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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濟思想史上，經濟思想學派（school of economic thought）是由一群以經濟學工作方式來分享共同觀點的經濟學思想家組成。雖然經濟學家未必會被劃分為某個學派，但將經濟學家按學派分類是常見做法。經濟思想史可大致分為三階段：古代經濟史（希臘-羅馬、印度、波斯、伊斯蘭和中國）、早期現代經濟史（重商主義、重農主義）和現代經濟史（始於18世紀晚期的亞當·史密夫和古典經濟學）。系統的經濟理論主要是從所謂的現代史開始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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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採用的是稱作主流經濟學（也稱正統經濟學）的方法。多數經濟學家要麼專注於宏觀經濟學[1]，要麼專注於微觀經濟學，或者經濟中的特定市場、主體。[2]
在美國主流觀點中，經濟學理論可以分為兩大不同的學派：支持經濟干預的鹹水學派（沿海學派，如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賓夕法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和耶魯大學），和更強調自由放任理念的淡水學派（內湖學派，如芝加哥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羅徹斯特大學和明尼蘇達大學）。然而，對於一般均衡的重要性，與用於某些目的的模型相關的方法（如預測用的統計模型，反事實分析的結構模型等），以及用於分析對經濟重要的特定因素（例如銀行業）的部分均衡模型的重要性，兩個學派達成了廣泛共識。[3]這兩個學派的思想都與新古典綜合學派思想有關。
過去一些著名的經濟思想，如經濟歷史學派和制度經濟學，影響力早已削弱，現被視作非主流經濟學（異端經濟學）。其他一些經久不衰的非正統經濟思想有奧地利學派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最近發展起來的當代經濟學思想如女性主義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雖然繼承和批判了主流經濟學思想，但它們以特定的角度看問題，沒能將之發展成一門獨立的學派。
伊斯蘭經濟學是以伊斯蘭教法為基礎的經濟實踐。起源可以追溯到的哈里發，[4] 包括了起源於8-12世紀之間的早期市場經濟和一些最早版本的商人資本主義，一些人稱之為「伊斯蘭資本主義」。[5]
基於推動被壓迫群眾的伊斯蘭經濟不僅在個人問題上，更是在實施更宏觀的經濟目標和政治政策上注重伊斯蘭教法規。它建立了自由暢通的財富循環基礎，使其豐厚的利潤回報可以達到社會的最底層。如以天課和吉茲亞的形式徵收的財富稅，禁止對各種貿易和交易（收入/銷售/消費稅/進口/出口稅等）徵稅等都是一些典型特點。另一個顯著特點是禁止在交易貨幣時存在超額利息。而且使用紙幣的聲明也很突出。雖然承兌票據得到承認，但承兌人們必須持有充分的儲備。部分準備金銀行業務被視為違反信託法而被禁止。
它見證了像貿易公司、大型企業、合約、匯票，長途國際貿易、合夥企業（mudaraba）這樣的初期有限合夥制(mufawada)，以及最早形式的金融信用、債務、利潤、虧損、資本（al-mal）、資本積累（nama al-mal）、[6]流通資本、資本支出、營業額、支票、本票、[7]信託（見Waqf）、初創公司，[8] 儲蓄賬戶、交易賬戶、典當、貸款、匯率、銀行、貨幣兌換、分類賬、存款賬戶、分配、複式簿記[9]訴訟，[10] 和代理機構[11][12]的創新等。
20世紀後半葉以來，這個學派逐漸得以恢復和發展。
歐洲中世紀晚期和文藝復興早期的經濟政策視經濟活動為為貴族和天主教會謀利的賦稅途徑。經濟交流受到封建權利的限制，例如收取過路費或開辦交易場所的權利，以及行會和宗教對高利貸的限制。像這樣的經濟政策旨在鼓勵某一特定領域的貿易。由於社會階層的重要性，頒佈了法律來規範着裝和住房，包括不同階層允許的款式，材料和購買頻率。馬基雅弗利在他的書《君主論》中第一次以建議的形式提到了經濟政策理論。他指出，君主和公民應該限制他們的支出，防止富人或民眾詆毀他人。這樣將不會造成公民的沉重負擔，從而使國家得到民眾的認可。
- 傑拉爾德·馬林斯
- 愛德華·米賽爾爾登
- 托馬斯·孟
- 讓·博丹
- 讓-巴蒂斯特·柯爾貝爾
- 約西亞·柴爾德
- 威廉·配第
- 約翰·洛克
- 查爾斯·戴夫南特
- 達德利·諾思
- 費迪南多·加利尼
- 詹姆斯·德納姆-斯圖亞特
重農主義是由18世紀法國經濟學家們提出的，他們強調生產性工作，特別是農業對經濟財富的重要性。他們早期對自由貿易和放鬆管制的支持影響了亞當·史密夫和古典經濟學家。
- 安·羅伯特·雅克·杜閣
- 弗朗索瓦·魁奈
- 皮爾·勒·佩森特
- 理查德·坎蒂隆
古典經濟學，也稱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是18世紀和19世紀主流經濟學的原型。古典經濟學着眼於市場均衡論和客觀價值論。新古典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最主要的區別是價值理論中的邊際功用，並將邊際理論作為模型和方程的基礎。馬克思經濟學也來源於古典理論。安德爾斯·希德尼斯 (1729–1803)導寫了北歐史的古典自由主義。來自芬蘭的神父兼議會議員 Chydenius，在1765年出版的名為 國家收益的書中提出了貿易和工業自由的觀點，探討了經濟與社會的關係，並闡述了自由主義的原則。十一年後，亞當·史密夫發表了與之類似且更為全面的書--國富論。根據Chydenius的說法，民主、平等和對人權的尊重是實現整個社會進步和幸福的唯一途徑。
- 亞當·史密夫
- 弗朗西斯·哈奇森
- 伯納德·曼德維爾
- 大衛·休謨
- 亨利·喬治
- 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
- 詹姆斯·穆勒
- 弗朗西斯·普萊斯
- 大衛·李嘉圖
- 亨利·桑頓
- 約翰·雷姆賽·麥克庫洛赫
- 詹姆斯·梅特蘭 勞德代爾伯爵
- 傑里米·邊沁
- 讓·沙爾·列奧納爾·德·西斯蒙第
- 范杜能
- 約翰·斯圖爾特·米爾
- 卡爾·馬克思
- 納騷·威·西尼爾
- 愛德華·吉本邦·韋克菲爾德
- 約翰·雷
- 托馬斯·托克
- 羅伯特·托倫斯
美國學派起源於首位美國財政部長歷山·漢密爾頓的著作和經濟政策。它強調對進口產品徵收高關稅，以幫助剛剛起步的美國製造業基地、為基礎設施項目融資；以及促進國家銀行業、公共信貸和政府對先進科技研發的投資。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素有國家體系之稱的經濟體系的最著名支持者之一，並且是德意志關稅同盟以及德國總理奧托·馮·俾斯麥於1879年開始的經濟政策發展背後的主要推動者。
法國自由學派(別稱"樂觀派"或"正統派")是19世紀經濟思想學派，以法蘭西學院和法國研究所為中心。Journal des Économistes是該學派思想的主要推動者。該學派頑強地捍衛了自由貿易和放任的資本主義。他們是集體主義，干預主義和保護主義的主要反對者。這使得法國學派成為現代奧地利學派的先驅。
-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 莫里斯·布洛克
- 皮埃爾·保羅·勒盧阿-博利約
- 古斯塔夫·德·莫利納里
- 伊夫·居約
- 讓·巴蒂斯特·賽伊
- 里昂·賽伊
經濟歷史學派是德國於19世紀形成的一個學術經濟學和公共行政學的分支，直到20世紀都佔統治地位。歷史學派認為，歷史是關於人類行為和經濟問題的知識的主要來源，因為經濟學是針對特定文化的，因此不能在空間和時間上普遍化。該學派反對經濟定理的普遍有效性。他們認為經濟學是仔細的實證和歷史分析的結果，而不是邏輯和數學的結果。該學派的大多數成員是學術的社會主義者，即在重工業化時期關注社會改革和普通人的條件改善。歷史學派又分為三個小派：
- 守舊派，代表人有威廉·羅雪爾、卡爾·克尼斯和布魯諾·希爾德布蘭德；
- 革新派，代表人有古斯塔夫·馮·施穆勒，還包括艾蒂安·拉斯佩雷斯、卡爾·布赫、阿道夫·華格納以及盧約·布倫塔諾；
- 創新派，代表人有維爾納·桑巴特、甚至包括馬克斯·韋伯
德國經濟歷史學派的先驅包括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因為1882-1907年普魯士教育部大學部門負責人弗里德里希·阿爾托夫的許多顧問已經在該學院的成員之下學習過，歷史學派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德國大學經濟學教授的任命。此外，由於美國經濟學界由德國博士生領導，普魯士不僅在中歐成為德國的知識分子，主導着學術界，而且直到20世紀左右在美國也是如此。歷史學派參與了與奧地利學派的「方法學」（「鬥爭法」），其定位更為理論化和先驗性。
在講英語的國家，歷史學派可能是最不為人所知和最不被理解的經濟學研究方法，因為它與現在主導的英美分析觀點截然不同。然而，歷史學派在理論和實踐中都構成了歐洲大陸大多數國家幾十年來佔主導地位的經濟模式——社會市場經濟的基礎。歷史學派也是約瑟夫·熊彼得動態變革導向型創新型經濟學的來源之一，雖然他的著作可能批評了該學派，但熊彼得的著作中關於創新和創業的角色可以被看作是始於歷史學派思想的延續，尤其是馮·施穆勒和桑巴特的著作。
英國歷史學派沒有德國歷史學派那麼出名。該學派嚴格批判了古典經濟學的演繹法，尤其是大衛·李嘉圖的著作。推崇重歸納法，並呼籲將史事與時事相結合。
- 克里門特·朱格拉
- Charles Gide
- Albert Aftalion
- Émile Levasseur
- François Simiand
喬治主義是一門以徵收土地和自然資源控制權的土地價值稅等獲得經濟租金來改善個人和國家的經濟福利的經濟哲學。
李嘉圖社會主義是19世紀初的古典經濟思想的一個分支，該思想基於--勞動力是所有財富和交換價值的來源，而租金、利潤和利益歪曲了自由市場。他們發展的前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剝削理論被廣泛認為受到大衛·李嘉圖的著作的深刻影響，並且傾向於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權。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自卡爾·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該學派注重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認為的資本勞動剝削。因此，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勞動價值論不僅僅是一個價格理論，更是一種用于衡量資本主義剝削社會勞動的理論。[13][14]
- 大衛·戈登
- 塞謬爾·鮑爾斯
- 保羅·A·巴蘭
- 亞當·普熱沃爾斯基
- 亨利克·格羅斯曼
無政府主義經濟學包涵了一組試圖概述不受強制性社會制度支配的生產和交換模式的理論：
- 互助論倡導市場社會主義。
- 集體無政府主義提倡工人合作社和基於對生產貢獻份額的薪水。
- 無政府共產主義主張用直接民主、公社民主直接從資本主義向自由共產主義、禮物經濟過度。
- 無政府工團主義主張工人的直接行動和總罷工。
與無政府主義經濟學相關的思想家包括：
分配主義是源於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天主教思想家為了反映教宗良十三世的通諭《新事》和教宗庇護十一世的通諭《四十年》的教導而制定的一種經濟哲學，它試圖追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希望在保留私有財產的同時按照基督教的正義原則來命令社會。
制度經濟學着重於了解制度在經濟進化過程中和塑造經濟行為中的作用。它最初的重點在於托斯丹·范伯倫的技術和社會領域「儀式」的本能導向二分法之間。其名字和核心元素可追溯到沃爾頓·漢密爾頓1919年發佈於《美國經濟評論》的文章。[15][16]
新制度經濟學通過關注經濟活動背後的社會和法律規範及規則（來自機構的）以及分析超越早期的制度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來試圖擴展經濟學。[17]它可以被視為在新古典經濟學排除方面的巨大進步。它重塑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各個方面。
新古典經濟學是當今經濟學使用的主要形式，其批評者經常稱其為「正統經濟學」。這種方法所暗示的更具體的定義被萊昂內爾·羅賓斯在1932年的論文《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解釋道：「一門研究人類行為作為稀缺手段與替代用途之間的關係的科學。」稀缺的定義是指可獲得的資源對於滿足所有人的需求與願望來說是不充足的；如果可利用資源沒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那麼就不會有經濟問題。
又稱數理學派，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支，代表人物維弗雷多·柏利圖。
芝加哥學派是與芝加哥大學教師工作相關的新古典主義經濟思想學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宏觀經濟學中對發展貨幣主義作為一種替代凱恩斯主義的思想學派對宏觀經濟模型中理性預期的使用產生了影響。
奧地利經濟學家們在解釋經濟發展時倡導個人主義方法論、主觀價值理論，貨幣的非中性，並強調組織權力的價格機制（見經濟計算辯論）和經濟的自由放任。[18]
斯德哥爾摩學派是斯德哥爾摩院的經濟思想。它是指主要在20世紀30年代瑞典斯德哥爾摩共事的鬆散組織的經濟學家們。
斯德哥爾摩學派在宏觀經濟學需求和供應理論中得出了像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相似的結論。同凱恩斯一樣，他們也是受到20世紀初瑞典經濟學家努特·維克塞爾的著作的啟發。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源於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著作,並且專注於短期的宏觀經濟學，尤其是價格剛性。它有兩個繼任者。後凱恩斯學派是另一種學派，主要關注宏觀經濟學。他們專注於宏觀經濟剛性和調整過程，並基於現實生活實踐研究其模型的微觀基礎，而不是簡單的優化模型。通常與英國劍橋和瓊·羅賓遜的工作有關（見後凱恩斯學派）。新興凱恩斯學派是凱恩斯主義潮流發展的另一學派。這些研究人員傾向於與其他新古典經濟學家分享強調基於微觀基礎和優化行為的模型，但更側重於凱恩斯理論標準，如價格剛性和工資剛性。這些通常被認為是這些模型的內生特徵，而不是像老式凱恩斯主義那樣的簡單假設（見新興凱恩斯學派）。
- 皮耶羅·斯拉法
- 路易吉·L·帕西內蒂
- 弗拉基米爾·卡爾波維奇·德米特里耶夫
20世紀著名的學派或經濟學思潮如下。這些是由廣為人知的明確界定的學術團體所提倡的：
在20世紀後期，產生經濟思想變化的研究領域是：基於風險（而不是價格）的模型、不完善的經濟主體，以及將經濟學作為一門生物科學（基於進化規則，而不是抽象交換）。
對風險的研究在觀察價格隨着時間的推移的變化比實際的價格更加重要是有影響的。這尤其適用於金融經濟學，其風險/收益平衡是作出至關重要的決定。
資訊和決策是一個重要的成長領域。該學派的例子包括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工作。資訊不對稱以及道德風險的問題都是以資訊經濟學為基礎，深刻地影響了現代經濟困境，像高階主管股票期權、保險市場，以及第三世界的債務減免。
最後，還有一系列植根於經濟學概念的經濟學的一個生物學分支，包括能源關係而不是價格關係決定經濟結構的觀點。使用分形幾何學建立經濟模型（參見能源經濟學）。在其初期，將非線性動力學應用於經濟理論以及演化心理學的應用探索拉估價過程和不平衡狀況的持久性。最明顯的工作是在該地區應用分形進行市場分析，特別是套利（參見複雜性經濟）中。另一個新生經濟學的分支是神經經濟學。後者結合了神經科學、經濟學和心理學研究我們如何作出選擇。
主流經濟學是相對於非主流經濟學的一個術語。[19]它的出發點是資源是稀缺的，並且有必要在敵對性選項之間進行選擇。也就是說，經濟學涉及權衡。由於稀缺性，選擇一種方案意味着放棄另一種方案，即機會成本。機會成本表示相互競爭的代替品之間的隱含關係。這樣的成本被認為是市場經濟中的價格，用於分析經濟效益，或者用於預測對市場擾動的反應。正如意大利經濟學家恩里科·巴羅恩首先證明的那樣，計劃經濟可比較於影子價格的關係必須滿足對資源的有效利用。
經濟學家認為，激勵和成本在塑造決策過程中發揮着普遍作用。一個直接的例子就是個人需求的消費者理論，該理論獨立出價格（作為成本）和收入如何影響數量需求。現代主流經濟學主要建立在始於19世紀後期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基礎上。主流經濟學也承認市場失靈的存在和凱恩斯經濟學的見解。它使用經濟增長的模型分析影響國民收入的長期變數。它採用博弈論來模擬市場或非市場行為。集體行為的一些重要觀點（例如組織的湧現）已通過的新制度經濟學被納入到經濟學的範疇。萊昂內爾·羅賓斯在1932年的論文《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中描述了大部分現代經濟學的定義：「研究人類行為作為有限而稀缺的多功能性工具之間的關係的科學」。稀缺意味着可用的資源不足以滿足所有需要和需求。不存在資源短缺和可替代的使用可用資源，就沒有經濟問題。如此界定的主題涉及受激勵和資源影響的選擇研究。經濟學一般研究的是人們在稀缺資源之間如何分配的問題。
主流經濟學涵蓋範圍廣泛的（但不是無限的）觀點。在政治上，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都持有自由放任和現代自由主義的觀點。對於經濟學中的特定問題，例如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宏觀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和可取性，也有不同的看法。雖然歷史上很少有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自己作為該「學派」的成員，很多人會認同新古典經濟學派、貨幣主義、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或者行為經濟學中的一個或更多。
主流經濟學內部的爭議傾向於用以下方式表述：
- 資本資產的定義包括自然資本（生態系統）或社會資本（「商譽」或「品牌價值」）或人才，以及通常構成無形資產與可測量資產
- 投資和malinvestment以及商業週期如何根除後者而留下前者
- 法律責任和承擔，例如網絡外部效應的問題
- 財富和價值以及如何影響價格，特別是勞動力和生態系統
「主流」經濟方法的例子是由ICLEI開發並由世界40大城市的C40組織倡導的城市三重底線會計方法。正如這個例子表明的那樣，「主流」方法的定義是它被採納和主張的程度，而不一定是其技術嚴謹性。
非主流經濟學（異端經濟學）是一些思想不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微觀形式主義的學派。異端經濟學家強調歷史、自然系統、不確定性和權力的影響力。其中包括制度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社會主義經濟學、二元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和熱經濟學等。
在19世紀後期，一些非正統學派與邊際革命後興起的新興古典學派產生了爭論。大多數持不同政見的學派生存至今，但規模和影響相對於主流經濟學已大大減弱。主要有制度經濟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奧地利經濟學。
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是對佔主導地位的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重大挑戰。凱恩斯主義的觀點最終以約翰·希克斯發展的凱恩斯-新古典綜合學派進入主流。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及其對主流經濟學的融入，降低了對非主流學派的吸引力。然而，倡導對正統經濟學進行更根本性批判形成了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
最近的非正統經濟學的發展包括演化經濟學（雖然這一詞還用於描述制度經濟學）、女權主義經濟學、綠色經濟經濟學、後自閉症經濟學及熱經濟學。
非正統的方法往往體現於對「主流」方法的批評。例如：
- 女性主義經濟學批評勞動力的估價，並認為女性勞動力被系統地低估
- 綠色經濟學批評生態系統的外部化和難以定價的狀態，並主張把他們作自然財富納入有形的資本資產
- 後自閉症經濟學批評了對形式模型的關注以犧牲觀察和價值為代價，並爭論回到亞當·史密夫創立的人類科學的道德哲學。
大多數非正統的觀點都批評資本主義。最顯著的例外是奧地利經濟學。
Georgescu-Roegen從熱力學的熵的概念重新引入經濟學（在他看來，區別於從牛頓物理學中得出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機械基礎），並為後來發展成演化經濟學做了基礎的工作。他的工作為熱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的作出了重大貢獻。[20][21][22][23][24]
主流經濟學之外對經濟問題的其他觀點包括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
對源於主流經濟以外的經濟體系進行的根本性改革包括參與型經濟運動和二元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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