局於1962年9月24日出版的THE RISING DEATH RATE IN COMMUNIST CHINA（《共產中國的上升死亡率》）中，文件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死亡率（中國大陸）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快速上升，此外中國大陸在1959年到1961年的年糧食產量也低於1957年的水平[36]。
受政治因素影響，各方對於三年困難時期死亡人數的估計，均存在着巨大的不確定性[71][72]。中國大陸官方在1953年和1964年進行了兩次全國人口普查[73]。此外，1950年代中期，中國建立了基本完整的經常性人口普查制度，每一年，戶籍管理部門都對人口總數、出生、死亡、遷入、遷出等項目作出統計，並且層層上報匯總[74]。在中國出版的各省人口資料和各地縣誌中，大多都可找到當年統計的死亡人數和其他人口數據[75]。《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記載：「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000萬」。從1949年到1957年，每年都增加1000多萬人[76]；1960年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減少1000多萬人，扣除出生率下降因素，死亡人數應在1000萬以上。這還僅僅是1960年一年的數字[76]。中共官方出版社出版的很多著作也承認大量人餓死，如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通鑑》、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革前夜的中國》和《曲折發展的歲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年自然災害長篇紀實》等，中共官方主辦的各種報紙雜誌和網站亦有大量的文章承認了大規模餓死農民的歷史事實。
| 年份 | 出生人數 | 死亡人數 | 時期 | 出生人數合計 | 死亡人數合計 |
|---|---|---|---|---|---|
| 1954年 | 2245 | 779 | |||
| 1955年 | 1978 | 745 | 1954—1956年 | 6199 | 2230 |
| 1956年 | 1976 | 706 | 1955—1957年 | 6121 | 2139 |
| 1957年 | 2167 | 688 | 1956—1958年 | 6048 | 2175 |
| 1958年 | 1905 | 781 | 1957—1959年 | 5719 | 2439 |
| 1959年 | 1647 | 970 | 1958—1960年 | 4941 | 3444 |
| 1960年 | 1389 | 1693 | 1959—1961年 | 4224 | 3602 |
| 1961年 | 1188 | 939 | 1960—1962年 | 5037 | 3298 |
| 1962年 | 2460 | 666 | 1961—1963年 | 6602 | 2289 |
| 1963年 | 2954 | 684 | 1962—1964年 | 8143 | 2152 |
| 1964年 | 2729 | 802 |
中外研究人員估計的數字大多在1500萬到5500萬之間，其中絕大多數人都是農村的農民[2][3][4][5][6][7][8][9][78][79][80]。
- 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程恩富與福州大學的詹志華在《人口研究》2017年2號刊發表論文《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關問題研究》[27]，他們在1996年楊子慧研究的基礎上，認為1953-1964年存在大量死亡漏報的情況，並認為數百萬人口的死亡漏報的補報工作是在1958-1961年落實《戶口登記條例》的過程中完成的。他們將死亡漏報數量的情況考慮在內，通過線性平均對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數進行調整，然後根據調整後的1955-1957年平均死亡人口，以及1962-1964年平均死亡人口和1964-1966年平均死亡人口，估計出1959-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400-500萬人[27]。
- 2011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撰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編輯的《中國統計年鑑》中的「人口數」和《新中國六十年統計資料匯編》中的「全國人口狀況」兩份統計報表得出，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淨減少1000萬；同時引用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當代中國的人口》的說法：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九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81][82][83][84]。
- 2011年，徐州師範大學的數學教授孫經先作出的死亡人數估計為學界最低，他認為三年困難時期的「營養性死亡」（孫經先認為餓死只佔「營養性死亡」一小部分）人數在250萬以下，並同楊繼繩、曹樹基、洪振快、蔣正華等人發生了激烈的辯論；2020年，孫經先稱其論敵均已採用「鴕鳥戰術」，不回應質疑或是退出爭論，可證「餓死三千萬」一說的虛假。[85][86][87][88][89][90][91][92][93][94]
- 2010年12月，北京大學學者孫尚拱根據國家人口年鑑的總人口數據估算，認為1961-1962年時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4400萬人[95]，但他沒有區分出生人口的減少和死亡人口的增加。
- 2010年9月，荷蘭歷史學家馮客（時任倫敦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香港大學人文學院講座教授）出版《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指出，他用了四年遍閱全國解密檔案，認為1958年初至1962年底的大饑荒至少造成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至少250萬人（佔總體6%-8%）死於酷刑或直接處決[96][97][98][99][100][101]。但馮客的數字受到愛爾蘭經濟史學家格拉達的批評和質疑，認為該書使用的人口粗死亡率過低，因此高估非正常死亡人數[102]。
- 2008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列舉各方觀點，結論是從1959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144萬，如果從1958年算起，那總數接近3000萬[103][104]。
- 2006年，哈佛大學再版費正清的《中國新史》認為1958-1960年餓死人數是2000-3000萬[105]。
- 2005年，前中央黨校教師、獨立學者余習廣經過約20年的檔案研究，出版《大躍進・苦日子上書集》，認為大饑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達5500萬，該數字獲得歷史學家馮客、陳意新（北卡羅來納大學威明頓分校）等人的引用[10][97][106][107][108]。
- 2005年，上海交通大學曹樹基教授的研究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在3250萬人左右[109]。曹思源根據中央檔案館解密檔案，算出餓死3756萬，與曹樹基的結果相近[110][111][112]。
- 2000年，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披露，饑荒導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達4000萬[113][114]。
- 1999年，《大英百科全書》稱中國大躍進饑荒為「二十世紀兩次最大饑荒」之一，「造成了多達兩千萬人喪生」。《共產主義黑皮書》也稱之為「史上最大饑荒」[115]。
- 1996年，趙紫陽幕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表示，該所根據中共黨內文件所寫成的秘密報告，認為非正常死亡人數是4300萬-4600萬[116][97]。另一份提供中共中央領導參閱的資料認為人數達4000、5000萬：河南780萬，安徽800萬，山東750萬，四川900萬，青海90萬，江西640萬，湖南470萬[116]。據《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英文版第272頁，此數字於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前曾得到包括趙紫陽在內的中共高層確認[116]。
- 1993-95年，金輝、丁抒等人則提出非正常死亡人數可能4000萬以上[117][118]。
- 1989年，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提出，「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1500萬人」（《生存與發展》第39頁，科學出版社，1989年）[113][119]。
- 1987年，美國人口學家、美國人口普查局國際研究中心主任班尼斯特在其著作《變化中的中國人口》一書中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在3000萬人左右[120]。
- 1986年，西安交通大學蔣正華教授接了國家計生委和國家統計局聯合下達的課題，以生命表的純統計學方式計算出死亡1700萬[121]。這項結果收入《中國人口年覽·1987》、《中國人口·總論》，被視為官方承認的死亡下限。
- 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認為，蔣正華的1700萬死亡數字和美國人口學家安斯利·科爾的2700萬死亡數字最為可靠，兩者綜合考慮取死亡數字2200萬人[122][123]。
- 1984年，巴茲爾·阿什頓等人的論文估算非正常死亡人數3000萬人，與此同時出生減少3300萬人[34]。
- 1984年，作為第一位研究大饑荒死亡人數的學者，美國人口學家、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安斯利·科爾在其出版的《1952-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中，認為中國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約在2700萬人左右[34][124]。
- 1964年7月31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共產中國的國內危機：至1964年》情報文件第82頁中稱，毛澤東本人認為[註 1]，1960-1961年間有超過500萬人「非正常死亡」[126]。此前，1962年9月24日，中情局在《共產中國的上升死亡率》情報文件第1頁中稱，自1958年以來，由於營養不良、對疾病抵抗力減弱和食物短缺而造成了（中國大陸）死亡率快速上升[36]。
1960－1961年，包括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都曾對來訪外賓保證說中國人有足夠的糧食[127]。中國政府甚至下令臨時出國人員不得在國外購買食物，以免泄露國情[128]。1961年9月，退役的英國陸軍元帥蒙哥馬利來訪中國，從9月6日開始，蒙哥馬利對中國各地進行了參觀訪問。在延安訪問期間，蒙哥馬利受到矇騙，誤以為中國沒有鬧饑荒。其訪問中國期間，和黨主席毛澤東見面談話2次，亦與總理周恩來和外長陳毅等中共高級幹部多次見面[129][130]。除了蒙哥馬利，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密特朗也被宣傳欺騙[131][132]。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大躍進期間週遊中國後報道稱「關於饑荒的事情全是不真實的謊言」[133]。
進入1980年代後，隨着有關資料逐步解密，饑荒情況方才為外界所知[134]。
- 四川：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曾經表示，大饑荒四川「死了1000萬人」，並直接導致四川省經濟衰退，退出比較發達省份的序列，成為和湖南、江西、湖北一樣的中下等經濟省份[138][139]。這個數字與載《中國人口科學》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的研究結論940萬相吻合[140]。根據官方的《四川省志》，四川人口從1958年到1961年連續四年負增長，1960年人口死亡率達到了最高的53.97‰，當年全省有65個縣人口負增長超過 50‰，17個縣超過80‰，7個縣超過100‰[141]:458。1961年底全省人口為6459.2萬人，比57年的7081萬人，減少約621.8萬人[142]:102。其中僅樂山專區1958-1961年人口即減少55萬[143]，南充專區人口減少36.5萬[144]；記者惠文在成都平原簡陽縣進行整社時寫下了日記，在題名為《無聲無息的代價》的一則日記中，他寫石盤公社的六合、中和兩個大隊1958年轉為公社時人口為2580人。但到了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盤公社的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只剩下132人，死去46.47％。普安公社人口也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也死了40％以上。」[145]
- 安徽：當時安徽副省長張愷帆在回憶錄中表示，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數等，安徽餓死500萬人[146]。而依據地方志，可以推測大饑荒期間安徽非正常死亡應有400萬人，最低估計也不應少於350萬人[147]。中共中監委農村處處長李堅調查安徽截至1961年3、4月間餓死人的總數，將生產隊、公社，再到每個縣的統計數字逐級彙總，安徽全省餓死人總數350萬，正式上報為300萬。中組部部長安子文在文革後表示：核實結果，安徽餓死350萬沒錯[148]。根據丁人卜的《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無為縣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2.5%[149]。
- 河南：依據地方志，1958－1960年河南共死亡325.9萬人，其中1960年死亡193.8萬人，粗略估計非正常死亡約150萬人，主要發生在1960年，達135萬人[147]。南陽：1960-1961年間全區共減少27.6萬人[150]；許昌：1959-1961年全區共減少8.5萬人[151]；商丘：1959-1961年全區共減少5.4萬人[152]。
- 河北：1958年4月至8月在河北景縣，曹樸莊、白王柯枝和沈家李志窯三個村就因糧食虛報，加上有關部門和上級拖延應對，造成糧食供應困難，導致共8人餓死、另1人自殺。事後地方當局關注，而組成省、地、縣三級聯合調查組到當地查明情況，但中共河北省委是在過了兩個半月後，才轉發調查組已上交的報告給中共天津市委等其他機關[153]。
- 山東：根據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援引山東省一位領導1960年的大會講話內容「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154]。」
- 甘肅：1954年5月張仲良調任甘肅省委書記，第一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省軍區政委。是三年大飢餓時期，治下餓死人最多的五個地方最高長官之一。三年困難時期該省餓死的人口達100萬[155]。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會寧、定西等縣，以及平涼地區的靜寧縣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這一帶縣皆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156] 。特別的是，甘肅酒泉境內的夾邊溝農場曾爆發過「夾邊溝慘案」[157][158]。
- 貴州：官方統計數字指1959年至1961年貴州省全省共餓死250多萬人，而曹樹基在《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中認為全省非正常死亡174.6萬人[159]。1960年6月，貴州省江口縣農民大量餓死，一說全縣不足10萬人卻餓死了4萬人；而經查證，《江口縣誌》記載的該縣1959—1961年三年合計死亡5105人，佔全縣人口的4.6%[160]。
- 浙江：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萬人[161]。
- 陝西：2013年，習近平的弟弟習遠平在陝西省委黨報《陝西日報》上發表文章，紀念父親習仲勛誕辰100周年，其中提到陝西也發生了饑荒[162]。
- 湖南：據湖南省統計局公佈的《湖南統計年鑑—2021》數據顯示，1959年-1961年間，湖南省出現了死亡人口劇增，出生人口銳減的情況。具體見下表。
| 年份 | 出生人口/萬人 | 死亡人口/萬人 | 出生率/‰ | 死亡率/‰ |
|---|---|---|---|---|
| 1955 | 107.32 | 56.46 | 31.10‰ | 16.36‰ |
| 1956 | 103.27 | 40.17 | 29.59‰ | 11.51‰ |
| 1957 | 119.00 | 37.01 | 33.47‰ | 10.41‰ |
| 1958 | 108.99 | 42.38 | 29.96‰ | 11.65‰ |
| 1959 | 88.38 | 47.83 | 24.00‰ | 12.99‰ |
| 1960 | 70.76 | 106.81 | 19.49‰ | 29.42‰ |
| 1961 | 44.27 | 61.86 | 12.51‰ | 17.48‰ |
| 1962 | 147.14 | 36.36 | 41.40‰ | 10.23‰ |
| 1963 | 172.97 | 37.53 | 47.29‰ | 10.26‰ |
| 1964 | 158.26 | 48.30 | 42.20‰ | 12.88‰ |
| 省名 | 全部府數 | 災區府數 | 全部縣數 | 災區縣數 | 災前人口 | 非正常死亡人口 | 比例 | 排序 |
|---|---|---|---|---|---|---|---|---|
| 安徽 | 13.0 | 13.0 | 74.6 | 73.6 | 3446.0 | 633.0 | 18.37 | 1 |
| 四川 | 26.0 | 23.0 | 201.0 | 188.0 | 7191.5 | 940.2 | 13.07 | 2 |
| 貴州 | 16.0 | 15.0 | 81.0 | 74.0 | 1706.4 | 174.6 | 10.23 | 3 |
| 湖南 | 17.0 | 17.0 | 96.0 | 91.0 | 3651.9 | 248.6 | 6.81 | 4 |
| 甘肅 | 13.0 | 12.0 | 108.0 | 87.3 | 1585.7 | 102.3 | 6.45 | 5 |
| 河南 | 13.0 | 13.0 | 128.7 | 106.7 | 4805.8 | 293.9 | 6.12 | 6 |
| 廣西 | 12.0 | 12.0 | 75.0 | 72.7 | 2009.9 | 93.1 | 4.63 | 7 |
| 雲南 | 22.0 | 22.0 | 132.0 | 112.0 | 1918.3 | 80.4 | 4.19 | 8 |
| 山東 | 12.0 | 12.0 | 140.0 | 126.0 | 5343.5 | 180.6 | 3.38 | 9 |
| 江蘇 | 12.0 | 11.0 | 84.0 | 63.0 | 5296.3 | 152.7 | 2.88 | 10 |
| 湖北 | 11.0 | 11.0 | 79.8 | 72.6 | 3074.9 | 67.5 | 2.20 | 11 |
| 福建 | 11.0 | 11.0 | 70.0 | 56.0 | 1547.9 | 31.3 | 2.02 | 12 |
| 遼寧 | 1931.0 | 33.0 | 1.71 | 13 | ||||
| 廣東 | 15.0 | 12.0 | 110.0 | 72.0 | 3839.3 | 65.7 | 1.71 | 14 |
| 黑龍江 | 1564.0 | 19.0 | 1.21 | 15 | ||||
| 河北 | 18.0 | 17.0 | 183.0 | 135.0 | 5544.6 | 61.0 | 1.10 | 16 |
| 江西 | 14.0 | 13.0 | 89.0 | 51.0 | 1713.6 | 18.1 | 1.06 | 17 |
| 陝西 | 12.0 | 4.0 | 101.0 | 30.3 | 1832.0 | 18.7 | 1.02 | 18 |
| 吉林 | 1280.9 | 12.0 | 0.94 | 19 | ||||
| 浙江 | 11.0 | 10.0 | 91.0 | 51.4 | 2570.3 | 14.1 | 0.55 | 20 |
| 山西 | 1621.1 | 6.0 | 0.37 | 21 | ||||
| 合計 | 248.0 | 228.0 | 1844.1 | 1462.6 | 63474.9 | 3245.8 | 5.11 |
於是各個農村的公共食堂糧食短缺，導致了嚴重的饑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164]。艾塞克斯大學歷史系講師周遜（時任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馮客的助手），從中國官方檔案中節選出121個，2012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檔案彙編《中國大饑荒，1958-1962》，檔案中包括餓死與人吃人的記載[165][166][101]。1988年，作家沙青的《依稀大地灣》獲大陸「中國潮」報告文學一等獎，其中紀錄了大饑荒時期的真實片段：「有一戶農家，吃得只剩了父親和一男一女兩個孩子。一天，父親將女兒趕出門去，等女孩回家時，弟弟不見了，鍋裏浮着一層白花花油乎乎的東西，灶邊扔着一具骨頭。幾天之後，父親又往鍋裏添水，然後招呼女兒過去。女孩嚇得躲在門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別吃我，我給你摟草、燒火，吃了我沒人給你做活。』」[167]
- 四川：前四川瀘州中共地委書記鄧自力說：「賣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發生了。宜賓市就發生了將小孩騙到家中，整死煮熟後作為兔肉到街上賣的事。長寧（縣）是個爛攤子，20多萬人口就餓死了7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168]」
- 甘肅：三年困難時期任甘肅臨夏州委書記的李磊在她的自傳體著作《悠悠歲月》一書中提及臨夏市所屬的十個公社中，「588人吃掉337具屍體。例如紅台公社小門溝生產隊共吃掉屍體125具，活人五名。小門溝生產隊8個作業隊，有六個發生吃人的情況。23戶吃掉57人。社員白一努先後吃了8個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李尕六吃了自己的兩個死孩子，李尕六死後又被社員胡八吃了，胡八死後，又被肖正志吃了。」此外，一位英國歷史學家在中國調查時，曾獲得關於臨夏地區人吃人的官方內部調查資料[169]。2008年10月，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杜導正主辦的《炎黃春秋》雜誌以《通渭問題——「大躍進」五十周年祭》為題報道了甘肅通渭「人吃人」的慘狀[170]。2013年11月20日，美國勞改基金會在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向媒體公佈了安徽和甘肅兩省人吃人事件的中國官方調查文件[171]，根據該文件，臨夏以及和政兩地共有75人被吃掉，其中11人是被殺死後吃掉[155]。
- 安徽：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廳向安徽省委寫了《關於發生特殊案件情況的報告》，當中提到「自1959年以來，共發生1289起（吃人事件）」， 「發生時間，絕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據對1144起案件調查，其中賣給別人吃的36起，其餘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該報告送到安徽省委後，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只讓少數人知情，並指示安徽省公安廳要嚴格控制知情範圍，並且要銷毀有關檔案[172]。此外，退休幹部梁志遠回憶三年困難時期：安徽亳縣每公社都有人吃人[173]。
- 山東：時任中共山東省委副書記兼省長趙健民在一次發言中說：據不完全統計，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這一年半時間內，全省非正常死亡65萬人，外流109萬人，人吃人的現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沒有文字但有口頭匯報的還有十多起[174]。
- 青海：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廳給省委寫《關於西寧地區當前治安情況的報告》，報告中稱西寧市和湟中縣發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175]。
- 貴州：於1959年至1979年在貴州省公安廳工作的晏樂斌回憶表示他曾在1961年「發現一位40來歲的婦女正在她家堂屋用菜刀砍一具小孩的屍體，這個小孩屍體的手腳被肢解，頭部已砍下放在一邊，屍體發出腥臭，我們詢問她為什麼殺孩子，她回答：『不，不，不，不是我殺的，是孩子今天早上餓死的，全家人餓飯，沒有辦法，為了救命，不得不拿來吃啊！』又說：『哪個人狠心吃自己的孩子啊！』」[159]據湄潭縣縣委辦公室負責人介紹，1959年至1960年5月，「全縣出現了人吃人，殺人而食，易子而食的慘劇，吃死人就更多了」[159]。
1964年7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發佈的一份報告第81-82頁提到，1960年10月、11月，在數個災情嚴重的省份突然出現大規模異議事件，尤其是山東和河南，其中河南的民眾暴動尤為嚴重、波及全省，許多軍隊組織亦加入了起義，癱瘓了地方政權並處決共產黨幹部[126]。該中情局報告提到，林彪在1961年1月曾警告當年可能出現更多類似政治事件並要求採取特別措施確保軍隊受控，而該報告進一步指出[126]：
中國東部和北部受災地區嚴重食物短缺所造成的饑荒，是導致民眾暴動的基本原因。儘管共產中國的領導人極力否認饑荒發生，但各方面的大量證據顯示，這一時期因營養不良而導致的疾病（如水腫和肝炎）大範圍爆發，造成死亡率激增。西藏文件顯示[註 2]，1960-1961年冬季，中國第一軍百分之十的軍人有家屬「非正常死亡」，佐證了周恩來於二月份所述的「生存條件艱難」。 此外，毛澤東本人認為（1961年10月在與伯納德·蒙哥馬利談論共產中國人口問題時，無意中談到[註 3]），1960-1961年共有超過500萬人「非正常死亡」。
為確保解放軍的效忠，中共領導人迅速增加了軍隊的物資配給，提高了軍人及家屬的醫療待遇，並在全軍上下展開異議調查、進行高強度思想訓誡[126]。
- 崖縣暴亂
1958年12月，廣東省崖縣（現屬海南）發生暴亂，參加者近3000人，殺死水庫工地主任等4人。暴亂平息後，有105人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77]
- 「順天會保民軍」
1958年，福建省建甌縣躍進公社組織200餘人燒炭、挖礦、煉鐵，工人吃睡在山上。有不滿者利用原來的刀會，組織「順天會保民軍」，殺死鄉長及其兄弟2人。[177]
- 山東紅槍會
1960年3月21日，山東益都縣「紅槍會」發起暴亂，打死幹部1人，打傷7人。事後發生了大量捕人的情況，僅第一季度共捕2048人。[177]
- 劉桂陽案
1960年7月，湖南籍女工劉桂陽為反映民眾的困苦，在國務院北門外請願、張貼標語，被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案件，在文革後被平反。
- 信陽事件
信陽專區地委書記路憲文禁止信陽專區農民逃荒，派出多隊巡視員攔截逃荒者，並禁止當地信件外流。
- 河北還鄉道等
1961年1月，河北省永年縣以曹某為首，串連糾合八個村的「還鄉道」、「梅花拳」、「黃沙會」等道徒，企圖砸搶糧庫，進行暴亂。[177]
- 中國勞動黨
在餓死20餘萬人的安徽無為縣，1960年由原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黃立眾（1956年考入北大，因說農村有人餓死，被校長陸平開除）看到眾多鄉親被餓死組織而組建了「中國勞動黨」，並針對當時的情況制定了《懲治官僚主義腐敗分子臨時條例》，準備在1961年春節期間發動暴動，後被兩個連的部隊剿滅。1982年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給予部分平反[178][179]。
大躍進時，出現了「浮誇風」和「大煉鋼鐵」，大煉鋼鐵浪費了大量人力，農村大量人口去大煉鋼鐵，導致無法及時收割糧食。例如四川《巫山縣誌》就記載：「農村青壯勞力上山煉鋼鐵，田間生產僅依靠老嫗婦孺，成熟糧食多爛在田裏，豐收未能歸倉」[180][181]。而浮誇風也是導致經濟困難的重要原因之一，期間知名的口號包括「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等等[182][183][184]。
大躍進時期起，全國推崇以生產隊為單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糧食被浪費，而實行不計報酬的勞動又導致勞動效率急劇低下。極端的平均主義下，人民生產積極性低[188][189]。
1955年下半年，毛澤東在組織起草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即《農業十七條》）過程中，決定將麻雀與老鼠、蒼蠅、蚊子一起列為必除的「四害」[190][191]。1956年1月，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最高國務會議正式通過擴充版本的《綱要草案》，其中第27條規定：從1956年開始，分別在5年、7年或者12年內，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滅老鼠、麻雀、蒼蠅、蚊子[190][191]。「打麻雀運動」正式興起後，1956年包括朱洗在內的一批生物學家提出反對意見，但未起作用；1957年1月18日《北京日報》發表了時任教育部副部長周建人的文章《麻雀顯然是害鳥》，提出「社會已經改變了，但舊社會的某些思想方法或觀點仍然會殘留着」，並斷定「害鳥應當撲滅，不必猶豫」[190]。
大躍進初期，大規模的「除四害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興起，1958年3月-5月間，毛澤東在數次中央工作會議以及八大二次會議上，都號召要消滅麻雀[190][192]。據不完全的統計，1958年全國捕殺麻雀2億多隻（一說約21.1億[191][193]），結果到了1959年的春天，中國許多城市街道兩側的樹葉幾乎都被害蟲吃光了[190][194][195]。當時流傳着一首民謠《擂鼓鳴金除四害》[196][197]：
老鼠奸，麻雀壞，蒼蠅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壞。千家萬戶快動手，擂鼓鳴金除四害。
1958年4月21日，《北京晚報》發表了郭沫若所作的《咒麻雀》詩一首[190][196][198]：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垮下來你不管。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米來如風颳。麻雀麻雀氣太暮，光是偷懶沒事做。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麻雀麻雀氣太嬌，雖有翅膀飛不高。你真是個混蛋鳥，五氣俱全到處跳。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毒打轟掏齊進攻，最後方使烈火烘。連同武器齊燒空，四害俱無天下同。
殲滅麻雀的結果使農田當中的害蟲幾乎沒有天敵，而讓次年的糧食嚴重欠收，發生極為嚴重的饑荒問題[191][199]。中國科學院實驗生物所所長朱洗、中國科學院生理研究所研究員馮德培、張香桐等科學家強烈要求為麻雀「平反」[191][195]。1959年11月27日，中科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就麻雀問題寫了一份報告，並附上了這些科學家和國外科學家的看法，兩天後獲得毛澤東批示：「張勁夫的報告印發各同志。」[191][195] 1960年3月18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衛生工作的指示》中提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蟲，口號是『除掉老鼠、臭蟲、蒼蠅、蚊蟲』。」[191][195] 消滅麻雀運動終於得以正式停止。
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徵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被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徵收量的。徵收量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口糧、種子、飼料也全都上繳。經濟學家孟昕、錢楠筠研究大饑荒的制度原因，發現1959年大饑荒開始的時候，糧食產量是食用所需的三倍以上。而人均糧食產量高的地區，反而餓死的比率比較高。他們認為這是中央計劃經濟下，政府難以蒐集產量新資訊並且作出調整的結果[200][201]。
1956年初，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普遍建立，正在大批向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轉變。同年10月6日，國務院出台《關於農業生產合作社統購統銷的規定》，施行糧食統購和農村統銷。「不論高級社或初級社，一般以社為單位，根據一九五五年分戶，分社核定的糧食定產、定購、定銷數字，統一計算和擬定。歸社統一計算的結果，糧食有餘的為餘糧社，糧食不余不缺的為自足社，糧食不足的為缺糧社。」合作化後，國家不再跟農戶發生直接的糧食關係。國家在農村統購統銷的戶頭，就由原來的一億幾千萬農戶簡化成了幾十萬個合作社。《規定》提出：「國家對糧食豐收地區的餘糧社，可以在定購數量以外，適當增購一部分，但增購部分不得超過餘糧社增產部分的40%。」1957年10月11日，國務院又作出補充規定，根據一九五六年的經驗和供銷矛盾的新發展，提出在堅持「三定」的基礎上，實行以豐補歉的方針。對超過糧食「三定」的餘糧社、自足社，必須增購一部分糧食，對缺糧社必須減銷一部分糧食。
1959年4月，國務院秘書廳把山東、江蘇、河南、河北、安徽缺糧的情況上報給毛澤東，又把15省多達2500萬人缺糧挨餓的情況上報。面對這樣大面積的災情，毛澤東沒有採取任何全面措施，反而在1960年初繼續「大躍進」。1958-1960年期間，向農民徵購的糧食年度量一直保持增加狀態。1960年4月，大饑荒最為嚴重的時候，國家糧食庫存為403.51億斤，相當於1.4億人一年的口糧，假如當時能夠拿出一半庫存糧食來救人，也不會餓死人。最終，1959到1961年平均徵購數占糧食總產量的34.4%，超正常年份的20%左右。[202][203]
1958年1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實行，取消了農民自由遷徙權，這樣事實上的農村隔離封鎖政策使得信息傳遞以及逃荒成為不可能。而1958年又正是中國農村大饑荒的起始年。
大饑荒出現以後，饑民逃荒開始增多，但各級政府對流動人口嚴加控制。一方面要求各地阻止農民外逃，另一方面，對逃荒農民嚴格管理，有的地方以「流竄犯」的名義加以拘留、拷打、遊街，更多的是收容遣返。1962年10月19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披露，1960年流動人口曾經達到600萬，1961年1月－8月，全國收容207萬人，1962年1月－8月全國共收容140萬人，全年估計收容近200萬人[204]。
中共黨營媒體人民網——《國家人文歷史》則總結指出：在戶籍制度嚴格執行的時代，「禁止農民流動求生」，農村人無法離開土地，只能在家等死。並稱「按保守估計，農村有上千萬人餓死[205]。」
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饑荒研究專家庫馬爾·森認為，絕大多數饑荒的起因，不僅是因為糧食減產，也因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糧食分配，而且通常結合着對於問題嚴重程度認識的匱乏甚至是被有意的誤導[206]。在中國這場59－61年的大饑荒中，城鎮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糧。與此相對比的是，因為新的集體經濟，農村的下級官員因搶着虛報他們公社收穫產量，而留給當地農民很少剩餘。庫馬爾·森認為導致饑荒的自然原因，比如天災，在導致包含中國大饑荒在內的現代饑荒的各種原因中是相當次要的，因為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過合理的政府經濟政策來應對。而當時的中國在毛澤東的經濟政策每年餓死百萬計人的情況下，卻沒有在議會或者報紙出現批評的聲音。因為缺乏反對黨和新聞自由，經濟政策持續三年而沒有得到校正，從而造成了現代社會最大規模的饑荒。
《毛澤東的大饑荒》作者馮客教授查閱了中國官方的檔案後發現，「非正常死亡人口」中，不僅僅包括了飢餓所導致的死亡，還有一部分死於階級鬥爭。在大饑荒中飢餓的人，很多是因被減少給予食物的量而導致的。因為人們的住房被拆，財產歸公社所有、不能自己燒飯，所以人人都需要被公社「餵養」，不能勞動的病、弱者被視為負擔，他們所分得的食物也會因其勞動量的減少而縮減。
安徽省公安廳原常務副廳長尹曙生於中共黨辦的人民網刊文《「大躍進」後為什麼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動亂？》，記載了安徽省當時，有近幾十萬農民在飢餓死亡面前逃往山區去找野生動、植物充飢而被公安機關等暴力武裝機關抓回打成「反壞分子」，其並明確指出：「大躍進」時期安徽餓死了那麼多人，同不斷進行以「鎮壓反革命」為名而野蠻進行社會控制，密切有關[207]。
歷史學家宋永毅則據中國公安部的一個絕密報告披露，僅1957年就有過數百起中國農民的要飯吃的所謂叛亂，甚至遭到正規軍隊使用機關槍進行武裝鎮壓[208]。由宋永毅主編，哈佛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中國大躍進—大饑荒數據庫(1958–1962)》包含七千多份檔案資料，二千多萬字，其中有三千多份中共內部檔案[209][210]。宋永毅在總導言中表示，大饑荒的本質，是中共對中國農民進行的一場的「糧食戰爭」[209]。
| 年份 | 出口 | 進口 | 淨出口 |
|---|---|---|---|
| 1950 | 122.58 | 6.69 | +115.89 |
| 1951 | 197.11 | +197.11 | |
| 1952 | 152.88 | 0.01 | +152.87 |
| 1953 | 182.62 | 1.46 | +181.16 |
| 1954 | 171.10 | 3.00 | +168.10 |
| 1955 | 223.34 | 18.22 | +205.12 |
| 1956 | 265.12 | 14.92 | +250.20 |
| 1957 | 209.26 | 16.68 | +192.58 |
| 1958 | 288.34 | 22.35 | +265.99 |
| 1959 | 415.75 | 0.20 | +415.55 |
| 1960 | 272.04 | 6.63 | +265.41 |
| 合計 | 2500.14 | 90.16 | +2409.98 |
中國為了體現國際主義和加強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關係，大舉對外援助，也加劇了經濟困難的程度[213]。在全國範圍出現嚴重的饑荒的情況下，1958至1959年，中國政府仍然持續着往年的大量向蘇聯和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出口糧食換取工業原料、機械及技術，以快速發展軍事工業，致使糧食問題更加嚴重[214]。1960年1月，與外交部、外貿部平行的中國對外經濟聯絡總局成立，專門負責向外國贈送現款、食品等。就在大饑荒最嚴重的年份，外援激增。古巴的格瓦拉1960年11月訪華，中國給予對方6000萬美元的貸款，周恩來特別告訴格瓦拉，這錢「可以經過談判不還」。1961年1月，中蘇關係惡化，中國希望阿爾巴尼亞持反對赫魯曉夫的立場，贈予五億盧布，並用外匯從加拿大買小麥送給阿爾巴尼亞[215]。此外，據解密的外交部檔案記載[216]：
- 1960年4月，外交部決定以政府名義，無償贈幾內亞大米1萬噸，還有支援阿爾巴尼亞15000噸小麥，援助剛果5000噸至1萬噸小麥和大米[217]。
- 1961年8月，老撾來函要求支援稻種。中國政府決定援助15噸。
- 1965年5月10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客人時表示，截至去年，建國14年來，對外援助金額達人民幣108億元，而已經使用的援助金額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為集中。
南京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尚長風分別在中共黨辦刊物《中共黨史資料》 2009年03期發表了《1961年中國糧食進口研究》[218]、《百年潮》 2010年04期發表了 《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糧食進口實情》[219]，公開了當時的糧食進口和外國援助情況。1959年的糧食產量比1957年度減少了2500萬噸，而1959年的糧食出口卻增加到415.75萬噸，為歷史最高[211][212]。大饑荒最為嚴重的1960年，繼續出口糧食272.04萬噸，同時還出口大量的油類、鮮蛋、肉類、水果等當時極為珍貴的食品[220]。直到1960年11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堅決糾正各種「左」的偏差，開始緊急調運和進口糧食，並開始採取大幅度減少糧食徵購、提高糧價等緊急救災措施。[70]
1960年底，蘇聯體諒中國的國情，提出「還債的事可以延緩」。1961年初舉行的中蘇貿易會談中，雙方同意延期還債[217][221]。1960年時，中國欠蘇聯約3.5億美元，折合人民幣53億元。中國從1950年代起欠蘇聯的債，大致可分為兩筆。第一筆是抗美援朝的軍火武器債務30億人民幣。1955年蘇軍從旅順撤退時，又移交了折價9.8億人民幣的裝備。這些軍事欠款，佔了中國對蘇欠款總額的六成以上。第二筆是中國在第一、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援華的基礎工業機器設備。1964年，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我們在經濟困難時期，不但沒有借一分錢的外債，而且還把過去的外債幾乎都還清了。」1961年，蘇聯在中國要求下借給中國20萬噸糧食，以緩解中國東北糧荒[222]。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則在其回憶錄里敘述其曾向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當面提出支援，周恩來答覆說：領導上已經討論過了，決定對蘇聯同志表示感謝，但對援助表示拒絕，說會自行解決[223]。在中國官方與民間輿論中，將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歸咎為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因素之一[1][224]。沈志華表示：傳聞的蘇聯在與中國關係惡化後曾追逼還債，沒有看到任何歷史文獻的記載[225]。
1962年，美國甘迺迪政府嘗試通過糧食援助改善兩國關係，但美國拒絕從台灣撤軍，而中國堅持要求撤軍，並因此拒絕了援助[226]。基於中國支持東南亞共產主義奪權以及中印戰爭等因素，甘迺迪政府最終放棄了對華政策調整和援助提議[227]。
對於自然災害在大饑荒中扮演的角色，存在一定爭議[2][4][7]。一方面，據《中國災情報告》記載，1958年，「1-8月，全國大面積旱災……冀、晉、陝、甘、青與西南川、滇、黔及華南粵、桂等省區。春旱時間長，波及面廣，嚴重影響農作物播種、生長。河北省中部、東部連續200多天無雨雪……5月中旬……西南、華南及冀東持續乾旱。入夏，華東、東北800多萬頃農田受旱。吉林省266條小河、1384座水庫乾枯，為近30年未有的大旱。年內，旱災波及24個省區2236萬公頃農田。」[229] 1959年，「1-4月，冀、黑嚴重春旱。」[229] 1960年的旱災期間，「1-9月，以北方為主的特大旱災」、北方地區60%的農業耕地未有任何降水[229]。1961年，旱情持續，但氣候環境有所緩和，其中「1-9月，全國範圍的特大旱災。全國旱區受災面積達3784.6萬公頃，成災1865.4萬公頃。」[229] 1962年，「1-9月，全國大面積旱災。」[229]
另一方面，據楊繼繩研究，前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薛暮橋於1958年曾說道「我們匯報上級想要的任何數據」以誇大自然災害、減輕官員對饑荒死亡的責任[230]。許多國外的觀察家也持有相似觀點，認為自然災害的程度和影響力被誇大了[231]。 一些學者通過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氣象日誌研究指出，氣候最惡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難時期[232]。楊繼繩調查了全國範圍內350個非政府氣象站的氣候數據，結果顯示1958-1961年的氣候屬正常，並無特大旱災、特大水災或異常低溫[230]。歷史學家馮客也指出，大饑荒時期的許多水災並不是由於異常天氣所致，而是大躍進期間大規模地不合理修建灌溉工程所致[233]。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1964年7月31日的文件中稱，中共政府試圖將大部分責任歸咎於自然災害（將其稱為「百年難遇」）並努力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脫責，但自然現象本身無法解釋中國北部和東部受災地區對政治和經濟管控的崩潰，此外亦有大批地方幹部甚至省部級官員被作為「替罪羊」遭到撤職和清算，以體現「毛主席永遠正確」[126]。還有學者指，「根據當年的氣象資料，1958年無論從官方的記載，還是老農的回憶來看，都是風調雨順的一年。...... 至於1959年到1961年氣候方面的負面影響，最多也只是局部性的，絕對不是蔓延全國且長達三年之久的大饑荒產生的主要原因。況且，受災面積不等於成災面積。在糧食供應充沛的條件下，即使發生大災，農民也有體力和積極性將災害損失控制到最小。」[7] 此外，在1949-1983年間，其中31年的年均受災面積為3273萬公頃，32年的年均成災面積為1295萬公頃，幾乎年年都有自然災害，但除了1959-1961年大饑荒期間，中國的糧食產量幾乎都處於年年增長的狀態[234][235]。
- 1960年降水量距平均值百分率約為負30％、屬一般乾旱，其乾旱幅度與1955、1963、1965-1967等年份比，並非特別突出[236]。作為對比，1978年的旱災遠比1960年嚴重，而且恰處於文革結束不久的「經濟瀕臨崩潰」的時期，卻沒有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
- 1959、1961年降水量距平為約為80％、屬一般澇年，但其澇程度遠遠低於1954、1973等年份；此外，1958年黃河中下游水災，但防汛工作相對成功[237][238]。澇災分為一般澇、大澇兩個等級，1954年長江大澇，有人死在洪水之中，但也沒有出現大規模餓死的現象。4－10月是農作物生長期，這個時期的降水量直接影響農作物的產量。從總的趨勢上看，1959－1961年的生長季降水量距偏離幅度是40年來較小的，這三年是常態年份。
- 氣溫對農作物的生長同樣有重要影響，1958年－1961年的氣溫同歷史平均水平的偏差比較正常。1959-1961年氣溫偏離也不算大，沒有出現超常低溫。[39]
國家主席劉少奇在1961年5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16]。黨主席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後退居二線，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負責主持中央具體事務，而林彪在會上依然堅定支持毛澤東路線；該會議提倡「民主集中制」，以及批評與自我批評，提出進一步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16][239][240][241]。此後，劉少奇主導推出「三自一包」政策以恢復農業生產、改善農民生存條件，獲得鄧小平、陳雲、鄧子恢等人的支持[240][242][243]。1962年7月，鄧小平在一次內部會議中提出了改革開放後廣為流傳的「貓論」（早期版本）：不管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244]。
但此後，毛澤東與劉、鄧等人之間分歧加大，尤其在階級鬥爭等問題上[239]。1962年8、9月，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以及八屆十中全會上，與會人士多着重於如何提高糧食生產等問題，而毛澤東則集中講了階級鬥爭形勢問題，號召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同時批評了鄧子恢等人的「包產到戶」是在搞資本主義[19][245][246][247]。1963年，毛澤東在全國發起「四清運動」，毛與劉之間的分歧和矛盾逐漸升級[247][248]。1964年2月9日、29日，毛澤東先後會見兩個外國黨的領導人，說道[240][249]︰
1962年上半年，我們黨內有些人在國內主張「三自一包」，目的是要解散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要搞垮社會主義制度。「三和一少」是他們的國際綱領，「三自一包」是他們的國內綱領。這些人中有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還有副總理。除此以外，每個部都有，每個省都有，支部書記里更多。夏季我們開了工作會議、中央全會，把這些問題都抖落出來了。
1966年5月，毛澤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文革中均遭到迫害，其中劉少奇於1969年被迫害致死、「三自一包」成為劉少奇的主要罪狀[240][250]；鄧小平則遭到下放勞動。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工農業生產模式發生了系統性的轉變， 完成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到以「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路線，2010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51][252]。撥亂反正期間，1980年2月23-29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劉少奇獲得徹底平反，《人民日報》稱「劉少奇的冤案，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253]，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上講話時說[254][255]：
不要造成一個印象，好像別人都完全正確，唯獨一個人不正確。這個話我有資格講，因為我就犯過錯誤。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我們頭腦也熱，在座的老同志恐怕頭腦熱的也不少。這些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的。
1980年4月1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再次提到[254][255]：
「大躍進」，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在這些問題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種印象，別的人都正確，只有一個人犯錯誤。這不符合事實。中央犯錯誤，不是一個人負責，是集體負責。
1981年6月，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提到[1][22]：
由於對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不足，對經濟發展規律和中國經濟基本情況認識不足，更由於毛澤東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沒有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就在總路線提出後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開來。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但是，對於大饑荒，中國大陸在1990年以前宣稱是由於政策的誤判加入趕上三年自然災害所致，而現在中國大陸官方和主流媒體則開始迴避這一討論[2][80][256]。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暫未收錄「三年自然災害」或「三年困難時期」詞條[257]。普通高中教科書稱之為「我國經濟發生了嚴重困難」[258]，義務教育教科書亦稱「我國的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259]。
庫馬爾·森從制度層面研究飢荒。他認為全世界歷史上，民主正常運作的國家從來不會發生飢荒[260][261]。民主「正常運作」指有自由表達不同觀點，而不是多數人暴政[262]。他表示，中國大躍進失敗造成1958-1961年餓死三千萬人，而政府卻不修正錯誤的政策，這在民主國家是不可想像的。另一個因素是缺乏資訊；公社裏的人當然看到眼前的不好，但是他們看到報紙上說形勢一片大好（這是沒有新聞自由的結果），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自己失敗了，而不是政策有問題，所以他們數字造假。當大饑荒達到高峰的時候，北京根據造假數字，得出的結論是收成比實際多出一百萬噸[263]。
2013年9月，徐州師範大學數學教授孫經先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中國餓死三千萬」的謠言是怎樣形成的？》，否認大躍進餓死上千萬人口；其認為，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應該在250萬人以下[87]。楊繼繩認為孫經先依據的原始數據並不可靠，因此從方法論上站不住腳。孫經先依據的原始數據是公安部三局戶籍處提供的。當年戶籍處處長張慶五說大饑荒那幾年的誤差主要是死亡漏報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這個差額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他個人估計大饑荒死亡人數2000多萬，工作人員王維志計算結果為三年非正常死亡大約3500萬人。又指孫經先以「遷移後不上戶口」解釋人口變化，而沒有解釋沒有戶口如何獲得糧食配給[264]。孫經先反駁稱糧食配給制針對當時的城鎮居民，農村居民通過參加生產小隊勞動而分得糧食，因而不需要購買實行配給制的商品糧[88]。楊繼繩此後仍堅持沒有戶口就無法得到糧食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觀點，稱孫經先對農村糧食情況缺乏了解，當時農民生產的糧食除交公糧之外，餘糧全部賣給國家以完成徵購任務，然後才能按照戶口購買從國庫返銷的糧食[91]。隨後孫經先也質疑楊繼繩不了解實際情況，繼續反駁稱「返銷糧」不是廣大農村地區基本的糧食制度和政策，《人民公社六十條》規定糧食由生產小隊直接分配，社員口糧在收穫後分配到戶，由社員自己支配[265]。
2013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撰文表示，「『兩個三千萬』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266]
2012年，香港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周遜認為：「大饑荒是中國近代史上很重大的一件事，也是20世紀人類的一個很大的慘案。但是在中國的歷史中，這一段被抹掉了。中國的歷史書上沒有大饑荒的記載，就連大饑荒這個詞都沒有，只是說「3年自然災害」，或者是『困難時期』。」[267]
2011年6月，歷史學學者曹樹基在《盲人摸象：有關大饑荒的不同回憶》一文中說道：「 一位學者就曾經這樣質問我，死亡2000萬人口與死亡3000萬人口有什麼區別？還有必要進行這樣的深究和追問嗎？我不同意這種觀點。這是因為，每一個餓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價值，沒有理由說，誰的生命重於泰山，誰的生命又輕於鴻毛。對於大饑荒的製造者，屈死的生靈和他們的家屬永遠保持追究責任的權利，即便對於那些死絕的餓殍，存活的人們也有義務為他們討回公道。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造成人口死亡的這場大饑荒，開始淡出人們的記憶。對於大饑荒中死亡人口數據的質疑，開始蔓延，有漸漸變成一種社會思潮的趨勢。」[268]
2011年3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研究員徐友漁表示，《墓碑》一書是作者楊繼繩「為餓死的父親立墓碑，也是為三千六百萬餓死[269]的中國人立墓碑。」楊繼繩在此書中寫道：「真理的旗幟掌握在共產黨手裏...不少人願意為這個偉大的理想作出犧牲。自己挨了餓，家裏餓死了人，還認為這是個別現象，為了共產主義偉大理想，作出這樣的犧牲也是應該的。強大的政治思想工作使人們馴服，新聞封鎖使人愚昧。餓死上百萬人的『信陽事件』、餓死三分之一人口的『通渭問題』，不僅當時鄰近地區不知有其事，甚到幾十年後還嚴加保密。處理這些重大事件的辦法是，把全局問題當作個別問題來處理，把一個地方餓死人當作『一個指頭』，在承認『一個指頭』的同時，大講『九個指頭』的成績。」[270][271]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採訪中國「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乾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悽慘的。」[272][273] 2013年，袁隆平在接受《人物》雜誌採訪時說再次提道：「那個時候三年困難時期，我們湖南叫做過苦日子，那真難受。我親眼看到五個餓殍，倒在田埂上、路旁邊和橋底下，餓死幾千萬人啊。... 剛剛日子好了一點。1959年、1960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過了1962年開始好轉，還沒幾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搞得亂七八糟，又把知識分子搞倒一批。國家命運前途。這麼一個偉大的國家，這麼一個文明古國，搞得這麼亂七八糟。」[274]
2007年，中國人民大學前副校長謝韜把大饑荒的責任歸咎於毛澤東設計的權力結構和政治制度：「由於不受任何制約，不聽任何反對意見，三年大躍進，餓死了三千七百五十萬人，成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275]
1991年，費正清教授出版《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實施的政策是大饑荒的原因之一[105]。
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起，毛澤東對劉少奇等人關於大饑荒和經濟形勢困難的估計，以及採取的「三自一包」改革政策，感到不滿[17][18][19][276]。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澤東與劉少奇第一次發生直接衝突，毛當面斥責道：「你急什麼？壓不住陣腳了？為什麼不頂住？」「三面紅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頂不住？我死了以後怎麼辦！」劉少奇則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19][276][277][278]
林彪曾對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困難表達過不滿[279]。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說：「我們黨是從來不認錯的，實在說不過去了，就找替罪羊，將錯誤都推到他們身上，如林彪，四人幫。找不到替罪羊就說是自然災害，如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純粹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錯誤。」「特別是三年困難時期，農村餓死幾千萬人，工人階級沒能給予（農民）有效的救助，自己吃商品糧，有副食供應，有布票，保證了最基本的生活需要。」[280]
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說：「人民公社化後發生的三年困難時期，到處浮腫病，餓死人。據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萬。」[281][282]「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過去『左』了那麼多年，幾乎把農民的積極性打擊完了。」[283]
前國務院副總理、長期負責經濟工作的薄一波說：「據中央有關部門匯總，到1959年4月初，僅山東、安徽、江蘇、河南、湖南、甘肅、貴州、河北等十五個省區，無飯吃的人口達2517萬。」[284]「我國人民所經歷的1959——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鬥爭造成的。在三年困難時期，全國廣大人民因食物缺乏、營養不良，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農村因饑饉死亡增加，據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減少1000多萬。」[281][285]
時任《紅旗》雜誌副總編輯兼秘書長、八十年代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鄧力群回憶這段歷史說：「（1960年初）李先念同志也去了。回來講，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家中死人婦女穿白鞋弔喪）。怎麼造成這樣一種情況的？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嚴重的浮誇，征了過頭糧。還有特別厲害的一條是，沒有飯吃了，村子裏能夠吃的、能夠找到的都吃光了，為了保住他那個浮誇，竟不讓逃荒，讓民兵把着。這裏沒有飯吃，到別的地方去逃荒，歷史上哪朝哪代都是這個辦法，解放以後遇到大災大荒之年也都是這個辦法，不讓逃荒，強迫命令，把本來可以活下來的人餓死了。」「（在七千人大會的口頭報告中）講到歷史上餓死人的事是要寫到史書上去的時候，他（劉少奇）情不自禁地罵了一句，並憤憤地說：我當主席時，出了這種事情！」[286]
前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田紀雲2004年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麼原因？劉少奇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287][288]
其他在各種公開場合承認大規模餓死農民的中共高級幹部還包括：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289]、前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113]、出獄後的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其聲稱全國當時大致餓死500萬人左右）、前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李銳等[290]。
2013年，旅美作家宋琳（筆名「依娃」）採訪兩百多名大饑荒倖存者的口述歷史《尋找大饑荒倖存者》出版，她調查大饑荒的動機之一，是有家人在大饑荒中餓死[291]。她曾表示，中國應該在天安門廣場修建一面哭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滿大饑荒死難者的名字[292]。她認為，在沒有戰爭、沒有天災、沒有瘟疫的情況下，餓死了四千至五千萬的人口，是當時統治者的政策錯誤。她亦反對使用「非正常死亡」這個詞代替餓死[293]。
2012年11月，媒體工作者何三畏刊文《大饑荒報道——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對「五毛」以及「自乾五」的言論做出了嘲諷[294]。
2012年4月，《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通過新浪微博否認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上千萬人，引發部分網友激烈抗議。次日，北大教授孔慶東等人轉發微博支持林治波，表示餓死人是謠言，是外國人寫的黨史。
2012年5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16期封面白底黑字，為大饑荒做了專題報道，提到：「大饑荒發生在上世紀中葉。從它結束的時候算起，到今年已經50年了。50年足夠漫長，足夠我們把那段歷史看得更清楚——在中國，歷史從來都是越遠越清楚」[295]。
2005年，作家余杰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開演講《蔡元培與「五四」精神》，到了提問時，有學生問及毛澤東和「五四」的關係。余杰指出：毛澤東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饑荒，致使三四千萬農民被活活餓死，毛是冠絕古今的暴君[292]。
2014年，署名「北原」的安徽行政學院退休職工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文章，批評「三年困難時期，因『左』的錯誤所造成的農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確實是存在的，損失是極其慘重的」，「這一錯誤是中國共產黨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所犯的」「探索性質的錯誤」，但同時認為「中國共產黨並沒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說的那樣刻意隱瞞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現象」，「社會主義制度自我調整和糾錯的能力是很強的」，並且批評「某些西方敵對勢力反覆炒作中國餓死幾千萬人，而且一再誇大」，「人口學研究被某些西方媒體和一些敵對勢力所利用，並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覆炒作，已經遠遠超出純學術範圍了，並且以此質疑和否定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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