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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主義（俄語：Троцкизм；英語：Trotskyism）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流派，其名稱來自其最早的理論建立者、十月革命實際指揮者[1]、蘇聯紅軍締造者和領導者[2]、第三國際創建者、第四國際創建者及其精神領袖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主張建立列寧式的無產階級先鋒隊[3]，透過不斷革命和團結各國的無產階級，利用先進國家的革命來帶動後進國家的發展，最終實現一個基於工人階級自我解放和工人民主的無產階級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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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從未稱自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他自視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革命馬克思主義者[4]，批判蘇聯在史太林時期發展起來的官僚主義和反民主思潮，倡導恢復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集中制。
托洛茨基思想的倡導者普遍被稱作托洛茨基主義者（Trotskyist），批評者則稱之為托洛茨基派人士（Trotskyite），或鄙稱其為托派分子（Trot）。
根據托洛茨基的說法，他的思想可以通過五個關鍵要素與其他馬克思主義流派相區別：
- 支持不斷革命的策略，反對其對手的二階段理論[5]。
- 批判1924年後蘇聯的領導者，並分析其特點[6]；1933年後支持在蘇聯進行政治革命，托洛茨基主義者稱蘇聯為墮落的工人國家。
- 通過工人階級的群眾行動支持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
- 支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7]
- 利用過渡要求，幫助群眾在日常鬥爭過程中去找到當前要求與革命的社會主義政綱之間的橋樑。[8]
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光譜中，托派通常被認為是當中的左派。在1920年代，托洛茨基主義者自視為左翼反對派，儘管今天的左翼共產主義是不同的，通常不是布爾什維克。術語上的分歧可能令人產生困惑，因為使用了不同版本的左右政治光譜。從左翼的共產主義到右翼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反修正主義者認為自己是終極左派，但史太林在共產主義光譜中經常被視為右派。左翼共產主義，左翼反對派，反修正主義者的左派思想也大不相同。儘管托洛茨基和史太林在俄國革命和俄國內戰期間是布爾什維克的同志，但在1920年代，托洛茨基和史太林成為敵人，並在此後反對對方列寧主義的合法性。托洛茨基對史太林主義的蘇聯所作的鎮壓民主和缺乏充分的經濟規劃持極端批評的態度。[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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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托洛茨基提出了他的不斷革命理論，後來成為托洛茨基主義的一個決定性特徵。直到1905年，一些革命者聲稱馬克思的歷史理論假設認為，只有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革命才會導致社會主義革命。根據這一立場，社會主義革命基本上不可能在一個落後的封建國家發生，例如20世紀初的俄羅斯，當時它的資產階級規模太弱小，幾乎無能為力[10]。
不斷革命理論解決了如何推翻這種封建政權的問題，以及在經濟基礎不發達的情況下如何建立社會主義的問題。托洛茨基認為，在俄羅斯，資產階級再也不能完成過去的革命任務（摧毀封建土地結構，建立資本主義所有制），只有工人階級才能推翻封建階級，並贏得農民的支持。此外，托洛茨基認為俄羅斯工人階級不應該就此止步。他們將贏得自己的革命，反對軟弱的資產階級，在俄羅斯建立工人國家，並啟發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因此，全球工人階級將幫助俄羅斯，而社會主義也將在全球範圍內發展。
不斷革命論有兩個基本論點。第一，儘管俄國在歷史上是落後的，通過革命可以在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前就使俄國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其次，這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政權被無數資本主義敵人包圍，前者所將碰到的那些矛盾，將在世界革命的戰場上被解決。第一個論點是以對發展不平衡的規律的正確理解作為基礎的；第二個觀點則依靠對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的紐帶的不可分割性具有正確的理解。
——列夫·托洛茨基，《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11]
在反對一國社會主義方面，托洛茨基主張勝利的無產階級必須極力在其他國家，特別是先進國家推進革命，因為單獨一個國家、特別是具有前資本主義關係的頑固因素有待克服的國家（如俄國）的範圍內，不可能取得深遠的社會主義成就。托洛茨基認為社會主義不應當只看作是工業化加上提高的生活水平，而應當看作是比最先進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因此也具有更高的生活水平的社會。這就要求無產階級在世界經濟的「制高點」奪取政權。
在反對二階段理論方面，托洛茨基主張落後國家的民主任務可以直接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以此可以把社會主義任務提上日程。落後國家通向民主制的道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因此，民主制不是在數十年之內停滯不前的制度，而只不過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序幕。兩者由一條牢不可破的鏈條互相聯結在一起。因此，在民主革命和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之間存在着革命發展的不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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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紀英國和1789年法國的革命廢除了封建主義，確立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條件。托洛茨基認為，這些革命不能與俄羅斯1905年的革命相比較。
托洛茨基在1906年撰寫的《總結與前瞻》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的理論，他認為：「歷史不會重複。不論人們怎樣把俄國革命同法國大革命相比，也決不能把前者變成後者的簡單重複。19世紀並不是白白地度過的。[12]」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中，法國經歷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建立了一個政權，資產階級推翻了法國現存的封建主義制度。然後，資產階級開始建立民主議會制度。然而，雖然民主權利擴大到了資產階級，但在很大程度上並沒有擴大到所有公民（普選權則在很久以後被允許）。工人組織工會和罷工的自由，無不是在經過大量鬥爭的情況下實現的。
托洛茨基認為，像俄羅斯這樣的國家沒有「開明、活躍」的革命資產階級可以發揮同樣的作用，工人階級只佔極少數。到1848年歐洲革命時，「資產階級已不能起到類似的作用。它不打算也不敢承擔起清除妨礙它取得政權的社會制度的革命責任。」
托洛茨基認為，俄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是由於中央集權的力量。由於俄羅斯幅員遼闊，西方（西歐）和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韃靼人等）不斷施加壓力，俄羅斯封建階級被迫建立一個非常強大的中央國家，以抵禦外部威脅。隨着時間的推移，這個國家變得不成比例，以至於它最終獲得了越來越多的國民產品份額，並粉碎了社會中任何自主的社會發展，特別是通過限制貴族的權力和扼殺資產階級的出現，而在歐洲，資產階級獲得了越來越大的自主權。
因此，俄羅斯過去的社會改革基本不是社會鬥爭的結果，而是在沙皇的直接推動下，在西方之後，特別是在沙皇彼得大帝的領導下。這就是為什麼托洛茨基認為，在資本主義出現的時候，由於俄羅斯沒有資產階級，大工業主要是由國家或歐洲的外國資本發展的。而資本主義是國家的產物，並沒有像西方那樣發展資產階級。但俄羅斯卻形成了一個工業無產階級。
不斷革命論認為，隨着時間推移，在尚未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許多國家，資產階級反對創造任何革命局面。他們害怕煽動工人階級為自己的革命願望而戰，反對資本主義對他們的剝削。在俄羅斯，工人階級雖然在以農民為主的社會中佔少數，但他們被組織在資產階級擁有的大型工廠中，並進入大型工人階級地區。在1905年俄國革命期間，資產階級發現有必要與反動分子結盟，例如基本上是封建的地主，並最終與現存的沙皇俄國國家力量結盟。這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財產——工廠、銀行等所有權不被革命的工人階級沒收。
所以，根據不斷革命論，經濟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是軟弱的，沒有能力進行革命變革。因此，他們在許多方面與封建地主有聯繫和依賴。托洛茨基認為，由於俄羅斯大多數工業部門都是在政府措施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有時甚至得到政府的大量津貼，資產階級則與統治精英聯繫在一起或屈從於歐洲資本[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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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革命論進一步認為，農民作為一個整體不能承擔進行革命的任務，因為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小塊土地上，形成了一個異質的群體，包括僱傭農業工人的富農，地主，以及渴望擁有更多土地的貧農。托洛茨基認為：「整個歷史經驗說明，農民完全沒有能力起獨立的政治作用。[14]」
但托洛茨基並沒有輕視農民的革命作用，更不是不要農民。托洛茨基認為革命是在農民的支持下奪取政權。農民參加無產階級占統治地位的政權——無產階級專政。
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今天的忠實程度上有所不同，部分正統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傾向於認識到20世紀末農村窮人起義中的一個新發展：無地者自我組織的鬥爭，以及許多其他鬥爭，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工人階級戰鬥性、團結、有組織的鬥爭，這在不同程度上不具有以前時代農民鬥爭典型的階級分裂的痕跡。然而，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今天仍然認為，以城鎮為基礎的工人階級鬥爭是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核心。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們認為，工人階級從工廠和工作場所的社會條件中認識到進行集體鬥爭的必要性，例如在工會中；由此產生的集體意識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15]。
托洛茨基認為，只有無產階級、工人階級才能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1905年，俄羅斯的工人階級，從相對孤立的農民生活中走出，並聚集在大型工廠的一代人，將其勞動的結果視為巨大的集體努力，也將集體努力視為反抗壓迫的唯一手段，在那一年的革命過程中成立了工人委員會（蘇維埃）。托洛茨基在1906年提出：
現代工業制度把無產階級推到了最前列 [...] 無產階級迅速成為集中而廣大的群眾，而在這些群眾和專制政府之間存在着為數不多的大資產階級，他們孤立在「人民」之外，一半是外國的，沒有歷史傳統，激勵他們的只是對利潤的貪慾。
——列夫·托洛茨基，《總結與前瞻》[16]
例如，普地洛夫工廠在1900年有12,000名工人，而根據托洛茨基的說法1917年6月有36,000名工人[17]。
儘管無產階級在俄羅斯社會中只佔少數，但他將領導一場解放農民的革命，從而確保農民的支持，作為革命的一部分，他將依靠農民的支持[註 1][18]。然而，為了改善自己的條件，工人階級將發現有必要創造自己的革命，這將完成資產階級革命，然後建立工人國家。
不管個別國家中革命的最初插曲性階段的情況如何，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聯盟，只有在組織為共產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政治領導下才有可能實現。這也就是說，民主革命只有通過以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為基礎並且首先解決民主革命的所有任務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有可能取得勝利。
——列夫·托洛茨基，《不斷革命》[19]
托洛茨基也指出需擴大工人階級在聯共（布）中的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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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典馬克思主義，俄羅斯等以農民為基礎國家的革命最終只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奠定基礎，因為解放的農民將成為小業主、生產者和貿易商。這會導致商品市場的增長，由此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只有充分發展的資本主義條件才能為社會主義奠定基礎。
托洛茨基同意在俄羅斯這樣的國家，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和經濟體系將無法抵禦敵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壓力，也無法抵禦其落後經濟的內部壓力。托洛茨基認為，這場革命必須迅速在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展開，帶來一場在全世界傳播的社會主義革命。這樣，革命是「不斷的」。從資產階級革命到工人革命的不間斷，到歐洲和世界革命的不間斷。
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中有一種關於不斷革命的國際主義觀點。「不斷革命」一詞取自馬克思在1850年3月講話中的一句話：「我們的利益和任務」，馬克思說：
[...]我們的利益和任務是使革命永久化，直到所有或多或少的有產階級都被趕出他們的統治地位，直到無產階級奪取了國家政權，直到無產階級聯合體（不僅在一個國家，而且在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取得了足夠大的進展，這些國家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競爭才會停止，至少這些國家的決定性力量會停止。生產集中在工人手中。
[...]他們的戰鬥口號應該是：不斷革命。——卡爾·馬克思，《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20]
1923年，托洛茨基和其他布爾什維克左派看到革命政權的官僚化，並與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史太林三駕馬車發生衝突。托洛茨基在《新路向》一書中分析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演變，並提出通過確保黨內更大的民主，加強與群眾的聯繫來遏制新出現的官僚化傾向的措施。
要克服閉關的集團作風，克服官員們的等級精神，除了實現民主之外，別無他法。
——列夫·托洛茨基，《新路向》[21]
托洛茨基認為，政權官僚化是由於黨內缺乏充分的民主，廣大黨員幹部長期脫離生產實踐，人民不同集團利益之間的歧異，工業發展緩慢，以及俄羅斯的特殊情況，革命在一個落後的國家取得了勝利，但在其他歐洲國家（德國、匈牙利等）革命失敗後被孤立，加上戰爭的損耗，在物資匱乏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官僚階層[22]。
而官僚主義所帶來的影響就是，毀壞黨的內部團結，黨內利益小集團形成，減弱黨對國家機關的影響力，新老黨員的對立，扼殺黨的創意精神，等等。
托洛茨基在《被背叛的革命》的第十章第三部分《民主制與黨》中指出，要允許給蘇聯民眾以「愛選舉誰就選舉誰」的自由，蘇維埃人民有權利從中央或地方的候選人中挑選出他們的「代表者」。蘇維埃初期布爾什維克所實行的壟斷和禁止反對黨派存在，只是當時迫於無奈下採用的一種臨時辦法，是內戰、封鎖、干涉、饑荒等條件所造成的，而當時黨內派別的爭鬥，在某種程度上代替了黨派鬥爭。禁止其它黨派本來在列寧看來只是一種臨時措施，但在史太林時期卻成為了原則，甚至共產主義青年團也被取消了討論政治問題之權利。蘇維埃初期制訂的「公民凡年滿18歲者，即享有選舉權」也在史太林制訂的1936年蘇聯憲法中廢除了。一個階級有好多個部分組成，同一個工人階級就可以產生多個政黨了，如果認為一個階級只能同一個政黨相對應，這在整個政治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而在社會主義已經勝利的國家內，擁護資本主義的人只是一些類似於唐·吉訶德的滑稽可笑的人，絕無能力組織成政黨顛覆社會主義，蘇聯現在已經沒有理由禁止不同政黨存在，恰恰應該是取消「一切對自由的限制」的時候了。[6]
托洛茨基從他的「不斷革命論」出發提倡無產階級革命，認為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未取得徹底成功的國家（如1917年之前的俄國），無產階級必須通過同時執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將革命進行到底。托洛茨基和列寧一樣認為，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不可能頂住來自懷有敵意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壓力和圍困下長期維持下去，除非社會主義革命能夠迅速在其他國家展開。布爾什維克黨接納這個觀點，把十月革命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史太林則於1924年接納了布哈林的「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一方面為與帝國主義國家接觸創造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則以此鞏固權力，對抗當時無產階級和列寧支持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認為其理論真正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23]。托洛茨基主義者贊成在蘇聯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倡導工人民主、反對與帝國主義勢力進行損害國際工人階級利益的政治交易、反對秘密外交、主張世界革命和不斷革命。推動掀起跨越歐亞大陸的革命浪潮。托洛茨基領導的左翼反對派在1923年後的影響力日增，列寧在他晚年時，也是極力反對官僚主義，並力促解除史太林作為黨總書記的職務。托洛茨基秉承着列寧反對官僚主義的遺願，跟史太林派和右翼反對派等官僚集團展開殊死鬥爭，但在官僚集團的圍堵下失敗，並於1928年被史太林強力鎮壓。在被鎮壓後，該派仍在蘇聯國內秘密活動。托洛茨基最終流亡海外（土耳其、法國、挪威、墨西哥），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也都被囚禁、殺害。
史太林運用他在蘇聯的力量，於1928年後控制了世界各地的共產黨機構，並建立官僚模式，摧毀了這些以布爾什維主義為基礎的黨內民主政黨，並且極力驅逐托洛茨基主義者。任何不同意黨路線的人，都被貼上托派分子、「法西斯」的標籤，並遭受到殘酷的打壓，「托派」一詞經常被史太林派用來套在異見人士頭上以誣告他們是叛徒。在史太林派的操控下，世界各地的共產黨支持資產階級政府，如美國共產黨支持民主黨，以及跟國民黨政府合作的中國共產黨。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運動和工人鬥爭，因而遭受到嚴重的挫敗。在中國1925年—1927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1934年的奧地利內戰，和1936年—1939年西班牙內戰中，工人階級遭受的慘敗，就是史太林主義路線一手造成的悲劇。每當史太林主義者掌權，他們必定首先迫害托洛茨基主義者，把後者打為他們最可怕的敵人。因此，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一開始就必須面對來自資本主義和史太林主義前後圍剿。
從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觀點來看，布爾什維克剛開始支持無產階級掌握下的資本主義，是因為發展資本主義是為了消滅資本主義，因為當時戰爭過後的蘇聯太落後，無法輕易實行社會主義，而列寧也認為新經濟政策是一種倒退，不代表支持資本主義的制度。而史太林在1928年後建立了一套官僚指令經濟，史太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和忽視世界革命的策略是以此來顯示自己並不會威脅到資本主義的規則，同時避免受到諸如十月革命那樣的來自國內力量的威脅。托洛茨基在他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中猛烈批評史太林主義[24]。
托洛茨基後期發展了他的理論。他認為，蘇聯工人國家已經變成了「官僚主義地退化了的工人國家」。他認為，資本家的政權並沒有重新掌權，列寧領導下的工業國有化和計劃經濟良好運行。然而，國家政權已經被官僚主義的等級制度所控制，而這與工人階級的利益是相抵的。托洛茨基為蘇聯辯護，抵制來自帝國主義勢力和來自內部的反革命勢力的攻擊。他還號召在蘇聯內部進行一次政治革命，重建社會主義民主。他說，如果工人階級不從史太林主義官僚們手中奪回政權，那麼官僚主義就會為了自己的利益，重建資本主義制度。對於大多數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來說，這正是蘇聯當局在提倡開放政策和新思維之後，和蘇聯解體所出現的事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導致了資本主義的反革命復辟。
1937年，史太林發動了一場針對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曾經扮演過重要角色的「老布爾什維克」的政治清洗。史太林還在清洗活動中處決了大批蘇聯的高級將領，包括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托洛茨基是他的入黨介紹人）在內，因為這些將領被認為是受到托洛茨基影響的「德國間諜」。
「托派」被史太林主義者視為反革命勢力，在西班牙內戰中，如果一個人被親蘇派人士稱為「托派分子」的話，這就意味着這個人被暗示是一個「法西斯間諜」或者「破壞分子"。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曾經在他的書《向加泰羅尼亞致敬》和文章《不小心說漏了西班牙的秘密》中描寫這段歷史。奧威爾寫道，史太林主義者們不但沒有參與反對法西斯的戰爭，而是通過清剿托洛茨基主義者和從西班牙撤出蘇聯的軍隊，從而讓佛朗哥掌權，給法西斯幫了大忙。在他以俄羅斯革命為原型的寓言小說《動物莊園》中，奧威爾用「雪球」這個角色代表托洛茨基，而用「拿破崙」這個角色代表史太林。
史太林將軍隊撤出西班牙，是為了跟英國和法國取得和睦的外交關係。他後來還跟希特拉簽署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以及解散第三國際。很多人認為，正如托洛茨基指出的那樣，史太林通過出賣俄國革命，保護了蘇聯內部的精英階層。
史太林在審判了托洛茨基後，清洗了幾乎所有托洛茨基的親屬。蘇聯政府的密探拉蒙·麥卡德於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刺殺了托洛茨基。第四國際的眾多成員，不是在跟法西斯主義鬥爭中被殺害（如西班牙內戰），就是被史太林派出賣，死在納粹手上。
二戰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若干國家遭到嚴重清洗。紅軍在二戰後控制了半個歐洲。儘管史太林的最初目標是要在東歐恢復資產階級政府，以作為蘇聯和西方的緩衝地帶，資本主義很快地在這些國家被推翻，親蘇聯的官僚化「共產黨」政府在這些國家上台。這對少數僅存的托洛茨基主義力量帶來了新的問題。他們曾預測二戰後將爆發革命浪潮（整個歐洲的確在二戰後幾年間處在革命邊緣），但是他們沒有預料到是「紅軍」來領導這些革命。這些新生的「共產黨」政權，被形容為「畸形的工人國家」，以作為跟蘇聯被形容為「墮落的工人國家」的類比。
第四國際在戰後的二十年間，緩慢地成長，而同時又發生派別的分裂。1956年的匈牙利人民起義，和後來蘇聯入侵匈牙利，促使不少東歐國家以及世界各地的主要共產黨知識分子，轉向托洛茨基主義。後來，當紅軍於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時，托洛茨基主義再贏得更多支持。1968年革命浪潮的衝擊下，新的社會運動和工人階級鬥爭廣泛爆發，托派政黨積極參與在一連串事件和鬥爭中，並得到長足的發展。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史太林主義政權紛紛解體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雖然也受到牽連，但是還是生存下來並很快的地恢復過來。今天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托派政黨的蹤跡，而在有些國家，托派政黨比起原史太林主義政黨的規模更大且更為活躍。托洛茨基主義運動，也是站在當今世界反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最前線。
托洛茨基主義與史太林主義、毛主義、霍查主義有很大的不同，認為有必要在世界範圍內進行不斷革命。托洛茨基否認可以在一國率先建成社會主義，斷言蘇聯的建設離開不了外部世界（即資本主義世界）的援助，從而反對史太林實行的五年計劃。托洛茨基主張工業專政，依靠剝削富農獲得工業建設資金的積累。
1938年9月，托洛茨基和他的國際支持者們，於法國巴黎成立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即第四國際。托洛茨基認為，只有建立在列寧主義的先鋒黨理論基礎上的第四國際，才能夠領導世界革命，而第四國際必須作為反對資本主義和反史太林主義而建立起來。第四國際成立之時，托洛茨基主義是在歐美和拉丁美洲等地的主要政治流派。在中國，也有着相當規模的托派運動。成立第四國際的目的，是要捍衛蘇聯作為一個工人國家，通過工人階級控制的國有化生產方式，獨立於資本主義勢力的干擾；同時，也力圖推翻控制着蘇聯的史太林主義官僚政府。
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領導人馬克斯·沙赫特曼認為蘇聯在東歐實行帝國主義政策，不再是「墮落的工人國家」，且在蘇聯已經形成一個稱作「官僚集體主義者」的新統治階級。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和第四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占士·柏德烈·坎農反對沙赫特曼的說法，認為蘇聯仍是「墮落的工人國家」。1940年4月，沙赫特曼帶領大約一半黨員退出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與第四國際決裂，另組工人黨，並發展「第三陣營」理論。沙赫特曼的思想後被稱作「沙赫特曼主義」。
1953年，由於在對史太林主義和東歐政權的看法上產生分歧，第四國際發生大分裂，由米歇爾·帕布洛、埃內斯特·曼德爾、皮埃爾·弗朗克領導的第四國際國際書記處與占士·柏德烈·坎農領導的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分裂，坎農與格里·希利領導的英國支部革命共產黨、皮埃爾·朗貝爾為代表的法國支部國際主義共產黨，另組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
1963年，原第四國際兩個主要派系（第四國際國際書記處與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重新統一，組成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在召開「重新統一大會」前，在阿爾及利亞革命問題上，帕布洛與曼德爾、弗朗克產生分歧，親帕布洛的阿根廷托派領導人J·波薩達斯退出第四國際，波薩達斯派於1962年另組第四國際波薩達斯主義者；大會之後，帕布洛被開除。重新統一後的第四國際，美國與歐洲的成員之間仍然存在矛盾，實際上是一個鬆散的組織。由於第四國際聯合書記處在20世紀下半葉長期由曼德爾領導，所以被稱作曼德爾派。
而希利和朗貝爾對1959年古巴革命的看法與國際書記處仍存在明顯分歧，故繼續維持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的運作，直到1971年兩人鬧翻而分道揚鑣。1981年，朗貝爾派建立第四國際 (重建國際中心)。希利派則繼續以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的名義運作。1980年代中期，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再次發生分裂，希利被主流派（以美國社會主義平等黨領導人大衛·諾斯為代表，這一派被稱為諾斯派）開除。目前，諾斯派和希利派各有一個「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前者還有一些影響，後者已接近消亡。
泰德·格蘭特，英國革命共產黨中奉行帕布洛的「打入主義」的代表人物，1949年後，格蘭特派打入工黨，後在工黨內部組成「戰鬥傾向」。1974年，格蘭特派建立工人國際委員會；1992年，格蘭特因主張繼續留在工黨被工人國際委員會開除，另組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2019年7月，工人國際委員會分裂為國際社會主義替代和工人國際委員會 (2019年)，同時還分裂出組織規模較小的國際革命左翼。2024年6月，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改組為革命共產國際。
托尼·克里夫為代表的派系，1951年被第四國際開除後組成「社會主義評論團體」，1960年創辦《國際社會主義》雜誌，1977年建立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克里夫派形成國際社會主義傾向這一鬆散的國際組織。克里夫派認為蘇聯是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而不是「畸形工人國家」，因此被視作非正統的托派。
納韋爾·莫雷諾領導的莫雷諾派，在拉丁美洲影響較大。該派起源於第四國際國際委員會，後於1963年追隨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加入重新統一後的第四國際。1969年後，由於在拉丁美洲游擊戰爭的問題上的分歧，莫雷諾派退出第四國際，並與朗貝爾派一起組建「爭取第四國際重建對等委員會」。1981年，莫雷諾派與朗貝爾派決裂。1982年，莫雷諾派成立國際工人聯盟—第四國際。後來，國際工人聯盟—第四國際又衍生出托洛茨基主義派—第四國際和國際工人團結—第四國際。
斯巴達克派起源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於1964年被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開除，於1979年建立國際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主義者）。該派人數很少，實際影響極小，但該派所持觀點與其他托派國際大不相同，如一直主張保衛蘇聯、中國等「官僚畸形工人國家」。
此外，還有幾個不屬於上述托派支派的托派國際組織。以法國托派政黨工人鬥爭為核心組成國際共產主義聯盟，該組織主要在產業工人中開展工作。爭取第五國際聯盟則致力於建立「第五國際」。
目前，全世界有數目眾多的團體仍將自己描述為托洛茨基主義者，並自視為堅持托派的傳統，儘管他們對托派有着許多不同的解釋。這些托派團體往往人數很少，而且經常因為理論上和行動策略上的分歧而不斷分裂、重組（被稱為「阿米巴」現象[25]）。目前，全世界托派的總人數有數十萬，卻隸屬於十幾個托派國際組織（最主要的是總部設於巴黎的第四國際），數百個各式各樣的托派團體。這些托派的政治主張和托洛茨基創建第四國際時秉持的政治理念已有不同程度的差異。
托洛茨基主義的另一個主張是反對官僚體制和極權主義、提倡工人階級民主、主張性解放和倫理自由，認為無產階級內部應當實行普選多黨制或一黨領導下的黨內民主制。有些派系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例如工人國際委員會），另一些派系提倡生態社會主義（例如第四國際）。
史太林主義者使用「托洛茨基主義」一詞批判反對史太林主義、蘇聯建設道路的馬克思主義者。即使和托派風馬牛不相及，遭史太林主義當權者打倒的黨內異己亦常被冠上「托派」罪名。1971年，印度共產黨（馬列）發生分裂，其創始人查魯·馬宗達被反對派指控為「托派冒險家」[26]。林彪集團、四人幫在被打倒後曾被稱為「托派」。中阿決裂時，中國報紙上刊登葡萄牙共產黨（馬列）的黨員撰寫的數篇文章，其中稱阿爾巴尼亞最高領導人恩維爾·霍查為「托洛茨基分子」。2007年，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在黨內開展「肅清新托洛茨基主義影響」的運動[27]。
美國托派領導人占士·柏德烈·坎農在《美國托洛茨基主義史》一書中寫道：「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新的運動、教條，而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恢復與重生，這種恢復與重生在俄國革命和早期的共產國際得到詳細的闡述和實踐。」也就是說，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什麼新的馬克思主義流派，而是原原本本繼承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傳統的革命思想。
除了托洛茨基外，托派歷史上最有聲望的理論家是第四國際前領導人、經濟學家、比利時人埃內斯特·曼德爾，他系統闡發著名的「晚期資本主義」及「長波」理論。
在1980年代以前，世界上最重要的托洛茨基主義政黨是美國的社會主義工人黨，該黨創辦的探路者出版社曾為托洛茨基主義的傳播做出巨大貢獻。該黨還在美國各地開設探路者書店，發行《戰鬥者》周報。1980年代，該黨領導人積·巴恩斯認為世界革命形勢已經發生變化，提出支持「加勒比三大革命中心」（古巴、尼加拉瓜、格林納達）的主張，要求第四國際同古巴合作。當時的第四國際領導人曼德爾對此提議表示反對，於是社會主義工人黨同第四國際決裂，並糾集分佈在各國的支持者組成探路者傾向，支持菲德爾·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該黨現已不是托派。
1990年代以來，一些托派團體開始模糊自己的托洛茨基主義屬性，同其他左翼團體合作，謀求泛左翼大聯合。葡萄牙托派和毛派、霍查派、葡萄牙共產黨取消派組成左翼集團。希臘托派同民主社會主義者、歐洲共產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毛派組建激進左翼聯盟。原第四國際法國分支革命共產主義聯盟同其它一些左翼團體組成新反資本主義黨，不再自我定位為托派。國際馬克思主義趨勢（現為革命共產國際）法國支部先後「打入」法國共產黨和不屈法國，後退出，但又參加泛左翼聯盟新人民陣線。突尼西亞托派組織工人左翼聯盟則參加霍查派工人黨領導的爭取實現革命目標人民陣線。塞內加爾托派和毛派、霍查派共同建立一起行動/非洲爭取民主和社會主義黨。國際工人聯盟—第四國際秘魯支部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外圍組織「團結」參加泛左翼聯盟爭取正義、生活和自由廣泛陣線。烏拉圭托派政黨革命工人黨和社會主義工人黨參加泛左翼政黨聯盟廣泛陣線，工人黨則參加泛左翼選舉聯盟人民團結—工人陣線。
目前，由4個阿根廷托派政黨組成的工人左翼陣線—團結在阿根廷也有一定影響。愛爾蘭有一個有一定民眾支持度的托派選舉聯盟：人民先於利潤—團結。斯里蘭卡托派政黨蘭卡平等社會黨在該國長期保有一定政治影響力，曾兩度成為該國主要反對黨，但該黨已於1964年因為參加「資產階級政府」被第四國際開除。第四國際丹麥支部社會主義工人政治是團結名單—紅綠聯盟的組成部分。起源於菲律賓共產黨的革命工人黨—棉蘭老在2003年加入第四國際，該黨在棉蘭老島擁有一支武裝力量：革命人民軍，第四國際向其派遣政治顧問。敘利亞托派組織敘利亞革命左翼潮流在敘利亞內戰中組建自己的武裝：人民解放派，並同自由敘利亞軍結盟，現已瓦解；2012年，一些阿根廷托派在利比亞內戰中組建列夫·謝多夫旅，後轉而參加敘利亞內戰，約有200名成員，曾參加伊斯蘭主義武裝組織沙姆陣線，該組織於2016年解散[28][29][30][31]。
一些國際政要曾經參加托派組織，如法國前總理利昂內爾·若斯潘、希臘前總理安德烈亞斯·柏賓德里歐、南非前總統塔博·姆貝基。
托洛茨基主義者，經常被批評者鄙稱為「托派分子」，有時被不了解的人誤以為是「無政府共產主義」者。但托洛茨基主義者自己的理念是在繼承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基礎上，托洛茨基對於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維護與發展，不同於史太林主義對於列寧主義的修正。在本質上，依然堅持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的理念，依然堅持工人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達到社會主義方式的理論。當史太林執政後，托洛茨基於1927年被流放，1940年8月20日在墨西哥被暗殺。蘇聯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均於1927年後開始被大肆逮捕。此外，任何國家的史太林主義者都習慣把自己的政敵稱為托派分子，「托派」這個概念在史太林主義者、毛主義者和霍查主義者的眼中是「極左」或「極右」的象徵，同時也是一個用以諷刺他人的詞語。而這種嚴重的區分也使托洛茨基主義者感到異常榮幸，因為他們認為背叛者主動與自己劃清界線，證明自己與他們不是一伍的，同時也證明了自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列寧主義者。另一方面，其它國家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命運十分坎坷。
中國大陸的著名托洛茨基主義者有陳獨秀、彭述之、鄭超麟、朱其華、嚴靈峰、王凡西、陳其昌等。從歷史淵源上看，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實際上也是史太林和托洛茨基權力鬥爭的產物[32]，其可被分為堅定認可托洛茨基的觀點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以彭述之等人為代表）和情感上支持托洛茨基但未必認可其觀點的托洛茨基派人士（以陳獨秀等人為代表）[33]。奉行史太林主義的中國共產黨所批評的大多是後一類人士[34]。
在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方針上，史太林主張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而托洛茨基則「堅決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中山艦事件後，托洛茨基主張中共退出國共統一戰線。四·一二事件後，史太林無法解釋他促成的國共統一戰線的優越性，又不敢承擔指導方針失誤的責任，導致在蘇留學的部分中國學生的強烈不滿。而後那些擁護和追隨托洛茨基的中國留學生被開除黨籍和團籍，並被遣送回中國。
1928年12月，上述人等在上海召開了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中國第一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並選舉產生了中央機構——「全國總幹事會」，史唐任總幹事長。這標誌着托派在中國的形成。1929年4月，該組織機關刊物《我們的話》創辦，因而這一組織也被稱為「我們的話派」。
1929年9月，陳獨秀創辦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無產者社」。1930年1月1日，劉仁靜牽頭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十月社」成立；1930年夏，趙濟等人牽頭的托派組織「戰鬥社」成立。
1931年5月，在陳獨秀的號召下，無產者社、中國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反對派、十月社、戰鬥社等4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在上海召開了統一大會，成立了「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陳獨秀為總書記。但由於內部人員告密，該組織成立不久便遭到中國國民黨當局的嚴重破壞[35]。
1932年10月15日，由於托洛茨基主義勢力內部叛徒的出賣，陳獨秀被國民黨特務捕獲。
1935年1月，「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同盟」。
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出獄後公開宣佈：「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以此撇清與托洛茨基主義者之間的關係。失去了陳獨秀的影響，中國托洛茨基主義勢力出現嚴重分裂，一部分人死在獄中，一部分人投靠國民黨特務機關，還有一部分為了生存流落社會，只有極少部分成員還掙扎着進行托派事業。
1942年，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分裂成以彭述之為首的多數派和以王凡西、鄭超麟為首的少數派「國際主義派」[36]。
一些毛派人士聲稱在侵華戰爭進行時，托洛茨基派人士反對共同抗日，無意中縱容日軍侵華[37]，但部分托洛茨基主義者宣稱他們支持馬克思主義者參與抗日戰爭[38]。在抗戰時期, 「托派」一詞被等同於「漢奸」一詞，經常被用作誣陷他人的罪名，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上將的許世友在延安受到批評時曾説：「老子説了幾句話就成了托洛茨基，啥球托洛茨基，老子不懂，盡放狗屁。」[39]
1948年9月，以彭述之為首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多數派將其組織改組為「中國革命共產黨」，產生了以彭述之為書記的中央機構，不久彭述之等人逃至香港，該黨機關也隨之遷移。1949年4月，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少數派也將其組織改組為「中國國際主義工人黨」，選舉王凡西為書記，鄭超麟等為中央委員，黨員100餘人，不久該黨也將機關遷往香港。逃亡香港的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創辦《新方向》《叛逆者》等刊物，繼續從事托洛茨基主義的宣傳活動。[4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史太林對毛澤東不放心，擔心毛澤東是「中國的鐵托」，是「人造黃油」，而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需要史太林的支持，不但宣佈「一邊倒」，而且採取行動證明給史太林看。1952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動「大肅托」，有500多人（一說1000多人）被認為是托派分子而被逮捕和被關押，一些骨幹分子被判刑，從此後，托洛茨基主義者在大陸斷絕了將近二十餘年的時間。托派領導人鄭超麟一直被關押到1979年6月，出獄後任上海市政協委員。[41][42]
中國大陸在1970年代毛澤東逝世後，由鄧小平主持改革開放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恢復了私營企業僱傭制度，取消計劃經濟，大規模工人下崗，引起新的工人抗爭包括被鎮壓的野貓罷工[43]。在後毛改開時期的大陸對中共制度不滿的左派人士中有少數新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如被當局抓捕的前北大講師柴曉明[44]。作為現存國際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在中國大陸有地下支部「中國勞工論壇」[45]並發行《社會主義者》雜誌[46]。中國新的托派大多年輕並活躍在網絡，參與左派內部討論。現今有些托洛茨基主義者「對毛澤東及前30年社會主義的實踐持有不同程度的肯定」[47]。
雖然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世界各地都遇到不幸，但這種意識型態在香港這個過去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土地上奇蹟地掙扎求存。1970年代，是香港「火紅的年代」。當時的大學生由於在「中國共產黨」安排的「回鄉探親」時看到中國親友在生活上的「大逆轉」，認為共產主義是未來世界的出路，所以當時一些香港大學生都以奉行社會主義為正宗。也有為數不多的大學生都自發的去認識共產主義思想，而當中亦有一些人認同托洛茨基的思想。他們一般都在集會中舉起黑旗，以作識別。後來這些人還在香港成立了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簡稱「革馬盟」）。當年的革馬盟在香港大學生中頗為知名，當時組織中的不少人，後來均成為香港的著名人物，包括：梁國雄、梁耀忠、施永青、吳仲賢、岑建勳、劉山青。但革馬盟被左派、右派和親西方派共同排斥，且是警局常客。因此除梁國雄外，其他人先後離開該組織。後來，梁國雄參與創建了四五行動，還擔任過社會民主連線主席，但社會民主連線只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從2005年起，梁國雄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但他又宣稱自己仍堅持托洛茨基主義理想。
香港的托洛茨基主義者雖然在1970年代不斷受到其他親中派人士的排擠，但一直都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包括歷屆的區議會及立法會選舉，儘管不少人其實對他們的政治背景一無所知。所以，到了已回歸中國的今天，托洛茨基主義者仍得以在香港生存下去。只是組織已湮沒在歷史的塵土之中。2010年，托洛茨基主義國際性組織工人國際委員會設立香港支部社會主義行動（現為國際社會主義替代香港支部）。該組織活躍於各大型民主和勞工抗爭運動。每兩個月出版一期的《社會主義者》為香港少有的馬克思主義刊物之一。而第四國際中國支部中國革命共產黨（1974年起該黨以「十月評論社」的名義公開活動）仍由少數老人維持，出版刊物《十月評論》。香港還有其它幾個小型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如1980年分裂自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同盟的先驅社[48]。
台灣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組織史可以追溯到1947年成立的中國共產主義同盟台灣支部。在白色恐怖期間，楊碧川、江漢津等人也因托洛茨基主義遭逮捕至綠島服刑。1999年，楊偉中等人創建了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工人民主協會，其政治立場接近於第四國際和香港的先驅社；2007年後，由於內部矛盾，該組織的活動基本停止。目前，台灣還有三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國際社會主義前進、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台灣）（國際社會主義道路台灣支部）和火花（革命共產國際台灣支部）[49]。
一些左翼政治派系和團體起源於托洛茨基主義陣營，但後來自成派系與托洛茨基主義陣營決裂。最出名的例子是，1980年代，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與第四國際決裂，並放棄托洛茨基主義，轉向卡斯特羅主義，另組探路者傾向。在法國，第四國際原成員科內利烏斯·卡斯托里亞迪斯脫離托派建立「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組織，轉向更加左傾的左翼共產主義。在美國，強生-弗雷斯特傾向產生於托洛茨基主義陣營內的異議者（包括托洛茨基的前秘書拉亞·杜納耶夫斯卡婭），他們和「社會主義還是野蠻主義」組織的相同點在於都將蘇聯，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其他共產主義國家歸類為國家資本主義，與托洛茨基觀點不同。另一部分脫離托派的團體則相反，逐漸擁護史太林主義和「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並拋棄托洛茨基主義，如工人世界黨及從其中分裂出來的爭取社會主義和解放黨。
有些托洛茨基主義者或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完全拋棄左翼思想，轉向右翼和新保守主義。多名原屬於「紐約知識分子」群體的人士後來在政治上變節倒戈成為保守主義代表人物，如歐文·克里斯托等。1978年成立的英國革命共產黨是現今的保守主義雜誌《尖刺》的前身[50]。
![[icon]](#/media/File:Wiki_letter_w_cropped.svg){kind=small} | 此章節需要擴充。 (2023年4月) |
在中國大陸, 在被發表於1983年的一篇文章中，支持史太林主義的作者對托洛茨基主義理論的部分論點作出批駁[51]，但在二十年後的2003年，當時蘇聯已經瓦解，不少托洛茨基主義者認為這印證了托洛茨基所發表關於蘇聯可能會因沒能戰勝官僚主義而造成資本主義復辟現象的預言，因此在中國大陸，有學者在文章中為托洛茨基和被史太林安上托派分子罪名的尼古拉·布哈林的觀點辯護，認為他們對史太林主義的抨擊是正確的[52]。
部分毛主義者宣稱托洛茨基主義是「小資產階級的激進思潮」[53]，但這被部分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是在過度泛化小資產階級此一概念[54]。
在一篇被發表於《烏有之鄉》的文章中，一些認可文化大革命的毛主義者指責部分托洛茨基主義者加入資產階級所控制的議政機構和支持資本主義國家等等[55]，但有反對者認為後者大多是沙赫特曼主義者，屬於托洛茨基主義者當中的少數派，他們受到正統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猛烈批評，因此這種指控不適用於大多數托洛茨基主義者[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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