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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思想家 (1868-1936)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原名学乘,字枚叔[注 1],一作梅叔。后易名为炳麟。因反清意识浓厚,慕顾绛的为人行事而改名为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浙江馀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朴学大师、民族主义革命家、注音符号设计者、中国医学院首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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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生于1869年1月12日,书香门第,并且家庭富有,有藏书楼,家中还有医学家传。1880年,十三岁的章太炎到外祖父朱有虔处启蒙。据他自己回忆,祖父章鉴及外祖朱有虔让他阅读《东华录》,了解扬州、嘉定、戴名世、曾静的事。[2]1883年,也就是十六岁时,他奉父之命参加童子试,但因病未能赴试,遂放弃功名。隔年他上书李鸿章,自称其学‘一以荀子、太史公、刘子政为权度’,提出政治改革的方案,不过未获回音,随后在家自学。[3]1890年,章遵从父亲章濬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谭献等,关注经、子之学,初步确立对“今、古文”界线的认识。
1894年清日甲午战争之后,章太炎曾捐款予维新派强学会,与康南海、梁启超通信。1896年,梁启超和夏曾佑派叶浩到杭州请章太炎来上海任《时务报》主笔。他担任主笔不过四个月便因反对孔教,发生与麦孟华等人“拳殴”之事件。此后回到浙江,与较为稳健改革派王仁俊、宋恕等人相往来。1898年春,曾应张之洞之邀,赴武汉办《正学报》,但未出刊便辞谢离去。7月,到上海参与汪康年所办的《昌言报》。戊戌政变后,章氏仍遭通缉。12月4日,避祸流亡到台湾,居台北万华剥皮寮[4],任《台湾日日新报》记者,主编《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与日本人馆森鸿等相往来。次年6月10日由基隆转赴东京。太炎在台论文计有41篇,诗文评、诗16篇,多数刊在《台湾日日新报》,同情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这些论文占章氏著作份量并不多,却是研究章氏早期思想相当重要的资料,《正疆论》谓“以支那与日本较,则吾亲支那;以日本与满洲较,则吾宁亲日本。”文中并推崇延平王郑氏,贬抑降清将领洪承畴、李光地,反映章氏虽厕身台湾,反满的汉族民族意识仍甚为急切。在台亦参加玉山吟社[5]的唱和,与复审法院院长水尾训和(诗号晚翠)、报馆主笔籾山衣洲“以文字订交”,来往甚密。[6]中国白话文运动之后,章氏写给大众阅览的文字转变为通俗的文笔,曾做为张我军鼓吹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理由之一,台湾日治时期新旧文学论战时,新旧双方各执章氏文字风格之一端以彰显己方立论的正确性。
1899年5月,东渡日本,借住于横滨梁启超处,在京都、东京活动,并通过梁启超结识了孙中山。7月,返回上海参与《亚东时报》编务工作,结识唐才常。此时章太炎之排满观和古文经立场日益明确,在苏州出版了其著作《訄书》,由梁启超题签。他认为当时所有的时弊都是满洲统治造成的,故立宪革命并不能解决问题;故对宋恕说:“当前不可苟效立宪政以迎之,莫若理其本,当除胡虏而自植”。1900年义和团事件发生后,趋新之士大夫严复、汪康年、唐才常等在上海张园组织“中国议会”以挽救时局,并策划自立军起义,章太炎应邀参加。在会上,章太炎反对光绪帝复辟,主张驱逐满、蒙代表,并割辫明志。但章氏仍与康、梁等人保留着联络。[3]
1901年,至苏州东吴大学任教,宣扬民族民主革命,引起江苏巡抚恩铭注意。
1902年,二月章太炎再次逃亡日本,寓梁启超《新民丛报》馆,并与孙中山结交,极力调解孙文与康有为二派的关系。三月计划在东京举办“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支那亡国”意指南明永历帝政权的灭亡,预定的举办日期为明思宗殉国之日,但是纪念会在清廷向日本政府施压下被禁止[7]。这时他通过日本的中介,接触到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字学等领域的学术著作。当年夏回上海后,重新改定《訄书》[8],并有撰写《中国通史》的计划,与梁启超同为现代中国“新史学”的奠定者。此期间,参加上海爱国学社,且常于《苏报》发表文章。
1903年,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9],指斥清帝,又为邹容《革命军》作序[10],刋于6月10日的《苏报》内,遂发生震惊中外之“苏报案”,乃与清廷两曹对质,被上海公共租界当局判刑,入狱三年。在入狱期间,章太炎亦笔耕不辍,常为香港《中国日报》撰写论文[11],又著《癸卯狱中自记》,内文有“上天以国粹付余”,是“国粹”一词在中国出现之始。
1906年,章太炎出狱,由同盟会迎往日本东京[11],担任《民报》主笔。由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主张立宪,反对暴力革命,章太炎在《民报》撰文批驳,与梁启超论战。此时章太炎主张“以国粹激励种性”,“以宗教发起热情”,其《民报》上的文字,乃是以佛理说革命,主张“革命之道德”。撰有《中华民国解》,为中华民国定“国号”之功。又参与此期兴起的国粹主义运动,自1905年起,在《国粹学报》上发表若干学术文字,并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宏奖光复,不废讲学”。
1907年,因《民报》经费问题与孙文有矛盾[12]。四月,章太炎与张继等人在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1908年,四月开始,为留学生开设讲座。10月,《民报》因宣传中国革命被查禁。1909年,因《民报》复刊及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冲突,章太炎指复刊之《民报》不合法,并攻击孙中山。1910年,二月,章太炎、陶成章等于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与同盟会正式分裂。1911年,章氏继续在东京讲学,当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他即中断讲学回国,11月15日,抵达上海[13]。
此前,1903年章太炎与近代古文经学另一重镇刘师培定交,此后因学术祈向相近而交往日密。后刘师培由其妻何震出面,接受端方的收买,写了自首信——《上端方书》。1908年2月,刘师培返回日本东京,充当端方暗探,并且续办更为激进的《衡报》,鼓吹无政府主义革命。同时组织齐民社,举办世界语讲习所。1908年5月24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刘师培夫妇伪造的《炳麟启事》,大意为章太炎声称将“不理世事,专研佛学”。6月10日,东京《民报》上刊载章太炎应对的《特别广告》,他愤怒抨击《神州日报》捏造事实,指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后又发生有人欲谋害章太炎的“毒茶案”,经调查,投毒者是刘师培姻弟汪公权。东京留日学生界一片哗然。其间,日本政府应清廷要求,查禁了《民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的《天义报》也未能幸免。
刘师培夫妇在东京不能立足,只得返回国内。刘师培因恶气难消,遂写信向黄兴揭露章太炎曾应允满清总督张之洞、端方:“只要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之事,此事令章太炎难以辩驳,十分狼狈[来源请求],此时他又与孙文、汪精卫、黄兴等因《民报》不合,乃由提倡光复转入专心论学,著有《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齐物论释》等。其中《国故论衡》为近代学术史上有数之巨制,开辟了汉语言文字学、经学、文学、及哲学心理学的现代化研究的先河。1909年又编有《教育今语杂志》,撰写若干白话述学著作,以普及学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11月15日,章太炎回到中国上海,向黄兴提出“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劝告。并在槟榔屿《光华日报》连载发表政论《诛政党》。1912年2月,孙文聘任章为南京临时政府枢密顾问[14]。5月,他与张謇、伍廷芳、那彦图同为新成立共和党理事[15]。11月,袁世凯委任章为东三省筹边使[16]。1913年4月,从长春返回上海,时值宋教仁被刺后,善后大借款风潮又起,南北变色,5月,章太炎到武昌,试图调停,不久到北京接受袁世凯给他的勋二位[17]。6月15日,与汤国黎结婚[18]。此时,章针对孔教会提议设孔教为国教,发表《驳建立孔教议》[19],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在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章觉察袁世凯包藏祸心,于1913年8月进京,欲与袁世凯说理,袁不见,更被监视居住,终日蜗居于共和党本部内[20]。1914年1月7日,大闹总统府[21][22][23],后被移押至龙泉寺内居住[24],说章太炎是精神“瞀乱”。袁世凯每月提供五百大洋作为生活费用,同时亲自手书下人八条保护准则,其中包括:“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毁物骂人,听其自便,毁后再购,骂则听之”,诸如此类的条款[25]。被袁世凯囚禁时期,犹为吴承仕等人讲学不辍,后集为《菿汉微言》。此间,再次修订《訄书》,改题《检论》。又集其著作为《章氏丛书》,先后由上海右文社及浙江图书馆出版铅印及木刻本。1916年5月,章太炎尝试逃离北京,但被追回[26]。袁世凯病死,章太炎终恢复自由,6月杪,重回上海[27]。
1917年2月,中国政府应美国政府要求,抗议德国使用潜艇攻击中立国船只的行为遭到章与谭人凤联名反对[28]。6月初,因北洋系督军宣告独立,要求解散国会,章太炎与孙文发电给陈炯明,声言:“以保障国会,歼灭叛徒为限,一事未成,必不罢兵旋旆[29]。”7月,二人到广州,发起护法运动,非常国会推举孙文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后,孙即任命章太炎为元帅府秘书长,为孙文作《代拟大元帅就职宣言》。9月26日,章太炎与吴景濂等人到云南力劝唐继尧接任元帅[30],后途径四川、湖南、湖北,东下上海。1919年1月12日,章太炎致函孙中山,反对南北议和。
1920年,拥护联省自治运动。1922年,在上海讲学,曹聚仁根据记录整理为《国学概论》。但章太炎始终没有放弃对黎元洪、吴佩孚、孙传芳等新旧军阀势力的期望,反对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4月7日,上海成立反赤救国大联合会,章太炎被推为理事长。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章太炎采取不合作态度,自命“中华民国遗民”,曾遭国民党上海党部通缉。1928年,批评蒋介石改换国旗:“今之拔去五色旗,宣言以党治国者,皆背叛民国之贼也。”1930年代后,活动限于上海、苏州一带。晚年主张读经,并据《春秋》“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义,力主对日强硬。1935年,在蒋介石资助下,于苏州锦帆路开设章氏国学讲习会,招收最后一批学生,并出版学刊《制言》。章太炎晚年学术由汉学转向宋学及王阳明之心学,而其经学成就亦更注重魏晋经学,上窥两汉经学之不足,撰有《汉学论》。又曾撰《救学弊论》批评现代教育体制,主张回归民间办学和书院教育。
1936年6月14日,因鼻窦癌卒于苏州锦帆路寓所[31]。
章氏的思想受到多方影响,因为变化的历程相当繁复,依其《菿汉微言》中的自述,是以“始则转俗成真,终则回真向俗”十二字予以归结。大抵而言可以1908年著成的《齐物论释》为界。在此之前,章氏先习朴学、诸子以及西方进化论和社会学,在因苏报案入狱之后,则改习佛法法相宗,而后思想便以唯识学为尚,认为先秦诸子之学皆不足比拟,固可谓“转俗成真”。自《齐物论释》著成之后,章太炎因齐物思想的启示,不再仅以唯识为唯一标准,转而认为凡“外能利物,内以遣忧”之学皆有价值,开始对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进行重估。即进入“回真向俗”的境界[3]。
形成章太炎思想的背景主要来自四个渊源:一为受乾嘉考证学的影响,讲求客观实证;二为跟随晚清诸子学兴起的潮流,对荀子、庄子、老子三家思想加以揄扬,尊子贬孔;三为受到严复的影响,在其早年的文章中尤其多以进化论作为理论架构;四为佛学,尤其是佛学中的唯识论,是章氏后期思想的支柱,使其思想体系中充满个人主义、相对主义的色彩。除了这四大渊源外,顾炎武、王夫之的民族思想,章学诚、戴震、孙诒让、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也对章太炎具有相当的影响力[3]。
东京时期:钱玄同、许寿裳、朱希祖、黄侃、汪东、沈兼士、马裕藻、龚宝铨、陈寅恪、周树人、周作人、胡以鲁、易培基、陶焕卿、钱家治、朱宗莱、余云岫等
北京时期:吴承仕等
上海时期:马宗霍
1892年,23岁的青年章太炎,奉父母之命,娶妻王氏[36],育有三女。1903年,王氏病故。
1912年,特立独行的章太炎在在40多岁的时候,在北京、上海的各大报章公开刊登征婚启事,择偶条件是“人之娶妻当饭吃,我之娶妻当药用。两湖人甚佳,安徽人次之,最不适合者为北方女子,广东女子言语不通,如外国人,那是最不敢当的。”
后经过蔡元培介绍,1913年,44岁的章太炎与时年30岁的浙江人汤国梨在上海哈同花园结为夫妇。婚礼当天,章太炎过于兴奋,把皮鞋都左右穿反。
章太炎夫妇育有二子。[37]
儿子[38]
女儿
章太炎共育有四个女儿,都是古字命名。三个女儿到了适婚年龄,都没人提亲,因为想提亲的人不懂读她们的名字,不敢提亲。章太炎得悉此事后,在宴会中“无意间”说出她们名字的念法,三个女儿的婚事才不至于因为“不会念名字”而耽误[39]。
《时务报》、《昌言报》、《经世报》、《实学报》、《译书公会报》、《亚东时报》、《台湾日日新报》、《民报》、《国粹学报》、《教育今语杂志》、《大共和日报》、《华国》、《制言》等
当时的北京大学,有名的教授,大多出之于章太炎的门下,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鲁迅)、沈兼士等。章太炎为人戏谑,以太平天国为例,封黄侃为天王,汪东为东王,朱希祖为西王,钱玄同为南王,吴承仕为北王。当年二十七岁的胡适独树一帜,在大师环伺的北京大学,教起《中国哲学史》,其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颇多沿袭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下卷“诸子学”诸篇的观点。胡适实为章太炎中年以前学术衣钵的继承者。但此时章太炎本人的学术已经有所转向,故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不甚满意(参见章太炎《与柳诒徵书》)。胡适则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中说:“章炳麟的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这是无可疑的。但他的成绩只够替古文学做一个很光荣的下场,仍旧不能救古文学的必死之症,仍旧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馀,反之正则’的盛业。”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922)称章太炎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
鲁迅在1936年临终时回忆其师章太炎:“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46]强调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而相对忽略其学术业绩,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至1980年代大陆评价与研究章太炎的主调。[原创研究?]