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是1933年閩變時由陳銘樞、李濟深等中國國民黨左派及國民政府軍第十九路軍在福建省建立的政權，定都福州，後被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消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稱其為福建人民政府或福建人民革命政府[2][3]。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為李濟深，執政黨為生產人民黨。革命政府將福建劃分為四省二市，試圖推行溫和土改，但其經濟困難重重。該政權在其存在期間並未得到任何國家承認，政治上勢單力薄，後被蔣中正主導的國民政府擊潰而結束。從1933年11月22日正式成立至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政權只維持了兩個月。該事件發生在一·二八事變後中日關係日趨緊張之時，它與中國國民黨左派以及十九路軍及中國共產黨的聯繫有關。中華共和國與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際控制區域接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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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共和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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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934年 | |||||||||
 國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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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位 | 未受國際普遍承認國家 | ||||||||
| 首都 | 福州（1933年—1934年） 龍溪（漳州）（1934年）[1] | ||||||||
| 常用語言 | 官話（國語、南平話、長樂旗下話）、閩語（閩東語、閩南語、莆仙語、閩北語、閩中語、邵將語）、客家語、畲話、吳語 | ||||||||
| 政府 | 共和制 | ||||||||
| 主席 | |||||||||
• 1933年—1934年 | 李濟深 | ||||||||
| 立法機構 | 農工商學兵代表大會 | ||||||||
| 歷史時期 | 中華民國南京十年 第一次國共內戰 閩變 | ||||||||
• 閩變 | 1933年11月20日 | ||||||||
• 中華共和國成立 | 1933年11月22日 | ||||||||
• 遷都漳州 | 1934年1月13日 | ||||||||
• 福州失守 | 1934年1月16日 | ||||||||
• 泉州、漳州失守 | 1934年1月21日 | ||||||||
| 面積 | |||||||||
| 1933年 | 121,400平方公里 | ||||||||
| 人口 | |||||||||
• 1933年 | 10853200 | ||||||||
| 貨幣 | 中南銀行鈔票和中國銀行鈔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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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屬於 |  中華人民共和國福建省 中華民國福建省 | ||||||||
各方對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評價差異很大。中國共產黨方面多認為有一定進步意義，但在政治上仍有很大局限；中國國民黨則強烈譴責其為叛國的偽政權。
歷史
1932年，中日爆發淞滬戰爭，廣東省背景的蔣光鼐、蔡廷鍇率國民政府軍第十九路軍和日本軍激烈交鋒，當時中日矛盾急劇升級，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十九路軍在主戰派中成為抗日表率。中日《淞滬停戰協定》簽訂後，蔣中正將正在抗日前線的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幫助剿滅閩西一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武裝紅軍。由於十九路軍並非蔣中正嫡系部隊，因而此舉在一些人看來是蔣中正打擊紅軍、順便削弱十九路軍的策略。1932年6月，十九路軍進入福建，蔣光鼐調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鍇繼任十九路軍總指揮兼軍長，福建行政基本被十九路軍控制。與十九路軍關係密切的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即第三黨）成員也被蔡廷鍇等引入福建省政府各機關工作。但十九路軍在剿共戰爭中遭遇紅軍頑強抵抗，起先一度占據優勢，占領一些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但隨後被彭德懷部隊擊敗，戰況不盡人意，多有傷亡，因此蔣中正指責十九路軍剿共不力。十九路軍將領對此頗多怨言，與蔣中正隔閡日深，並開始暗地聯合兩廣反蔣，後來又秘密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協商停火事宜。[4][5][6]
1933年5月，受蔣中正排擠而旅歐考察的陳銘樞從歐洲先回到香港，與李濟深商議聯合閩粵桂反蔣，得到福建認可。於是陳銘樞赴福州，同蔣光鼐、蔡廷鍇、鄧世增等秘密商議反蔣事宜，定下上、中、下三策，即上策聯手粵、桂方面倒蔣；中策聯合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先占領廣東省，再反蔣起事；下策則是聯合紅軍。由於聯桂聯粵都沒有取得實質成功，福建的十九路軍方面只好決定聯共，派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偕陳公培赴中華蘇維埃政府首都瑞金，與中共代表潘健行於10月26日訂立《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蔣中正得悉福建局勢異動後曾委託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前往說服陳銘樞停止其所為，但被陳銘樞拒絕。11月17日，蔣中正又發專函專機請蔡廷鍇到南昌詳談，但蔡廷鍇扣留專機，拒絕前往南昌，這等於將其意圖公開化，於是陳銘樞、李濟深等與蔡廷鍇、鄧世増及其他十九路軍高級將領於11月18日在福州鼓山召開緊急會議，商討反蔣起事，會上商討召開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廢除中華民國國號，另訂國旗；脫離中國國民黨，另組生產人民黨等事項。會議間，蔣光鼐曾對廢除中華民國國號、11月20日倉促起事等提議表示謹慎反對，但由於陳銘樞的極力堅持，會議最終通過前述的提案，決定於1933年11月20日發難。[4][5]
1933年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以第十九路軍為主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場召開「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發布了內外政策，提出：對外取消外國的治外法權，廢除不平等條約，對內實行聯共反蔣方針[7]。據當時的報紙報道，福州全城幾乎萬人空巷，街道各商店均因與會停業閉門，各處牆壁上遍貼「打倒蔣介石」、「打倒南京賣國政府」、「打倒國民黨」、「打倒藍衣社」、「實行工農解放」等種種標語。上午9時40分左右，「中國全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在福州城南公共體育場（南校場，即今天的五一廣場）正式召開，四架飛機低空盤旋於廣場上空。[8]福州公安局長丘國珍宣布大會開幕，大會主席團主席為第三黨中央的黃琪翔，參加者包括了福建省政府機關、體、學生、農民和十九路軍駐福州部隊、各省市和華僑等各界代表，與會人數達到十萬人。其中各省代表來自廣東、廣西、福建、湖南、湖北、江蘇、浙江、河北、北平、四川、江西、山東、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新疆、西康、雲南、貴州、黑龍江、吉林、遼寧、察哈爾和綏遠等24個省市，薩鎮冰也作為特邀代表出席。各代表相繼作了限時十分鐘的簡短而激昂的演說，主旨在反對蔣介石與中國國民黨、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權利、實行工農解放。演說完畢後，提出議案，發表人民權利宣言。大會定國旗為上紅下藍中嵌黃五角星，全場民眾一致舉手通過，國旗便立即升於廣場旗杆之上。[8]晚上8點，大會決議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濟琛、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翔、徐謙、方振武、李章達、何公敢等十一人為政府委員，並宣佈最高權力機構為農工商學兵代表大會。[5][6]
11月22日上午9時，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正式宣佈成立，並在福建省政府禮堂舉行主席和委員就職典禮，以李濟深為主席，陳友仁為外交部長，蔣光鼐為財政部長，李濟深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何公敢為福建省長，黃琪翔為經濟委員會主席兼參謀團主任，十九路軍改組為人民革命軍，蔡廷鍇任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更改紀年名稱，以1933年為中華共和國元年。[9]廢除青天白日紅旗，更改國旗為上紅下藍，中嵌黃色五角星，紅色代表工人、藍色代表農民、黃色代表正大光明、五角星則代表生產人民的大聯合，[10]當日福州市內街道商店民居等遍掛中華共和國國旗。同時李濟深、陳銘樞、蔡廷揩、蔣光鼐、李章達等聯名脫離中國國民黨。11月24日，黃琪翔等宣布解散第三黨、組建生產人民黨，由陳銘樞任生產人民黨總書記，十九路軍中高級軍官集體加入了該黨，使該黨控制了中華共和國政府實權。後來又將中華共和國分為二特別市和四省，即福州特別市、廈門特別市、閩海省、興泉省、延建省、龍汀省。[5][6]
中華共和國成立後，在土改方面推行土地國有和耕者有其田、計口授田的非暴力土地政策，試圖改變農民生存狀態，減輕農村貧困與不安定狀態。但由於軍費開支激增，新政府開始提高稅收，改善財政，使商界和許多居民不滿。[11][12]
閩變成立的中華共和國引發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強烈反應，南京方面嚴厲譴責該政權為投共叛國，並永久開除多名中華共和國政府高級官員的中國國民黨黨籍，由蔣組織軍事力量準備對其進行鎮壓。另一方面，各省實權人物或持觀望態度，或持譴責態度，沒有人實際支持中華共和國。中國共產黨方面由於博古等左傾派系人物意見占優，也沒有同中華共和國真誠合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後來甚至發表聲明，指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並指「一切想在革命與反革命中間取第三條路者，必然失敗」。部分華僑同情新政府，但也有華僑嚴重反對甚至威脅斷絕與福建經濟往來。國際方面也多不干涉。[13]
福建事變第二日，蔣中正就開始組織軍事行動準備鎮壓。他任「討逆軍」總司令，迅速從圍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11月底，南京國民政府空軍開始空襲福建。12月，由蔣鼎文率第2路軍、張治中率第4路軍、衛立煌率第5路軍，共約15萬人，從贛東、浙南分三路入閩，計劃對延平、古田等地形成包圍態勢；海軍方面，由李文斌率領艦隊由海上封鎖福州、廈門；空軍方面則派飛機集中於浙南、閩北進行偵察、轟炸，以配合陸軍。蔣則進入閩北，親臨建甌指揮軍事行動。此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方面，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曾建議紅軍乘此時機主動出擊，打亂國民政府軍事部署，粉碎圍剿，但被中共中央軍委的博古、李德等斥為冒險主義而駁回。[5][14]
12月，「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建組織」[15]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謀抗中央」[15]。12月中旬，中華共和國召開軍事會議商討對策。蔡廷鍇主張先消滅閩北劉和鼎的雜牌部隊，再分頭應計西面和北面的國軍；蔣光鼐則建議從閩東乘虛進攻浙東，或主力撤往閩西南，背靠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進行堅守戰。但中華共和國的文官首腦陳銘樞、李濟深、黃琪翔等竭力主張力保首都福州，以免首都失陷動搖軍心。蔡廷鍇、蔣光鼐只得服從，將原駐紮閩西、閩北的部隊撤往福州方向，由第五軍守衛福建外圍重鎮古田、延平、水口，以保福州外圍；第一、二、三軍分別駐防福州的西部、西北、北部，並抽調部分兵力分守馬尾和沿海。第四軍則作為總預備隊。這一策略放棄了閩西、閩北，使得中華共和國大片領土不戰而失，且中華蘇維埃政權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將主力從東線調至西線，使得國軍順利通過原本由紅軍占據的閩北一帶，國民政府三路大軍以「品」字形向古田、延平、水口推進。[5][14]
1934年1月3日，國軍到達古田和延平，並同中華共和國守軍發生戰鬥，戰至1月5日，雙方呈膠着狀況。此時，陳銘樞、李濟深又在蔡廷鍇不在的情況下改變部署，將主力調往古田、延平、水口固守，蔡廷鍇得知以後不得不從命，派第一軍與第二軍的一部開赴古田，第二軍與第三軍一部進發延平，第四軍作為後備隨總指揮部前往白沙鎮。此時前線戰局突變，延平主陣地九峰山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軍第五軍司徒非師遭到中華民國空軍和砲兵的猛烈轟炸，工事幾乎全毀，傷亡慘重，最終在1月8日18時投降，國軍遂占領延平。鎮守水口的第五軍軍長譚啟秀率兩個團背水迎戰蔣鼎文的第三路軍，經過一晝夜激戰終於在1月7日失守，譚啟秀乘木筏逃出。1月9日，蔡廷鍇在福州力排陳銘樞等人死守福州的方案，率領主力南撤，蔣中正隨即下令猛攻古田，1月11日，古田的第五軍趙一肩的第十五師隨即被張治中勸降，國軍占領古田，通往首都福州的大門洞開。[5][14]
1月13日，中華共和國政府首腦人物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乘飛機離開首都福州先到泉州；同日，蔡廷鍇通電全國「移都」漳州[1]。1月15日早晨，蔡廷鍇率最後一批軍隊離開福州，此時福州城中尚有「歡送十九路軍」、「十九路軍雖敗猶榮」的送別標語。1月16日，國民政府隸屬之國民革命軍平復福州。[5]
南撤的中華共和國軍隊主力於1月13日搶渡烏龍江，1月15日全軍過江。原本蔣中正派中華民國海軍部部長陳紹寬率海軍對中華共和國的渡江部隊進行攔截，但當時留在福州、傾向於中華共和國一方的海軍元老薩鎮冰憑藉其在海軍界的聲望和人際關係，勸陳紹寬暗中留情，於是陳紹寬部的海軍在閩江僅僅向天鳴炮而佯裝進攻，給19路軍足夠時間渡江逃逸。[16]
19路軍主力南下後，留守仙遊縣的19軍第3師迎擊自永泰進逼的國民革命軍第83師，保障主力順利南撤，而19路軍第49師又在莆田北面阻擊了尾追的國軍第36師。1月19日，雙方在惠安塗嶺發生激戰，至1月20日，中華共和國軍隊迂迴到沿海，當夜全部通過塗嶺。1月21日，進入晉江以南地區。同日，泉州、漳州失守。當天下午，第二軍軍長毛維壽與第一軍軍長沈光漢還有區壽年、張炎等將領聯名通電投降南京國民政府；至此，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全部失敗[17]。此前，廈門的黃強已宣布投降。蔡廷鍇等只好決定從漳州向閩西方向撤退，1月中旬以後，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何公敢、徐名鴻等中華共和國高級官員相繼到達龍巖，此時他們只有殘軍4000多人。最終，蔡廷鍇接受了餘部被廣東陳濟棠收編的提議，而自己同李濟深等逃往香港。[5][14]
疆域和行政區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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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共和國成立後，將福建分為四省、二市，但並沒有證據證明中華共和國主張領土只有福建。1933年12月10日，陳銘樞接受《人民日報》訪問時稱，「分福建為四省是就其天然界限的劃分，使得各縣取得聯絡之勢而形成的一省，不以違背地理為原則」，四省名稱為「閩海省、閩上省、泉海省和龍漳省」[9]。11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中，議決通過《劃分福建為四省審查案》中，將福建分為四省。13日，在第十二次中委會中，通過了《閩海、延建、興泉、龍汀四省正副省長人選案》[18]。據二《案》，中華共和國名義上的區劃、及省長如下：
- 閩海省。省長何公敢，副省長阮湘（字淑清）。下轄閩侯、長樂、福清、連江、羅源、古田、閩清、屏南、永泰、平潭、霞浦、福鼎、福安、寧德、壽寧等15個縣。
- 延建省。省長薩鎮冰，副省長郭冠傑。下轄南平、沙縣、將樂、順昌、永安、尤溪、建甌、建陽、崇安、浦城、松溪、政和、邵武、光澤、泰寧、建寧等16個縣。
- 興泉省。省長戴戟，副省長陳公培。下轄莆田、仙遊、晉江、南安、安溪、惠安、同安、金門、永春、德化、大田、思明[注 1]等12個縣。
- 龍汀省。省長許友超，副省長徐名鴻。下轄龍溪、漳浦、海澄、南靖、長泰、平和、詔安、雲霄、東山、華安、龍巖、漳平、寧洋、永定、上杭、武平、連城、清流、明溪、寧化、長汀等21個縣。
- 廈門市。原定市長為許友超，另有任用，遺缺委黃強暫代。
- 福州市。[19][18]
四省以閩海省建立最為順利。1934年元旦，省長何公敢、副省長阮淑清宣誓就職。龍汀省省長許友超、興泉省省長戴戟都未就職，由副省長代之。1933年下旬，蔣軍已經佔領延建省大部份地方，只有南平縣城未佔，人民革命政府委政務給閩海省政府兼理，故延建省政府實際未成立。[18]
政治
左上：李濟深；右上：陳銘樞；
左下：蔡廷鍇；右下：蔣光鼐。
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為李濟深，執政黨為生產人民黨，政府委員有李濟深、陳銘樞、陳友仁、蔣光鼐、蔡廷鍇、方振武、黃琪翔、徐謙、李章達、余心清、何公敢，一共11人。政府委員中，余心清為馮玉祥的代表，而方振武因未到，其位置後改由戴戟擔任。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下設3會、4部、1院，即軍事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文化委員會，外交部、內政部、農工部、財政部，最高法院。軍事委員會主席由李濟深兼任，文化委員會主席由陳銘樞兼任，經濟委員會主席由余心清代理馮玉祥擔任，外交部長由陳友仁兼任，財政部長由蔣光鼐兼任，高等法院院長為徐謙（不久由林植夫接任）。另外，李章達任國家保衛局局長，彭澤湘任政府秘書長。[5][9]，另有高新亞任農民部長。
在各級政府的組織上，中華共和國所制定的政策為先由中央政府派遣正副省長、縣長，等鄉、區、縣級選舉完成後，再將省、縣行政移交給民選政府。具體選舉辦法是先以鄉為單位召開全鄉勞動人民大會，選出鄉人民政府委員，再以同樣辦法選舉區人民政府委員，最後以同樣步驟選舉縣級委員，再將政權移交給縣級委員。這一辦法實際上在之前已經由福建省政府的閩西善後委員會在福建西部試行了。[20]
在中華共和國的籌備時期，參與者所屬的黨派多為第三黨、國民黨、改造社和神州國光社等。中華共和國成立後，在19路軍將領的要求下，新組建了生產人民黨，發起人包括陳友仁、李章達、蔡廷鍇、胡秋原、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等27人，並頒布了《生產黨黨綱草案》一共13章87條，黨主席為陳銘樞，原國民黨黨員和第三黨黨員集體加入生產人民黨，而第三黨則宣告解散。當時張學良曾從歐洲發電報表示支持，還有部分海外華僑到福建加入了該黨。政黨名稱中的「生產人民」字眼就在強調生產人民掌握國家政權、維護生產人民的平等權利、保障生產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政治上，生產人民黨主張反對帝國主義、爭取中國真正獨立自由，斥責蔣中正主導的南京國民政府為反動勢力、主張積極抗日，消滅軍閥和封建制度，保障各民族和各階層平等，取消黨治、還政於民，維護工農利益等等。中華共和國覆滅後，生產人民黨轉移至香港，不久自行解體。[21][22]
軍事
中華共和國的主要軍事力量為人民革命軍。人民革命軍的陸軍共有5個軍、10個師、33個團，乃是由十九路軍的5個師、10個旅改編而來，1933年12月，又新組建1個軍、2個師，並收編了盧興邦的部隊為新二軍；人民革命軍空軍有2個大隊；此外還有海軍陸戰隊2個旅、特務團、人民自衛團等武裝，總兵力約7萬人，歸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指揮，十九路軍番號仍保留，蔡廷鍇任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兼十九路軍總指揮。鄧世增任第一方面軍參謀長兼十九路軍副總指揮。[5][14]
第一軍先駐沙縣，軍長為沈光漢，統轄第一師劉占雄，六十師鄧志才；第二軍駐泉州，軍長毛維壽，統轄第二師龐成，六十一師梁世驥；第三軍駐福州、莆田，軍長區壽年，統轄第三師張君嵩，第七十八師雲應霖；第四軍駐龍巖，軍長張炎，統轄第四師謝瓊生，第四十九師阮寶洪；第五軍駐古田、水口、延平一線，軍長譚啟秀，統轄第五師司徒非，第七師趙一肩；第六軍駐安溪，軍長翁照垣，統轄第六師洪文德，第八師余承堯；此外特種部隊駐紮廈門；還有盧興邦的新二軍駐尤溪。[5][14]
另有其他獨立單位如下：第一獨立旅陳濟，第一獨立團聶進龍，第二獨立團馬鴻興，陸戰隊第一旅楊廷英和第二旅林秉周則由總部直轄。[23]
經濟
| 此條目可能包含原創研究。 (2012年11月12日) |
中華共和國的經濟以農副業、小手工業等為重要支柱，茶葉、造紙、糖業、煙草、陶瓷、水果種植等行業占有重要地位，工業從業人口僅占全國人口的3.5%左右。[24][25]原來福建的罌粟產量很大，但因19路軍禁止罌粟種植，中華共和國內栽培罌粟的土地被用于田地，不過這也使政府財政收入大減。由於民國以來福建經濟大幅衰退、貿易量急劇下降，加之政局頻繁動盪、匪患嚴重，都使得福建大部分地區陷入貧困之中，因而中華共和國的經濟基礎也十分薄弱。中華共和國成立後，推行土地改革，試圖均分土地給農民，並推動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推行現代工業建設。但因國家的軍費開支驟然膨脹，而原來軍餉的兩個重要來源—南京和廣東都因為閩變而切斷了對十九路軍的經濟支持，導致中華共和國政府不得不一方面給軍隊降薪、另一方面大幅提高稅率，這也影響到軍隊的軍心和國內民眾的情緒。由於增收多項進口稅，由軍方接管福建鹽運使、廈門運付、福州統稅局、福州海關和廈門海關，甚至由人民政府出面向地方借貸以暫時緩解財政危機，福建商人對此頗有不滿，有人還造謠中華共和國政府實行共產主義。加之1930年代中國的金融市場大幅動盪，這也重創了中華共和國的經濟，當時軍費開支每月約360萬元，而統稅收入和收回的海關關余每月還不足200萬元，財政部虧空嚴重。[12][24]
在閩變前夕的11月18日，19路軍就接收了福州、廈門中央銀行分行，並令其停業，以解決軍餉不足的問題。該政府禁止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的鈔票、航空獎券、公債票、庫券等有價證券在中華共和國境內流通，只允許使用中南銀行和中國銀行發行的鈔票。中華共和國財政部曾計劃成立自己的中央銀行並發行本國紙幣，但因為戰爭緊迫的關係，最終沒有付諸實施。[12]
在土地問題上，中華共和國頒布了《人民綱領一最低綱領十八條》，規定一切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按照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實行計口授田，以鄉為基本統計單位，按調查所得的人口來分配田地，不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佃農、僱農，一律都授予耕地。與共產黨不同，中華共和國政府極力反對盲目使用暴力的土改方式，認為均分土地就能達成土改效果。此外，政府還以豁免五年土地稅和終身使用權為獎賞來鼓勵開墾荒地。[11]
外交
中華共和國在國際上是完全孤立的，在它存在的兩個多月中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承認或支持。[26]同時中華民國政府也在外交上施壓，要求各國不要對中華共和國政府給予接洽和承認，因而到了1933年的12月3日，各國都表示不會接洽閩政權。[13]但由於其他國家多持不干涉政策，實際上在中華共和國成立後，來自中國以外的壓力一直都很小。[20]
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採取聯共的政策，積極與中國共產黨執政的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接洽。早在中華共和國成立之前的1933年10月26日，日後主導福建事變的十九路軍和福建省政府派十九路軍秘書長徐名鴻、陳公培赴瑞金，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工農紅軍代表潘健行（潘漢年）秘密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依照條約雙方在保密的前提下實現停火，福建方面對政治犯予以釋放並承諾給予革命組織自由活動權利，並着手籌備反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軍事行動，並向被封鎖的中央蘇區供應急需的布匹、食鹽、醫療設備和藥品，林伯渠代表蘇區方面在瑞金設宴款待徐名鴻、陳公培二人，毛澤東也接見了二人。[27]11月27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閩西善後處代表陳小航（羅稷南）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及中國工農紅軍全權代表張雲逸、中共福建省委代表方方在福州進一步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簡稱《閩西條約》）正文17條、附約4條及備忘錄，該條約確定了雙方邊界的劃分和交通、貿易等事項，對中共方面對抗南京國民政府的經濟封鎖起到一定的作用。[28][29]但中共內部對中華共和國的態度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當時掌握領導權的博古等人認為十九路軍並未立即給國民政府致命的一擊，提出閩政權是非革命的甚至反動的，因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最終沒有即時對中華共和國給予軍事上的協助。[13]
日本政府對中華共和國採取不干涉政策，但對這一事件仍十分重視。閩變翌日，日本外交部發表文告表示：日本對於中國內部的紛亂採取一貫之中立政策，對新政權將與中央政府一視同仁；若新政權對日表示好感，則與其建交，若對日敵視或危害日本僑民性命、財產與公私權利，則採取必要手段應付。同時，日本也警告與之爭霸的英美等國不要乘閩變之機染指日本在閩的利益。[26]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向日本駐福州總領事致電表示，發生在福建的獨立運動如果不排日、不威脅在閩的日僑安全，日本不會對其施加干涉。此外，日本還派遣了6艘驅逐艦到福建沿海觀望事態發展。實際上，日本和美國為爭奪在福建的影響有着激烈角逐，但日方並不願因此損害日中和日美關係，因而並未干涉。1934年12月1日，日本公使曾到南京向汪精衛口頭表明其不偏袒中華民國政府的態度。[26]另一方面，中華共和國並未實踐其政治宣言中所承諾的「反帝」、「反日」的強硬對外政策，福州、廈門等地屬於歐美日國家的居留場所和金融機構、學校、醫院等設施仍被保留，有學者認為這一措施是因中華共和國政府擔心外國干涉所致，甚至認為陳銘樞事先已與日本方面達成諒解。[20]也有史料稱日本方面曾指使並接濟在廈門的台籍人士李玉樹等人糾集「民軍」對十九路軍進行偷襲，並稱蔣中正曾散布日閩結合的謠言。日本軍方曾派遣駐台灣的海軍司令部大佐級參謀到福州，以予政治軍事援助為條件試探中華共和國政要，但陳銘樞拒絕接見日本來使。[26][30]日本學者吉田莊人認為，在閩變期間蔣中正曾委託台灣實業家辜顯榮與日本政府斡旋，希望日方不要介入，由於辜顯榮斡旋成功，辜家在二戰結束、中華民國接管台灣之後仍能保持其家族的地位。[31]
閩變時期，中華共和國還曾向日本訂購一批軍用飛機，型號包括了甲四式、九一式驅逐機、九二式偵察機三種，但由於中華共和國迅速潰敗，這些飛機沒有來得及交貨，後由廣西方面接手成交，飛機被送往梧州。[32]
英國、美國和法國等出於牽制日本在華勢力的考慮，因而支持蔣中正的南京國民政府，對中華共和國不予支持，對11月2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的勿對中華共和國予以接洽或支持的要求，兩日後各國使館回電稱「對此表示同情」，並同樣以保護僑民為由派軍艦到福建施壓。英國《泰晤士報》12月6日發表題為《挑戰南京政府》（「Challenge to Nanking」）的評論，指摘中華共和國的首腦們不顧國家福祉發動內戰，使農民痛苦，使共產黨受益。而蘇聯政府表示同情中國的內憂外患，對南京國民政府應對福建事變採取的措施保持嚴格的不干涉政策。[13][26][30]
媒體
中華共和國國內發行了多種報紙和刊物，其中在閩變前和閩變時創刊的報紙有《國光日報》、《國光晚報》、《人民日報》、《人民晚報》、《大眾晨報》、《人權早報》等報紙和《革命政權》期刊。中華共和國政府的機關報為《人民日報》，係接管國民黨福建省黨部的《福建民國日報》而來，創立於1933年11月21日，社址在福州市貢院路，先後由胡秋原和王亞南任社長，該報甚至流通到海外。政府的另一份機關報是《人民晚報》，於1933年11月20日創刊，比《人民日報》早一天，社址在福州東街。《國光日報》則是由19路軍在1933年1月28日為紀念一·二八事變一周年創辦的，此外還辦有《國光晚報》，它們都不是政府的機關報。《革命政權》期刊是由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出版，多是宣傳政府政策、理論等。[9][33]
中華共和國成立後接管了福建省政府所有的福州廣播電台，將其作為政府電台，每日播音4小時，上午10時至11時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施政報告，下午1時至2時為新聞、廣告時段，晚上7時至9時轉播中央電台新聞，並播送氣象和音樂節目。1934年1月6日，蔡廷鍇還通過福州廣播電台做新年廣播講話。[34]
國內外對閩變的反應
中華共和國國內，閩西龍巖地區的民眾對中華共和國政府有較多的支持，這主要是因為十九路軍治閩期間在龍巖頗有政績。1933年11月22日中華共和國政府成立當日，龍巖耕農會、總工會、商會、婦女隊等社團組織各界民眾15萬人參加擁護新政府的大型集會。在福州，12月1日上午，在福州市體育場也有5萬多人參加支持中華共和國的慶祝大會。此外，廈門、泉州、漳州等地民眾也有組織「倒蔣大會」、「慶祝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倒蔣救國示威大會」等集會活動，以示對中華共和國政府的支持。[13]也有如福建辛亥革命元老鄭祖蔭，前民國海軍總司令、北洋政府國務總理杜錫珪因反對中華共和國而離開福建赴上海暫避。[35]還有學者指出，由於中華共和國更改國號、國旗，甚至在各個場合取下孫中山畫像，導致不少民眾對該政權持保留態度，學生參與中華共和國政治運動的興致也不是太高。[36]
南京國民政府剿滅中華共和國政權的態度非常堅決。當閩變消息傳到蔣所在的南昌時，蔣中正擊掌頓足而嘆，認為蔡廷鍇背叛國家、投降共產黨。隨後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前召開第384次政治會議，嚴厲譴責閩變。南京國民政府也迅速組織軍隊開始赴福建進行鎮壓。[13]兩廣方面早在1932年就同南京國民政府對立，採取反蔣的態度，十九路軍調入福建後，雙方開始商榷福建、廣東、廣西三省合作事宜。三省的實權人物代表於1933年在廣州開會，甚至商討建立三省統一的國防委員會。李宗仁掌握的廣西與福建走的最近，但廣東則對武裝反蔣持觀望態度，而且福建與廣東兩方對李宗仁提出的成立聯合政權的提議都置之不理。到了1933年下半年，兩廣方面一直沒有給十九路軍直接支持，導致福建方面單獨起事。中華共和國成立後，在陳濟棠主導下，胡漢民領銜兩廣通電福建，表示雖然同情福建方面的主旨，但又指責閩方「外與日本相接，內與共匪勾聯」，使兩廣與中華共和國政權關係破裂。儘管如此，在蔣中正進軍福建時，兩廣方面仍有指責蔣中正部隊濫殺無辜。[37]此外，湖南、貴州均表示不參與事變，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也表示反對閩變，雲南的龍雲甚至力請討伐福建，雖有傳聞認為馮玉祥參與了該次起事，但他從未公開表態支持。宋慶齡女士對中華共和國政權頗有微詞。而南京各界的抗日救國會則有集會聲討中華共和國政權的舉動，很多旅居上海、北平的閩人也表示反對這一政權。但鄒韜奮則在《生活》周刊上對中華共和國政權表示一定的支持，全國各團體救國聯合會理事吳邁也到福州參加中華共和國的活動。[13][30]
在海外福建華僑中，有的新加坡福建華僑反對中華共和國政府並威脅將斷絕與之的經濟關係，也有馬來西亞閩僑表示明確反對新政權，希望能夠停止內戰，否則將拒絕對閩經濟合作，停築漳州至龍巖的鐵路。[30]但也有如泰國旅暹瓊僑工界聯合會、馬來亞僑團中華改進社、越南華僑抗日救國聯合會、一些日里（印尼的棉蘭）華僑、部分新加坡華僑等僑界人士致電支持中華共和國政府，還有的東南亞華僑組織「中華民族復興黨」預備參加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13][38]從經濟上支援中華共和國政府的包括李清泉等菲律賓華僑、吉蘭丹華僑，馬來西亞閩南籍華僑何葆仁、黃肖岩等人還組成考察團赴閩與中華共和國政府會晤。還有來自菲律賓、檀香山、古巴、荷屬東印度、法屬印度支那、加拿大、巴拿馬、新加坡等地的華僑來福州加入了中華共和國的執政黨——生產人民黨。菲律賓華僑許友超還被任命為中華共和國廈門特別市市長兼思明縣縣長（未到任），後又被任命為龍汀省省長，但許友超力辭省長一職。[38]
影響和評價
中華共和國僅存在兩個月，是國民黨內反蔣勢力與蔣中正矛盾激化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還影響日後的西安事變，進一步促成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13][39]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多種論文、檔案資料等都提及中華共和國獲得福建許多民眾的支持，[13]但也有學者指出許多學生並無太大熱情參與支持中華共和國的政治運動。而中國各方對中華共和國的旁觀或打壓的態度也造成中華共和國面對強大的中華民國孤軍奮戰最終失敗的結果。[36]
中國共產黨方面多認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有一定的進步性、革命性，在政治綱領上宣揚反帝、反封建，打擊了中國國民黨右派，對停止內戰、團結抗戰力量起到積極作用，但仍有很大的局限性，發布的政綱僅停留在口頭文字宣傳上，沒有真正做到反帝反封建。中國共產黨未及時派兵，事後指責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仍是不革命的」。此事影響毛澤東職務被拔除。中國共產黨的彭德懷就認為中華共和國政權產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抗日派和親日派矛盾鬥爭的表面化，在階級鬥爭上乃是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反對蔣所代表的買辦地主階級。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博古等人更是將中華共和國當作反動政府，認為其與南京政府的矛盾乃是統治階級的內訌。而中華共和國的成立和與南京中央政府的戰爭客觀上幫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解除了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五次圍剿。[40]中國國民黨方面則將中華共和國政權斥為叛國的偽政權，認為它勾結共產黨，背叛國家，罪惡甚重，該政權的諸多參與者也遭到了永久開除國民黨黨籍的處分。[13][39]學者辛灝年則將中華共和國政權的成立歸因於中共策劃，並認為其給當時內憂外患的中國雪上加霜。[41]
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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