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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是一宗發生於晚清1900年、受朝廷支持的武裝排外暴亂。
| 義和團運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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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美國陸軍攀爬北京城牆 中：天津之戰中的日本士兵 下：北京之戰中的英日聯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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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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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國聯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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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和團 清朝 | ||||||
| 指揮官與領導者 | |||||||
 竇納樂 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 阿爾弗雷德·蓋斯利 葉夫根尼·伊萬諾維奇·阿列克謝耶夫 尼古拉·連納維奇 亞歷克塞·庫羅帕特金 保羅·馮·倫嫩坎普夫 福島安正 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 阿德納·查菲 李鴻章 李鴻章舊部梅東益 袁世凱武衛右軍 宋慶部武衛左軍 盛宣懷 張之洞 許應騤 劉坤一 王之春 |
趙三多 曹福田 張德成 慈禧太后 毓賢 裕祿 載漪禁軍八旗虎神營 李秉衡 聶士成部武衛前軍 馬玉崑部武衛左軍 左宗棠舊部董福祥甘軍 馬福祿部甘軍 馬福祥部甘軍 馬福興部甘軍 天津鎮總兵羅榮光部 直隸總督裕祿部 山西劉光才、李永欽部忠毅軍 | ||||||
| 兵力 | |||||||
| 華北聯軍人數不詳，後期德軍增兵至萬餘人，東北俄軍較多 | 1900年6月14日天津戰鬥打響前天津市區內武裝的義和團有3萬人，天津失守後北窪之戰打響前集結在天津城郊高家村義和團2萬人、步槍1,200支[1] | ||||||
| 人數不詳 | |||||||
| 傷亡與損失 | |||||||
| 陣亡日軍人數以靖國神社為準、約500—1,000名俄軍陣亡、德軍進攻山西固關時45人殘廢[2]，英屬印度陸軍第四團Arthur Robertson Browning少校在秦皇島附近的撫寧被千名武裝義和團擊斃[3][4]。 | 傷亡不明 | ||||||
| 3.2萬名中國基督徒和200名傳教士被義和團殺害或在同義和團及山西清軍的戰鬥中陣亡（中國北部）[5] | |||||||
清朝甲午戰爭戰敗後，西方列強劃分在清朝的勢力範圍（瓜分中國），四處建教堂，故所吸收的中原基督徒增加，中原北部農村的基督徒憑著教堂特殊，已經幾次與非教徒頻繁發生教案，又逢天災及宮廷權力爭鬥激化的情況下，黃河北岸農民與中國基督徒之間更加時常發生衝突。1900年春季衝突激化，發展為武裝排外暴亂，直隸成千上萬習練義和拳並號稱「義和團」的當地居民動用私刑處死與槍斃了大量中國基督徒與外來的西方人，期間存有犯罪行為，並縱火燒毀了教堂和基督徒房屋。雖說不能否認有列強的欺凌在內的其他原因，但綜觀整個運動並無嚴密的組織或統一的領袖，而是一場自發的群眾行動，而針對的受害對象甚至也包含中國百姓，行為矛盾且混亂[6]。
對於列強的質問，慈禧太后對此事的態度也多次反覆。至同年6月，慈禧太后暫時決定利用並允許義和團進駐北京[7]，義和團又先於清軍進攻天津租界，庚子五臣諫言朝廷取締犯罪行為被處死，以及德籍外交官克林德被清禁軍八旗虎神營當街擊斃[8]。因事情傳到西方，最終釀成俄羅斯、德國（佔領後才到）、法國、美國、日本、奧匈帝國、義大利和英國八國組建八國聯軍遠征天津和北京報復，引發八國聯軍之役，使義和團被擊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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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國變、庚子事變、庚子之亂、庚子拳亂、義和團之亂、義和團事件等，西方則多稱之為拳亂（英語：Boxer Rebellion）。義和團原稱義和拳，1899年毓賢改稱義和團，義和團參與者被西方教會稱為「拳民」（英文亦多以對應的「Boxer」稱呼他們）、「拳匪」，義和團參與者稱中國基督徒為「教民」、「直眼」[註 5]、「奉教的」、「二毛子」[註 6]。
關於義和團的源頭，高志運有不同觀點。義和團起初還是反清組織，故清末吳橋知縣勞乃宣就強烈地主張義和團源於八卦教，因此應當斷然鎮壓。為此他刊布了小冊子《義和團教門源流考》，而且親自出馬鎮壓義和團。當代義和團史著名學者路遙、李世瑜、佐藤公彥等也都認為義和拳與長期流行在山東一帶的舉着反清復明大旗的白蓮教有關[9][10]。但另有學者如周錫瑞、戴玄之等人認為義和團與白蓮教沒有多少關係，白蓮教信奉無生老母，而義和團則不一定提及此神。義和團也不反清；《義和團揭帖》中說「非是邪、非白蓮」；義和團組織渙散，白蓮教有清楚的師徒關係而形成嚴密的組織。周錫瑞認為應當從魯西北的社會文化中尋找義和團的源頭[10][11]。且義和團作亂暴動期間對白蓮教教徒也一樣缺少善意。
後因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宣佈訓政，囚禁光緒皇帝。而逃亡海外的康有為對外宣稱握有光緒皇帝密詔，此舉引起慈禧注意，為防止變法的持續推行與訓政的正當性，慈禧意圖廢黜光緒皇帝，推行己亥立儲，遭到列強反對而未成功，對西人極為憤恨，欲利用義和團作為排除外國勢力的工具，便召義和團民入京，稱之為「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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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助拳、義和團，只因鬼子鬧中原。
勸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無倫、女行姦，鬼孩俱是子母產。
如不信、仔細觀，鬼子眼珠皆發藍。
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遮住天。
神發怒、仙發怨，一同下山把道傳。
非是邪、非白蓮，念咒語，法真言。
升黃表、敬香煙，請下各洞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體把拳玩。
兵法藝、都學全，平定鬼子不費難。
拆鐵道、拔線杆，緊急毀壞火輪船。
大法國、心膽寒，英美德俄盡消然。
洋鬼子、盡除完，大清一統靖江山。
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體仙人藝，定滅洋人一掃平。
1856年第一次英法聯軍之役後，咸豐皇帝與列強簽訂天津條約，割地或建立租界已不限於漁村荒地，同時開放通航通商，允許西人深入內地宣教。而列強，鼓勵宣教士拓展教務，中國基督徒增加，引發守舊民眾對西人的反感。這使得義和團產生動機，他們要「扶清滅洋」，但因缺乏軍事實力，製造輿論說天災人禍都是西人得罪神佛、數典忘祖而來，且宣稱西人有品德上的缺陷，通姦、亂倫，非常邪惡。所以要請來神仙附身，教導神打，殺死洋鬼子、毀去西方影響，打倒西方列強，最後助「大清一統靖江山」，即便如此義和團出現並未受到民間和官員的廣泛認可。而對慈禧太后而言，發動戊戌政變後，大多參與戊戌變法的官員被殺，只有領導人康有為、梁啟超經由列強的協助逃往國外，並在海外宣稱握有光緒皇帝的密詔，再加上各國公使反對慈禧太后廢除光緒皇帝的皇位，助長了慈禧太后與守舊派大臣對西人的仇視，在後來決定利用義和團運動。
清代民間武術團體。又稱金鐘罩，光緒20年（1894年）前後，與六壬神功活躍的時期吻合。大刀會興起於山東曹縣、單縣一帶[12]。因此，它又被稱為「曹、單大刀會」。
主要活動於魯西南地區，以其成員練武時攜帶大刀而得名，練武時在場內橫置大刀一口。主要習練排刀、排槍、排磚石等「金鐘罩」硬氣功。具有吞符念咒等迷信色彩，宣稱可以神靈護衛、刀槍不入。
起初大刀會是除滅當地土匪，維護地方治安，受到官方的有條件默許。但在後來的衝突中，大刀會開始反對基督教，與教會發生了一波又一波的衝突，劫掠了基督徒財產，燒毀多家基督徒的房子。在德國和法國公使的抗議下，山東巡撫李秉衡決定對大刀會進行彈壓。在1896年7月斬殺了大刀會的會首劉士瑞和曹得禮。大刀會的公開活動在劉士端和曹得禮伏誅之後即沈寂[11][13]。
就在大刀會的事件已經平靜的時候，山東西南突然又發生了一件大教案。1897年11月1日山東省曹州府鉅野縣（今菏澤市鉅野縣麒麟鎮）張家莊天主教堂的兩名德國聖言會神父能方濟和韓理加略在深夜被一群來歷不明的人殺害，史稱「鉅野教案」或「曹州教案」。由於此地的天主教聖言會受德國保護，因此，在11月6日，德國出兵山東，並於11月14日佔領中國山東省膠州灣（今青島）[10]。李秉衡因而被光緒帝革職，由張汝梅繼任山東巡撫，到1899年3月卸任，由毓賢取代。
1899年3月15日光緒皇帝下旨，命令地方官員好好接待天主教傳教士：「分別教中品秩，如總教主或主教，其品位既與督撫相同，攝位司鐸、大司鐸，准其見司道，其餘司鐸，准其見府廳州縣各官。自督撫、司道、府廳州縣各官，亦要照品秩以禮相答」[14]。
1898年梅花拳拳師趙三多首次提出「扶清滅洋」的口號[註 7][10][11][12]。1898年10月26日趙三多、閻書勤等在山東冠縣梨園屯（今屬河北威縣）蔣家莊馬場發動首次義和拳武裝起義，率眾攻打基督教教堂，殺死基督徒。趙三多為避免牽連同門將梅花拳改名義和拳，但此時的他們並沒有像後來的義和團那樣納入了「刀槍不入」、「降神附體」、「神拳」的做法，他們和席捲1900年的義和拳是兩回事，兩者雖然在名稱、抗爭口號上有類似之處，但不能將1900年的義和拳等同於趙三多的義和拳[11][12]。
「義和」的提法並不是趙三多首創，在此之前，以「義和」命名的組織也曾零星地出現過，譬如1774年王倫叛亂中曾提及一個組織叫義和拳，1813年癸酉之變八卦教也有一個組織叫「義和門拳棒」。1860年代威縣為了對付捻軍，組建三支團練，其中就有一支名叫「義和團」[11][12]。據目前所知，「義和拳」一名首見於1779年1月12日直隸總督周元理的奏摺中；該奏摺說：「奉旨：山東冠縣及直隸元城縣有民人楊姓等起立義和拳邪教，聚集多人之處，其所稱童姓，既有義和拳名色，為行路推車人之所知，斷難掩眾人之耳目」[11]。
英駐清公使竇納樂在1900年1月向英國首相索斯伯利侯爵談到這個名稱的意義；他說：「Boxers（拳手）這個名稱，最初不是傳教士就是新聞報紙提出來的，但它沒有表達出中文名稱的意義。這個名稱所包含的意思是：為了維護正義事業（「義」），該結社成員應團結起來（「和」），在必要時使用武力（「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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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義和拳興起之初，山東當局在一定程度上縱容拳民的行為，有利用拳民的力量與外國勢力相抗衡的目的[16]，為義和團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17]。當局希望將這一民間自發的力量官方化，採取將拳民編入鄉團的政策。拳會是民間私立的非法結社，與清政府官辦的鄉團自是兩種不同性質的組織，兩者的關係在歷史上基本上是勢同水火。於是山東巡撫張汝梅於1898年6月30日上奏清廷，建議清廷充分考慮「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的建議，將拳民編入鄉團，得到了清廷的默許。對於匪徒，他採取殺一儆百的手段來防止群體失控，所以他採取了更為寬容的政策。他在給直隸總督裕祿的電報中明確地表示：「（拳民）凡安分者、自保身家，原不禁止；若真有捉人勒贖、搶掠無忌等情事，亦即派隊查拿」[18]。1899年8月下旬，山東兗沂曹濟道彭虞孫在給總理衙門的信中說：「（拳會）陽謂自衛身家，實則尋教構釁。……時奉文舉辦團練，當軸（即巡撫）韙其義舉，不加深察，一視同仁，意謂寓兵於農，正可備禦侮之選。故有練習技勇保衛身家例所不禁之示。小人得逞其志，何所憚而不為」[19]。此外毓賢還採取了「懲首解從」的政策，就是當拳民滋事之時查拿首要，而將隨從人員解散。由於官府採取了這些特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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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東西南地區的大刀會和直隸山東交界的趙三多義和拳被鎮壓下去後，山東西北地區的茌平、平原、高唐、恩縣、禹城、長清等縣突然興起了一種新的拳場，當地人稱之為「神拳」。最開始的時候它也被人稱為「金鐘罩神拳」，其中的一個顯著特徵便是借用了魯西南地區大刀會的金鐘罩武術和「刀槍不入」的觀念。神拳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降神附體」，儀式簡易，人人可參與。大刀會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參加，入會需要交香火費。但神拳沒有這方面的要求，誰都可以參加。另外大刀會的金鐘罩武術屬於一種硬氣功，需要較長時間的練習。但神拳不一樣，他們不是通過練習達到，而是在各種拳術的基礎上，通過「降神」來完成[11][13]。
練習神拳的人中逐漸出現了兩個著名的人，那就是朱紅燈和心誠和尚。1899年朱紅燈已經獲得了很大的名聲，附近貧苦民眾紛紛拜朱紅燈為師學習神拳。後來，神拳也改名為義和拳[13]。但從大刀會到趙三多的義和拳，再到朱紅燈的義和拳，之間並沒有組織上的繼承關係。朱紅燈所領導的義和拳是真正意義上的義和拳，具備了1900年義和拳的所有特徵。從大刀會中借用了金鐘罩和「刀槍不入」的觀念，從趙三多的義和拳借用了名稱、扶清滅洋的口號等，然後加上了降神附體的巫術[12]。
戊戌政變後，光緒皇帝被慈禧幽禁在三面環水的中南海瀛台，而康有為在逃亡海外時對外宣稱，握有光緒皇帝密詔。慈禧太后擔憂「密詔事件」扯出光緒皇帝涉入，恐動搖自己訓政的正當性及影響變法的持續推行。慈禧太后遂依榮祿建議，於1900年1月24日以光緒皇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收繼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儁為義子，稱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
不料該詔書一出，隨即令天下譁然，1900年1月27日上海電報局總辦經元善領銜通電要求光緒皇帝「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簽名者有葉瀚、馬裕藻、章炳麟、汪貽年、丁惠康、沈藎，唐才常、經亨頤、蔡元培、黃炎培等1231人[20]；經元善等1231人同時發表《布告各省公啟》，要求各省共同力爭，「如朝廷不理，則請我諸工商通行罷市集議」[21]。各國公使認為立儲事件影響中國形勢穩定，隨之提出警告，拒絕入賀。慈禧太后對列強怨恨甚深，載漪等人對列強及光緒皇帝更為仇恨[22]。
歷史學家唐德剛支持宮廷權力鬥爭是義和團運動激化的其中一個原因的觀點。唐德剛將惇親王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勛四名同族兄弟比作四人幫，將剛毅比作林彪，將義和團比喻為紅衛兵。載字輩四名同族兄弟、剛毅及其一幫扶助義和團的大臣如趙舒翹、毓賢、董福祥等，利用義和團的民間力量及慈禧太后對洋人又怕又恨的心態，排斥光緒皇帝等帝黨和打擊洋人勢力。在多次御前會議上，他們當眾羞辱光緒皇帝及主和大臣，溥儁甚至直斥光緒皇帝為二毛子。
晚清時翰林院編修惲毓鼎曾指出：「載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計非藉兵力懾使臣，固難得志也。適義和拳起，詭言能避火器，以仇教為名，載漪等遂利用之，以發大難。故廷臣據理力爭，謂邪術不足信，兵端未可開，皆隔靴搔癢之談也。甲午之喪師，戊戌之變政，己亥之建儲，庚子之義和團，名雖四事，實一貫相生，必知此而後可論十年之朝局」[23]。
義和團並未從山東擴展到河南、安徽等地，而蔓延到直隸，是與當地的頻繁天災有直接關係[13]。1898年黃河洪水水災；但1898年洪災之後，1899年、1900年山東、河北又連遭大旱；同時，山東又遭蟲災[24]。迷信的百姓遂遷怒基督徒和教會，以為是他們得罪了老天爺，義和團的反教揭帖就說「天無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12]。《天津政俗沿革記》中記載：「光緒26年（1900年）正月，山東義和拳其術流入天津，初猶不敢滋事，惟習拳者日眾。二月無雨，謠言益多，痛詆洋人，仇殺教民之語日有所聞。習拳者益眾。三月仍無雨，瘟氣流行。拳匪趁勢造言，云：『掃平洋人，自然得雨』。四月仍無雨。各處拳匪漸有立壇者」[12]。當時某個傳教士也說：「雨水對我們來說意味着安全，正是由於久旱無雨，他們才在這裡鬧事，並不是因為義和團……他們本來都是安分守己的人，但他們現在被飢餓折磨得絕望了[12]」。據杜金印回憶：「庚子年前總是漲大水，窮人的日子真是沒法過。」據張恩回憶：「庚子前一年沒收成，蝗災水災各種災都有。」據張恩喜回憶：「李鴻章做直隸總督的時候，三年兩頭澇，老百姓吃野菜稗子。」但1900年天津是大旱[1]。
關於于清水、朱紅燈、心誠和尚，清政府檔案比較豐富。3人的排名也是于清水、朱紅燈、心誠和尚。
1899年秋天，在魯西北，于清水、朱紅燈，心誠和尚帶領的反教運動開始。9月17日，在魯西北的平原縣發生衝突，平原知縣蔣楷前去彈壓。10月9日，朱紅燈率高唐、茌平、長清等地義和拳民2、300人開赴平原縣。朱紅燈整齊隊伍，正式豎起了「天下義和拳、興清滅洋」旗幟。11日，知縣蔣楷率領勇役數十人前往彈壓。朱紅燈指揮拳民擊敗蔣楷。蔣楷向上級要求派兵。16日，濟南知府盧昌飴、統領袁世敦帶兵前來，一開始勸諭朱紅燈解散。朱紅燈搶劫之後轉移，於17日晚，率2,000多拳眾移駐森羅殿，準備攻打恩縣城西的劉王莊和龐莊的教堂。18日，朱紅燈率拳眾在森羅殿與前來彈壓的清軍700人交戰，激戰數小時，擊斃擊傷清軍十餘人。在此次戰鬥中，拳眾第一次自稱「義和團」，而且此後這個稱謂的頻率越來越高[13]。森羅殿之戰後，朱紅燈趁機轉移，退回茌平[10]。
毓賢認為蔣楷處事不妥，彈壓實屬孟浪，將蔣楷革職，永不敘用，袁世敦受到了撤去統領之職的處分[10]。鎮壓義和團的人受到了懲處，使得許多人認為毓賢在支持義和團，自以為受到了毓賢的嘉許[25]。11月初，茌平義和團豎起了「毓」字黃旗及山東巡撫部院「保清滅洋」大旗進行活動[26]。
11月，朱紅燈、心誠和尚、于清水率人開始對禹城、茌平、長清、博平各縣的教堂和基督徒頻繁發起襲擊。4日，他們襲擊禹城縣苗家林的四戶基督徒。8日在劉家集襲擊基督徒，又襲擊長清縣李家莊李公堂家，奪取銀錢，拐走其父，要求贖金20千文。9日，掠奪王香老莊的基督徒；襲擊長清縣的鄭家營和朱莊的基督徒；當夜，入茌平張官屯，掠奪基督徒房屋並放火焚燒，又將基督徒王觀傑殺害；向馬沙窩的基督徒父子三人勒索贖金。9日、10日、11日，連續搶劫梁莊、姚家莊、吳官屯、小張莊、八里莊、焦莊的基督徒。11日，來到博平縣，搶奪和綁架基督徒，要求贖金。14日，燒燬博平縣玉皇廟莊教堂與19戶基督徒房屋。15日，燒打茌平縣大張莊教堂，其後強制基督徒背道，要他們請戲班唱戲作為賠償。17日，朱紅燈、心誠和尚襲擊了吳莊、楊莊，得銀700兩，接着又襲擊了博平縣的基督徒。在17日，團眾因分這七百兩銀子起了內訌。21日，朱紅燈被拘捕；同日，趙官鎮李繼浩率十餘人襲擊了長清縣辛店屯的基督徒王鴻慶等6戶人家，脅迫他們用銀子贖「跟從洋教罪」，請戲班子演戲3天，去縣城申請退出教會；然後又去南水坡莊，要挾3戶基督徒拿出罰錢和酒席錢，更讓基督徒寫下「背教文約」。23日，心誠和尚被抓捕。24日，李連江、李開木等人襲擊了馬官屯的基督徒。25日，于清水到禹城縣抓了基督徒作為人質，26日襲擊了禹城的房家莊。此時禹城當局接到毓賢命令後貼出告示：「汝（義和拳）原為良民，因受教民欺侮始聚集以圖報復。然，仇怨宜解，且撫憲已既往不咎，受此莫大之恩，故應速速解散。謹勿再嘯聚。此乃至要[10][27]」。
朱紅燈在魯西北開展一系列反教運動之後，山東的教會產生了危機感，陸續與駐北京公使聯繫，訴說自己極其危險的境況。各國公使、領事的抗議不斷增加，並將矛頭直指山東巡撫毓賢。就連一向不太多事的美國公使康格也向總理衙門提出強烈抗議，說毓賢將彈壓匪徒的官兵以「擅殺之罪」論處，指責毓賢對保護教會和基督徒的要求置若罔聞。在各國公使的壓力下，清廷終於讓步，於12月將毓賢解職並召回北京，由袁世凱接替[28]。12月6日，上諭下達，吩咐毓賢「來京陛見」。7日，毓賢答覆：「俟袁中丞接印，遵即北上[10]」。
12月4日，李繼浩、官東嶺、王成章在仁里集附近的辛店屯向基督徒勒索錢財。6日，李繼浩脅迫基督徒辦迎神賽會，逼迫基督徒背道。8日，李繼浩、官西嶺、汪昌沅、朱啟明在辛莊勒索。20日，官東嶺、朱啟明等人襲擊燕家窯孔家。21日，襲擊柴家窪基督徒，索取贖金。24日，襲擊三官廟平民魏家，南鄉的封家莊、李家莊基督徒[27]。
24日，毓賢在離任前處死朱紅燈、心誠和尚[12][29]。毓賢離職後到北京覲見慈禧太后，向她提出招安義和團；之後獲得調任山西巡撫[註 8]。26日，袁世凱抵達濟南。
26日白天，有一支拳民隊伍到平陰縣毛家鋪搶劫教堂和數戶基督徒；當晚，有約兩百拳民襲擊了平陰縣的白雲浴天主教堂。28日，拳眾襲擊翟家莊基督徒。30日，拳眾襲擊薛莊基督徒；同日，甲士衛等人火燒了袁兒莊的教堂，燒死1名婦女；此日，趕往平陰的英國傳教士卜克斯在路上遇到三十名拳民，被抓。晚上，卜克斯趁機逃跑，後被追上打死，頭被斬掉。1月2日和3日，拳民襲擊南方寺頭莊[27]。
直隸東南毗鄰魯西北，所以在這一帶的故城縣、景州、吳橋縣、阜城縣、東光縣、獻縣、河間、深州、棗強縣，反教活動在1899年末也漸漸興起。10月30日，景州宋門鎮大集之日，拳民在很多人面前表演拳術。大師兄稱可避槍炮，降神之後，令徒弟持槍射擊，豈料槍子一發，即中胸，流血倒地而亡。之後拳民誣賴基督徒，說基督徒用物厭勝，故神術不靈，非將基督徒殺死補償不可。11月1日，上千名拳民來到宋門鎮，試圖以基督徒的血來償還。知州王兆騏派軍官前去說服，在一千人以上的拳民面前，一連勸說了好幾天。11月13日，拳民退出宋門鎮，但附帶提出如下條件：第一、官府出錢舉辦筵席，第二、出三百貫銅錢請戲班唱酬神戲，第三、官兵在義和拳的神位前磕頭。知州王兆騏因手下兵力不足，最後只好妥協[31]。
11月初，武修和尚在阜城縣林鎮村豎起「神助滅洋義和團」旗幟。24日，拳民搶劫阜城縣林鎮村教堂和基督徒。27日，拳民襲擊了景州兩個有基督徒的村子。28日，襲擊阜城縣徐家鋪教堂。30日，襲擊東光縣常莊教堂[31]12月初，直隸總督裕祿派淮軍右翼統領梅東益率軍自天津向河間府進發，保護教堂。4日，拳民襲擊阜城縣耿家莊教堂。9日，綁架景州河渠鎮兩名基督徒。10日，拳民搶劫景州蘇古莊基督徒，又破壞阜城縣八里莊教堂，並襲擊了武邑縣小李村、石海坡基督徒，以及阜城縣小營村基督徒和深州西河頭村基督徒。10日左右，梅東益麾下三營開始分駐各州縣，阜城縣、故城縣、吳橋縣、東光縣、景州各知州知縣會於景州，商議對策。11日，拳民襲擊了深州王樂寺村基督徒；放火焚燒蘇古莊的教堂和基督徒房屋。12日，拳民燒毀景州劉八莊教堂和基督徒房屋十餘間。13日，景州謠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獻縣張家莊總教堂。同日，拳民在棗強縣鄒街襲擊教堂和基督徒。[31]。會於景州，商議對策。11日，拳民襲擊了深州王樂寺村基督徒；放火焚燒蘇古莊的教堂和基督徒房屋。12日，拳民燒毀景州劉八莊教堂和基督徒房屋十餘間。13日，景州謠言四起，拳民要攻打獻縣張家莊總教堂。同日，拳民在棗強縣鄒街襲擊教堂和基督徒[31]清軍基本上採用了查拿首要、解散脅從的辦法，只有在拳民抵抗官兵、拒絕解散時，他們才加以鎮壓。官員比較謹慎，不敢輕舉妄動，12月14日，景州知州王兆騏及營官吳有珍和范天貴致電請示裕祿：「督憲鈞鑒：真電謹悉。總堂已帶隊保護，如不服彈壓，官軍眾寡懸殊，危急之際，應否擊打？請示。兆騏、有珍、天貴。」裕祿回覆：「拳民如不服彈壓，膽敢抗官拒捕，該營官等自應督隊奮力捕擊。」[32]。12月14日，在景州岔道口村，拳民焚燒教堂，搶劫基督徒。同日，安平縣拳民擺出攻打教堂的架勢。15日，襲擊了德州恩縣明恩溥所在的龐莊教堂，又襲擊了棗強縣三岔口教堂。16日，東大過村拳民和基督徒發生衝突。17日，拳民揚言要在當日攻打獻縣張家莊總教堂。18日，武修和尚率人襲擊朱家河天主教堂（此處在1900年夏天發生了震驚中外的慘案），與范天貴帶領的官軍發生衝突。武修和尚被拘捕。19日，王慶一策劃的梆子戲「火燒望海樓」在故城縣上演。20日，東大過村再次被拳民包圍。同日，拳民搶奪了蕭張鎮基督徒數十家，帶走數十人；襲擊了河渠鎮附近的羊牧教堂。22日，保定府束鹿縣拳民綁架基督徒索取贖金。24日，二三千拳民聚集在武強縣小范鎮。31日，山東德州拳民聚集於吳橋縣的孫公廟，燒了龐家橋教堂和六家基督徒房屋。1月9日，拳民火燒清河縣大寨莊教堂。15日，寧晉縣南孟村數百拳民掠奪並打傷基督徒。但因官軍已駐紮在各州縣，也因為農曆新年就要來到，拳民忙着過年，故此後騷亂減少很多。[31]
袁世凱來到山東之後，採取了與毓賢不同的作法，他認降神附體為邪術、拳會為邪教，主張嚴格取締，下令張貼解散拳會的告示，要「於各府州縣村莊通行張貼，以期家喻戶曉」[33]；還大量刊刻勞乃宣所著的《義和拳教門源流考》，宣傳義和團即白蓮教[34]；採用行政手段調動各級地方官、鄉紳的力量來實行查禁[34]，責令「各村首事莊長出具不得設廠習拳甘結」，要求各村莊的莊長勸導鄉民「不得設廠習拳、聚眾滋事」[35]；對各處拳廠，認真查封[34]；把大部兵力分布在交通要道駐紮，將各地義和團分割隔離，阻止其流動和聚集，用小部巡查、曉諭、彈壓[34]。如此，袁世凱使得山東的義和拳活動漸漸沈寂。山東的義和團分兩路大軍進入直隸，一路從山東德州進入河北滄州，另一路從河北保定白洋淀進入天津[1]。
直隸總督裕祿初時對義和拳會比較輕視，在1899年12月答覆袁世凱時說：「近日查該拳匪情形，並無大技倆，但能捕獲首要，脅從自易解散。」[36]他對滋事的拳民極力鎮壓，但對拳會的態度則較為模糊，直到5月清軍統領楊福同在淶水被殺之後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
1900年1月11日，慈禧太后頒布上諭，要求地方官只需查拿滋事的匪徒，無須過問練拳的和平鄉民：「若安分良民，或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或聯村眾以互保閭里，是乃守望相助之義……地方官辦理此等案件，只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也」，承認拳會是「安分良民」、「習技藝以自衛身家」，是「守望相助」之義，而不是「邪教」，無須查拿。慈禧的這一舉動代表着一個根本性的變化[11]。清朝律例一向禁止私人結社，把集會結社看做是謀反的潛在因素[11]。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太后恢復了禁止結社的政令，以取締在百日維新期間十分興盛的各種學會[11]。現在，慈禧太后的這一政策是在告訴義和團，它是一個合法的組織[11]。
但袁世凱事實上並未理會朝廷，仍然積極取締各地拳會。裕祿沒有主見，一心想遵循諭旨，因此義和拳會在直隸繼續蔓延，義和團的活動有增無減，加入義和團的人數也在日益攀升[16]。
1月11日慈禧太后的上諭讓各國公使感到擔憂和不安，於是在1月27日，英、美、德、法等在華公使第一次聯合照會，要求慈禧太后取締拳會[13]。但公使們選擇的日期非常不妥，三日前的己亥建儲，公使們都拒絕入宮朝賀，明顯反對慈禧太后罷黜光緒皇帝，讓慈禧太后大為不悅；如今（當日為農曆臘月二十七），他們又來要求禁止拳會，慈禧太后的憤怒可想而知，這為1900年的衝突埋下了伏筆。
2月19日，慈禧太后採用內部廷寄[註 9]的方式指示直隸、山東督撫，責成他們張貼布告，取締義和拳：「著直隸山東各督撫，剴切出示曉諭，嚴行禁止。俾百姓咸知私立會名，皆屬違禁犯法」[37]。廷寄的方法，既沒有公開否定1月11日的上諭，又能給外國公使們一個說法。但各國公使們並不接受慈禧太后的做法。
3月2日，英、美、德、法、意第二次聯合照會清政府，要求在《京報》上發布禁止拳會的上諭。慈禧太后予以拒絕，並解釋說已寄發廷寄，沒有必要在《京報》發布上諭[12]。
3月中旬，一位從霸州趕往北京的美國傳教士見證說：「行程有數百華里，不過見有兩處張貼北洋大臣之（禁止拳會）諭示……地方官雖已接奉此告示數日，猶不願張貼」[38]。到此時，直隸的地方官員仍然沒有危機感，連諭示都不張貼，沒有採取有效措施，所以義和團一直向四面擴展[10]。
3月14日，毓賢調任山西巡撫[39]。山西本沒有義和團，但是在毓賢的鼓勵下，義和團也在山西興起。這年夏天，毓賢縱容義和團濫殺基督徒[22]，其衛隊數十人都是義和團團民[22]（參太原教案）。
4月初，各國公使又一次聯合照會，而且有海軍示威。4月16日，京報上發表了直隸總督裕祿要求禁拳的上奏。但4月17日，京報上又頒發上諭，重申不禁拳的精神。4月21日，慈禧太后又頒布上諭，重申「只問匪不匪，不問會不會」[40]，與1月11日的上諭精神一致。慈禧太后政策的反覆性和隨意性，讓各國公使失去了對它的信任，覺得再在此事上糾纏也沒有多大意義，遂放棄在此事上的要求。義和拳會繼續蔓延。
5月初，慈禧太后就能否將拳會編為團練徵求袁世凱和裕祿的意見，裕祿在5月17日（當時淶水事件已經發生）上奏否定了團練的建議，但接着說：「如查有學習拳技之處，謹遵前奉諭旨，只論其匪不匪，不問其會不會，分別妥為辦理。既不可姑息養奸，亦不可累及良善」[29]。
5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上諭：「著派出之統兵大員及地方文武，迅即嚴拿首要，解散脅從，倘敢列仗抗拒，應即相機剿辦，以昭炯戒。」[41]這是在1900年頒發的有關義和團的詔諭中第一次使用「剿」這個詞[11]，之前均是但論匪不匪，不論會不會，拿辦首要，解散脅從。但外國公使並不信任清廷，而且豐臺車站的被焚讓他們特別緊張，所以5月30日，公使團通知清廷，要調遣使館衛隊進京保護[11]。
6月3日，因御史許佑身彈劾淶水縣令祝芾「慫恿帶兵官楊福同誘殺十餘人」，清廷頒布上諭，命令裕祿「確切查明，從嚴參辦」，並嚴行申誡帶兵員弁「毋得輕傷民命，啟釁邀功」，「亟應妥速解散，以靖地方，不可操切從事」[29]，並警告榮祿對義和團「不得孟浪從事，率行派隊剿辦，激成變端，是為至要」[39]。
6月6日，裕祿電告總理衙門，稱團民自焚毀鐵路電杆之後愈加猖獗，明目張膽，不服勸諭，也在天津焚殺教民；雖蘆保、津蘆鐵路有兵分守，仍肆意焚毀，在各處拆毀教堂，各國洋人已甚憂憤，「而天津租界之洋人尤感驚恐，屢以中國辦理太鬆，欲派兵助剿為言，此時我軍自行剿辦，尚可操縱自如，若至外人干預，則事更難措手」，目睹現在情況，拳民斷非勸導所能解散，「趁此匪勢初起，必須剿撫並用，尚可剋期而定」[29]。
從6月1日直到宣戰前，清廷與列強關係尚未完全破裂，仍然頒布上諭指示「查拿」、「嚴禁」、「解散」。例如6月13日的上諭仍然說：「近來畿輔一帶拳匪滋事，擾及京城地面。迭經明降諭旨，曉諭解散，並飭令京營及近畿各軍，分投妥為彈壓」，但下官往往並未遵行，實際都徒具形式而不起實際作用。同時義和團活動之蔓延、滋擾也愈甚。楊典誥在《庚子大事記》說：「謹案五月（陽曆6月）以來，有禁團民滋擾禁城諭旨七道，嚴飭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御史及派出之統兵大員，緝拿首要，解散脅從，撤壇拆棚，至矣盡矣。乃禁者禁而為者為……，雖明詔煌煌，不特團民蔑視無關，即地方官吏亦視若弁髦（無用之物），是則詔諭直等於官樣文章耳」[42]。當各縣令去向順天府尹王培佑「請示機宜」，詢問應如何執行「拿辦」義和團的上諭時，王培佑答覆說：「近日拿匪明文，非政府之意，特以西人嘵嘵不已，故發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屬盡職」，意謂敷衍一下就可以，根本不必認真執行，「否則定遭參辦」，各縣令始恍然而退[43]。
2月，除了南邊的山東聊城冠縣插花地有反教事件外，其他地方基本平靜，因為大多數農民正忙於過農曆新年[11]。3月，反教事件向北蔓延到保定東部各縣[11]。
4月初，山東直隸交界處下了一場透雨[11]，附近一帶的義和拳民便紛紛回籍播種春作物，某佚名士大夫即記載說：「團即返奔，途中自相語曰，天雨矣，可以回家種地矣，似此吃苦何益」，於是這些地方穩定了下來[12]。4月5日，直隸官員張蓮芬致電裕祿：「景（州）、阜（城）、深（州）各巨案，均有成議，地方安靜。頃得透雨，旱禾可種，民心更定。」[32]但直隸的其他地方旱災仍然非常嚴重，北部等地區的旱情一直沒有得到緩解[11]。5月8日，美國公使康格說道：「該省目前的旱情為這樣一場運動提供了方便。到昨天為止，近一年滴雨未落，農民不能耕耘，莊稼無法播種，土地十分乾燥，無法耕作，人們窮困潦倒。因此，整個地區充斥着飢餓、不滿、絕望的遊民，他們……準備加入任何組織[44]。5月21日，英國公使竇納樂在致英國外交大臣的信中這麼說：「我相信，只要下幾天大雨，消滅了農村長久的旱情，將比中國政府或外國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地恢復平靜」[45]。
4月13日，總理衙門致電裕祿函，稱京廣鐵路將修至正定，現接鐵路總辦比利時人沙多來信，保定至正定一帶，有義和團匿名揭帖，稱於4月19日要拆毀鐵路，攻擊洋人，要裕祿預先防範[29]。4月29日，北京西城張貼出這樣的揭帖：「……天意命汝等先拆電線，次毀鐵路，最後殺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搗亂所致。」[10]
4月20日保定爆發了清苑教案。大張莊村民張洛弟請附近姜莊一個信奉天主教的補鍋匠為他修火石，修好後張洛弟拒絕付錢。這個基督徒前去索要，兩人發生爭吵。第二天，這個基督徒同其他人前來索要，並提出要求：「一、罰席五桌；二、修教堂；三、要京錢百吊[46]。繼而引起20日的姜莊「拳民與基督徒各聚多人，竟自械鬥，勢甚兇猛」[47]。4月21日的進攻中，拳民燒毀了教堂和10個基督徒的房屋，但裝備精良的天主教基督徒從屋頂向拳民開火，至少有20個拳民被打死[10]，一說有70人[11]。
由於直隸一直對拳會不加查禁，拳會蓬勃發展，進入5月各地的拳民勢力已連成汪洋大海，只要查拿某個地方的拳民，附近的拳民就會紛紛前來支援。例如，義和拳5月份傳到安平縣，在梅花左村開設拳場，村里紳士試圖制止，但拳民肆無忌憚。知縣何子寬擔心前不久發生在河間與清苑的騷亂在安平上演，所以在5月19日趕到這裡，逮捕了義和拳民陳鍋元等人。這一逮捕的消息很快傳遍城鄉，附近前來支援的義和團民蜂擁而至，竟至上千人，何子寬向上司求援，但前來的官兵很少。何子寬看到縣衙門前的民眾已逾千數，為不使事態鬧大，只好放人[48]。
5月12日保定爆發了淶水教案。淶水縣有個高洛村，村長名叫閻老福。1899年的元宵節，村里搭起戲棚準備唱戲，當時有基督徒因神像放在他家門前的台階上而大為不滿，於是前去理論隨後發生爭吵並踢翻戲棚，而閻老福則帶人搗毀了教堂作為報復，雙方隨後對簿公堂。由於天主教主教介入訴訟，閻老福在這次訴訟中敗訴，不僅賠了銀子，而且還被迫叩頭陪禮。1900年春，閻老福邀請附近的義和拳民來高洛村開設拳場。5月12日拳民們展開攻擊，晚上，大約有30戶的基督徒全家被殺，一說有68個基督徒喪命，屍體被埋進廟裡或者丟進井裡[13]。此事件是一件具有轉折意義的衝突，因為它激發了其他事變[11]。
保定派員帶領20人於兩天後來到這裡，義和團的原班人馬仍然集結在一起，士兵們不敢進入村內。第二天，他們終於進入村里，發現村南火光熊熊，無人知道基督徒逃往何處。以後的幾天裡，總兵楊福同負責彈壓義和團。5月15日，他關閉了設在村廟裡的拳場，但是拳民們又集結起來，並在第二日打了他的埋伏。兩天後拳民和官兵再次交鋒，約二十名拳民被俘。到此時，事件驚動了整個地區的義和團，他們成千上萬集結起來，試圖解救同伴，並報復官兵。5月22日，楊福同聽說有三千拳民在淶水北部石亭鎮聚集，因兵勇不夠，遂只帶領七十人前往，遭遇義和團，楊福同及兩名屬下被殺。拳民勇氣大增，他們的力量和影響都迅速擴大。[11]
5月23日，裕祿得知淶水戕官後，致電總理衙門，稱「查該拳匪等聚眾設廠，借仇教為名，燒殺搶掠，擾害地方，並膽敢恃眾戕官，實屬窮凶極惡，法所難容。」[32]
5月25日，軍機處傳達給裕祿的電旨：「查拿首要，解散脅從，辦法均是。此事，各處情形不同，遷就適是養奸，操切亦恐滋變。」[32]
5月25日，聶士成部的統領楊慕時率三營兵力乘火車到達保定高碑店，但楊慕時在出發前便接到裕祿等人的命令，讓他「勿得孟浪」，主要是「查拿首要，解散脅從」。楊慕時只能保持克制，引而不發，雖在淶水北部的石亭鎮、陳家莊有數千名義和團誇示隊伍演習，但楊慕時只能將殺害楊福同的兩人拿辦，其他人無可奈何[10]。
5月26日，一些團民打算乘火車從保定高碑店到保定涿州，在買票時與鐵路員工發生不快，因這一件小事就憤怒地將高碑店鐵路拆毀，拔掉電線杆[49]。
5月27日，可能是為了同楊慕時的軍隊對抗[10]，數萬義和團進入距北京僅有五十多公里的保定涿州，知州龔蔭培選擇絕食進行抗議。但楊慕時並未前來鎮壓，「因旨內只雲嚴拿首要、解散脅從，並未言剿；又秉榮相之意，承制台之令，專意不打」[50]。當時有人記載：「楊副將福同被戕於淶水，焚涿良鐵道，所在抗官聚眾，蔓延畿南北，官軍雖往彈壓，然未奉明諭，無敢實力剿辦者」[51]。由此拳民開始了更極端的行為——攻打涿州、琉璃河、長辛店和北京之間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梁及電報設施，幾十公里沿線到處起火。在鐵路沿線工作的比利時的工程師爲了避難前往天津，有幾個途中遇難，也有幾個受傷，這讓外國人深受刺激[49]。
6月5日，順天府尹的趙舒翹，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吏部尚書剛毅前往涿州考察義和團。
6月1日，義和團一部占據順天府永清縣，攻擊教堂，殺英國傳教士查爾斯羅賓遜（Charles Robinson）及孟鶴齡（H. V. Nerman）二人。
6月4日，義和團在京津線上的黃村火車站放火，聶士成派兵彈壓，團民抗拒，官兵寡不敵眾，死傷多人。後團民焚燒車站一所，旱橋一座[29]。
6月5日，奏請發給義和團口糧的王培佑由鴻臚寺卿升為順天府尹[29]。
6月6日，義和團焚毀落垡車站，聶士成前往彈壓，雙方激戰。
6月7日，在慈禧太后許可之下，大批拳民開始進入北京[52]。他們頭戴義和團的紅巾標誌，扛着大刀、長矛從各城門進京。
6月9日，慈禧太后從頤和園回宮，並調董福祥的武衛後軍進城，駐紮在永定門內。董軍中不少士兵參加了義和團。董福祥還與義和團首領李來中結拜兄弟。越來越多的義和團拳民陸續進入北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對外通訊斷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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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慈禧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
6月11日，大臣文瑮上奏：「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均有緝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責，豈容此類混聚輦轂，紛紛擾擾、搖惑人心……責成步兵統領衙門、順天府、五城……各分汛地、嚴密巡查，遇有形跡可疑及結黨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嚴拿懲辦，毋稍疏縱。……臣等聞近日有形跡可疑之人……由各門混入，復由各門散出，出入自由，肆行無忌」[29]。朱祖謀也同日上奏：「相應請旨，添設勁旅，申嚴門禁。」[29]
6月11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在永定門內被剛調入京的董福祥甘軍殺害，被開腹剖心，受到載漪的嘉許。[53]
6月12日，義和團開始在內城焚燒教堂[54]。
6月13日，德國公使克林德命令德國駐華使館衛隊開始「獵取拳民行動」。同日，義和團在內城燒燬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佔據）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教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13日，天津武清義和團焚毀了馬家場、范家莊、洪家墳、牛房、龍莊、韓莊各處教堂，靜海全縣被義和團占領。
6月14日，義和團「焚燒順治門（宣武門）大街耶穌堂」，「順治門內天主堂，並施醫院兩處，又焚燒西城根拴馬樁、油房胡同、燈籠胡同、松樹胡同基督徒房屋百間，砍殺男女基督徒無數」[55]。同日，天津拳民焚燒鼓樓東倉門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燒鼓樓西的倫敦會教堂[10]。
6月15日，義和團圍攻北京西什庫教堂，又「焚燒絨線胡同教堂」[55]。同日，天津的義和團焚燒了馬家口及望海樓等地的教堂，拆毀東門外天后宮北教堂，砸毀藏有基督徒的粬店街懷慶會館；拳民又與防衛紫竹林租界的外國士兵發生戰鬥，死傷四百人。
6月16日，前門一帶約千家商舖因老德記洋貨鋪及屈臣氏西藥房大火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基督徒，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基督徒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小童）為二毛子而燒死戮死。同日，天津數百名義和團展開了第二次進攻紫竹林租界的行動，但被一陣齊射擋了回去。
6月19日，清政府總理衙門照會各國駐華使節「限二十四點鍾內各國一切人等均需離京」。當晚，各國公使聯名致函總理衙門，以路途安全無保障為由，要求延緩離京日期，並要求次日上午9時前給予答覆。
6月20日上午8時，克林德未能說服各國公使一同行動，遂獨自帶同翻譯柯達士乘轎從東交民巷使館，前往東單牌樓北大街東堂子胡同總理衙門交涉。克林德決定不帶四名德國衛兵，兩乘轎子只有兩名沒有武裝的馬伕隨行。柯達士看到克林德腰上沒有掛平常帶的左輪手槍，也就沒有帶槍。途中走到東單牌樓北大街西總布胡同西口，為正在巡邏的神機營霆字槍隊章京恩海所殺，柯達士受傷，轎伕逃走。[56][57]
6月22日，慈禧發給義和團2萬石粳米，並懸賞殺洋人，「殺一男夷者，賞銀五十兩；殺一女夷者，賞銀四十兩；殺一稚子者，賞銀二十兩」。
先是在5月底，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人員在感覺到危險即將來臨時，向外發出求援，於是一支432人，由八國海軍人員組成的聯合部隊（法國75人，俄羅斯79人，英國79人，美國53人，意大利39人，日本24人，德國水兵51人、奧匈士兵32人），在得到慈禧太后默許後，於6月1日從大沽經鐵路抵達120公里左右的北京城，協助使館人員防守。
不過隨著局勢不斷惡化，6月9日，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透過電報向西摩爾稱，北京城內局勢每小時正在惡化，要求西摩爾為進軍北京作好預先安排[58]。6月10日，北京使館區與外界的電訊聯絡中斷。因此各國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人員（英軍916人、德軍540人、俄軍312人、法軍158人、美軍112人、日軍54人、義軍40人、奧匈軍25人）組成的援軍入京，決定由英國海軍中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任聯軍司令，美國海軍上校麥卡加拉為副司令、俄國上校沃嗄克任參謀長，從天津搭火車出發前往北京保衛使館。
6月10日，西摩爾軍經過聶士成軍防區，根據上司榮祿的命令，聶士成容許聯軍先遣隊火車通過天津[59]，旗下武衛軍士兵對聯軍的態度亦顯得友善，並沒有意圖攻擊聯軍的舉措[60]。
不過西摩爾向北京行軍的舉動惹怒慈禧太后，因此支持義和團的端王載漪迅即取代慶王奕劻，成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並命令武衛軍聶士成、董福祥甘軍攻擊聯軍。另一方面，清廷又透過招募義和團成員入軍，以保衛首都，阻止西摩爾的行軍[61]。
聯軍火車通過天津後，義和團阻擊聯軍，將鐵路破壞掉，使聯軍無法前進。在6月11日至14日的幾次戰鬥中，義和團每次出動幾百到上千人，都被聯軍擊退。由於前面的鐵路被破壞，西摩爾軍只得邊修路邊前進。到廊坊之後，前面的鐵路被破壞得更加嚴重，聯軍無法乘車前行。16日，聯軍放棄由鐵路進京計劃，決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楊村，然後在該處組織乘船進京[62]。
6月18日，正當西摩爾軍由廊坊回撤之時，大批義和團向滯留廊坊的聯軍發起進攻，奉慈禧太后之命阻截聯軍的董福祥甘軍開到廊坊，投入戰鬥。雙方激戰數小時，聯軍傷亡嚴重，西摩爾認為聯軍已不可能突破重圍進入北京，於是決定撤回天津。清政府稱此役為廊坊大捷[62]。
由於楊村至天津的鐵路已被破壞，聯軍只得沿白河撤回，期間徵用4艘中國漁船，沿著河岸牽著繩索，載上所有傷員及剩餘的食物、彈藥及醫療用品前往天津。6月19日至20日在由楊村至北倉的撤退途中，聯軍不時遭到義和團和清軍的阻擊。6月21日聯軍與聶士成軍在北倉進行了數小時激戰，付出很大傷亡代價後占領北倉。6月22日聯軍佔領清軍的西沽武庫[62]，發現除了有德國克虜伯野戰炮外，還有大量步槍與數以百萬計的子彈，連同數百萬斤大米和充足的醫療用品。[63]
得到充足的軍事物資後，西摩爾決定堅守待援，並派人向各國公使告知聯軍的困境。聯軍在待援期間遭到清軍、民團日夜不斷的攻擊，處於崩潰的邊緣。直到6月25日，一支1800人組成的援軍（其中俄國900人，英國500人）解西摩爾之圍，在戰場使用了價值超過300萬英鎊的彈藥數量後，終於在6月26日清晨成功接應西摩爾聯軍撤退，西摩爾行軍北京期間總計損失62人，有225人受傷[64]。
當時被困在北京使館區的外國人對西摩爾充滿信心，認為西摩爾軍隊離自己很近，他們很快就會安全，並未得知西摩爾的軍隊拯救失敗的消息[65]。
6月12日，俄軍1200人登陸大沽。15日，聯軍要求天津鎮總兵羅榮光於17日凌晨2時以前交出大沽炮台。15日和16日，義和團與紫竹林租界守衛士兵發生戰鬥。6月16日，天津租界之對外電報中斷；各國海軍將領會議，決定占領大沽口炮台。6月16日晚，聯軍發起總攻，羅榮光發炮還擊，戰爭爆發。據北塘漁民黃永力和董得六回憶：「在營外（大沽于家堡東面的督標營），全是屍首，整個打了一宿，還沒攻下，500多人沒有活的。」17日凌晨[66]大沽炮台失守。之後，俄軍從塘沽火車站向天津市進攻，日本軍從海河向天津市進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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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5月30日，趙舒翹、何乃瑩上奏慈禧太后，建議招撫義和團：「拳會蔓延，誅不勝誅，不如撫而用之。」[29]
進入6月之後，義和團拆毀鐵路、焚燒車站、攻擊教堂、殺死基督徒、威脅在華外國人生命安全，局勢越來越危急。張之洞、劉坤一及其他主和派大臣頻繁提醒，一味姑息拳民不加剿滅必然導致列強以保護傳教士為由出兵中國。雖然慈禧太后也知道不剿辦義和團意味着嚴重的國際介入，但她仍堅持之前對義和團的懷柔政策。[67][68]
6月4日，奏請招撫義和團的何乃瑩由順天府尹升為督察院左副都御史[29]。
6月5日，太后派刑部尚書、總理衙門大臣、軍機大臣、兼順天府尹的趙舒翹，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前往涿州考察義和團。反對戊戌變法、力主廢黜光緒皇帝、主張招撫義和團殺滅西人的吏部尚書剛毅惟恐趙舒翹的匯報結果不利於義和團，也緊隨其後趕往涿州。其實趙舒翹經考察已明顯看出義和團所謂「神功」皆為虛假，但剛毅卻力言神功「可恃」[49]。
6月6日，慈禧太后召集大臣討論清廷的政策，「決計不將義和團匪剿除」。[69]惲毓鼎在6月6日記載：「五月初十日，知太后聖意，頗右義和團，欲倚以抵制外洋，為強中國之計。」[70]同日，清廷頒布上諭說：「飭令各地方官妥為彈壓，無論其會不會，但論其匪不匪。……昨已簡派順天府兼尹軍機大臣趙舒翹前往宣布曉諭。」[29]
6月10日，慈禧太后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這一決定讓外國公使格外不安。
6月13日，義和團從崇文門進入北京內城。
6月14日，剛毅上奏：
義和團其幼稚者，年不過十歲上下。奴才在馬上訊其練拳意欲何為？供稱原為保護身家。訊其聚眾欲作何事？供稱近被教民欺壓，是以集團報復。但一言及洋人，則怒目切齒，願得肝心。凡此之類，聞直隸、山東各州縣，無處無之，蚩蚩之眾，誅不勝誅。因聶士成派隊在高碑店駐紮，拳民等誤為洋兵，遂相抗拒，經該軍飭人曉諭，該民等跪迎，聶軍出其不意，轟斃拳民一二百名，自此結仇甚深。該軍進剿，殊形孟浪。[71]
6月16日，在第一次御前會議上，剛回京不久的剛毅向慈禧太后報告「拳民忠貞，神術可用」，朝中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亦主撫義和團，向西人開戰。
6月18日，庚子被禍五大臣之一的袁昶奏摺說：
臣於上年十月十三日（1899年11月15日）蒙恩召見，其時東省拳匪，借仇教為名茲事。臣曾面奏系邪教倡亂，應預為撲滅各情，旋經東撫袁世凱實力禁止，撲滅十餘巨股，東省晏然。……不意東省漸次肅清，流入直隸，直省督臣觀望遷延，養癰貽患，聽其蔓延，始謀不臧，咎實難辭。及淶水戕官，督臣裕祿見該邪匪借仇教為名，叛跡昭著，乃電奏力請剿辦，而內外議有異同，遲延未決，涿州踞城不已，延及永清、霸州各處。[72]
6月19日，在第四次御前會議上，慈禧太后下定決心向各國開戰，命令清軍準備攻打使館區[68]。光緒皇帝拉着許景澄之手說：「兵端一開，朕一人死不足惜，如天下生靈何？」君臣涕泣。[53]太后大喊「許景澄無禮」。
6月20日，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清廷設計刺殺。
6月21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發布《宣戰詔書》，號召全國軍民抵抗攻擊者[註 10][29]。
慈禧太后最終宣戰的原因，史學家有很多爭論。6月17日，慈禧太后收到了裕祿關於列強強索大沽炮台的奏報，但不知大沽已經開戰。一個有爭議的說法是6月17日，慈禧太后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時得到了假照會，認為外國要求她歸政於光緒皇帝。慈禧太后態度轉為支持義和團及向西人開戰。命剛毅、載漪、載勛、載濂、載瀾統領義和團，任載勛為步軍統領九門提督。18日，董福祥甘軍與西摩爾軍在廊坊激戰，西摩爾軍退回天津。19日，慈禧太后命令裕祿：「各國洋兵欲行佔據大沽砲台一所，事機緊迫，兵釁已開，該督須急招義勇，固結民心，幫助官兵節節防護抵禦，萬不可畏葸瞻顧，任令外兵直入。」因京津電報中斷，到20日，慈禧太后才獲得裕祿奏報，講述天津大沽已經開戰，天津清軍和義和團合力將租界敵人打退，軍威甚揚。至21日，慈禧太后正式宣佈開戰，詔書只提及西人強索大沽炮台，未提及大沽開戰，也未提及西摩爾聯軍意欲入京一事。
6月25日，載漪、載勳、載濂、載瀅四兄弟率義和團六十多人要殺死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阻止。
1900年5月31日，湖廣總督張之洞電報：「疊接北路電，拳匪因鬧教滋事，勢甚猖獗，定興至盧溝鐵路機廠車輛料廠盡毀，實堪駭異……此等匪徒，抗拒官兵，戕殺武職大員，毀壞國家所設鐵路，法所當誅。至於動手拆路焚屋之徒，按律亦當格殺勿論，應准官軍開槍轟擊。此乃借鬧教而作亂，專為國家挑釁。且鐵路與教堂何涉，可見實系會匪，斷非良民。若滋鬧不已……各國必以保護教士教民為詞，派兵自辦，大局將難收拾。」[29]幾日之後，張之洞致電許竹筠說：「輔清滅洋旗號，乃會匪故智。前年川、楚鬧教，亂匪皆是此旗。若因此姑息，大誤矣，能避槍彈更是謠言。」
6月8日，兩江總督劉坤一致電總理衙門：「惟匪勢如此猖獗，毀路踞涿，種種不法，名為忠義，實為叛逆，即使宣布解散，亦難保不散而復聚，蔓延日久，收拾益難。現聞大沽已有洋艦二十餘號，萬一出而干預，大局何以支持？畿輔重地，關係匪輕，似應一意主剿，通剿二股，則余股自滅；辟以止辟，正所以保全民命也」[29]。
6月15日，張之洞、劉坤一聯銜致電總理衙門，請即速剿辦義和團。電文謂：「……如再遲疑不自速剿，各國兵隊大至，越俎代謀，禍在眉睫。此實宗社安危所系，不敢不披瀝上陳。從來邪術不能禦敵，亂民不能保國。外兵深入，橫行各省，會匪四起，大局潰亂，悔不可追。」[68]
6月20日，張之洞、劉坤一聯絡幾省巡撫聯銜電奏慈禧：「各國洋電，皆以拳匪妄殺生釁，我不速剿，致動眾怒，日本電謂，若肯剿匪，尚有轉機，京城危機，北望焦灼。……即不與各國開釁，亦應痛剿，況無故戕害洋人、洋房，殺日本參贊，今海口已被占奪，都城滿布洋兵，增兵增艦，日來日多，禍在眉睫，直不忍言。從古無國內亂民橫行慘殺而可以治國者，亦未聞一國無故與六七強國一同開釁而可以自全者……仰懇皇太后、皇上聖斷，念宗社之重，速持定見，勿信妄言，明降諭旨，力剿邪匪，嚴禁暴軍，不准滋事。速安慰各使館，力言決無失和之意。」[67]
慈禧太后宣戰前夕湖廣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湘軍江忠源舊將）、兩廣總督李鴻章（淮軍領導人）、鐵路大臣盛宣懷（父親盛康是湘軍胡林翼的軍需官）、山東巡撫袁世凱（淮軍吳長慶的舊部）、閩浙總督許應騤（族叔許祥光曾與湘軍江忠源一起鎮壓太平天國）等大臣們，商議如何保存東南各省的穩定，避免列強有藉口入侵；清政府向十一國宣戰後，張之洞、劉坤一、李鴻章、許應騤、四川總督奎俊、袁世凱等，即和外國達成地方上的協議，稱東南互保。大臣們稱皇室詔令是義和團脅持下的「矯詔、亂命」，在東南各省違抗命令，除滅義和團。另外，同時密議倘若北京失守而天子與太后不測，他們將改建共和，選舉李鴻章為總統。
天津之戰從1900年6月14日開始[1]到7月14日結束，歷時一個月，中經大沽之戰、老龍頭火車站爭奪戰、紫竹林租界攻堅戰和八里台保衛戰，最後天津在7月14日被聯軍攻破。
6月14日，曹福田率領義和團數千人，從西門進入天津，直隸總督裕祿率領百官親自出迎。義和團在天津城西呂祖堂內設總壇口，又在老爺廟、老母廟、玉皇廟等處設立分壇[74]。6月27日，張德成率領「天下第一團」5,000人開進天津。
前期燒教堂及洋行的情形，據團民王恩富回憶：「6月14日那天夜裡楊壽臣老師帶領了我們燒掉了倉門口和鼓樓的4個教堂。」據團民李元喜回憶：「6月14日那天燒了西門裡的福音堂，鼓樓西教堂，鼓樓東倉門口教堂，小洋貨店街教堂。」據北門裡大街居民辛樹人回憶：「那天估衣街、鍋店街一帶燒教堂的大火紅了半個天。」據陳忠珊回憶：「義和團不但把玉皇閣以北洋行燒得片瓦不留，宮北新連卡佛、估衣街的一個洋行、以及大獅子胡同的紅記洋行都先後被義和團搗毀。」6月16日下午，據王晶華回憶；「在義和團攻擊衙門的時候還打開了軍械所得到了一批步槍。」此時在天津武裝的義和團達到3萬人。[1]6月17日，義和團圍攻紫竹林租界的戰鬥打響了
1900年6月27日天津老龍頭火車站情形，據李元善回憶：「紅燈照那些小閨女們，…進攻火車站，都被（聯軍）打死了。」28日72艘運輸船搭載張德成部5—6,000名義和團由大運河進入天津增援。[1]6月30日天津北洋機器局東局的情形，據劉金堂和宋文彬的回憶：「有個中國看守埋下了地雷，當洋人要進入東局子搶彈藥時，拉了地雷線便和洋人同歸於盡了。」據王恩普回憶：「當外國人接近東局子時其他人都撤退了，一個小官沒走，大家勸他撤退，他說：『我末了走，我和外國人一塊走。』等大家撤退完後他獨自把火線拉好，並且跑到房頂上呆着，等到外國人都來齊了，他把火線一拉，剎時間轟聲震天，跟不少外國人同歸於盡了」[1]。
1900年7月天津的混戰情形，據王三爺回憶：「一個義和團成員左二環拿雁翎刀上去把一個德國騎兵從馬上砍下來。」據郭治恩回憶：「窯灣子義和團當場剁死6個（聯軍）」，當天義和團被聯軍打死「百十來口子，被教民打死了6、70人」。據張招生回憶；「聶士成的軍隊經常吹噓，他們要先打義和團再打洋鬼子，聶士成要先安內後打外，義和團進攻紫竹林時，聶士成把他們趕到前面去要他們打洋人，洋人一開槍義和團死了很多，義和團向後退聶軍就開槍也打死了好多人，義和團兩面受敵。」由於聶士成拒絕增援義和團，聶士成被團民稱為「聶鬼子」、「聶等死」[1]。
據張鴻泰回憶：「6月13日（公曆7月9日）日本鬼子打來了，鬼子步兵到處槍殺團民，並放火燒了紀莊子，當時老百姓四處逃難，被打死了1—2,000人。」據王學鵬回憶：「東洋鬼子打進了紀莊，把青壯年全部給打死了。」據張家富回憶：「在紀莊犧牲的團民足足有1—2,000人，僅僅是死人頭上的髮絲還撿了幾十擔，第2年耕地時都是白骨。」據李長慶回憶：「打完紀莊子後，日本鬼子抄了聶士成後路，聶士成被打死，他的兵也死了不少」[1]。
1900年7月中旬義和團在天津最後的失敗情形，據沈德生回憶：「6月18日（公曆7月14日）一槍沒打一炮沒發，四門都插上小白旗了，把手城門的陳國壁，他說給外國人，叫外國人打扮成義和團就進來了，這都是奸細帶來的。」據李振德回憶：「天津失城也是因為有奸細的緣故，洋人向城裡一打炮，天津最高的禮拜寺、鼓樓都掛上了白旗，接着4個城門都插上了白旗，這才失的城。」據李鳳德回憶：「最後洋人進來還是有人做了奸細，南門有一個用小車推着一家老小到城門根來要求避雨，結果去城根接上了地雷，轟的一聲把城門轟開了。」據李漢卿回憶：「日本兵是從南門西南的廣仁堂附近的大窪坑鑽進城來的。」據孫潤卿回憶：「外國人是從西南角廣仁堂蘆葦坑裡來的。」據王文炳回憶：「由於直眼勾結外國人，而使洋人能偷偷地爬進（天津城）來。」據云振鐸回憶：「日本人是從葫蘆罐和二毛子一起進來的」[1]。
「當時老百姓都從北門西門逃出去，日本鬼子就把炮架在北門城樓上，開炮轟擊，北門內外死了不少人。」據李廷輔回憶：「北門裡死人太多了，人踩人人撞人，婦女更多小腳走不動，有的還抱着小孩被打死的。」據竇省三、陶繼承回憶：「北門裡外死屍堆得高高的，北門門洞都給屍體堵沒了。」據孫少棠回憶：「外國人進城絞死了許多中國人，有被外國人殺死的，也有被燒死的，其中有聶士成的士兵也有義和團」[1]。
北倉的戰鬥。據李順回憶：「奸細領着日本兵從西邊繞過韓家墅抄了馬玉昆的後路，清軍死了不少就退卻了，新軍退到北倉以西的倉口，馬玉昆上前面指揮，我和他一起過的浮橋。」據武備學堂預備軍官陳炳和回憶：「清軍已經埋伏準備好了，日本兵假裝清軍，把清軍又包圍了起來。但最外圍的日本兵又被清軍埋伏的人包圍，就這樣開了戰」[1]。
6月20日前，義和團對使館的唯一進攻性行動發生於6月14日。據竇納樂記載，這天夜間，義和團對使館哨兵「進行了好幾次攻擊」，但都被「輕易地擊退」[75]。顯然，這只是少數義和團的零星活動，並未構成對使館的真正威脅。6月20日之後，義和團對使館的圍攻也只是輔助性的，圍攻使館的主力一直是清軍[54]。
6月20日下午四點，清軍開始攻打使館，遂展開了55天的圍攻。6月20日至24日，攻勢比較猛烈。6月25日短暫停火，之後很快開始了更加猛烈的進攻。竇納樂報告說，6月25日夜半重新開始的射擊，是「迄今所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76]。6月25日至7月13日，幾乎每天都有激烈的戰鬥，使館防線一次次被突破，險情不斷出現。7月13日，清軍發動空前猛烈的全線進攻。7月14日，進攻減弱，更大的變化發生於7月16日，即天津陷落兩天之後。此後，對使館的進攻暫時停止[54]。
美國於7月3日經駐外使館向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俄國、奧匈、比利時、日本、西班牙、荷蘭和葡萄牙發出照會，再度申明門戶開放政策。
1900年7月3日通告，美國的政策與目的說明。（發往駐華列國使團。通告電報送交美國駐柏林、巴黎、倫敦、羅馬、聖彼得堡大使館以及美國駐維也納、布魯塞爾、馬德里、東京、海牙、里斯本使館，華盛頓，國務院，1900年7月3日。）在這一中國事務的危機態勢中，在現有情況的准許下，我們認為說明美國的態度是適當的。我們堅持1857年制定的對華和平政策。這項政策堅持和中國友好相處，並在治外法權條約所規定的權利和國家法律之下，促進合法商業貿易，以所有手段保護我們公民的生命財產。……迄至今日，美國總統的目的是與其他國家協同行動：首先，與北京對話並營救美國官員、傳教士和危難中的其他美國人；其次，努力盡一切可能保護中國各地的美國人的生命財產；第三，保衛所有美國正當的利益；第四，幫助防止動亂擴展到這個帝國的其他省份，出現同樣的災難。當然，現在預計以什麼手段達到這樣的目的為時尚早；但是美國政府的政策是尋求一種解決方案，這個解決方案的目的是能夠給中國帶來永久的安全與和平；維護中國領土與管理完整；保護一切友好國家在條約和國際法保證下一切權利；維護世界各國與中華帝國各地（之間）的平等、公正貿易的原則[77][78]。
大清帝國派駐美國的公使伍廷芳得知了美國的政策之後，分別向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通報美國希望與中國保持友好關係的願望以及堅持保護中國領土以及行政管理完整的立場。為了收拾慈禧太后因信任保守派大臣而製造的危局，光緒皇帝懇切地請求外援，在7月19日親自寫信給美國總統麥金利，在信中表達中國對美國的信任和友好之情，表示對中國目前局勢的嚴重擔憂，要求美國為中國維持和平作出努力。以下是英文的譯文：
中國長久以來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並且深深意識到，美國的目的是從事國際貿易。中美雙方對彼此均無懷疑和不信任。最近爆發的中國人與基督教傳教士之間相互的憎恨，引起了列強對朝廷立場的懷疑，認為清政府贊成人民歧視傳教，此懷疑並無根據。但是這種懷疑引起了大沽炮台被攻占，並由此引發了具有災難性後果的軍事衝突。情勢日益嚴峻危機。我們剛剛收到我們使節伍廷芳的電報，我們十分欣慰地得知，美國政府一直期待兩國的友好往來，對目前狀況十分關注。目前的中國被不可抗拒的進程所驅動，不幸招致國際上幾乎普遍一致的憤慨。為了解決目前的困境，中國對美國寄予特別的信賴。我們誠墾率直地致信於您，希望閣下想方設法，採取行動，協調各國一致為恢復秩序與和平作出努力。懇請您，並萬分焦慮地期待您的回覆。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1900年7月19日）[78][79][80]。
經過三天對中國政治局勢、權力結構以及北京暴亂情況的分析判斷，美國總統在7月23日作出回應。他沒有拒絕光緒皇帝的請求，但前提是：清政府保護公使館人員的安全，保證使館與各國聯絡暢通，配合各國的軍事援救行動。
我收到了您7月19日的信，我欣慰地獲悉您了解，除了希望正義與公平之外，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別無他求。我們派軍隊到中國的目的是為了解救我們處於危難中的公使館，保護在華美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依據國際法和協約，這些是美國人應當享有的權利。所有其他派軍隊抵達貴國的國家也公開表達了他們派兵出於同樣目的。從您的來信中我推斷，那些攪亂中國和平、謀殺德國公使和日本使館人員，而且目前圍攻倖存的北京外交人員的罪犯，不僅沒有從聖上您這裡得到贊同和鼓勵，而且他們實際上是在反抗陛下帝國的權威。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十分鄭重地敦促您的政府，向公眾確證：一、是否外國領事們還活著，如果活著，他們目前狀態如何；二、立即讓各國的外交代表與其國家自由聯絡，解除威脅他們生命與自由的所有危險；三、由帝國當局與遠征軍聯絡溝通，以便他們之間開展解救公使館、保護外國人和恢復秩序而進行的合作。如果這些目標都能達到，本政府相信，在列強這方面，妥善解決最近的麻煩所出現的所有問題將不會存在任何障礙。為達此目的，在其他各國的贊同下，本政府各友好部門將愉快地接受陛下的部署安排。威廉麥金利1900年7月23日國務卿約翰海複述[78][79][80]
但是光緒皇帝無力主導時勢發展，也無法改變清廷的政策，原因在於慈禧太后已宣布訓政，朝廷大政由慈禧太后主導。不過他的的善意、努力，體現了作為一個君主的負責任的態度。
8月1日起，清軍恢復對使館的炮擊，但猛烈程度遠不如7月13日以前。8月11日起，清軍重新對使館發動猛攻，直到北京陷落為止。8月4日，聯軍開始進軍北京。8月12日，占領通州。8月14日，聯軍攻入北京[54]。
聯軍占領津京後，當地排外、仇外的風氣大變，街頭一改人人包紅布、穿紅衣義和團打扮，天津百姓家門首皆插白旗，行人亦各持白旗，上寫「某某國戶人」，或「某某國順民、良民」。北京商鋪爭先貼出保護單，各國占管區居民，紛紛向聯軍士兵送萬民傘，時人記載：「昔則挾刃尋仇、滅此朝食，今乃忝顏娟敵，載道口碑，京師及各省都會，其翻譯通事之人，聲價驟增，勢力極盛，於是都中之人，咸歆而慕之，昔之想望科舉者，今皆改而從事於此途。」[81]
在北京，始於6月20日止於8月14日、對使館五十多天的圍攻終於結束[54]，此時使館裡的人員已經狼狽不堪。以樊國梁為首的教士們發出「布告」容許天主教徒在8月18日教堂解圍後八天之內搶奪生活必需品，規定搶奪不滿白銀50兩的，不用上繳；超過50兩的，應負責償還，或交教堂處理[82][83]。樊國梁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否認下令搶劫，而是因為當時無店有人，無法購買生活必需品，才自行搬走，但他下令要登記拿走多少，事後依記錄付了款[84][85][86]。
另一方面，根據馬克·吐溫撰文揭露，美國基督傳教士梅子明在美國第六騎兵團的陪同下，在北京周邊地區搜尋拳民，處死了疑似義和團成員的人[87]。另外，《紐約太陽報》在1900年12月24日的報道中引用梅子明的話，說天主教堂除了收取賠償金以彌補自身損失外，還要求以命抵命，用人頭換人頭；在任丘，有680名天主教徒被殺，所以他們要求用680條人命相抵[88][89]。
德國公使克林德被殺事件發生後，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決意報復中國，瓦德西於8月7日被任為聯軍總司令。然而瓦德西及德援軍在聯軍攻進北京後兩個月才到達中國。他們因為熱切執行威廉二世7月2日發佈的命令：「你們知道，你們面對一個狡猾的、勇敢的、武備良好的和殘忍的敵人。假如你們遇到他，記住：不要同情他，不要接收戰俘。你們要勇敢地作戰，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後還不敢窺視德國人」[註 11]。威廉二世的這段講話是對5世紀匈人入侵歐洲的回憶。後來這段話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被英國人借用來貶損他們的德國敵人。
八國聯軍中德俄兩軍被普遍認為在鎮壓義和團中最為野蠻兇悍，而且軍紀較差，德軍因其兇悍被冠以綽號為「匈奴」。而美日軍隊被認為「嚴守紀律，不擾居民」。當時為了避免危害，北京滿大街居民都臣服日軍，掛上自製的日本國旗及「Belong Japan（日本所有）」的標語。[90]
1900年7月17日至21日，八國聯軍之役期間，俄羅斯帝國以義和團破壞東清鐵路為藉口，對海蘭泡和清朝管轄下的江東六十四屯兩地中國居民進行大屠殺，共造成約7000名中國無辜居民死亡[91]。庚子俄難的稱呼來源自周繼功的《庚子俄難》一文，該文被收錄於《璦琿縣誌·第八卷》。因1900年是農曆庚子年，所以海蘭泡慘案和江東六十四屯慘案被合稱為庚子俄難。
庚子俄難中，海蘭泡慘案的目睹者，無不感到「毛骨悚然和為之心碎」。[92]一位參與大屠殺的義勇兵對屠殺場景有如下描述：殺人的一方，完全滅絕人性，他們不是魔鬼，便是畜牲。在人世間竟能看到如此慘景，簡直就是一場惡夢。如果被殺的人都是些還有掙扎能力的男子的話，也許不會如此悽慘，但是當看到一些緊摟嬰兒、企圖逃脫的母親被紛紛刺倒，從懷中滾落的嬰兒被碾得粉碎時，只有那些完全沒有人性的野獸才能禁得住。[93]連俄國的一位將軍也在日記中寫道：黑龍江悲劇是俄國人避而不談的話題。[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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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北窪的戰鬥。「劉十九總時常說，把洋人趕出去，直眼就自然不敢欺負咱們了。」劉呈祥部義和團有一支1200人的洋槍隊，「槍是從聶士成軍的逃兵那裡繳來的。」1900年8月19日戰鬥打響，據團民祁鳳呈回憶：「義和團隊伍被鬼子包圍了，鬼子的槍彈如雨，許多團民陣亡了。」[1]
- 山西固關的戰鬥。據路透社1901年4月30日倫敦電，德國東方遠征軍下屬一支80人的分隊在山西固關狹隘的山間小路中被武裝的中國人或清軍伏擊，45人陣亡。[95]清軍山西忠毅軍指揮官劉光才奏摺中也提到這次戰鬥，只不過將德軍傷亡誇大為上千人。
- 河北張家口的戰鬥，據西方新聞報道，進攻河北張家口德軍約克伯爵由於冬天住在農村生爐子，睡覺時一氧化碳中毒身亡，隨後德軍撤軍。
- 河北郎莊的戰鬥
在美國的歷史記載裡，稱這次軍事解除公使館危機行動為中國解救遠征。中國原稱為八國聯軍[96][97]。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則稱之為八國聯軍「侵華」戰爭，且改以前主流輿論對義和團的批評為頌揚。不過，中華民國史學界不存在八國聯軍「侵華」的命題[98]。
19世紀末，由於經濟發展滯後，貧困不斷加劇，加上一系列的自然災害。義和團運動開始在中國的華北地區出現，而且實力不斷增強。到了1898年，反對「外國勢力」的保守派思維主導了清朝對外的政策，並且說服義和團拳民停止對滿清的反對，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外國人。山東巡撫將義和團納入到當地的民兵組織，將他們的從義和團拳民改為義和團民兵。聽起來像是半官方性質的組織。此時的清朝官員有一些人相信義和團真的刀槍不入。儘管西方各國抗議，但是滿清的統治者慈禧太后很支持發展這樣的民間組織。[來源請求]
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激怒了義和團，尤其是教徒依靠中國傳統家庭裙帶關係。傳教士向地方上的滿清官員提出訴求，傳教士認為滿清的官員在審理民事訴訟和財產糾紛中應該更加照顧底層基督徒的訴求。1899年末，義和團持續攻擊在中國的基督徒和西方傳教士，引起了西方的不滿。1900年6月份，國家救援部隊從天津港登陸到達北京，6月13日皇太后慈禧下令滿清軍隊阻止外國部隊的前進。此時，義和團在北京燒毀了西方的教堂和外國使館住宅，並殺死了疑似基督徒的中國人。6月17日，外國部隊占領天津沿海的大沽要塞（也稱為大沽口之戰），以便恢復從天津到北京的交通。第二天，皇太后下令滿清軍隊殺死在華的所有外國人。德國大臣因此被殺死，其他各國外交大臣和家屬，以及職員，數百名中國基督徒被困於他們的公使館和北京的羅馬天主教大教堂。 長江中下游地區和華南地區的巡撫無視清政府的命令，並壓制其管轄範圍內的反外國勢力運動。這些地方官員認為，戰爭不是清政府對外的主導政策，只是在長江以北地區這些騷亂活動比較多。 一支由19000人組成的國家部隊（中國稱為八國聯軍），其中多數人來自俄羅斯和日本，也有一小部分來自英國，美國，法國，奧匈帝國和意大利。1900年8月，這支國際部隊攻陷了北京，解救了被困的外國人和基督徒並拿回了被搶奪的一些財產。西太后攜帶天子向陝西省西安方向逃跑，留下幾個皇太子與外國人談判。經過談判，制定了一個協議，該協議於1901年9月分簽署，雙方結束敵對關係，並對在華的外國人進行賠償。[來源請求]
慈禧太后逃往西安途中，命令各地官兵剿滅義和團。9月7日，慈禧太后發佈上諭，稱「此案初起，義和團實為肇禍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剷除不可」。同時，慈禧派慶親王奕劻及李鴻章為全權特使，與各國和談。
1900年10月，李鴻章抵達北京，向八個佔領國展開談判。當中俄國志在另約取得中國的東北；但英、美則以商業為重，希望保持在華的貿易利益，對俄國的擴張存有戒心，故此反對各國的領土要求。李鴻章從國際法上，提出義和團為叛逆，慈禧太后之前的宣戰詔令是被挾持之下發出，不承認中國與十一國交戰，事件是外國派兵來華助剿叛亂所引起。故此各國無割地的理據，而中國則只有賠償軍費的義務。最後達成的《辛丑條約》的正式名稱，亦只是一個中國與十一國之間的賠償協定，而並非交戰國之間的正式和約。至今，西方史書仍然以「拳民叛亂」（Boxer Rebellion）來稱呼整個義和團及八國聯軍事件。
慈禧太后一直被視為義和團事件的罪魁禍首，因此李鴻章在「懲辦禍首」的問題上與列強多番據理力爭，最後得到保證，列強在「懲辦禍首」的條款中不提及慈禧太后的名字，變相不再追究慈禧太后在義和團事件中的主要責任。
此外，根據《辛丑條約》的規定，作為戰敗國的中國，不能在天津市及京津鐵路沿線駐兵，袁世凱就從他武衛右軍挑了3000人，換上警察制服，接收天津的防務，變相收回了京津沿線主權，這支三千人的部隊就是中國最早的警察隊伍。僅用了半年時間，天津就被外國人描繪成世界上擁有最好的警察制度的城市[99]。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簽署《辛丑條約》，需要向各國給予總計4.5億兩白銀的戰爭賠款，分39年償還，史稱「庚子賠款」，由關稅及鹽稅中扣付。這個數目的意味著要向每個中國人懲罰一兩白銀。對此申報發表社論說「中國不能保護使臣致慘遭斃……曲誠在我……不得謂外人過於要挾也。」[100]賠款的總值按當時銀價，約為3億330萬美元。這筆賠款金額過於龐大，後來在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和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中國駐美公使梁誠、美國傳教士明恩溥、美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斯的交涉下，美國退還了部分賠款[101][102]；應付賠款2444萬，美國將當時尚未付足的1078萬從1909年1月起退還幫助中國建立海外留學教育系統。最初稱為「清華學堂」，為留美預備學校，即後來清華大學的基礎。其他收款各國也都陸續模仿這一模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退款來進行指定用途的在華文化事業，[103]如英國政府從庚子款中拿出五十萬兩白銀，在山西建立西學專齋，也就是後來的山西大學堂（今山西大學）[104]。這項撥款在李提摩太手裡管理十年，十年之後（1910年）又交給了山西省當局[105]。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北洋政府於1917年8月對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宣戰，並停止向這兩國賠付庚子賠款。一戰後到1924年中國政府先後與德奧匈俄達成了停付的協定。其他各國也都先後達成了全部或部分庚款退款協定規定將此後收到的庚款用於指定在華事業，1926年5月[106]，英國國會通過退還中國庚子賠款議案（退款用於向英國選派留學生等教育項目），即派斯科塞爾來華制定該款使用細則。1937年中日戰爭開始起停付日本款，1939年停付法國庚款，1943年國民政府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從此徹底停付[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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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義和團運動中，有240多名外國傳教士及2萬多名華人基督徒因此被害死亡（根據教會方面的統計）。
義和團事件中，全國各省，主要是華北的直隸、山西，以及內蒙古和東北，普遍發生針對外國人及中國基督徒的大規模集體屠殺事件。天主教、新教、東正教教職人員及中外基督徒皆有死傷。以下傷亡情況和死亡數字大都根據教會人士的統計，中國官方未有正式史料證實：
據統計，共有兩萬多名中國基督徒（天主教18000人，新教5000人）[109]在1900年夏天的屠殺中死亡，此外還有241名外國人（天主教宣教士53人，新教宣教士及其子女共188人，其中兒童53人）死亡[110]，僅在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工作的新教宣教士中，就有五十八人殉道，此外還有二十一個兒童遭害[111]。但戴德生後來拒絕了清政府為財產損失和人員傷亡作出的賠償，藉此向中國人民彰顯「基督的柔和謙卑」[112]。
- 山西，全省被殺的中國天主教基督徒計據說有5700餘人[110]，新教基督徒也有數千人，其中以戴德生創立的內地會為最多，其他屬於公理會，英國浸禮會等。7月9日，在太原山西巡撫衙門前，山西巡撫毓賢殺死天主教方濟各會宣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傑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註 12]，新教宣教士及其家屬子女34人（屬於英國浸禮會和壽陽宣教會，其中兒童11人），共計46人。[113][114]山西是全國仇殺外僑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詳見：太原教案）
- 內蒙古，7月19日，清軍馬隊攻進蒙古西南教區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頃地，村內大批天主教基督徒被殺，比利時籍的韓默理主教則被「手足合系，貫以竹竿，」然後「以鐵索穿肩骨，囚以籠」，到處遊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殺[115]蒙古東部教區則發生灤平縣活埋神甫事件。[116]蒙古中部教區除在西灣子（河北崇禮）主教座堂避難的5000多基督徒外，絕大部分（3200多人）被殺。
- 直隸（今河北），由於總督裕祿和臬司廷雍的支持，義和團遍及全省各縣，該省大批天主教基督徒（在清初與清末宣教士的影響下，直隸有相當數量信仰天主教的農村，至今該省仍是中國天主教基督徒最集中的省份）突然面臨死亡的威脅，紛紛在各處天主教基督徒集聚的村莊築堡壘抵抗。7月20日，陳澤霖率領的清軍攻破景州朱家河村，聚集在該村的3000多天主教基督徒與任德芬、湯愛玲兩神父，不分男女老幼，盡戮，[117]是1900年一次性死亡人數最多的屠殺事件。朱家河所在的直隸東南代牧區，共有50575名基督徒，在庚子事變中死亡了5153人，674座大小教堂幾乎全部被毀，只有獻縣張莊耶穌聖心主教座堂得以倖存。[118]保定附近的東閭村集中了9000名天主教基督徒在此避難，由於擊退了4萬名義和團的進攻，戰後成為北方著名的聖母朝聖地和中國天主教基督徒最集中的一個村落。
- 奉天（遼寧）被殺的天主教基督徒有1400多人，其中有1名主教，10名神父[116]。7月3日，義和團聯合清軍摧毀奉天小南門外的耶穌聖心主教座堂，紀隆主教、7名中外神父、以及400餘名基督徒全部燒死在堂內[119]。
此外，也有許多與教會無關的中國人被義和團殺害，數量遠超被害基督徒[110]，未有統計（單北京死於義和團手下的民眾有數萬人）。
義和團運動的結果：慈禧太后打消了廢除光緒皇帝皇位的念頭，但持續訓政；另一方面則延續戊戌變法的思潮，啟動了一場政治體制改革——新政，以求避免政府倒台。
在漢族仕紳階級看來，滿人的統治威信大幅下降，東南各省督撫在事件中擅自違令行動，事後反而得到褒獎（即東南互保）。各地的封疆大吏開始出現不受中央控制的政治意向，統一集權的態勢開始解體。十年後，南方革命黨反政府的活動激進化，團結各省新軍於1911年武昌爆發辛亥革命，南方各省直接違抗清政府自行宣佈獨立或觀望。最終袁世凱迫使清帝退位，中華民國得以肇建。而地方政治實力上升所造成的割據局面，導致民國軍閥混戰的政局。
義和團對清末經濟造成嚴重損失，不僅傾力破壞華北大地上所有現代化設施，而且導致北方商貿活動迅猛凋敝，負面影響覆蓋全球33%以上的國際貿易活動。上海是當時中國對外貿易中心，因拳亂緣故，為免中途意外，舉凡天津商人及貨物都停滯上海。從外商定購的各類日用洋貨如紗、布、藥等均堆積如山，無人提取。天津一地的商業阻滯，受影響更嚴重的是中國北方省份。天津樞紐不運轉，則行銷於東北乃至北京直隸一帶的通貨只能囤積上海港口，而且日積月累，越來越多。義和團運動也導致國家稅收銳減，銀行（錢莊）倒閉。各處錢莊連本金都收不回，倒閉勢所難免。北京的錢莊，則有相當數量被燒被毀。
俄國乘機佔據了大量東三省領土。俄國對遼東的租借地關東州正式得到承認。俄國的行動威脅英美所希望維持的中國的領土完整及貿易開放（門戶開放）政策；並最終與在遼東和南滿洲東部省份希望擴展勢力範圍的日本衝突。經過兩年的談判，最終雙方關係破裂並在1904年2月爆發了慘烈的日俄戰爭。根據辛丑條約，日本可以在中國一部分地區駐軍，保護僑民和交通路線，這為日後的中日衝突埋下了隱患，並最終引發了七七事變。
光緒26年（1900年）：義和團圍攻東交民巷外國使館，6月23日，位於英國使館北鄰的翰林院遭縱火，清朝初年就所剩無幾的《永樂大典》幾乎全部遭到義和團焚燬，所餘無幾。翰林院內僅存64冊被陸潤庠運回府中（有說永樂大典為八國聯軍燒燬，但此時八國聯軍剛剛登陸大沽，尚未進入北京）[120]。
1901年6月11日，慈禧太后下詔，停止外僑被「戕害凌虐」的以下45個城鎮文武考試5年：山西省太原府、忻州、太谷縣、大同府、汾州府、孝義縣、曲沃縣、大寧縣、河津縣、岳陽縣、朔平府、文水縣、壽陽縣、平陽府、長子縣、高平縣、澤州府、隰州、蒲縣、絳州、歸化城、綏遠城；河南省南陽府、河內縣、鄭州、光州、陳州府；浙江省衢州府；直隸省北京順天府、保定府、永清縣、天津府、順德府、望都縣、獲鹿縣、新安縣、通州、武邑縣、景州、灤平縣；東三省盛京、甲子廠、連山、於慶街、北林子、呼蘭城；陝西省寧羌州；江西省鄱陽縣；湖南省衡州府。
八國聯軍司令德國元帥阿爾弗雷德·馮·瓦德西的《瓦德西拳亂筆記》：
吾人對於中國群眾，不能視為已成衰弱無德行之人；彼等在實際上，尚含有無限蓬勃之生氣，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
不過這句話之後的1903年又發生了瓜分危機，「由於俄國占了奉天，各國要實行瓜分的政策」。[121]
馬克·吐溫於1900年11月23日，在紐約公共教育協會上發表《我是一名拳民》（又譯《《我也是義和團》）的演講：[122][123]
為什麼不讓中國人擺脫那些外國人？既然我們並不准許中國人到我們這兒來，我願鄭重聲明，讓中國人自己去決定，哪些人可以到他們那裡去，拳民（義和團）是愛國者，我們祝願他們成功。拳民主張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拳民，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列寧的評價：
中國人並不是憎惡歐洲人民，因為他們之間並無衝突，他們是憎惡歐洲資本家和唯資本家之命是從的歐洲各國政府。那些到中國來只是為了大發橫財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謂文明來進行欺騙、掠奪和鎮壓的人，那些為了取得販賣毒害人民的鴉片的權利而同中國作戰（1856年英法對華戰爭）的人，那些用傳教的鬼話來掩蓋掠奪政策的人，中國人難道能不痛恨他們嗎？
然而義和團的人格，與庚子辛丑以後，一班媚外的巧宦，和賣國的奸賊比較起來，真是天淵之隔。可怪他們還笑義和團野蠻。哼！義和團若是野蠻，他們連猴子也趕不上。
義和團事件的起因十分明白：一是經濟上的原因——農民對於帝國主義侵略的反抗；一是政治上的原因——清廷反動政局趨於極端之結果。[125]若因為參加義和團運動者為全民中之少數，則參加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者，也是全民中之少數，我們決不能只據實際參加者之數量，便否認其質量上代表全民族的意識與利益。文明的紳士學者們，說義和團事件是少數人之罪惡，說列強不應該懲罰到義和團以外的人，不啻是向列強跪着說：我們是文明人，我們不曾反抗；汝們懲罰少數的義和團，不應該皂白不分連累到我們大多數安分屈服的良民。情形如果是這樣，還幸虧有野蠻的義和團少數人，保全了中國民族史上一部分榮譽！[126]
毛澤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對《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文的批語和修改（1）（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究竟是中國人民組織義和團跑到歐美、日本各帝國主義國家去造反，去「殺人放火」呢？還是各帝國主義國家跑到中國這塊地方來侵略中國、壓迫剝削中國人民，因而激起中國人民群眾奮起反抗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貪官污吏？這是大是大非問題，不可以不辯論清楚。」
義和團運動是中國人民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表現，他們的英勇鬥爭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127]
義和團的英雄們，在祖國處於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嚴重時刻，挺身而出，高舉反帝愛國鬥爭的革命大旗，同帝國主義強盜及其走狗進行了英勇鬥爭...義和團的英勇鬥爭，是中國人民的光榮和驕傲，是五十年後中國人民偉大勝利的奠基石之一。它使侵略者親自嘗到了中國人民鐵拳的滋味，粉碎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迷夢。[128]
1900年6月19日, 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刊物《前進報》發表社論《鐵拳》, 稱讚義和團是「中國的起義者」, 還特別強調:「中國在其維護本國的領土和民族特點的鬥爭中, 應同布爾人一樣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129]
曾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日本人宮崎滔天, 在1900年10月4日至18日的日本《二六新報》上, 發表名為《獨酌放言》的長文。該文借一位嗜酒的「無賴道士」對客人酒後「放言」, 表達了宮崎滔天自己的思想。無賴道士告訴客人一些作王的心得體會，說:「你要像愛自己一樣去愛支那人, 你只有像支那的愛國者那樣去同情支那的國情, 你才能擁有作王的資本。」客人說:「支那已被瓜分, 當不成王了」。無賴道士說:「這種想法可要不得，如果遭到為白人所瓜分的災禍，那作為支那人, 你將怎麼辦？你不生氣嗎？生氣，當然要生氣，生了氣又怎麼辦？那就只有當義和團了，當義和團。當了又有什麼！說什麼混帳話。馬上去當義和團, 那是人的天真自然的感情嘛！就是你最好的方策嘛! 」可見在宮崎滔天看來，面對列強的瓜分，像義和團那樣奮起反抗是「天真自然的感情」, 是「最好的方策」。[129]
蔡元培在1916年說：「滿洲政府，自慈禧太后下，因仇視新法之故，而仇視外人，遂有『義和團』之役，可謂頑固矣。」（《華工學校講義》）
李大釗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論文《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1918年7月1日）中說：「時至近日，吾人所當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長，以濟吾東洋文明之窮。斷不許以義和團的思想，欲以吾陳死寂滅之氣象腐化世界。」
陳獨秀在發表在《新青年》上的《克林德碑》一文，更是全面分析了義和團運動在五個根本方面反時代潮流的特徵，陳獨秀最後總結說：「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並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現在世上是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的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的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哪條道路而行才好呢？」「義和拳就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130]
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指出，義和團的行為除了殺害無辜的外國人外，也直接造成許多無辜的中國人受害，而且針對對象也包括光緒帝（所謂一龍）、李鴻章、奕匡（所謂二虎）、京官大臣（所謂十三羊，或謂三百羊，宣稱京官除十八人外全應殺[56]），除屠殺外，也姦淫據掠[56][131]，無法無天，其不人道處比八國聯軍更甚，實屬野蠻殘暴。如據當時記載：「城中日焚劫，火光連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為教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其殺人則刀矛並下，肌體分裂，嬰兒生未匝月者，亦殺之殘酷無復人理」，「京師盛時，居人殆四百萬。自拳匪暴軍之亂，劫盜乘之，鹵掠一空，無得免者。坊市蕭條，狐狸晝出，向之摩肩擊轂者，如行墟墓間矣。」[132]「義和團之殺教民毛子也，備諸酷虐，剉舂，燒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殺，殆難盡述。京西天主堂墳地，悉遭發掘，若利瑪竇，龐迪我，湯若望，南懷仁諸名公遺骨，無一免者。勝代及本朝御碑，皆為椎碎。保定屬有張登者，多教民，團匪得其婦女，則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體，以為笑樂。」[56]天津之戰開始後，一些拳民看見遠處有個婦女在跑，就大喊道：「直眼往何處逃？」她聽到後跪在地上說：「我非直眼，乃某處某人之妻也。」拳民說：「爾額有紋，安能諱耶？」隨即把她拖至壇門外殺掉[13]。
歷史作家金滿樓表示，義和團的口號是扶清滅洋，「洋」代表了與西方有關係的一切人和事物，因此都在消滅的範圍內，這其中既包括信教的洋人和不信教的洋人、「洋教」、與洋教有關係的中國教民，也包括從西洋傳來的西藥，洋布，等等。楊典誥在《庚子大事記》中說：「自教堂教產燒畢後，所有城內外凡沾洋字各鋪所儲洋貨，盡行毀壞，或令貧民掠取一空。並令住戶人等，不得收藏洋貨，燃點洋燈。於是家家將煤油或箱或桶潑之於街。又傳言殺盡教民後，將讀洋書之學生一律除去，於是學生倉皇失措，所有藏洋書之家，悉將洋書付之一炬」。仲芳氏也在《庚子記事》中說：「又哄傳各家不准存留外國洋貨，無論巨細，一概砸拋，如有違抗存留，一經搜出，將房燒毀，將人殺斃，與二毛子一樣治罪。」由于洋貨在很多方面確實為老百姓提供了方便，因此商人為免毀壞，就給洋貨或者帶「洋」的貨品改名換姓，譬如「洋藥」改稱「土藥」，「洋布」改稱「土布」或者「西布」，「洋貨鋪」改稱「廣貨鋪」[133]。六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許，一隊團民巡行到大柵欄老德記藥房前，發現這裡出售洋貨，即縱火焚之。仲芳氏《庚子記事》載：「義和團焚燒前門外大柵欄老德記大藥房，不意團民法術無靈，火勢猛烈，四面飛騰，延燒甚凶。計由大柵欄慶和園戲樓延及齊家胡同、觀音寺、楊梅竹斜街、煤市街、煤市橋、紙巷子、廊房頭條、廊房二條、廊房三條、門框胡同、鎬家胡同、三府菜園、排子胡同、珠寶市、糧市店、西河沿、前門大街、前門橋頭、前門正門箭樓、東荷包巷、西荷包巷、西月牆、西城根。火由城牆飛入城內，延燒東交民巷西口牌樓，並附近鋪戶數家。自清晨起，直至次日天曉始止，延燒一日一夜。」「義和團在老德記大藥房將火點起，令四鄰焚香叩首，不可驚亂。及至延及旁處，團民不許撲救，仍令各家焚香，可保無虞，切勿自生慌擾。既至火勢大發，不可挽救，而放火之團民，已趁亂逃遁矣。是以各鋪戶搬移不及，束手待焚，僅將賬目搶護而已。」李希聖在《庚子國變記》裡說，這次大火「焚正陽門外四千餘家，京師富商所集也，數百年精華盡矣。延及城闕，火光燭天，三日不滅。」
史學家馬洪林等表示，義和團相信天災頻仍（1899年1900年的旱災）是基督宗教造成的，久旱無雨意味着天上神靈遭到了教堂和教民的褻瀆，認為只有推倒教堂，掃平洋人和教民，才能感動上天降雨[134]。義和團降神附體，念咒畫符，如「避槍炮火咒」、「請神咒」、「請師咒」、「護身咒」。拳民戰鬥時都要口念咒語，祈求各路神仙「神靈附體」、「顯靈護身」。他們請的神大多來自於章回小說與民間故事：有周朝太公望、戰國鬼谷子、漢壽亭侯關羽、無生老母、三清、玉皇大帝、如來佛祖、彌勒菩薩、觀世音菩薩、二郎神、哪吒、唐三藏、孫悟空、天蓬元帥豬八戒、濟公、張天師等，甚至一些幾乎無人祭祀，只在說書中出現的鴻鈞老祖、通天教主、驪山老母、唐朝樊梨花、宋朝穆桂英、金刀聖母、柳樹精、黃三太等等[135]。義和團相信他們打的是神鬼之仗，是神靈與妖鬼的戰爭。團民堅信自己代表神，那麼洋人、教士及教民作為神的對立面，也就理所當然地被看做是鬼。所憑藉的是法術，而不是人力[134]。但義和團相信女人裸體、女人的穢物（便溺、經血、月經布等）的陰門陣會破解他們的避炮的法術[136]。「各洋樓架大砲甚多，每砲皆有一赤身婦人跨其上，所以避砲之法不能行」[137]。崇信拳匪者傳云：「義和拳與洋人合仗，洋人不能敵，忽洋人軍隊中有一婦人赤體立，義和拳法術被破，不敢前進」[138]。團每戰必敗，或問故？團曰：「每戰輒見洋人隊中，有赤身婦人立於陣前，致法術為其所破」[139]。「西十庫開仗，忽有赤身婦女走出，團民受傷者眾，樓周圍掛婦人皮，並各穢物，以致團民難以得勝，東交民巷亦用此法」[55]。團民欲燒毀西十庫教堂，卻意外波及了附近的數處民居，教堂絲毫未損，對於這種結果，團民們普遍的解釋是：「此處與別處教堂不同，堂內牆壁，俱用人皮黏貼，人血塗抹，又有無數婦人赤身露體，手執穢物站於牆頭，又以孕婦剖腹釘於牆上，故團民請神上體，行至樓前，被邪穢所沖，神既下法，不能前進，是以難以焚燒[140]。女體是污穢的觀念使得婦女成為團民眼中畏懼的對象；為防污穢，義和團禁止婦女出門，不知此令而出門被殺的婦女甚多[13]。團民認為唯有「紅燈照」才能反制女性這種厭勝能力，所謂：「須待紅燈照來時方可，紅燈照盡是少女幼婦，故不畏髒穢之物耳」[55]；又說：「一切軍器皆不畏懼，槍砲遇之即不能燃，義和團法術雖大，然尚畏懼穢物，紅燈照則一無所忌，與義和團聯合一氣」[55]。
參與八國聯軍進攻北京的美國陸軍第二指揮詹姆斯‧威爾遜少將在回憶錄中說:「(義和團運動)本質上是愚昧迷信與覺醒進步之間的衝突，它威脅了每一個在(清)帝國境內的外國人的生命與財產，外交人員與傳教士也不例外。」[141] 康有為《拳匪頭王培佑超升京尹論》:
梁啓超《中國積弱溯源論·積弱之源於風俗者》：
「夫今日拳匪之禍，論者皆知為一群愚昧之人召之也。然試問全國之民庶，其不與拳匪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全國之官吏，其不與通拳諸臣一般見識者幾何人？國腦不具，則今日一拳匪去，明日一拳匪來耳」[142]。
嗟呼！庚子妖民愚豎，盜兵潢池，其遺禍國家至矣，然而其中不可謂無愛國者。特愚妄憤戾，而其術又純出於野蠻，此其所以終被惡名，而無以自解於天下。嗚呼！亦可傷已。[143]
秋瑾《精衛石》：
「義和拳釀成大禍難收拾，外洋的八國聯軍進北京。」
「有野蠻之革命，有文明之革命。」「野蠻之革命有破壞，無建設，橫暴恣睢，知足以造成恐怖之時代，如庚子之義和團，意大利加波拿里，為國民添禍亂。」
蔣中正對義和團持負面評價。1957年5月24日發生劉自然事件導致美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被攻擊事件後，據蔣經國日記於29日所載：「十時出席總動員月會，父親曾痛心責備搗毀美使館之事件，謂過了六十年尚不能接受義和團的亡國教訓，殊實可嘆，並認為此乃最大之國恥。當晚拜見父親，父親嚴責處理案件之遲緩。」[144]:49
余英時認為：
如果沒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義和團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國聯軍」。八國聯軍「侵略中國」這個說法是中國共產黨修改的歷史。我們中國一向有一個輿論（傳統），就是你只要跟外國人一發生矛盾，你必須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說幾句公道話，說外國人有外國人的道理，你不能隨便不尊重外國人的習慣，那你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漢奸」。[98]
袁偉時認為：
大陸歷史教科書對義和團的評價是有意美化的，義和團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反帝和反封建[145]。
李文海稱義和團運動中除了多傷人命之外，中國人經濟財產也遭受巨大損失。例如，義和團在北京前門外大柵欄點火焚燒老德記洋貨鋪和屈臣氏洋藥店，結果烈火乘風勢迅速蔓延，一把火燒掉了附近的商鋪1800餘家，民居7000餘間[146]。
孫中山：大東書局《三民主義淺說》《民權初步·第五講》
像庚子年發生義和團，他們的始意是要排除歐美勢力的，因為他們要排除歐美的勢力，所以和八國聯軍打仗，當時所用的武器便是大刀。要用大刀去抵抗聯軍的機關槍和大炮，那種舉動就是當時中國人對於歐美的新文化之反動，對於他們的物質進步之抵抗，不相信歐美的文化是比中國進步，並且想表示中國的文化還要好過歐美。就那次戰爭的情形而論，西摩有幾句批評說：照當時義和團之勇氣，如果他們所用的武器是西式的槍炮，那些聯軍一定是全軍覆沒的。但是他們始終不相信外國的新式武器，總是用大刀、肉體和聯軍相搏，雖然被聯軍打死了幾萬人，傷亡枕藉，還是前仆後繼，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次血戰之後，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不過庚子年的義和團，是中國人的最後自信思想和最後自信能力去同歐美的新文化相抵抗。由於那次義和團失敗以後，中國人便知道從前的弓箭刀戟不能夠和外國的洋槍大炮相抵抗，便明白歐美的新文明的確是比中國的舊文明好得多。
1963年的電影《北京55日》以義和團圍攻北京外國使館為題材[147]。《北京55日》於西班牙拍攝，由於拍攝需要數千名中國演員，電影公司從西班牙全國各地幾乎把找到的中國人都拉來排戲了。這樣的結果導致在電影拍攝期間西班牙全國的中國餐館幾乎都關閉，因為餐館員工（通常是業主）都被電影公司所僱用。電影公司僱用了如此多的中國人以致在幾個月的時間內，西班牙全國幾乎找不到中國餐館吃飯。
1975年，香港的邵氏兄弟拍攝了一部反映此事件的電影，名為《八國聯軍》（Pa kuo lien chun）[148]，導演張徹使用高預算拍攝了一個關於覺醒與復仇的大場景故事。《八國聯軍》描述了拳民的追隨者因受欺騙而相信他們刀槍不入水火不傷。電影的武術導演是劉家良，由傅聲主演。
九場京劇《紅燈照》[149]，1977年由中國京劇院四團演出[150]，呂瑞明、閻肅編劇，楊秋玲、劉長瑜等主演。此劇在1979年榮獲文化部頒發的建國三十周年獻禮演出劇本創作一等獎，演出一等獎。並被改編為話劇、評劇、豫劇、淮劇、山東梆子、秦腔、越劇、隴劇等劇種演出。
1985年，台灣表演工作坊舞台劇《那一夜，我們說相聲》段子四：記性與忘性（北平1925），主角王地寶（李立群飾演）闡述此事件經過，亦參考這段史事作為故事片段。
1986年，中國大陸作家馮驥才關於義和團運動的小說《神鞭》被改編成電影，著名演員陳寶國參演。電影的主人公「傻二」的辮子神力無比，可作為傷人利器，被稱為「神鞭」。傻二亦憑借這項才能加入了義和團。在一次和「洋人」的戰鬥中，傻二的戰友大都陣亡，傻二的辮子也被洋槍打斷，此後傻二一度陷入消沉。但在故事的結尾，傻二剪掉了辮子，變成了一位神槍手，繼續和外國勢力作鬥爭。傻二有一句總結全劇主旨的名言：「祖宗的東西再好，該換的時候也得換換」。
1992年香港導演徐克所拍攝電影《黃飛鴻之男兒當自強》，亦參考這段史事作為故事背景。但片中影射義和團作亂的白蓮教實際上也遭其迫害。
1993年香港導演徐克所拍攝電影《黃飛鴻之王者之風》，亦參考這段史事作為故事背景。
1995年尼爾·斯蒂芬遜（Neal Stephenson）寫了一部後數字朋客小說《鑽石時代》（The Diamond Age），義和團拳民在2100年代的上海佈置中被含糊提及。
1999年，日本演劇實驗室萬有引力所首演的《怪人傅滿洲》（怪人フー・マンチュー）也以這段史事作為故事背景。
2008年，中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出版的長篇小說《檀香刑》所敘述的故事以義和團運動為背景。
2013年，Irrational Games出品的電子遊戲《生化奇兵：無限》中包含了義和團運動的歷史要素。遊戲中的天空城「哥倫比亞」曾在義和團運動期間飛臨並炮擊北京城
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名義頒詔，稱其不能誕育子嗣，乃收繼端郡王載漪之子，15歲的溥俊為義子，稱大阿哥，史稱己亥建儲。外國公使們都拒絕入宮朝賀，明顯反對慈禧太后罷黜光緒皇帝，讓慈禧太后大為不悅
1月27日（當日為農曆臘月二十七），英、美、德、法等在華公使第一次聯合照會，要求慈禧太后取締義和團。慈禧太后極為憤怒。
4月20日，保定清苑義和團與基督徒大規模械鬥，「拳民與基督徒各聚多人，竟自械鬥，勢甚兇猛」。
5月12日，保定淶水義和團與基督徒大規模械鬥。
5月22日，義和團戕殺前來平定械鬥的清軍將領楊福同。
5月27日，數萬義和團進入距北京僅有五十多公里的涿州，之後攻打涿州和北京之間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梁及電報設施。
5月29日，義和團焚燒北京近郊的豐臺車站。車站、車廂、商店、皇室專列全部被燒。
5月31日，在慈禧太后同意下，337名外國水手及陸戰隊員登岸，乘火車於當晚抵京，一說6月1日抵京，防衞使館區。另外89名德國及奧國陸戰隊員於6月3日抵京。[151]
6月5日，慈禧太后派刑部尚書兼順天府尹的趙舒翹，及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何乃瑩前往涿州考察義和團。吏部尚書剛毅惟恐趙舒翹的匯報結果不利於義和團，於6月6日也趕往涿州。其實趙舒翹經考察已明顯看出義和團所謂「神功」皆為虛假，但剛毅卻力言神功「可恃」。
6月6日，晚，在榮祿的再三懇求下，慈禧太后召集各王公大臣，討論當時的緊急形勢。在此會議上，端王載漪、剛毅、啟秀等人聲稱義和團是忠心於國的義民，可以用來抵禦西人。
6月7日，在太后慈禧許可之下，大批拳民開始進入北京。
6月8日，義和團在北京外城舉行大示威，崇文門、正陽門和宣武門外喊聲沖天。
6月9日，董福祥率甘軍進入北京，駐守永定門。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透過電報向西摩爾稱，北京城內局勢每小時正在惡化，要求西摩爾為進軍北京作好預先安排。
6月10日，慈禧委派端郡王載漪出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越來越多的義和團拳民陸續進入北京，最多時北京的拳民超過十萬。是日起，北京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對外通訊斷絕。各國急商，增派一支由2157名各國海軍及海軍陸戰隊人員（英軍916人、德軍540人、俄軍312人、法軍158人、美軍112人、日軍54人、義軍40人、奧匈軍25人）組成的援軍入京，由英國海軍中將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任聯軍司令，美國海軍上校麥卡加拉為副司令、俄國上校沃嗄克任參謀長。
6月11日，聯軍從塘沽搭火車出發，經天津前往北京保衛使館。火車開至楊村，開始遭到清軍聶士誠部和義和團的抵抗。同日，日本駐華使館書記杉山彬在北京永定門內被剛調入京的董福祥甘軍殺害，被開腹剖心。[151]
6月12日，聯軍邊修路邊緩緩前進。至14日在廊坊車站遭到聶士成之武衛前軍和義和團的頑強抵抗。16日，聯軍放棄由鐵路進京計劃，決定改走水路由白河前往北京，先返回楊村，然後在該處組織乘船進京。18日，聯軍撤回天津紫竹林租界。清政府稱此役為廊坊大捷。
6月12日，兩名義和團民乘騾車從使館前的馬路經過，他們並未攻擊使館，而德國公使克林德卻衝出使館向他們進攻，拘捕其中一人。
6月13日，義和團進入內城，當天燒燬孝順胡同亞斯立堂、雙旗竿（今外交部街西口外）倫敦會、八面槽（王府井）天主教東堂、燈市口公理會、東四五條西口的美國福音堂、交道口二條長老會、鼓樓西鴉兒胡同長老會、西直門內天主教西堂、西四羊肉胡同基督教堂、石駙馬橋安立甘會、宣武門內天主教南堂共11所教堂。有3,200名天主教徒逃入（有42名法兵保護）天主教北堂，2,000多名基督徒逃入東交民巷的使館區。拳民在北京放火燒掉教堂和一切與西洋有關的事物。義和團在意大利、奧地利使館附近焚燒教堂，使館駐軍到使館外向義和團開槍。
6月14日，曹福田率領義和團數千人，從西門進入天津，直隸總督裕祿率領百官親自出迎。義和團在天津城西呂祖堂內設總壇口，又在老爺廟、老母廟、玉皇廟等處設立分壇。義和團焚燒鼓樓東倉門口教堂，蔓延到附近二十家，又焚燒鼓樓西的倫敦會教堂。6月27日，張德成率領「天下第一團」5000人開進天津。
6月14日，北京方面，義和團「焚燒順治門（宣武門）大街耶穌堂」，「順治門內天主堂，並施醫院兩處，又焚燒西城根拴馬樁、油房胡同、燈籠胡同、松樹胡同教民之房屋百間，砍殺男女基督徒無數」。據竇納樂記載，這天夜間，義和團對使館哨兵「進行了好幾次攻擊」，但都被「輕易地擊退」。
6月15日，慈禧太后曾一度傳旨，令在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及山東巡撫袁世凱速入京。
6月16日，義和團燒燬前門老德記西藥房，而附近約千家商舖受波及而被燒成廢墟，正陽門樓、北京24家鑄銀廠也遭燒燬。拳民同時四處破壞教堂攻擊基督徒，莊王府前大院被當成集體大屠殺的刑場。除了屠殺基督徒外，義和團更濫殺無辜，誣指許多市民（包括許多婦女兒童）為白蓮教而燒死戮死，如據當時目擊者記載：「鄉民適趨市集，七十餘人悉縶以來；偽飾優伶冠服兒童戲物，指為白蓮教；下刑部一夕，未訊供，駢斬西市。有婦人寧家，亦陷其中，雜誅之，兒猶在抱也」[110]；也有被公報私仇而殺者，如扶持義和團的莊親王載勛、端郡王載漪的好友副都統神機營翼長慶恆一家大小十三口因被尋仇於七月初被全部殺害。而義和團民的不同派別也互相武鬥殘殺。義和團、京師禁軍和甘軍也肆意姦殺婦女，不計其數。除了屠殺姦淫外，義和團及清軍也擄掠洗劫商戶平民，並將贓物公開拍賣。當時的權貴之家也不能倖免，如吏部尚書孫家鼐、大學士徐桐的家都被搶掠，徐桐（時年八十）[註 13]更被義和團民拖出批鬥。是日慈禧太后召開第一次御前會議後，一度發出勒令解散拳民的上諭。
6月，山西義和團焚燒教堂，山西巡撫毓賢登高望到火光稱「天意也」並禁止清軍救火，有英國教士逃出，對群眾說「昔晉省大（旱），吾輸財五六萬，活數千人。今獨不能貸一死耶？」被清軍殺害。一英國婦女抱著兒子跪下，說她施醫每年救活數百人，請求饒過她和兒子。被士兵擊倒，和兒子一起推入火中活活燒死。7月，毓賢派士兵守太原城門，禁止教士出入，又將教士老幼囚禁在鐵路公所。7月9日，毓賢將這幾十名教士及其家屬婦孺押至撫署，殺害英國教士及家屬男女老幼三十餘人及僕役二十餘名，梟首示城門，剖心棄屍，積如丘山。又驅趕法國天主堂修女二百餘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從。毓賢下令斬為首二人，令修女飲兩人的血，有十六人將血飲下。毓賢下令將這十六人縳懸高處，迫其他人背教，皆不從。清軍士兵又掠走貌美的修女幾十名，但都不屈，最後全被殺害。[22]
6月17日，天津大沽炮台失守。京城召開第二次御前會議：榮祿遞交的外國使團勒令慈禧太后還政於光緒皇帝的照會（系載漪偽造），讓慈禧太后憤怒至極，完全否決了光緒皇帝主和主張，慈禧太后做戰前動員，令載勛出任步軍統領九門提督，載勛、剛毅、載濂、載漪、載瀾統率義和團。光緒皇帝焦急地走下龍椅拉着許景澄的手說：「你做駐外使節多年，對西方比較了解，說實話大清國能否戰勝列強？」許景澄流着眼淚說：「皇上要我說實話，我不敢欺騙皇上，據臣所知，其任何一國的實力都在大清國之上，對八國用兵須格外審慎。」慈禧太后聽後勃然大怒。
6月18日，第三次御前會議：討論是否攻打使館，光緒皇帝已經喪失了發言權，對外宣戰的呼聲前所未有的高漲。
6月19日，第四次御前會議：發最後通牒，限外國人24小時離開北京，會議不再給官員們討論的機會，而強行作出了對外宣戰的決定。清政府總理衙門照會各國駐華使節「限二十四點鍾內各國一切人等均需離京」。當晚，各國公使聯名致函總理衙門，以路途安全無保障為由，要求延緩離京日期，並要求次日上午9時前給予答覆。
6月20日上午，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國前去總理衙門問詢，途中被清兵開槍擊斃（由於克林德曾經槍殺義和團眾，此次行為被認為是報復），釀成戰爭的導火線。第五次御前會議上，慈禧太后決定開戰，數千名義和團和清軍隨即包圍東交民巷使館區。下午4點，清軍首先向奧地利使館開火。使館區內被圍人數約3,000人，當中約2,000為尋求保護之華人；400人為外國男性平民，147名婦女及76名小童。另有士兵、水兵及陸戰隊共409人，武裝有3挺機鎗及四門小口徑火炮。各國在準備以武力解救使館的同時，各使館築起防禦工事，由英國公使竇納樂負責指揮抵抗。[151]
6月21日，按照慈禧太后的旨意，清政府以光緒皇帝的名義，向「彼等」（並未列出「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等十一國」）同時「宣戰」。[152]實際上皇室只曾向清室臣下下達一份譴責西人和表達決心的詔書，而該詔書未曾按現代外交慣例，交予外國使節。慈禧太后向各國宣戰的同時，也懸賞捕殺洋人，規定「殺一洋人賞五十兩；洋婦四十兩；洋孩三十兩」。
6月23日，翰林院遇火。
6月25日，在載漪、載勛、載濂、載瀅四兄弟的率領下，義和團一行六十多人直奔瀛台欲弒光緒皇帝，被慈禧太后阻止而未果。
事件最終演變為國際軍事衝突，在事件平息之前，約有45,000[註 14]名來自日本、美國、奧匈帝國、英國（英軍主要為印度人為主的英屬印度的軍隊，亦包括英在威海衛訓練的由中國人組成的中國兵團）、法國、德國、意大利及俄國的八國聯軍以及中立但受影響的比利時和西班牙、反抗拳亂的清軍與義和團拳民對戰。7月至8月進軍北京的聯軍指揮官是俄國將軍尼古拉·連納維奇[151]。
6月27日，主和的大臣許景澄及袁昶聯銜上奏，請殺主戰派，而再後殺兩人以謝主戰派。
7月8日，李鴻章被朝廷任命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要求他上京履新，7月17日李鴻章從廣州乘船北上，10月10日抵京。
7月9日，聯軍進攻天津城南八里台，聶士成陣亡。
7月13日，聯軍向天津城發動總攻。
7月14日，聯軍攻克天津城；直隸總督裕祿兵敗後自殺。
7月27日，剛毅李秉衡聯名參劾許景澄和袁昶與外官私信，妄議慈禧受愚，慈禧下令逮捕二人。
7月30日，八國聯軍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統衙門。
8月4日，聯軍向北京推進，沿途並沒有遇到真正有力的抵抗。當時沿途的清兵和義和拳民估計有15萬之多，而聯軍總數開始時僅3萬多人（後來有所增加）。時值8月，氣候炎熱而潮濕，加上沿途濃密的玉米地形成天然屏障，為進軍增添了種種困難。
8月11日，慈禧太后處死主和的大臣聯元、立山及徐用儀。此三人與之前被殺的許景澄、袁昶號稱庚子被禍五大臣。
8月14日凌晨，聯軍自通州攻打北京，董福祥率軍在廣渠門與英國軍隊作戰，下午2時，廣渠門被攻占，董後撤至東便門、朝陽門、正陽門一帶繼續抵抗，禁軍潰敗。董福祥從彰儀門撤走，撤走時縱兵搶掠。[132]
8月15日，第六次御前會議：討論是留是走的辦法，來的只有三個人。慈禧太后攜光緒皇帝等皇室倉皇西逃，10月26日抵達西安。載漪溥儁父子、剛毅隨駕從行。
8月16日晚，八國聯軍（其實只有七國，德軍主力10月17日才抵達北京）已基本佔領北京全城。
8月17日，西逃的慈禧太后詔命榮祿留京辦事。10月6日詔離京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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