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字啓予（又作起予），祖籍浙江省紹興縣，生於直隸省順天府大城縣（一說保定府），中華民國軍事將領，陸軍二級上將。[1][2]歷任綏遠都統、河北省政府主席、山西省政府主席、天津市市長、河南省政府主席。抗戰時期任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戰後任中國駐美軍事代表團團長，國民政府參軍長、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晚年僑居日本，於1978年5月15日在東京逝世，享年89歲。
生平
商震年幼父母早逝，其舅父不斷的予以奧援，因此得以完成學塾教育。
1905年（清光緒三十一年），商震考入保定北洋陸軍速成學堂（後來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洋文班，學習英文與日語。不久後便被革命派吸收，加入同盟會，但是遭到校方查獲，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以「煽動革命」罪名開除。隨後商震至瀋陽協助同盟會同志蔣慕譚、陳幹等人開辦學校授教，並趁機傳達革命理念，並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以課稅問題組織發動「遼陽民變」，但是遭到官府查緝逮捕。在營救獲釋後遁逃日本。
宣統元年（1909），同盟會指示商震返國，在東北長春長春日報社內潛伏，協助熊成基建立革命黨據點。但是因熊成基遭到出賣被捕，商震的身分也連帶曝露，被迫潛逃至遼寧省錦州。宣統二年（1910），商震考入錦州的新軍隨軍學堂，隔年從學軍學堂畢業，轉入奉天講武堂繼續就學，並在講。在講武堂時代，其所屬的學兵營指揮官為革命黨人彭家珍，藉由彭家珍的引薦，商震結識了陸軍第二十鎮內的革命黨員，包括東北同盟會成員，同時為二十鎮統制的張紹曾、二十鎮四十協七十九標營長施從雲、二十鎮參謀馮玉祥等人。在此時商震與馮玉祥結為盟兄弟。[2]
武昌革命爆發後，在東北的革命黨員成立聯合急進會。11月17日，在奉天聯合急進會的命令下，商震與程起陸、祁耿寰、徐鏡心、石磊等人赴遼陽計劃武裝起義（遼陽起義）。11月28日，商震與程起陸在遼陽城高麗門外郭家店集結了約200人，但最後遭到東三省總督趙爾巽派遣的陸軍第二混成協巡兵營鎮壓，缺少武裝的起義軍隨即折損大半，商震因此逃入大連租界，收容安置在東北起義失敗的革命黨員，收容的革命黨員推舉商震為「關外民軍總司令」，並持續訓練。在南北議和，1912年3月清室退位後，關外民軍移防山東省煙臺，等待整編。
民國元年（1912）8月，商震在山東煙台首次與孫中山碰面。民國二年（1913）1月，關外民軍兵變，為煙臺兵變，商震最後以借款發餉平息這場動亂。煙台兵變後，失去部隊的商震進入中華民國北京政府陸軍部擔任顧問。同年夏季二次革命爆發，袁世凱懷疑商震參與該次反叛，指示京畿軍政執法處處長陸建章將其逮捕。最後在其舊識，同時與陸建章有說媒之緣的馮玉祥以及劉冠三援助，商震無罪開釋。[2]在此事之後，商震得到陸建章的提攜，進入陸建章體系的單位服務。
1914年（民國三年）2月，商震被陸建章任命為河南省倉庫總辦。同年，陸建章所率領的陸軍第7師被袁世凱下令赴陝西省鎮壓馬賊白朗，商震此時編入陸建章之子陸承武所率領的混成團擔任幹部，為，並與陸承武成為結拜兄弟。隨着陸承武的部隊被擴編為陝西第一混成旅後，商震先是從營長升任第一團（團長葛光庭）副團長，在葛光庭升任後陝西第四混成旅旅長後，商震先是擔任第一團團長，後轉任第一混成旅第二團團長。1916年（民國五年）6月，護國戰爭中，擁護袁世凱的陸建章遭到陝西討袁軍的陳樹藩給擊潰，陸承武所指揮的混成旅遭到重創，陸承武也被陳樹藩俘虜。
商震敗逃越過黃河，藉由葛光庭的引薦，葛光庭的同學，同時也是山西督軍閻錫山接受商震投靠，並且給予其禮遇，部隊改組為山西路軍第四混成團，商震擔任該團團長。但為了確保商震部隊的忠誠，閻錫山將其舊部整編為兩個營，並將該團第三營則是由晉軍補入，並由閻的親信楊愛源擔任營長。
商震投靠閻錫山後，民國六年（1917）部隊再次改組，成為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商震升任旅長。雖然獲得升官，但是閻錫山藉此將其所屬親信升任團長，並架空其指揮權。同年6月，張勳發動丁巳復辟，閻錫山派遣商震、馬開崧的第一、第二混成旅至北京鎮壓張勛軍。同年9月，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加入護法軍，企圖推翻湖南都軍傅良佐，反對北京國民政府，閻錫山遂與段祺瑞結盟，派遣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加配炮兵營（營長周玳）討伐湖南（援湘）。商震部隊進入湖南後接受傅良佐指揮，與舊桂系在永豐激戰，但是最後因傅良佐遁逃，商震率部撤入湖南湘潭市時，遭到湖南省軍給包圍投降，全旅覆滅。商震因為曾學過英文，在被關押期間獲得基督教青年會牧師協助遁逃漢口，最後在閻錫山原諒下，商震返回山西繼續為閻錫山效力。
民國七年（1918）返回山西省後，商震仍然續任山西陸軍第一混成旅旅長，重整部隊；商震同時兼任山西學兵團團長，為晉綏軍培養基層軍官。同年參與靖國軍的陝西軍閥郭堅發兵進入山西省，閻錫山派遣晉南鎮守使張培梅率兵禦敵，並任命商震為副指揮派兵增援，該役殲滅數百人，擊退陝西軍閥進入山西的企圖。
民國九年（1920），閻錫山計劃擴張山西兵工產能，將山西陸軍修械所與山西銅元局合併為山西軍人工藝實習廠（山西兵工廠），由商震擔任總辦（廠長）。在商震的營運下，山西兵工廠開始可製造槍械彈藥。
民國十四年（1925），晉系擴軍，商震升任山西陸軍第一師師長，下轄第一旅（旅長傅存懷）、第二旅（旅長王嗣昌），同年冬季，國民軍系的建國豫軍總司令樊鍾秀從河南省發兵進攻山西，擊敗了蔡榮壽指揮的山西陸軍第10旅，一時山西危急，商震出兵迎擊並取勝，樊鍾秀部隊敗退撤回河南。因此戰戰功，商震在晉系中的聲譽獲得平反。
民國十五年（1926），國民軍與其它北洋軍閥的戰爭升溫，閻錫山與直系、奉系軍閥結盟對抗馮玉祥與其盟友，直奉聯軍在南口大戰擊敗國民軍，國民軍撤離南口，晉系趁國民軍實力大傷的機會出兵，雖然西北軍一度奪占山西省北部，但是商震率領的山西陸軍第一師將入侵山西省的國民軍消滅，北徵佔領綏遠省部分地區。同年9月，商震任綏遠都統。[2]閻錫山派心腹、代縣人馮曦(字子和)任實業廳(後改稱建設廳)長兼墾務督辦，商如外出馮即代理都統處理政事。閻錫山批准了商震收編獨立隊土匪的想法，擴編王英為晉軍騎四師，滿泰為騎五師，石傑與黎明各為獨立騎兵師，劉會文和陳玉甲各為綏遠警備旅。
民國十六年(1927年)三月二十八日，國民黨綏遠區黨部(中共綏遠地委)組織歸綏蒙、漢農民學生、工人、教職員五千多人，在城南孤魂灘召開綏遠難民請願大會，揭露當局清丈土地、開放煙禁、強加捐稅、不恤災民的暴政。大會由國民黨人李正樂主持，中共路作霖等人講了話。會後，群眾隊伍浩浩蕩蕩開進歸綏舊城遊行示威，砸爛了清丈局，搗毀了縣衙門及知事馮延鑄的公館，終於迫使商震答應了群眾提出的條件。惟對撤銷馮曦職務一條持保留態度。商震向群眾推出的談判代表說:「這我作不了主.須請示閻總司令才能決定。」綏遠的國民黨便由紀亮、焦守顯、潘秀仁、財政廳廳長張遐民、李正才（黃埔四期）等組成「清黨委員會」，扣捕了楊曉曙等，不少共產黨跑到「老一團」隱蔽起來。
1927年6月中旬，商震奉閻錫山命，在歸綏城北的小教場召開群眾大會，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宣佈服膺三民主義，參加北伐，7月任第1軍團軍團長，9月兼任第三集團軍左路總指揮。沿京綏鐵路進攻北平的奉系。1928年（民國十七年）4月，商震先後攻取保定、北京、天津等地。6月，被任命為河北省政府主席。10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11月，以北伐之軍功，任平津警備副司令（代理司令）。[3][2]
1929年（民國十八年）3月，商震當選中國國民黨第3屆候補中央監察委員。商震部隊在省外活動的時候，閻錫山多次獲得商震遭到南方政府行賄收買的情資，同時有傳聞商震向洋行私自購入軍械，閻錫山對商震的忠誠度產生疑慮。同年10月，閻錫山將商震召還山西，任命其為有名無實的山西省政府主席。翌年，中原大戰爆發，商震因削除軍權，因此未領兵參戰。閻錫山因此戰戰敗下野寓居大連，晉系部隊則被東北軍改編為四個軍，商震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二軍軍長。
反蔣軍敗北後的1931年（民國二十年）1月，商震留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併兼任民政廳廳長。4月，張學良在北平組織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行營。7月，石友三發兵反蔣，趁此機會商震在未得到上層允諾下指揮其親信舊部，國民革命軍第67師198旅（旅長黃光華）、199旅（旅長高鴻文）發兵呼應南京國民政府。得到張學良的庇蔭，同年8月，商震8月辭任山西省政府主席，脫離了晉系。[3][2]同時三十二軍也脫離晉系，成為中央軍系部隊。
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10月，為應對九一八事變後的日軍，商震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2月，日軍威脅長城，商震被張學良任命為華北第二軍團司令。商震積極抗戰，但在3月敗退。5月31日，塘沽協定締結，商震的第三十二軍撤往北平南苑。同年10月，商震同在北京近郊的吉鴻昌、方振武領導的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交涉，令二人最終投降（但是二人都很快逃走）。[2]
1935年（民國二十四年）4月，商震獲授二級上將位。6月，作為秦土協定的一環，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學忠被罷免，商震被任命為河北省政府主席。6月，兼任天津警備司令。此時，日本方面策動商震成立親日政府，被商震拒絶。同年12月，商震辭去各職，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1月[4]，轉任河南省政府主席。2月，蔣介石命其入山西省討伐中國工農紅軍，商震對此採取不合作的態度。[3][2]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商震任抗日戰爭第一戰區第二十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三十二軍軍長，在平漢線迎擊日軍，但卻敗退。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配屬第九戰區，參加武漢會戰。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3月，升任第九戰區副司令長官，輔佐司令長官薛岳，進行了第一次、第二次長沙會戰。10月，轉任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翌年2月升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駐紮衡陽。[5][6][2]
同年中，商震被召還重慶，任中央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翌年10月，兼任中央軍事委員會外事局局長。1941年，代表中國軍事考察團於5月抵達新加坡，考察各處防禦工事。1943年（民國三十二年），隨蔣介石出席開羅會議。1944年（民國三十三年）3月，奉派擔任中國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向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報告中國的軍事情勢。 [5][6][2]
抗日戰爭終結後的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9月，任國民政府參軍長。1946年（民國三十五年）1月，兼任聯合國軍事參謀團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5][2]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4月19日，國民政府特派商震為盟國對日委員會中國代表兼中國駐日代表團團長[7]:8337。5月，商震任對日理事會中國代表，赴日本。[5][2]於5月10日抵達東京。[7]:8352
但是，商震反對第二次國共內戰的推進，於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5月辭去對日理事會中國代表職務，留居日本。[5][2]
蔣介石多次勸商震赴台灣，商震未予採納，且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抱持好感。1974年和1975年，商震歸國，同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人會談。[2]
榮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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