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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張東蓀(1886年12月29日—1973年6月2日),原名張萬田,字東蓀,以字行,筆名聖心,晚年自號獨宜老人,浙江杭州府錢塘縣人。中國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曾為研究系、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秘書長。[1][2][3][4]1949年以後留在中國大陸。1950年代初被控向美國泄漏國家機密情報,文化大革命中死於獄中。
張東蓀家族幾代為官,父張上禾在直隸(今河北)多地任知縣。1886年12月29日,張東蓀生於直隸內邱縣(今河北省邯鄲市內丘縣),幼年隨父親在河北生活,七歲時母親去世,由兄長張爾田和他的好友孫德謙啟蒙。1905年,被官派留學日本,先後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私立哲學館。在東京,結識了梁啟超門下的張君勱和藍公武,並且和藍公武同住共學。1906年10月,加入愛智會,創辦《教育》月刊。[1][2][3][4]
辛亥革命爆發前夕,張東蓀回國。1912年,他參加南京臨時政府並任臨時政府內務部秘書。南京臨時政府解散後,他列名孫中山新建的國民黨之中,又與梁啓超及進步黨關係密切,雖然沒有正式入黨,但當時被人視為進步黨骨幹。此後,他進入報界,發表了大量政論文章,走第三種路線,既反對袁世凱復辟,又不支持孫中山的二次革命,同時企圖調和國民黨與進步黨的關係。他曾經先後任《庸言》雜誌、《興華》雜誌、《社會主義硏究》雜誌、《正誼》雜誌等報刊的主筆。1917年起,他接替張君勱主編研究系報紙《時事新報》。1918年3月,他創辦該報副刊《學燈》,該副刊與北京《晨報》副刊《副鐫》、《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京報》副刊並稱新思潮四大副刊。[1][2][3][4]
1918年,他和梁啓超共同領導由進步黨演變而來的研究系參與國會選舉,嘗試成為第一大黨,但被段祺瑞皖系軍閥支持的安福俱樂部所敗。從此他放棄直接的政治活動,轉入思想界。1919年(民國8年)9月,他在北京創刊《解放與改造》雜誌(翌年該雜誌更名為《改造》)並任總編輯。1920年3月,他和梁啓超等人發起講學社,並於同年9月邀請哲學家基爾特、哲學家伯特蘭·羅素來華。1920年,他還在上海參與籌辦中國公學,並任大學部部長兼教授,後因經費問題而辭去大學部部長職務。1920年,他曾參加過陳獨秀在上海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但是拒絕參加共產黨。1924年,他不再擔任《時事新報》主編,專任中國公學教授。1927年(民國16年)8月,他與瞿世英創辦中國第一個哲學研究專刊《哲學評論》雜誌。1934年,他任圖書《唯物辯證法論戰》的主編,站在唯心論的立場批判馬克思主義(唯物論)。1928年至1930年間,他任上海光華大學文學院院長兼教授,兼任中國公學大學部學長兼教授,併兼任張君勱的國立政治大學哲學教授。[5][1][2][3][4]1930年,他任北平燕京大學哲學系教授。[1][2][3][4]
1932年(民國21年)4月,他和張君勱在北平成立了中國國家社會黨,並發行機關報《再生》月刊。同年(民國21年)9月,他兼任清華大學文學院哲學系教授。1934年(民國23年)12月,張君勱應廣東地方實力派陳濟棠的聘請,到廣州創辦學海書院,張東蓀任院長。兩廣事變陳濟棠失勢,收到清華校長梅貽琦之邀請,張東蓀離開廣州,此後他任清華大學文學院代理院長兼任《文哲月刊》首席主編、清華大學研究生院文哲導師、國民政府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參議。[1][2][3][4]
1937年(民國26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張東蓀決定留在北平,任燕京大學哲學系主任兼任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民國27年)6月,他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後來他繼續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年(民國30年),中國國家社會黨和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他任中央常務委員(後兼任秘書長)。他在日本占領的北平(當時已經被傀儡政府改稱北京),在燕京大學和中國大學任教。他主張國共合作,同時與中共地下黨接觸,並曾介紹燕京大學等校的學生到中共抗日根據地交流。[1][2][3][4]
日本對美國宣戰後,燕京大學被強占。1941年12月,留在燕京大學的張東蓀被日軍逮捕收監。當時張東蓀被要求參加日本傀儡政權,但這遭到了他的拒絕。此後他被判緩刑保釋出獄,但日本方面不許他離開北京,所以他實際上處於被軟禁的狀態,他遂一心寫作。1944年(民國33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民盟),他繼續當選中央常務委員。[1][2][3][4]
日本投降後,1946年1月他參加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任軍事組召集人及綜合委員會委員,並在會議上提出「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兩個原則。同年8月,張君勱領導中國國家社會黨同中國民主憲政黨合併成立中國民主社會黨,表明了支持蔣中正的態度。同年11月,中國民主社會黨出席制憲國民大會,脫離了民盟。倡導走「中間路線」、不滿中國國民黨一黨獨裁的張東蓀遂對張君勱發出絶交宣言,退出中國民主社會黨,繼續留在民盟。1947年1月,他在中國民主同盟一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國民主同盟秘書主任。1月21日,蔣中正接見中國民主同盟秘書主任張東蓀[6]:8266。4月5日,民主社會黨梁秋水、張東蓀由北平函伍憲子、胡海門,質詢參加政府理由[6]:8328-8329。1948年底,在解放軍攻勢下,張東蓀作為傅作義的代表與中共代表秘密談判,促使北平以和平的方式轉由中共統治。[1][2][3]。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張東蓀留在中國大陸。此後,他任清華民盟書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顧問、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並在清華大學任代校長等職。1951年,他被指控向美國出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要情報,1952年他被免去政府職務,並被民盟開除,但工資照發。文革開始後,張東蓀由於身體原因長期於鐵路醫院住院治療,偶爾回到北京的家中[7],1973年,張東蓀本人死在監獄中,他的三個兒子,兩個自殺,一個被長期關押後精神失常。他的兩個孫子被判重刑,長期監禁。[1][2][3]
此章節的準確性有爭議。 |
在葉劍英養女、前《光明日報》記者、民運人士戴晴的《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中寫道: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選舉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時576名代表投票,毛澤東得575票。眾人認為毛澤東謙虛,所以少了一票,但毛澤東投自己贊成票。此事原本只有毛、張二人知曉,但毛澤東要求追查,後來張東蓀投反對票一事被查出。何祚庥曾對張東蓀女兒張宗燁說:「這麼些年都沒告訴你,當時我們可是大大地保了你。你到所里一直是內控使用。……我們給你說了好多好話。其實對你一直就是一種……。剛剛解放,中央人民政府選毛澤東當主席……結果這裡邊居然有一張反對票。當時他們就猜,唯一的可能就是你爸爸幹的。雖然不能肯定,但他們猜除了他不會有別人。」[8]。此書出版後這種說法開始流傳,但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奎松對此說表示懷疑[9]。此說法只有戴晴自己寫的書裡提到過,尚無其他文獻可證實此事,是否只是文學創作,尚無法證實。
據說,1949年10月,有人向北京市公安局舉報說張東蓀有電台一部,正謀求和美國通訊。1950年9月,據說又發現張東蓀給某人的一封信 ,信中對美國大加吹捧。這兩件線索將張東蓀納入公安部門的視線。據說1950年初北京市公安局偵訊處破獲美國間諜王正伯案,王交代了張東蓀向美國原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出賣情報的情況。偵訊處又經過一年多的偵察,根據相關證據,認為張東蓀屈從於司徒雷登的壓力,把抗美援朝中國出兵的具體日期和國家財經預算等國家核心機密,編成情報,經人送到香港,然後轉交到司徒雷登手中。如果張東蓀罪行屬實,可以依法逮捕,受到懲處。但是,中共對他與知識界一些「崇美思想嚴重」的人勸誡、教育,未經審判。[來源請求]或稱,1952年2月至9月,張東蓀在燕京大學作了5次檢查,最後一次檢查交代了通過王正伯向美國提供國家機密情報。[來源可靠?][10][11]
當時朝鮮戰爭爆發在即,張東蓀認為中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不符合中國利益,他想利用自己以前曾作為「國共調人」的資格以及與司徒雷登的關係,私下調解中美關係,和一個名叫王志奇,自稱有美國背景的人建立關係。張東蓀要王給美國國務院傳話:「打起仗來千萬不要打中國,留着中國,且看將來。」又將可有「合作希望」的政協民主人士名單和當時尚屬於國家機密的《國家預算收入和商農所占的比例》交給王。後來王志奇被捕,交代了與張的關係。張東蓀辯解說,他是出於讓中國避遭第三次世界大戰之災,才進行他的所謂「個人外交」,他拒不承認「叛國」和「美國特務」的罪名,只是就無意泄露國家機密,自請處分。王志奇到底是美國特務,還是騙子,至 2018 年尚未澄清。[12]
臨末我因受張東蓀之託,提到張東蓀犯罪問題。張的為人聰明特殊,久在學術思想界享有高名,與我相熟數十年。北京城的解放,他亦是奔走城內外之一人。1949年建國,組織中央人民政府,列居六十名委員之一。殊不料他親美、懼美(註:這時他是美國人辦的燕京大學教授),竟受一特殊間諜的誘惑,甘心為美國務院提供情報,竊以政府會議文件密授之。此特務被捕,供出其事。張內心慌亂,如醉如狂,寢食俱廢,我既恨之,又憫之,雖無意為之求情,亦願探悉主席將如何處理。不意主席於此事竟不見惱怒,回答我說:此事彭真來向我詳細報告了。彭真要捉起他來,我說不必。這種秀才文人造不了反。但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想來他會要向我作檢討的,且看他檢討得如何吧! 是日談話至此為止;我告退時,主席說:不忙嘛!我說,到四點鐘了。主席說,那麼,我們去開會。原來此日中央人民政府會議地點就在隔壁勤政殿,主席主持開會,我則同其他政協委員列席後座。
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有:
他早年好佛學,研讀佛經,由此培養了對哲學的興趣。在日本時,他接觸西方哲學、心理學和科學,思想開始轉變。五四運動前後,一方面反對舊思想,提倡「徹底輸入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學;一方面宣傳改良社會主義,但受到馬克思主義者批評,影響有限。
1923年,在科玄論戰中,他支持玄學派,反對科學的人生觀。1929年,他在論文集《新哲學論叢》中初步構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泛架構主義」和「層創進化」的宇宙觀、「主智的創造的」人生觀和「交互作用」的認識論。1931年12月,在《哲學評論》上發表《條理範疇與設准》,開始提出新的認識論觀點。1932年他提出了「認識的多元主義」。他對西方道德學和價值論的介紹,曾引起較大反響。1930年代,張東蓀已被公推為「中國新唯心論領袖」。1930年代,他曾發起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辯證法的論戰。
1940年代末《觀察》雜誌關於「自由主義往何處去」的爭論中,他提出「社會的計劃性與文化上的自由主義並存」的主張。
章詒和說,1952年2月翦伯贊批判張東蓀,定性為「反蘇、反共、反馬列主義」,列舉了以下言論作例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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