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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陳獨秀(1879年10月9日—1942年5月27日),字仲甫,號實庵,1914年始用筆名獨秀[3],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人,中國近現代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1915年,他創辦了《新青年》雜志,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開創人和領袖之一。1920年起,他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及初期領袖,但於1927年因中國國民黨清黨,中共遭到重大打擊,被共產國際認為負領導責任而被迫辭職[4],1929年因中東路事件中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並以托洛茨基主義立場批評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5][6]。後成爲中國托洛茨基主義的早期領袖之一,對斯大林主義進行了批判,1931年建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判處「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37年因抗日戰爭爆發提前出獄,後脫離托派組織[7],並開始反思蘇聯模式的缺陷,進一步批判斯大林的極權主義[8],1942年在四川江津去世。
陳獨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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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1屆中央局書記 | |
任期 1921年7月31日—1922年7月23日 | |
中國共產黨第2、3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 |
任期 1922年7月23日—1925年1月11日 | |
中國共產黨第4、5屆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
任期 1925年1月11日—1927年8月7日 | |
繼任 | 向忠發 |
中國共產黨第1屆左派反對派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 |
任期 1931年5月1日—1935年1月 | |
個人資料 | |
出生 | 光緒五年八月廿四) 大清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十里舖(今屬安慶市大觀區) | 1879年10月9日(
逝世 | 1942年5月27日 中國四川省江津縣 | (62歲)
國籍 | 中華民國 |
政黨 | 中國國民黨(1923年—1927年) 無產者社(1929年—1931年) 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1931年—1935年) 中國共產主義同盟(1935年—1942年[1]) |
配偶 | 第一任妻子:高曉嵐(高大眾) 第二任妻子:高君曼(高小眾) 第三任妻子:潘蘭珍 |
兒女 | 長子陳延年、長女陳玉瑩(陳筱秀)、次子陳喬年、三子陳光美、四子陳松年、幼女陳子美、幼子陳鶴年、養女潘鳳仙[2] |
學歷 | 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日語) 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 早稻田大學日語科 早稻田大學法政科 |
陳獨秀一生經歷複雜,對他的評價也複雜,而且隨時間變化。關於新文化運動,他自稱「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9],毛澤東稱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10]。關於政治,1945年中國共產黨雖說評價他「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1927年,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以至於...這次革命終於失敗了」[10][11],近年來有學者認爲陳獨秀不應爲中共所謂「機會主義」的問題負責[12]。1932年國民黨政府判處他犯了「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1940年代,胡適稱他爲「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13][14]。
陳獨秀字仲甫,家譜名慶同,科舉名乾生,留學日本時名由己,辦《安徽俗話報》時名三愛,辛亥革命後始名陳獨秀,辦《每周評論》時名隻眼,號實庵,其他別名、筆名有40幾個[15]。
清光緒五年八月廿四(1879年10月9日),陳獨秀出生於當年的安徽省省會安慶府城內(屬於懷寧縣),家譜名慶同。2歲時,他的父親陳衍中因疫情蔓延而病卒於蘇州懷寧會館,先後由祖父陳章旭以及長兄陳慶元撫養成人,在家中學習《四書》、《五經》。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17歲的陳獨秀通過院試成為秀才,科舉名乾生,但在次年赴南京江南貢院參加鄉試落榜,未能考中舉人。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考入杭州求是書院[16],學習法文和造船。同年接受家族包辦婚姻,與高曉嵐完婚後,前往南京再次參加鄉試,仍然沒考上。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陳獨秀前往東北的嗣父陳昔凡的住處。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年底,義和團在山東起事,於是陳獨秀回到安慶。
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10月),陳獨秀自費留學日本,進東京弘文學院師範科日語專業學習。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3月),回國,組織青年勵志社。9月,陳獨秀再次赴日,讀東京成城學校陸軍科,陳獨秀在日本受到西方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3月31日)晚上,陳獨秀、張繼、鄒容3人強行剪去湖北陸軍學生監督姚昱的辮子,姚向清政府駐日本公使蔡鈞控告,蔡照會日本外務部。於是,陳、張、鄒等因此被日本政府強行遣送回國[17]。
陳獨秀回到安慶後,1903年5月17日在藏書樓組織抗議清廷與沙俄准備簽訂不平等條約的集會,發表拒俄演說抨擊時政。王國楨、潘縉華、潘旋華、葛光廷等人也在會演說,抗議沙俄侵占東北。時有安徽高等學堂、武備學堂等300餘人出席大會,會上決定成立安徽愛國會,創辦《愛國新報》[18]。
陳獨秀等人的活動引起當局不滿,兩校學生被迫令退學,清廷並下令通緝。兩江總督端方電飭安徽統領韓大武稱︰「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拒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為排滿,且密佈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台、陳仲甫一體緝獲。」[19]。韓大武的文案吳汝澄是陳獨秀的朋友,得到端方電令後,連夜把消息透露給陳獨秀。陳等人得到消息後逃往上海。至上海後,又和章士釗、謝曉石、張繼等人出版《國民日日報》,社址設在新閘新馬路梅初里。同年12月1日,上海地方政府禁止出售國民日日報。此後,他回到安慶。
1904年3月31日,陳獨秀和房秩五、吳守一創辦白話文《安徽俗話報》,「讓安徽人通達時事,長點見識」。他擔任所有編輯和發行工作。報紙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發行量從1000份增加到3000份,成為最受歡迎的白話文報紙之一。這份報紙從1904年到1905年共出刊23期,每期有40頁,大約15000字。自第16版以後,該報又增加了16個話題,包括軍事、中國哲學、衛生學、天文學等。這些增加的話題幾乎都是他自己所寫,他使用三愛這個筆名,至少發表了50篇文章。
1905年2月,將安徽旅湘公學遷到蕪湖,改名安徽公學。8月,結束了《安徽俗話報》的工作,投入辦學工作。夏,走訪各縣串連革命黨人,在蕪湖發起成立反清組織「岳王會」並任總會會長。秋,執教蕪湖皖江中學。1906年4月,創辦徽州初級示範學堂。
1907年春,因兩江總督端方發出通緝令,陳獨秀第三次留學日本,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學習,後入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國等西歐文化。
1909年9、10月間,陳獨秀從早稻田大學肄業回國,在杭州浙江陸軍小學任國文史地教習。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陳獨秀應安徽軍政府都督孫毓筠邀請,回鄉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和安徽高等學堂教務主任。
1913年,陳獨秀追隨柏文蔚參加反袁世凱「二次革命」,在蕪湖一度遭龔振鵬逮捕,後獲釋。
1914年春,反袁運動失敗後,陳獨秀再度赴日本,協助章士釗辦《甲寅》雜誌,擔任助編。第一次使用筆名「獨秀」發表文章《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開宗明義提出「人民何故必建設國家?其目的在保障權利,共謀幸福,斯成立國家之精神。」文中指出,要有愛國心也要有自覺心,「惡國家甚於無國家」,如果是一個人民在其中沒有權利,無幸福可言的國家,「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之奴,何事可怖」,引起輿論譁然,不少人指責其不愛國。
1915年夏,陳獨秀回到上海,住法租界嵩山路吉誼裏21號。9月15日創辦月刊青年雜誌,副題法文La Jeunesse,自任總編輯和主要撰稿人,由群益書社發行,次年更名為《新青年》。一般統稱為《新青年》。這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
《青年雜誌》創刊號並無發刊詞,但在「通信」欄目中,回答讀者來信中講:「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為本誌之天職。批評時政,非其旨也」[20],這常常被當作《新青年》的宗旨。同期陳獨秀發表《敬告青年》,宣揚六種青年該有的精神,「一、自主的而非奴隸的;二、進步的而非保守的;三、進取的而非退隱的;四、世界的而非鎖國的;五、實利的而非虛文的;六、科學的而非想像的」[21],後來進一步提出「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22],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成爲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口號。
1917年1月,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經由湯爾和介紹,即聘任陳獨秀為北京大學文科學長並教授文學[23]。陳獨秀和《新青年》雜志在這裏如魚得水。《新青年》雜志的編輯進一步擴大到錢玄同、劉半農、陶孟和、沈尹默、胡適、高一涵、魯迅、周作人、李大釗。這一時期中國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們也紛紛在該刊物上發表文章。《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陣地。
《新青年》雜志的宗旨是文化,而不是政治,但陳獨秀一直對政治非常關注,1918年11月27日,陳獨秀和李大釗合辦政治性更強的《每周評論》雜誌。
新文化運動包括很多方面,陳獨秀特別積極參與的包括:提倡白話、反對孔教、提倡新型家庭倫理、介紹西方社會和政治理念、評論時事等。
新文化運動得到很多支持,也帶來很多批評,北大內部的保守派成立「國故」社,外面的批評者包括林紓、學衡派、研究係等,政府也施加壓力。
1919年3月1日,蔡元培在北大召開學長及「教授會」主任會議,通過《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決定暑假以後「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教務長」。這是蔡元培已經設想構思了半年以上的一個改革。一個目的是「融通文理兩科之界限」,促進學科交流[24]。另一個目的是將學長任命制改爲教務長選舉制,由各系的「教授會」主任選舉產生,推動「合議制」民主治校,這更是蔡元培進入北大就一直努力的目標[25]。文科學長陳獨秀和理科學長夏元瑮將卸任學長,僅擔任教授一職,除非被推選為教務長。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個正常發展,得到兩位學長及教授會的共同支持,但後來卻捲入很多無關的爭議與流言之中。
陳獨秀一直受到很多的批評和爭議。他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反對孔教、提倡白話,一直受到很多批評,有壓力排擠他和胡適等人,包括來自政府的壓力。對於陳獨秀個人,還有一個謠言是關於他嫖娼的事。嫖娼在當時社會屢見不鮮,蔡元培就任校長之前,北大有「探艷團」之惡名,蔡元培在北大組織「進德會」,提倡戒賭戒嫖等[26]。
儘管有這些壓力,蔡元培一直頂住這些壓力。1919年3月8日,保守派林紓在《公言報》發表致蔡元培書,批評北大反孔和提倡白話,《公言報》也發社論支持,點名批評陳獨秀、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蔡元培於21日回信,為思想自由辯護。雖然批評文章沒有提到私德問題,蔡元培也用了幾句話對此進行解釋,他說:「嫖、賭、娶妾等事,本校進德會所戒也,教員中間有喜作側艷之詩詞,以納妾、狎妓為韻事,以賭為消遣者,茍其功課不荒,並不誘學生而與之墮落,則姑聽之。夫人才至為難得,若求全責備,則學校殆難成立。且公私之間,自有天然界限」。
除了批評以外,還流傳出陳獨秀等人被驅逐的謠言,蔡元培等人堅決闢謠。林紓的學生張厚載自1919年2月底,在《神州日報》散布消息,稱陳獨秀、胡適、陶孟和、劉半農四人因思想激進受政府幹涉,被驅逐出校,陳獨秀已經逃至天津。3月10日起,胡適、陳獨秀、蔡元培相繼公開登報闢謠。3月19日,蔡元培在《神州日報》上澄清:「陳獨秀並無辭職之事。...文理合並不設學長,而設一教務長以統轄教務,曾由學長及教授主任會議定(陳學長亦在場),經評議會通過,定於暑假後實行。...陳學長贊成不設學長之議,純粹為校務進行起見」。3月11日張厚載登報道歉,3月31日,張厚載被開除出北大。
但在做了這麼多澄清與抵制以後,蔡元培又確實部分地向壓力低頭了。3月26日,蔡元培與沈尹默、湯爾和等人開會。此時有流言說陳獨秀嫖妓鬧出風波,因爲爭風吃醋挖傷某妓下體泄憤[27]。沈、湯二人是當年推薦陳獨秀之人,但此時都「力言其私德太壞」,「如何可作師表」。蔡元培同意提前實施改制。4月8日,北大召開「教授會」主任會議,決議提前實施《文理科教務處組織法》,馬寅初被選為教務長,文理學長陳獨秀、夏元瑮繼續聘為教授。多年以後,胡適在給湯爾和的信中批評他和蔡元培輕信「小報所記,道路所傳,無稽之談」,「當時外人借私行為攻擊獨秀,明明是攻擊北大的新思潮的幾個領袖的一種手段,而先生們亦不能把私行為與公行為分開,適墮奸人術中了。」[28]
此後,夏元瑮得到經費出國遊學,陳獨秀在五四期間於6月12日散發傳單被捕,被捕後辭去教授職位[29],出獄後不久離開北京去上海。這些是後來的發展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6月8日,陳獨秀在《每周評論》的「隨感錄」欄目發表短文《研究室與監獄》:「世界文明的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城南新世界遊藝場散發《北京市民宣言》時被捕。他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與幫助,9月16日保釋出獄。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李大釗等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1919年5月《新青年》雜誌出版馬克思主義專刊,但陳獨秀沒有寫文章。
1919年秋,陳獨秀出獄,1920年2月前往上海,住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漁陽里2號。期間,陳獨秀常與喜談社會主義的戴季陶、張東蓀過往。陳獨秀出獄後開始對社會主義思想感興趣,先後寫了《實行民治的基礎》、《勞動者底覺悟》等有社會主義思想的文章,1920年5月《新青年》出版勞動節專號,探討勞工問題。
1920年4月,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蘇俄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事務全權代表維金斯基(吳廷康),帶領擔任翻譯的俄籍華人楊明齋等助手來華。先找到李大釗,然後李大釗介紹他們認識陳獨秀。陳獨秀全面接觸到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列寧版本的更激進的馬克思主義。陳獨秀迅速接受了馬列主義,在維金斯基的支持下開始組建共產主義組織。8月,陳獨秀、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俞秀松等人建立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是中國共產黨的前身。8月22日,俞秀松、羅亦農等人在陳獨秀家中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同時,陳獨秀發動、聯絡各地的建黨工作,比如,1920年5月毛澤東來訪,此後在陳獨秀的指導下在湖南建黨。陳獨秀充分發揮他辦刊物的特長,上海共產主義小組8月15日創辦《勞動界》周刊,11月7日創辦《共產黨》月刊。陳獨秀與胡適在《新青年》的辦刊宗旨上發生分歧,陳獨秀掌管了編輯權,9月在《新青年》發表《談政治》,大張旗鼓地宣揚馬列主義,開闢《俄羅斯研究》專欄,此後《新青年》成為廣為流傳的共產黨理論宣傳刊物。
1920年,陳炯明占領廣州,孫中山率國民黨中央由上海遷往廣州,12月,陳獨秀應邀前往廣州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由李達做代理書記。陳獨秀在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廣東女界聯合會發表演說,批評傳統道德,引發當地守舊人士發起驅陳運動。[30]1921年春,陳獨秀與譚平山等人在廣州建立了廣州共產黨小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陳獨秀在廣東省教育委員會的工作正在緊要關頭,沒有前去出席,而是派新婚的陳公博為廣州代表,又派包惠僧代表他出席,帶去他的信件和4點意見:「一曰培植黨員;二曰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曰紀律;四曰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在會議上,陳獨秀被缺席選為中央局書記。後來,廣東的教育工作困難太多,黨的工作又需要他,便辭去廣東教育委員會的職位,9月回到上海。10月4日,他和楊明齋、柯慶施、包惠僧以及妻子高君曼5人曾一度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逮捕,被判罰100銀元。
陳後被選為黨的第二屆、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第四屆、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22年5月23日,陳獨秀在廣州的《廣東群報》上發表文章《共產黨在目前勞動運動中應取的態度》,提出中國共產黨「在勞動運動的工作上,應該互相提攜,結成一個聯合戰線」[31]。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成都路召開中共二大。大會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8月9日,陳獨秀再次被捕,罪名是家中藏有違禁書籍。最後判罰陳獨秀大洋400元。
新生的中共在各方面都有賴於共產國際的幫助。1922年,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加入中國國民黨,陳獨秀和中共中央願意兩黨合作,但反對加入國民黨。4月6日,陳獨秀給維經斯基寫信,提出6條意見反對馬林的提議,如兩黨革命宗旨不同、革命依據不同、盟友不同等。8月20日,馬林召集西湖會議,施壓之下,陳獨秀和中共中央終於勉強表示服從,同意加入國民黨。但要求國民黨做出一些改革,取消宣誓服從孫中山的程序,根據民主原則改組國民黨。隨後陳獨秀等中央部分黨員先加入了國民黨。並前往莫斯科參加於11月5日-12月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1924年1月,國民黨改組,國共合作正式開始。
陳獨秀一度將中共中央遷往北京,但在1923年二七罷工後,吳佩孚通緝陳獨秀、馬林,於是再度遷回上海。不久再遷廣州。1923年6月12日,陳獨秀在那裡主持召開中共三大,並再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3年9月,中共中央遷回上海。
1927年3月21日,當國民黨北伐軍占領龍華時,中共在上海發動工人武裝暴動,陳獨秀在北四川路橫浜橋南鄭超麟家裡,向前線指揮部周恩來、趙世炎發布命令,攻打閘北天通庵車站、商務印書館俱樂部和北火車站,占領了除租界以外的全上海。陳獨秀一度想掌握進入上海的東路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薛岳,但是白崇禧將薛岳調走,換上劉峙,於是陳獨秀下令加強上海工人糾察隊,準備進行防禦戰(蔣介石到上海),陳獨秀發表《告世界工人階級書》和《告中國工人階級書》。4月4日,陳獨秀與剛從國外回來的汪精衛發表《汪、陳聯合宣言》,並隨汪去武漢。
4月12日,工人糾察隊和蔣介石直接衝突,發生四一二政變,中共與蔣介石分裂,但中共仍然沒有退出國民黨,指望與國民黨內左派及汪精衛武漢政府合作。其實陳獨秀是要共產黨退出國民黨的,他幾年來多次提議退出,但都被共產國際否決,一直處於兩面為難的境地。陳獨秀於4月底在中共五大仍然當選為總書記,但與共產國際的矛盾非常突出,大會基本被共產國際掌控。7月4日,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陳獨秀大兒子陳延年,被國民黨逮捕處死。陳獨秀最後實在無法忍受,便提出辭職。[32]
7月12日,鮑羅廷遵照斯大林的指示,重新改組中共中央,由張國燾、張太雷、李維漢、李立三、周恩來組成臨時中央局兼常委。7月13日,中共中央發表宣言,仍然堅持不退出國民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決定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共產黨員決無理由可以退出國民黨,或者甚至於拋棄與國民黨合作的政策」[33]。7月15日,汪精衛發動七一五事變分共,共產黨被動地與國民黨最終分離。8月7日,新來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在漢口主持八七會議,禁止陳獨秀參加,在會議上公開批判陳獨秀對國民黨妥協退讓,犯有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陳獨秀當時沒有辯解,兩年以後在《告全黨同志書》中稱機會主義問題的源頭是共產國際和斯大林。1991年蘇聯解體後大量的文件解密,基本印證了陳獨秀的說法。[34]
1928年6月至7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蘇聯莫斯科召開,此前周恩來和王若飛親訪陳獨秀,帶來共產國際邀請陳獨秀出席六大的口信,陳獨秀反問「中國問題為什麼要到外國去討論?」拒絕出席。
1929年,從莫斯科回國的一些中共黨員將托洛茨基主義帶回中國。1929年9月,與彭述之、尹寬等人一起創建托派組織「無產者社」。
自從兩年前辭職以後陳獨秀一直保持沉默,但現在他打破了沉默,這激化了他與中共的矛盾,最終導致他被開除出黨。
7月28日,他就中東路事件給中共中央寫信,認為中共提出的「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太說教了」,「只有最覺悟的無產階級分子能夠接受,而不能夠動員廣大的群眾」[35],中共中央非常激烈地回應,稱他的提議是「跟著群眾的落後意識跑,如社會民主黨一樣以欺騙的方法來取得群眾,成了資產階級的俘虜。...似乎只是策略的討論,實際上是有極大的原則上不同」[36],陳獨秀進一步激化矛盾,回信對中央的政策進行了全面的批評[37],此後雙方互不讓步,矛盾繼續擴大。10月,共產國際指示,陳獨秀只有認錯,「才能繼續留在黨和共產國際的隊伍內」[38]。11月15日,中共中央決議將陳獨秀開除黨籍[39]。陳獨秀被開除以後發表《告全黨同志書》和《我們的政治意見書》,將批評範圍進一步擴大,對共產國際、斯大林、中共中央的政策進行了全面批評,認為有機會主義、盲動主義、官僚主義的錯誤。
1930年3月1日,《無產者》月刊創刊,陳獨秀主編[40]:3547。
1931年5月,陳獨秀出席中國各托派小組織的「統一大會」,被推選為統一後的托派組織「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中央總書記[41]。
1932年10月15日,在國民黨巨額懸賞多年後,陳獨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創辦非法政黨的罪名逮捕,隨後移交南京政府。國民黨各地黨部、省主席、司令等紛紛致電中央要求予以嚴懲,共產黨也發表消息和稱他為資產階級走狗、反共先鋒的評論[42]。另一方面,已經成為名動全國的大律師的章士釗主動免費為陳出庭辯護,胡適、傅斯年等人紛紛出來為其說話[43]。
1932年12月8日,德國科學家愛因斯坦去電蔣介石,請求將其釋放。此外,知名的學者羅素、杜威等人也向蔣介石做出同樣請求。但蔣介石不為所動[43][44]。
1933年4月,陳獨秀一案在江寧地方法院開庭審判,檢察官以「危害民國」罪起訴陳獨秀。章士釗在法庭慷慨陳詞,贏得旁聽一片讚譽。當陳獨秀聽到章士釗說「托洛茨基派與國民黨取掎角之勢以清共」時,登時臉色大變,憤然起身,想打斷章的辯護,卻被法警制止。章士釗長達53分鐘的辯護話音甫落,陳獨秀立即嚴辭聲明:「章律師之辯護,以其個人觀察與批評,貢獻於法院,全系其個人意見,並未徵求本人同意。至本人之政治主張,應以本人文件為根據。」[45]結果,陳被「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判處有期徒刑13年。囚禁於南京老虎橋第一監獄。此後,其自辯的《辯訴狀》和章士釗的辯護詞在天津《益世報》全文登載,其他報紙也紛紛報道,一時轟動全國,曾出版過《獨秀文存》的亞東書局公開出版了陳案的資料匯編,還被上海滬東大學、東吳大學選為法學系的教材。判刑後囚禁於南京。在南京獄中,陳利用國民黨的優待條件,大量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孔子、道家學說等,完成了不少有價值的學術論著。
1936年3月,在《火花》發表了《無產階級與民主主義》,指出「最淺薄的見解,莫如把民主主義看作是資產階級的專利」。稱「民主主義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種動力。」「斯大林不懂得這一點,拋棄了民主主義,代之於官僚主義,乃至於把黨,把各階級蘇維埃,把職工會,把整個無產階級政權,糟蹋得簡直比考茨基所預言的還要醜陋。」
國共合作抗日以後,1937年8月23日陳獨秀提前獲釋[46]:274。在與博古、葉劍英的溝通中,陳獨秀向中國共產黨表示支持、並表示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但是在托派問題上不予明確答覆[46]:275。之後中共中央稱只要陳承認當年的錯誤就可以恢復黨籍[46]:276。陳獨秀出獄後在報紙上發布聲明:「我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隸屬於任何黨派。」晚年陳獨秀書信來往的對象主要是中國托派成員。
在蘇聯共產黨清洗托派的情勢下,陳獨秀於1938年中期被中國共產黨抹黑攻擊,指控其為「漢奸」 [47],由王明、康生為首,採用蘇聯把托洛茨基及托派或觀點類近者打擊成法西斯德國間諜的模式,把陳獨秀一派打成日本漢奸,掀起一場「肅托」運動[48]。王明、康生等人[46]:277在一些共產黨的刊物上說陳獨秀接受日本津貼,做「日特漢奸」[46]:276;陳寫信駁斥,表示自己不允許「人人相互妄指他人為漢奸,以為任何政治勢力的宣傳手段」[46]:279。雖然事件沒有進一步發展下去,但兩者關係已經惡化。王明失勢後,周恩來曾多次托人勸說陳獨秀去延安,均被拒絕[46]:280。陳獨秀為此對好友說,黨內的熟人都已經離去或逝去,現在對共產黨已不熟悉。
此後他拒絕出任勞動部長,拒絕蔣介石出資讓他組織「新共黨」,拒絕胡適的邀請去美國,拒絕譚平山要他出面組織第三黨的建議。
先後住在武漢、重慶。在重慶住院時,周恩來、朱蘊山都去醫院看望過他,周恩來更資助他100銀元,都被他拒絕。實際上當時他僅靠微薄稿費收入支撐,最後更被趕出醫院。[49]陳最後長期隱居在四川江津,以教書為生,保持低調。繼續關注時局發展,堅持共產主義理念,但對蘇聯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缺乏民主的問題進行了反思[8]。
1942年5月12日中午,陳獨秀以醫生介紹的偏方,泡製蠶豆花茶水,據稱可治高血壓。但其所用之蠶豆花有部分已發霉,用開水泡過後,汁水呈黑色,且味不正[50]。陳獨秀喝了此水中毒[50],最終於5月27日晚21:40分在四川江津鶴山坪石牆院(現在位於重慶)逝世,享年63歲。[51][52]
陳獨秀從早年辦《安徽俗話報》和「岳王會」開始,就與文化和革命結緣。他一生的政治思想變化很大,也與中國社會的思想變遷息息相關。特別是在民主的問題上,他從歐美的民主觀,發展到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觀,到後期又部分地回歸。胡適稱他爲「終身的反對派」,「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13][14]。
陳獨秀很早就開始推廣白話,他於1904年創辦白話文的《安徽俗話報》,「俗話」就是現在所講的「白話」。辦報的旨意之一是「要把各項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話演出來,好教我們安徽人無錢多讀書的,看了這俗話報,也可以長點見識」。
《新青年》雜志將「推廣白話」擴展為一個更大規模的運動。1916年,陳獨秀與胡適認識,胡適寫信談了他對文學改良的想法,陳獨秀非常認同,發表在《新青年》的通信欄目裏,並邀請胡適進一步闡釋。1917年1月,《新青年》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引起熱烈反響,夏志清認爲:「文學革命開始於1917年胡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53]。陳獨秀積極響應,在下一期發表了《文學革命論》。胡適稱爲「改良」,陳獨秀稱爲「革命」,二人的分別在此可見一斑。陳獨秀是先談革命,再談文學:「吾苟偷庸懦之國民,畏革命如蛇蠍,...不知其為開發文明之利器故。...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為吾友(胡適)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此後陳獨秀一直是白話運動的堅定倡導者,他向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魯迅等白話運動的支持者積極約稿[54],魯迅前後在《新青年》發表了《狂人日記》等五部小説,奠定了他的文壇巨匠的地位。從1918年開始《新青年》基本上完全是白話文。胡適評價陳獨秀對文學革命的三大貢獻:「一、由我們的玩意兒變成了文學革命,變成三大主義。二、由他才把倫理道德政治的革命與文學合成一個大運動。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學革命有了很大的收獲」[55]。胡適還説,「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胡適)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註意」[56]。
陳獨秀也積極參與國語推廣、漢字拉丁化等運動。1928年著有《中國拼音文字草案》,但未能出版,1932-1937年他在監獄裏還積極從事文字和拼音問題的研究,去世多年以後,2001年中華書局有出版《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2006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出版《陳獨秀先生遺稿》。
陳獨秀從小受傳統教育但內心十分叛逆。他出身書香門第、官宦世家,他17歲便考取秀才,但心裏卻「鄙薄科舉」[57],1897年18嵗去參加鄉試沒有中舉人,卻接觸到了康梁新學,「吾輩後生小子,憤不能平,恆於廣座為康先生辨護,鄉裡瞀儒,以此指吾輩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58]。
陳獨秀的個人生活也很叛逆。1897年他18嵗便由父母包辦婚姻娶了妻,但與舊式妻子感情不和,1909年,陳獨秀與在北京師大讀書的小姨高君曼公開同居、結婚,「和家庭脫離了關係,甚至他父親要告他」[55]。陳獨秀後來對高君曼移情別戀,於1925年分居,後來又有兩任妻子。當時新派人物在主張解放婚姻的同時是主張廢除娼妓的,認爲都是婦女解放的一部分[59],但陳獨秀在這一點上卻很放任自我,北京期間因爲嫖妓鬧得滿城風雨。
1904年,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上發表文章《婚姻》,批評中國傳統婚姻倫理:「我們中國人,於夫婦一事不甚講究,草草了事,往往不合情理。...現在世界萬國結婚的規矩,要算西洋各國頂文明。他們都是男女自己擇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兩邊都是旗鼓相當的。...天生男女都是一樣,怎麽男子可以退女人,女人就不可以退男人呢?...男人死了,(如果女人)自己本來願意改嫁,若是拘了守節、體面、請貞表、樹節孝坊種種迂腐的話,不能改嫁,真是冤沉苦海了」[60]。
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在創刊號的《敬告青年》中就批評孔教:「周禮崇尚虛文,漢則罷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無一不與社會現實生活背道而馳」。1916年10月,發表《駁康有爲『致總統總理書』》,稱「孔教與帝制,有不可離散之因緣」。
此後,《新青年》發表了易白沙、吳虞等等的反對孔教的文章,魯迅的《狂人日記》等小説劍鋒直指孔教,還有各種反對傳統婚姻和家庭的文章。這些思想受到很多批評,但最終改變了整個中國社會。
陳獨秀的哲學與政治思想變化比較大,需要分成不同時期來説明。
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出要「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61],這二者成爲整個新文化運動的標志性口號,他後來對這二者的理解有一個巨大的變化過程。
非大眾政權固然不能實現大眾民主,如果不實現大眾民主,則所謂大眾政權或無級獨裁(註:無產階級獨裁),必然流為史大林式的極少數人的格柏烏(註: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克格勃前身)政制,這是事勢所必然,並非史大林個人的心術特別壞些。
史大林的一切罪惡,乃是無級獨裁製之邏輯的發達,試問史大林一切罪惡,那一樣不是憑藉著蘇聯自十月以來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權,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不容許思想、出版、罷工、選舉之自由,這一大串反民主的獨裁製而發生的呢?[137]
(七) 應該毫無成見的領悟蘇俄二十餘年來的教訓,科學的而非宗教的重新估計布爾雪維克的理論及其領袖之價值,不能一切歸罪於史大林,例如無產階級政權之下民主制的問題。
(八) 民主主義是從人類發生政治組織,以至政治消滅之間,各時代(希臘、羅馬、近代以至將來)多數階級的人民,反抗少數特權之旗幟。「無產階級民主」不是一個空洞名詞,其具體內容也和資產階級民主同樣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罷工之自由。特別重要的是反對黨派之自由,沒有這些,議會或蘇維埃同樣一文不值。
(九) 政治上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民主主義並非和資本主義及資產階級是不可分離的。無產政黨若因反對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遂並民主主義而亦反對之,即令各國所謂「無產階級革命」出現了,而沒有民主製做官僚制之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現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權,殘暴、貪污、虛偽、欺騙、腐化、墮落,決不能創造甚麼社會主義,所謂「無產階級獨裁」,根本沒有這樣東西,即黨的獨裁,結果也只能是領袖獨裁。任何獨裁都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離的。[8]
據陳獨秀自己在《實庵自傳》中所講述,他在1896年(當時他17歲)時參加懷寧縣院試,當時的考的是「魚鱉不可勝食也材木」這種截搭題,「我對於這樣不通的題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來對付,把《文選》上所有鳥獸草木的難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頭不對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滿了一篇皇皇大文」,「誰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在通的大宗師,把我取了第一名,這件事使我更加一層鄙薄科舉」。
陳獨秀逝世後,由於經濟拮据,家屬無力將其歸葬安慶,只能由當地士紳、生前好友資助,臨時厝於江津城西門外鼎山鄧燮康園地。墓碑上刻有陳獨秀生前好友歐陽竟無寫的「獨秀先生之墓」6個字(一說為臺靜農所書「獨秀陳先生之墓」[156])。1947年2月,陳獨秀三子陳松年根據父親遺言,將其歸葬於安慶北門葉家沖(現屬十里舖),與原配夫人高曉嵐合於一冢。墓碑上刻「先考陳公乾生之墓」(陳乾生是陳獨秀參加科考時所用的名字)。1979年10月,陳松年得到當地有關部門同意和資助,以延年、喬年、松年、鶴年4個兒子的名義重修了墓地。碑文為傳統行文「陳公仲甫字獨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1982年安慶市人民政府確定陳獨秀墓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又重修了墓冢。此次所立碑上刻着「陳獨秀之墓」五個字,石碑的背面僅有生卒年月,無其他字樣。1998年5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陳獨秀墓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此後各級有關部門編列投資1,300萬元,對陳獨秀墓進行全面修繕,現墓園占地總面積為1,058.85平方米。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護欄、墓道構成。墓碑上刻着「陳獨秀先生之墓」七個大字。
2009年10月30日,陳獨秀紀念館在安慶建成並對遊客開放,這是迄今為止中國國內唯一系統展示陳獨秀一生的紀念性展館[157][158]。
掀起紅樓百丈潮,當年意氣怒沖霄。
暮年蕭瑟殊難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缽蜀西行,久病山中遠塞明。
僵死到頭終不變,蓋棺論定老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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