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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蘇交
| 中蘇交惡 | |
|---|---|
| 冷戰和中蘇關係的一部分 | |
 1958年，毛澤東會見赫魯曉夫，不久後兩國進入對峙 | |
| 日期 | 1956年－1989年[1] |
| 起因 | 兩黨兩國在意識形態的分歧以及核心利益上的衝突： |
| 方法 | 代理人戰爭、政治宣傳、中蘇邊界衝突 |
| 結果 | 社會主義陣營加劇分化，中國結束一邊倒政策轉而同時反美反蘇，其後又轉為親美反蘇，並於70年代末與美國建交繼而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兩國關係直至蘇聯解體前夕才得以再度正常化。 |
中蘇分歧同時覆蓋國家利益和意識形態層面。有鑑於兩者的軍事地理及歷史關係複雜，雙方的矛盾基本不可避免。衝突開始時間尚無定論，但大致緣於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的中蘇論戰，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高層對時任蘇聯共產黨第一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去史太林化」做法感到不滿[6][7]。1958年起，中蘇之間發生了一系列導致關係惡化的事件，其中赫魯曉夫向毛澤東提出建立「共同艦隊」的建議，但遭到毛澤東等人的抵制，雙方會談沒有結果[8][9]。1960年，蘇聯突然撤走1390名在華專家、終止600份合同，中蘇關係走向破裂[10][11]。1961年，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率團出席蘇共二十二大時與蘇聯方面激烈辯論不歡而散，並拒絕參加此後的蘇共二十三大[10]。1966年，中國大陸爆發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號召「反蘇修」[12]，中共稱蘇聯為「蘇修叛徒集團」[13]，蘇聯則出版了大量宣傳資料批判文革和毛澤東[14][15]，中蘇兩國關係徹底凍結。
此後，中蘇衝突上升到軍事層面，中蘇邊界衝突加劇，在1969年「珍寶島事件」中雙方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此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在邊界部署了重兵提防對方，蘇聯一度準備對中國大陸的北京、長春、鞍山、酒泉、西昌、羅布泊等地實行核打擊，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進行了干預[2][3][4][16][17][18]。面對蘇聯的核威脅，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層開始謀求與美國和西方陣營發展關係，1971年時任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1972年中國同英、日、德、澳相繼建交[17][19][20]。1973-1974年，毛澤東在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構想，即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西歐結成准聯盟，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17][21]。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蘇兩國已相互變成了最危險的敵人之一[14][18][22][23]。1979年中美建交，後因親蘇的越南推翻了親中的柬埔寨「紅色高棉」政權，重新掌權的鄧小平發動了為期一個月的對越戰爭[24][25]。同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方強烈譴責並援助[26]，並抵制了莫斯科奧運會。與此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經濟上的一邊倒政策也正式終結。1980年，中國宣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續約[22]。此後中蘇關係一直很緊張，至1989年，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卓夫應中國國家主席楊尚昆的邀請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與鄧小平等人會面，中蘇關係才得以正常化[27]。1991年蘇聯解體，中俄關係基本繼承了中蘇關係。
中蘇矛盾萌芽於1930年代中共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認為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不符合缺少城市工人階級的中國的國情（因國民政府重軍駐守城市地區，中共在城市發動的工人武裝暴動全被國民政府鎮壓），而決定發動農民進行革命。時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的史太林始終不認為毛澤東的方法適合中國革命，而支持瞿秋白、李立三和「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領導中國共產黨，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委員會之外。遵義會議及延安整風後毛澤東掌握黨內實權，並在中共七大後成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而代表蘇聯路線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逐漸退出權力中心。自此毛澤東全面執掌中共。即使如此，直到1938年，史太林仍然不願意承認毛的領導地位。毛澤東認為，共產國際並不瞭解中國，而他的成功並不是靠史太林的支援而是靠自己的奮鬥，更明言「我們努力解放中國肯定不是為了把本國交給莫斯科」。赫魯曉夫回憶稱，史太林曾認為毛澤東是個「仿造的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主義理解有限，缺乏國際眼光，侷限於自己的革命經驗[28]。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即將結束時，蘇聯軍隊向日本宣戰，出兵佔領中國東北。期間蘇聯把20億美元的工業設施當作「戰利品」掠走，並沒收了30億美元的金條和8.5億滿幣。蘇軍把部分日軍武器交予中共軍隊，卻不讓他們控制東北。
抗日戰爭結束後，蘇聯領導人史太林希望中共和中國國民黨領導的國民政府合作。1945年蘇聯和中國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令毛澤東很不高興。國共內戰期間，蘇聯雖然為中共提供一些武器，卻未有全力支持中共。毛澤東事後認為，是因為沒有聽史太林要他和蔣介石合作，革命才勝利。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蘇聯成為首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向社會主義國家陣營靠攏，歌曲《莫斯科—北京》還成為建國初期家喻戶曉流行歌。1950年，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開始對中國提供大量技術援助，如援建武漢長江大橋等多項建築計劃，以及著名的156項重點工程，輸出各種技術與人才，「莫斯科—北京軸心」因此形成。毛澤東還於1952年讚揚這個軸心是「持久的、牢不可破的、戰無不勝的」[29]。
儘管如此，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卻有很大的分歧。中國認為「毛澤東道路」，即像中國革命一樣，「由工人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族反帝聯合戰線」及「由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展持久的武裝鬥爭，從農村包圍城市」，是「許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和解放的道路」，這理論「不僅對中國和亞洲具有意義，對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也具普遍意義」，更認為中國革命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經典」。蘇聯卻不認同毛澤東的言論，認為應遵從馬克思、列寧和史太林指引的道路，亞洲人民以中國革命看作樣板非常危險[30]。蘇聯對亞洲地區（特別是東南亞）的革命無直接關係，史太林更建議中共不要急於準備向南進軍到印度支那、緬甸、印度邊境。隨後史太林明確表示，目前不宜建立東方共產黨情報局。沈志華認為真理報上刊登劉少奇關於武裝革命的講話，只不過是要鞏固當時關係微妙的中蘇同盟，並使毛澤東在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作出讓步。[31]
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其目的主要是廢除1945年條約，重新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史太林最初反對「改變原有中蘇條約的合法性」，蘇聯租用旅順口30年「在形式上不能改變」，但可以發表一個聲明表示蘇聯同意從那裏撤軍。後來，在毛澤東的強硬態度面前，史太林不得不同意簽訂新條約。蘇聯有關部門反覆考慮，數易其稿，在周恩來到達莫斯科之前起草了12份有關條約和協定，其中規定，目前在旅順口和大連港的蘇聯軍隊自本條約生效之日起2－3年期限內全部撤回蘇聯境內，撤軍將於1950年開始。最後，經過雙方討論確認的協定規定，締結對日和約後，不遲於1952年底，蘇聯軍隊撤出旅順海軍基地；1952年8月周恩來率中國代表團到莫斯科與史太林進行會談，除了解決中國的經濟發展計劃和韓戰問題，延長蘇聯在旅順基地駐軍也是討論的內容之一。會談中史太林指出，延長共同使用旅順海軍基地期限的倡議應由中方提出。我們在那裏是客人，而客人是不提這種問題的。於是，周恩來建議以互換照會的方式，由中國政府向蘇聯提出相應的請求。9月15日，中蘇交換了《關於延長共同使用中國旅順口海軍基地期限的換文》。[32]
1953年史太林死後，1954年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訪華，並在1955年把軍港旅順歸還中國。史太林的去世使蘇聯黨內圍繞繼承人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鬥爭，赫魯曉夫特別需要得到中共的支持。因此，在1958年兼任部長會議主席之前，赫魯曉夫主要是利用黨的渠道向中國通報各種情況，以求得到中國領導人的理解和支持，同時也通過這條渠道推動向中國提供大量經濟的和軍事的援助。交還旅順口的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32]
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批判了對史太林的個人崇拜，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演說[6][7]，提出「三和路線」[註 1]。之後蘇聯和從前史太林批判的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魯曉夫對史太林的批判，搬走了壓在中共頭頂上的石頭，但其對個人崇拜的批判，讓毛澤東很不高興[6][7]。一般認為，赫魯曉夫對馬列主義中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的修改[註 2]，讓中共不悅。但沈志華認為，事實上，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時，中共還強令北越代表接受與南越劃北緯17度線而治的提案。因而蘇共二十大時，中蘇還未因與資本主義陣營的妥協而產生分歧[33]。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蘇聯提供承諾給予的核武器及核潛艇，蘇聯則提出要在中國領土上建設用於軍事的長波電台，和在中國領海和中方組建聯合艦隊作為交換。在建設長波電台問題上，毛澤東認為這牽涉主權問題，提出中方出一半資金，蘇聯出另一半資金和全部技術，但長波電台主權屬於中國，被蘇聯拒絕；而組建聯合艦隊一事，毛澤東則認為蘇聯企圖軍事控制中國。中共當時海軍十分薄弱，即使組建聯合艦隊也無能力共享蘇聯的海岸線。毛澤東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干[34]。」赫則無法理解毛的激烈反應，特別是蘇聯剛答應提供給中國潛艇技術的前提下，他說「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國家間在互相供應、合作上不存在任何困難，而我們竟連這麼簡單的一件事都不能取得一致意見[35]。」
沈志華認為，事實上毛澤東之所以對聯合艦隊之事大發雷霆，是為了把赫魯曉夫騙到北京。在赫魯曉夫秘密訪華與毛澤東會談之後，毛澤東突然提出就這次會談發表一個聯合公報。8月3日的聯合公報強調：「雙方就……解決國際問題……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而其實雙方在會談中並沒有談及任何「國際問題」。而就在聯合公報發表後的8月23日，解放軍炮擊金門。美國和中華民國方面自然認為這是赫魯曉夫和毛澤東共同商量好的軍事行動。然而，事實上，毛澤東從未向赫魯曉夫透露過炮擊金門之事，在炮擊金門之前赫魯曉夫一直被蒙在鼓裏。毛澤東其實是狐假虎威，赫魯曉夫被毛澤東利用了。這件事後來成為中蘇分歧的重要誘因[36]。在黨政合一的政治體制下，在國家關係混同於黨際關係的狀態下，社會主義同盟中各國主權的完整性就很難得到保證。同時，這種關係範式壓抑了同盟各國追求獨立發展的民族感情和心理，表面的團結統一往往掩蓋了同盟內在的不穩定因素。[37]。
大躍進早期，蘇聯是一直支持的。但在1958年，蘇聯對人民公社運動則較為謹慎。赫魯曉夫對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開始由西方媒體曝出。1958年12月17日，《華盛頓郵報》刊載文章披露了美國議員休伯特·韓福瑞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與赫魯曉夫的談話，韓福瑞就中國公社問赫魯曉夫蘇聯是否打算追隨中國的榜樣時，赫魯曉夫稱，公社制度對蘇聯不合時宜。赫魯曉夫還表示，公社和生產隊這兩個詞也用錯了，「公社」一詞緣起法國大革命時代，是一種城市形態而非農村形態。他接着說，中國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蘇聯曾嘗試過公社，但行不通。隨後《紐約時報》在阿那斯塔斯·米高揚訪美期間發表索爾茲伯里撰寫的特稿《米高揚說，公社在蘇聯的實驗中失敗了》，其中稱蘇聯放棄了最近在共產中國所建立的那種純粹公社的工作。
蘇聯報刊從1959年開始公開報道蘇聯領導人對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報》刊載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南省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講話中稱，公社在蘇聯建立過於草率，「儘可能幹，按需拿」這樣的公社「沒有什麼成績」。集體農莊才是農民「親切的家」[38]。值得注意的是，波蘭報紙發表時，刪去了此段話，而真理報則全文發表，黨史研究者林蘊暉認為，這明顯是講給中國「兄弟」聽的[39]。
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中蘇決裂的原因在於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但蘇聯覺得如果贊成人民公社，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因此1959年7月《真理報》發表了赫魯曉夫隱晦的檢討了蘇聯19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但此舉卻激怒了正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的毛澤東[40]，最後沒能阻止大躍進的發生。
學術界關於導致中蘇分裂決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表現為「意識形態分歧論」和「國家利益衝突論」[40]。 李朝軍、沈志華等研究者認為，延續近十年的中蘇大論戰的實質是爭奪領導權的鬥爭。李朝軍指出，論戰發展演變的過程極其複雜，所及十分廣泛。但是，對馬列「正統」地位的爭奪和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導權的爭奪是中蘇雙方的主要和最終旨趣。因此，中蘇雙方都不遺餘力的投入精力，都毫不含糊的視對方為「異端」[41]。沈志華、李丹慧通過對中蘇兩黨、兩國關係演變過程的考察，提出「結構失衡論」。其一，社會主義陣營領導結構發生變化以後，中蘇兩黨平起平坐，爭奪話語權就成為中蘇兩黨解決他們之間路線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標則在於國際共運的主導權。其二，黨際關係掩蓋甚至替代了國家關係，在這種結構中，從本質上講沒有主權意識，沒有平等觀念。這種結構性缺陷成為中蘇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層原因[40]。
蘇共有兩塊正統的「金字招牌」：一個是列寧主義的黨；一個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並且正在向共產主義過渡。他們把蘇共二十大以來的綱領作為列寧主義的正統，從這個正統出發，給中共扣上了「教條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帽子。中國方面則認為，蘇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作了「右」的修正，只有自己的理論才代表並捍衛着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純潔性。從中國方面的正統觀點來衡量，給蘇共扣上了「修正主義」和「分裂主義」的帽子，並且認為蘇聯全面復辟了資本主義[41]。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引發第二次台海危機，事先未通報蘇聯。9月24日，解放軍意外獲得了中華民國空軍發射的響尾蛇導彈，但一度拒絕移交給蘇聯，引起蘇方不滿[42]。1959年6月，蘇聯以正在和美國等國家談判達成禁止核子試驗的協定為由，停止對中國大陸的核項目的援助。8月中印邊境糾紛，未經和中國溝通蘇聯塔斯社發表對中印衝突中立的聲明，拒絕支持中國。9月底赫魯曉夫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峰會，進行和解。蘇聯此舉是為了消減核戰爭的威脅，並且由於中共發動「大躍進」而認為中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共則由此認為蘇共在西方面前退縮。9月30日，赫魯曉夫訪華，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活動，其間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發生爭論。
1960年初，中蘇均表示要團結，但要對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公開點名批評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則指向赫魯曉夫[10]。
1960年5月1日，蘇聯擊落了一架美國U-2偵察機，發生了U-2擊墜事件，美蘇緊張關係升級，中國藉機重申美帝國主義侵略本性不改的說法。6月初在北京召開的第11屆國際工會大會理事會上中共積極的組織活動批判蘇共立場，隨後6月底蘇共在五十多個國家共產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抨擊中國的大躍進，試圖在理論上壓服中共。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至9月1日將召回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共1390人，銷毀部分技術圖紙，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其中343項技術援助合同被取消、257項科技合作項目被中止[10][11][40]。中國認為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並把三年困難時期部分歸咎於此[43]。但事實上，中國繼續大躍進「煉爭氣鋼」、堅持大躍進的錯誤做法是蘇聯撤走專家的原因之一[44]。早在1958-1959年，中國已普遍出現了輕視、不尊重蘇聯專家，認為其思想保守的情況[45]。
蘇聯共產黨認為，現代核戰爭會導致世界大戰和人類滅亡，使共產主義的勝利變成毫無意義之事，故和平共處是唯一選項，而擁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在經濟競賽中徹底戰勝資本主義[46]。中國共產黨則認為，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戰爭中將滅亡的是帝國主義，而不是人類，社會主義將獲得勝利[47]。中共認為蘇共是修正主義、分裂主義，蘇共認為中共是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48]。
有學者指出，早在1956年，毛澤東在接見南斯拉夫新聞工作者代表團時，曾說道：「我們中國有六億人口，原子彈殺死掉一半，還有三億人口，有二、三十年又恢復過來了。」[49] 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訪問蘇聯，在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毛澤東說道：「大不了就是核戰爭，核戰爭有什麼了不起，全世界27億人，死一半還剩一半，中國6億人，死一半還剩3億，我怕誰去。」[50][51][52][53] 赫魯曉夫在其回憶錄中提到，毛澤東的發言使得會場上出現墳墓般沉默，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的共產黨領導人此後對毛的言論提出了不滿和批評[51][53]；沈志華認為，毛澤東的言論驚嚇了一些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導致後來很多東歐國家不再跟着中國走，他們認為毛澤東提出的政策太具冒險性、太具戰鬥性，但蘇聯在之後的中蘇論戰中也有意歪曲中方觀點[50][51]。 1958年，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再次提到：「原子仗現在沒經驗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幾億人口剩幾億，幾個五年計劃就發展起來，換來了一個資本主義全部滅亡。取得永久和平，這不是壞事。」[54][55] 中共及中國政府官方則認為「死3億人」是蘇聯在污衊中方[56]，中國官方於1963年引用毛澤東的說法是[52][56]：
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
另一方面，196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有81個國家代表參加的「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以及1961年10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蘇共否定史太林、主張「兩全路線」[註 6]，還公開批判和中共關係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是教條的史太林主義、號召推翻霍查，1961年底蘇聯和阿爾巴尼亞斷交[10][59]。其中在1961年的蘇共二十二大上，中共代表周恩來當場予以嚴厲批評與駁斥，並率代表團提前回國，以示抗議[10]。毛澤東認為「史太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60] 中國認為否定史太林是醜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給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蘇聯則認為要解除個人迷信給蘇聯帶來的沉重影響，讓蘇聯更好地發展。赫魯曉夫回憶他之所以從蘇共二十二大起逐漸開始批駁毛澤東的做法，不僅是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對立，還因為中方在邊界談判中漫天要價[61]。中蘇雙方開始出現明顯的路線分歧。
1962年，毛澤東批判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退縮，認為赫魯曉夫「在戰略上犯投降主義的錯誤」、「在戰術上犯冒險主義的錯誤」，而蘇聯、捷克共產黨人則認為中共的立場會導致核戰爭[62]。同年4月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兩位開國少將祖農·太也夫、馬爾果夫·伊斯哈科夫以及超6萬邊民從新疆邊境叛逃蘇聯，史稱「伊塔事件」[10][63]。事件導致中國加速遣返蘇僑的行動，以清除蘇聯在新疆的影響，1962年下半年，中國撤銷了蘇聯駐新疆、黑龍江等四地的領事館，並撤銷了蘇聯駐華商務機構[10]。此後，在1962年10月爆發的中印邊境戰爭中，蘇聯與美國一同支持印度[64]。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的「三和」、「兩全」和「三無」[註 7]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65]，而後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覆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66]。1963年7月6日至20日，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中方代表團團長是鄧小平、副團長是彭真，與蘇共的蘇斯洛夫、波諾馬廖夫等展開了激烈爭論[67]。在會談期間，7月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的覆信進行全面系統的攻擊[67][68]。為此，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九評蘇共」，兩黨之間的論戰達到頂峰，雙方從內部爭論發展到公開論戰，導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和瓦解，有研究人員甚至認為，中共的《九評》是國際共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67][68]。
中國於1858年的《璦琿條約》與1860年的《北京條約》兩條不平等條約中被帝俄奪取大量領土。後來蘇聯煽動外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外蒙古成為蘇聯一個衛星國。毛澤東認為中國還未向蘇聯清算中國向俄國的失土，卻惹來蘇聯譴責毛澤東像希特拉般尋求「生存空間」。中國方面聲稱，從1964年到1969年3月，蘇聯共侵犯中國邊境4189次[69]。
1964年2月23日至8月22日，中國和蘇聯在北京東交民巷40號進行了邊界談判，但談判無果而終[70]。中方代表團團長為外交部副部長曾湧泉，副團長為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蘇方代表團團長為帕維爾·澤里亞諾夫、副團長為蘇聯駐華大使館參贊伊利亞·謝爾蓋耶維奇·謝爾巴科夫。5月初，澤里亞諾夫乘飛機回到蘇聯和赫魯曉夫會談，赫魯曉夫同意全面迎合中國。7月初，談判取得重大進展，中蘇同意在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的地段，以兩江主航道的中心線為界。中國一側的400多個爭議島嶼，以及約600平方公里的爭議水面劃歸中國。珍寶島等島嶼均歸屬中國。但7月10日，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會面[71]，一日本代表就要求歸還被蘇聯佔領千島群島徵詢毛澤東的看法。毛澤東講：「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划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划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7月13日，日本多家主流媒體報道了此事。[72][73]
7月30日，蘇方要求將會議地點設置莫斯科。8月15日，曾湧泉提出，若蘇方不讓步，中方有權採取其他方式解決問題，蘇方將此解讀為「毛澤東幾乎是利用戰爭做了暗示」。9月2日，蘇聯《真理報》轉載了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士會談的內容並配有評論，從而進一步刺激了毛澤東。 8月19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發表講話，曾6月達成的協議和毛澤東7月10日談話是「令人憎惡的文件和建議」。 8月22日，蘇聯代表團回國。9月15日，赫魯曉夫在與日本代表團會面時說：「中國各個朝代的帝王，是不遜色於俄國沙皇的掠奪者。如果誰把戰爭強加於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戰鬥。我們擁有足夠有力的、可以說是無可限量的戰爭武器。」毛澤東於是表示要準備防止蘇聯入侵的戰爭，9到11月，總參戰役勘察組前往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做戰役勘察，尤其勘查了蘇聯入侵東北時的進攻路線。[72][73]
反修論戰白熱化後，中共原本計劃連發「十評」文章，但未料到《九評》發出後，1964年10月中旬，赫魯曉夫突然下台[75][76]，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連續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此時中共對赫氏下台的真實原因以及蘇聯新任領導人布里茲涅夫的政策趨向還不清楚，毛遂決定利用「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的契機，派出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蘇聯祝賀，摸清蘇共新領導的政治意向，尋求避免中蘇徹底決裂的途徑[77][78]。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
與此同時，中共中央以各種方式向蘇聯傳遞重修於好的信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國家主席劉少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朱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人聯名給蘇共新領導人，包括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勃烈日涅夫、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米高揚發去賀電，電文公開見報，中國報刊暫停論戰，開始正面介紹蘇聯新的建設成就。11月5日，毛、劉等人再次聯名發去節日賀電，7日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與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出席了蘇聯駐華大使館的國慶招待會。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在偉大十月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
11月5日，周恩來、賀龍、康生、伍修權、劉曉、潘自力、喬冠華等一行中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受到柯西金等的歡迎，下榻列寧山政府別墅[79]。稍事休息後代表團開始緊張的活動，禮節性地拜訪了蘇聯各位新領導和各國代表團，並接受回訪，利用一切機會與蘇聯方面接觸，傳遞期望改善關係的信息。11月7日，在蘇聯政府舉行的紀念「十月革命」招待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對賀龍元帥提到「中蘇關系所以不好是因為赫魯曉夫和毛澤東關係不好，我們已經趕走了赫魯曉夫，也該你們趕走毛澤東了，這樣，我們的關係就沒有障礙了，可以回到原來的軌道上來了」，並與賀龍發生爭吵[77]。隨後，中國代表團團長周恩來當即向布里茲涅夫和柯西金提出抗議[80]。布里茲涅夫則解釋說馬利諾夫斯基喝醉了，酒後胡言。周恩來則認為是酒後吐真言，要求蘇方正式道歉。蘇共領導人未立即回應。周恩來隨即率領代表團全體成員退出宴會廳表示抗議。第二天，布里茲涅夫代表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道歉。而蘇中關係因此繼續惡化[81]。周恩來一行回來報告蘇聯並沒有改變路線的趨勢，中共繼續批判蘇聯執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
1965年2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阿列克謝·柯西金訪問越南時取道中國北京，協調雙方援越抗美的立場、爭取和平解決越南問題，但與毛澤東發生爭論[77][82][83]。
1966年1月，蘇聯和蒙古達成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蘇蒙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蘇軍幫助蒙古的南方邊防，並在那裏駐軍（達蘭扎爾嘎朗、宗巴音）[84][85]。1966年5月，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毛澤東號召「反蘇修」[12]，紅衛兵多次前往當時的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抗議示威，甚至發生暴力事件[86][87][88][89]。蘇聯方面也出版了大量宣傳資料批判文革和毛澤東，當時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一些刊物上，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同當年希特拉向數十萬支持者發表演講相提並論[14][15][90]。
雖然中蘇沒有斷交，但除了中國允許蘇聯經中國給越南戰爭中的北越運輸物資之外，兩國關係徹底凍結[91][92]。1967年，中國成功試爆氫彈，西方輿論普遍認為氫彈實驗是針對華約集團的核威脅的一次重大反擊。1967年1月，發生莫斯科紅場中國留歐學生被毆打事件，導致中蘇關係進一步的惡化[93]。
與此同時，中蘇邊界衝突加劇，1967年冬至1968年初，中蘇邊界發生「七里沁島事件」：1967年11月底，中蘇軍人在珍寶島北面不遠的七里沁島發生爭鬥，中方傷100多人、蘇軍傷10人左右，至1968年1月5日，蘇軍又出動裝甲車軋死、撞死中國漁民數人[94][95]。據中國官方統計，從1960年至1969年，由蘇方挑起的各種邊境事件達五千多起[95]，其中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雙方的邊界糾紛達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84][85]。
1968年，蘇聯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而此前在1961年時，蘇聯在那裏有12個不滿員的師和兩百架飛機，在1968年增至25個師、1200架飛機、200枚導彈。1968年8月，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中國把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84][85]、「蘇修叛徒集團」[13][96]。1968年10月，與蘇聯克格勃有關的《倫敦晚報》記者域陀·路易斯到台灣祕密訪問十天，路易斯見到中華民國國防部部長蔣經國，提出蘇聯想與台灣聯合進攻中國大陸的想法[97]。
1969年3月，中蘇雙方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史稱「珍寶島事件」[17][18]。雖然最後中國獲勝，並開始大規模修建人防工事，但蘇聯考慮對中國進行報復[2][17][18]。珍寶島事件後，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等人曾嘗試與毛澤東電話溝通，但被中方接線員辱罵為「蘇修」後掛斷[89][98]。中共方面則號召廣泛開展「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的全國性戰備運動[99]，同時秘密籌備九大、於1969年4月召開，備戰成為重要議題[100][101]。8月13日，中蘇雙方在新疆的鐵列克提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即「鐵列克提事件」，中方的主陣地人員幾乎全部陣亡，共28人、包括3名記者[102]。很多西方觀察家認為兩國開戰在所難免，蘇聯一度考慮對中國進行核打擊[2][3][4][23][103]。
時任蘇聯國防部長的格列奇科元帥、部長助理崔可夫元帥等軍方強硬派主張使用核武器，「一勞永逸地消除中國威脅」，蘇聯在亞洲地區的35個導彈基地的核彈頭已瞄準中國的導彈基地和重要的城市目標[99][101][104][105]。蘇聯向遠東地區的中蘇、中蒙邊界大量增兵，「陳兵百萬」，同時告知東歐盟友可能對中國大陸進行包括核打擊在內的軍事行動，並向美國、意大利等國家試探對中國核設施發動「外科手術式」突然襲擊的可能性[3][4][5][23][106]。據美國國務院解密檔案，1969年8月18日，蘇聯駐美國大使館工作人員曾在華盛頓的一場午餐會上，試探性地提出蘇聯對中國核設施進行攻擊的想法[4][107]；8月20日，蘇聯駐美大使阿納托利·多勃雷寧奉命在美國華盛頓緊急約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向他通報了蘇聯準備對中國實施核打擊的意圖，並要求美方保持中立，但不被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等人所採納[2][3][5][16][108]。為阻止核戰，白宮將消息泄露給《華盛頓郵報》（一說《華盛頓明星報》），後者於8月28日刊登消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2][3][99][101][108]、文中提到[2][3][99][101]：
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文章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強烈反響，中國則對蘇聯的軍事行動表示出了深切的擔憂，面臨自成立以來前所未有的戰爭危機[2][3][101]。1969年9月11日，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參加越南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胡志明的葬禮後路過北京，同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等舉行秘密會晤，雙方關係略有緩和，但危機依舊[2][77][109]。
1969年9月16日，英國倫敦《星期六郵報》（一說《倫敦晚間新聞》）登載了蘇聯域陀·路易斯的文章，稱「蘇聯可能會對中國新疆羅布泊基地進行空中襲擊」[2][5][16][77][99]。9月23日，中國成功進行首次地下核試驗，6天之後又爆炸了一枚當量達300萬噸級的氫彈，不久中國將以蘇聯境內各戰略要點為目標的配備氫彈頭的地對地導彈增加至50枚[5][101][110]。10月14日，中共中央通知緊急疏散在京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為了防範蘇聯利用談判之機進行軍事襲擊，立即開始加強戰備，要求10月20日以前在京的老同志全部戰備疏散（直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才返回北京）[5][109][111]；毛澤東本人前往武漢（直至1970年4月）、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林彪前往蘇州，周恩來留京主持全面工作，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國務院核心機構遷往北京西山地下防核地堡，維持日常運轉[3][5][77][101]。10月17日，林彪下令全軍進入緊急戰備狀態、18日《第一號號令》發佈，命令部隊94萬餘人、4000餘架飛機、600餘艘艦艇從基地疏散，並將大量檔案從北京秘密轉移至西南存放，全國上下都處於臨戰狀態[3][5][101][109][111]。美國方面，據中美解密官方檔案，基辛格告知蘇聯駐美國大使多勃雷寧，美國總統已簽署了一份密令，當蘇聯向中國發射第一個導彈的同時，美國將對蘇聯130多個城市和軍事基地實施核打擊[2][3][5][16]。華盛頓命令亞太地區美軍處於「全面戒備狀態」，還秘密地準備將戰略空軍司令部置於核戒備狀態[5][16]。最終，蘇聯叫停軍事行動，1969年10月20日，中蘇兩國外交部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正式舉行，談判未取得任何進展，但極度緊張的關係有所緩和[3][16][109][112]。此後中蘇雙方展開了多年的談判，被稱為「馬拉松式談判」[70][103]。
與此同時，1969年4、5月間，蘇聯方面的域陀·路易斯緊急要求中華民國台灣提出所需武器的清單。1969年6月，路易斯急邀台灣指派人員赴歐洲與蘇聯聯絡，並稱一旦戰事開始，不便聯絡。希望台灣在下次會見時開出所需軍備清單。路易斯聲稱武器不必直運台灣……而可在台灣反攻時運達登陸地點。蘇聯需台灣反攻詳細計劃。例如如何利用蘇聯軍事基地的具體方式、在何種區域所需何種和數量的武器等。台灣登陸期間蘇軍會製造與中共的邊境衝突事件[113]。出於對蘇聯與路易斯的提防，蔣介石拒絕與路易斯進行有關武器援助種類的談判[97]。
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中蘇兩國已成為互相最危險的敵人之一[14][18][22][23]。1970年代初，中國繼續批判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蘇聯則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陳兵達到了1969年時的兩倍，兩國關係緊張達到頂峰，1973年蘇聯還調整了中蘇邊境軍事力量的重新部署作戰能力，確保中蘇邊境上的部隊與蘇聯駐歐洲部隊處於相同的作戰水平[23][104]。為形成針對中國的包圍圈，蘇聯還增加了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的海軍力量，並首次裝備了核潛艇，使其有能力從日本海直逼中國黃海和東海，對中國實施封鎖和登陸作戰[104]。
中國則迅速與美國關係破冰，同時與西方陣營國家出現建交潮：1971年4月中美進行「乒乓外交」、7月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秘密訪華，1972年2月時任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19]，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英國、日本、聯邦德國、澳洲等西方陣營國家相繼建交[20]。蘇聯聞訊之後也和尼克遜展開峰會，1972年5月，尼克遜成為第一位對蘇聯進行正式訪問的美國總統，並與蘇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在莫斯科共同簽署了《反彈道導彈條約》、《戰略武器限制條約》（第一輪限制戰略武器談判）[114]。面對蘇聯的擴張和核威脅，毛澤東在1973年2月會見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1974年1月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構想，即美國、日本、中國、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西歐結成准聯盟，共同對付蘇聯的擴張勢頭[17][21][115]。其中1973年在與基辛格的會晤中，毛澤東說到[21][116]：
你們的總統坐在這裏講的（手指基辛格的座位），我們兩家出於需要，所以就這樣，（把兩隻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攜手）。... 只要目標相同，我們也不損害你們，你們也不損害我們，共同對付一個王八蛋。
在1975年美國和越南之間的戰爭停止之後，中南半島上的越南、老撾站在蘇聯一邊，1978年11月3日蘇聯與越南簽訂了帶有軍事援助性質的《蘇越友好合作條約》，而中國則支持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政權[23][25][104][117]。1976年毛澤東逝世之後，中蘇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國際上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23]。1978年12月，在蘇聯支持下，越南入侵柬埔寨，親中的紅色高棉政權迅速垮台，為此鄧小平於1979年1月在中美建交後立即訪美、於2月發動了為期一個月的對越戰爭[23][24][25][118]。蘇聯及絕大多數東歐國家甚至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中國表示譴責，但蘇聯並未訴諸武力，亞洲大部分國家如日本、印度和蒙古等國也均要求中國撤軍，僅北韓和新加坡支持中國[118][119]。
1979年9月至11月，在蘇聯莫斯科舉行了中蘇國家關係的談判，這是自1964年以來中國派往蘇聯的第一個高級代表團，但由於雙方立場尖銳對立，談判沒有取得進展[103]。1979年底，蘇聯入侵阿富汗，中方強烈譴責，並同美國、巴基斯坦聯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蘭抵抗運動[23][26][103]。與蘇聯交好的國家也一併受到中國的排斥，譬如前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菲德爾·卡斯特羅就曾被指為「背叛了革命」、「實行法西斯統治」[120]。
1980年1月，中方宣佈，在蘇聯侵略阿富汗、為兩國關係正常化製造新的障礙的情況下，進行中蘇國家關係談判顯然是不適宜的，此後兩國邊界談判中斷9年[103]。1980年，中國宣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後不再續約[22]。中國還和一些西方國家抵制了在莫斯科舉辦的198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23]。
從1965年到1982年，中蘇之間人員的來往全部中斷，雙邊的業務交往只限於少許貿易以及每周各自開一班飛機和一趟列車[91]。1982年，蘇共中央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去世之前不久在塔什干發表演說「塔什干講話[註 8]」，對中國語氣較之前友好，被認為是中蘇解凍的早期訊號[91]。在布里茲涅夫及其兩位繼任的蘇共中央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葬禮上，鄧小平發動了「葬禮外交」，中國分別派出黃華、萬里、李鵬率領的官方代表團與蘇方接觸[91]。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認為中蘇關係正常化要蘇聯解決「三大障礙」：從中蘇、中蒙邊境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121][122]。1985年10月9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壽西斯古，要他向新近掌權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卓夫傳話[121]；1986年9月2日，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邁克·華萊士採訪時再次表明這一態度[122]。
隨着蘇軍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駐紮大幅減少和從阿富汗撤軍，中蘇關係得以改善。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蘇共中央總書記戈巴卓夫訪問北京和上海，兩國關係正常化[27]。
1989年，「六四事件」爆發，蘇聯方面不同人士反應不一[123]。1991年5月15日至19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回訪莫斯科[124]。
1980年代末東歐劇變，1991年社會主義集團之間的互動浪潮，因為蘇聯解體而結束了，此後分裂成多個新建立的國家[125]。中國與俄羅斯等國先後建立外交關係，但這中間因為有當年歷史因素存在，中國與前述的各個加盟國之間，還尚待解決並取得共識。
1993年，中俄雙方基本解決邊境問題；1996年，中國、俄羅斯及四個位於中亞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元首開會，形成上海合作組織的雛形；在葉利欽和普京兩位總統先後訪華之後，中俄宣佈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2001年，中俄簽訂《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2005年，中俄舉行第一次合作軍事演習。2008年10月14日，俄羅斯將半個黑瞎子島歸還中國，官方宣佈兩國邊境問題「徹底解決」。21世紀以來，由於國際地緣政治氣候的變化，東歐各前蘇聯衛星國與中國，中俄兩國關係，加盟國之間關係，均日益密切。中國的注意力集中在臺灣問題、南海問題和中印邊境問題上，而俄羅斯則重點關注北約東擴和境內恐怖組織及分離主義勢力。然而在2013年俄羅斯因烏克蘭危機而在2014年出兵克里米亞後，俄羅斯與北約、歐盟和美國的關係迅速惡化。同時2016年當勞·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對中國發動貿易戰，並同時擴展到科技戰、外交戰等，加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指示中國外交官發起「戰狼外交」[126]，造成中美關係也迅速惡化。因此有部分人形容目前的局勢為第二次冷戰前的世界局勢。然而也因為該局勢，中俄關係得到了自中蘇交惡以後飛躍般地發展，並為未來可能的第二次冷戰結盟打下了一定的基礎[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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