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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分支、国学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國哲學為基於古典漢語的、華夏文明各學派的哲學思想。起源於春秋時期和戰國時代，期間被稱為「諸子百家」[1]，是重要的知識和文化發展[1]。特徵為華夏文明各學派的哲學思想。雖然中國哲學在很大程度上始於戰國時期，但中國哲學的元素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一些可以在華夏思想最早記錄殷周之際成書的《易經》找到，這是一部古老的占卜綱要，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72年[2]，後來中國哲學大盛於於春秋戰國時期。其發展史可大體分為：東周古典的諸子百家哲學；漢朝獨尊儒術，漢唐的儒佛道衝突而交錯的發展時期；宋元明清儒佛道融合而轉生的理學；晚清以後的中西會通時期。中國哲學通過對中國、日本、韓國等東亞文化區的影響，它在東方哲學框架內的地位與古希臘哲學在歐洲思想框架內的地位相當。中國哲學的多樣性在當今，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及新社會和政治局勢問題相結合的哲學論調，決定了道德觀和儒學的傳統論調的一種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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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國主要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等為主要的哲學流派，其中尤其以儒家、佛家和道家影響最深遠。西方哲學於近代傳入，也影響甚鉅，中國共產黨執政後，馬克思主義哲學更取代儒家，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政治理想；儒家失勢後演變成新儒家，其支持者繼續承傳華夏古風。
中國人的宇宙觀方面以易經和老莊為核心，倫理社會觀是以孔孟之說為代表，佛家則以宣揚因果輪迴、眾緣唯心的道理與儒道互相輔助而成[3]。
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為源頭，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上源遠流長，對中國人的普遍倫理道德，對中國文化的價值和價值優先觀念都有著深刻的影響。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一種集體潛意識。儒家的價值觀影響古代中國大多數公開場合是以儒家的價值觀作為優先的標準。因此可以說儒家的價值取向在總體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價值優先觀[4]。
儒家注重自身修養並講求倫理道德，其中心思想乃「仁義」，也就是人與人之間應注重和諧的關係[5]。人際關係以五倫為依歸，有一定的規範。對待長輩要尊敬尊重對待；朋友之間要言而有信；為官者要清廉愛民；做人有自知之明，盡份內事，「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統治者要仁政愛民[註 1]；對於其他人博愛[註 2]。對待上司要忠誠[註 3]；對待父母親屬要孝順[註 4]；人要有抱負而有毅力[註 5]。重視追求知識[註 6]，善於吸取別人的長處[註 7]推己及人[註 8]的思想。關於生活工作的人生，小孩子的時候，就傾愛父母；年輕的時候有了戀人，就傾愛戀人；婚後有了妻兒（配偶愛人和兒女），就傾愛愛人和兒女；當官員、公務員（廣義地說是職員），就傾愛君主（及或上司）[註 9]。
儒家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禮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統」，其政治學主要闡述君臣關係、官民關係。孔子「君事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孟子「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學的代表性主張。在現實政治的問題上，儒家要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雙方都要承擔義務，從理論上說，被統治者有權利反抗不正常承擔義務的統治者。「仁政易行」則提倡分清「不能」與「不為」之間的區別，即「不去做」與「做不到」之間的差異。而其「無恆產，因無恆心」也體現了民本思想。儒家的教育目的，在於以發揚人性、完成人格為起點，直至達到建立仁治之國和大同世界的理想[6]。因此，儒家的理想，是成為通才，或者多才多藝而不僅僅是一才一藝，或者在一才一藝基礎上能觸類旁通，也即專才和通才的結合[註 10]。大同社會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7]，也就是說，儒家思想的經濟學，是為了人類理想社會而服務。儒家重義輕利，以義為本，以義導利。尊重利用自然市場經濟規律，反對違背破壞市場規律，同時反對操縱市場[來源請求]，認可「待價而沽」[註 11]。儒家重理，又提出格物致知。儒家重視科技及在物質上的實用，提出了「用力少，見功多」的原則，併發展出了實學，但同時注重全面的人格發展，反對把人變成物質的工具。儒家形上學在以後的理學、心學中進行了展開[註 12]。儒家相當重視編修歷史的悠久傳統[8]。
道家思想是中國最重要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哲學思想之一[9]。道家，是道德家的簡稱[10]。道家起源有一說是有出於史官[註 13]。道家還有隱士一類的達觀厭世者，他們驅使人們以「達觀」來解決人生問題[10]。道家的理論奠定於《老子》（又名《道德經》），與《莊子》（又名《南華經》）為主要思想典籍。
道家崇尚自然相處之道，以天為道並順天而行事，就可消災解禍。認人類社會中的難題之所以無法解決，皆是因為干預行為過多，故提倡行為上要以無所作為就可以達到無為養息。道家也嚮往著反璞歸真的樸實社會，認為人類對事物不妄加任何人為的作用，回歸原來樸素、無知、無慮的境界，人類的紛爭和煩惱即可真正的解脫[9]。老子在總體上傾向治國方面，在人生觀上，老子主張「清虛自守，卑弱自持。」政治上提出「無為而治」，以無為而無不為[10]。道家由人生觀和社會觀擴展至宇宙論，提出「道」、「氣」、「自然」等哲學概念。道家之一切理論無不是圍繞道而展開的。道既是生物之源，亦是生成萬物之根本，亦是天地萬物之本性，亦是人安身立命之根據，亦為治國安邦之根本方略[11]。道家強調「游心」，並推崇自由，道家強調「虛心」，並推崇自然。主張要聯繫性、心、情三者又有所區別。性是指人之先天之本性，突出者為人之先天性之因素；心是指人之內在精神，突出者為人之為人之主體性因素；情是指人之主觀情感，突出者為我之為我之情緒感受。有性、有心、有情，故而之為人。道家所追求的人生，即是自然、自在而自由的人生。道家對人之命運，持一種自然的無可奈何的態度。以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一切，來保守心靈之寧靜、淡泊與自由。道家對於生死，持一種純自然的態度。與（今之所謂）道教（傳統中國並不區分「道家」與「道教」）之追求長生不老有所不同，道家並不追求長生，道家只追求自由而自在地活著。道家修養論之主旨是致虛守靜。老子首倡致虛守靜，莊子則將致虛守靜具體化為「心齋」與「坐忘」，並進而將致虛守靜提升為本體論的高度，而標舉「齊物」。
道家奉「道德經」為中心理念,但道德經中有些東西與「易經」的道理有所相連,所以不排除此項哲學發源於「易經」。
道家哲學是從天道運行的原理為基礎，展開以自然為義理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內涵，而得以提出認識一個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道家哲學發展的社會哲學，認為社會的存在是個客體，人們是在其中生存的主體，所以應該要有其獨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識型態的束縛[12]。基本上道家哲學並不否定儒家的社會理想，但對於社會責任的態度並不預設立場，並更加尊重人類自主性的態度與存在定位[12]。道家相當重視人性的自由與解放。解放就是一方面是人的知識能力的解放，另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並以修身達觀的生活功夫來處理世界事務[12]。道家的社會哲學不是進取的，積極的，因為社會只是天道的過程，而不是目的本身[13]。道家認為儒家的社會理想是合理的，但不是絕對的，因此基本上並不需要提出一套決定性的社會理想，因為天道變化，本身無所謂絕對的是非善惡之性能，因而道家強調得更多的，是在社會中生存的智慧原理，而且這種智慧必須是能應在任何歷史情境的社會之中都行之有效的生存之道[13]。
韓非子提倡的「學本黃老」，將「理」與「道」連結再一起，認為「道」是成為萬物運行法則。吸取儒家仁義思想，與法家治理之數，產生道法共冶一爐，成為漢朝早期的黃老之治[14]。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道」，認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統治宇宙中一切運動的法則[註 14]。也就因為道家的社會哲學不以自己發展規格為主，而強調應對的智慧，因此利於人們修養生息的需求，故而讓漢初的黃老之治有了實驗的理論基礎[13]。同時也安定中國士大夫失意於儒家本位的官場文化仍有發揮的舞台[13]。
道家則自老莊玄虛之說，後來成為兩晉大夫競尚清談，南朝宋文帝下旨令何彥德創立「玄學」。另外變化為方士神仙之術，自漢朝張道陵以符水禁咒之法成為「道教」之始[3]。
墨家是諸子百家中主要派別之一，創立人為墨翟，產生於戰國時期。[16]墨家主張兼愛、非攻、尚賢、尚同。
墨家邏輯是中國古代第一個邏輯學體系，全球三大古典邏輯體系之一，主要以三物論為代表，三物分別為故、理、類。《墨辯》是墨家邏輯的主要著作。
商鞅
公孫衍、張儀
佛教對於中國習俗風尚與其他宗教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以後，中國人才有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六道、輪迴，以及善惡果報等觀念，才知道生有所從來，死知有所往。具體表現在相信有三世[17]。佛家認為，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是因緣和合而生；眾生有生老病死，天有陰晴圓缺，花開花落，生滅相成。佛教有六道輪迴之說，雖然現世作惡而得福得壽，但其業果若不報於現世而將報於來世。因信三世六道，故信善惡定有果報，或報之自身體，或報之子孫，或報之來世。同時還引進了悔罪植福、延壽薦亡、修德禳災、設供祈願等觀念[18][19][20][21]。
佛陀之學即為佛學，佛學以因果輪迴為理論，以五戒十善法為規律，藉以出世解脫為佛家一主要思想﹐以萬事無常轉變以及生死痛苦為理論。以無我、緣生、苦空為方法﹐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並達致涅槃為目的。為達此目的強調需要出世與解脫，出世就是指必須厭惡世間欲望，不斷自我修練，解脫是在脫離生存所帶來的痛苦為目的。在大乘佛教根本精神更進一步強調要捨己救世[3]。
根據佛教，佛陀一生所教的內容主要就是知苦與滅苦。「四聖諦」學說是佛教教義的核心，就是苦締、集諦、滅諦、道諦。「苦諦」是佛教認為一切六道眾生都免不了生、老、病、死、求不得、愛別離、五陰熾盛八苦所煎熬。這些苦難不會因為我們的死亡而結束，因為我們死後並非徹底地消失，而是繼續會在六道中輪迴不息，無論你生在天道、阿修羅道、人間道、畜生道、餓鬼道還是地獄道，這些痛苦都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罷了。[22]佛教還認為，世間的萬物都是變化不定的，沒有永恆，這叫做無常。對眾生來說，因為於無常敗壞法起貪著，則將造成身心的熾燃大苦，因此說無常故苦。集諦是講苦產生的原因。[23]佛教認為世上沒有無因之果，也沒有無果之因。有情眾生之所以會受苦，在於因無明而於六根觸受起愛執，而導致後有生死的純大苦聚集。佛教認為只要是在六道中輪迴，就無法避免會受苦。有情眾生要想從苦中真正的、徹底的解脫出來，只有脫離輪迴這一個辦法。[24]道諦為了脫離輪迴，必須進行修行。佛陀給出的方法主要為戒、定、慧三學。依八正道，便可以達到涅槃，永遠從輪迴中解脫出來，證得阿羅漢[24]。
西漢末年，佛教開始從中國的邊疆傳入內地。佛教一開始進入中國，就和中國傳統文化充滿著矛盾。不少文人排斥外來文化，還出現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大規模滅佛事件。但經過東漢魏晉二百多年的磨合，佛教與中國的本土文化從對抗走向適應，並相互影響。南北朝時期，佛教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跨地區，跨國界的廣泛傳播開來。在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條件下，形成了獨具特色的中國佛教。中國佛教和儒家、道家一樣，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支撐，對中國社會各個方面都產生很深的影響。中國佛教發展到隋唐，進入鼎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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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洋務運動，以及1894年甲午戰爭之後，首先由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興起，將西方的自由主義、天賦人權、權力分立...等西方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思潮引進，使得儒家思想及傳統哲學，開始衰退，變為非當代中國哲學主流。20世紀以來的中國哲學，由首先得勢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主義思想，以孫中山、胡適、蔡元培，其次是馬列主義思想，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為代表，最後是新儒家思想與傳統的回歸。
1919年的五四運動，象徵傳統思想體系走向窮途末路。新文化運動提出「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的口號。西化派的領袖胡適接受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和陳序經「全盤西化」的主張，視傳統與現代為對立的兩極，傳統是現代化的絆腳石，想用西方民主和科學代替傳統思想。他大力提倡杜威的實驗主義，繼承杜威主張點點滴滴的進步那種改良主義，但杜威重視外在條件的程序性，而胡適則提倡「大膽假設，小心求証」，把重點轉移到心理方面。胡適的改良主義無法解決當時中國內憂外患的問題，取而代之的是越來越激進的思想，馬列主義隨即成為時代思潮的主流，西化派被批評為替帝國主義搖旗吶喊的落伍思想。[25]
毛澤東原是改良派，後來才越來越激進成為革命派。他曾受《新潮》和胡適的影響，一度主張性解放。在內憂外患的威脅下，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根本無法發展，有理想的青年人傾向集體主義。毛澤東否定傳統，選擇馬列主義，以「階級鬥爭」為綱，開創了農民革命的新理論。毛澤東也資取於傳統，但他所取的不是儒家仁愛中庸的大傳統，而是農民起義的小傳統，文革破四舊、批林批孔，目的正是要徹底摧毀被譴責為「封建」的大傳統。毛澤東否定仁愛中庸等原則，與儒家精神無關，卻和漢代以來政治化的儒家，特別是明清專制下的權威主義有一定關連。文革以後，中共領導人喜歡談儒家，但主導思想仍是馬列毛思想，儒家思想至多佔支援地位。[25]
儒家傳統仍有活力，當代新儒家標明回歸傳統，主張通過對傳統的重新闡釋和改造，吸納西方現代的成就，重新恢復傳統的活力以振興中華，並貢獻於世界。梁漱溟首先挺身而出，他終極嚮往是佛家，但為了生存，中國必先吸納以前進為導向的西方成就，然後回歸兼顧前進與後退雙向的中國文化，最後才皈依以後退為導向的佛家境界。熊十力則吸納了印度哲學，歸宗《易經》，創造《新唯識論》作為新儒家的始祖。弟子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史家錢穆、政治家張君勵都堅決反共，認為共產黨徹底破壞傳統是錯誤的。唐君毅、牟宗三對西方哲學都有深入理解，唐君毅撰寫《哲學概論》，遍及流行的西方哲學潮流，而歸宗於黑格爾的絕對唯心論，致力於融合中西哲學。牟宗三則精研邏輯，承繼康德的批判哲學，反顯出中土三教肯定了他「智的直覺」的體証。他們要維護傳統道統的心性之學，並要以「曲通」方式開拓「學統」與「政統」，以吸納西方的民主與科學。[25]
新儒家認為，儒家「天道性命相貫通」的思想萬古常新，生生不已的天道，內在於人而成為超越心性的根源，透過內在的體認與恭行實踐實現在個體生命之中，再通過推己及人，將理想實現在群體生活之內。但中國傳統向來不重視抽象的思辨，新儒家卻通過對康德、黑格爾的吸納，而擴大了視野，並體認到自己傳統的限制；「內聖外王」的方式，並不能實現仁政的理想，反而產生了專制暴政，缺少抽象的架構思維使科學發展也大受局限。故新儒家沒有排斥民主與科學的理想，但在人生意義的追求方面，仍然堅持傳統原則，強調人人與生俱來超越的心性根源。[25]
自19世紀引入中國哲學學術研究以來， 胡適、馮友蘭等人在西方文化的影響下，引起了對中國哲學的日益關注，同時激發了中國哲學領域的創立和有關爭論。這些爭論的核心焦點包括：傳統中國思想中是否存在「哲學」這一學科；該學科所涉及的主題和問題是否存在於中國思想中；以及現在已確立的中國哲學學科是否真正可以被認為是中國的。這些爭論引發了關於哲學及其學科性質的更廣泛討論。[26][27]
根據中國著名哲學家馮友蘭教授《中國哲學簡史》的相關內容,中西方傳統的哲學的主要差別有:
鄧曉芒教授認為, 中西哲學的差別主要源於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傳統和發展脈絡，一個民族的思維模式是決定這個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 [28]
中國哲學和印度哲學相比，總的來說，中國哲學更關注人，而印度哲學更關注物。以唯物主義哲學而言，傳統上，印度唯物主義哲學首先建立在對崇拜神的宗教的徹底批判的基礎上，認為宗教的存在是尋求物質真理的障礙；相對而言，中國唯物主義哲學家大多認為宗教未必妨礙人的修身，因此只有少數的學者如王充、范縝等對崇拜神的宗教作激烈的批判。
哲學家們對哲學本身的定義存在分歧。沒有共同的共識，這歸因於哲學本身的性質是一個開放的哲學問題。許多偉大的哲學家，如柏拉圖、黑格爾等，對問題「什麼是哲學？」提出了答案，但這些答案在今天不太可能被廣泛接受。[29]
古代中國並沒有「哲學」一詞。前人的著作通常混合了文學、歷史和哲學的元素，沒有明確的分科劃分，因此存在中西哲學定義是否相同的辯論。 漢語裡的「哲學」一詞出自日本學者西周（1829—1897年）在其《百一新論》（1874）中對「philosophy」的翻譯，直到1902年中國人才在《新民叢報》的一篇文章裡將「哲學」一詞以回溯的方式應用於中國思想[30]。1950年代起，中國的學術研究受前蘇聯影響甚深，對思想史的研究，都套用「哲學」一詞[31]。關於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比較，見中國哲學#比較西方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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