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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英語：Henry Norman Bethune，直譯：亨利·諾曼·貝休恩，/ˈbɛθ.juːn/；1890年3月4日—1939年11月12日）是一位加拿大胸外科醫師、醫療創新者和人道主義者，加拿大共產黨黨員，中國共產黨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革命烈士。
| 白求恩 Henry Norman Bethun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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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 | 1890年3月4日 加拿大自治領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 |
| 逝世 | 1939年11月12日（49歲） 中國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 |
| 死因 | 敗血症 |
| 墓地 |  中國河北省石家莊市華北軍區烈士陵園 |
| 紀念建築 |  加拿大蒙特利爾諾爾曼·白求恩廣場 |
| 國籍 |  大英帝國 |
| 母校 | 多倫多大學 |
| 職業 | 內科醫生、外科醫生 |
| 雇主 | 蒙特利爾維多利亞皇家醫院（麥吉爾大學附屬），蒙特利爾聖心醫院 |
| 知名於 | 開發移動醫療單位、手術器械和運輸血液的辦法；於中國抗日戰爭期間為中國軍民給予醫療援助 |
| 政黨 | 加拿大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
| 軍事生涯 | |
| 效命 |  大英帝國（1917 –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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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戰爭 | 第一次世界大戰 中國抗日戰爭暨第二次世界大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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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祖先是蘇格蘭人。第39任溫哥華市長羅品信是白求恩的遠房親戚。白求恩的高祖父約翰·白求恩牧師是基督教長老會牧師（1751–1815），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建立了該市第一間基督教長老教會，也是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創始人之一。祖父老諾爾曼·白求恩是多倫多大學三一醫學院的創始人之一，是聞名加拿大救死扶傷的名醫。白求恩父親馬爾科姆·白求恩是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督教長老會的牧師。根據加拿大華裔總督伍冰枝著作的記載，白求恩的父親馬爾科姆·白求恩受當時美國著名基督教布道家和學者慕迪（D.L.Moody）很大的影響。
白求恩1916年從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1916年加入加拿大皇家海軍成為一名中尉軍醫，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往返於歐洲、加拿大之間。一戰後，白求恩在底特律行醫。1923年到蘇格蘭愛丁堡參加英國外科醫學會會員考試時結識了當地的一個富裕家庭出身時年22歲的弗蘭西絲·坎貝爾·彭尼，二人相戀，於1924年結婚，婚後定居底特律。1926年白求恩患肺結核，認為不能把病傳染給年僅25歲的妻子，獨自前往紐約州的特魯多療養院治療，妻子回到了愛丁堡，一年後法院判決離婚。由於白求恩自己就是胸外科醫生，在自身上做了當時試驗性的「人工氣胸療法」，並由此發明了一系列的胸外科手術器械，如「白求恩肋骨剪」。在他康復之後給弗蘭西絲去信，二人於1928年在蒙特利爾復婚。白求恩在蒙特利爾麥吉爾大學皇家維多利亞醫院任胸外科醫生。1931年1月，白求恩在《加拿大醫生》雜誌發表一篇文章《從醫療事業中清除私利》：「窮人有窮人的肺結核，富人有富人的肺結核。窮人得了它就會死去，而富人卻能活下來。」「讓我們把盈利、私人經濟利益從醫療事業中清除出去，使我們的職業因清除了貪得無厭的個人主義而變得純潔起來。讓我們把建築在同胞們苦難之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種恥辱。」1933年白求恩成為卡特威爾市聖心醫院胸外科主任並當選美國胸外科學會理事。然而由於白求恩過於專注工作，兩人於1933年再次離婚。但二人仍然保持着通信聯繫。
白求恩是全民免費醫保的早期擁護者，他於1935年訪問並出席了在蘇聯莫斯科召開的國際生理學大會，親眼目睹了那裡的全民免費醫療體系的優點，回國後大力推動全民醫療體系。
白求恩於1935年10月加入了加拿大共產黨。1936年春天，他發起成立了蒙特利爾保衛人民健康促進會，自任會長，匯集起一批醫生、護士以及社會工作者。在他的領導下，會員們定期開會審查其他國家的衛生體系，以提出一項旨在解決魁北克和加拿大醫療體系內實際問題的改革建議。經過大約六個月的研究和討論，該協會制定了改善現有醫療體系的四點建議，內容包括市政府給貧困民眾提供廉價藥品、推行強制性醫療保險和自願性醫療保險、為失業者提供廉價的醫療服務等，並在1936年夏天進行的魁省大選中提交給政府、反對黨和醫療體系的工作人員，然而這個建議遭遇到公眾的漠視和來自醫療部門的敵意，讓白求恩感到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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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9日至1937年5月白求恩率領一支加拿大醫療隊到西班牙作為支持國際反法西斯志願者投身西班牙內戰。在此期間他創辦了一個移動的傷員急救系統，成了日後被廣泛採用的移動軍事外科醫院的雛形。為了輸血以搶救失血過多的傷員，白求恩發明了世界上第一種運輸血液的方法。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參加美國洛杉磯醫療局舉行的歡迎「西班牙人民之友」宴會，遇到了中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領導人之一的陶行知。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紹了七七事變後中國的抗日戰爭形勢，白求恩向陶行知表示：「如果需要，我願意到中國去！」 白求恩就此事向加拿大共產黨作了匯報，稱「西班牙和中國都是同一場戰爭中的一部分」「中國比西班牙更加迫切需要醫生」，「（白求恩）在西班牙的經驗可以運用於中國的反法西斯戰場」。1937年12月，受美共與加共的派遣，白求恩赴紐約接受國際援華委員會（由共產國際授意美共與加共推動組建，配合宋慶齡主持的保衛中國大同盟為援華抗日做募捐宣傳）資助組建了加美醫療隊準備赴華從事戰地醫療工作。該醫療隊的另外兩人是：北溫尼伯的聖約瑟夫醫院外科手術醫療部的精通中文的加拿大籍女護士簡·伊文（Jean Ewen，或譯作瓊·尤恩，中文名於青蓮）；臨行前參加的美國外科醫生帕森斯。
1938年1月8日，加美醫療隊攜帶一批藥品和手術器材，從溫哥華乘船赴中國。登船前白求恩給前妻弗朗西絲寫了告別信。1938年1月20日抵達香港，收到了美國共產黨中國局通知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安排加美醫療隊乘飛機至武漢。在武漢等待北上期間，白求恩與伊文到漢陽基督教長老會醫院（今武漢市第五醫院）幫助工作；醫生帕森斯決定留在武漢國統區，白求恩明確拒絕了在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管轄區工作，而轉而幫助中國共產黨。經過在武漢的軍委會政治部副主任周恩來安排，1938年2月22日，白求恩與伊文及基督教傳教士查德·布朗醫生一行運送醫療物資的數十輛大車離開武漢，經戰亂中的河南、陝西潼關渡黃河到山西風陵渡、運城、至臨汾附近的八路軍總部。這時遇到日軍沿同蒲鐵路南下進攻，白求恩一行又經潼關轉道於3月20日抵達西安，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負責人林伯渠的安排下，最終於1938年3月31日抵達延安。4月1日與毛澤東會面時，白求恩說利用他從北美帶來的醫療器械足以組建一支戰地醫療隊，到前線就近搶救重傷員；毛澤東對白求恩說的傷員立即手術將有75%的復原率很高興，表示會大力支持他的工作。1938年5月2日白求恩率一批醫護人員離開延安前往晉察冀邊區，成了一名戰地醫生。簡·伊文留在了陝甘寧晉綏邊區，後於1939年初赴皖南新四軍總部工作半年，1981年在加拿大出版回憶錄詳盡回憶了與白求恩赴華的全過程。[1]毛澤東致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聶榮臻：「同意任白求恩為軍區衛生顧問，對其意見和能力完全信任」。白求恩同晉察冀的木匠鐵匠一起製造手術器械，他也幫助創立醫生護士和醫院勤務兵的訓練，一再致信聶榮臻創辦軍區衛生學校大量培養醫護人員。他也設計把包裝箱用作手術台以及馬背藥箱。他曾創下了冀中齊會戰鬥在69個小時內為115名傷員動手術的紀錄。他在中國時期曾和毛澤東通信。白求恩在中國的一年九個月另十七天，寫了很多信與文章寄給美國加拿大的機構與友人，向國際社會宣傳中國的抗戰形勢，呼籲國際社會為中國抗戰提供經費、物資和人員援助。
白求恩原定於1939年10月20日啟程短暫回北美為組建八路軍後方醫院與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籌款。這時遇上了日軍發動對晉察冀冬季大掃蕩。白求恩選擇留下來參與反掃蕩作戰的醫療救治。1939年10月29日淶源縣摩天嶺戰鬥中為一名腿部受重傷的傷員做手術，在日軍迫近時為加快手術進程，白求恩把左手伸進傷口掏取碎骨，一片碎骨刺破了白求恩的中指。3天後的11月1日白求恩為一名頸部患丹毒合併蜂窩組織炎的傷員做手術，手指處的開放創口遭到感染。11月12日因敗血症在河北省唐縣黃石口村農民邸俊星家去世。去世前一天寫給聶榮臻的遺書：
親愛的聶司令員：
今天我感覺身體非常不好，也許我要和你們永別了！請你給加拿大共產黨總書記蒂姆·布克寫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倫多城威靈頓街10號，同時抄送國際援華委員會和加拿大民主聯盟會。告訴他們，我在這裡十分快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多做貢獻。
也要寫信給美國共產黨總書記白勞德，並寄上一把繳獲的戰刀。這些信可以用中文寫成，寄到那邊去翻譯。隨信把我的照片、日記、文件寄過去，由蒂姆·布克處置。所有這些東西都裝在一個箱子裡，用林賽先生送給我的那18美金作寄費。這個箱子必須很堅固，用皮帶捆住鎖好，外加三條繩子。將我永世不變的友愛送給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國的朋友們。
請求國際援華委員會給我的離婚妻子坎貝爾夫人撥一筆生活款子，分期給也可以。我對她應負的責任很重，決不能因為沒錢而把她遺棄了。還要告訴她，我是十分內疚的，並且曾經是快樂的。
兩張行軍床、兩雙英國皮鞋，你和聶夫人留用吧。馬靴、馬褲，請轉交呂（正操）司令。賀（龍）將軍，也要給他一些紀念品。
兩個箱子給葉（青山）部長；18種器械給游副部長。
15種器械給杜醫生；衛生學校的江校長，讓他任意挑選兩種物品作紀念。
打字機和繃帶給郎同志。手錶和蚊帳給潘同志。
一箱子食品和文學書籍送給董同志，算我對他和他的夫人、孩子們的新年禮物。
給我的小鬼（邵一平）和炊事員（老張）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雙日本皮鞋。照相機給沙飛。
貯水池等給攝影隊。醫學書籍和小鬧鐘給衛生學校。
每年要買250磅奎寧和300磅鐵劑，用來治療瘧疾患者和貧血病患者。千萬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帶去購買藥品，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
最近兩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在這裡，我還有很多話要對同志們說，可我不能再寫下去了。讓我把千百倍的謝忱送給你和千百萬親愛的同志們。
白求恩[2]
晉察冀軍區衛生部部長葉青山在《白求恩同志》一文中說：「我們宿營在唐縣黃石口村……我派了一位技術好的醫生去照顧白求恩大夫……醫療隊的醫生採取了一切緊急措施和外科處理，病情仍不見好轉……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時20分……結束了他光輝的生命，離開了我們。」[3]
晉察冀軍區後方醫院院長林金亮回憶說：「11日黃昏，我受軍區首長指示，冒着嚴寒，快馬加鞭，一口氣趕到黃石口村。我急切地直奔他的病床，只見他正伏在床上寫他的遺囑。他面色蒼白，兩頰深陷，身體已經衰弱到了極點……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時20分，諾爾曼·白求恩大夫……獻出了他自己寶貴的生命。」[3]
白求恩警衛員何自新寫道：「11月11日深夜，我坐在昏暗的燭光下守護着他。突然，他扶着床沿，吃力地站了起來。我急忙上前去攙扶他。白求恩大夫扶着我的肩，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我的床前，抱起我的被子，看着我紅紅的眼睛，用生硬的中國話安慰我說：『小鬼，你去休息一會兒吧，我的病好一些了。』我再也忍不住了，失聲痛哭。12日凌晨，我們親愛的白求恩大夫，這位偉大的共產主義戰士和我們永別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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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1939年11月23日致加拿大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轉白求恩醫師家屬電稱：「白醫師突於本年11月12日，因施行手術不慎，致中毒死於晉察冀邊區。這是我們一個重大的損失。」
- 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1939年11月23日致加美援華委員會轉白求恩大夫家屬電稱：「加拿大共產黨之優秀代表白求恩大夫，為維護正義和平，援助中國人民之解放事業，不辭艱辛遠道來華，曾在敝軍服務，兩年於茲，功績卓著，深得全軍愛慕。」「於本年11月12日於晉察冀邊區逝世。敝軍將士，聞此噩耗，莫不深為哀痛！」「不僅我國抗日戰爭一大損失，亦世界人類解放事業之一大損失也。」
- 1939年12月1日，舉行了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大夫大會。大會致加美援華委員會轉白求恩大夫家屬電稱：白求恩大夫「不幸於本年11月12日，因施行手術，致中毒殞命於晉察冀邊區，噩耗傳來，全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人士，均認為這是中華民族與全世界人民之重大損失，極表哀痛，除舉行追悼大會，並表揚勞績外，特致慰問之意。」[3]毛澤東親致輓詞：「學習白求恩同志的國際精神。學習他的犧牲精神、責任心與工作熱忱。」陝甘寧邊區政府送輓聯：「萬里跋涉、樹立國際和平，堪稱共產黨員模範；一腔熱血、壯我抗戰陣壘，應作醫屆北斗泰山。」聶榮臻轉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弔唁文：「加拿大共產黨員白求恩同志，不遠萬里來華參戰，在晉察冀邊區八路軍服務兩年，其犧牲精神、其工作熱忱、其責任心均稱模範。」「白求恩同志這種國際主義的精神值得中國共產黨全體黨員的學習，值得中華民國全國人民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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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2月21日，毛澤東為八路軍政治部、衛生部將於1940年出版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專門寫了一篇文章《紀念白求恩》。文中說：
白求恩同志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一個外國人，毫無利己的動機，把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當做他自己的事業，這是什麼精神？這是國際主義的精神，這是共產主義的精神。每一個中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從前線回來的人說到白求恩，沒有一個不佩服，沒有一個不為他的精神所感動。晉察冀邊區的軍民，凡親身受過白求恩醫生的治療和親眼看過白求恩醫生的工作的，無不為之感動。......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於人民的人。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
這篇文章後來和毛澤東的另外兩篇同一時期的文章《為人民服務》和《愚公移山》一起在文革期間成了所有中國大陸人都要背誦的「老三篇」。白求恩的名字也因此而家喻戶曉。
他的遺體葬在唐縣晉察冀烈士陵園，1949年遷葬到石家莊的華北軍區烈士陵園。陵園中僅有的兩座雕像是為他和柯棣華大夫立的。並以他命名成立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和白求恩醫科大學（前身為白求恩主持創建的八路軍晉察冀軍區衛生學校，親自製定教學方針和教學計劃，親自修訂教案並授課、帶實習。該校沿革2000年併入吉林大學，改名白求恩醫學部）。
1964年中國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和八一電影製片廠以他的事跡合拍了一部電影《白求恩大夫》。編劇趙拓，總導演張駿祥（耶魯大學畢業），總攝影吳印咸。吳印咸曾經在白求恩生前拍攝過白求恩的紀錄片和多幅照片。主演美國人譚寧邦（1916年-2001年，美國共產黨員，1946年到中國，《人民中國》畫報主編），演員有田華、梁波羅、村里、英若誠、揚在葆等。
1965年8月30日毛澤東主席為廬山療養院護士鍾學坤題寫「學習白求恩，學習雷鋒，為人民服務。毛澤東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日」。1995年6月西苑出版時出版的《毛澤東題詞手跡選》第38頁發表。
1989年11月，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紀念白求恩犧牲五十周年大會，當時中共中央領導全部出席，對他的貢獻做了肯定。
1991年設立的白求恩獎章，由國家人事部、衛生部共同頒發，是對全國衛生系統模範個人的最高行政獎勵。凡獲得「白求恩獎章」者，同時接受榮譽證書和通報表彰，並享受省、部級勞動模範待遇。每年頒發一次，每次獲獎者1至10人不等。
2009年中國網民在互聯網上評選「十大國際友人」，白求恩得票最多[4]。
2014年1月11日經國家民政部批准在北京成立白求恩精神研究會（簡稱「白研會」）。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竺、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梅穎、解放軍總後勤部副部長秦銀河、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解放軍總後勤部衛生部部長任國荃、中國衛生思想政治工作促進會會長高強、中國醫師協會會長張雁靈、加拿大駐華大使趙朴（Guy Saint-Jacques）等，以及白求恩精神研究會會員代表、首都各屆代表共190餘人出席了成立大會。
1971年，加拿大約克大學的一個以理工學科為主的學院正式命名為諾爾曼·白求恩學院 (Norman Bethune College)。時任的大學代理校長在講話中說，這個學院的命名是為了紀念白求恩醫師。
1973年，加拿大總理皮埃爾·特魯多訪華後，加拿大政府購買了白求恩出生的格雷文赫斯特基督教長老會的莊園。前一年，白求恩被宣布為具有國家歷史意義的人物。
1976年，修復後的建築作為白求恩紀念館向公眾開放。2012年，加拿大政府開設了一個新的遊客中心，以提高遊客的體驗。
1990年3月，為了紀念白求恩誕辰一百周年，加拿大和中國分別發行了兩枚相同設計的郵票。[5]
1998年，白求恩入選位於安大略省倫敦的加拿大醫學名人堂。2000年，多倫多大學舉行了白求恩國際外科手術年度圓桌會議，這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年度外科手術會議。
2000年8月，具有中國血統的時任總督伍冰枝參觀了格雷文赫斯特，並揭幕了鎮上的一座白求恩銅像。該銅像坐落在該鎮主要街道Muskoka Road上的歌劇院前。
魁北克蒙特利爾市建立了一個以白求恩命名的公共廣場，並為他樹立了一座雕像，位於Guy-Concordia地鐵站附近。他的檔案存放在麥吉爾大學的Osler醫學史圖書館。
2006年2月7日，西班牙馬拉加市為紀念白求恩而開設了「加拿大人步行街」。這條大道與「Crow Rock」海灘平行，通往阿爾梅里亞，向白求恩和他的同事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幫助馬拉加人民的團結行動致敬。儀式上，揭開了一塊紀念牌，上面寫着。"加拿大人步行街——紀念1937年2月加拿大人民經諾爾曼·白求恩之手向馬拉加難民提供的援助"。儀式上還種植了一棵代表西班牙和加拿大的橄欖樹和一棵楓樹，作為友誼的象徵。[6]
1990年，中、加、法合拍了一部電影《白求恩：一個英雄的成長》（Bethune: The Making of a Hero）。
2005年，中、加合作拍攝了一部電視劇《諾爾曼·白求恩》。
白求恩一生都熱愛藝術，曾創作了很多藝術作品，包括肺結核的感悟，自畫像，火爐，夜間手術台等等。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畢業之後，因為曾服役一戰和加拿大海軍的關係，他開始了在英國倫敦病童醫院的學習實習生活，在那裡他結交了很多藝術家朋友，藝術的熱忱和奔放，給予了他的人生更廣闊和激情的方向。
沒有藝術上的專業培訓，白求恩憑藉頻繁參觀藝術館，藝術圈朋友們的薰陶，閱讀和自己的那點小聰明，很快學會了鑑別一件藝術品的優劣。在西倫敦醫院工作時期，他了解到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買到的廉價作品，很快能在倫敦賣到一個好價錢。他以此借錢經商，作為副業來支持自己在倫敦的社交生活和揮金如土的習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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