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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哲學家、經濟學家（1723-1790）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亞當·斯密（英語：Adam Smith，1723年6月5日（受洗）（新曆6月16日）—1790年7月17日）是18世紀蘇格蘭哲學家和經濟學家，被認爲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的著作《國富論》是第一本試圖闡述歐洲產業和商業發展歷史的著作，被視爲經濟學的里程碑。這一著作提出了許多經典理論，包括自由市場經濟、勞動分工和市場自發調節等觀念，對經濟學、政治學和道德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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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生於蘇格蘭伐夫郡的柯科迪，確切的出生日期並不清楚，他在1723年6月5日於柯科迪受洗，擔任關稅查帳員的父親在他出生前6個月便已去世。在大約4歲時，斯密曾被一群吉普賽人誘拐，不過很快便被他的叔叔救回。
在大約14歲時，斯密進入了格拉斯哥大學，在「永恆的」（斯密如此稱呼他）哈奇森的教導下研讀道德哲學。斯密在這個時期發展出他對自由、理性、和言論自由的熱情。在1740年他進入了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但他後來說「在牛津的時期對他後來的畢生事業沒有多少影響」，他在1746年離開了牛津大學。1748年他在亨利·霍姆（Henry Home）的贊助下開始於愛丁堡大學演講授課。最初是針對修辭學和純文學，但後來他開始研究「財富的發展」。年近30歲時，他第一次闡述了經濟哲學是「明確而簡易的自然自由制度」，他後來將這些理論寫入《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國富論）一書裏。在大約1750年時他認識了大衛·休謨，兩人成為親密的好友。他也認識了一些在後來成為蘇格蘭啟蒙運動推手的人物。[3]
斯密的父親對於基督教有強烈興趣[4]並且加入了溫和派的蘇格蘭長老教會（Scottish Presbyterianism，自從1690年以來的蘇格蘭國教）。斯密可能曾前往英格蘭尋求英格蘭教會的職位：但這件事的真實性仍具爭議。為何他放棄信仰並回到蘇格蘭的原因仍然未知，但能肯定的是這時斯密已經成為自然神論者了[註 1]。
在1751年斯密被任命為格拉斯哥大學的邏輯學教授，並在1752年改任道德哲學的教授。他的講課內容包括了倫理學、修辭學、法學、政治經濟學、以及「治安和稅收」的領域。在1759年他出版了《道德情操論》一書，具體化了部分他在格拉斯哥的授課內容。在當時這些研究的發表使斯密獲得了廣泛名聲，這些研究主要是針對人類如何透過仲介者和旁觀者之間的感情互動來進行溝通（亦即，個人與社會其他成員的互動）。他對於語言發展的研究則較為粗淺。斯密流暢的、深具說服力的、甚至華麗的論述相當突出，他的論述基礎既不是像沙夫茨伯里和哈奇森一般根基於特殊「良知」，也不是像休謨一般根基於功利主義，而是基於同情的。
斯密的授課逐漸遠離道德的理論，而改專注於法律學和經濟學上。他在這段時間的思想發展可以由他的一名學生在1763年所抄錄的授課筆記得知[6]。到了1763年底，政治家查理·湯森（也就是引薦斯密認識了大衛·休謨的人）提供斯密一份收入更為豐厚的工作機會，擔任他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布魯斯公爵的私人家教。斯密辭去了在大學的教授職位，並在1764年至1766年間和他的弟子一同遊覽歐洲，大多是在法國，在那裏斯密也認識了許多知識份子的精英，例如阿內-羅貝爾-雅克·杜爾哥和達朗貝爾，尤其重要的是弗朗索瓦·魁奈—重農主義學派的領導人，斯密極為尊重他的理論。在回到可可卡地後，斯密在接下來10年時間裏專注於撰寫他的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又稱為《國富論》，在1776年出版。這本書備受推崇並且被普遍流傳，斯密也隨之聲名大噪。1778年他獲得了一份在蘇格蘭的關稅部長職位，得以和他的母親一同居住在愛丁堡。他在1790年7月17日於愛丁堡去世。在死後清點遺產時，人們發現他顯然秘密貢獻了相當大一部分的收入用作慈善用途。
斯密的遺囑執行人是他在蘇格蘭學界的兩名好友—物理學家和化學家約瑟夫·布雷克以及地質學家詹姆斯·赫頓。斯密留下了許多未發表的著作，遺囑聲明要銷毀其中一部分斯密認為不適合發表的著作，其餘的著作則在後來陸續發佈，包括在1795年出版的《天文學歷史》（History of Astronomy），以及《哲學論文集》（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斯密的頭像被印在2007年3月13日發行的二十元英鎊的背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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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密死後不久，他遺留的手稿幾乎全都銷毀了。在他生前最後一年裏他似乎計劃撰寫兩篇主要的論文，一篇是有關法律的理論和歷史，一篇則是和藝術與科學有關。在死後才出版的《哲學論文集》所收錄的可能是後一篇論文的部分。
《國富論》一書是斯密最具影響力的著作，這本書對於經濟學領域的創立有極大貢獻，使經濟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在西方世界，這本書甚至可以說是經濟學所發行過最具影響力的著作。國富論一書成為針對重商主義（認為大量儲備貴金屬是經濟成功所不可或缺的理論）最經典的反駁，在這本書於1776年出版後，英國和美國都出現了許多要求自由貿易的聲浪。這些聲浪還認為當時經濟的艱難和貧窮是因為美國獨立戰爭所造成的。不過，並非所有人都被說服相信了自由貿易的優點：英國政府和議會依然繼續維持重商主義多年。
國富論一書也否定了重農主義學派對於土地的重視，相反的，斯密認為勞動才是最重要的，而勞動分工將能大量的提升生產效率。國富論一書非常成功，事實上還導致許多早期學派的理論被拋棄，而後來的經濟學家如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和大衛·李嘉圖則專注於將斯密的理論整合為現在所稱的古典經濟學（現代經濟學由此衍生）。馬爾薩斯將斯密的理論進一步延伸至人口過剩上，而李嘉圖則提出了工資鐵律—認為人口過剩將導致工資連勉強餬口的層次都無法達成。斯密假設工資的增長會伴隨着生產的增長，這個觀點在今天看來則較為準確。
國富論一書的重點之一便是自由市場，自由市場表面看似混亂而毫無拘束，實際上卻是由一隻被稱為「看不見的手」所指引，將會引導市場生產出正確的產品數量和種類。舉例而言，如果產品發生短缺，產品的價格便會高漲，生產這種產品所能得到的利潤便會刺激其他人也加入生產，最後便消除了短缺。如果許多產品進入了市場，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將會增加，供應的增加會將產品的價格降低至接近產品的生產成本。即使產品的利潤接近於零，生產產品和服務的利潤刺激也不會消失，因為產品的所有成本也包括了生產者的薪水在內。如果價格降低至零利潤後仍繼續下跌，生產者將會脫離市場；如果價格高於零利潤，生產者將會進入市場。斯密認為人的動機都是自私而貪婪的，自由市場的競爭將能利用這樣的人性來降低價格，進而造福整個社會，而提供更多產品和服務仍具有利潤的刺激。不過，斯密也對商人保持戒心，並且反對獨佔的形成。
斯密也大力批評過時的政府管制，他認為那些管制將會阻撓產業的擴展。事實上，斯密反對絕大多數政府管制經濟的行為，包括關稅在內，他認為關稅最終將導致長期的效率低落以及價格的居高不下。這個理論在今天被稱為「自由放任」，代表「讓他做、讓他去、讓他走」，這個理論後來影響了政府的立法，尤其是在19世紀裏。在國富論一書裏最知名也最常被後人引用的兩句話是：
我們不能藉着向肉販、啤酒商、或麵包師傅訴諸兄弟之情而獲得免費的晚餐，相反的我們必須訴諸於他們自身的利益。我們填飽肚子的方式，並非訴諸於他們的慈善之心，而是訴諸於他們的自私。我們不會向他們訴諸我們的處境為何，相反的我們會訴諸於他們的獲利。
因此，由於每個個人都會盡力把他的資本用以支持並管理國內的產業，這些產業的生產於是便能達到最大的價值；每個個人也必然竭力的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擴大。確實，他通常並沒有打算要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促進了這種利益至何種程度。由於寧願支持國內的產業而非國外的產業，他只是盤算着他自己的安全；他管理產業的方式在於使其生產的價值能夠最大化，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些常見的情況下，經過一雙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他也同時促進了他原先無意達成的目標。並非出自本意並不代表就對社會有害。藉由追求他個人的利益，往往也使他更為有效地促進了這個社會的利益，而超出他原先的意料之外。我從來沒有聽說過有多少好事是由那些佯裝增進公共利益而干預貿易的人所達成的。
對於亞當斯密在強調「同情」的《道德情操論》與強調「私利」的《國富論》兩書間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爭論。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得稱這為「亞當斯密問題」（das 'Adam 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論一書裏，斯密似乎強調人類在慈善動機下的意圖與行為的同步性，而在國富論裏這則被分裂為「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宣稱，在資本主義體制裏，個人依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行動時也會提升共同體的利益。於是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對於利己和人類動機的狹窄定義所可能引發的矛盾。不過這並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一書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寫道：
因此，物種自我保衛和繁殖的機能架構，似乎是自然界給予所有動物的既定目標。人類具有嚮往這些目標的天性，而且也厭惡相反的東西；人類喜愛生命、恐懼死亡、盼望物種的延續和永恆、恐懼其物種的完全滅絕。雖然我們是如此強烈的嚮往這些目標，但它並沒有被交給我們那遲緩而不可靠的理性來決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導我們運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來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飢餓、口渴、尋求異性的情慾、愛情的快樂、和對於痛苦的恐懼，都促使我們運用這些手段來達成其本身的目的，這些行動都將實現我們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結果—偉大的自然界所設定的善良目標。
亞當斯密本人並不認為這兩者存在矛盾，在國富論一書出版後，他又發行了經過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論版本。他或許認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終都將達成相同的目標。
《國富論》一書成為了第一本試圖闡述歐洲產業增長和商業發展歷史的著作，也成為了開展現代經濟學科的先驅。它也提供了資本主義和自由貿易最為重要的論述基礎之一，極大的影響了後代的經濟學家。
《國富論》一書的原始版本則存在一些爭議，一些人主張書中的內容曾被竄改的較為溫和，以符合當時某些思想家如大衛·休謨和孟德斯鳩的既定理論。的確，許多斯密的理論都只簡單地描述歷史的走向將會遠離重商主義並朝向自由貿易，而當時這種走向早已發展了數十年，並且已對政府政策有極大影響。無論如何，斯密的作品廣泛地組織了他們的理論，因此至今仍是經濟學界最為重要而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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