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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毛澤東的評價在中國及世界各地爭議極大，褒貶不一。
文革初期，林彪、陳伯達和康生提出用「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作為毛澤東的稱號，之後《人民日報》社論和《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也採用了「四個偉大」的口號，但毛澤東本人並不接受，曾在文件和新聞稿中刪去「四個偉大」[註 1]，並多次表達對此口號的厭惡之情[註 2]，在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與埃德加·斯諾會談時稱「崇拜得過分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什麼『四個偉大』，『Great Teacher，Great Leader，Great Supreme Commander，Great Helmsman』（偉大導師，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討嫌！總有一天要統統去掉，只剩下一個『Teacher』，就是教員。因為我歷來是當教員的，現在還是當教員。其他的一概辭去。」這個口號遂停止使用[1][2][3]。
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說，1972年2月毛澤東會見美國總統尼克松後和1973年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毛澤東對身邊工作人員和政治局委員說，他這一生就做了兩件事。「我這一輩子就做了兩件事，一件是把蔣介石趕到那個小島上，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4]:463[註 3]
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將毛澤東及其領導的執政集體在革命實踐中積累形成的毛澤東思想定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有效實踐，是指引新民主主義革命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其後社會主義改造取得成功的指南方針，將其本人定位為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以及黨和國家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也是同時期國際社會的主要政軍界人物，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亞洲戰場（抗日戰爭）、冷戰時期和東南亞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不少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都受到了毛澤東的影響。
1981年，中國共產黨官方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評價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同時認為他在文革與先前的一段期間犯了嚴重錯誤，但「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認為其對黨、人民、軍隊、國家、世界等都作出了貢獻。2013年，中國共產黨官方又評價其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6]。
2023年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30周年座談會上，對其評價增加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7]
犁、耙、栽、割，全套農活，毛澤東都樣樣在行；還常常跟長工爭勝，搶重活幹，養成山區農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勞，勤快樸實，不怕艱難，對農民疾苦也體會很深[8]:10。父親期望毛澤東將來成為生財有道之精明人，一旦發現毛澤東行為不合自己準則，便用高壓手段來管教；對毛澤東來說，卻促成最初反抗心理[8]:10。母親平時虔誠燒香拜佛，把「積德行善」、「因果報應」一類信念灌輸給孩子；當時毛澤東未必懂得多少佛教道理，但母親言傳身教，使毛澤東從小同情貧弱，樂於助人[8]:11。
在留學成為時尚乃至時髦風氣中，毛澤東堅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國實際國情，才能更好研究和學習外國，並且分析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確有其不同流浴之處，也許是以後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重要契機[8]:53。
毛澤東最富特色貢獻是：從分析農村、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特殊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之重要，從分析農民中各階層經濟、政治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之動力和目標；毛澤東無疑已成為在中國有影響之農民運動權威[8]:121。朱毛紅軍的會師，是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史上一件大事；朱德率領之南昌起義軍餘部是以具有很強戰鬥力之北伐勁旅葉挺獨立團為基礎形成，有2,000多人，近千支槍，訓練嚴格，裝備齊整，作戰有經驗；他們大大增強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實力[8]:171。毛澤東和戰友們在極端複雜環境中，堅持在實踐中頑強探索，結果使井岡山鬥爭內容十分豐富；其中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都是寶貴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前進之新起點[8]:183。毛澤東在青年時起就表現出對事情總不滿足於解決枝節，而力求從本原探索[8]:213。毛澤東在長期革命鬥爭實踐中，錘煉出一整套科學工作方法：極端重視周密調查實際事實，堅持從時地情況充分考慮客觀事物各方面複雜因素和變動，集中群眾智慧又經過深思熟慮，找出切實辦法指導工作，而不是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之第二手材料，輕率決定政策；科學工作方法貫穿中國革命全過程，在實踐中發展心，教育全黨和人民；是中國革命能取勝之極重要原因；離此則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8]:221。
面對複雜局勢，毛澤東態度始終保持著沉著冷靜總攬全局考慮和部署[9]:10。對毛澤東説來，彷彿倒越能顯示出他善於在千頭萬緒中迅速抓住要領之本事[9]:12。太原失守後幾個月內，在毛澤東及時而正確指導下，八路軍各部在敵後反圍攻鬥爭中，消滅大量日軍，積極開展山地遊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逐步實現在山西戰略目標，奠定開創整個華北敵後抗戰新局面[9]:37。毛澤東考慮問題，總是把立足點放在對局勢發展作出最嚴重之估計上面，才能做到有備而無患[9]:39。毛澤東付出超乎常人之艱辛勞動，通過刻苦學習和深入研究，豐富之革命實踐經驗得以昇華為理論概括，回答當時許多人無法回答之問題[9]:53。毛澤東之講話有很強之感染力[9]:77。毛澤東很重視在政治上關心知識青年，勉勵他們進步，並注意在他們之中發展黨員之工作[9]:79。
毛澤東重視並採納黨外人士建議，充分展示寬闊胸懷和謙虛風格[10]:14。在民族團結旗幟下，毛澤東十分注意爭取和團結少數民族之上層人士，特別是上層中之主要代表人物[10]:32。毛澤東指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受幾千年封建統治和一百多年帝國主義壓迫而獲得解放，成為中華大地真正主人，是翻天覆地之大事變，中國各族人民銘記在心[10]:33。在涉及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之重大問題上，毛澤東從不讓步，不論對誰，即使對國際共運領袖斯大林，也不例外[10]:56。毛澤東在堅持原則之前提下，又善於作必要之妥協和讓步[10]:56。當時連西方國家輿論也承認，簽訂中蘇條約成為戰爭結束後國際政治中最重要事件，是蘇聯和中國重大外交勝利[10]:60。毛澤東把注意重點逐漸移到經濟，關心國民經濟能否迅速恢復發展，能否儘快渡過嚴重經濟困難[10]:63。1950年7月，毛澤東調幾個軍到東北，擺在鴨綠江邊，加強東北邊防，是具有遠見卓識之戰略決策[10]:111。1952年10月31日，毛澤東囑咐說：「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後來廣為流傳，成為動員和激勵幾代人治理黃河之口號[10]:102。批判電影《武訓傳》，毛澤東是藉此提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歷史人物，應當說是重要的，積極宣傳歷史唯物主義觀點；但同時也片面、粗暴和政治上綱過高，未能真正用學術討論方法，在思想文化界用政治批判學術爭論之不好先例[10]:107。思想改造運動出現一些做法過於生硬，在感情上傷害一些知識分子，發生過錯誤用教條主義觀點來批判某些學術觀點，後來毛澤東在講到知識分子改造問題時稱：「過去的思想改造是必要的，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在做法上有些粗糙，傷了一些人，這是不好的。」[10]:109毛澤東本人始終生活簡樸，自己要求十分嚴格[10]:219。
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特別是朝鮮戰爭停戰以後，毛澤東和中國政府爭取一個和平之國際環境，為中國國內之經濟建設創造有利之外部條件[11]:83。
1954年7月7日和7月8日，毛澤東先後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兩次講話，表明毛澤東發展和完善中國之國際戰略及獨立自主之和平外交政策，有基本原則和大政方針，有具體可行之措施和步驟[11]:101。
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提前基本完成，毛澤東為迅速發展經濟，加快工業化，毛澤東之工作重點和注意力，開始轉移向經濟建設，特別是工業建設[11]:9。《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在毛澤東主持下，經過反覆修改，日臻完善[11]:44。毛澤東多年來抓住不放反對黨內之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毛澤東集中批評脫離實際和群眾之思想作風；此正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半年後，於1957年春提出全黨整風之初衷[11]:72。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在全黨之實際指導作用，絲毫沒有影響毛澤東在全黨之領袖地位，不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當時也沒有引起任何猜想和疑問；而且，毛澤東在全黨、全國人民中的威望空前地提高了[11]:73。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仍然存在意識形態方面長期而複雜之鬥爭；鬥爭在一定條件下，發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演變成為政治鬥爭；但是，如何正確領導鬥爭，毛澤東和全黨都缺乏經驗；而毛澤東本人對極少數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之形勢、對整個階級鬥爭之形勢作過分嚴重之估計；反右派鬥爭之嚴重擴大化，就是在此情況下發展起來[11]:242。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造成很不幸之後果；大批正直之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摧殘和迫害，許多家庭因此受到牽連；大量所謂右派言論，只是對黨在具體工作中之缺點錯誤提出尖銳之批評，甚至只是對黨之某個基層組織或者某個領導人提出批評，也都被當作右派言論批判，並作為根據劃為右派分子；由於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同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以造成生動活潑之政治局面之主觀願望相反，嚴重消極影響國家政治生活；極大妨礙黨之知識分子政策和「雙百」方針之貫徹；教訓令人痛心[11]:243-244。反右派鬥爭已經發生嚴重擴大化，毛澤東之思想也急劇向「左」發展[11]:246。
從中國和中國共產黨地位和威望之提高，毛澤東強烈感受到中國經濟落後造成之壓力和束縛，他迫切希望改變處境；訪蘇更加激發毛澤東只爭朝夕，儘快改變中國落後面貌之決心[11]:291。毛澤東關於工作重點轉移之決策，無疑是正確；但它是在不斷革命之思想指導下提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這時在理論上還沒有形成一個明確而堅定基本觀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即社會主義之根本任務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因此，當著毛澤東認為需要提出另外之新任務時，工作重點就會隨之而改變，就像後來所發生那樣[11]:306-308。《工作方法六十條》提出之任務和目標，是在反對右傾保守、批評反冒進之政治氣氛中，在沒有經過充分科學論證之情況下確定，要求過高，過急，是難以達到；「大躍進」，這是在不切實際但卻十分鼓舞人心之口號激勵下，在過高過急之任務壓力下，逐步發動起來；為實現任務和目標，《六十條》裡規定一些工作方法，如生產計劃三本賬，普遍組織省、市、縣直到基層單位之檢查和評比，提高農業合作社之積纍等，助長工作中之形式主義、命令主義和浮誇作風之滋長；《六十條》有許多規定是正確，有理論意義和長遠指導作用；正碓、包含著真理之思想觀點，都應當作為一份精神財富繼承下來，加以研究和應用[11]:308-311。在南寧會議上表現出毛澤東與中央其他幾位領導人之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是在建設速度；由於毛澤東嚴厲批評反冒進，又提出一些超過實際可能之高指標而被會議一致通過，直接導致「大躍進」開始發動[11]:311。毛澤東一貫做法，當認為黨內出現重大錯誤或偏差時，大聲疾呼；待犯錯者作自我批評後，毛澤東又加以鼓勵，繼續委以重任；在以後黨內生活中，類似情況出現過多次；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從此開始受到破壞，對後來之歷史進程產生嚴重消極影響[11]:319-320。成都會議毛澤東之批評，提出見解，從道理上講也不能說不對，比如學習要結合獨創，但由於指導思想上之「左」，由於忽視客觀規律，片面強調「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因而在實際工作中助長盲目蠻幹情緒，把許多必要、合理之規章制度當作迷信廢除，造成無章可循或作出一些不恰當之規定，破壞正常經濟秩序[11]:323。毛澤東之話傳達下去，使得整風運動增加「左」之做法，把許多人當作「白旗」來拔傷人，特別是知識分子；毛澤東還談到設置對立面，思想在黨內、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曾產生過消極影響[11]:347。可能由於長期指揮作戰之緣故，毛澤東在指導社會改革和經濟建設時，常採用類似用兵作戰之方法，使用一些軍事術語；1958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講話：「明年是帶決戰性的一年，不論工業、農業都是這樣，特別是鋼鐵、機械，還有糧食。從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還有四個月，鋼鐵生產任務能否完成，相當危險。為甚麼我們在這裡開會？就是要緊急動員，要搞到那麼一點鋼。」[11]:365毛澤東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之創立者，調查研究之倡導者；但在「大躍進」中，毛澤東背離原則，從主觀願望出發，實行一些超越歷史發展階段之政策，片面誇大主觀動性和人之意志作用，在實際工作中很多情況違反自然規律和經濟規律；調查研究大多是走馬觀花式之觀察，或是從各級領導幹部之彙報中得到很多不真實和虛假，歸根到底是從上面（包括毛澤東本人）用行政力量壓出來，多麼危險，是嚴重教訓；在「大躍進」過程中，毛澤東不斷強調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但不像過去講實事求是，從思想路線上偏離正確方向；把解放思想同實事求是統一起來，使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得到恢復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經過以後20年之曲折道路，從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得出來[11]:370。由於毛澤東在全黨和全國人民中間享有無與倫比之崇高威望，由於毛澤東過分自信，由於聽到讚揚越來越多，毛澤東就逐漸難以聽不同意見，進而開始背離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因此，導致毛澤東輕率發動「大躍進」，是值得借鑒和深刻總結之經驗教訓[11]:371。當時杜勒斯一再散佈「戰爭邊緣」政策；毛澤東告誡台灣不要跟美國人跑到底，不要相信美國人不會拋棄他們[11]:390-402。逢單日炮擊使金門成為美國之絞索；也使蔣介石有充分理由拒絕從金門、馬祖等外島撤軍，以利於反對美國搞「兩個中國」邊緣政策[11]:410。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由此引發之「共產風」和極左思潮，來勢猛烈，猶如一列急速行駛之火車，一時根本剎不住[12]:22。毛澤東是在用心研究和糾正工作中之缺點、錯誤，並力圖從理論上、政策上解決問題[12]:32。在從中央到地方許多幹部頭腦仍然發熱下，毛澤東比較冷靜，走在糾「左」前列；他克服重重阻力，做大量說服工作，堅決貫徹自己主張，包括糾正自己曾經認可之看法[12]:45。毛澤東對1958年以來之全局形勢估計為成績是「九個指頭」，缺點錯誤只是「一個指頭」，是難以令人信服的；一談起高指標，毛澤東總有些後悔，但他認為「大躍進」總的來說不能說是得不償失[12]:93。毛澤東說彭德懷他們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的同盟者」，這個論斷顯然是不對；此觀點正是後來把老幹部等同於「民主派」，「民主派」等同於「走資派」這個錯誤觀點之初始[12]:119。毛澤東把黨內分歧和矛盾直接說成是階級鬥爭，大概在黨的歷史是第一次；把1957年反右派運動中階級鬥爭擴大化之錯誤，進一步延伸到黨內，使黨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則遭到嚴重損害，影響深遠[12]:122。「反右傾運動」，在黨內開展過火鬥爭，許多敢於講真話、說實情之同志，遭到無理批判，有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反革命分子」；運動破壞民主集中制，黨內生活極不正常[12]:133。毛澤東提出防止和平演變，在階級鬥爭擴大化之歷史背景下，發生「左」之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極端；但無論如何，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重大貢獻[12]:146-147。毛澤東用「計劃第一，價格第二」來說明和解釋「大躍進」之合理性，是不能說服人，也沒有經受住實踐檢驗，早已為歷史所證明；「大躍進」之所以受到嚴重挫折，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因為違反價值規律[12]:160。〈論人民民主專政〉和〈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兩篇名著，為新中國建國綱領奠定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就其基本思想來說，將在長時間內保持生命力[12]:166。聯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政策，是毛澤東根據國際形勢實行之一個重要國際戰略[12]:191。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由於缺乏經驗，又急於求成，迷戀高指標，離開實事求是之思想原則，聽信一些不負責任、不符合實情之報告，因而對高指標曾幾次決心調整，總是落不到實處，因而總是處於被動狀態[12]:196。主觀上本來是想把經濟建設搞得更快一些，使人民早些過上好日子，使國家早些實現富強，但超越實際可能，搞背經濟規律，結果卻適得其反，受到嚴厲懲罰[12]:210。
在毛澤東思想上，一方面是階級鬥爭（越來越佔主導地位），一方面是發展生產力，毛澤東總想通過抓階級鬥爭來促進生產力之發展；然而總是事與願違，往往不是促進而是妨礙生產力之發展[12]:351。儘管毛澤東重申延安整風時期對待犯錯同志之正確方針，但是由於前提搞錯，甚至是顛倒，把黨內一些不同意見分岐，錯誤當做「右傾機會主義」或叫做「修正主義」批判；不可能做到正處理黨內不同意見分岐，而使一些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使黨蒙受重大損失[12]:357。毛澤東提出意識形態問題，從歷史上之階級鬥爭和奪取政權之鬥爭看，是帶有規律之歷史現象，很值得重視；小說《劉志丹》也確有缺點或錯誤；但是毛澤東把上述論斷用到當時文藝界，用到習仲勳等人身上，則是用錯；而且給中國文藝事業乃至整個思想界也帶來很大損害，導致後來所謂在意識形態領域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之嚴重後果[12]:358-359。對毛澤東來說，不論是實行包工到組，還是包工到戶、到人，他都可以接受，並且認為是一種進步經營管理方法；但是一聯繫產量，即一搞包產到戶，毛澤東就認為是資本主義道路，是一條危險道路，所以，包產到戶問題成為毛澤東1962年重提階級鬥爭之直接導火索[12]:362。毛澤東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重提階級鬥爭，把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時期資產階級都將存在和企圖復辟，並成為黨內產生修正主義之根源[12]:363。蘇聯實行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以毛澤東為代表之中國共產黨人，以無比勇氣，敢於頂住蘇聯種種壓力，沒有跟著赫魯曉夫等人之指揮捧轉，保持民族尊嚴和國家獨立自主之地位[12]:410。
對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性質、基層幹部狀況之估計，以及工作步驟和方法等問題，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出現分歧，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之直接原因之一[4]:9。毛澤東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很重視生產鬥爭，但他更重視階級鬥爭[4]:25。毛澤東很重視和喜歡自然科學，更重視和喜歡社會科學[4]:35。以後文化批判運動越來越升級，毛澤東之興趣和注意力也從「四清」逐漸轉到此，直接導致「文化大革命」之發動[4]:85。五·一六通知集中反映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之估計，嚴重混淆是非、敵我；在他看來，他所提出之建設社會主義之主張一直受到阻礙而無法推行，原因就在這裡[4]:106。社會上原有之錯綜複雜之矛盾在種種漂亮口號掩蓋下集中大爆發，所造成之惡果遠超毛澤東原來之預料，反映出他想法嚴重脫離實際[4]:136。「全面階級鬥爭」即將來臨，重大決斷只是由毛澤東個人來決定和宣佈[4]:157。毛澤東決定對「王、關、戚事件」採取隔離審查之斷然措施，沉重打擊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組，對遏制局勢惡化產生積極影響[4]:197。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任何帝國主義之侵略戰爭，又一次顯示他從來不向任何外來壓力低頭之民族自尊和自信[4]:252-254。「九一三事件」給毛澤東之震動和打擊極大，是「文化大革命」之重要轉折，宣告「文化大革命」之理論和實踐之失敗[4]:293-294；事件給毛澤東精神上沉重打擊，毛澤東之健康迅速惡化[4]:299。毛澤東和中國政府伸張正義、援助弱小、蔑視強權，贏得全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之欽佩和讚譽[4]:316。1972年尼克遜訪華，毛澤東會見尼克松，引起後來《中日聯合聲明》[4]:328。毛澤東可以在某些具體問題上糾正錯誤，但不會允許批評和糾正「文化大革命」之指導思想，以後幾年中國政局許多重大變故，都同毛澤東思想狀況有密切關係[4]:335。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他一生中所做之兩件大事之一，認為它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是完全必要的，擔心有人要對「文化大革命」翻案[4]:437-438。毛澤東談話主題仍是「鬥爭」，使毛澤東又「像青年人那樣興奮起來」，「他的頭腦甚至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不論歷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志力量的突出證明。」[4]:445在關鍵時刻毛澤東沒有給「四人幫」奪取最高領導權，對後來黨順利粉碎「四人幫」極為重要[4]:451。《毛主席重要指示》是毛澤東在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間聽取毛遠新彙報時之多次談話，繼續從錯誤之「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出發，在觀察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出現政治、經濟、文化等新矛盾新問題時，把一些不屬於階級鬥爭之問題看作是階級鬥爭，又沿用大規模急風暴雨式群眾性鬥爭，使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4]:451。毛澤東對鄧小平「保留黨籍」之意見，多少反映出對鄧仍留有餘地，寄有某種希望之複雜心態；毛澤東還託付汪東興採取措施加以保護鄧，以免遭受不測[4]:459。中國各族人民沿著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開創之道路，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繼續闊步前進[4]:475。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毛澤東先後以不同理由發動了反右運動、大躍進、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這些運動先後使社會形勢陷入亂局，使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生活受到嚴重影響。具體表現為：
- 國家憲法及法律、黨內的黨章條例和民主集中制失去約束力，公民、黨員的合法人身權利失去保障和維護；工農業生產在快速追趕指標的過程中求快求量而不保質，導致大量次品被生產，無效消耗巨量資源及產能，並出現大幅度誇大實際產量的「放衛星」現象，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底層勞動人口不堪重負、喪失勞動積極性從而重挫國內生產總值等經濟發展指標，使經濟倒退，出現饑荒。
- 教育業廢弛，高考停擺，各學段學校罷課，教師、知識分子群體被停職批鬥折磨。一大批適齡的青少年學生、知識青年階層被迫失去正常接受教育的機會，參與「紅衛兵」、「造反派」等組織或被勒令「上山下鄉」至農村、工廠等地參與勞動以及到全國各地參與「串聯」，造成人才斷層，嚴重影響這一群體在日後到來的高科技、知識化、信息化社會中的生存與發展。國內高等院校破格招收學業水平不夠格的「工農兵學員」令教育資源嚴重浪費。
- 一些國家物質及非物質歷史文化遺產遭受折損，國內一些寺廟、古蹟、詩書古籍等與當局主張相悖的遺存遭到不可修復的巨大破壞甚至損毀。一些藝術家及宗教界人士遭受殘酷批鬥與迫害。
- 針對其本人的個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偉大的領袖及導師」、「大海航行的舵手」、「紅太陽」等稱謂集中出現，引領了同時期的意識形態，體現在歌劇歌曲、文學詩歌、電影等藝術作品的創作中，並且為「四人幫」一類別有用心的政界人士所利用，包括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的彭德懷和賀龍等在內的一批黨和國家各級領導幹部在其間蒙冤遭受批判、折磨甚至因此殞命。
這些運動產生的消極後果均重創了彼時國力尚有限的中國正常的發展和建設。也因此國際歷史學界在研究討論此段歷史時多對其具有爭議或批評意見，包括中國官方在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問題時亦承認其在「文化大革命」的相關決策上犯有錯誤評估形勢時局的歷史錯誤。
1976年毛澤東逝世時，中共中央發布的《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稱毛澤東為「我黨我軍我國各族人民敬愛的偉大領袖、國際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的偉大導師」。
1980年3月，鄧小平在討論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對反右運動以及毛澤東作出評價（收錄於《鄧小平文選》第二卷）[13][14][15]：
總起來說，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正確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以後，錯誤就越來越多了。
1980年8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會見意大利記者奧里亞娜·法拉奇，當談到毛澤東時，鄧小平說[16]:344-345：
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
與此同時，在回答法拉奇關於文革的問題時，鄧小平提到[17][18]：
我可總結地說，毛主席的過錯是政治性的過錯，這樣講並不減低他所犯過失的嚴重性，更不能說是為這些錯誤有所辯護；可是，講到政治過錯是一回事，講到林彪或者四人幫的罪行卻是另外一回事。是的，毛主席的確縱容了林彪和四人幫，他們利用他的政治過錯來篡奪權力……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由鄧小平主持起草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統一了全黨的思想[4]:470。《決議》如此評價和總結毛澤東之歷史地位和毛思想[4]:470-471：
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嚴重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為我們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中國各族人民解放事業的勝利，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和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他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199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週年紀念大會」上講話：「今天，我們在這裡隆重集會，紀念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中國各族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週年。」[4]:472「毛澤東同志最偉大的歷史功績，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領導我們和人民，找到了一條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道路，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務，結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接著，他又從中國實際出發，開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4]:473「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4]:474[19]
中國兩任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習近平通過公開講話，對毛澤東形成了下列官方評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20][21]。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評價毛澤東時代與改革開放時代的關係時說：「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創立毛澤東思想，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國、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偉大成就以及艱辛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取得寶貴經驗的基礎上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22]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評價毛澤東時代：「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23]
- 楊昌濟1920年致信章士釗：「吾鄭重語君，二子（毛澤東和蔡和森）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24]
- 楊樹達1950年12月31日日記：「閱報載毛澤東《認識論》（編者按：系《實踐論》之誤），說詳審緻密，余謂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三君不唯有政治才，亦富於學識，我國古來君師合一之象，今日見之矣。」[25]
-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曾評價毛澤東說：「偉大毛主席，光明如紅日，普照各民族，永世照不息，誰敢來侵略，消滅侵略者，確保和平福，十方得光澤。」[26][27][28]
- 傅雷在寫給傅聰的信件中評價毛澤東說：「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29]
- 習仲勛在1951年7月1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三十周年寫〈跟着毛澤東走就是勝利〉：「試想，如果沒有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正確領導，沒有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沒有十大軍事原則，沒有歷次重大戰役中毛澤東的親切指導，我們能夠勝利嗎？是絕對不能的。」[30]:168
-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前成員戚本禹：「一代偉人，他一生戰勝了多少強敵，可他從來沒有居功自傲，仍然經常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他只是人民的小學生。他享有無比崇高的威望並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可他從未為自己和家人謀過特殊的利益。他一心只想着如何鞏固讓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民主政權，和怎樣讓人民通過自己的艱苦奮鬥過上幸福的生活。他思想深邃，聰明睿智，目光遠大；他的理論造詣和文化功底極其深厚，這些不僅在他同時代的人中，無人可以與他相提並論，就是幾千年的世界歷史上也是罕見其匹。」[31]
- 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評價毛澤東「對國家發展是有想法的」「真心希望建設一個光明的中國」「喜歡聊天，海闊天空，無邊無際」[32]。
- 空氣動力學家、「兩彈一星元勛」錢學森在毛澤東逝世後說：「毛主席多次親自教誨我，每一次都給我指明了繼續前進的方向，每一次都給我增添了登攀高峰的力量。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產黨給的……毛主席講了在科學技術發展中，矛盾鬥爭推動事物前進的道理。這使我思想上受到很深的教誨，對我進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啟發。」[33]他又在2002年說：「回國後我同毛主席有過多次接觸，他也問過我一些科學上的問題。他的智慧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歷史、文學藝術修養，來自革命戰爭的錘鍊，很了不起。他對科學問題也十分關注，下了很大功夫進行研究。」[34]
- 姜文評價毛澤東「不但是偉大的政治家，更是個極有魅力的藝術家，他把整個中國當成他的作品。從他的詩詞裡，可以看出他人生的氣魄和浪漫主義情懷」「他是成功的反抗者，他又是一個HOLD得住的統治者，這在歷史中，這種人物是很少的，我是從這個角度，因為喜歡看歷史，我是從歷史角度來談這個人」[35][36]。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韓德強評價毛澤東「就是一個神」、「九分功一分錯，或至少是八二」、「對中國的遺產太豐富了。首先是這個政權，今天社會的穩定和統一就是毛澤東最大的遺產。其次，毛澤東還給中國人留下了一個美好社會的理想」，並表示「我們要去議論他的話，在一定程度上就如同在山腳下一個人想去議論泰山一樣，很困難」[37]。
- 歷史學家周谷城評價道：「毛澤東主席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創立和發展，為全國各族人民的解放事業的勝利，為新中國的締造和社會主義的發展，建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功勳……我有幸在大革命前夕結識了毛澤東同志，他鼓勵我參加農民運動，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都給了我很多幫助；解放後，他對我以諍友相待，我受到他的關心和信任，深情厚誼，終生難忘。」[38]
- 美國前總統理查德·米爾豪斯·尼克松在其著作《領袖們》中說：「歷史大概會認為，毛澤東最大的成就是建立中共對全國各地社會各階層的控制。」[39]「無論人們對毛有怎樣的看法，誰也否認不了他是一位戰鬥到最後一息的戰士。」[40][41]，在弔唁致電中說：「毛澤東是一代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注重實際的共產黨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歷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42]
- 據美國政府文獻，當時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發表聲明說：「毛主席是中國現代歷史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位其行動深刻地影響到他的國家的發展的領導人。他對歷史的影響將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43]傑拉爾德·福特在致毛澤東唁電中稱：「在任何時代成為歷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42][44]
- 美國前國務卿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毛澤東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的巨大作用的見證。沒有任何外在的裝飾物可以解釋毛澤東所煥發的力量感。我的孩子們談到流行唱片藝術家身上的一種『顫流』，我得承認自己對此完全感覺不到。但是毛澤東卻的確發出力量、權力和意志的顫流。」[41][45][46][47][48]，「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毛澤東的確能讓人體會到力量、權力和意志的共鳴。」[49]
- 美國國防部助理副部長菲利普·戴維遜[50]：「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戰略家。哪個領袖能像他這樣在這麼多不同類型的衝突中長期立於不敗之地？」[44][45][46][47][48]
- 《西行漫記》作者、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毛澤東是個精通中國舊學的學者，是一個無所不談的讀書家，是一個深刻的哲學和歷史的研究員，是一個完美的演說家，是一個具有非常記憶力和特殊集中力的人，是一個有才能的著作家。他對個人本身的習慣也漫不經意，似乎還有一種中國式的責任式的驚人地注意瑣事的樣子，是一個不知疲倦的有精力的人，是一個具有極大天才的軍事上、政治上的戰略家。」「他那絕對的自信卻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具有被馬克•吐溫稱之為「握有四張王牌的基督徒」的那種鎮靜和自信，他的王牌是亞洲馬克思主義，他對中國和中國歷史的淵博知識，他對中國人民的無限信任和他將泥腿子培養為將軍的實際經驗。我在1936年寫道：在這個人的身上，『你會覺得有一種天賦的力量，一種強大的自然活力。』」[51]
- 為共產國際工作[52]的作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中國共產黨的其他領袖人物，每一個都可以同古今中外社會歷史上的人物相提並論，但無人能夠比得上毛澤東。」[44][45][46][47][48]
- 毛澤東去世時，紐約時報記者福克斯·巴特菲爾德評價毛澤東「是歷史上偉大革命人物之一」，「讓中國重回大國的傳統位置」，「發動了一連串全面、有時是破壞性的運動，將一個面積為960萬平方公里、占世界1/5人口的半封建、基本上是文盲和農業的國家，變為一個現代化、工業化的社會主義國家。」[53]
- 中國問題專家羅斯·特里爾：「毛澤東是意志堅強的人」「毛澤東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想法都是他自己的原創，發展出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54]「毛是20世紀的魅力超群的政治家。…… 他的經歷，足以使他成為卡爾·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合為一體的中國革命的化身。」[55]:461[45][46][47][48]
- 中國問題專家德里克發表《全球化與毛澤東的發展理論》的文章，認為毛澤東提出了富有遠見的發展理論，能夠避免當前世界上主導性的發展模式的很多弊病。這種理論關注自力更生、地方經濟、可持續發展以及平等和公正的社會關係的建立。沒有這種革命傳統及其實踐，隨後的發展是不可能的。[56]
- 拳王邁克·泰森的手臂雕刻着毛澤東像，他在獄中讀毛語錄時，「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留給他深刻印象[57][45][46][47][48]。
- 曾參與曼哈頓計劃，後來長期居住在中國的寒春評價：「毛是一個了不起的人，他解放了所有人，他絕對不是一個惡魔。」[58]
- 美籍華人作家聶華苓：「毛澤東是一位進取者，是原動力、是創始者，最善於採取令人驚訝的局面、緊張局面和緩和局面交替出現的戰略。他不相信慢的穩定時期，而且從來不滿足於變化的速度，可是他是重實際的，對於逐步實現一個目標有着極大的耐心……在1949共產黨奪取政權後，毛澤東仍是一個革命者，毛澤東不希望這一工作妨礙他所理解的繼續革命的事業。毛澤東是一個極富想象力，而又受想象力驅使的人物，對中國大眾來講，他是詩人、預言家、學者……毛澤東不只是一個人，而至少是五個人：他是在全中國點燃起義烈火的農民組織者、軍隊的統帥、喜愛豪放的浪漫主義的詩人、賦予馬克思主義一種新的東方道德規範的哲學家、一個作為世界上最龐大的官僚機構的政治領袖。」[59]
- 1929年，毛澤東病重，共產國際在莫斯科聽到毛澤東病故之誤傳，1930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訃告1,000多字，對毛澤東評價很高：「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遊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同志是被稱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範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8]:201-202
- 亞歷山大·潘佐夫評價毛澤東「不僅是個敢於冒險的政治家，也是個民族主義革命家」，「毛澤東不僅推動了激進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他也給中國這個從前的半殖民地帶來了民族革命。在毛澤東時期，中國最終能夠成為世界的主要地緣政治中心，政治上同蘇美兩超級大國保持等距離，並因此受到國際輿論的更多關注」。[60]
- 英國作家韓素音評價毛澤東說：「他的領導藝術在於以理服人。他讀書極多，他是一個擅長辯論的辯證法家……他的想象力十分生動……毛澤東還是一位藝術家，在獨特的意義上說是一位革命的藝術家。他有一股異乎尋常的衝動，一種藝術家的苛求；對己，對人毫不留情。他以一種永恆的激情從事工作，而這種達到忘我境界的激情就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美來。他的散文比他的詩詞更加精美絕倫，清晰之極，他的政治著作就是藝術創作……毛澤東的偉大，集中地表現在他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把握和了解，特別是對於中國農民的透徹了解。他懂得農民在中國戰爭中的地位，非常清楚農民渴望什麼，怨恨什麼，並懂得怎樣把這種渴望和怨恨轉化為變革世界的行動。他的哲理像大地一樣，深厚、實在，而且是絕對的中國特色，連沒有文化的農民也一聽就懂。這不僅因為他是農民的兒子，更在於他的天賦。」[62]
- 羅思義評價毛澤東說：「毛澤東是中國的一個特殊作品——他的遺產是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他的成就和他的分析方法也是中國對全人類的貢獻。」[63]
- 巴基斯坦前總統喬德里說：「（毛澤東是）中國革命之父。」[42]
- 巴基斯坦前總理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在毛澤東逝世後發表聲明稱：「像毛澤東那樣的人物，在一個世紀，也許一千年裡只能產生一位，他們占領了舞台，以天才的靈感寫下了歷史的篇章。毫無疑問，毛澤東是巨人中的巨人。他使歷史顯得渺小。他的強有力的影響在全世界億萬男女的心中留下了印記。毛澤東是革命的兒子，是革命的精髓，確實是革命的旋律和傳奇，是震動世界的出色的新秩序的最高締造者。毛澤東沒有死，他永垂不朽。他的思想將繼續指導各國人民和各民族的命運，一直到太陽永遠不再升起。如果僅僅是從中國的範圍來衡量他的劃時代的功績，那將有損於對這位非凡人物的紀念。當然，他為中國及其八億人民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毛澤東也是一位崇高的世界領袖。他對當代局勢發展的貢獻是沒有人可以比擬的。今天，全世界都哀悼毛澤東的逝世，但是到明天黎明，都將起來歌唱頌揚他不朽的讚歌。我的思想和感情，像我的同胞一樣，極為悲慟沉痛。這位人物的謙虛和幽默，他的光榮和偉大，他的英勇和勝利，將永垂青史。毛澤東的名字將永遠是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偉大而正義的事業的同義語，是人類反對壓迫和剝削的鬥爭的光輝象徵，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勝利的標誌。是幻覺還是夢境？日出霧散，是夢還是醒？我們巴基斯坦將永遠懷着敬意紀念不朽的毛澤東。」[64][41][44][45]
- 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德·馬科斯說：「毛澤東主席是一位人類的領袖、歷史的推動者。他是名垂史冊的人物。」[42]
- 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查韋斯：「我整個一生都是毛澤東的崇拜者。」[45][46][47][48][44]
- 秘魯共產黨領導人貢薩羅在1988年接受採訪時分析了毛澤東以及毛澤東思想對秘魯共產主義革命的意義，並說：「……我喜歡詩歌。這是我欽佩毛主席的另一件事，他是一位傑出的詩人……（雖然我沒能受毛澤東接見）但我看到了人民對一位偉大領袖，一位非凡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座馬克思主義的頂峰的認可和深厚愛戴。」[65]
- 蔣介石評價毛澤東為：「陰陽怪氣，綿里藏針」。[67] 1945年重慶談判前，蔣介石在閱讀毛澤東的《沁園春·雪》後評價：「我看他的詞有帝王思想，他想復古，想效法唐宗宋祖，稱王稱霸」。[68]
- 林彪在筆記中記錄：「他先為你捏造一個『你的』意見，然後他來駁你的意見。並無，而捏造——老東（指毛澤東）的慣用手法，今後當注意他這一着」；「毛，應照顧他，使他沒有小幫幫的必要，他就不小幫幫了。政治上對其每一創舉與功績公道主動地指出來，則他自無鋒芒的必要」；「你先說了東，他就偏說西。故當聽他先說才可一致」；「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69][70][71] 林彪集團五七一工程紀要中評價毛澤東不是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72]
- 聶紺弩評價毛澤東「身敗名裂，家破人亡，眾叛親離，等到一切真相被揭開，他還要遺臭萬年」。[73]
- 楊奎松認為，在1941年的中條山戰役當中，毛澤東的態度已經是「你一國，我一國」，國軍的損失與中共無關。「毛澤東曾電告彭德懷：在日寇此次打擊下，國民黨不能不向我討好。國共地位將發生根本變化，我黨在抗戰中將日益占據領導地位。因此，我們要團結對敵配合作戰，但決不為國民黨激將法所衝動。」由於中條山位於晉南，臨近之晉東南是八路軍主力所在之處，因此，戰役開始後不久，意識到中條山根據地堅守困難的蔣介石就多次要求八路軍採取牽制行動，以配合中條山國軍作戰。因為中共方面兩周時間均未採取作戰行動，不僅蘇聯駐重慶的軍事總顧問多次向中共駐重慶代表周恩來等表示不滿，就連在國統區影響極大的中間派報紙《大公報》也公開發社評，引述日本報紙的言論，旁敲側擊地責備中共不該袖手旁觀。集合了中間各重要黨派的新成立的中國民主同盟，也由主席黃炎培牽頭，發表公電，請求八路軍即刻出兵配合政府軍作戰。同時，楊奎松說明了中共中央當時的基本軍事方針：今後應採取「熬時間的長期鬥爭，分散的游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方式（從最激烈的武裝鬥爭方式到最和平的革命兩面派的方式）與敵人周旋，節省與保存自己的實力（武裝實力與民眾實力），以待有利的時機」。為此，應避免「單純的軍事鬥爭」和「表面上的尖銳對立政策」，要「善於隱蔽自己保存實力」，反對「一切只着眼到一時的痛快拼命鬥爭，而不知轉彎的辦法」，以免「引起敵人殘酷的鎮壓」和「造成群眾的恐懼」。[74][75]
- 著名學者傅斯年曾與褚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冷遹一行六人，在1945年7月1日乘專機到達延安會見毛澤東，共商國共合作事宜，其中傅斯年更因為其學術上的崇高地位，獲毛澤東邀請夜談，之後返回重慶。不過與同行成員稱譽中共不同，傅斯年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提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在同毛澤東的夜談中，發現其對於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內容都相當熟悉，而毛正是通過這些材料去研究民眾心理，加以利用，因此傅斯年認為毛澤東「不過是「宋江」之流」。[76]
- 1980年四千老幹部大討論如何評議毛澤東功過時，李維漢在發言中列舉了毛澤東的片面性錯誤的十大方面：1.熟悉新民主主義，不熟悉科學社會主義；2.熟悉農民和地主，不熟悉產業工人和資本家；3.熟悉農業，不熟悉工業；4.不懂政治經濟學，很晚才讀經濟學教科書，才研究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5.不研究經濟規律，主要是從政治看經濟問題；6.對知識分子按世界觀劃階級，主張「外行領導內行」，批「臭老九」；7.搞農民平均主義，1958年搞「大躍進」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8.在需要「外為中用」時，大批國際修正主義，把「自力更生」變成「閉關自守」；9.1964年提出四個現代化，1966年又開始搞四個大破壞；10.鑽進線裝書，搞他的「古為今用」。[77]
- 陳一諮說，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之前大談民主，為的是爭取人心；成功奪權後，中國大陸不僅從根本上摧毀了歷史上流傳下來的各種政治組織、經濟組織、宗親組織和經濟組織，並且還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清除中共黨內外有不同思想的人，使民主發展失去了成長的環境，大大阻礙了中國社會進步。[78]
-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曾稱毛澤東為「混世魔王」，他評價「如果僅僅限於中國的範圍內，從中國歷史的角度評價毛澤東，他無疑是到目前為止最成功的一個人。沒有人比他更瞭解中國人的性格，沒有人比他更熟悉專制政權內部的相互傾軋的藝術，沒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於應變、流氓成性，更沒有人能夠把自己裝扮得像紅太陽一樣光輝燦爛。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在毛澤東的手中變成了「人民萬歲」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他又能通過一系列運動使人民一無所得。他似乎以一個人的力量與整個中國對抗，就像一個高大強壯的男子漢和一個柔弱順從的小女子的關係一樣。 」「他把中國傳統的專制政體、把中國人的愚昧和軟弱推向了前無古人的極端。在一次次的權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國人的性格弱點，打擊對手猶如貓捉老鼠，多少曾經在共產黨內權力比他大、職位比他高的人，都一個個地拜倒在他的腳下。」「但是，如果就整個世界的範圍而言，從世界歷史的進程上看，毛澤東徹底失敗了。他沒能把一個全新的中國推向世界，沒能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沒能成為左右國際事務的全球性政治領袖。他僅僅是在重複數千年延綿不絕的中國歷史，陷入那個輪回式的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無奈他野心有餘而能力不足。他沒有力量和智慧創造一個強大的中國，以與美蘇對抗，也就自然沒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國際領袖的位置。毛澤東的所作所為，無一不符合傳統中國獨裁者的一切，卻沒有絲毫走向現代世界的跡象。他被人類的先進文化拋到遠遠的地方，只能封閉起來，龜縮在自己的軀殼內，在對內的整肅中發洩他的無限權力佔有欲。玩中國，毛澤東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卻像個只知道死守二畝三分地的土財主，唯恐被什麼人搶去。這完全是一個農民起義首領的性格。 」[79]
-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陳銘樞曾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評價其「好大喜功，喜怒無常，偏聽偏信，鄙夷舊的」。毛澤東在1958年1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並不否定該評價的字面意義，反而藉此闡述了對相關問題的看法。[80]
- 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立果曾評價毛澤東「不僅挑動幹部斗幹部、群眾斗群眾，而且挑動軍隊斗軍隊、黨員斗黨員，是中國武鬥的最大倡導者。他們製造矛盾，製造分裂，以達到他們分而治之、各個擊破，鞏固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的目的。他知道同時向所有人進攻，那就等於自取滅亡，所以他今天拉那個打這個，明天拉這個打那個；每個時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今天甜言蜜語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須有的罪名置於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賓，明天就成了他階下囚」「一個懷疑狂、虐待狂，他的整人哲學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個人都要把這個人置於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壞事嫁禍於別人。戳穿了說，在他手下一個個像走馬燈式垮台的人物，其實都是他的替罪羊。」[81]
- 毛澤東前妻楊開慧在日記中評價毛澤東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82]
- 《高中新課標歷史教材（人教版）》編寫者之一袁騰飛評價毛澤東「幹什麼什麼不靈，有一樣東西他特別會，就是打仗，整人吶，他鬥人的功夫在中國的歷史上是沒有見過他這麼會鬥人的，你讓他治國抓經濟那完了，這國家非讓他抓到原始社會去不可！據說毛澤東會寫詩，要是李白是一的話，毛澤東是負一億。據說毛澤東會寫字，反正比的能強點！據無恥文人們說，像郭沫若這樣的！……蔣介石政府是一黨獨裁政府，毛其實也一樣，兩個獨裁者是一回事。國民黨當年失敗的原因就不好多說了，你說了容易對今天的政局產生影響」「毛紀念堂不是不可以去，你可以去，但是你要記住那是什麼？那是靖國神社，裡面供奉的是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劊子手」「治國無方，擾民有術」。[83][84][85]
- 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評價毛澤東「把中國引入了階級鬥爭，一黨專政的死胡同。」「對共產黨毛澤東是有功勞的，但對老百姓來講我想不出他有什麼功勞。我看到的記載都是他所帶來的災難」「是一個最迷戀權力，最喜歡玩弄權力的人。同時也是一個最自私的人……毛澤東也是一個最無情的人」「甚至還不如中國歷史上的那些開國君主」。[86]
- 金鐘在接受法國國際廣播電台採訪時認為毛澤東有「十大罪」：「謀殺國家主席劉少奇」、「復辟家天下，操縱江青篡黨禍國」、「煽動仇恨，教唆青少年搞紅色恐怖」、「焚書坑儒，毀滅文化與科技教育」、「勾結日寇，里通漢奸，叛國有罪」、「大躍進導致大饑荒，餓死了3000多萬人」、「誹謗赫魯曉夫的改革」、「輸出暴政支持紅色高棉殺人300萬」、「享受超級特權，貪污腐敗」。[87]
- 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委員會委員趙克羅評論毛澤東說：「毛=黨=國家=人民？老毛賊搞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窮兵黷武，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為什麼不能反？」[88]
- 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余英時認為，毛澤東的強烈意志所追求的是模糊不清的烏托邦，而每一次實現的秩序則都和他的「否定意志」格格不入，因此一再變成否定和破壞的對象。這是毛說「文化革命」不是一二次、三四次便能「太平無事」的深層意義[93]。自1976年毛澤東逝世以來的客觀趨勢，是中國人對毛澤東的評價（包括中共官方在內）愈來愈低；而且這一趨勢還在繼續。中共的領導人都強調「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這句話正確與否是要看我們如何理解「新中國」這個名詞。如果說「新中國」是指中共政權統治下的中國，那麼這句話是對的。但是如果所謂「新中國」涵蘊著一種價值判斷，以為沒有毛澤東則中國今天將仍然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這個論斷就很有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舊式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迅速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蘇俄的新帝國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所以，亞非地區大多數的舊殖民地或被壓迫的民族都一個個地獨立建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事實上已擺脫了舊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廢除了不平等條約，而且成為聯合國的「五強」之一。對於中國人民而言，毛澤東所建立的「新中國」，只不過是一個新的政權而已[94]:291-294。以毛澤東為領導主體的中共繼承了一種中國傳統，即社會邊緣人的造反傳統。中共這個「邊緣人集團」的特點和做事習慣是：鄙棄社會上共同遵守的一切規範和價值，因而行事肆無忌憚。在造反時期不惜運用任何手段奪權，在奪權以後則千方百計地保權[95]:36-38。毛澤東的成功是時代造成的，而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日本侵華。毛澤東嚴格上講沒有遺產，唯一的遺產就是一黨專政[96]。在中國史上，毛澤東具有秦始皇、明太祖的一切負面；在20世紀世界史上，他和希特勒、斯大林是一丘之貉[93]。
-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白魯恂寫過《作為領袖的毛澤東》一書分析毛澤東的心理[97][98]。他認為毛可能是自戀(narcissism)與邊緣性人格障礙(borderline syndrome)。這能解釋毛一方面善於了解別人心理並加以操縱，一方面對別人漠不關心。又說毛不是以現代方式領導政府；政策不是專業的評估事實與証據，系統的研究不同政策的後果來決定，而是靠毛的本能與直覺隨性決定[99]:107-112。
- 美國學者艾瑞克·周就在《毛澤東：人與神話》一書中指出：「在靠愚昧和迷信生活的普通老百姓眼裡，毛的出現就像全能的上帝一樣。在中國的歷史上，統治者與各種神話聯繫在一起……如果神話和傳說比原則口號更能激勵民眾，毛澤東當然也會使用這些東西。」[100]:155-156
- 哈佛大學費正清教授1991年出版的《中國新史》專章討論「大躍進」，開宗明義即說中國共產黨所強行的政策是大饑荒的原因之一，餓死人數是2-3千萬[101]:368。《共產主義黑皮書》認為在毛澤東統治下，中國人民死亡人數約六千五百萬人，超過蘇聯的兩千萬人[102]:4。
- 研究屠殺人民的魯道夫·拉梅爾教授認為，毛澤東造成七千七百萬中國人死亡，超過蘇聯的六千六百萬人，是20世紀屠殺人民最多的[103]。
- 羅斯·特里爾：「毛澤東信仰一個永恆變動的世界，偏愛的是鬥爭高於一切，認為一切現象都充滿矛盾。」人民戰爭的理論和實踐獲得成功之後，毛澤東進而試圖通過建立一系列人民組織（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銀行等等）真正建立一個理想的人民共和國，依靠人民民主跳出以往歷史興衰的周期率。但實際上「『人民』對毛澤東來說是一個玄學上的集合名詞，而不是存在着利益競爭和意見相左的公民隊伍。」「真理和權力集於聖賢一身，他駕馭着作為現代化的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堅信「利用矛盾是獲取和掌握權力的方法」……「鬥爭保持純潔」[104]。他試圖通過不斷發動群眾運動等形式來解決政治、文化甚至經濟等領域內的重大問題，但失去法律保障與約束的人民群眾卻成為一種盲目的群體性力量，不但難於解決社會各個領域的重大問題，而且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無法彌補的浩劫，因為此些事件，導致中國對於民主的態度也趨於保守。[來源請求]例如羅斯·特里爾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災難說明毛澤東是一位帶有烏托邦思想的理想主義者。「深埋在毛澤東腦海中的是一個道德共同體，而不是民主政體。」「在毛澤東看來，革命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種生活方式。」他把本應作為科學的社會主義柔化成一種社會道德。「他深信鬥爭能陶冶人的品格(個體改造問題)，同時又意識到千百萬人相互間鬥來鬥去只會一片混亂(政治秩序問題)。」[105]他認識到上述兩個問題之間的的矛盾，但又根本無法解決其矛盾，因此也就無法真正「從大亂走向大治」。[來源請求]
-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一書記恩維爾·霍查在《給希斯尼·卡博同志的信》一文中說：毛澤東的形象不斷膨脹，以至於達到了中國皇帝的地步。事實上，這位「皇帝」憑藉其「偉大舵手」的「真知灼見」，創建了廣泛而可怕的官僚體系，無所不能地駕馭着他的「臣子」。他以共產黨為墊腳石，隨心所欲，並引用道家的「矛盾的辯證發展」觀念為其行為「合理化」。他以革命的名義剝奪了人民的權力，攻擊並瓦解了黨，並在其「臣子」中玩弄權力平衡。他以革命詞句來為這些行為辯護，其實這些行為並不比博卡薩皇帝、伊朗沙阿或尼泊爾國王所做的來得「文明」。毛澤東很喜歡這些人，包容他們並與其為伍，不僅因為物質利益，比如希望獲得政治優勢，使他們讓自己的國家成為中國的衛星國，也因為毛澤東的理念與他們的完全一致。[106]
- 旅居英國的波蘭托派學者艾薩克·多伊徹也指出：「民族的歷史、習慣的傳統影響，在毛主義政府的宗法性質中，在它的僧侶作風中，在對群眾的宣傳中，以及環繞着領袖的神秘氣氛中得到反映。」[107]。
- 荷蘭學者馮客表示：二十世紀使人民大量死亡的三件悲慘事件，是史達林的古拉格，納粹的猶太人大屠殺，和毛製造的大饑荒。而毛是最大的殺人屠夫。[108]
- 歷史學家邁克爾·H·哈特於1978年將毛在百人中排名第20：「毛澤東的排列略高於喬治·華盛頓，因為毛給國家帶來的變化，比華盛頓使國內發生的變化更為重要。毛排列的名次比拿破崙、亞歷山大大帝等人要高不少，因為他對將來的影響可能比這些人要大得多。」[44]哈特在1992年修訂版中，根據中國變化，降低對毛影響力評價，在百人中名列第89，排在列寧、華盛頓、拿破崙、亞歷山大大帝等人之後。[109][110]
- 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赫魯曉夫：「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毛澤東的有些話講得過於簡單化，有些又講得太複雜了！」[111]
- 重慶談判後，蔣介石在和陳布雷談話時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煙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112]
- 中共前領導人鄧小平評價毛澤東是「三分過，七分功」，「儘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他為中國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殺的。從我們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說，我們永遠把他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時間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從危機中把黨和國家挽救過來。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包括哲學、政治 、軍事、文藝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制、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制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制度」。「文化大革命是錯誤的」[113][114][115]。「不僅今天，而且今後，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116]。
- 毛澤東前秘書（非專職）李銳說:「關於毛一生功罪，我說過三句話：革命有功，執政有錯，文革有罪。這當然是很籠統的說法。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毛一生做了兩件大事，奪取政權和執掌政權。據老中宣部長陸定一的說法，毛做前一件大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後面一件事，三分成績，七分錯誤。」[117][118]
- 張聞天在1959年7月12日對彭德懷說：「會（1959年廬山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彭德懷回應：「西北組也是這樣」。[119]
-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哲學暨近代史專家胡繩認為，毛澤東「曾染上過民粹主義色彩」[120]。他也認為，「至少在毛澤東一生最輝煌的時期之一，即大體在民主革命時期的1939年到1949年，毛澤東不但沒有絲毫染上民粹主義的思想，而且是堅決地反對民粹主義的。……甚至可以說，雖然過去我們黨內有些同志表示反對民粹主義，但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堅定地、透徹地反對民粹主義，毛澤東是我們黨內的第一人。……毛主席的偉大就在這裡，不僅提出了新民主主義論，而且領導全黨和全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緊要關頭大膽地躍進，取得了勝利。」談到人民公社，他認為「從人民公社就能夠進入共產主義」的思想「屬於民粹主義的範疇」[121]。
- 胡錫進評價毛澤東說：「毛澤東犯過一些錯誤，但我相信，只要中國不分裂成七八塊，大中國還存在，對毛的否定就走不了太遠。因為毛所建立的國家高度獨立自主，中央政權的有效性，還有把國家帶進核俱樂部等，為之後的中國改革開放提供了可以堅實踩上去的肩膀。一些人罵毛澤東罵過頭時，輿論自然會反彈。躺着的毛澤東有這個力量。」[122]
-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核物理學家，同時也是毛澤東研究專家的斯圖爾特·施拉姆教授在2003年哈佛大學為紀念其著作而舉辦的學術會議上回憶，他曾經在韶山講話評論過毛善於打天下，但不擅於治天下；隨後，他評價大躍進造成了巨大浪費，而文化大革命發動群眾清除反革命則「更加糟糕」；施拉姆認為毛澤東在治理國政時出現過錯誤判斷、沒有直面事實、急於求成和報復心理等問題，並認為毛將自己當作思想認識的準則，從而判斷中國共產黨出了修正主義，進而形成了專制獨裁；但施拉姆也認為毛有許多值得欽佩之處，在回答為什麼毛的（政治）遺產沒有被和斯大林、希特勒或波爾布特相提並論的問題時，他回答道，毛的政治直覺在很多方面是正確的，毛曾為中國人民努力付出，儘管50年代之後毛的情緒化、領導錯誤與歇斯底里特質愈來愈嚴重，並且出現了嚴重的失誤與罪過，但毛仍然是為了中國盡力而為的偉大領導人，並將因此而被銘記[123][124]。
- 辛子陵評價毛澤東是「偉大的革命家，失敗的建設者」[122]。
- 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評價毛澤東「對國家的忠誠和貢獻是無與倫比的，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忠誠和貢獻是應該充分肯定的。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伴隨着毛澤東對時代的貢獻，亦有時代對他的局限。這通常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難以避免的，後人不能苛求」[125]。
- 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教授莫里斯·邁斯納：「儘管曾經在存在着所有這些失敗和挫折，但是毛澤東時代是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這一結論是不可避免的。曾經長期被輕蔑為『亞洲病夫』的中國，20世紀50年代初期以小於比利時工業規模的工業開始，在毛澤東時代結束時，卻以世界上6個最大工業國之一的姿態出現了。中國的國民收入在1952年到1978年的25年間增加了4倍，即從1952年的600億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億元，而工業在增加的國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國民收入指數（以不變價格計算）從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澤東時代的最後20年間（這是毛澤東的後繼者們評價不高的一個時期），而且連大躍進的經濟災難也估計在內，中國的國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間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的主要的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在毛澤東身後的時代裡，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風尚，深恐提及後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並不就等於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80年代將找不到要改革的對象。」[44][45][46][47][48][126]。對於西方學術界普遍質疑1949年的革命是否有必要，邁斯納認為1949年革命經由土地改革運動，在經濟上成功達成資本主義、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在政治上則失敗了，沒有形成社會主義或民主制度，而形成史達林式的壓迫機器。[127]
- 日本漫畫家藤子不二雄Ⓐ在《劇畫毛澤東傳》2003年復刻版的後記中寫到：「我認為毛澤東的一生可以分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與建國後兩個階段。我描繪的主要是前期階段。對這個時期的毛澤東來說，這是一個充滿了動盪與苦難的階段，但他時刻懷揣著「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偉大而浪漫的夢想。此時的毛澤東不僅是一個充滿力量的革命戰士，還是一個志向高遠的浪漫主義者、人道主義者。但是，建國後的毛澤東，成為一個統治7億人民的領袖後，卻捨棄了浪漫，轉向到國內鬥爭的道路上去，文化大革命便是這鬥爭的終極表現，這也是毛澤東最大的悲劇。但無論如何，毛澤東肯定是本世紀最大的英雄人物之一。」[128]
- 曾加入中共的美國學者李敦白對毛澤東的評價是「融大英雄和大罪犯為一身」[129]。「絕頂聰明、才華過人的暴君，是造成上百萬人甚至上千萬人受苦受難及死亡的罪魁禍首。...如果毛在大權獨攬之前去世，那他或許還會被認為是個先知，甚至會被當作聖人來緬懷。」[130]。
- 寫過《毛澤東傳》的英國作家菲力普·肖特認為：毛澤東是傳記作家的最佳人選，他刁鑽狡猾，複雜又充滿人性弱點，不是天才，就是瘋狂，或者都是。[123]
- 1989年3月國防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美國傑斯·布萊恩所著《胡耀邦傳》聲稱，鄧小平曾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請陳雲領頭講話。陳雲說，對於毛澤東的功與過，不論說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實。他認為毛澤東一生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也就是到1949年止，毛主席領導是正確的，應予全面肯定；第二階段是到1957年鳴放運動止，其間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雖稍有偏差，但成績大於錯誤，應予基本肯定；第三階段從1957年反右開始，經過三面紅旗的胡搞亂開，到1965年止，其間毛主席在1961年退居二線，不問大事，經濟才有了轉機，但在他當政那一段時間，應予基本否定；第四階段從1966年到他逝世為止，那慘絕人寰的「文革」悲劇，他是主要責任者，應予全面否定。[131]:36-372004年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鄧小平印象》全文引用[132]，然而原版的英文書名、作者名、國外出版社均不可考[133]。1989年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出版的《胡耀邦傳》、1992年濟南出版社出版的《超級審判》也有相同內容，沒有說明出處。[134][135]于光遠曾在回憶錄中說，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還不是常委，沒有在大會上講過話」[136]:243-245；于光遠和朱佳木等人的回憶都證實陳雲在此次會議上只有兩次小組發言[133]。網路上流傳陳雲說毛「建黨他有份，建國他有功，治國他無能，文革他有罪」[137]。陳雲女兒陳偉力在2013年5月6日舉行的毛澤東思想座談會上公開否認，說這是李銳對毛的評價，不是陳雲說的[138]。
- 劉亞樓曾否認蘇聯援助內戰。他回憶道：「一般人總認為蘇軍留給四野不少武器，這是誤解……當時我們曾向中央建議，以中央的名義向蘇軍要些武器。毛主席當即電示：中國革命主要靠中國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義向他們要東西。這個電報我親自看過，要查一下。」[139]1946年6月30日， 毛澤東在致羅榮桓的電文中說：「你到目的地後，除治病外，請找菲里波夫（斯大林名字的電文代號）對滿洲的情況有所陳述，但勿作過高過多要求，東北鬥爭主要靠自力更生。此外，請就你所知對關內解放區情況有所陳述，勿作任何要求，因關內完全靠自力更生。」[140]但楊奎松認為，國共內戰中蘇聯紅軍確曾經把繳獲自日本關東軍的部分日本武器移交給中共的東北野戰軍[141]。蘇聯情報機構將軍帕維爾·蘇杜普拉圖夫在其1994年出版的個人回憶錄《特殊使命》中說，蘇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遼瀋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渡江戰役這些戰略進攻行動期間特意引發「柏林危機」，是斯大林和毛澤東共同協商而做出的一個重大戰略計劃，他們想以此轉移美國對中國內戰的注意，將美國的援助重心牽制在歐洲，減少美國對國民黨軍隊的援助力度[142]。
- 毛澤東的私人醫生（1954—1976年）、原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院長李志綏在其《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記載，毛澤東私生活混亂，跟多名年輕女性如張玉鳳有性夥伴關係，並染上男性滴蟲病且傳染多人。[143]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林克、徐濤、吳旭君等人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歷史的真實》，反擊李志綏書中的說法，並認為「這本書名為李志綏的個人『回憶錄』，但我們很清楚，以李志綏個人的經歷和能力，是絕對寫不出來的」[144]。而在書中經常被李志綏提到的前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亦出版《汪東興公開毛澤東私生活》一書，反駁李志綏的記錄[145]。
- 1958年4月15日，毛澤東說：「除了黨的領導之外，六億人口是一個決定的因素。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146]，批評馬寅初「社會主義下也有人口問題」的觀點，造成中國人口過多，給自然環境與經濟增長帶來巨大壓力。[147]中國後來不得不採取一胎化政策[148][149]。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的穆光宗教授認為毛澤東的觀點是「人多力量大」[150]。但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認為毛澤東最初沒有在計劃生育上批判馬寅初，並曾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到人口問題時肯定馬寅初的觀點；而「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主要是肯定這個合作社依靠群眾力量戰勝了嚴重自然災害，並沒有鼓勵多生孩子的意思[151][152]。
- 中共中央紀委第一書記陳雲對如何正確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有過多次講話，指出要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評價革命領袖功過、得失。在1979年1月4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陳雲曾經與胡喬木談過以下幾點意見：
- 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凌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着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說。
- 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鬥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鬥爭時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不可能。
- 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聽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次是中南。[153]
- 我們黨從一九二一年成立至今快五十八年了。中國共產黨是勝利了的執政黨，是毛澤東同志領導我們黨取得了偉大勝利。鄧小平同志對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概括得很清楚。他說：「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主席，我們黨很可能還在黑暗中苦鬥。」民主革命勝利後，恢復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造都很成功，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也有缺點、錯誤。為什麼？因為沒有自己的經驗，光有別人的經驗不行。要求革命領袖沒有缺點、錯誤是不可能的，是空想。這不符合辯證唯物論，也不符合毛澤東同志本人的意見。[154]:242[153]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2011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毛澤東思想生平研究分會年會暨「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術研討會上說：
「不容否認，毛澤東同志晚年犯過嚴重錯誤。對於經濟建設急於求成、盲目求純、造假浮誇的錯誤，對於階級鬥爭嚴重擴大化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我們不但不能迴避，還要繼續深入地研究其發生發展的原因，深刻地記取沉痛教訓，永不能再犯。但是，我們也決不能容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以此借題發揮，給中國共產黨抹黑，給毛澤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抹黑，給社會主義抹黑。對這些言論，我們不能聽之任之，而要通過深入的、有針對性的研究，用事實來說話，用科學論證來說話。」[155]
- 胡平為康正果《還原毛共》一書的序表示，評價毛必須跳出『「解放」前是萬惡的舊社會，「解放」後是幸福的新社會』的中共史觀，而把毛放在中國百年的大歷史框架中，依照中共從建立到發展壯大的脈絡中予以評判。因為毛正是依賴中共建立的黨軍／黨國體制才能倒行逆施。毛為中共立的功越大，對中國和中華民族犯的罪就越深。[156]
- 余英時教授認為，中國官方對毛澤東的態度一直陷於褒貶兩難的困境：一方面，毛澤東是「中共王朝」的「始皇帝」，如果不加以褒揚，則等於否定這個「王朝」合法基礎；另一方面，如果褒揚過於熱烈，又有可能助長黨內「保守派」氣焰，而否定現行政策的合法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的進行[96]。大陸上雖出版不少有關追憶毛澤東生平作品，但其真實性都尚待考察，到現在為止，還看不到可信的直接史料，造成正確評價的困難[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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