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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馬泰奧·里奇（義大利語：Matteo Ricci，義大利語：[matˈtɛo ˈrittʃ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漢名利瑪竇，號西泰，又號清泰、西江，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籍神父、傳教士、學者。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前往中國居住。在明朝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華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天主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1984年獲得天主之僕稱號。2022年教宗方濟各宣布利瑪竇為可敬者。[1]天主教馬切拉塔教區於2011年開始對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列真福品進行審理[2]。
明嘉靖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1552年10月6日）利瑪竇出生於教宗國馬切拉塔城（現屬意大利馬爾凱大區）。那時尚是文藝復興時期，半島上城邦林立，他的家族經營利氏藥房，是當地的名門。利瑪竇在當地一所耶穌會開辦的中學學習，他的父親一直很擔心利瑪竇加入耶穌會。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的學院學習預科，並於隆慶五年（1571年）的聖母升天節那天加入了耶穌會。次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師從數學家克拉烏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萬曆五年（1577年）利瑪竇獲准赴遠東傳教。次年二月十七日（1578年3月24日）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乘船，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一起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好望角，途經莫桑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於在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路途非常辛苦，在到達果阿前，船上來自莫桑比克的400名奴隸死了13名。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之前對印度的讚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裡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萬曆八年（1580年）他在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注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佈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基督教聶斯脫里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在精神上非常振奮。
利瑪竇在印度和交趾支那傳教四年。其間在果阿的神學院還學習了人文學科，在同年六月十五日（1580年7月26日）晉升為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這也是利瑪竇進入明朝後所持的態度，並終其一生一直維持這個看法。羅光所寫的《利瑪竇傳》中說，這是「他能贏得我國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萬曆九年（1581年）羅明堅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次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3]
傳教士想以中文著述天主教義來吸引明朝官民，「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中文。他脫下洋裝，換上漢服，同時學習兩種近代漢語——近代南京官話和近代粵語廣府話，還閱讀大量中文書籍。[4]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興奮。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利瑪竇在廣州住在懷遠驛，在這期間結識了南京禮部尚書王弘誨，為表敬意贈予王尚書一冊世界地圖。到了萬曆十年八月二十四日（1582年9月10日）他沿西江來到肇慶，見這湖光山色，民眾寬厚，便立定主意留下來，開展傳教[4]。
萬曆十一年（1583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獲得兩廣總督郭應聘制台和肇慶知府王泮太守（正式官名是知府）的接待。[5]。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裏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稜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更組織當地幾位知識界人士共同譯出漢文版，先後在廣州、韶關等地講授。這是中國人研究西歐幾何學的開端。利瑪竇還將交流思想和學術經驗的心得和知識作成《天學實踐》一書[4]。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這一年的8月在肇慶建立了僊花寺，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天主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裡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聖母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而改掛了基督像。
萬曆十二年（1584年）利瑪竇繪製了《大瀛全圖》[6]。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天主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天主經》和《聖母讚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天主教產生興趣。於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天主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僊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的一個派系而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萬曆十七年（1589年）夏天，廣東新任總督劉繼文將利瑪竇所住的西式建築據為己有，並以利瑪竇的宗教為「邪教」，把他驅逐出肇慶境域，於是利瑪竇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這些強盜很快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萬曆十九年（1591年）麥安東神父逝世；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現在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汝夔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藉着瞿汝凌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其間他還被瞿汝夔的朋友邀請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瑪竇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汝夔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才知道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萬曆二十二年（1594年）起，利瑪竇開始蓄髮留鬚，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利瑪竇藉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9月22日）利瑪竇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章潢等儒士權貴，曾登堂講學於白鹿洞書院，並受到建安王朱多㸅的熱情款待。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他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鍊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這一年利瑪竇為了練習用漢語寫文章，寫了一部談論友情的著作《交友論》而意外的獲得士人的欣賞。
萬曆二十四年（1596年）利瑪竇被范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準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繫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弘誨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弘誨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於是萬曆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1598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抵達北京。但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爆發萬曆援朝之役，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正月十一日（1599年2月6日）再度到達南京[9]。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汝夔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大報恩寺僧釋洪恩進行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藉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占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中國第四座天主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天主教堂——石鼓路天主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萬曆二十八年四月初六日（1600年5月18日）利瑪竇帶着龐迪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鐘、《聖經》、《坤輿萬國全圖》、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天主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史冊記載：「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眾」[11]。到了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九日（1610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享年58歲。賜葬於平則門外的二里溝滕公柵欄。逝世前指定龍華民接任教會中職務。
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門神學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瑪竇病逝於北京後，其他傳教士和利瑪竇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讓利瑪竇安葬於北京，藉此來認可教會和天主教在中國的合法存在。為此，耶穌會士龐迪我神父向萬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賜地埋葬利瑪竇。龐迪我在奏章里稱：
| “ | 利瑪竇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實可憐。況臣利瑪竇自入聖朝，漸習熙明之化，讀書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頌聖一念，犬馬報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飾說。生前頗稱好學，頗能著述。先在海邦，原係知名之士；及來上國，亦為縉紳所嘉。臣等外國微臣，悲其死無葬地，泣血祈懇天恩，查賜閒地畝余、或廢寺閒房數間，俾異域遺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見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規，既享天朝樂土太平之福，亦畢螻蟻外臣報效之誠。 | ” |
雖然朝廷中有人反對，但該事在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還是很快得到了萬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啟主持，萬曆皇帝賜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教會無需付款便可擁有這份產業。至19世紀末，安葬於滕公柵欄的歐洲傳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義和團砸毀，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後清政府依《辛丑條約》出資重修了被毀墓地，而且還立了一塊道歉的石碑。20世紀初，此地已經成為天主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積也不斷擴大。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柵欄墓地已先後埋葬了數百名西方傳教士，成為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外國神父鑑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被迫撤離了中國。1954年，墓地內的墓碑只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塊依照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墓碑被紅衛兵平埋於地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1973年，馬尾溝教堂被拆，墓碑更是無人照管。1978年10月，鄧小平、李先念等五位中共中央領導「批准」重修利瑪竇墓。1979年後，墓地得到了修復，並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如今公墓東邊墓碑數十塊。西邊有墓碑三塊：面向墓穴，中間為利瑪竇，左右首分別為湯若望、南懷仁。利瑪竇的墓碑上刻着「耶穌會士利公之墓」，拉丁文、漢文並列：
| “ | 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衍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 ” |
中國在唐朝時曾一度流行基督教的聶斯脫里派（景教），元朝時天主教進入中國，但是到了明朝建立以後，中國基本上已沒有基督徒。利瑪竇可以說是天主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創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覲見皇帝，而且在士大夫中建立良好聲譽和關係，開啟了日後其他傳教士進入中國之門，而且也開創了日後200多年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方式：一方面用漢語傳播基督宗教，利瑪竇本人更穿著中國士大夫服飾；另一方面用自然科學知識來博取中國人的好感。
利瑪竇的《乾坤體義》是傳教士們第一本關於西方天文學的著作，他初步介紹了托勒密的「九重天說」、亞里士多德的「四元行論」。利瑪竇也製作過天球儀、地球儀、日晷、象限儀、紀限儀等天文儀器，作為禮物送給中國的達官文人。[12]
帶著西學而來的利瑪竇開展了晚明以來士大夫學習西學的風氣。由明萬曆至清順治年間，一共有一百五十餘種的西方書籍翻譯成中文。
利瑪竇撰寫的《天主實錄》以及和徐光啟等人翻譯的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等書不僅帶給中國許多先進的科學知識和哲學思想，而且許多中文詞彙，例如點、線、面、平面、曲線、曲面、直角、鈍角、銳角、垂線、平行線、對角線、三角形、四邊形、多邊形、圓心、外切、幾何、星期等等辭彙就是由他們創造並沿用至今。
利瑪竇製作的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是中國歷史上現存最早有完整經緯線的世界地圖，在中國先後被十二次刻印。而且問世後不久，在江戶時代前期也被介紹到了日本。該地圖使得日本人傳統的崇拜中華的「慕夏」觀念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對日本地理學的發展，有着很重要的影響。北極、南極、地中海、日本海等詞彙皆出於此地圖。至今，日本仍稱17世紀至18世紀的地圖為利瑪竇系地圖。
利瑪竇對當時荷蘭製圖學派成果的掌握主要以奧特里烏斯的《寰宇全圖》、麥卡托父子的世界地圖、普朗修斯於1592年與1594年製作的世界圖與東西兩半球圖為主，其中又尤其深受《寰宇全圖》影響。[13]
利瑪竇親自參與繪製的世界地圖刻本共有六部，現僅存兩部，一是1602年北京版《坤輿萬國全圖》，二是《兩儀玄覽圖》[14]。 利瑪竇所繪地圖目前考證如下：[15][16]
利瑪竇製作了中國第一個西洋地球儀來宣傳地圓說 。《明史 · 天文志》卷二十五記載 「萬歷中 ，西洋人利瑪竇制渾儀 、天球 、地球等器 。」[18]
利瑪竇是早期將油畫、銅版畫等西洋畫引進中國的傳教士，他在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上書神宗[19]：
謹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二架，萬國圖誌一冊，雅琴一張，奉獻於御前，物雖不腆，然從極西貢來，差足異耳。
其中「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即為油畫，而此種基於寫實的西洋畫風使皇帝及大臣們驚訝不已。徐光啟見到聖母畫像深受觸動，如他所說：「入堂宇，觀聖母像一，心神若接，默感潛浮。」，顧啟元在《客座贅語》談到利瑪竇的聖母畫像： 「所畫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為楨，而塗五彩於上，其貌如生，儼然隱起楨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12]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據稱為第一位中國籍的西洋畫畫家游文輝，曾於1610年為利瑪竇作一幅油畫肖像，現存於羅馬耶穌會總會院檔案館，應該是最早中國人所作存世油畫。在對中國畫的影響方面，明代有些本土畫家受西洋畫影響而在人物與肖像畫方面產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例如曾鯨等畫家。除肖像畫之外，亦有研究者認為代表文人畫主流的山水畫也受到西畫東漸的影響，如吳彬、樊圻、龔賢、吳歷等居住於南京的山水畫家的作品，在透視和光影處理等方面與西畫有某些近似之處。[20][21]
在明代製墨大師程君房的木刻版畫作品《程氏墨苑》的第六卷中，有四幅天主教西洋銅版畫「寶像圖」，分別為《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聞實，即舍虛空》、《淫色穢氣，自速天火》和《天主圖》，是中國美術史上首次中西方圖譜出現在同一本書。這些聖像畫的原圖是在1605年由利瑪竇提供，由中國畫家繪製，前兩幅和第四幅出自安東尼·威爾克斯（Anthony Wierix）的版畫，第三幅出自克里斯賓·德帕斯（Crispin de Pas）之手。利瑪竇為前三幅撰寫圖註，以直觀傳達聖經故事，便於人們理解。[22][23]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華文化非常稱讚：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天主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24][25]。
| “ | 中國人是最勤勞的人民，而且從以上幾章可以很合邏輯地得出結論說，他們中間大部分人機械工藝能力都很強。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原料，他們又天賦有經商的才能，這兩者都是形成機械工藝高度發展的有利因素。[26] | ” |
| “ | 在這樣一個幾乎具有無數人口和無限幅員的國家，各種物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他們和歐洲人很不相同，歐洲人常常不滿意自己的政府，並貪求別人所享有的東西。西方國家似乎被最高統治權的念頭消耗得精疲力盡，但他們連老祖宗傳給他們的東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國人卻已經保持了達數千年之久。[27] | ” |
| “ | 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這是他們最為重視的五大美德（即仁、義、禮、智、信中譯者注）之一，他們的著作中有着詳盡的論述。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他們的禮儀那麼多，實在浪費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熟悉他們的風俗的人實在感到遺憾，他們為什麼不摒棄這種外在的表現，在這方面他們遠遠超過所有的歐洲人。[28] | ” |
利瑪竇在晚年的回憶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又有着不同的記載[24][25]：
| “ | 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們就越自卑。 | ” |
| “ | 中國所熟習的唯一較高深的哲理科學就是道德哲學，但在這方面他們由於引入了錯誤，似乎非但沒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塗了。他們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因而處理倫理學的某些教誡時毫不考慮這一課題各個分支相互內在的聯繫。」「沒有人會願意費勁去鑽研數學或醫學，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獻身於研究數學或醫學，除非由於家務或才力平庸的阻撓而不能致力於那些被認為是更高級的研究。鑽研數學和醫學並不受人尊敬，因為它們不像哲學研究那樣受到榮譽的鼓勵，學生們因希望着隨之而來的榮譽和報酬而被吸引。 | ” |
| “ | 大臣們作威作福到這種地步，以致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膽，唯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他所有的一切。正如這裡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們也不大關心什麼真理，行事總是十分謹慎，難得信任任何人。 | ” |
| “ | 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做沒有知識的野蠻人，並且就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裡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如果他們偶爾在他們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也會把他們當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與原野里的野獸差不多。 | ” |
利瑪竇容許中國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祭孔。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天主教的「神」（拉丁文：Deus；意即「天地萬物的創造者」）；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天主教所說的「唯一真神」並無分別。而祭祀祖先與孔子，這些只屬追思先人與緬懷哲人的儀式，與信仰並無甚麼干涉；只要不摻入許願、崇拜、祈禱等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天主教教義。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所遵從，是為「利瑪竇規矩」。
康熙時代，道明會傳教士為了排擠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教，向教宗申訴利瑪竇等人允許中國教徒崇拜祖先，違背了天主教教義。道明會傳教士建議教宗派特使到中國晉見康熙帝，要求更改利瑪竇規矩以排除容許中國傳統的傳教方式，和康熙爭辯。康熙認為「不可理喻」，強令傳教士遵從，否則逐回。此即中國禮儀之爭事件。而祭祖敬孔的禁令直到數百年後的1939年12月8日由教宗庇護十二世廢除，這也側面顯示出了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了解。
此外，他還寫過或參與寫過《西琴八曲》、《齋旨》、《乾坤體義》等著作。
屏風繪畫《野墅平林圖》據傳為其作品，現藏遼寧省博物館。[20][31]
利瑪竇用意大利文寫的日記後經比利時耶穌會士金尼閣整理翻譯為拉丁文，出版於1615年，取名《基督教遠征中國史》，漢譯名為《利瑪竇中國札記》。
1910年，汾屠立神父（Pietro Tacchi Venturi）將耶穌會羅馬檔案館中發現的利瑪竇意大利語原文手稿同其他書稿以題名《利瑪竇神父歷史著作集》（Opere Storiche del P. Matteo Ricci）刊行，共上下兩卷。1942年，德禮賢神父（Pasquale d'Elia）將其編入《利瑪竇全集》（Fonti Ricciane）。
長期以來，西方許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將他視為令人景仰的，「誘導異教徒皈依」的傳教士。而東方卻將他視為促進東西方交流的科學家。這種評價主要是因為他向東亞地區傳播了西方的幾何學、地理學知識，以及人文主義和天主教的觀點，同時他又向西方介紹了中國文化。也因此，有人將他視為一位漢學家。徐光啟在《刻幾何原本序》中闡述利瑪竇的學問時說：「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而余乃亟傳其小者」。[32]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利瑪竇到北京四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中對利瑪竇的評價可以代表天主教會的觀點：
| “ | 利瑪竇神父最大的貢獻是在「文化交融」的領域上。他以中文精編了一套天主教神學和禮儀術語，使中國人得以認識耶穌基督，讓福音喜訊與教會能在中國文化裡降生……由於利瑪竇神父如此道地的「做中國人中間的中國人」，使他成為大「漢學家」，這是以文化和精神上最深邃的意義來說的，因為他在自己身上把司鐸與學者，天主教徒與東方學家，意大利人和中國人的身份，令人驚嘆地融合在一起。 | ” |
《利瑪竇傳》一書的日本作者平川佑弘稱利瑪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位集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諸種學藝，和中國四書五經等古典學問於一身的巨人。」他還將利瑪竇看作是「地球上出現的第一位『世界公民』（homo universale）」。（中文版序言）
美國《生活》雜誌亦將他評為公元第二千年內（1000年－1999年）最有影響力的百名人物中的一員。
2022年12月18日，據聖座《梵蒂岡新聞網》報導，教宗方濟各17日同意將耶穌會士利瑪竇神父宣布為可敬者。教宗還表示，利瑪竇神父「是首批在中國與西方之間搭建友誼橋樑的人之一，在中國的環境中實施了一套基督信仰訊息本地化的模式。這模式至今仍然管用」[33]。
對於日後康熙帝禁止天主教在華傳教活動，利馬竇的傳教手法亦要負上部份責任。故日本學者中村久次郎在《利瑪竇傳》一書中說：「以基督教之本義密觀之，利氏之調和法，乃功過相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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